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由深圳市文联创研部、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与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共同策划组织实施举办深圳湾文化评论征文大赛暨首届深圳文艺评论大赛日前结束，2020年12月底在深圳商报大厦进行了颁奖典礼。

大赛共计收到参赛作品593篇，作者主要来自深圳，另有部分作者来自广州、东莞、惠州、珠海、中山等大湾区城市，以及湖北、江西等地区。评奖办公室聘请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吴义勤，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孟繁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南方文坛》主编、广西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张燕玲，中华美学学会会长、中国中外文论学会会长、深圳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暨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院长、深圳市评协主席高建平等组成终评委，评出一等奖作品1篇，二等奖作品5篇，三等奖作品10篇和优秀奖作品16篇。

近期我们将陆续发布前三等奖获奖作品，以资学习交流。

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的历史叙事

刘洪霞

内容提要：邓一光以考古学家的眼光和态度在历史的田野中作业，以作家学者化的审慎变化，在预设的问题中与历史史料的细节不期而遇，完成了长篇历史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的历史叙事。这部作品超越了他以往历史战争题材小说的创作路径。小说通过独特的想象历史的方法，错位身份的历史缠绕，以及复杂人性的历史挖掘，从历史与想象、历史与身份、历史与人性三个方面呈现出作家不同凡响的历史观，对历史进行更深入的探询，企望把过去、现在与未来建立起生动而有机的联系，因此新的历史叙事被建构起来，历史作为思想资源的功能和意义重新焕发出来。

关键词：邓一光、历史叙事、想象历史，身份错位、复杂人性

长篇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是邓一光移居深圳后潜沉十年的超越之作。例如《父亲是个兵》《战将》《走出西草地》《我是太阳》《我是我的神》等等，也超越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历史战争题材的某种固定的书写模式，在他的创作体系中是一种独特的存在。作家邓一光以考古学家的眼光和态度在历史的田野里孤独地踯躅而行，他从纷繁芜杂的历史史料中追溯、清理、甄选、萃取，在预设的问题中与历史史料的细节不期而遇，并且能够左右逢源，又以文学的辽阔和诗意构建了想象空间，在这个独特的空间内细致而独到地对预设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加以解决，在绝望的困境中推导出寓言性的出口，同时又不失深度艺术加工的功力，使得历史的史料通过思想的纽带具备了文学的肌理、温度和质感，因此获得了文学创作的历史真实。他在历史中寻找真实，“这不是赤裸裸的真实，这是需要穿过虚构和想象甚至梦想，才能追寻的真实”，^[1]他在对历史进行更深入的探询，企望把过去、现在与未来建立起生动而有机的联系。这种作家学者化的审慎变化，在他的作品《人，或所有的士兵》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发展态势向前进发的又一明证。这是一部极其复杂的长篇小说，历史的枝枝蔓蔓，涉及到了许多主题与副主题。整部作品分两条线交叉叙述，一条线是1941年12月8日爆发的香港保卫战战役，另一条线是香港保卫战之后的战俘营的场景。香港保卫战鲜有小说家关注，据说这场仅进行了18天的战役是第一次被小说家写进文学作品。战争是一头历史的怪兽，而这只巨大的、张牙舞爪的怪兽，邓一光是如何将其臣服于自己的笔下。本文从历史与想象、历史与身份、历史与人性三个方面呈现出作家不同凡响的历史观，在他的历史观的指导下，邓一光新的历史叙事被建立起来，历史作为思想资源的功能和意义重新焕发出来。

一、想象历史的方法

在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中，历史被书写得是如此残酷、阴郁、无奈而不可思议。那么，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如何想象历史成为一种方法。细致看来，邓一光有着清晰的思路去面对迷茫而幽微的历史烟云。当然首先绕不开对历史史料的梳理与把握，小说的最终形成，也来自于大量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英国国家档案局、香港特区政府档案处、美国国家档案总署、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等等的历史参考资料。在荒野中拾取历史的碎片，恢复历史的生动场景，这是进入历史的常识通道。关键是作家所特有的想象历史的方法有着方法论上的历史学研究意义和写作技术层面上的途径的实践，这是书写历史小说的难能可贵之处。

小说的体量非常庞大，如何结构作品，是作家不得不面对的艰难选择。作品通过不同人物的法庭陈述、法庭调查、法庭举证和法庭外陈述、法庭外调查、法庭外举证等多重声音的诉说，不仅构建小说主人公郁漱石丰满而立体的形象，同时也塑造了众多鲜活的角色。历史的大树因此而摇曳多姿，众声喧哗，丰富盎然。更重要的是，“多重叙述声口的运用正是为了避免单一主导声音对其他可能性的遮蔽”，^[2]因为，我们终将不能完美地抵达历史的绝对真实，只能通过各种方法与路径无限地去接近历史的真实，被遮蔽的历史才有机会、有可能“守得云开见月明”，只有优秀的文学创作才能使得这种情况成为现实。另外，“法庭”这一人物活动场景的选择，无疑暴露了作家无限的巧思和智慧的想象。因为法庭毫无疑问是庄重与严肃的场所，真相必将曝光于法庭之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然而事实上，历史的天空有多少波谲云诡，变幻莫测。所以说，法庭作为小说的容器，能够将历史赋形，它以无限大的容量涵盖住历史的蛛丝马迹，成为作家邓一光处理历史细节，推动情节发展的最佳抓手，不至于迷失在历史的云烟里。这种写作技术层面上的脱颖而出，令人不得不感叹作家的想象力与创造力。邓一光的“法庭”如同老舍的“茶馆”，各色人等无一在这里出没，真真假假，百态人生，一一上演，最终曲终人散，徒留一声叹息。

邓一光对历史的想象有着细腻而独特的思考，“他不相信历史只有一种抽象的表情，哪怕仅仅只是狰狞和吞噬，也会有具体的姿势和形态，更何况历史与时代的每一次狭路相逢，最终要一个个具体的人来承担……故事不仅是目的，也是手段，而历史不只是背景，同时也是以各种形态渗入进故事的有机构成部分”。^[3]在这部虚构的文学作品里，竟然涉及到了众多的真实历史人物，这些具体的真实历史人物的确以各种形态有机地渗入进故事里面，与虚构人物共同呼吸，共同思考，共同哀伤。这种特殊的文学表达不仅令人赞叹和信服，同时又有时空错乱的穿越之感，恍惚中，不知今夕是何夕，这实在是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高妙之境了。

小说涉及到的真实人物与虚构人物共有200人之多，真实人物中有画家、文学家、音乐家频频出现。真实历史人物的出现并不是为出场而出场，不是简单的陪衬关系，他们具备更重要的功能，那就是与虚构的人物构成了有机的整体。“只要历史小说仍属于小说叙述的一种，我们就必须赋予它较史学更大的自由，能更自由地重组、归结甚至戏剧化地增扩主题内容。” ^[4]由于历史真实人物在作品中的大量出现，使得作家获得了更大的自由，从而能够飞翔于历史的天空之中，所以促使作品呈现出巨大的艺术张力和隐喻层面的意义。例如，主人公郁漱石是一个虚构的文学形象，他15岁时去日本读书，攻读文学，并且寻找生身母亲。生母没有寻到，却遇到了当时正在日本休养的中国现代女作家萧红，有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萧红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虚构的历史人物与真实的历史人物的这次人生巧遇之后，对于郁漱石与萧红之间的关系的书写断断续续地贯穿了整部作品。直到香港保卫战的爆发，此时郁漱石已经从美国回到香港，而这一时期也正在香港的萧红走到了生命的弥留之际。郁漱石与萧红阔别多年以后，再次相遇，感慨万千，唏嘘不已。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作家邓一光的此等安排，寓意何如？“她的文字真是灵异人性到底了，直如早开的樱花，别人看到时，已是一地落红，却又让她一瓣瓣拾回来，做成文字的花，让人羡慕她拥有那么多可以思念的童年往事”，^[5]这是邓一光在小说中书写萧红的文字，本来是在写阴森而恐怖的战争，当写到萧红时，邓一光的笔调却也变得柔软而抒情了，让人有一丝恍惚，这是否就是现实世界的真实？萧红是美好与才华的代言者，却英年早逝，如同一地的落红。郁漱石是小说中多愁善感的文艺青年，他的命运在历史的波涛里起伏不定，终无所依。如果说郁漱石和萧红是代表历史与虚构的惺惺相惜，那么在纸面之外，现实之中，还有一道慈悲而关怀的目光，那就是作家邓一光的目光，他是担当着知识分子使命的作家，他在作品中不仅仅是提供普世价值的伦理，他更提供私人伦理的悲悯与真实。“在这一刻，历史、虚构、现实之间的界限完全消失，三者完全实现了运行逻辑的同一性”，^[6]在此读者会感受到人世间的温暖与慰藉，获得人生的勇气与力量。

大历史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众多小的历史构成，是每一个个体的历史。真实历史人物与虚构人物的勾连，这种真实化地去贴近历史，可以拉近读者与历史的距离，起到共情的效果。这当然是行之有效的想象历史的方法，“但我们也可回过来强调历史小说并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小说。历史小说的逼真写实感肇因历史的不可逆性，其先决条件就是把重点放在独特的与可能的人物与事件上。” ^[7]吉川幸次郎就是这样一个独特的人物，他也是历史的真实人物，他是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是中国文学史学者，同时也是郁漱石在日本留学时的老师。他是公认的亲华学人，也是反战派的同情者。“吉川老师希望学生能埋头读书，倡导文学，学子多了，士兵就少了，学问大了，法西斯就小了”。^[8]幸运的是，在邓一光的历史想象中，郁漱石留学日本期间，不仅上过吉川老师的课，还上过川端康成的课。邓一光通过虚构的郁漱石的眼睛，描绘了这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川端先生消瘦，不到40岁，语气淡淡的，因为身子骨弱，两鬓斑白，讲话断断续续，一双怯怯的眼睛像要躲着什么似的，始终不看人，即使在课堂上，当着仰望他的青年学生，也不断划火柴，一支接一支吸香烟。他讲课思路凌乱，没有什么章法，无非日本纯粹文学如今遭到破坏的一些丧气话，那样没有头绪地讲着，突然冒出一句：日本是懂得美的民族，文学要传递美吧，现在的青年都去学习射击，谁还关心美？不如大家都散了吧。” ^[9]通过文学家吉川幸次郎、川端康成的思想主张来想象历史，是因为作家相信艺术的力量终究战胜战争的丑恶，艺术有春风化雨的能力，它还以自身来强化美好与真实，这种特殊的历史书写暗示了作家的精神深层与价值结构。

整部作品对于战俘营的书写始终没有离开对艺术的书写，然而，战俘营中难以言表的饥饿、疾病、强暴、血腥、摧残与艺术书写构成了强大的、相悖的张力。战争的创伤只是这部作品的表层意蕴，战争必然带来创伤，而创伤背后巨大的张力与隐喻才是这部作品所抵达深刻之处的意义之所在。艺术的美好与战争的丑陋成为两条平行的线，贯穿于作品的始终。这显然不是偶然的出现，“这不是虚构层面的技巧和想象力的问题，而是对现实真实性的洞察力和对具体经验中历史痕迹的敏感性的问题”，^[10]战俘营是一个狭窄的空间，身体的自由被囚禁其中。然而，艺术与思想却可以是自由的，战俘营并不能囚禁住艺术与思想。“一个小说家可能不是一个社会学家，但他无疑知道一种别人不甚了了的叙述形式的社会学。他知道一种小说的叙事结构与历史的或社会结构之间的微妙联系。但是，当他孤独地进行叙述形式的探索时，几乎没有人知道他在对现实和历史进行更深入的探询。” ^[11]文学与历史有如此千丝万缕的联系，以文学的虚构拆解了大历史的权威，这也就是作家想象历史的独到之处。

二、错位身份的历史缠绕

一个人的身份与大历史之间究竟会形成怎样复杂的纠缠，如果是在荒谬的历史面前，一个普通人的命运将何去何从，他作为普通人的身份会发生怎么样的变化。实际上，错位的身份被历史的藤蔓缠绕，会持续对一个人的心理层面的深处形成一种破坏的情结，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讨论了历史与身份多重性的关系与缠绕。

战争爆发之前，郁漱石本来的身份是知识分子，曾经留学日本和美国，热爱音乐、绘画、电影和体育，他的又一身份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时髦词汇“文艺青年”。然而，因为战争的爆发，他的身份变成了战俘营的一名战俘。虽然他也曾经为自己的身份努力挣扎过，那就是在香港保卫战爆发之时，他也试图逃离是非之地，但被老咩（中华民国广东民间抵抗力量组织首领）所宣扬的民族大义之论所迫动，所以临时参加了香港保卫战，导致的直接结果是成为一名战俘。即便是被囚禁在战俘营里，他也没有放弃摆脱这一身份的努力，他时刻在找机会逃出战俘营，并且他的确实现了这一目的。然而，逃出战俘营，他就能恢复原有的身份吗？非也。个体弱小的力量始终无法战胜历史的强大。接下来他又以被告的身份被送上了国民军的法庭。他虽然逃离了日军的战俘营，却终究躲不过国民军的法庭。不过他没有等待法庭最后的裁决，而是不失尊严地决然而去，这其中当然蕴藏了无穷的失望与心伤，但这也是柔弱的文艺青年以决绝的方式对残暴的历史最重、最后的一击。表情狰狞的历史不仅篡改了他的身份，而且最终使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历史随心所欲而又极其功利地对人的角色和身份进行赋予和篡改” ^[12]的魔力，令人不寒而栗、毛骨悚然。可是，极其富有寓意的结局是，这位曾经拥有知识分子、文艺青年、战俘、被告等多重身份的郁漱石最终被安葬的地点与著名学者蔡元培先生的墓地，隔着石阶相望，他们将一直相互陪伴着春夏秋冬。这其中的寓意，不言自明。然而历史是如此吊诡，经过百转千回，历史最终还是归还了郁漱石应有的历史身份。

然而，与郁漱石相对的人物形象——饭岛要人是战俘营的最高指挥官，他的地位身份远远高于郁漱石这位战俘营里的阶下囚，甚至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尽管如此，饭岛要人的身份又何尝不是在历史魔掌的操纵之下。尽管饭岛要人是历史不可饶恕的日本军官，但他的身份却又令人同情。他在“进入军队服役前，在札幌是有名的画家，作品在东京获过奖，梦想是去多摩美术学院做教授，如果不是国家需要，指挥官半点也不想做军人”。^[13]在以往的抗战题材的作品中，在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存在下，日本军人的形象都是灭绝人性的恶魔，单一化、模式化、脸谱化。可是邓一光描摹的饭岛要人却是，“手指修长，骨节匀称，像女人一样细腻”，“安静而骄傲，总是呆在管理区一间面向大海的房间里作画，或者一大早去森林里写生”，^[14]浑身散发着艺术家气质的饭岛要人却被历史无情地赋予了杀人机器的身份。如果历史可以假设，那么，饭岛要人的合理身份应该是一位著名的画家，终日笼罩在艺术的光辉里，为人类历史留下伟大的艺术作品。可是历史的事实是如此反讽，他的手上沾满的不是绘画染料，而是无数无辜生命的鲜血，可是尽管如此，被历史操控的饭岛要人的人生难道不也是透露着荒凉与无奈吗？

“郁漱石”这个名字有着作家的巧思在里面，郁是中国的姓氏，而漱石则是日本的名字，在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名字那里可以找到凭证。所以说，郁漱石的血管里有一半流淌着日本人的血液。在荒谬的历史面前，郁漱石尴尬的中日混血的身份使他成为一个更荒谬的存在。即便如此，他也一生都在渴望母爱。为了能找到亲生母亲，他15岁就自作主张去日本留学。在战俘营里，他仍旧不断地向日本女学者冈崎小姬打听生母的消息。当他获悉因为战争，生母不知所终的消息时，也是独自黯然神伤。然而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不仅郁漱石的亲生母亲是日本人，在留学日本期间，他遇到了自己人生的初恋女友——加代子也是日本人。当日本的战机隆隆地轰炸中国的本土时，柔弱的少女加代子心中充满着愧疚与爱情，万里迢迢从日本来到中国，就是为见上昔日的恋人一面。因为爱上了中国人，加代子成了日本万人唾弃的非国民，她再也没能回到自己的祖国。生母与初恋女友，是郁漱石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是他最高贵的想念。因为历史所赋予的身份上的差别，他们终将成为各自生命中永远的伤痛，无法医治，即便是历史重新轮回。

相对于生母和初恋女友，邓一光对冈崎小姬的书写则是从另外的视角来审视历史赋予身份的荒谬。冈崎小姬是战争心理学研究的学者，她对自己的专业狂热迷恋而勤奋备至。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战争的接近尾声，她蓦然发现这份被她视为精神支柱的研究不过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战争伤害和囚禁了所有的人，包括她的祖国和家人，当然也包括她自己，她也不过是战争的“囚徒”，她的精神理想的大厦在顷刻之间彻底坍塌了。从研究者到“囚徒”身份的跌落，使得这位清高而骄傲的学者丧失了所有对未来的希望与期许，她从高高的云端跌落到真实的地面上，沦落为哀默大于心死的一具行尸走肉。可是与冈崎小姬相对的一个人物邝嘉欣，即便从圣约翰救伤队队员的身份到战俘营慰安妇的身份的转变，都没有剥夺她少女精神上的童真，她收集的死去的蝴蝶和各种草籽都代表了未来与希望。即便是她死了，休眠的蝴蝶还会醒来，草籽还会发芽、生长，成为繁茂的大树。冈崎小姬与邝嘉欣这两个人物在身份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她们又同时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无一例外地成为战争的受害者。

即便是在战俘营里，郁漱石的身份也是撕裂的。因为他是日本学者冈崎小姬的实验对象，而造成他既不是战俘的同志，也不是监管者的同伙的特殊身份。战俘里所有人心里都清楚，“我没有能力成为任何人的敌人，但也绝不是朋友，大多数时候，人们会冲我微笑，那种我不知道的含意，却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的微笑”，“在战俘营，我和所有的战俘不同的是，我身处两座战俘营中，一座是日本人的，一座同盟军的，” ^[15]因为尴尬的身份，他品尝到了被孤立的滋味。在历史的怪兽面前，一个郁漱石被撕裂成若干个自我，而这些自我都是真实存在的，这些自我与自我之间面面相觑，任凭他们怎么哀求、哭诉，他们都不能统一到同一个灵魂之中。而饭岛要人、郁漱石生母、加代子、冈崎小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包括所有的人和士兵，无论是谁，都无法左右自己的身份，历史过于强大分裂、毁坏的力量，让每一个人都遭遇其中，苦苦深陷，无法挣脱。所以说，“所谓国家，民族，善良，正义，有多少无辜者因为它们的欺骗走向黄泉，死不瞑目，这才是战争中人们的悲剧”。^[16]

三、复杂人性的历史深处

邓一光在《人，或所有的士兵》的新书发布会上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人最可贵的不是英雄品质，不是理性精神，而是具有软弱和恐惧之心，这是上苍给予人类阻止自我毁灭的最后法器，正是因为有了它，我们才有可能，或者说最终不会成为魔鬼。拥有捍卫恐惧的权利，人类才能继续前行。任何光明的结尾，都与这个旨意相悖。”邓一光作为已经非常成熟的作家，从他不同的创作历史阶段来看，作家仍然在孜孜不倦地调整着自己的思想，这就是严肃作家的勇于创造，向未知的领域去探索的可贵精神。不同于他以前的战争题材作品中高大的英雄主义形象的塑造，他在《人，或所有的士兵》刻画了可以恐惧、可以软弱的人物形象。例如，在走向死亡之前的郁漱石，“在盥洗室，蜷缩在角落里，头埋在膝盖间，像个无助的孩子嘤嘤哭泣着”，“他的哭泣声很小，却非常刺耳” ^[17]。作家笔下的郁漱石并不是一位浴血奋战的英雄，他仅仅是一个人，一个普通人，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有普通人的脆弱伤感，面对死亡，他也同样有恐惧的权利。在他写给未曾谋面的母亲的遗书中，他像一个委屈的孩子，轻声地呼喊出，“妈妈，我坚持不住了”，赋予人类拥有恐惧的权利，这里体现了作家悲悯的人性情怀。

小说以极其开放与包容的国际性视野，借由西方伦理人道主义价值观和东方伦理民族性思考的双重坐标来探究人性，从而揭示历史深入更加复杂的人性状态。无论是西方伦理，还是东方伦理，作为一种思想资源时，都有它积极和不足的方面。因此，在小说有效的时空内，作家同时植入双重的价值坐标体系，成为冷漠而木然的历史参差错落的参照，这两种交叉的价值观，能更佳地折射出人性的复杂样貌，这也是小说极富创造力的地方。

小说并非正面描写战争场面，而是集中力量描写战俘营里的生活。当然，战俘营是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可以从某种侧面反映战争的残酷以及人性深处的复杂性。战俘营是一个特殊的战场，这里的战争每天都在上演。显然，战俘老文与韦黾灶是被放置在东方伦理坐标之中。老文长着一张与世无争的亲和的脸，脸上偶尔会露出憨厚的笑容，然而，当他被凌辱与杀害时，他却骂着天皇，呼喊着“大中华万岁”。韦黾灶被折磨地奄奄一息时，他却还在硬挺着，郁漱石看不下去，劝他，“韦黾灶，要不，你咬舌自决了吧”，可是韦黾灶却咬着牙说，“不自决，我……不能……对不起……我爹……”。^[18]战俘营里有欺凌与虐杀，就有英勇和反抗。因为东方民族大义的精神烛照，即便是在黑暗的战俘营中，依然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东方伦理与西方伦理同时在小说的同一空间内，并没有产生矛盾和悖论，相反，增强了作品的丰富性与包容性。邝嘉欣与郁漱石被置放在西方伦理的坐标中。与邝嘉欣在同一战俘营的时间里，竟然让郁漱石产生了某种莫名其妙的依恋，“在恍如死寂的战俘营，我快速生长出一种露骨的感情”，“连我自己都很吃惊，一个沦落为强盗性奴的女俘，怎么可以成为我在现实生活中强烈依恋的对象？” ^[19]这种微妙而隐秘的情感处理是小说的闪光点，它折射的是对于人性深处的认同和尊重。这种“在晦暗而又感伤的生命里，一种相濡以沫的机遇，一种好自为之的期望”，^[20]反射着人性的光芒与美好，即便是在历史的景深深处，仍然熠熠闪光。当邝嘉欣换上救伤队制服的时候，少女的童真扑面而来，“那一刻我相信，我们如同至亲骨肉，可以在彼此的眸子中看到自己过去的样子”。^[21]在肮脏破败、暗无天日的战俘营，在生与死的边缘上，一男一女却产生了纯真圣洁的情感，这种情感超越了友情、爱情和亲情，它是人间的至善至美。此刻，人性最深处的美好与温暖都会像波涛一样汹涌而出，覆盖住人类所有的丑陋与悲伤，不禁令人潸然泪下。

被俘的少女邝嘉欣在战俘营中被迫成为慰安妇，她在生不如死的状态下怎么会有如此闲情逸致去收集死去的蝴蝶和各种草籽？被饥饿威胁着随时面对死亡的郁漱石为什么用如同生命般珍贵的食物去换取战俘家人的名字？表面看来，这种不同寻常的举动令人匪夷所思。然而，这两种莫名其妙的收集显然充满了隐喻的含义。死去的蝴蝶、草籽、家人的名字这三个喻体，各自代表了什么？死去的蝴蝶代表了已经逝去了的事物，草籽在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死去的事物，但同时也代表了新生的力量。死去的蝴蝶可以制成标本，成为珍藏的记忆，代表历史不能遗忘，草籽还会有发芽的一天，还会有新的生命，代表着未来与希望。而家人的名字则代表着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尊重和爱护，每一个战俘的家人的名字，代表着一个个应该被历史尊重的人，波涛汹涌的历史永远不能淹没他们。

不管是东方伦理也罢，西方伦理也罢，实际上，都是统一在人性伦理之中。童兵马孖仔，他仅仅是一个孩子，毫无分别地和所有的成年人一起关在战俘营里。可他的不同是，“马孖仔得意的说，他是鬼子唯一没有殴打过的战俘，我回忆了一下，真是这样”，^[22]人性有许多复杂的维度，即便是灭绝人性的日军，他们却没有找到合理的理由去欺凌和虐待一个可爱的男孩。他们的内心还有一丝没有被泯灭的被称之为人性的东西存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表现出不同的侧面。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邓一光关于人性的思考并不是，也不可能是铁板一块，而是参差错落、丰盈多姿，“个人仅仅是关系网络的小结”， ^[23]他给与了更多的人性上的理解和慰藉。

同性恋的话题即便在正常的生活环境中都是有所顾忌的，何况在战俘营里。可是在邓一光笔下的战俘营里，它却真实地发生了。战俘同样需要安全感和抵御恐惧的抚慰，威尔伍德与帕萨尔之间的同性之情已经不是简单的性爱，而是互为救命稻草的关系。书写战俘营里的同性恋，是邓一光给与人性最大的尊重与宽容。历史并不是轰隆隆的大江大河，谁也摆脱不了大历史下的日常生活，“作家避开了庄严的主流宏大叙事，转而从民间视角和个人经验出发，对历史进行重述与再思考，展开了叙述历史的新维度。”^[24]即便是在万分凶险的战俘营里，这里也在上演着普通人的生活，而谁又能说，同性恋不是真实生活中的日常呢。“作为封闭的日常生活，没有世界的幻影，没有参与世界的不在场证明”，^[25]特殊环境中的日常描写，更能清晰地看见人性的另一面，触碰到人性的真实。

囚禁中也有博弈，并不是囚禁就完全被动了，这里也有斗争和博弈，战俘营中也有组织，有自治委员会，负责饮食保障和医疗救治，作家邓一光在为笔下的战俘争取最大的做人的权益，哪怕只有一点点，哪怕是微不足道，也不能放弃切实的努力。战俘营里不仅仅只有中国的战俘，还有各个国家的战俘，美国、英国、菲律宾、加拿大、印度等等。邓一光的书写已经摆脱了国家战争观的层面，而是更多地去关怀每一个人，甚至作为战败国国家的人。邓一光的书写恰好回应了小说标题，“人，或所有的士兵”，不是某一国家、某一党派的人，也不是某一国家、某一党派的士兵，而是对全人类的关怀。小说以世界为大背景，超越了国家、民族、种族与宗教，关怀每一位生存着的有血有肉的人，关怀每一个个体的生命。作家邓一光站在了全人类的高度，以国际性的视野，以博大的胸怀给与全人类的至爱关怀。我们也会非常清晰，不管是中国人、日本人、英国人、美国人，无论是哪国人，他们首先共同的身份是人，必须要获得人的尊重，这是人性的底线。

结语

19世纪俄国学者赫尔芩说，“充分地理解过去，我们可以弄清现状。深刻地认识过去的思想，可以揭示未来的意义。向后看，就是向前进。”邓一光的长篇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通过想象历史的途径，建立起历史、身份、人性的内在联系，给与全人类同情与关怀。如今世界仍不太平，除了军事战争，还有技术战争，经济战争等无形的战争大量存在，希望昔日的悲剧能警醒世人。

参考文献：

[1][11] 耿占春.为什么我们要有叙事[J]，天涯2001(3):27、28.

[2] [24] 明子奇.在“起死”与“灭籍”之间：历史、身份、人性[J]，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2):94、92.

[3][6][10][12]方岩.诱饵与怪兽——双雪涛小说中的历史表情，当代作家评论[J]，2017(2):168、171、171、171.

[4][7]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 306、306.

[5][8][9][13][14][15][16][17][18][19][21][22]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106、397、397-398、137、137、386、457、736、181、598、615、295.

[20]王德威.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艺术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323.

[23] [英]汤因比.历史研究[M]，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9.

[25] [法]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