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14年间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却通过系统性地编织谎言，掩盖罪行，战后,日本右翼势力更持续抹除历史记忆，否认战争罪责。这些谎言不仅歪曲史实，还欺骗国际舆论，侵蚀和平基石。由申奥执导的电影《南京照相馆》以真实历史事件为蓝本，通过具象化的影像叙事，深刻揭示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如何制造谎言，又如何被普通人用勇气与良知戳破，并透过罅隙中的人性之光，让历史真相重昭于世。

　　对南京大屠杀的否认与影像铁证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日军无视国际法和人道底线，将南京糟蹋为人间炼狱。战后，面对确凿无疑的历史资料和证人证言，日本右翼势力仍竭力否认南京大屠杀，声称是中国人编造的“谎言”。《南京照相馆》取材于一段惊心动魄的史实：1938年1月，15岁的照相馆学徒罗瑾在冲洗日军军官送来的“樱花”胶卷时，被其中触目惊心的砍头、活埋、奸淫等暴行画面所震惊，他冒死偷偷加洗了30余张照片，精选16张制成相册，并在相册封面画了两颗红心和一把匕首，还写下“耻”字。两年后由爱国青年吴旋接力守护，这份日军自己拍摄的“京字第一号证据”，最终在南京军事法庭上成为定罪战犯谷寿夫的关键证据。

　　照片记录着侵略者无法抵赖的暴行，是最直接的战争罪证。《南京照相馆》通过严谨的史料考据与创新的艺术表达，1∶1复刻历史照片，高度还原南京城墙、街巷等标志性场景，以影像力量将民族创伤转化为具象化的集体记忆。电影抛弃了战争片惯常的宏大叙事与血腥渲染，没有全景展现大屠杀的过程。以写实、克制、留白的手法，大量运用中远景、点到即止的镜头语言，辅以氛围、声音和人物反应等，既让观众看见日军的虐杀行为，又避免过多直白的视觉冲击。比如，日本兵摔死孩子的镜头置于后景，焦点落在前景人物的震惊与悲痛上；臭名昭著的“百人斩”事件以《东京日日新闻》随军记者报道照片一笔带过；林毓秀（高叶 饰）的旗袍被撕碎，嘴角渗血、蜷缩角落，暗示她刚遭受了非人的侵犯。

　　日军的侵略野心远不止于土地，还在于对中国文化的摧毁。每个师团均配备“兵要地志资料班”，系统劫掠文物。1937年掠走了南开大学刻有《金刚经》全文的校钟，至今下落不明。据战后日本方面自己统计的数据，仅1931-1945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就高达360万件。电影以细节控诉暴行：日军官小心擦拭宋代瓷器，大量古籍被装箱运走。孙中山“天下为公”的牌匾被覆盖“亡国之君”，相馆墙上市民笑脸照被战犯肖像侵占；日军在废墟上演“大相扑”、江边屠场举办“神道仪式”；曲解“仁义礼智信”为屠杀逻辑，对名画“高山流水图”品头论足。日军从明城墙上撬下墙砖，欲带回日本建造炫耀侵略野心的“八纮一宇”塔。这些都是对中华文明的觊觎与亵渎，暴露出日本军国主义更深层的文化灭绝阴谋。

　　军国主义亲善骗局与影像反击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著的《菊与刀》，揭示日本精致的“菊”表象下，往往藏着冷酷的刀。1919年日军成立了陆军省新闻班，专门负责宣传工作。侵华日军宣传“大东亚共荣圈”这一极具迷惑性的谎言，营造与占领地民众友好相处的假象。《南京照相馆》通过多组平行蒙太奇镜头揭露其虚伪：一边日军骑车载着孩童，分发糖果，让市民微笑合影；一边杀人，或刺刀抵腰。换上新棉袄的老太太，袖口还沾着儿子的血；婴儿被活活摔死，竟逼迫毓秀手抱婴儿尸体，面带笑容记录“家庭温情”。与之相呼应，镜头闪回东京，街头举国狂欢、庆祝帝国武功，冷血与喧嚣的画面交织，揭示出军国主义裹挟全民的残酷现实。

　　相机是定格光影的工具，可载真相，也可编织谎言，这成为电影中的重要隐喻，暗指影像暴力。影片多次将杀人的枪与相机并置，装弹上膛的“咔咔”声和手拨相机的“咔嚓”声交叉剪辑，揭示两者的共谋关系。枪直接屠杀生命，相机则扮演着日军“屠杀真相”、粉饰罪恶的帮凶。日军严格审查每一张照片，在屠杀照片上盖“不许可”红章，严禁传播，销毁一切不利证据。仅允许“亲善”照片流出，镜头里的虚假“安好”，比射出的子弹更令人窒息——侵略者不仅摧毁生命，更扭曲真相，篡改历史。

　　然而，光影定格的瞬间也成了罪行最好的佐证材料。影片中，照相馆曾见证无数南京人的日常美好，日军入侵后，那些浸满中国人鲜血的照片，刻下了侵略者的滔天罪行。相机和照片，变成邮差阿昌（刘昊然 饰）等人手中的反抗武器，揭露暴行的复仇之刃，最终将战犯牢牢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片尾，毓秀用相机记录战犯的受审、伏法，完成从受害者到记录者的身份逆转。电影更以想象的笔触，让已牺牲的阿昌等人“现身”，共同见证恶魔受诛，共享迟来的正义。

　　对中国人民的污名化叙事与影像抗争

　　为瓦解中国人民抵抗意志，日军极力渲染中国人“懦弱自私、一盘散沙”，进行丑化和污蔑。《南京照相馆》一开始，浴血难支的官兵，仓惶逃命的百姓，南京城一派沦陷的颓败景象。几位本没有交集的普通人，因冲洗“亲善照”，汇于吉祥照相馆，他们都不是天生的英雄，在面对死亡时都很害怕，但在残酷战争和民族大义面前，当目睹一张张日军屠城的罪证照片被冲洗显影出来：亲人被杀、街坊被淫、邻居倒在血泊中……这些照片如利刃穿心，迫使这些身陷“洗是汉奸，不洗没命”绝境中的普通人，开启从“求生”到“觉醒”再到“抗争”的蜕变，决心要留此光影证据，以待将来为证；他们也从最初争抢“保命条”到抓阄互让通行证，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都走出了一条清晰的成长线，焕发出善良团结、勇毅坚强、舍生取义的民族精神。

　　善良的邮差阿昌，被迫为日军冲洗照片。在眼见熟悉的城市与街坊不断遭毁灭后，从最初的胆怯懦弱，只求逃离，到两次让出离城通行证，尤其是当罪证底片面临被毁时，他选择了超越自我的牺牲，勇敢揭穿阴险虚伪、兽性冷血日军摄影师伊藤（原岛大地 饰）的面具。临终前，他直视伊藤怒吼：“我们永远不可能是朋友”。几个字掷地有声，是对一切“亲善”谎言的彻底清算，还彰显了民族尊严。

　　照相馆老板老金（王尧 饰），一家四口原本生活幸福，战争使其藏身地窖。作为有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他最早洞悉照片的罪证价值。当老金决定藏匿底片、牺牲自己时，阿昌从旁观者变为主动参与者，两人的关系超越了师徒，成为民族记忆的接力者与传承者。有血性的老金还用斧头砍死意欲施暴的日军官，影片开始出现的斧子，终于劈出了愤恨的火焰，用生命践行“记录历史，中国就不会亡”的信念。其女小金（杨恩又 饰）的话“敢打鬼子的就是好样的，杂牌军也很勇敢”，在恐日迷雾中透出民族不灭的希望。

　　林毓秀，天真以为学日语、讨好敌人可保命的小演员，日军的残暴迅速击碎其幻想。根植于从小唱穆桂英、梁红玉的文化血脉，“不能做秦桧老婆”的英雄气节令她发出灵魂拷问：“万一日本输了呢？”她暗中救下宋班长、让出通行证，最终在老金掩护下，携藏罪证底片与战争遗孤，闯出封锁线，让底片与婴儿一同活了下来，用相机见证抗战胜利和战犯伏法，完成了精神涅槃。

　　宋班长（周游 饰），原是装死逃命的“杂牌军”，机智救下险遭日军当众侵犯的毓秀，在目睹弟弟被害照片后觉醒。当发现日军的照片洗印师能够取代阿昌时，为消除对大家的最大威胁，在明知必死的结局面前，以沉默的行动诠释孤勇者的血性与怒火，用墙砖砸死鬼子。

　　“仁义之师”的谎言与影像解构

　　侵略者总要为战争找冠冕堂皇的理由，日军宣扬施仁义、行友善。《南京照相馆》通过对日军摄影师伊藤的典型塑造，来揭穿谎言。伊藤看似腼腆有礼，给照相馆贴“保命符”、许诺给通行证，反复称阿昌为“朋友”，其实他出身贵族，更受军国主义思想的荼毒，阶级优越感与残暴本性更深。他出场戏镜头就在上胶卷和上子弹间反复切换，意指他在拍照与杀人之间纠结。为验收阿昌冲洗的照片，他脚穿皮靴大踏步冲进照相馆，俯拍的镜头，给人强烈的心灵冲击，凸显日军的杀气与平民的无助。他兴奋拍摄斩首的“军功”照；把中国人的全家福照片扔进废纸堆，说“这些不重要”。他与书写“仁义礼智信”的日军高官定下“走狗烹”的残忍计策，两张看似救命的通行证，实则是其精心设计的杀人陷阱；一旦遭遇反抗，他会毫不犹豫出手干掉对方。他不仅用枪杀人，还会用相机和伪善等更阴险的武器。

　　当老金将含有强酸的显影液泼到伊藤脸上时，与暗房显影液冲出来屠城照片一样：都洗出了真相，让军国主义的狰狞面目暴露于世。伊藤自杀后，日军指挥官平静地宣称，是为师团荣誉战死的。谎言仍在延续！

　　俗话说，谎言重复千遍而又不被戳穿，就有人把它当成真理。只要世间还存在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谎言，那就必须随时、及时去戳穿它。《南京照相馆》作为“历史第一现场”的影像见证者，再次强有力昭示：南京大屠杀是不容置疑的。针对南京实施长达6周的大屠杀，是刻意制造的“极致征服”的军事行为、文化灭绝行为。大屠杀这种反人类罪行，绝不是部分日军所为，而是日本军国主义高层的决策。

　　影片结尾，老金拉下照相的背景布，从劝业场、西湖、黄鹤楼，到万里长城，挂图畅游。大家一起喊出：大好河山，寸土不让，道出中国人深植骨髓的家国情怀。当片尾老照片的断壁残垣与今日南京的梧桐街景重叠，这座城市已浴火重生，但80多年前那个冬天的记忆从未远去。电影英文名“Dead To Rights”，意为铁证如山。吾辈要时刻铭记历史，自强不息、勇毅前行！

（作者为广东省评协副主席、深圳市文联副主席 赵东）

封面：央视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