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技术之光投射至人文领域，深圳这座曾经以“打工文学”在文学界找寻立足点的城市，正以科幻文学为支点，撬动新大众文艺的繁荣。日前，深圳特区报&读特记者采访科幻文学界、评论界相关人士，他们从各自创作、研究领域观察出发，汇集出一条清晰的共识：科幻早已超越类型文学边界，成为承载人类生存思考的“文学正典”，而深圳凭借其独特的城市基因，正成为这场文学变革的前沿阵地，而对“未来文学”的探索，或将为中国文学赢得全球话语主动权。

历届“鲲鹏奖”获奖作品集。（受访者供图）

　　科幻文学的时代使命与叙事权争夺

　　“科幻就是正典。”文学评论家、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施战军这样认为。在他看来，雨果、托尔斯泰式的人类担当，在今天已非传统现实主义所能完全承载，而科幻作家正以“英勇的英雄主义”接续这份精神传承。“在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各种元素冲突之下，人类处境的变化是科幻最关心的话题。这个问题，中国作家想得非常多。”施战军认为，从刘慈欣的《三体》到陈楸帆的《刹海》，中国科幻始终追问“生命向何处去”，在算法、基因编辑等前沿领域建立起人文思考的锚点，而这种担当在西方主流文学回避宏大命题的当下，更显珍贵。

　　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作家协会科幻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吴岩从文学史维度印证了这一判断。他梳理出科幻文学的百年流变：从美国“镀金时代”的商业叙事，到英国新浪潮的文学革新，再到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被确立为科幻源头，吴岩认为，在科幻文学的漫长发展历程中，不同科幻文学类型始终围绕着科幻的叙事主导权展开隐性或显性的争夺，试图通过各自的创作实践与价值表达，定义科幻文学的核心内涵与发展方向。当前，中国科幻面临从“类型文学”走向主流正典的历史机遇，深圳因其科技产业基础与观念开放度，正成为理论建构与创作实践的前沿阵地。

　　科幻作家陈楸帆从创作实践出发，认为“科幻是当下最大的现实主义”。2012年，他凭借以电子垃圾问题为原型的《荒潮》获奖时便提出这一概念。如今AI无处不在的现实，更让他坚信，“科幻关乎现实与未来的定义权”。在近年来的国际交流中，他深刻体会到，中国科幻必须建立自主知识体系，才能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阐释框架，就像深圳从“中国制造”走向“从0到1创新”的跨越。

　　打造科幻之城，深圳有独特的优势与路径

　　施战军将深圳的创作生态形容为“可自由架设的飞毯”。这座城市的速度感与复杂性，孕育了拒绝固化的文学思维，科幻在这里形成了“理论—创作—评论”的完整链条，成为最具活力的文学形态之一。“在深圳，新事物能快速催生系统性思维。”他认为，这种弹性恰是科幻繁荣的土壤。

　　吴岩认为，传统叙事框架已无法承载当下的变革速度。深圳作为感受科技冲击最早的城市，应率先探索“未来文学”的新形态。针对青少年科幻创作爆发式增长的现状，他提出了“小羊圈文学”等新型社交化文学生态构想，主张深圳率先探索文学生产与传播的多种可能路径。他认为，深圳最有条件建设真正的科幻城市，与北京、成都的路径形成差异化，使科幻文学成为代表未来的世界级城市名片。

　　陈楸帆则给出了具体实践路径，依托深圳的产学研优势，他建议吸引全球作家驻地创作，可策划集体创作的“史诗性项目”，或以文学、AIGC、游戏等多媒介，用外部视角讲好深圳故事。面对AI时代的教育焦虑，他认为创意写作是破解之道，“回归人的感性体验，是AI无法替代的价值”。而“鲲鹏杯”等青少年科幻文学写作赛事，正为科幻人才储备注入活力。

　　“未来文学”在路上，过程中将有无限可能性

　　关于“未来文学”的定义，几位受访者普遍认为，它并非固定概念，而是一种动态探索。施战军认为，“当今世界已从分化走向整合，我们应立足这一哲学视野定义未来文学。我们暂以‘未来’为符号，力求实现现实根基与理想梦想的融合。”吴岩则主张“谁先创作出这类作品，谁就掌握主动权”。陈楸帆将其视为“占位符”，“在AI导致人类失语的当下，未来来自新的寻根，需要从传统文化与个体体验中寻找力量。”

　　对青少年创作的引导，他们秉持共同理念：去功利化，重过程感。陈楸帆建议将写作视为自我疗愈的情感游戏，鼓励表达而非成名焦虑；吴岩的科幻教育研究则注重跨学科思维，激发原生创造力；施战军则呼吁保护那份“钻牛角尖”的执着，因为正是这种不随波逐流的坚持，才能孕育出真正的文学大师。（深圳特区报&读特记者 张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