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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教授”何道宽:对于学术,我甘坐冷板凳,坐得下来

编辑:陈苏雅 来源:晶报 发布时间:2019-11-12

“你在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像他这样全身心投入的学者。翻译一本书时,他视之如同己出;他始终将译事视为自己的生活。我任何时候都可能收到他的邮件,子夜、凌晨,24小时任何时候收到他的邮件,我都不会感到意外。他似乎在24小时连轴转,不知疲倦为何物。时区差异对他毫无意义,因为他脑子里始终亮着灯。”——这是美国媒介理论家、科幻小说家、媒介环境学会顾问保罗·莱文森教授对何道宽的评价。

在深大,何道宽被同事们视为“大概是深圳大学校园里每天起得最早的人”。何道宽从事文化学、人类学、传播学研究30余年,著作和译作90余种,逾2000万字,其中,1700万字为其在退休17年时间里默默耕耘的成果,被深大学生称为“百万教授”。11月6日下午,晶报记者来到深圳大学校园,与“百万教授”何道宽一起从学术的视角共同探讨时下热门话题。

谈社会认知

人不要做媒介的奴隶,人要去驾驭媒体

晶报:“媒介即讯息”是麦克卢汉最为世人熟悉的学术思想。您觉得大众有没有必要了解媒介环境学?理论知识会不会离大家生活太遥远?

何道宽:不会,媒介环境学的巨匠麦克卢汉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预言了当今时代“万物皆媒”。

在复印机出来的时候,麦克卢汉就说“人人都是出版人”;电话出来时,他就说“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因为电子媒体通过音像或者视像把人的形象发送出去,使人的形象和肉体脱离,成了无形无相的存在,把人外化出去了。这即为“人人都是出版人”,“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过去大家都不能理解他这个话,他太超前了,现在大家就都可以理解了。电视、新媒体出来以后,诸如此类的“麦氏语言”就更好理解。所以,了解媒介环境学就是了解人们自身的生活,是有必要的。

晶报:如今,我们不仅拥有传统媒介:广播电视报纸,还人手一部手机、电脑、iPad、电子手表……您会不会觉得现在的时代媒介过多、生活过少?

何道宽:是这样的。就说手机,因为手机把大千世界都拉进去了,一手机在握,世界在握。技术发展到这一步,你完全可以依靠手机生活,什么事都能办,什么都办得好、都办得上。但是,总是沉浸在虚拟世界里的山山水水,就会容易忽略现实生活中的风景。人的发展一定是要将虚拟世界生活和真实生活相结合的。

晶报:媒介的井喷使得人人都能成为记者、人人都能做新闻,您觉得这对社会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

何道宽:利弊同在。好处就是人人都可以自我满足、人人都有高峰体验。网红、粉丝也是一种高峰体验、自我满足。人的需求有很多层次,从生存的需求、物质的需求、安乐的需求、安全的需求,到最后还有精神的需求。所以,“万物皆媒”,人人都是自媒体,人人都是新闻记者。人的精力可以得到释放,人的精神可以得到解放,这是好事。

但是,另一方面也容易出现非理性的东西。推特、微博是一两百字,像一个紧箍咒,是不完全的,所以,它们在理性、逻辑、结构、思想性上会打折扣。

人是无法完全自律的,社会应该怎么办呢?所以,社会要有治理机制,要有适当的网络管理和社会管理。最基本的,网络要有监控的“守门人”。而对于个人,在伦理、道德、文学修养上都要全面提升。但是,也不能过多地提要求,慢慢来吧。

晶报:现在社交媒介的高度发展,让更多人参与到公共生活中来,但同时也引起了一些争议。您觉得,媒介的发达给这个世界带来哪些变化?

何道宽:这是每个人都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但是不能将事情完全归咎于媒介技术本身。因为媒介本身无所谓向善、向恶,它没有倾向,善恶取决于使用媒体的人。攻击、污蔑他人,这种事情在任何社会、任何时间都有可能发生,都应该防止并谴责。所以,人要有向善的熏陶、向善的心理,同时,网络管理也要适当地负起责任。人不要做媒介的奴隶,而是要驾驭媒体。总的来讲,人类的技术应该是光明的。

谈人生道路

“无可救药的保守”:在生活上低标准、在工作上高标准

晶报:在深圳大学建校三十周年时,您曾称自己为“hopelessly conservative”,您为什么这样评价自己?

何道宽:是这样的,“hopelessly conservative”翻译过来就是“无可救药的保守”。我的生活和一般的大众生活是脱节的。小时候家里太苦,读书是副业,劳动是正业。要读书,很艰难。在四川外国语学院读书的时候,由于生活上的困难,我得了重病——双肺结核、严重的肠胃炎,但在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生命危险,还是在拼命读书,即使三天三夜睡不着,还是要半夜三更起来背书。

退休之后,很多老师劝我出去旅游,说我英语又好又退休了,应该出去走一走。当时,我就说要等70岁以后。但是,70岁以后,有些退休老教师全世界都走遍了,我还是没有出去,直到最近两年,我才出门逛一逛。因为我和老伴的年纪都大了,再不出去的话,就要走不动了,旅行社也不收了。75岁以上老人家去报名旅行社,是要签生死状的。

2002年1月退休之前,我的译著达四五百万字。退休之后,终于有时间做学问了,平均每年100万字,十七年就是1700万字。再加上原来的四五百万字,就超过2000万字,译著92本,正式发表较有影响力的论文50多篇,著作4本书。

所以,我的亲友都讲我是“老红军”。因为,我在生活上低标准、在工作上高标准。对于学术,我甘坐冷板凳,坐得下来。

晶报:您当时是为什么从英语转到传播学?

:1999年以后,我将重点转向传播学有三个原因:一是深圳大学的学科要发展,文学院的传播专业要发展。第二,国内传播学即将进入一个爆发期,传播学似乎要获得显学的地位;从20世纪80年代年代初引进来,90年代末面临大发展大突破的局面。国家需要,我要转过来。第三,从我个人来讲,我1980年在国外接触到传播学,就决心把麦克卢汉、霍尔等大家引进来。1999年,商务印书馆约稿,他们要出《理解媒介》的第二版了。

现在,外界对我的评价是:传播学经典和名著的引进,何道宽是第一人,这个不光是给我个人长脸,也是给深圳大学、给深圳市争光了。因为总有人认为,深圳这个地方的人都是不做学问的。做行政工作接待来宾时,我都要说一句话:深圳大学有一批死心塌地做学问的人。郁龙余教授、景海峰教授、吴俊忠教授、吴予敏教授、阮炜教授、苏东斌教授,还有一大批北京大学和其他高校来的精英,都是一心一意做学问的人,没想过玩耍,从来没想过去做其他的事情。我很高兴,从外语口转过来以后,我能够对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做一点贡献。

晶报:您的译著涉及领域广泛,包括文化史、人类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其中最重要的当然还是传播学,您在翻译传播学著作中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何道宽:学问是相通的。我跨越了十来门学科、翻译了数十本人文社科著作,深深体会到人文社科是相通的。过去能体会到这种现象,翻译了若干学科的经典和名著以后,体会更加深刻了。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很多不同学科的作者都引用同样的著作、用上了同样的注释,可见不同的学科、著作、作者有相通之处。1987年翻译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时,我做了500多条注释(原著没有一条注释),这些注释在我的其他译著里差不多都能用上。

晶报:了解到您的生活作息是每天晚9点睡觉,凌晨3点准时起床写作,现在许多年轻人都做不到如此精力充沛,是什么一直支撑着您保持如此高效运转的呢?

何道宽:两个原因,第一是自己有强烈的动机,把事情做好,不怕苦不怕累,甘坐冷板凳;第二是社会需要,说得窄一点,就是深大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发展需要我的支持。

就国内而言,传播学是一门新的学科,1998年国家正式承认传播学这门学科,因此需要大量引进经典名著,有能力、有准备、愿意吃苦、有修养去做这份工作的人不多。而且你看见市面上的译作译得不好时,心里就很痛苦,甚至很气愤。这就回到“良币淘汰劣币”的问题了。

晶报:您会不会跟随潮流,像年轻人一样刷抖音微博?

何道宽:不会。我没有手机,联络靠座机和电子邮件。我也不玩微博,更不会去看抖音、快手。我觉得这一切视频都有点浪费时间。新闻网上不是都有视频吗?凡是视频我都跳过去。我喜欢看文字。对于文字,我是主动的,可以驾驭、可以跳跃、可以一目十行。相反,如果看视频时跳跃,你就不太容易接上去。不得不用手机时就依靠一根“拐棍儿”——我老伴儿的手机。我有点太极端了吧,大家不要学我。

谈学术翻译

做翻译要做到“五个对得起”,不鼓励年轻人尝试学术翻译

晶报:听深大学生说,您被称为“百万教授”,为什么呢?

何道宽:那是几年前的事了。深大校友会办了一个刊物,叫《深大校友》,两个学生记者到我家里来采访了两次。访谈录题名《百万教授遨书海》,我没想到,这个头衔是他们给我安的,不过,“百万教授”也“有迹可循”(笑)。1993年到深圳大学后,我一共出了80多本书,退休之前,只出了5本,其余的书都是退休以后出的,平均每年超过3本,有时候一年出五六本,2019年出8本。平均每年一百多万字。

晶报:现在许多学翻译的学生自称为“翻译狗”,认为翻译是搬文字砖,既辛苦回报又少。您荣获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的“资深翻译家”称号,您如何看待这一称呼?

何道宽:这个词还是比较新鲜的,我理解的“翻译狗”有三层含义:一个是翻译工作价值的问题,等于是价值判断;第二是有点自嘲,觉得翻译工作很枯燥;第三,翻译是比较传统的“行业”。第一点,关于它的价值问题。虽然翻译和创作不一样,但学术翻译和经典文学翻译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所以说,翻译不完全是搬砖,不完全是苦力,它有智力、有创造。第二点,学术翻译肯定是枯燥的。所以需要我们耐得住寂寞。翻译一两个句子不算什么,翻译大部头几万字、几十万字、上百万字的经典,那就是非常枯燥的。第三点,翻译属于传统型的行业,与如今人人搞创新、人人搞创业的时代不太一样,翻译比较偏旧一些,不如短视频来得生动形象。

晶报:您会对现在从事翻译的一些年轻学子有些什么建议吗?

何道宽:我的建议是没有几十万字的小豆腐干文章发表之前,千万不要去尝试大部头的书,更不能去动经典,否则的话就得罪经典、就对不起经典作家了。

二三十年来,我翻译的主要是经典和名著。我的翻译要做到“五个对得起”:一是对得起作者,你要吃透人家的理论、思想和文本,“信”是至关重要的;二是对得起出版社,出版社要靠这译作书收获名利;三是对得起读者;四是要对得起自己,你的东西留下来以后,翻译不好就会让人诟病,何苦呢?五是翻译经典和名著一定要对得起后世,它毕竟是要流传的。在我的92本书中,有二十几本书是再版的。这其中一部分书肯定是可以流传下去的,因此要对得起后世,经典翻译要反复打磨。这并不是简单的“搬砖头”。

但是,我并不鼓励年轻人尝试学术翻译,年纪大的人、有点历练的人、比较成熟的人可以花点时间来搞学术翻译,年轻人从事这行就太苦了,投入产出不成比例。

何道宽

深圳大学英语及传播学教授、政府津贴专家、资深翻译家,曾任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副会长,现任中国传播学会副理事长、深圳市翻译协会高级顾问。翻译的《理解媒介》一书在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最具有影响力的300本书”之一,何道宽也被称为“麦克卢汉在中国的代言人”。  

何道宽在少年时期接受了传统国学教育,熟读四书五经,而后进入新制中学。1959年,何道宽进入四川外国语学院英文系,毕业后,留校从事英语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1978年,我国在“文革”后恢复硕士生招生,年已36岁的何道宽赶上考研,入读南京大学英语系,师从著名学者陈嘉教授,主攻战后美国文学;1979年,何道宽应召回母校为首届硕士生开设“英语理论语音”,旋即于1980年下半年,被派遣留学至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戈申学院做访问学者。

1993年,深圳大学在《光明日报》上面向全国张榜招聘教授,何道宽从四川奔赴特区,支援年轻的特区高教事业,将跨文化交际学以及翻译、英美文化、比较文化研究带到大学的课堂。

美国跨文化传播学奠基人之一迈克尔·普罗瑟教授评价,何道宽教授是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对中国高校传播学的拓展作出了贡献。(晶报记者李灿彬 采写:晶报记者蒋津津 实习记者刘洋洁林雯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