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文学：新的生存批判叙事

自从上世纪90 年代中国文学以非常不情愿的姿态走向“边缘化”以来，准个体虚构写作、女性主义写作等成为了一种文学时尚，使整个深圳文学保有了五四新文学以来所具有的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社会干预性品格。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是在为自己新的社会生存而写作，或者引用张未民先生的判断来说明：“这是一种生存中的写作”。

众所周知，自从设立经济特区以来，深圳这个城市就急剧扩张和膨胀，不断重组和建构着新的社会秩序和新的文化空间。如果人们还能够认同深圳是一个现代都市，那它绝对是全然不同于北京、上海的新型都市。

作家南翔

作家丁力

如果说职业生存和身份生存是深圳这个新型城市社会的生存真相，那么正是这种独特的城市生存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催生了深圳也是中国行业文学和打工文学的发达。大学教授写高校，南翔就写过《博士点》，曹征路写过《南方麻雀》；银行职员写银行，谢宏就写过《信贷项目经理》；职业经理写股市操盘手，丁力也写过《高位出局》《职业经理人》；导游写旅游行业，央歌写过《来的都是客》。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个城市所拥有的千奇百怪的职业，都能够在文学中找到其对应性的书写。打工仔们没有深圳户口与编制，意味着他们没有固定的职业和稳定的工资来源，也意味着他们社会身份的卑微。他们往往游走于社会底层的各个行业与角落：他们卖保险、做中介、搞物流物业、上工厂流水线，乃至身不由己地涉足色情行业。也恰恰是这些成为作家的打工仔们，成为了中国社会深度的潜望镜。他们创造的“打工文学”写出了各行业的黑幕，也写出了打工生存的梦想、苦痛与失落、血泪与颤叫，如戴斌的《深南大道》《压米》。

作家曹征路

这些行业文学和身份文学所呈现出的“新城市”景观，远不同于老舍、王朔、徐坤之于北京的嘲讽化市民想像，更不同于刘呐鸥、穆时英、卫慧之于上海的现代时尚书写。在曹征路笔下，深圳是一个嘈杂而血肉飞溅的工场，老工会主席因替工友们维权未果，愧疚难当，而躺倒在巨大的蒸汽锤之下（《那儿》《问苍茫》）；在吴亚丁的笔下，深圳是一个出租之城，年轻的叶蝉（研究生）们和陈旎（空姐）们工作、租住于出租屋里，同时他们也出租着自己的智慧与美貌，当这些人生资本消散殆尽时，他们便无奈地让渡着自己的人生（《出租之城》）。总之，这里来来往往的每一个人，都是这城市的过客（央歌《来的都是客》）。写字楼里的白领们，就像那玻璃缸里的金鱼貌合神离（谢宏《貌合神离》）。而楼外搵工失意的“苦瓜们”“土豆们”，或“对着太阳撒尿”；或大脚踹向垃圾箱，嘴里却在嘟囔着：“长这么丑，我容易么？”（戴斌《长这么丑，我容易么》）；亦或在心中幽幽地念叨着“我们不是一个人类”（吴君《我们不是一个人类》）。更有网络作家不无偏激地以《天堂往左，深圳向右》为题，来书写他们的深圳印象。一部分打工作家开始对这原本充满无限艳羡与诱惑的新城市生存产生了“过敏症”（谢湘南《我的过敏史》），纷纷转向对家乡温情怀念的书写（卫鸦《被记忆敲打的黄昏》《被时光遗失的影像》《被红土串起的记忆》，孙向学《二傻》《天堂凹》），像他们的前辈沈从文一样，间接地表达了对这新的城市生存的批判。

显然，深圳作家面对这座城市，一直在做着一种立足于自身生存位置与感受的不无情绪化的批判性书写。如果说，北京叙事是以一种老住民的身份，嘲讽、笑看、调侃着北京城里所发生的世事风云与人间变幻；上海叙事则以一种主人的身份，享受着追逐着这座摩登城市的现代与新奇。那么，深圳叙事就是在以“过客”的身份怨恨着、批判着这座城市。“过客”，是深圳人的文学影像；批判，是深圳叙事的美学品格；怨恨，是深圳文学的主流情调。

特定的社会场域，蕴酿了特定的社会情绪；独特的社会情绪，又规定了文学的美学品格追求取向。文学的现实规定性这一定律，至少在深圳这40 年的文学书写历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也能够解释一些内地评论家在解读深圳文学作品时所产生的困惑：为什么深圳这些作家在享受现代化好处的同时，却干着“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人”的勾当？深圳这座令世界惊艳的现代化城市，为什么至今仍然还没有产生与之相匹配的现代派“先锋文学”？深圳的这种“怨恨文学”，不是我们一直所熟悉的平民文学和革命文学吗？

身份写作：批判美学的局限

深圳文学确实具有某种批判现实主义美学品格。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并不是人们所想像的巴尔扎克式和鲁迅式的冷峻批判，而是一种对新的现实生存的不适应及其社会情绪的记录与写实。因为巴尔扎克对当时巴黎的风俗有着深入的分析；而鲁迅则对五四前后中国人的国民性有着透彻的了解。

对深圳作家而言，人们根本就用不着去号召“回到现实”“回到生活”。深圳文学几乎就是匍匐在当下现实生存地面，呼吸于工厂流水线、大街小巷、出租屋和写字楼里。《人民文学》和《文艺争鸣》正在倡导创造“非虚构”文学时，其实从90 年代以来，深圳就一直在做着非虚构的文学。因为这种新的城市生存体验的沉重，根本就不容许他们去虚构一个子虚乌有的文学世界。大部分年轻作家的文学写作技术也限制了其对虚构的运用空间。对他们来说，最需要的只有表达、倾诉乃至宣泄。因此，当90 年代整个中国文坛走向政治“边缘化”，纷纷投入叙事技术探索、走向现实主义文学话语反叛、从事对人的历史意识与个体意识的唤醒时，深圳文学却自然而然同时也是悄无声息地回到了对当下生存感受的叙写上。

改革开放文学创作工程“中国作家深圳行”

文学的针对性，在深圳，从来就没有这么明确过，那便是完成对新的社会生存的批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当整个中国文学搏击在“存在”和“话语”的虚空中，从而导致文风乃至文体走向阴性化或软体化（当然是以“个体化写作”名义出场的）的时候，深圳文学尽管缺乏写作技术的精致，却集体性地表现出一种久违的刚健与硬朗色彩。这种不无刚健与硬朗的文学，尽管不是能够抚摸或慰藉心灵的文学，却有一种难得的对时代与社会的批判力度、以文字担当起社会道义的力量。这种“铁笔担道义”的良知文学，本来就是中国文学最宝贵的传统品质。

正如任何外来客都有一根敏感而脆弱的神经一样，深圳文学所散发的出于社会道义的批判力量，恰恰就来源于这座城市集体性的“过客”意识（有文学习作者甚至就以“过客”为笔名）。这种“过客”意识也是作为这座城市移民们的集体无意识形态而存在的。他们总是不自觉地以“非主人”的身份出场，甚至总在以“客者”的身份来自说自话。一张深圳身份证、一本深圳户口簿，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这种文化身份意识，因为连一些有了一定社会地位的先来者也同样如此。正因为深圳人历来就在潜意识中认定自己生活于别人的城市里，因此，深圳作家也是在以一种“他者”身份，怯弱而警惕地打量这座城市的一切人事。他们不可能像北京作家一样，以这座城市的老住民身份，底气十足乃至油嘴滑舌地嘲弄人间的荒诞；也不可能像上海作家那样，以主人的身份，享受着现代城市生存的优雅与美好。所以，这才有了吴君的慨叹：“我们不是一个人类”；也才有吴亚丁的对住在出租屋里的岩桐孤独与寂寞的咀嚼（《谁在黑暗中敲打我的窗》）。

作家吴君

作家吴亚丁

因此，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城市，作为一个新兴移民城市，所有的深圳人都被重新纳入了一个新的社会秩序与新的文化空间里，也被重新赋予了一个新的文化身份——“客者”。因此，我们应看到，深圳作家的这种文化身份，极大地损伤了文学的批判力度。当他们得到“赏识”时，他们就会觉得，这里的天是蓝的，水是绿的，女人是漂亮的，城市是摩登的。有时甚至还会幻觉自己已经是这里的主人，为自己成为这座现代化城市的建设者和享有者中的一员而骄傲、自豪。可当他们的青春与智慧在租赁行为中终结，他们又会大吐忧怨的口水，甚至破口大骂。这种写作心态的摇摆，从现有的写深圳街道、酒楼、咖啡馆、KTV 歌厅和出租屋、工厂、故乡这两类场景的文本中，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证明。写前者时，文本人物有时甚至会借着酒意或面向情人的爱意，径直地喊出“我爱这座城市”，吴君就有小说名为《亲爱的深圳》；写后者时，老板和当权者则成为了心怀鬼胎的恶魔、自身生存苦难的制造者，唯有回到“美好的故乡”（其实也是他们虚构出来的），才能逃出这“地狱”之城，戴斌和卫鸦就有大量关于他们湖南故乡风情风物的描写文本。因此，深圳文学对新都市生存的批判，仍然只是一种世俗的功利的道德批判，尚未达到立足于现代性的批判起点。

无论人们以什么样的身份来写作，其文学书写都不可避免地出现其情绪的偏狭性和美学的局限性。过去的阶级身份和当下正时髦的性别身份，对文学书写的影响无不证明这一点。或许，这些社会文化身份所代表的书写立场本是同一个东西，只在不同时期拥有不同的变种罢了。当然，立足于身份书写的好处也是明显的：一是确实为作家们带来了新的视野与新的发现；二是人的社会文化身份带有特定历史时期的现实规定性，作家也一样。带着这种现实身份的规定性来写作，也使文学天然地具有了现实主义美学色彩。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文学的审美自觉性和情怀的超越性追求终止了，文学的批判力度也就大打折扣了。一个明显的例证——当人们反诘这些制造批判文学的深圳作家：“这座城市又没有关门，既然你觉得深圳这么不好、故乡那么好，你为什么不回去呢？”作家们便只能面临一种无言以对的尴尬。

因此，新的社会生存只是为文学提供了新的书写对象，而文学自身的超越必须依赖作家这一主体的成长与强大。毕竟文学是由作家写出来的。

超越身份写作：新都市文学的出路

深圳文学无疑具有移民文学性质，因而也就带有一种阿喀琉斯的脚踵式的先天性缺陷——以“客者”的身份与立场来书写。只有克服这一缺陷，才有可能使这支业已成型的文学军团拥有充沛的生命力与战斗力。

况且，深圳移民文学与世界发达地区的移民文学相比，还有其独特之处，那就是深圳移民作家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内地移民。即使有个别作家属于土生土长（如谢宏），他们也与这些移民作家有着几乎相同的传统文化背景和教育背景，甚至生存的社会时代背景也是同一的。从本质上来说，他们都属于“文化移民”，他们共同成为了这新的大都会社会生存的第一代文学言说者。他们不可能像昆德拉们一样，在与一个已有的现代都市文学言说进行碰撞、修正的基础上，进行所谓的超越性写作。而对深圳作家而言，要创造真正立足于新的都市生存的“新都市文学”，就不仅要超越他们原本熟悉的社会生存身份书写，还必须要在人文观念、思维方式、生活体认与文学言说途径等方面，进行一种面向自身文学传统的全方位的超越。说白了，就是要求作家们完成全面的自我超越。

第六届深圳文学季启动仪式

然而，细读深圳当下的文本，人们不难发现，这支由移民作家组成的文学军团，绝大部分仍然生活在他们过去的潜意识、记忆和语言里。他们与当下新的文化与观念发生了一种新的断裂，不能承受那看不见的更为现代的精神与文明。他们绝大多数感受到的是一种“异化”所带来的痛苦，于是，在他们的作品中，总是抒发着他们的乡愁与诅咒。他们热衷于关于这座城市新颖信息的提供，而不是把这个新的城市社会作为分析和思考的主题。在一定程度上，这座城市就变成一个移民们脑海中的“被说明”之物，而成为了文学中无主题性的背景。也就是说，作家们原本想要揭示的这座新兴城市的“精气神”，往往落了空。因而，当下的深圳文学呈现两种极端化倾向：一种是媚俗式地采用传统的文学言说方式，粗暴改编或剪裁着我们的现实，让文学仅仅成为各种意识形态的表达，而缺乏作家自己的感性生存经验与认知；另一种则专注于个体感性生存心理的表白，而缺乏对社会与人生的整体把握。偏执，也成为了深圳文学的一种文学风格，成为了吆喝世人的一种手段。

由于这些移民作家们继承的是过去的文学和文化，而在对人的生存与欲望、历史与知识、传统与现代的认识上有着结构性的缺陷，从而导致他们的创作中，对个体与社会、现实与心理、语言与修辞之间的相互关系还缺乏整体性的解决方案。因而，他们只能遵循资本时代注重效率的文化逻辑，以量取胜，不断重复地述说着自己的故事，唱着自己的老歌。

好在有些作家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存在，并决定重写或改写自己的深圳故事。这一方面说明上述观察与判断没有走偏；另一方面也说明，深圳文学在这40 年里还只是完成了一个书写经验的累积过程。所以，实事求是地说，深圳文学还没有真正为中国文学提供新颖的文学经验，甚至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学思维方式。因而作品中存在自己所感受的和自己所要表达的之间的错位现象，也就在所难免了。昆德拉在评俄罗斯人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时说：他枯燥的心灵掩盖在看起来情感汪洋肆意的风格背后。这句话很能切中深圳文学的软肋。深圳的作家应该具有足够的心灵去理解他们文学背后所游荡的情感的伤痕。只有超越这种集体性的身份写作，深圳作家才能形成自己的文学思维方式，真正的新都市文学才会出现，深圳的文学星云也才能获得永久的灿烂。

（转自《文化深圳》2021.03，作者：汤奇云，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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