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逝世

享年105岁

◎ 深圳特区报驻京记者 李萍

据新华社消息，昨天凌晨，著名作家、翻译家、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钱锺书夫人杨季康（笔名杨绛）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因病逝世，享年105岁。“世纪老人”走了，“他们仨”在天堂又可以团聚了。

杨绛先生于1911年7月17日出生于北京，本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少年时代先生在北京、上海、苏州等地读书。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当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为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生。1935年与钱锺书结婚，同年夏季与丈夫同赴英国、法国留学。1938年秋回国，曾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1949年后，调任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杨绛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作家、戏剧家、翻译家，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她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2014年还在公演；杨绛93岁出版回忆一家三口数十年风雨生活的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一百多万册，96岁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岁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

1932年初，杨绛大学毕业，她放弃出国留学机会，考入清华研究院做外国语研究生，深受男生的爱慕。“杨绛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才貌冠群芳，男生求为偶者70余人，被戏称为‘七十二煞’。” 初次见面，杨绛眼中的钱锺书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当时两人只是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但当下都彼此难忘。后来，钱锺书写信给杨绛，约在工字厅相会。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最终这对有缘人成就了“人世间最理想的婚姻”。

“我最大的功劳是保住了钱锺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杨绛曾说。“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最才的女，最贤的妻”，这则是钱锺书曾写给杨绛的“赠语”。

杨绛先生的离开令很多人悲痛和感怀。据报道，中国小说协会秘书长卢翎评价说，杨绛的散文平淡、从容而又意味无穷。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读她的散文更像是聆听一位哲人讲述些烟尘往事，在平静、平淡、平凡中有一种卓越的人生追求。而作家周国平表示，“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我分明看见她在细心地为她的灵魂清点行囊，为了让这颗灵魂带着全部最宝贵的收获平静地上路”。许多网友也纷纷留言表示“这是一位令人尊敬的睿智女性”，希望“先生一路走好，在天堂的‘我们仨’，希望安好”。

“今天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非常悲痛，钱先生、杨先生对我们年轻一辈都很好。”著名学者、82岁高龄的柳鸣九接到本报记者的电话也很是伤心。

柳鸣九与杨先生曾经都在西方文学研究室工作过，也曾同住在东四头条的宿舍大院，交往较多。在柳鸣九回忆钱先生、杨先生的长篇文章《君子之泽，润物无声》中，他曾写道“我初见到的杨季康正是50出头的年龄，她精瘦娇小，举止文静轻柔，但整个人极有精神，似乎她就是精气神的高度凝聚，特别是她那两道劲遒高挑而又急骤下折的弯眉，显示出了一种坚毅刚强的性格。”柳鸣九曾回忆说，“一次，我们家因额外开支经济上一时告急，杨先生得知便主动支援我们几百元。后来，又一天，一位经常在钱、杨身边行走、替他们办些琐事的青年同志，递给我一个小纸包，里面有20元人民币。”“没有想到，到了第二个月，那位同志又照例递给我一个小纸包……然后，第三个月，第四个月……而且我也获知，研究所里每月不落地从钱、杨那里得到接济的竟有十多个人，基本上都是处境倒霉、生活拮据的青年人、‘小人物’。这就是说，钱、杨两人每月的工资，大部分都用于接济施舍了，而且至少坚持了好几年，如同一项固定的‘制度’……”

“杨先生是一个奇迹！”今天，在电话中，柳鸣九对本报记者说，“不仅因为她百岁高龄时的思考智慧，还有她的坚毅。杨先生承受过不少磨难，但她都挺过来了。我们从来把钱先生和杨先生视为一体，简称为‘钱、杨’，钱先生在我看来，是几个世纪都难得出现一个的学术奇人，今天杨先生又走了，她的离开，对中国文化建设来说也是很大的损失。”

“我一生是钱锺书生命中的杨绛”

◎ 马 强

《我们仨》买了很久，一直从未敢翻开。

其实从内心里，是没有勇气去直视一个年近百岁的老人、在接连失夫丧子之后，以怎样的心境自处：从前越温暖的，当下一定越悲切。

如今掸去书页上的浮尘，看到杨绛先生写下的这样的话：“现在我们三个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

“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们都算不清。杨绛先生的离世，或许会让人在凄惶中释然，“我们仨”，终究要团聚了。

让时光回溯到1932年的春天，那时候杨绛考入清华大学，与钱锺书相识。

第一次见面，钱锺书说：“我没有订婚。”

“我也没有男朋友。”杨绛回答。

同样是1932年，沈从文致信张兆和：“如果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张兆和拍电报告之：“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同样是1932年，松花江决堤，洪水泛滥哈尔滨市区，萧红欠钱太多无法离开旅馆，萧军趁夜租了一条小船，用绳子把萧红救下，随后有了自己的家。

和民国时期或浪漫或传奇的文人情史相比，钱锺书和杨绛的爱情，开始得简单而随意。

此后六十多年，两人历经战争、离乱、去国、还乡、著书、从教、下放、批斗、平反……

老去了的杨绛，从容追忆：“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一生治学，公众眼中的钱锺书：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一代“博学鸿儒”、“文化昆仑”。

一世相守，杨绛眼中的钱锺书：“我最大的功劳是保住了钱锺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这是钱锺书的最可贵处。”

终其一生，同样学贯中西、著作等身的杨绛，以为钱锺书之妻为最高的成就：“每项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我一生是钱锺书生命中的杨绛。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常使我感到人生实苦。但苦虽苦，也很有意思，钱锺书承认他婚姻美满，可见我的终身大事业很成功，虽然耗去了我不少心力体力，不算冤枉，钱锺书的天性，没受压迫，没受损伤，我保全了他的天真、淘气和痴气，这是不容易的。实话实说，我不仅对钱锺书个人，我对全世界所有喜读他作品的人，功莫大焉。”

为人妻为人母，杨绛毕生，同样令人高山仰止。

1997年，被杨绛称为“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去世。一年后，钱锺书临终，一眼未合好，杨绛附在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

如今追思，再坚硬的心灵也会为之触动。

一生相守，是很艰难的历程。做人和治学，是同样费解的题。

作家陈丹燕写过老年的王元化与张可：“当他们相对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里还是闪烁着活生生的、热烈的爱情。

‘这个长故事里有太多的苦难和坎坷了。’我说。

‘基督教的说法是，人生就是一个苦难的过程。’王元化说。

‘夸张了。’张可说。”

1995年8月，张兆和写下这样的话：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时至暮年，杨绛在《我们仨》中著言：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钟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

经历了人生的百转千回，苦难、误解或是快乐，如今他们一一都走了。

送别杨绛先生

◎徐 泓

5月18日的晚上，听到一个揪心的消息：杨绛先生病情危重，又不让抢救，恐怕难过去了。远在深圳，7天来我多次默默面向北方，为老人家祈祷。

昨天凌晨1:30，杨绛先生走了，一家三口终于在天国团圆。

父亲与杨绛先生的同窗之谊

杨绛先生，在我的父亲口中，始终唤她“季康”。而杨绛先生称呼父亲“献瑜学长”。他们之间有过一段大学的同窗之谊。更巧的是他们的生日相隔一天。父亲是7月16日，杨绛先生是7月17日。杨绛先生和父亲说：“你九十大寿之后，我才知道你的生日和我只差一天。不过年份不同，你庚戌，我辛亥。”

2010年父亲过百岁生日，之前很早就收到了杨绛先生的贺卡：

好一尊老寿星。

多福、多寿、多子、多孙

一家人 和和顺顺无比温馨。

今日寿星百岁生辰

料想贺客盈门

人人喜笑欢欣

我也一片至诚

祝贺您

万福万寿万事如意称心。

1928年，杨绛先生从苏州振华女中，父亲徐献瑜从湖州海岛中学，同时考入设在苏州天赐庄的东吴大学。第一年入学的新生只分文理科。一年的学业修成，杨绛先生是文科第一名，父亲是理科第一名。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国土沦丧、时局混乱，学潮风涌，东吴大学于此际停课。1932年2月下旬，杨绛先生和父亲、沈福彭、孙令衔、周芬等五人结伴北上，来到北平燕京大学寄读。

在吴学昭的《听杨绛谈往事》一书中，对这段行程有过记述：他们是坐火车到南京，由渡船摆渡过长江，改乘津浦路火车路上走了三天，到北平已经是2月27日。费孝通（父亲的东吴大学、燕京大学双重校友）接站，到燕京大学东门外一家饭馆吃晚饭，饭后踏冰过未名湖，父亲等三个男生住进未名湖北岸的男生宿舍备斋，杨绛先生与周芬住进了未名湖南畔的女生宿舍二院。

杨绛先生在6年前写给我父亲的一封信中感慨：“我们同到燕京借读的五人，如今只剩你我两个了。”

父亲向我讲过五人中的沈福彭先生。他和父亲是湖州同乡，中学时就曾一起结社，把湖州世界书局的新书几乎都看遍了。他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理学院化学系，1937年获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39年，和在美国留学的父亲同一年，他俩都放弃了国外优越的工作条件，返回祖国。沈福彭先生是山东大学医学院的创始人之一，但1957年在其49岁年富力强的时候，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错案才得以彻底纠正。

杨绛先生和父亲回忆更多的是五人中的孙令衔先生，他是钱锺书先生的表弟，后来与杨绛先生的妹妹杨青结为夫妻，和我们家同住在燕东园多年。孙先生1934年获燕京大学理学硕士学位。1937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也是在1939年前后回国任教，是精细有机化工方面的专家。“文革”中不堪凌辱，自杀三次未遂，历经折磨去世。杨绛先生和父亲感叹五人中他俩是幸存者。

我第一次见到钱锺书伉俪

杨绛先生写的书，父亲每本必看。最早的《干校六记》，我就是从父亲那里知道的。他和母亲说：“季康写的，一定要看，文笔太好了。”当时，我还没有把“季康”和杨绛先生对上号。

杨绛先生的《洗澡》1988年先在香港、台湾面世，1989年初三联书店出了样书。我那时已经是中国新闻社的一名记者了。杨绛先生是看在我父亲老同学的面子上，打破了不接受记者采访的惯例，让我完成了对这本书的报道。

第一次见到钱锺书伉俪的情景，我永远难忘。

走进钱宅，只觉满室书香。他们的客厅与书房合二而一了，主要空间都被书柜书桌占据着，两张老式的单人沙发挤在一隅，权且待客。除了书柜，屋里必不可少的还有书桌。一横一竖，两张旧书桌，大的面西，是钱锺书的；小的临窗向南，是杨绛的。

“为什么一大一小不一样呢？”我问。

“他的名气大，当然用大的，我的名气小，只好用小的！“杨绛回答。

钱锺书马上抗议：“这样说好像我在搞大男子主义。是因为我的东西多！”

杨绛笑吟吟地改口：“对，对，他的来往信件比我多，需要用大书桌。”

我看到钱先生的案头确实堆满信札和文稿。他坐在桌旁，举着毛笔告诉我：“每天要回数封信，都是叩头道歉，谢绝来访。”

两位老人待客热情，毫无架子。那天我落座不久，钱锺书先生就很周到地提醒杨绛：“人家报道了你，让你笔下扬名，笔下超生，该贿赂一下，送人一本《洗澡》呀！”杨绛先生赶忙快步走进里屋，取书、题字，然后交到我的手里：“这是我送的第一本书。”

听两位老人谈话，妙语清言，议论风生，真是一种享受。尤其那逸兴遄飞的淘气话儿，时不时地似珠玉般涌出，令人忍俊不禁。他们的幽默与众不同，有一股通达世情又超然物外的味道，使人仿佛置身于一个智慧世界里。

我告诉钱锺书先生，不少人看过《干校六记》都觉得杨绛先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钱先生在厚厚的眼镜片里闪动着狡狯的目光：“可爱与否，要由她的老公来说。”

话题不知怎么转到中西文化比较，那段时间正以此为时髦，许多人赶浪头似地大谈“比较”。

钱锺书先生憎恶这种学风，他忿忿然起来：“有些人连中文、西文都不懂，谈得上什么比较？戈培尔说过，有人和我谈文化，我就拔出手枪来。现在要是有人和我谈中西文化比较，如果我有手枪的话，我也一定拔出来！”

在一旁的杨绛先生，马上伶俐地从书桌上的笔筒里抽出一把锋利的裁纸刀，塞进他的手里：“没有手枪，用这个也行。”

两位年已耄耋的老人，思想和应答的机敏，竟如年轻人一般。

父母亲从此和他们有了联系。通过我的信互相传递着问候。

钱锺书先生的签名很独特，三个字合一。他用毛笔写，杨绛先生用钢笔写，一手娟秀、柔中有刚的小字。

1990年我的母亲病逝。这以后，杨绛先生还时有信函问候父亲，7月酷夏，她在信中说：“请问候你爸爸，天气闷热，希望他善自珍摄，你自己也保重.”。

两位百岁老人的世纪友谊

1998年钱锺书先生病逝。2003年杨绛先生出版了《我们仨》。

这本书刚一面世，父亲就催着我们马上买回来。这本书在他手里停留的时间很长，经常不忍卒读，长长叹气。反复看完以后，他让我们收起来，此后再也不去翻动。

2009年以后，杨绛先生和我父亲开始通信往来，她给父亲寄来几张自己的照片，信中一一注明这是那一年拍摄的。其中1997年的一张照片，背后写着几行字：“1997年一月在三里河南沙沟寓所，钱锺书在医院里，1998年12月去世（北京医院），女儿在西山脚下医院里1997年3月去世。1996年11月我方知她病情。学校、医院和女婿都一直瞒得紧腾腾，我以为她的病一定会好，到病危时方才告诉我，但我还是很镇静。”

父亲反复看，喃喃自语：“季康啊，季康。”

2010年7月16日，父亲百岁生日。

第二天，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的生日，父亲特意打电话问候。两位老人因耳朵都已不大灵光，没有多谈，但从父亲的第一句问候：“季康，你好勿啦”两人就开始用吴侬软语交谈。

三天以后，父亲因肺炎高烧住院，三个月以后，10月23日父亲病逝。所以，这是父亲生前打过的最后一个电话。

父亲去世后，我和杨绛先生通过几次电话，一直想和妹妹们去看看她。她都以“见到你们会难过的”婉拒了。

她在电话中说：“1933年同到燕京大学借读的5个人，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如今，杨绛先生也走了。

（作者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