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太平年》跳出历史剧常见的权谋宫斗与帝王爽文的浅表叙事，将视野投向相对冷门的五代十国史，采用中原王朝频替的动荡乱世与吴越保境安民的治国实践的双线叙事，构建起“乱”与“治”的鲜明对照，以“盼太平”为核心精神线，北方通过冯道、郭威、郭荣和赵匡胤等人的努力，结束五代十国乱世建立宋朝；吴越通过钱氏几代君王持续整顿，以“纳土归宋”最终促成国家统一、回归太平。电视剧叙事紧凑、戏剧张力十足，台词古雅，服化道、妆造礼仪细节打磨到位，制作非常精良；同时坚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历史题材创作理念，对部分历史过程与细节进行艺术虚构，将人物成长经历和人际关系进行艺术编织，实现历史真实与艺术表达的平衡。本文结合史书记载与艺术呈现，对剧中赵匡胤的形象塑造，谈点浅见。

　　乱世仁君的形象塑造

　　士发卒伍，勾勒赵匡胤隐忍仁厚的人格底色。赵匡胤出身军人家庭，自幼习武修文，勇毅持重。20岁辞别父母，四处游历，备受冷遇，也目睹了百姓的艰辛。电视剧略过这段经历，饰演者朱亚文身披铠甲、英气逼人，一亮相便直面乱世的不公，眼神凌厉，血气方刚。剧中大部分时间，他主要充当侍卫军将领，负责警卫、送信等事务。汴梁十日被围之战和高平之战，是其武将勇猛本色的高光展示：几次被父亲鞭笞，尽管不服气，却也倔强硬挺，更认识到单靠刀剑无法实现治国安邦。他多次下令，破城不劫掠、不杀降卒、不辱百姓。陈桥兵变和杯酒释兵权，本质上是未经流血的王朝易主与秩序重建，展现出他高超的政治智慧与人格特质。“纳土归宋”虽在宋太宗年间完成，但宋初强大的军事力量，统一已是大势所趋。赵匡胤对后周皇室予以礼遇，不杀降王和开国功臣，用恩威并施的高超政治手腕，终促成钱王做出“归宋”的决定。钱王放弃王位，不是投降，而是换取江南安宁；北宋的统一也不是简单消灭对方。纳土归宋，才使江南经济文化持续兴盛，亦为后世经济重心南移、“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埋下伏笔。因此，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不朽。

　　共饮太平热酒，建构三位男主情义与理想愿景。剧中年轻的钱俶出使北方，并与郭荣、赵匡胤在汴梁交往，结下情义。这些情节，虽无史书相关明证，但当时吴越与中原使节往来是常态。剧集通过艺术创新，将三人的相遇共处提前了数十年，“共饮太平热酒”不仅将南北叙事的人物链条衔接起来，还具象化了三人共盼太平的精神共鸣，为郭荣成为明君、赵匡胤建立宋朝、钱俶最终做出“纳土归宋”的决策，进行了坚实的情感铺垫，成为推动剧情发展的核心意象。共饮太平热酒，是在书写着一种格局更高、境界更深的大义与智慧。他们身上存在着与其他武将贪婪短视截然不同的气质，他们有结束乱世、重建秩序的宏大气象，还有止戈为武、为天下苍生谋的东方智慧。剧中，钱俶以舍求安，不是委曲求全的投降者；赵匡胤止戈一统，也不是咄咄逼人的征服者；郭荣以命立志，“三个十年”致太平。剧末，三位挚友站在山巅俯瞰锦绣山河，尽管用一生等待，也未能共饮“太平热酒”，但最终换来了天下太平、复归统一。

　　传承道统，以司马浦撞柱隐喻文治时代的开启。剧中，郭威赴曲阜拜祭孔庙，对着孔子像，郑重地跪拜下去。这让四朝元老冯道有拨云见日之感。出身行伍的郭威深知，依靠刀剑的统治是短暂的，延续数百年的大汉、大唐，背后有一种超越武力的力量在支撑。他这一拜，不仅是个人的谦卑，也是一种政治姿态。拜的不只是孔子，而是普天之下唯一的道德权威，尊的是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他为天下太平铺下了第一块基石，以仁政来治天下。郭威父子没有等到太平，继任者赵匡胤则是沿着他们开辟的尊儒重教、以儒兴邦的道路走下去的。剧中，一位被体制长期排斥的老儒生司马浦闪亮登场。《宋史》记载：“（开宝三年）三月庚戌，诏阅进士十五举以上司马浦等百六人，并赐本科出身。”司马浦与另外105位同命人一道，因赵匡胤首创的“特奏名”制度而获得功名，此后史籍中再无他的任职痕迹，更无参政记录。《太平年》敏锐捕捉到这一人物，创新赋予其滚烫的艺术生命和政治寓意，将其塑造成一个具有文人风骨的人格化符号，代表着多次考举不中的老学子，代表着五代以来的冯道、水丘昭券、慎温其以及真正提出削藩建议的名相赵普等文人。当颤巍巍的司马浦以极其惨烈的方式撞柱那一刻，坐在电视机前的我们被震惊到了。他撞的不是柱子，而是一百年来武人专权的黑暗历史，是靠杀人来治世的残暴统治；他撞死的决绝，硬生生把200年乱世的症结砸进了赵匡胤心里，赋予他向拥立自己的武将开刀的勇气与魄力，催生出那场青史留名的“杯酒释兵权”。在那个信奉拳头至上的年代，赵匡胤用酒杯和笔墨来代替刀剑与杀戮，为宋朝立下“不杀士大夫”的祖训，让宋朝得以从乱世的泥潭里爬出来，开创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的文治盛世。

　　乱世枭雄复杂面相的扁平化叙事

　　从“陈桥兵变”到“杯酒释兵权”的叙事简化是对权谋的消解。陈桥兵变，实际上是五代十国“兵归将有、藩镇专权”军事格局的必然产物。赵匡胤凭借胆识和军事才能，一步步晋升至殿前都点检，不仅手握重兵，还暗中拉拢将领，积累军事威望，石守信、高怀德等后来辅佐他发动兵变的核心人物，都已是他的亲信。兵变的直接导火索，是幼主柴宗训即位不久，边境传来急报，称契丹与北汉联合入侵。朝廷任命赵匡胤为统帅，率后周精锐北上御敌。这场“外敌入侵”，无论真假，都给了赵匡胤带军外出发动兵变的绝佳机会。大军出发前，京城中“点检作天子”的流言就已流传开，为兵变进行舆论铺垫。在陈桥驿，将士们将黄袍披在赵匡胤身上，并高呼“万岁”。赵匡胤见“时机成熟”，顺水推舟，同时约法三章，不得伤宗室、戕害大臣、掠杀百姓。守城的亲信，见他率军返回，纷纷出城迎接，朝中大臣也无人敢站出来反对。年仅七岁的柴宗训，只能被迫禅位。剧中虽提及外敌来犯、流言四起，却未充分展现赵匡胤的主导作用，他是如何在四天内完成教科书级别的五代军事政变：从边境告警、煽动舆论、率军出征，到黄袍加身、回京掌权、安抚百官，如何步步为营、算无遗策，最终兵不血刃夺取天下。

　　历史上，解除权臣、节度使兵权，绝非一顿酒能搞定的，而是通过近十年的努力。961年，赵匡胤通过宴饮解除大将石守信、王审琦等兵权，改革禁军，将地方税收收归中央；969年，他把王彦超等老将召集到一起宴饮，后免除了他们的官职，消弭藩镇割据的威胁。剧中“杯酒释兵权”一幕，仅10多分钟，尽管朱亚文演技了得，似醉非醉间，一道凌厉眸光如寒刃出鞘，一句“若麾下将士亦逼尔等披黄袍，奈何？”是谈心更是威慑，将一场君权恫吓下的威逼战、心理战，演得淋漓尽致。但整体过于简化，如果能将赵匡胤通过一步步的精心算计、威逼利诱，逐步将跋扈的军头逐出政治舞台的夺权大戏，呈现出来，就更加完美了。赵匡胤的仁厚，不是天生的悲悯，而是权衡后的选择；他的权谋，不是短暂的伎俩，而是支撑其终结五代乱世、开创宋朝的力量。

　　郭荣赠袍，是对帝王心术的浪漫书写。剧中，郭荣临终前，颤抖着将郭威当年兵变的黄袍交到赵匡胤手中。后来陈桥兵变，将士们就将此袍披到他身上。翻遍《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都找不到“郭荣赠袍”的记载。这种浪漫化的处理虽然赚足了眼泪，甚至可以淡化篡位幼主的标签，给“改朝换代”罩上一层“遗命在先、情非得已”的道德光环，让观众共情这份“乱世身不由己”，不过这不仅在逻辑上说不通，是否必要也值得商榷。

　　郭荣、赵匡胤均为一代传奇君主，都希望延续自己的王朝。在江山、社稷问题上，没有纯粹的大公无私。黄袍是皇权象征，郭荣不可能“赠”；如果赠出，就等于亲手把后周王朝的正统继承权交给赵匡胤。当然，如果为了增强戏剧性，郭要赠，赵也断不敢接受，三国的白帝城托孤已有先例。剧中，赵还将黄袍放在案头，这无异于公开宣告想篡位。陈桥兵变，从道德上讲是欺负孤儿寡母，但从历史来看，是一种必然。孤儿寡母绝对镇不住骄兵悍将，即使赵匡胤不反，也有张匡胤、李匡胤会反。赵匡胤近乎满分地在自己任上完成了郭荣十年致太平的梦想，可以说，赵夺权也是当时的最优解，他俩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肝胆相照的君主。电视剧如果尽量还原各自私心，上演一场夺权与防夺权大戏，不仅不会损害两人形象，更能凸显两位终结乱世枭雄的雄才大略，反映出历史的粗粝感与真实性，让人物形象更具弧光，更加立体丰满。

　　“烛影斧声”这桩千年悬案的温情处理上存在边界失衡。公元976年，年仅50岁的赵匡胤猝然离世，弟弟赵光义继位，打破了嫡长制继承皇位的规矩。《宋史》仅冷冰冰的12个字：“癸丑夕，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正值壮年的开国皇帝，连个死因都没有写，不得不让人浮想联翩。太祖死前，没有生病就医的记载。剧中，大雪纷飞的深夜，烛火映照下，赵匡胤指着地图上的太原府，让光义挥动小小的玉斧来表明自己收复失地的决心和勇气，一句“二郎，好生去做”，道尽濒死的君主将天下统一、百姓安定的使命托付于弟弟的无奈。次日早晨，胤推开房门，见到初升的太阳，但突然倒下、溘然长逝。这一改编，可能贴合全剧“太平，为民”的主题，淡化权力交接的血腥，将千古悬案处理成意图统一天下的大格局，没有勾心斗角、阴谋弑杀的冲突桥段。但是否符合“大事不虚”的原则，值得探讨。

　　剧中的赵匡胤不仅有“终结战乱、一统山河”的政治理想，更有“仁厚”的底色和“民为邦本”的思想，这种敢于在宏大叙事中注入人文温度的创作勇气，值得尊敬。赵匡胤的形象塑造总体是成功的，只是若能进一步展现其权谋维度，充分展示出这位五代十国里最懂隐忍、最会布局、最有政治手腕的权谋大师的一面，就更为难得了。几点商榷之处，不过是在沉浸于这部诚意之作后，提出的延伸思考而已。

（作者系深圳市文联副主席、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