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娅姝：一个自由舞蹈的精灵

2020年岁末，深圳歌剧舞剧院（以下简称“深歌”）推出了专为张娅姝而打造的一台作品：舞蹈剧场《2月3日·晴》，为2020年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处于下滑态势的舞台表演注入一股力量，也为“深歌”一年的创作和演出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流量明星”张娅姝可以说是这些年舞蹈界的一个“流量明星” 。随着网络兴起而出现的流量明星这个概念，无论最初出现时具有正面色彩还是渐渐趋于中性，都无疑代表了大众的一种喜爱和认可。张娅姝的出现及其成长，便与“流量”文化直接相关。于我而言，她的名字是伴随着电视舞蹈选秀节目而逐渐出现在记忆中的，后来听说她是众多舞剧的“女一号” 。只是，因为各种原因她参演过的舞剧作品没有太多刺激到我的记忆，所以，张娅姝虽然已经有了二十余部舞剧主演的积累，我对她的印象仍模糊不清，甚至连她是哪里毕业的，又在哪里获过什么奖项，都不太了解。一直以来，我对舞蹈界“流量明星”的关注度极低，一来是觉得这个领域即使不关注也不会影响我对舞蹈界整体的认知和把握，二来，我也的确觉得这个领域离舞蹈界主流的距离还是较远的，加之电视台做节目的娱乐性削弱了这些节目在舞蹈界的职业分量，尽管后来东方卫视的《舞者》决赛场我应邀去做了评议嘉宾。虽然关注不多，我却完全支持这些节目的初衷，因为它们为社会带来了“舞蹈界”的“流量明星” 。舞蹈界有“流量明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让全社会都能看到舞者们的巨大付出、让舞蹈艺术更多地在社会上曝光，显然对整个舞蹈生态具有积极意义。　　作为“流量明星” ，张娅姝的“星途”似乎极其顺畅：在关注度极高的电视舞蹈选秀节目中脱颖而出获得佳绩，一举成为万众追捧的“舞蹈明星” 。应该说，对于一个事业正在起步的年轻人，这是一个难得的开端。自然，这一切的获得都与她在这之前的长期积累和付出直接相关——优良的身体条件、日复一日对身体的锤炼、在舞蹈艺术上的开悟等等，所有这些都成为她一举成名的可能和根本保证。　　“舞剧专业户”　　作为一名舞者，张娅姝有着得天独厚的身体条件，个头、形象、技术、表现都体现出了极佳的舞者状态，她在艺术上的修养也能体现出她的母校——培养了大量出色的舞者的四川省舞蹈学校给她的滋养，所有这些因素，都成就了她日后承担多部舞剧“女一号”的重任。　　值得一提的是，张娅姝居然在参演由郑州市歌舞剧院出品、曾在业界大获好评的舞剧《风中少林》时就出道了。当时，只有15岁的她出任该剧“女一号”的B角。这样算来，张娅姝的舞剧表演之路也可谓由来已久。小小年龄担此大任，说明当年的她已经十分出色。成名后，她选择了移师无锡市歌舞剧院。选择去无锡发展，对于当时的张娅姝而言，等于是选择了与舞剧为伴、与角色为伍。大量的舞剧作品的参演，更加夯实了她的舞蹈功力基础，继而让她在对角色的揣摩和刻画中，感受到了舞剧艺术的美与真谛。迄今二十余部舞剧的表演量，放在任何一位舞者身上，都是一个难得而饱满的收获和积累，正是通过这些剧目的磨砺，让张娅姝的艺术观念更加务实、更加落地。　　如今，进入“深歌”的张娅姝，在艺术的追求上更加自信和自由，凭借着多年来的累累硕果，她又在新的疆域开启了新的征程，而她经过审慎咀嚼和精心打造的成果，宣告着她在深圳崭新亮相的同时，也完成了一次自我淬火成钢的艺术蜕变。　　重返自己重获“新生”　　在我眼中，标志着张娅姝崭新艺术思路的创作，就是她于2020年12月24日至25日在深圳保利剧院推出的舞蹈剧场《 2月3日·晴》。这部由她本人制作和主演，刘兴范、高成明、余尔格、马良、王寅、刘桐春、 Istvan Horkay （匈牙利） 、李鸣、蒋维昕、 OBEG、李鹏飞、倪梦绮、张家恺、李监庭、吕绍隽、李宏翕等人加盟的作品，可以说是完全而彻底地颠覆了张娅姝在业界乃至社会上建立起来的惯常的舞台形象，以一种全新的表现风格和气质，开始了她不畏艰难的刻意求索。在我看来，张娅姝此举是极其大胆的。　　改变形象的确是一件挺需要勇气的事。以往的张娅姝，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银屏上，那个可人而充满古典意味的“美人”舞者形象，可谓深入人心。清雅而天生丽质，像一个脱尽俗世的“舞蹈仙子” ，这样一个固有的形象早已烙在了那些整天追着她跑的粉丝的心里。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张娅姝并不满足于那样一种光环，而是不畏世俗眼光努力突破自我。看来张娅姝更在乎的，是她心中的艺术，是她自己的艺术表达。　　这是一部仅从题目上便能够清晰感受到其颇为“现代”的现代舞专场——《 2月3日·晴》。2月3日？这是个什么日子？为何还是晴？赶快翻查月历，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2020年的2月3日，是立春的前一日；而2021年的2月3日，则正赶上立春。那么，张娅姝想要表现的是2020年的2月3日还是即将到来的2021年的2月3日呢？如果是前者，那是一个已然经历过的时段，是一种感悟、一种结果，而如果是后者，那则变成了一种憧憬或一种遐想。想到这里，便让人对该舞作的出发点产生了兴趣。当然，或许我是过分解读了，作者也许就是想借用“2月3日”这样一个寻常的日子来记录或是阐释自己平凡而普通的日常吧。但无论是哪一种解释，这样一个题目的设计，无疑从一开始便吊足了观者的胃口。　　主创们将舞作的形式定位于“舞蹈剧场” 。先不去论“舞蹈剧场”这个概念的来龙去脉及其在中国场域内的变迁与变异，仅从要把整体思路落在这样一种艺术形式上便也能让人窥到创作者们求变求新的艺术立场。　　果然，这是一部观念和手法均非常“新”的舞作：一个从天而降的框架将女主人公“框”在“家”中，床、桌、椅、镜子、衣架、花盆，全是我们熟悉的日常家景，女主人公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开始了她日复一日、时复一时的动作，不断的重复增强了刻意化的处理，也让表达本身呈现出一种日常的繁琐，以及由此引发的神经质。某种神秘性的外力，让整个时空弥漫着某种张力，也在时时刻刻牵引着观者的注意力。应该说，整部作品具有自洽的结构，暴力性很强的动作意图，既让剧中人物的对抗感陡升，也显示出了张娅姝作为一个舞者的肢体表达能力。　　创作者们在作品的延宕中穿插了三段影像，让作品的立意有了很深入的推进，分别是：皮娜·鲍什、尼金斯基和伊莎多拉·邓肯的历史影像。从这三位国际大牌舞者的闪现中，该舞作创作者们的用意，便彰显得较为明显了。作品是从这三位的艺术追求以及人生金句的使用中，让观者产生联想进而达到深化作品表达的效果。可以说，这样的处理还是很有效的，因为，熟悉这三位的观者，立刻可以捕捉到由此带来的某种特定张力。　　我猜想，舞台上那个表演者，一定是演员本人——张娅姝在表达自己：自己的认识、自己的理念、自己的人生、自己的追求。也就是说，张娅姝不过是在借一个作品来传递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悟。实际上，一个舞者，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委实不易，因为她不但需要知道自己所拥有的思想世界，同时还应知道自己需要怎样的思想世界。咀嚼自己，剖析自己，然后通过一种艺术的形式表达自己，这样的舞蹈家不但需要勇气，更需要理性。因此，从艺术的判断上，我们便十分欣喜地看到了张娅姝那开始不断成熟起来的、一个艺术家所应该具有的秉性及能力：她的表达，不再简单、不再“美丽” ，而是有了十足的分量。　　皮娜·鲍什、尼金斯基、伊莎多拉·邓肯，都是有力量的舞蹈家，他们通过自己的动能，释放出生命的哲思和舞动的意义，让他们的舞蹈不再是那种“花瓶气”十足的点缀。舞蹈家用肢体语言来探讨更为深层的人生主题，不但是可能的，而且可以是很有效的。张娅姝一定是异常向往这样的境界吧，以往的那些积累并不能完全释放她的思想状态，于是，她选择了这样去舞蹈。　　挣脱了某种看不见的偶像光环之后，我们看到了一个自由舞蹈的精灵，张娅姝用她浑身的力气来抒泄自己的主张，进而捍卫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身份及其理想。从这个意义上来体认，张娅姝的这次蜕变，并不仅仅只是一次实验，而是她在艺术追求上的扎扎实实的质的升华。在自己的王国里，她可以不用再去迎合、粉饰，她可以拒绝媚俗，让自己的灵魂伴随着飞升的理想向极致挺进。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艺术境界，它向人们证明着艺术永恒的真谛和价值。那份偶像的光环或许美丽，但同时也是一个枷锁。打碎这个枷锁，让自己重返自己，这样的张娅姝不但自己会借此获得新生，也让一个能量满满的艺术家从此重返于中国舞坛。　　张娅姝显然是一个榜样，特别是之于当下浮泛的某些平庸凡俗，她以一己之力全身心拥抱理想，对于业界的影响无疑也是巨大的。同时，作为“深歌”的首席演员，张娅姝的这次突破显然也是特区精神的一种积极的呼应和体现，展现出该剧院的某种艺术主张及其特色。完整的艺术理念，加上创新的有效形式，再借助优秀舞者的表达高度，让“深歌”的这份艺术追求有了实质性的延展，从而不愧于这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带给深圳专业舞蹈艺术发展的期待和需求。沿着这样一个发展理念，无论是“深歌”还是张娅姝，都会获得更进一步的成长。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研究员。本文图片均为张娅姝舞蹈剧场《2月3日·晴》剧照，罗劲超、陈思源摄）

第三届深圳国际魔术节粤港澳高校魔术师研修班及粤港澳高校魔术展演活动圆满举行

由中国杂技家协会、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魔术文化创意产业基地主办，深圳市杂技家协会承办的第三届深圳国际魔术节——粤港澳高校魔术师研修班于2021年1月16日~17日在深圳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举办。本届深圳国际魔术节的一大亮点是比赛板块与学术板块的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充分发挥深圳在弘扬魔术传统文化、培养魔术人才、挖掘优秀节目、发展魔术文化创意产业、繁荣魔术经济方面的先行示范作用。高校是年轻魔术师的重要培育基地，许多年轻有为的专业魔术师都是在大学开始学习魔术。据统计，深圳大学、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等8所深圳高校已成立了魔术社团，其中深圳大学魔术社、深职院魔术协会、深信息学院魔术协会成立于2003和2004年，是国内成立最早的一批高校魔术社团。目前，深圳高校魔术社团在校成员近千人，历届成员更达到数千人，当中不乏学士、硕士、博士等高学历人才。但当前高校魔术社团普遍存在缺乏专业指导、缺乏活动经费、与行业专家接触较少等问题，导致社团活力不足和人才培养水平不高。为帮助这些高校社团破解这些问题，培养更多优秀的魔术专业人才，同时促进粤港澳地区魔术文化交流，市杂协邀请知名魔术师作为研修班导师，对粤港澳三地大学魔术社的魔术爱好者开展培训，提高专业水平。课程内容包括舞台魔术专业课、形体课、表演课等。本届研修班共收到申请报名且符合资格的109人，超出拟定招募人数，择优遴选后实际招募50人。课程修满后，市杂协为学员颁发了结业证书，并评出了10名优秀学员。1月17日，在青少年活动中心大家乐舞台举行了粤港澳高校魔术展演，从研修班中遴选出优秀作品进行展演，为高校魔术爱好者创设魔术实践交流平台。市杂协主席茹仙古丽出席了研修班开班仪式，并提出三点希望：一是希望本次研修班能提高魔术师的专业水准和热情，提升校园社团的活力，加强魔术行业人才队伍建设和储备。二是希望参训魔术师以本次学习培训为契机，真正把培训中所学知识运用到实践中，提升专业表演水平。三是希望本届深圳国际魔术节在粤港澳青年魔术师朋友们的助推下，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年轻的活力，更加创新的形式、展示魔术艺术的魅力，为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发挥凝心聚力作用，作出新的贡献。

吴亚丁：深圳的第二代文学书写与南方叙事

汤奇云我比较喜欢的一个英国批评家奥登，说过一句比较刻薄的话：对待那些低劣的作品你要保持沉默，对待那些卓越的作品你就要热情洋溢地去宣传。前半句话太刻薄了，你凭什么认定哪些作品就是低劣的作品，从而迫使你保持沉默呢？但我对它的后半句话是很认同的。因为我坚信我自己的艺术直觉和艺术趣味，吴亚丁老师的作品就是我比较欣赏的，也被认为的是非常卓越的。所以，我不仅自己阅读和研究他的作品，同时我也引导我的研究生们去阅读它们和评论它们。因为我始终认为，要在文学教学中培养良好的艺术敏感性和文学胃口，“来料”是关键。“来料”不仅要多元化，“来料”的质量更重要。对于初入文坛的青年学生来说，这一点最为重要。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最初是什么机缘，让我看到他的作品的。反正我是追着问着他的作品来读的。这在我个人的评论史上是不多见的，尤其是对这些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作家或诗人。可能是对他们太熟稔，仿佛他们无论写出的什么样的句子或故事，他们一开口，我就知道了他们在肚子里嘀咕些什么。但是，吴亚丁在《出租之城》《谁在黑夜里敲打我的窗》《眺望英格兰》《一头猪的私奔》等长长短短篇里的“嘀咕”，我是十分在意的。也很有兴趣去打探他到底在“嘀咕”些什么？到底为什么会这么念兹在兹地“嘀咕”。只因为我也生存在这样一个“出租之城”，我也曾经期待有人来敲打我的窗。到今年，作为我国改革开放试验田的深圳，刚好成立四十周年。也正好是这个新兴的当代典型的移民文化社会所走过的四十年。对深圳这座移民文化城市的文学书写，实际上也经历了两代作者。吴亚丁的文学书写面向的是我们这些喊出“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在场者，明显已经是属于深圳文学的第二轮书写。而第一代书写，应该是曾经声震世界的“打工文学”。因为“打工仔”的这一社会身份，使第一代深圳书写者从来不敢以“深圳人”的身份来叙事。他们一直在唱着“我们不是一个人类”（吴君）和“来的都是客”（央歌）等委屈的歌。因此，我一直认为“打工文学”是一种怨恨文学。为什么是一种怨恨文学呢？来深圳打工，被老板欺负了；在二线关，被警察查边防证；在“城中村”，又要查暂住证，居住证；在车站或劳务市场，又被诈骗了。总之，他们满腹委屈。在深夜寂静无人的大街，将大脚踢向垃圾桶。第二天早晨，他们又可以“朝着太阳撒尿”。当人们反诘他们：既然深圳这么糟糕，你的老家那么好，把老家写得那么诗情画意，为什么又不回去呢？他们的回答显然无法完成现实人生与文学话语的逻辑自洽。吴亚丁的文学叙事，在我看来，应该属于关于深圳社会的第二代文学书写。其标志就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谁在黑夜敲打我的窗》的出版，大约始于2005年左右。他的文学表现出与第一代打工文学完全异质的特征。他完全改写了以往文学将深圳描述为“欲望之城”“铜臭之城”或“地狱之城”（曾有作品题曰《天堂向左，深圳向右》）的怨恨叙事。相反，他把每一部小说当成了自己的“精神自传”来写，在完成自我精神对话的同时，将笔触转向了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的脑腔领域。他不仅要“见证”他们新的精神生存，也要分享他们的孤独与困惑。我曾经惊异于这种新质的文学书写，故而写过一篇文章，将这种呈现了资本化时代精神肖像的文学，命名为“南方叙事”（见《南方叙事：资本化时代的精神肖像——吴亚丁小说印象》 《福建论坛》2011年第2期）。比如，在为吴亚丁带来极大声誉的《出租之城》里，年轻的叶蝉就是为赚钱而来的。他也确实赚了很多的钱。不过，他赚钱是为了得到“女人花”陈旎的爱。他也确实得到了陈旎的爱，因为陈旎也是一个与他类似的年轻人。她来深圳的目的也很简单，要找到一个有钱的男朋友，能够给她买世界上最好的冰激凌，要开世界上最好的车。但当他赚到了钱，也得到了陈旎的爱后，他又陷入了无限的惶惑，为自己的生存意义而迷惘——人活着难道就是为了赚钱、赚钱、创业、再创业？后来，他破产了，也被女朋友甩掉了，因为她投入了另外一个能给她买车买冰激凌的大老板的怀抱。但是他心安理得，甚至觉得，她应该去追求她自己所认定的幸福。是的！每个人就应该去追求自己所认定的幸福。另一个写得比较含蓄的短篇小说《眺望英格兰》，也表达了这种全新的人文态度。老凡夫妇在深圳开一家小咖啡店。他老婆陪着孩子到英国留学去了。他负责在深圳赚钱，再寄到英国去赡养老婆和孩子。不久，他老婆通过一个店里的女店员转来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就不打算跟你过一辈子了，因为我已经在这边找到另一半幸福了。但我知道店里的这个帮工女孩很喜欢你。我跟她挑明了，要她今后光明正大地跟着你；并告诉她，老凡人很好，今后你也一定会幸福的。老凡当着暗恋他的女帮手面，看完老婆给她的来信，腾地从桌边站了起来，碰翻了咖啡杯。而那温暖的咖啡，点点滴滴落在杯上的“英格兰”字样上。他的这个叙事，我们都看得出来，他关注的是深圳这个城市里面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新的伦理价值观的建立，是一种新的城市人文风景，当然是人们内心世界里的人文风景。具体来说，就是自己要好，也要允许别人好。显然，这种曾经被我们定义的南方叙事，呈现了深圳这座城市一种全新人文风景。生活在这座新兴城市的人们，既有对新奇未来的憧憬，又有对强大异己生活的无奈；但更醒目的是，他们的内在世界里正生成一种磅礴的现代都市伦理意识——不仅自己要好，别人也要过得好。这可能与我们传统的那种伦理价值有些冲突，但我觉得，这既是深圳这样一个移民城市新生成的一种现代人文价值，也是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期的文化选择。社会的转制，工商的繁荣，既重建了市民的个人责任主体，也催生了既要尊重各自的生存选择又要关照“他者”的现代伦理价值。正象20世纪中叶美国南部移民城市蒙哥马利，诞生了马丁?路德?金的“梦”和“哈姆莱文艺”一样，围绕着这种新的现代都市伦理所展开的文学叙事，诞生于深圳这块岭南移民文化“飞地”（一部分敏感的诗人曾将他们的书吧与诗歌杂志，命名为“飞地书局”和“飞地诗刊”），实质是现代都市市民理性精神与传统情义叙事碰撞糅合的产物。事实上，只有在现代都市这种社会交往频密的公共场合，身份歧视的不合理，剥夺人的主体性体制的荒谬性，才能在当事人的心灵世界中真正成为事件。这些隐藏在移民内心世界中的事件，也使他们一直处在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之中，而非原有体制生存的沉静状态。所以，南方叙事是一种讲述移民内心世界嬗变的文学叙事。它不仅要讲述深圳这座城市崛起的文化因由，更要讲述人们摆脱传统羁绊而获得个体自由的喜悦，和对新规则与新角色的预期。当然，潜存在人们心中的那份焦虑与惶恐，也是其“文心”的当然组成部分。吴亚丁是南方叙事的倡导者，也是践行者。他的作品自信地依托移民文化中的理性精神，对纷繁变化的社会与现实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旗帜鲜明地张扬现代人文价值与理念；又能坦然地借助传统文化智慧，应对现实生存中的苦恼。他的文学创造不仅在定义着他的“南方叙事”；他的文学话语也正在改变着这座城市内在精神世界。作者简介汤奇云，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意象经营意境生

胡经之我对艺术意境论的关注，乃始于1983年读了伍蠡甫的书稿《中国画论研究》后引发了我的兴趣。那年，复旦大学的伍蠡甫先生把这部书稿寄给了他的老友朱光潜，希望能收入《北京大学文艺美学丛书》。朱先生把这部书稿交给我和编辑江溶，并要我为此书写一篇评论，向社会推广。此书在1983年7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下就印了四万册。我认认真真拜读了这部书稿，然后遵朱先生所嘱，写了一篇《学贯中西艺论精》的评论，在《光明日报》(1984年8月2日)发表了。伍蠡甫的这部书稿，中心议题就是研究中国画中的意境创造，力持意境领先，笔墨随后之说。依伍老之见，意境的创造乃是中国画的主题，应该发扬光大，持续推进。伍老此书，影响甚广。出书后不久，我和钱中文等去扬州开会，在扬州师院任教的佛雏先生特携《王国维诗学研究》书稿来访，希望也像《中国画论研究》一样收入北大的丛书。我在扬州当即通读了书稿，觉得对王国维的意境论有较深入的探索，便立即带回北大，很快就出版了。△伍蠡甫《中国画论研究》受伍老等的启发，我对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意境作了些探索。1989年，在我的《文艺美学》一书中，有一章专论意境，视意境为艺术本体。2006年，我和李健合著的《中国古典文艺学》对意境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此次读了周子牛的《中国画意境论》书稿，深得启示，促使我对艺术的意境有了更多的思考：一是艺术意境的特征究竟何在？二是艺术意境如何方能创构？三是艺术意境论在当代还有什么价值？我以诗画为例，略作阐释。△胡经之《文艺美学》一、意境的特征意境和境界有别，不能混为一谈。周子牛的《中国画意境论》一书开始就把意境和境界作了区分，意境是心中的内在，属意识形态，而境界乃是人生在世的实在状态，不属于意识形态。这区分很重要，避免把意识和存在、虚在和实在相混淆。人生在世，每个人的实际生活状态本身就有所不同，人生境界有别。冯友兰、唐君毅、梁漱溟等哲学家都是先从人生境界说起，然后才进入艺术意境的探索。宗白华、张世英(点击查看《中国文艺评论》名家专访)等美学家对艺术意境作了深入探讨。艺术意境是在人生境界的基础上实现的精神上的提升，由心内之意和心内之境相融合而成。作家艺术家对自己的人生状态有所体验和感悟，经由意象经营，创构出了胸中意境，然后又经意匠经营，用笔墨把这胸中意境体现出来。艺术意境是对人生境界的一种超越，反过来，又对生活产生影响，提升人生境界。依鲁迅之见，所谓美术(文学和艺术的总体)，就是用“思理”来美化天物，生活中所见的天地自然进入文学艺术，都已经“思理”加工，进行了美化，所以齐白石才说：“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齐白石《鳞桥烟柳图》纸本水墨设色 中国美术馆藏人生境界是中国古典哲学所探索的重心，而艺术意境的探索，却是中国古典美学研究的应有课题。那么，艺术的意境究竟有什么特征？首先，意境的特征表现在：情景交融，意与境浑。中国古典诗歌理论中，意境论在唐代已经成熟。唐诗的成就十分辉煌，“诗至唐人七言绝句，尽善尽美”([清]宋荦《漫堂说诗》)。伴随着唐诗的辉煌，诗论也甚为精彩。诗人王昌龄的《诗格》中这样说道：“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这里说的意境，其实就是情意和境界的融洽结合。情意和境界的结合方式不同，就生成了三境，即物境、情境和意境：我和周振甫的解读一样，情境着重的是抒情，偏重于“娱乐愁怨”的感情，而意境着重的是言志，偏重于表达“意向”或“志向”。而物境着重的是状物，在这里是说的山水。山水诗就是把情意和山水之境结合，创构出山水境象。这三境，后人都概括简化为意境，这广义的“意”，涵盖了知、情、意，这是广义的意境。而物境、情境、意境(狭义)乃是广义意境的进一步细分。这里所说的物境，在唐代还只是专指创构的山水意境，但后来进而拓展为事境、人境，山水之外，草木虫鱼等物、鸟兽林花等物象，均入意境。我的深圳老友王子武擅长人物画，他画的曹雪芹、齐白石、鲁迅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早已蜚声中外。1997年，他知道我的生肖属鸡，灵机一动，在我生日时特为我画了一幅《雄鸡一唱天下白》，就创构了一绝妙的意境。一只雄鸡站在山巅的石岩上，驻足欲啼，背后是一片广阔的天空，展示的是深远的意境，寄寓了他一片深厚的友情，令人难忘。他在20世纪70年代所绘的《关中道上》，创构了另一种意境：秋高气爽，远空鸟飞，三匹骏马，一辆粮车，两个老农，高坐粮堆，欢笑疾驰，一派丰收时节关中老农喜送公粮的事境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俩曾在长江轮船上共度三天好时光，这是他第一次去长江三峡写生。人生难得，我们得以在江轮上畅谈中国画的“尽精微，致广大”，就涉及到了意境。△王子武《白石老人》(来源：雅昌艺术网)情境交融、意与境浑，这是艺术意境最明显的特征，我们较易感受得到，容易理解。但对艺术意境的理解不能满足于此，仍需作进一步理解，那就是：艺术意境还具有虚实相生、气韵生动的特征。所谓虚实相生，在中国画中，就是画出来的实象(有形之象)和没有画出来的虚象(无形之象)相互生发而创构出来的艺术意境，从而拓展了审美的空间，这就是古人所云的“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清]笪重光《画鉴》)。元代画家黄公望所作的《富春山居图》中所画的是富春山，这一实象乃有形之象，但画中的空白乃是一片无形之象，是并未在画中呈现的虚象。这引发了明代画家董其昌的高度赞扬：“吾师乎，吾师乎！一丘五岳都具是矣！”他从画中领悟到了虚实相生的妙境，仿佛从富春山这一丘，看到了中华五岳，祖国河山尽显其中。我看到此画时，直觉感受到的不仅是那连绵不断的富春山，而且还有滔滔不绝的富春江，山水相连，情思通融，引发了我过去的审美体验。2009年，在刘彦顺的精心安排下，我和王元骧、张法、李健，还有上海的吴中杰、陈伯海等畅游富春江，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欣赏那幅《富春山居图》时，我在富春江亲历的境象也就被唤起，融入其中。△黄公望《丹崖玉树图》轴 元 纸本设色故宫博物院藏中国画之所以要创构虚实相生的境象，并非要去追寻那虚象，“不以虚为虚，而以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宋]范晞文《对床夜语》)，而是为了追求更深远的意义，即所谓“象外之旨”“象外之韵”“象外之意”。古人说得好“象外象中，随意皆得”([明]王夫之《明诗评选》)，“妙在象外”(王士祯语)。苏轼十分赞赏文同的画：“时时出木石，荒怪轶象外”(《题文与可墨竹》)。画中虽然只有有形之象“木石”，但在象外之象中，却能呈现出“荒怪”的景象。元代画家倪云林，出身无锡的豪门望族，家道中落，沉闷不乐，时常“浮游湖山间”。他的画，“浪沙溪石，随转随注，出乎自然，而一段空灵清润之气，冷冷逼人”(《大涤子题画诗跋》)，后人称之为“使人意远”。倪云林自称：“余之竹聊以写胸中之逸气耳”(《答张藻仲书》)。我很看重艺术意境的虚实相生、象外之意这一特征。我的《文艺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中，第八章就专论艺术意境，我一直把意境看作中国古典艺术所追求的理想的本体，而意象只是创构意境的基本元素。从“观物取象”，经“立象尽意”，再到“境生象外”，艺术创造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营造意境。在论意境此章，其中有一节就是《虚实相生取境美》。200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编面向新世纪的语文教材，就把这一节收到《高中语文读本》第五册中，传介到了中学。我的意向是要阐明，我们平常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事理即象外之意，只有通过虚实相生的意境才能呈现。我特别推重清人叶燮所言：“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原诗》)。叶燮举出杜甫的诗篇作了分析，“晨钟云外湿”“碧瓦初寒外”，晨钟和碧瓦都是眼前所见的实象，有象有形，而外湿和寒外，都是无形的虚象，虚象和实象一结合，虚实相生，就生发出艺术的意境，表达了不可言说的事理。这种艺术的意境，“恍如天造地设，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意中之言，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可解。划然示我以默会相象之表，竟若有内有‘外’，有寒有‘初寒’，特借‘碧瓦’一实相发之”(《原诗》)。我亦很敬佩司马光对杜甫《春望》一诗的解读：“国破山河在”，这是“明无余物矣”；“城春草木深”，这是“明无人矣”。“山河在”“草木深”都是眼前所见的实象，但却显现了不在眼前的虚象(无人无物)，一片荒凉，从而表达出了杜甫的象外之意：“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宋]司马光《续诗话》)。诗人的不尽之意，正是通过这虚实相生的意境呈现出来。虚实相生的意境，由艺术家的情意一气贯通，气韵生动，韵味无穷。什么是韵味？钱锺书说得好：“画之写景物，不尚工细，诗之道情事，不贵详尽，皆须留有余地，耐人玩味，俾由其所写之景物而冥观未写之景物，据其所道之情事而默识未道之情事。取之象外，得于言表，‘韵’之谓也”(《管锥编》)。我试举一例以明之，齐白石的《十里蛙声出山泉》，小蝌蚪在游，乃实象，象外之象，而蛙声有象无形，乃虚象，虚实相生，构成意境，气韵生动，韵味无穷。中国画的最高追求，乃是能跨入天地境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而中国人的最高追求，乃是“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庄周)。人类之所以要创造文学艺术，就是要创构一个意境，进入这天地境界。方东美说得好：“创造浩荡诗境，迈往真、善、美，纯与不朽的远景”，从而，“将自己生命悠然契合大化生命”(《中国艺术的理想》)。中国画里，山水画最能创构出这种天地境界。当我们面对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倪云林的《渔庄秋霁》图，石涛的《山水》图等山水画时，正如朱自清所说：“山水，文人欣赏的山水，却是一种境界……如元朝倪瓒的山水画，就常不画人，据说如此更高远，更虚静，更自然。这种境界是画，也是诗，画出来写出来是的，不画出来不写出来也是的”。天地自然，大象无形，但若和山水之象，融会贯通，虚实相生，进入化境，就生成天地境界。明代初的画家恽南田说得好：“天外之天，水外之水，笔外之笔，墨外之墨，非高人逸品,不能得之，不能和之”(《南田画跋》)。这天地境界，“境与性会”([唐]张彦远语)，画家的人格精神也已融入这境界中了。“以追光蹑景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明]王夫之《古诗评选》)。这样的天地境界，用朱良志的话说，乃是“呈现生命真实的世界”，“它是人在当下妙悟中所创造的一个价值世界，其中包含艺术家独特的生命感觉和人生智慧。所以，它是一个‘显现生命真实的价值世界’”。△石涛《云山图》轴 清 纸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二、意境的创构中国画的创构，突出了“意在笔先，画尽意在”(张彦远)。先要在画家的脑海中创构出意境，然后才化为笔墨，画在纸上，成为画品。这整个过程，杜甫称之为“意匠惨淡经营中”(《丹青引》)。意匠经营，这“匠”之技法，是离不开“意”的，要服从于“意”，所以也要用“心”经营。清代学者颜元在谈到习琴时，就突出了要意匠经营，要达到“心与手忘，手与弦忘，私欲不作于心，太和常在于室，感应阴阳，化物达天”(《颜元集》)。作画也是如此，精心意匠经营方能造就“笔墨之妙”。但是，这笔墨之妙，却是为了表达“意中之妙”。清人画论家方薰在《山静居画论》中说得好：“笔墨之妙，画者意中之妙也”。为了阐明“意在笔先”的重要性，他以杜甫所说的“十日一石，五日一水者”为例，说明这是画前在进行构思，“非用笔十日五日而成一石一水也”。这作画的构思，他称之为“意象经营”：“在画时意象经营，先具胸中丘壑，落笔自然神速”(《山静居画论》)。这“胸中丘壑”是“意象经营”的结果，也就是苏轼所说的“胸有成竹”：“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苏轼说文与可作画“胸有成竹”，这要有一定的时日来酝酿构思，作“意象经营”。那么，即兴之作是否也要作“意象经营”呢？郑板桥在70岁时所作的竹画题跋中云：“文与可画竹，胸有成竹；郑板桥画竹，胸无成竹。浓淡疏密，短长肥瘦，随手写去，自尔成局，其神理具足也。”郑板桥的即兴之作甚多，确是“胸无成竹”，但在下笔之时，还是“胸中有竹”，不过是即时酝酿，意象经营急速，下笔如有神。所以，郑板桥最后还是作了这样的归结：“然成竹无成竹，其实只是一个道理”。他在64岁时就说：“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他又说：“后园竹十万个，皆吾师也。”他这一生，50年都在画竹，竹子的意象已烂熟于心，随时都可以呼之欲出。所以郑板桥的即兴之作，“胸无成竹”，乃是以数十年的意象积累为基础的，因而是“胸有成竹”的提升和超越。而在下笔时，郑板桥的心思更多就放在“意匠如何造得新”上，在“意匠经营”上花更多功夫。“意象经营”重在内形式的营构，而“意匠经营”则重在外形式的创新。△郑燮《兰竹图》纸本水墨 中国美术馆藏为了论述的方便，我在《文艺美学》一书中，把艺术构思和符号表达稍作区别，把“意象经营”和“意匠经营”分开来阐释，实乃不得已而为之。艺术实践中实乃连续动作，融为一体，先有画家内心世界的意境，然后方付诸笔墨，连续而成。其实，把“意匠经营”和“意象经营”向前推延，回归人的生活世界，那么就可以体验到，画中的艺术境界，来源于画家在生活实践中所生成的人生境界。郑板桥在66岁时，画了一幅《竹园》，在竹林后特地加画了青山江帆，并写了这样的题跋：“昨游江上，见修竹数千株，其中有茅屋，有棋声，有茶烟飘扬而出，心窃乐之。次日过访其家，见琴书几席，净好无尘，作一片豆绿色，盖竹光相射故也。静坐许久，从竹缝中向外而窥，见青山大江，风帆渔艇，又有苇洲，有耕犁……由外望内，是一种境地；由中望外，又是一种境地。学者诚能八面玲珑，千古文章之道，不出于是，岂独画乎？”中国画，作为美术中的一种，是在人的生活世界中生成的。鲁迅早在1911年已追随蔡元培在教育部推行美育。蔡元培在任教育总长时，就把美育列入国家教育方针，鲁迅积极响应，在教育部负责社会教育任内，在北京倡设“暑期讲习会”，推广美育。他自己就在讲习会开讲“美术略论”，至少讲过四次，对美术作了简明的阐释：“美术云者，即用思理以美化天物之谓”。美术具有三大要素，一曰天物，二曰思理，三曰美化。鲁迅把“天物”放在第一位，画家在生活实践中，先要能接触到“天物”，正如他所说：“所见天物，非必圆满，华或槁谢，林或荒秽，再现之际，当加改造，俾其得宜，是曰美化”。艺术创造是要通过思理来美化天物，首先得接触天物。所以，历代许多山水画家都爱游山玩水，这是作画之前，进入“意象经营”和“意匠经营”以前，要作生活酝酿。生活酝酿尚未进入“意象经营”“意匠经营”，但对作画很重要，生活的积累，构成画家的生活境界，生活境界的高低，制约着艺术意境。所以，优秀的山水画家都倡导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相互融合，在内心世界生成人格境界，然后才能通过意象经营，和他所见的山水意象，融合为艺术意境。所以，明代画家董其昌在《画眼》和莫是龙所撰的《画说》中都这样说道：“不行万里路，不读万卷书，欲作画祖，其可得乎？”△董其昌《山水》卷 明 纸本墨笔 故宫博物院藏生活酝酿乃是艺术创作的前提，画家不能不重视。清人沈宗蹇说得好：“有毕生之酝酿者，有一时之酝酿者”(《芥舟学画编》)。所谓“酝酿”，并不只仅仅是对自然山水，耳闻目见，而且还要经过心灵体验，从“澄怀味象”到“观物取象”，都需用心去体验。我把这称之为审美体验。宋代画论家董逌曾以那时的山水画家李成为例，这样说：“其于山林泉石，岩栖而谷隐，层峦叠嶂，嵌欹崒嵂，盖其生而好也，积好在心，久则化之，凝念不释，殆与物忘，则磊落奇特，蟠于胸中，不得遁而藏也。它日忽见群山横于前者，累累相负而出矣，岚光霁烟，与一一而下上，慢然放乎外而不可收也”(《广川画跋?论山水画》)。亲历了自然天地，名山大川，以身体之，以心验之，“默识于心，闭目如在目前，放笔如在笔底”([元]王绎《写像秘诀》)。或如鲁迅所云：“静观默察，烂熟于心，然后凝神结想，一挥而就”(《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只有对天地自然、名山大川有了深切体验，然后才能在创作时，胸有丘壑，构成意境，到了“境界已熟，心手已应，方能纵横中度，左右逢源”([宋]郭熙《林泉高致》)。明代山水画家董其昌，虽然推崇“师古”，但更加重视“以天地为师”，在自己画幅上题曰：“画家以天地为师，其次以山川为师，其次以古人为师，故有‘不读万卷书，不行万里路，不可为画’之语；又云‘天闲万马，吾师也’。”他观摩了前人的万卷画，又践行了万里路，远游北京三次，继之黄山。他从老家华亭(松江)，亲历过湖南：“余之游长沙也，往返五千里，虽江山映发，荡涤尘土，而落日空林，长风骇浪，感行路之艰”，但面对大好江山，深切体验，在胸中留下深刻印象。对家乡的山木体验更深，能够说出：“吴中山有两支：一支自大阳山起祖，尽于天平、金山，皆为兽形，其山石带土；一自空窿起祖，尽于上方，皆为鱼形，其山土带石”(参见伍蠡甫《董其昌论》)。正是对自然天地、名山大川有深切体验，所以能说出：“以境之奇怪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绝不如画”(《画禅室论画》)。真山水和画山水各有所长，不能相互替代。后人更进一步论证：“画有以丘壑胜者，有以笔墨胜者”([清]盛大士《溪山卧游录》)。精美的艺术，应意象经营和意匠经营并重，丘壑与笔墨俱佳。对天地自然、名山大川的审美体验，其审美对象均为画家的身外之物，这种审美，应该称之为外审美。欣赏外在对象的本象美，应区别于朱光潜所说的意象美。《世说新语》中曾记载，东晋画家顾恺之就曾畅游江陵、会稽，回到老家无锡之后，盛赞“人间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这是顾恺之对山川之美的审美体验，属外审美。宋人郭熙在《林泉高致》中倡导画家应“身即山川而取之，则山水之意度见矣”,要直接去体验真山水之美：“真山水之云气，四时不同：春融洽，夏蓊郁，秋疏薄，冬黯淡”。他对真山水的审美体验是：“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欲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这些都是对画家所面对的外界对象的审美，属外审美。但外审美在画家那里要内化，把从对外审美得来的映象，内化为内象，在心中不时回忆、玩味，经由“丘壑内营”(董其昌语)，画家把外在对象予以内审美为审美意象。鲁迅所说的以“思理”去美化“天物”，就是通过内审美来作意象经营从而创构出意境。意境之美乃审美的结果，但内审美乃外审美的向内延伸，意境之美的根源还在外审美，亦即“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也。朱光潜美学只认定意象才美，否定外在对象即本象的山川之美，从而否定了生活之美，这并非中国传统的美学见解。“山川之美，古今共谈”，这是中国的美学传统，绝不能断绝。当下正在兴起的生态美学，正是这一中国美学传统的延伸和发展，审美对象越趋广阔，天地之美、山水之美一直到万物之美，都应纳入审美视野，并发扬光大。△顾恺之《女史箴图》卷(宋摹) 东晋 纸本墨笔故宫博物院藏外审美，历千山万水，美不胜收。真山真水，可行，可望，可居，可游：“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郭熙《山水篇》)。“千里之山，不能尽奇；万里之水，岂能尽秀？”山水画不同于真山水，必须把千山万水内化为意象，作内审美，意象经营，使得小小画幅“咫尺间山水寥廓”，意与象合，象与象合，意与境合，创构出意境：“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彩。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得烟云而秀媚”(郭熙《画诀》)。北宋画家米芾家住京口(今镇江)，他从所住的别墅海岳庵远望京口天险：焦山屹立江中，与岸上的焦山与北固山相对峙，画意勃发，顿时提笔绘画，却并不在意突出金、焦、北固三山，而是突出了江上云海出没，山峰隐映，林木惨淡，长江千里之势却宛然目中。米芾开创了山水画的写意派。清代石涛称颂的好画，应是：“天地浑溶一气，再分风雨四时，明暗高低远近，不似之似似之”(题《青莲草阁图》)。意象经营自有一套规律，不同于外审美。意象经营，首先重视的是品位要高，立意高远。正如清人王昱所说：“学画者先贵立品，立品之人，笔墨外自有一种正大光明之概，否则画虽可观，却有一种不正之气，隐跃毫端”(《东庄论画》)。明人李日华也说：“姜白石论书曰：‘一须人品高。’文徵老自题其《米山》曰：‘人品不高，用墨无法。’乃知点墨落纸，大非细事，必须胸中廓然无一物，然后烟云秀色，与天地生生之气，自然凑泊，笔下幻出奇诡”(《竹嬾论画》)。作画和写诗涉及到人品、山水和天地三者的关系，对此，清人朱庭珍有一番精彩的论述：“作山水诗，以人所心得，与山水所得于天者互证，而潜会默悟，凝神于无朕之宇，研虑于非想之天，以心体天地之心，以变穷造化之变。”艺术创作，就是“以人之性情通山水之性情，以人之精神合山水之精神，并与天地之性情、精神相合矣”(《筱园诗话》)。若用现代话来说，这就是方东美所说的“创造浩荡诗境，迈往真、善、美，纯与不朽的远景”。古人所说的品位要高，立意高远，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价值取向。鲁迅说美术要以“思理”去美化天物，这“思理”就包含了价值理念，对真善美的追求。意象经营要创构高远的艺术意境，就要求画家具有动态的立体思维，而不能只用静态的平面思维。中国画不像西洋画那样，采取焦点透视，而是采用散点透视，灵活机动，既有纵的透视，又有横的透视，既可从高处着眼，又可从低处入眼。苏轼望庐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清人魏源则更进一层，体会到“不见庐山真面目，只缘身不造山顶”。这还不够，进而“欲识庐山真面目，看山端合抂山中”。还嫌不足，尚需走出山中，“奥曲全在两山间，登高一览何由足”(《魏源集》)。古人早已体会到，只有从不同视角去透视，“视域融合”，方能全面领悟到山水之美。宋代理学家邵雍已经看到，诗人画家有“以我观物”和“以物观物”之分，但更多的诗人画家采取的是“以道观物”，不采取固定视角，而是“提其神于太虚而俯之”。中国画的散点透视法就很难为西方画家所理解。意大利画家郎世宁在清皇室里作画，也画山水，但画出来的山却是近大远小，一幅画全被最近的山占满了，给人压迫感，因为他采用的仍是焦点透视，视角固定，当然是眼前的山最大，而远方的山就小，创造不出中国画的深远意境。正是因为中国画采取了“以道观物”的融合视角，“提其神于太虚而俯之”，所以能全方位、多维度、立体地呈现山水自然和天地境界，既远又近，既正又偏，既显又隐，天地自然之美，动态之势，尽显眼前。这正如郭熙所云：“山近看乃此，远数里看又如此，远十数里看又如此，每看每异，所谓‘山形面面看’也。如此，是一山而兼数十百山之形状，可得不悉乎？山，朝看如此，暮看又如此，阴晴看又如此，所谓‘朝暮之变态不同’也。如此，是一山而兼数十百山之意态，可得不究乎?”(《林泉高致》)郭熙对山水的体验甚深，提出了山有三远：高远、深远、平远。画作若能画出这三远，方能意境深远。对此，我也曾有过深切体会。十多年前，我从富春江乘车回杭州，一路上山峦重叠，层层峰立。我细心观察，就在车上远眺，却发现最深处，山竟现七层，这是我过去从未见到过的，此次浙东之行方能见到，令人难忘。近日，在我常去游泳的五洲宾馆大堂正厅里，新添了一幅百米巨画，名叫《万象更新》，由邢东所作，乃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巨幅油画。初见此巨幅画像，我眼前突然一亮，在我面前呈现的竟也是七层山峦，云烟缭绕，云蒸霞蔚，连绵不断，最远处是红日高照，光芒万丈，万象更新，气势磅礴。这巨幅油画，吸收了西洋画的技法，但呈现出来的是中国画的高远意境，尽精微而致广大，令人赞叹。三、意境的价值中国画的意境乃是意中之境，是艺术家的内在世界中意象经营的产物，不是外在世界的自然天地本身，但其中有自然天地的形神。所以，即便艺术家不能再去大自然亲身体验山川之美，也可以领悟画中的意境，再体验天地自然之美。东晋的著名画家宗炳，一生都“好山水，爱远游”，沉醉于天地自然的大美中，“每游山水，往辄忘归”。庐山、衡山、荆山、巫山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甚至还在衡山盖了房，在此常住，流连忘返，一心想遨游名山大川，“欲怀尚平之志”。但到了晚年，不能再登山远游了，他只好退回到老家江陵，无奈地感叹：“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宗炳在江陵古宅，深情地回忆了他所亲眼目睹的名山大川，“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布满在四周墙上，他则躺在床上，静心观赏，称之为“卧游”，直至去世。正是因为宗炳热爱山水，亲身体验到了山水的“质有而趣灵”，所以才写出了世界历史上第一篇山水画论——《画山水序》，成为一派宗师。我只会弹钢琴而不会作画，但对自然山水也情有独钟。年少时，我父亲常带我到苏州市中心的玄妙观去看中国画，我就喜欢上了山水画，特别是倪云林、钱松喦的太湖山水，令我陶醉。家里客厅上挂的也都是从玄妙观买来的山水画。后来，我离开家乡到北京读书，每次回老家，都要想方设法亲近自然山水，不是去太湖、阳澄湖，就是去清凉山、玄武湖。我这一生，去过五次黄山，最早一次是1983年初春，我带了我的第一届文艺美学研究生王一川(点击查看相关)、陈伟、丁涛三人，要对自然美和艺术美作些比较研究，首先到黄山考察，从北麓步行到南口。那次，我学谢灵运穿木屐游富春山，竟也穿了一双夹趾的塑料拖鞋上山，轻松自如，行走舒畅。第一次黄山审美之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时我们还没有相机，未能留影，但至今仍不时浮现出当时体验的审美意象。但我在1999年初春最后一次去黄山，却给我留下了一片恐怖的印象。那次，我和钱中文、陆贵山、程正民(点击查看相关)、黎湘萍在南京参加学术研讨会后，一起去了黄山，从南麓入口，乘了缆车直奔山顶，此时已细雨濛濛，但阳光时露，别有风味。而当我们到达最高峰时，却风云突变，暴风骤雨，倾盆而下，更伴随着雷电交加，犹如天崩地裂。此时，已寸步难行，摇摇欲坠，底下就是万丈深穴。最难的是那百步云梯一线天，又陡又窄，已不能直着腰走，只能靠双手扒着阶梯，在地上爬着。那天我穿的是一双胶底布鞋，经水泡摩擦，脚趾已开始红肿，需立即就医。我这次本要从黄山去北京，遇此情景，我当机立断回深圳就医，医生立即把我的趾甲拔掉，不然，整个脚板将要溃烂。这次黄山之行，在我脑海中留下的是一片恐怖景象，从此，再也没有去过黄山。但我还是时常回忆起前四次去黄山留下的美好印象，于是，只好在家里欣赏石涛、黄宾虹、张大千等画黄山的作品，重唤起关于黄山的美好意象。△黄宾虹《黄山汤口》(来源：雅昌艺术网)艺术美并不就是自然美，我曾探索过自然美和艺术美的关联，觉得各有其美，不可替代。对此鲁迅已谈得很清楚，“美术云者，即用思理以美化天物之谓”。中国画可以在画中重现山水之美，但又在脑海中用“思理”来使山水更美化，创构出艺术的意境。所以，“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从而才能起到这样的作用：“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鲁迅语)。美术中所含的“思理”，应该涵盖了知、情、意，最关键的还是价值观念——真、善、美。而真、善、美三大价值观念，还是在天地人三位一体的互动关系中生成。中国的艺术意境论，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中，以天、地、人三才说作为哲学基础，自呈民族特色。“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大、地大、人亦大，各有其道，而有天道、地道、人道。天、地、人三位一体，相互作用，而生成世界万物，构成世界大全。人就生成于这世界大全中，上顶天，下站地，居于中，和天地互动，按照世界大道在运行。人和天地的关系，乃是属于世界大全的整体关系，不是这整体关系下的物与物的具体的局部关系，正是在天、地、人的互动之道中才生成了万物：“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老子》)。正是这天地人三位一体的价值观念，一直主导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思理，表现在中国画中，就是要创构艺术意境，以达到主客合一、虚实相生和天地同源的天地境界。在这种重天地人整体价值观念主导下，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具体的物，就不如对整体那么重视。宋代理学家邵雍很重视“以物观物”，以区别于“以我观物”。但老庄哲学则倡导“以道观物”，从天地自然的整体上来对待物，应于物而勿累于物。就像苏轼这样很看重物的文学家，也说可以寓意于物而勿留意于物，看重的是超然物外，优游于天地自然之间。所以，中国虽然也发展了人物画、花鸟画，但却没有像山水画那样受到广泛的喜爱，山水之美，雅俗共赏，古今共谈。其实，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也存在一条类似的文脉，把天、地、神、人视为一体，不过，在天、地、人之上，加了一个“神”，由“神”来主导天、地、人。早在古希腊时代，苏格拉底就把世界大全概括为“天、地、神、人”四大元素连成一体的有机宇宙。到了中世纪，把“神”奉为最高主宰，集真善美于一身。但到了雅斯贝尔斯，已把“神”和天、地、人一起平列。海德格尔把人的地位提升了，但也仍然给“神”留下了一个位置，这和中国的文化传统有所不同，我们看重的是天、地、人三位一体，并无“神”的立足之地。但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天、地、神、人”四位一体的文脉也时常被忽视或遗忘，而是把目光紧盯着在这个大系统中生成的“物”这个实体，对这个物系统的物性作了深入的研究，发展了自然科学，使得物质生产蓬勃发展，得以较早实现了物质的极大丰富。但是，西方常常忽视或遗忘了那个大系统，正如英国诗人比尼恩(Binyon)所说：“我们虽然已能操纵和利用自然界的资源，但尽管我们多么努力，仍然有些重要的东西为我们所忽略。我们把生命肢解成许多分离的部分，每一部分都由冠冕堂皇的科学所主管，其结果把生命的整体弄得模模糊糊，弄得我们似乎完全失去了生活的艺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数千年来一向重视天、地、人三位一体之说，文脉不断，但却不大留意于物质这个小系统，重视以“道”观物，不重视以“物”观物，对物性少作深入探索，所以物质生产发展缓慢。历经百年多的现代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们的物质生产突飞猛进，后来居上，眼看已将成为世上规模第一的最大经济体，精神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亦在逐步提升。但是在物质生产高歌猛进的过程中，我们也时常只关注了物质世界这个小系统，却忽视了天、地、人三位一体这个大系统，不留意于物质生产对人的整体生态产生了什么样的效应，有时有些地方还是走了西方的老路，先污染后治理，于是产生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生态危机。幸而，我们终于意识到了，要养活14亿人口，物质生产固然重要，但决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必须以生态为优先。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一向推崇天地人和，而不是倡导天地人斗。天、地、人互动，正如荀子所说，“天行有常”，天地运行，自有规律，而人的行动却是个变数，既爱动，又主动。天、地、人三极的互动，古人称之为“参赞化育”，天的作用在“化”，地的作用在“育”，而人的作用在“赞”，三极的相互作用，是为“参”。天地人相参，其终极结果是要达致天地人和，万物一体。天地万物，从唐《艺文类聚》开始，就按“天、地、人、事、物”的次序分类，人在天地间的位置也按“天、地、君、亲、师”的次序排列，清末推翻帝制后，也还是“天、地、国、亲、师”的次序。如今，眼看“心”的作用越来越大，我心目中，这次序就应改成“天、地、人、心、符(符号)”。但不管社会如何发展，“天地人和”还应列为优先。△《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第三版)(下)》胡经之主编这世界大全，乃由天地人相参，万物增生而成。天地是人类得以生成、发展、完善的母体。但天地本身并无“灵明”，既无自我意识，又无对象意识，更无关系意识，只有人才有一点“灵明”，所以能为天地立心。按王阳明的看法，正是因为人有一点“灵明”，所以人就是天地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传习录》)随着科学的发展，如今人类的灵明已意识到天的广大无限，天外有天，天外还有更多的天，世外究竟有多少重宇宙，尚待继续探究。就是在天与地之间，万物生成，我们的灵明能达到的，还只是些“明物质”，但比“明物质”还要多的“暗物质”，至今还未探明。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早就意识到，人类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还要改造世界，这最要紧的就是要通过人类自身的“实践”，和天地自然相互作用，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实现人类自身的新陈代谢。正是通过人类的实践，不断使自然人化，从而在天地自然中生成了一个“人的世界”。明代画家祝枝山说得好：“身与事接而境生”，然后，“境与身接而情生”，人生境界转化为艺术境界。从自然人化中生成的人类社会，成为每个人得以生存、发展的人生大舞台。人，既是历史的剧作人，又是历史的剧中人，还可能是历史的观剧人。历史发展的大方向就是要让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塑造自由个性，人应成为自然、社会和自己的主人。马克思晚年的目光更多注视于人类学，而恩格斯着重钻研了自然辩证法，推进人类的实践活动向自然界的更深处探索，使自然界这一“人的无机的身体”(马克思语)，成为人的有机体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的实践活动不断发展、自然不断人化的过程。然而，人类的实践活动受价值导向的指引，因而具有不同的效应。早在20世纪60年代，南斯拉夫的实践哲学派马尔科维奇、彼得洛维奇等已关注到了实践的价值维度。实践有好坏，既有建设的、正面的、积极的实践，也有破坏的、否定的、消极的实践。实践创造了真善美，也制作出了假丑恶。自然的人化，能使自然优化，却也能使自然劣化。马克思推崇的是“革命的实践”，只有“革命的实践”才能拯救世界，而异化的、反向的、负面的“实践”却能毁灭这个世界。马克思说道：“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革命的实践”，不只是政治实践，也涵盖了生产实践、精神实践等整个社会实践。早在1844年马克思在谈到物质生产时就已指出，生产应按物的尺度(亦即真的规律)和人的尺度(亦即善的规律)来进行，更应按美的规律来创造。而在生产之前，人就要在头脑中作意象模型，然后才付诸实践。我受此启发，在1987年就写了一篇《论审美活动》，后又扩写成为《文艺美学》的第一章，意在阐明，艺术生产经由意象经营(人心营构之象)而创造出一个意象境界，其最终目的乃在推进人和世界的关系达致动态平衡，实现天地人三极的和合之道。当然，精神的力量不能代替物质的力量，审美活动或使人的精神放松，或振奋人心，都只具精神功能。但是，通过革命的实践，精神力量可转化为物质力量，实现人类美好的理想。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于突出实践唯物主义，但决不能违背大自然的优先地位。我们已进入新时代，那就是生态文明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好：“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生态文明时代，对生态的重视日益显现。就在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雄安新区时说道，蓝天、碧水、绿树，蓝绿交织，将来生活的最高标准就是生态好。接着，在6月，他在俄罗斯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时，更进一步指出：“我们要坚持绿色发展，致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俄罗斯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句名言：‘美能拯救世界’”。美能拯救世界？美怎么拯救世界？那就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初心。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倡导我们不仅要在理论上解释世界，而且要在实践中去改造世界，既要改造客观世界，又要改造主观世界，更要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关系，关键在于怎么改造？要按美的规律改造，改造不是目的，改造世界的终极目的是要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让人们都能过上美好的生活。2020年，我们实现了全面小康，国家也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人民的生活实现了全面小康之后，还要向中等富裕的方向迈进，物质生产仍然要发展，当然应日益优化，以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但美好生活不仅仅只是物质生活的优化，还有精神生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等整体生态的提升，所以，生态文明要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五位一体，协调发展。正是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呼唤中华美学精神的回归，天、地、人三位一体的价值理念应当继承，踵事增华，发扬光大。中华传统艺术，秉承了天地人三位一体的价值理念，用思理美化自然天地，创构了艺术意境，这是一种精神的创造。在中国的山水画中，不仅再现了自然天地之美，而且表现出了画家的心灵之美，反映了画家和自然的和谐关系，凸显了人与自然的和美。这样的艺术意境，激发了后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对人和大自然之间和美的向往，这将促进我们在行动中付诸实践，激励我们建设更加美好的自然生态，“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作者：胡经之，单位：深圳大学

秦锦屏作品研讨会举行

由中国作协《民族文学》杂志社、深圳市文联创研部、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主办的秦锦屏戏剧文学作品研讨会日前在北京召开。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中国作家》主编程绍武、著名表演艺术家李文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等有关领导和专家出席研讨会并发言。研讨会由《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主持。研讨会上，邱华栋回顾了多年前阅读秦锦屏作品的心得，认为她在尝试多种文体创作之后，如今在戏剧文学作品上独辟蹊径，走出了自己的路子；从综艺排练现场赶到会场的李文启认为，秦锦屏如此勤奋如此高产优产，是因为在她身上饱含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浓浓的家国情怀；白烨建言，在城市里待着但是又有乡村背景，在南方待着又带着北方的血脉，这些独特体验如何在文艺作品中释放出来，形成自己的特点和符号，对秦锦屏今后的创作来讲非常重要；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陈彦在贺信里寄语：“未来，希望秦锦屏以戏剧创作为抓手，继续为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为广东的戏剧发展做出更多的积极贡献。”与会专家和学者普遍认为，秦锦屏以勤奋吃苦、西北人“咬透铁”的创作劲头，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从陕西到深圳，她从一个普通的追梦人变成了幸福的圆梦者，是深圳这片土地给了她学习、思考、开拓、实践的机遇，是“乡愁”的拍打让她把中国汉字编织成小说、散文、戏剧、诗歌等文艺形式与生命对话。多种文体的相互渗透和相互成全，让秦锦屏的文学和戏剧创作多元交响、锦上添花。生在三秦大地而后扎根深圳，秦锦屏连续14年被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聘为特邀编剧，在戏剧文学方面荣获过40多项省级以上（含省级）奖项，今年出版了戏剧专著《给孩子的校园剧》。（艺文）

论自我意识在艺术生成和发展中的作用

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梁宇中图分类号：J04 文献标识码：A艺术家的每一次创作行动就是一场自我意识与艺术生成之间的揣摩、试探、角逐，二者间持续较量直到意境达成，情绪释放并归于平静，方能获得皆大欢喜。所以对艺术创作过程的评判和剖析如果能够深究到创作者自我意识的层面，顺着自我意识对作品生成与展现如何产生影响这样一条脉络探究下去无疑能得到更本质的东西。而个人自我意识的层次又与个人的经验积累及外在环境的影响分不开。从我个人的艺术经历来看，从幼年学画至今，历经了“文革”后的社会巨变，并跨越到21世纪至今，自我意识的发展以及美学观念的建立与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变革及艺术思潮的影响紧密相关。20世纪70年代初，素质教育还没开始流行，我刚进入小学，那时美术远没有数理化显得高大上，但我压抑不住骨子里的喜欢，每天放学后总是非常主动地跟着两位科班出身的老师去学画画儿，周末也不例外。在铁路机务段负责宣传工作的父亲忙不过来时，父子齐上阵，经常披星戴月地在比自己还高的宣传板上画，看到自己的“大作”时时出现在人头攒动的牌子下，一颗艺术的种子也开始萌芽。在70年代的艺术创作中，现实主义风格、集体主义精神以及高大全的人物形象构成了艺术创作的主基调，其语言方式更多地呈现为“所指化”的表征。即，该时期的艺术创作将关注点投放在语言的“所指”之上，在社会主题、政治思想等要素的引导下相应地生成了现实主义的表现空间。在我成长的最初阶段，受建构在国家、民族基础上的身份认同的不断影响，性格虽自小就是活跃的、乐观的，但个性却是收敛的、从众的集体主义精神，自我意识、自我主张未能显现。80年代初期，我应届考入大学，那时恢复高考没几年，师生们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大好时光，整个艺术界心思单纯，心无旁骛地沉浸于对艺术本体、艺术经验的执著探索。虽然模式化的美术创作和苏联现实主义美术传统在高校的美术教育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但一些先锋者已开始了摆脱原有束缚的行动，他们将法国米勒乡村写实、美国超级写实、怀斯风等语言形式与个人创作经验相结合，并以面貌一新的艺术语言将中国本土风情饱满地表现了出来。本科阶段，我系统地学习了造型和色彩运用技巧，这一时期西方以及本土的艺术新思潮风起云涌，西方艺术大师们的作品以及黑格尔、尼采、萨特、叔本华、弗洛伊德等人的哲学及艺术理论著作被译介过来，中国出现了以现代主义为特征的美术运动，提出了观念更新的口号。作为一名年轻学子，我的心灵受到了极大触动，不想放弃任何学习新知识的机会，于是整个青春期几乎都在狂热的绘画实践和理论学习中度过的，尽管这种狂热可能混杂着个人的现实焦虑和迷茫，但新艺术观念的导入使得我更加关注内心深处的思想，更加关注自我实现的价值，我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主张变得明晰，主体性变得突出，我的艺术创作中注入了更多个体化的思想、情绪和体验。在研究生学习阶段，我有意识地追求创作的个性化，审美倾向变得更为客观、理性，在吸收西方美学的同时，意识到了中国图案的独特性，在传统图案及民间美术中找到了值得我借鉴的东西。东、西方美学的碰撞与融合在我的绘画中也逐渐体现了出来。我的作品由三维立体向二维平面转化，造型也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剪纸和皮影等民族艺术的特点。随着美术理论知识的充实、艺术实践的不断尝试，我对形式美学的追求已不再局限于色彩构成、图式语言等纯形式方面的东西，记得英国美学家罗杰?弗莱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一件艺术品不是记录已经存在于别处的美，而是由艺术家感受一种情感并将它传达给观众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我的作品中，一直尝试着将那些被深切“感受到的情感”用合适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形式不仅要符合画面内容，同时也应与文化相契合。当一个人的自我意识从被本我挟持的状态上升到被现实的自我所监管、被道德的自我所引领的状态时，他的情绪和对事物的感知将进入相对客观和通达的境界。在经历了本科期间绘画激情的充分释放后，自我意识中被压抑的部分得到了缓解，放下了自我，可以说研究生期间的绘画进入了一种更加从容和达观的状态，视野更加广阔，对艺术的评价形成了自我的判断标准，创作中能够更加有节制地将情感、精神或状态抒发到对物象的自由表达之中。《蓝色古尔古纳河》《玛尼和她的驯鹿》等一批作品正是这种创作状态的体现。这些作品属于现实主义范畴，但又不是对客观的真实写照，创作的主观性明显，从形式到内容都经过了主观的高度提炼和加工，打破了时空的局限，不同时间和场域的情景被安置在平行的二维空间里，从形式到内容都做到了与画面内涵的高度契合，更难得的是，通过这批作品的尝试，初步找到了一种具有鲜明个人特色的创作道路。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热潮，我一路南下，踏上了深圳这片“敢为天下先”的热土。从文化背景来看，当时的中国，在市场经济、都市文化与现代艺术的多重社会语境之下，中国的现实主义美术呈现出多元化状态，都市生活、都市题材成为文化语境中的热点话题。初到特区的我，视野所见到处都是建设的工地，我不假思索地拿起画笔，在一批老屋被拆迁之前，以写意、抽象的油画笔触画出了一批“老屋”。之后是写意、抽象的“工地系列”，我将目光聚焦于扳手、电线这些工地上的小物件，从主观意识上想要借助于一个实体的物象，通过创作过程中色彩和形式的主观处理，使其产生一种超脱于物象外的精神之境，使画面具有某种精神性的表达效果，隐喻地表达在这个变化的世界中，推陈出新，以小见大。绘画风格从之前的写实转变为抽象和写意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理应如此，当时的感觉是唯有如此才觉恰当。正如法国文艺理论家罗杰?加洛蒂所言：“每一个时代的艺术作品都在表现‘人确定的与世界的关系’，每幅画都是这些关系的‘模式’，而世界的变化、人和世界关系的变化要求造型的颠倒，由一种语言转化为另外一种语言，这种颠倒的规律构成每个时代的艺术语言代码。”^[1]按照精神分析理论的解释，留下深刻印记的童年早期记忆会长久沉淀在个体的潜意识中，会长久而潜在地影响着个体，当自我意识放松警戒时，那些沉淀于潜意识深处的记忆会通过自由联想的方式提取出来。在刚进入21世纪的某一天，我童年目睹过的“信号灯”、“旧站房”、“老火车”突然清晰地闪现在我的脑海里，画面感极强。在这个记忆的牵引下，我开始了“信号灯”系列作品的创作，并一发而不可收，使得创作真正成为了一种自觉的“不可避免地想要创作的结果”。寻找什么是对自己最重要的这一点也许不很难，但有意义的艺术作品还应该能够包含时代性的共同记忆，并触发共振的情感。当“信号?远方”个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时，中国美协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评论道：“梁宇站在物象的历史时空和自我心理的当下感受的双重维度之中，在对物象的存在状态投入关注的同时融入个人的切身体验，反映出他独特的思维和探索的勇气。他作品中的历史感和语言表现的当代性有机融合在一起，显得单纯而富有力量。”在武汉美术馆“信号?2019?梁宇”展览现场，策展人、评论家冀少峰认为：“作品留给观者的不仅是一种对工业时代的记忆，更有着一种挥之不去的乡愁，同时又是一种悄然告别，告别的是农耕文明和传统文明，迎来的是加速的社会，现代工业文明和信息社会，更寄寓着对未来的畅想。”《沿线系列之三》油画 65X80cm 2014年《沿线系列之六》油画 65X80cm 2014年《沿线系列之九》油画 65X80cm 2014年《沿线系列之十三》油画 65X80cm 2013年在价值观呈现多元化的时代，每个人都生活在历史与现实的旋涡中，面临多重选择和抉择的困惑。因此我时常思考艺术的功能和艺术家的职责，思考艺术家在自我意识的引领下践行审美的“非功利性”态度，通过作品审视过去，关注现实，探讨未来。通过创造性的艺术表现在虚构的作品世界中再现生活的可能性。而创作“信号灯”系列的意义也在于通过符号性的叙事情境，营造出了一种差异化的表达方式，并借由这种独特的视觉表达方式完成对内心渴望的表述。一切与历史相关的东西必然伴随着某种时间的经验，因此，用空间中的物象来描绘时间，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而表现旧物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其时代性——能把相对古老的过去变成现在，成为可触摸之物，在消解过去的过程中又构成现在。“信号灯”这一系列的展览已在国内外重要美术馆举办了七八场，但每一场的展览几乎都是一次全新的展示，不仅展览的作品不尽相同，展呈方式更是因契合每一次主题的需求而推陈出新。以2019年6月6日武汉美术馆举办的“信号?2019?梁宇”展览为例，这次展览欲表现“时光隧道”这一主题，需要在展览场地通过作品、装置、多媒体营造出“过去”、“现在”、“未来”的隔离及交错的场域。策展人、评论家吴洪亮在现场的观感是：“展览对梁宇而言是一个整体的场域，从理念到实施，他整合了艺术家与策展人的双重角色，他不单是去罗列一幅幅的作品，而是在理解和预想观众走进一个空间时那种既有好奇心又有陌生感的状态。他的表达由心而发，随心而动，不受材料限制。油画、版画、水墨画作品与现场的装置及多媒体和谐相处。展厅里一字排开的枕木，堆在墙角的道钉，摆在旧木箱上的手摇电话机……展览空间成为情境化的传播过程。情境构建了一个合理的、可被理解的传播系统，并提供复杂的认知信号。”《时光隧道》装置 200X15X20cmX9 2019年《对接》装置 35X150X88cmx6 2019年《路基》装置 130X180X200cm 2019年当代艺术观念的更新，不仅体现在作品创造方面，而且也更深刻地体现在作品的展呈方式上。就“信号灯”系列的展览而言，以多媒介参与为主题的叙述营造出了异托邦的场域，实现了过去、现在、未来在虚幻空间里交错的可能性。使得工业文明的表征，不仅散发着艺术的光晕，更带来的是种陌生化的浸入式体验。在观众浸入式地驻足凝视与观照下那些旧时的记忆已不再属于个人独有的记忆，那是一种有关时光、远方以及归来等多重含义的时代性符号。而每一次现场观众的反馈又不断启发艺术家在未来创作中对语言表达形式的再思考，真可谓艺无止境，学无止境。参考文献[1][法]罗杰?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M].吴岳添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175.相关链接/梁宇中国美协理事，中国美协水彩画艺委会副主任，广东省美协副主席，广东省水彩画艺委会主任，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研究员，厦门大学艺术学院客座教授，深圳大学艺术系客座教授 ，深圳画院签约画家。作品入选第七届、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获“第二届全国水彩画展”优秀奖、“第二十一届全国版画作品展”优秀奖、渥太华国际版画展奖。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广东美术馆、四川美术馆、湖北美术馆、深圳美术馆等机构收藏。近期艺事2019年6月，由中国美协、广东省美协会、武汉美术馆主办的“信号?2019?梁宇”作品展在武汉美术馆展出，并召开学术研讨会。文章刊发于2020年《美术》杂志第6期

深圳湾文化评论征文大赛暨首届深圳文艺评论大赛举行颁奖典礼

12月29日下午，由深圳市文联、深圳商报主办，深圳市文联创研部、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承办的深圳湾文化评论征文大赛暨首届深圳文艺评论大赛颁奖典礼在深圳商报大厦举行。近40位深圳文艺界人士和获奖者畅聚一堂，共同见证今年深圳文艺评论界的盛事。颁奖典礼上，深圳商报党委委员、编委徐汉坤致欢迎辞。他表示，文艺事业的前进从来都离不开文艺评论的巨大推动。而深圳商报历来非常关注和重视文艺报道。文化与财经、科技构成深圳商报的三大定位。“参与主办首届深圳文艺评论大赛，是我们的工作，也是我们的担当。我们欣喜看到，本次大赛为深圳文艺评论工作者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发现、培养和鼓励了一批优秀文艺评论工作者，我们更期冀以此激励大家未来继续探索和创新文艺评论新思路，引领深圳文艺事业攀登更高的审美台阶。”徐汉坤说，深圳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需要文艺评论，文艺评论的繁荣发展需要高质量、高水准的文艺评论作品。这一切，都离不开大家的共同努力。深圳商报也将不断聚焦深圳文艺领域重要现象和事件，支持深圳本土文艺评论家发声，为推动深圳文艺评论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深圳市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王国猛在致辞中分享了他对文艺评论的看法。在他看来，判断、规范、促进、引领，是掌握文艺评论的几个关键词。“评论家首先要对作品的好坏作出判断，这是文艺评论最核心的功能。在作出判断的时候，既要看到其好处，又要指出其瑕疵。”王国猛表示，引导是文艺评论的首要功能，评论家应该像史学家那样秉笔直书，特别要对初学者在写作中存在的规范化问题提出建议，譬如遇到哪种问题要怎么写，用哪种方式来写，等等。他认为，文章不宜太长，很多千古流传至今的经典文章通常都是短而精的。他自己尤其欣赏篇幅短小精悍、观点新颖犀利、语言生动流畅的文艺评论作品。除了引导，文艺评论的另一功能是促进，评论家发现问题，提出意见，有助于写作者提高学习水平。此外，文艺评论还要引领社会价值判断。文艺评论不仅面对写作者，也面对读者。所以，文艺评论要坚持正确的导向，要倡导客观公正的态度。他借用刘长卿的“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寄望文艺评论大赛要坚持办下去，要一如既往地坚持、开拓创新地坚持、生机勃勃地坚持，在坚持的基础上要有突破，为深圳文艺评论事业添砖加瓦。首届深圳文艺评论大赛，自2019年10月启动，至2019年12月30日征稿截止，共收到参赛作品593篇，经审核，符合参赛资格的作品459篇。7月31日，初评委完成初评，选出49篇作品提交终评。8月1日至8月15日，评奖办公室聘请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吴义勤，北京市评协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孟繁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白烨，《南方文坛》主编、广西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张燕玲，深圳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暨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院长、深圳市评协主席高建平，广东省作协文学评论委员会副主任、深圳市评协副主席于爱成等组成终评委，对入选作品进行精细研究，独立审读，实行候选作品匿名、终评委名单公开、评委会评语公开的制度，产生首届深圳文艺评论大赛获奖作品。刘洪霞《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的历史叙事》获一等奖；黄娟《市场语境下的深圳戏剧发展探析》、梁卫平《现代诗歌意象的走向与回归》等5篇作品获二等奖。林坤城《技术?艺术?产业：新时代杂技发展模式探析——以深圳杂技为例》、廖令鹏《当代城市文学一种改良》等10篇作品获三等奖。笑笑书生（李瑄）《无限的文学》、温秋圆《嬗变周而复始》等16部作品获优秀奖。当天，王国猛、徐汉坤与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王樽、汪洋、刘上江、安裴智，以及深圳市文联创研部副主任谢锶一起为获奖者颁奖。作为获奖代表，刘洪霞在颁奖典礼上发表获奖感言。她说：“三流的作品也可以写出一流的评论，而一流的作品未必能写出一流的评论。因此我钟情本雅明的话如同钟情我热爱的文艺评论的事业，‘如果想在评论领域里建立一种尊严，这就意味着你必须把评论重新建设成一种文体’。”刘洪霞表示，深圳文艺评论大赛的举办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文艺评论的写作中来，为深圳文学以及中国文学的发展而助力。获奖结果一等奖刘洪霞：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的历史叙事二等奖黄 娟：市场语境下的深圳戏剧发展探析袁 杭：“看客”的时代并没有过去梁卫平：现代诗歌意象的走向与回归覃婷婷：那些被嘲讽的监控者欧阳德彬：真实的城市，想象的生活三等奖林坤城：技术?艺术?产业：新时代杂技发展模式探析——以深圳杂技为例陈劲松：南翔小说的叙事策略及其审美品性刘 妍：粤味网络文学二十载图鉴谢端平：草根文学评论的困境与突破廖令鹏：当代城市文学一种改良李立超：谈《花季?雨季》的深圳叙事与时代意识张亚丽：深圳诗坛：探寻城市诗歌的密码唐小林：余华何以要对批评家翻“白眼”？凌春杰：现实主义文学的新实践曾瑜婷 曾瑜媛：黄碧云《其后》与汪曾祺作品哲学论调比较研究优秀奖笑笑书生（李瑄）：无限的文学杨国庆：展现新市民追求与奋斗的缤纷画卷金 敦：《远大前程》折射深圳文学的现状与未来朱蔓青：心灵的原色王雨晴：伤春悲秋与感物美学温秋圆：嬗变周而复始甘利英：其实，是因为男人张 旭：诗歌的时代精神朱建业：一条曲径通幽的灵魂之路郝 周：读下去，并且要运用——经典作品《活下去，并且要记住》对儿童文学创作启示林丽梅：《生死场》的叙述结构与叙述话语分析袁甲清：深圳灯光秀的美学解读路 尧：虚构与虚构之外毕元玉：从影响研究接受者角度浅论中国话剧的生成与发展冯永杰：新诗与政治：一个应坦然面对的话题王钻清：浅议汉语新诗现代性之路（并列）

文艺“批评”如何破冰

文艺批评在文艺领域有着激浊扬清、褒优贬劣的重要作用，是文艺事业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在任何时代、任何环境，客观严肃、专业权威的文艺批评对于推动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重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如何营造一个有利于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环境，却是当代文艺领域亟需回应的重大命题。在当代中国，开展文艺批评、营造有利于文艺批评的良好环境，需要解决的最为急迫的难题并不是在理论上阐述批评的意义，而是重建文艺批评家可以畅所欲言的生动活泼的批评环境。毋庸讳言，无论从戏剧界的角度还是从其他文学艺术门类的角度看，文艺评论似乎都被捆住了手脚，诸多评论家从“批评家”异化成了“表扬家”。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很少看到在各类不尽如人意的、尤其是“三俗”等文艺现象初显苗头时就给予警示的评价佳作，许多质量不佳甚至低劣的作品，也鲜有直率而尖锐的批评。相反，充斥在各类媒体上的，经常是对各类参差不齐的创作无原则的赞美和廉价的吹捧，空话套话满天飞。这一现象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因为它不仅是在混淆对作品的判断，还会破坏了文艺批评的生态，最终更会伤害公众对文艺批评的价值认知。因此，我们不仅要努力提升文艺批评的专业水平，更要努力改变文艺批评领域充斥着“好好先生”的现象。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在我看来，需要从三个方面“破冰”。首先，文艺评论家和创作者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定义，文艺评论不是创作的附庸，文艺评论的功能不是为艺术家抬轿子，而是为了通过对作品客观公正的评价与判断，指出创作的成与败、得与失，矫正时弊，引导审美。文艺评论要实现矫正时弊引导审美的功能，最合适的批评对象，就不是那些一般的或平庸的艺术家及其创作，而恰恰应该更注重体现一个时代之创作风尚的有代表性、有影响的艺术家及其作品。文艺批评对名家名作尤其应不吝笔墨，古往今来，优秀的文艺评论的批评对象总是有选择的，尤其是当批评直面有影响的艺术家及其有价值的作品展开时，才会更具力量，因为只有相对比较优秀的艺术家和作品中所体现的问题，才具有普遍性。16、17世纪欧洲文艺理论评论家有关莎士比亚的激烈争论，有效地推动了戏剧创作，为近现代戏剧发展提供了最好的理论准备；20世纪50年代初诸多文艺批评家有关杨绍萱的历史题材新剧目的尖锐批评，有效地防止了当时急功近利地将历史故事当代化的“反历史主义”创作倾向。前者是英国当时最具影响的戏剧大师，后者曾经因创作了被誉为“为旧剧革命开了新篇章”的《逼上梁山》而得到极高评价，然而正是由于批评家们选择这些有重大影响的作家作品表达的不同意见，才有效地推动了戏剧创作。这些生动的例子告诉我们，越是重要的艺术家及其代表作品，就越值得细致的观察与分析并展开批评。其次，当代中国的文艺批评应该更多地关注各类主题创作。主题创作是当代中国特有的文艺现象，尤其是近年来，每逢国家有重大时间节点，各地都会安排相应的主题创作。这些作品往往因其选题的重要性而受到各级宣传文化部门高度关注，相应地几乎总是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尽管这些备受重视的主题创作中不乏精品佳作，然而一哄而上的粗制滥造之作也决不稀见。从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开始在荧屏上泛滥成灾的“抗日神剧”已经深受诟病，近年在戏剧舞台上又出现不少千人一面的扶贫题材剧目，重点题材的创作并不能天然地保证作品有思想和艺术价值。这些剧目的创作者似乎只是跟风创作，既没有深入生活的意愿，也没有投入足够的时间精力，缺乏对所表现对象的深入了解，内容和情节难免俗套，故事和人物难免雷同。主题创作之所以值得文艺批评给予特殊的重视，一方面是由于其题材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由于它们往往耗费巨大，恰恰因为如此，社会完全有理由在思想和艺术两方面，对这些创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果文艺评论在各类主题创作中出现严重问题时不能或不敢面对，只会斥责偶然冒泡的草根流量明星，那就无异于捏软柿子，不仅无法建立批评的权威性，其声誉也必然受损。然而，营造文艺批评与创作者之间的坦诚对话、理性互动的氛围，对健康的文艺评论的开展比上述两者更关键也更重要。文艺批评既然如同剜烂苹果，被剜者当然会有痛感，如果因为被批评触痛就火冒三丈暴跳如雷，艺术家与评论家之间就很难对话与互动。诚然，文艺评论家的批评只是依其专业知识提供的个人意见，他不是行使创作裁判之职的法官；但正由于文艺评论具有的专业化和独立性特点，其意见或比一般公众的反应更具思想与艺术两方面的参考借鉴价值，听取文艺评论家的意见比听取一般公众的意见对创作更有益处，创作者及创作主管部门应该满腔热情地鼓励而非阻滞各种各样的批评，积极促进文艺评论的正常开展。近年来，文艺作品的创作主体及相关部门要求网络删除对其作品的批评文章，报刊发表对某作品的批评文章后被要求刊登赞誉文章以取得“平衡”的现象时有发生，尤其是在遇到有影响的批评网文时，甚至出现了雇用网络水军“带节奏”之类不规范手法，有如饮鸩止渴。艺术家和创作主管部门将批评视为负面舆情，是当下健康与正常的文艺评论最直接的阻力。有句流传甚广的熟语说道，“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当坦诚直率的批评的空间被锁闭了，所有对文艺作品的正面评价也就不可信了，并因其丧失了可信度而变得毫无意义。当代中国文艺的健康发展迫切呼唤专业、权威的文艺批评，而如果我们期待卓越的批评家不断涌现，既需要批评家加强自身建设，针对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名家名作作出客观全面与深入的分析，还需要批评家对重大题材的主题创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提出更高要求，保持更多关注，还需要社会各界，包括文艺创作者群体与创作主管部门为之提供更宽松和谐的环境。唯有如此，才有可能经由文艺批评的繁荣，促使中国当代文艺事业勇攀高峰，出现代表我们民族和这个时代之精神高度的大作。作者：傅 谨

“深圳十大佳著”引领深圳文学走向全国

也许只有深圳这座城市，会专门为本土文学设立一个奖，并且一坚持就是7年。2020年12月23日下午三点，深圳文坛年度盛事——第七届 " 深圳十大佳著 " 评选活动颁奖礼将在中心书城北区大台阶举行， 10部具有鲜明风格和现代气息的文学作品获此殊荣。作为国内唯一着眼于一座城市的文学奖，" 深圳十大佳著 " 评选活动以扎根本土的坚守，以一部部代表深圳的优秀文学作品，以对于文化事业的主动担当，构筑了精神意义上的 " 文学深圳 "。当人们从文学这个侧面打量深圳，看见了一幅极具深圳特质的蓬勃文学景象，极大地打开了深圳作为一个大都会、乃至一个 " 文化身份 " 的概念，充沛展现了一个包容开放、敢为人先的 " 大深圳 " 内涵。坚守7年国内唯一着眼于一座城市的文学奖" 深圳十大佳著 " 评选活动创办于2014年。这个致力于深圳最具权威性、专业性和导向性的本土文学好书评选文化品牌，其出发地是一直致力于推动深圳文学繁荣发展、打造文学高地的深圳福田，体现了该奖项立足深圳、放眼全国乃至世界的宏大眼光，也体现了福田作为深圳首善之区、为深圳建设区域文化中心城市和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现代文明之城贡献力量的恢弘气魄。" 深圳十大佳著 " 评选活动系由深圳市作家协会、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与中共深圳市福田区委宣传部、深圳市福田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深圳市福田区公共文化体育发展中心、深圳市福田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共同创办，深圳市福田区图书馆、深圳市福田区群众文化学会承办的常设性文学图书评选活动，分为虚构与诗歌类、非虚构类两种，单双年交替进行。评选始终秉持思想性、文学性和原创性的高标准，许多获奖作品放在全国平台上，都堪称一流。▲第七届 " 深圳十大佳著 " 终评现场深圳市作协副主席兼深圳市评协副主席于爱成是 " 深圳十大佳著 " 评选活动的见证者之一。作为连续七届的评委，于爱成认为，把 " 深圳十大佳著 " 与国内各类文学好书评选来比，其核心特质就是 " 本土性 "，这是国内唯一着眼于一座城市的作者所出文学著作所做的评选和奖励。" 这座城市与作者的关系、或者何为深圳作者的设定，深圳采取的是一种包容性的态度。充分考虑到城市对人的吸纳和人阶段性走出去与回归的流动状态，把户籍在深圳或深圳有房产并不定期回来居住，但生活状态游走于深圳与外地之间的作者，把尚未落户但在深圳居住或受聘于深圳的机构超过一年评奖之日仍在深圳居住的作者，都纳入评奖的范围。这样就是一个大深圳的概念，极大地打开了深圳作为一个大都会、一个文化身份概念，而不只是一个户籍、地域概念的局限。" 于爱成说。以时间的纵深来看，从2014年的第一届到2020年的第七届，可以看到深圳文学发展的一种轨迹。于爱成介绍，深圳每年出版的文学图书平均达到150种左右，每年参评的作品都超过70种。可见深圳这座城市蓬勃的创作热情和作家队伍的庞大。据深圳图书馆最新推出的《深圳人著作目录 · 文学卷》的不完全统计，深圳目前有文学图书出版的作家不少于900人，40年来已经出版文学图书3500多种。梦的起点奇迹之城让文学青年 " 敢想 "" 敢为 "" 深圳十大佳著 " 评选活动的意义，不仅局限于评选的层面，更是一个不断发现和挖掘这座城市文学富矿的过程。7年来，这座城市标杆性的作家，始终保持着持久的创作活力和影响力；每年涌现出的文学新人，更让专家评委惊艳和震动。评选让我们看到持续壮大的文学创作群，看到每年一两百部文学书籍出版的繁荣，更看到了深圳文学人才辈出、后继有人。生于1982年的陈再见，已是拥有全国知名度的青年作家，他的作品常发表于《人民文学》《十月》《当代》《钟山》等刊，曾荣获《小说选刊》年度新人奖、广东省短篇小说奖等。2016年，他的首部长篇《六歌》荣获第三届 " 深圳十大佳著 "。陈再见至今无法忘记当初获奖的激动：" 这意味着你的写作，不是‘自我感觉良好’，而是别人承认你了。这种承认和肯定对写作者特别重要，它是催促你写下去的最朴素动力。"▲获奖作品：陈再见 《出花园记》2020年，陈再见的长篇小说《出花园记》再次荣获 " 深圳十大佳著 "。他认为，" 深圳十大佳著 " 并不比众多立足于全国范围评选的文学奖意义低，甚至因为专注于 " 本土 " 而具有更大价值。许多国内文学奖评选，评委常有阅读经验可循，是 " 锦上添花 "；" 深圳十大佳著 " 在本土发现新人新作，是雪中送炭，给在黑暗中摸索的写作者，送去了一道光。在深圳儿童文学作家郝周眼中，" 深圳十大佳著 " 评选活动有着兼容并包的胸怀，更有向上生长的力量。当他作为文学新人的时候，这个奖项给了他最初的鼓励。2016年、2020年，他的两部长篇小说《偷剧本的学徒》《牛背上的白鹭鸟》分别获奖。▲获奖作品：郝周 《牛背上的白鹭鸟》郝周说，深圳浓郁的文化氛围和丰富的阅读活动，为热爱文学的年轻人，营造了切实可感的氛围。在深圳，各行各业都有奇迹，它会让你 " 敢想 "" 敢为 "，去创造一个文学写作者的奇迹。▲获奖作品：姜二嫚 《姜二嫚的诗》" 深圳十大佳著 " 评选活动不仅充满包容特质，也具有先锋力量。今年以一本《姜二嫚的诗》获奖的文学少女姜二嫚才13岁，她的爸爸告诉记者，放眼全国，像深圳这么花力气推动文学创作的城市十分少见，很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有文学情怀的城市。" 当全社会都在倡导和推动一座城市的文学繁荣时，会形成一个强大的气场，这个气氛的创造太难得了。在深圳，我的孩子会觉得文学让她很光荣。"文学风向标打造一座精神意义的文学之城" 深圳十大佳著 " 评选活动虽生长于地方、评选对象着眼于本土，但其活动组织、评审办法上，学习借鉴的却是包括《纽约时报》好书评选和国内各类评选的先进做法，评委选择上也是放眼全国，合纵连横、多方合力、博采众长，确保顶级评委评选一流作品。▲获奖作品：邓一光《坐着坐着天就黑了》▲获奖作品：刘洋 《火星孤儿》《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得主徐则臣是今年 " 深圳十大佳著 " 评选活动的评委之一。他认为，最终获奖的10本书质量都非常之高，作者里既有一些成名已久的作家和诗人，也有新鲜面孔与新锐力量。▲获奖作品：孙文波《长途汽车上的笔记》《文艺报》总编辑、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梁鸿鹰则表示，参加 " 深圳十大佳著 " 评选活动首先感受到深圳福田区在文学事业上做出的实际举措，从书香社会建设、阅读引导精神生活等方面来看意义重大；同时，入选的获奖作品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深圳充满创造性的城市特质，也反应了深圳人富于活力的生活。▲获奖作品：林棹《流溪》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认为，" 深圳十大佳著 " 评选活动面向深圳本土的写作者，具有这座城市独有的标举自己作家的意义。对于推动本土文学的发展，推动深圳文学和全国对话，凸显深圳文学自信，意义重大。▲获奖作品：安小橙《机器人豆二》▲获奖作品：笑嫣语《临窗的事物》正如于爱成所言，深圳的人口构成、知识结构，以及其作为移民城市的乡愁和现代性，对于文学功能的信仰和依赖，让这座城市中的人更崇尚写作、更热爱表达、更注重思考；而这座城市众多的文学活动、文学评奖、文学内刊、各类的阅读推广、以读书月为首的全社会阅读氛围的营造，都为这座城市的文学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映射在 " 深圳十大佳著 " 评选活动上来，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一座充满奇迹的深圳，会成就一个分量十足的文学奖。透过这个奖项，我们可以看到这座城市文学的繁荣、作家的人才济济以及文学形态的丰富。如今，它已是深圳文学界看重的文化名片，更是文学创作者眼中的风向标。" 本土 " 并不是一种局限，而是深入最基础文学土壤的体现；越是紧贴大地、默默耕耘，其力量才更恒定而持久；" 深圳十大佳著 " 评选活动所坚守的标准和方向，让一座城的文学力量奔流不息，意义非凡。第七届深圳十大佳著评选结果（排名不分先后）1、邓一光中短篇小说集《坐着坐着天就黑了》2、吴君长篇小说《万福》3、陈再见长篇小说《出花园记》4、刘洋长篇小说（科幻）《火星孤儿》5、郝周长篇小说（童书）《牛背上的白鹭鸟》6、孙文波叙事长诗《长途汽车上的笔记》7、林棹长篇小说《流溪》8、安小橙长篇小说（童书）《机器人豆二》9、姜二嫚诗集《姜二嫚的诗》10、笑嫣语诗集《临窗的事物》记者 李福莹

36名小作者榜上有名！第四届深圳市青少年文学创作大赛揭晓

12月20日，第四届深圳市青少年文学创作大赛在宝安区西乡街道海湾中学揭晓，36位深圳校园作家获得奖项荣誉。深圳市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王国猛、宝安区西乡街道党工委委员李金宇以及市、区文联、作协领导为获奖学生颁奖。深圳市作协副主席、市评协副主席于爱成，宝安区作协名誉主席王熙远，《深圳文学》《伶仃洋》杂志主编、著名作家孙向学，宝安区作协常务副主席、著名作家郭建勋，宝安区作协副主席、《宝安日报·宝安文学》执行主编徐东，深圳学生文联秘书长谢晨，深圳教育报刊总社总经理邓卫，海天出版社青春书系编辑刘婷，以及著名作家郭海鸿、陈再见、李双鱼，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袁博、郝周、安小橙，齐聚典礼现场，与获奖小作者们共享荣誉时刻。王国猛表示，短短3个多月就征集到2000多部/篇作品，这体现出校园文学的蓬勃气象，也对深圳文学后继有人深感欣慰。他首先称赞大赛策划组织方“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的耐心工作和致力于校园文学培育的持久努力。“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王国猛寄语深圳的校园小作家们，要做到博览群书，问学经典，继承传统，学贯中西，要善于推陈出新，把文学视为最高贵的坚持，要有“勇于拍打前浪”的恒心，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深圳的优秀作品。题材多样，各自精彩第四届深圳市青少年文学创作大赛从8月1日正式启动，面向全市初中、高中学生征稿，11月15日截稿，共收到参评作品2000多件，基本呈现出深圳青少年作者较高的文学素养和写作水平，以及思想比较活跃的普遍特点，显示出作为改革开放经济特区和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大都会深圳，对于青少年成长的深刻影响。经过组委会严格的初评、终评，36篇作品入围，获得大赛的各个奖项。光明区李松蓢学校初三学生李思琪以小说《魔方》，福田区外国语高级中学高二13班吴苡萱以小说《1127》分别获得初中组、高中组第一名。据评委介绍，本届大赛获奖作品现实题材、幻想题材各擅胜场，中短篇小说与非虚构作品各自精彩，成长中的深圳少年对社会的认知、对烦恼的和解、对伤痛的疗愈、对情感的探究、对宇宙和未知的探索，都表现得生动真切，感人肺腑。青春的印痕、成长的故事通过深圳少年作者或绚烂或平实的笔触叙述出来，皆具有不可模仿之处。今年特殊的疫情生活体验，也成为参赛学生的重要叙事内容，表达生命思考以及人性的大爱与大义。夺冠作品，各美其美值得一提的是，上一届初中组一等奖获得者、光明区李松蓢学校初三学生李思琪再次夺冠，在典礼现场倍受瞩目。她的中篇小说《魔方》以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为背景，书写了青少年学生的学习生活，以及小主人公一家人曲折又温暖的故事，作品一气呵成，对故事的把控有条不紊，矛盾冲突不断，一波三折又水到渠成，尤其人物的对话和心理，生动感人。夺得高中组一等奖的福田区外国语高级中学高二13班吴苡萱同学，第一次尝试科幻小说写作就获得首奖。其作品《1127》以大胆的假设，细腻的笔触，抛出了一个“烧脑”的新命题：人类创造了机器人，该如何跟他们长期友好相处？小说节奏明快，娓娓道来，虽然是一个科幻故事，但作者让想象力紧贴生活。据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获奖的36篇（部）作品，科幻、童话、写实题材比重相对较为均衡，各类型的作品均体现了一定的实力。与平常的作文比赛不同，“文学性”是评委选稿的首要标准。为提高学生文学写作热情，不少学校结合大赛组委会文学进校园宣讲活动，开展社团辅导，极大地丰富了校园文学氛围。深圳市青少年文学创作大赛由深圳市作家协会、宝安区西乡街道办事处、深圳青少年报社、深圳市学生文学社团联合会共同主办，深圳市宝安区合众文艺社承办，本届赛事得到宝安区宣传文化体育专项资金资助。经过将近5年的扎实工作，持续举办，该赛事已经成为繁荣发展深圳青少年文学（校园文学）的权威赛事。深圳市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王国猛发表讲话颁奖现场深圳市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王国猛给一等奖获得者颁奖西乡街道党工委委员李金宇颁发大赛特别项目、“学习强国”征文优秀组织奖颁奖现场高中组一等奖获得者吴苡萱发表获奖感言初中组一等奖获得者李思琪发表获奖感言深圳特区报记者 张锐

詹文伟｜观看之道：周宪讲座《艺术观看：一个哲学问题》听课记录

第二届深圳青年文艺评论骨干研修班系列报道周宪老师的讲座《艺术观看：一个哲学问题》聚焦于“视觉”，探讨了其所蕴含的哲学和美学思想。周老师从哲学之看、艺术之看、观看之道的背后原理以及从模仿到抽象、从真实界到艺术界等五个层面来架构讲座内容。讲座图文丰富，讲解充满哲思色彩，给听众以巨大的精神启迪。周老师在讲座中，首先揭示出“视觉”的哲学背景。虽然说理性在西方古典文明中一直占据主导位置，然而感性经验因为与存在感相连，也在西方文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自黑格尔提出视觉和听觉是两大重要的认识器官开始，感觉（尤其是视觉）的重要性日益突出。鲍姆嘉通提出的“美学是感性学”的言论、韦伯提出的“艺术救赎功能”论、马尔库塞提出的“新感性”论、安海姆的“视觉思维”等无不是对感性经验的极大颂扬，到了消费文化时代，感性经验（尤其是视觉经验）更是发挥了其普泛的功能。总体来说，视觉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和美学问题。从美学和艺术的角度而言，首先，视觉表征为艺术家观看世界和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周老师举了朱光潜关于对待一棵松树三种态度的例子，并援引达芬奇“艺术教导人们学会看”这句话，说明艺术家观看世界方式的独到之处。这种独到之处的背后，体现出艺术家关于视觉的艺术修养，即所谓的“视觉性”。其次，艺术家的“看”不是看到他看到的东西，而是看到他想看到的东西。柏格森说“眼睛只会看到那些心想要理解的东西”、贡布里希说“绘画是一种活动，所以艺术家的倾向是看到他要画的东西，而不是画他所看到的东西”，这都揭橥出：所谓观看，是制造意义的一种手段。复次，周老师就“观看”的原理进行理论层面的深度挖掘。伯格认为“形象乃是召唤不在场的事物”，王尔德认为“我们天天看却看不见”，沃尔夫林认为“每个艺术家都会发现某种视觉的可能性并受其约束”，这既反映出“看”的局限，同时也暗藏着一个理论基点：“看”，是被建构起来的。例如，我们在莫奈建构的紫雾的伦敦中认识伦敦，在梵高建构的旋转的星空中认识星空。对此，霍尔更是从理论层面点明：话语跟观看一样，都是被建构起来的，事物的意义来自于人们的赋予。最后，周老师就“观看”所内蕴的“虚”之特性进行深入思考，将艺术作品与文学理论的“模仿论”、哲学的“真实界”等话题联系起来谈论，指出：真正的艺术不应该仅仅是对现实世界的复制，而应该呈现出世界本体的情韵和风采，而这也就是伟大的艺术家不断改变我们观看世界方式的根本缘由。周老师的讲座，资料详实，分析精辟，能激发听众对学术的求知热情，堪称是一场完美的思想盛宴。在听讲座的过程中，借助西方之“看”，我总会联想到中国古代之“观”，所谓“观”，是中国远古先民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和手段。《周易》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者，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里的“观”，不仅是观看自然，同时也是发现规律，因此，中国古代之“观”一开始就蕴含着世界观的色彩。春秋时期的季札观乐、先秦时期的“观人说”，以及中国古典美学的观照、观览等审美方式，无不显示出“观”在中国古典文化里的重要位置。另一方面，从中国古代山水画的欣赏来看，古人采取“游观”的方式，即观看视点是游动的、灵活的，这也是西方的“透视画”和中国山水画在欣赏层面的重大不同。这种不同，表面言之，奠基于中西绘画之画法的差别；深沉言之，则是中西民族在生活方式上差异的表现。因而，如何将中国之“观”和西方之“看”进行更高层面的融合，将有助于中西文化的理解和沟通，这一点，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显现出尤为重要的意义。作者简介：詹文伟，安徽望江人，深圳大学在读博士生。主修方向：中国古典文艺美学。

关于深圳文学的三个命题，值得我们“深”思考

12月12日下午，由《中国作家》杂志社、广东省作家协会、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花城出版社联合主办，深圳市作家协会和深圳市文联文艺创作室共同承办的吴君作品研讨会在深圳举行。深圳市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张忠亮主持研讨会，并做了主题为《关于深圳文学的三个命题》的发言。张忠亮结合自身阅读经验和调研感受，进一步对深圳文学创作与发展提出独到的思考。▲深圳市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张忠亮张忠亮认为，深圳是40年来中国乃至全球发展变化最快的城市之一，其变化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使深圳成为文学创作的富矿。作家应多关注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人的状态。同时，深圳文学书写有很多侧面可堪挖掘。此外，“深港味”的写作风格也值得重视和研究。张忠亮表示，关于深圳文学的三个命题，是值得深圳广大作家在未来的写作中深入思考的。附：张忠亮在吴君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全文关于深圳文学的三个命题张忠亮（深圳市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我和市作家协会的同事、和许多作家朋友相处几年了，看了不少作品，参加了不少相关会议。结合吴君同志的小说创作，我谈几点感受。第一，深圳文学应多关注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人的状态。吴君作品的最大意义在于它反映了深圳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通人的纠结和矛盾。深圳是40年来中国乃至全球发展变化最快的城市之一。对于这种变化之快，内地很多地方可能还没那么强烈的感觉。作为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一个典范，这种迅速变化必然会给长期生活在这里的人带来冲击，不管自己有没有意识到。而吴君的作品恰恰书写了急剧变化年代普通人的命运、经历、心理、情感的变化、矛盾和冲突。比如城市化。深圳的城市化率已达到百分之百，在城市空间上，原来大量的城中村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住宅小区和商贸大厦。随着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和人口大量持续涌入，新的高能级核心区域不断崛起。吴君的小说长期关注这个过程中深圳原住居民和外来移民在交集中的变化、冲突和矛盾。这不光是人的身份冲突，还有不同的文化文明交集在一起的冲突。她笔下的城中村，有的是以原住居民为主，但更多的已经是由外来人组成的城中村，即生活在这里的人已经不是原住民，而主要是“外来的本地人”。在深圳，我们能够看到一种更丰富多元的城市化演进形态，既拥有国际一流的物业小区、先进的智能化办公大楼和社区，也有正在改造、升级的老旧社区。吴君的作品不仅写到很多本地人、外来人居住的城中村，也写到现代社区居民的生活，尤其是二者之间的交集。这是一种对城市化进程的可贵记录。又比如工业化。深圳用40年时间迅速由一个落后农业县发展到产业高度发达并成为全国高新技术产业的一面旗帜，先进制造业位列全国城市之冠。这个进程举世罕见！这个过程必然对生活和参与其中的人带来深刻的影响，这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难得的参照系。我们可以借此深入审视和反思这个产业演进的过程，以及不同的产业文明、行业文明、多元文化形态之间的丰富性和差异性。吴君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这个过程中人的交织和冲突。再比如现代化。深圳是40年来中国城市现代化的一个缩影，也是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新旧替代、不断超越成为一种常态。作为当下国内最有吸引力的城市之一，深圳平均每年有四五十万新增人口，其中各类具有高知背景的青年人占了大多数。新移民的持续涌入，潜移默化地改变这个城市的人文生态，创新文化、科技文明成为一种潮流。吴君的作品比较多地反映了深圳这个城市中“旧人”和“新人”之间的冲突和交集，特别是在强大的现代文明、科技文明裹挟之下，一些“旧人”的窘迫和无奈。文学作品折射这种城市现代化过程中人物的交织和矛盾，难能可贵。事实上，深圳很多作家的作品都揭示了城市急剧变化过程中的复杂性，揭示了人在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进程背景下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形态。许多评论家认为，深圳这座城市40年发展变化当中发生的故事，放在全国、全球视野下看，都是非常独特的。为什么说深圳是文学创作的富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第二，深圳文学书写有很多侧面可堪挖掘，其中有两个侧面比较典型。吴君小说关注比较多的是生活在社区、街道、工业园区的普通人，特别是原住民、外来打工者，以此为对象的书写是深圳文学的一个重要侧面。相对应的，深圳作家的写作还有另一个侧面，就是反映所谓的高知和精英人群。在深圳还有一位比较重要的作家丁力。他的小说书写对象大多是后者。我经常把吴君和丁力两位作家放到一起来看，因为他们两位的写作题材和内容分别代表了这个城市的两个重要方面。丁力的作品更多反映的是这个城市商业文明、经济文明、科技文明背景下的众生百态。吴君的作品更多代表了深圳这个城市迈向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那些稍微传统、稍微底层的人的生活状态和变化，而且彰显了这些变化背后的困难和矛盾。这样来看，这两种类型的作品都是深圳40年文学史当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样本。第三，“深港味”的写作风格值得重视和研究。大家喜欢谈论老舍、王安忆等人的写作代表了他们各自的地域书写。除了题材、内容、思想，地域语言腔调也是理解作品的一个重要切口，譬如老舍的作品有“京味”，王安忆的写作有“沪味”，这能帮助我们很好地从城市的外在表层进入内在肌理，深层次理解城市的文化思维和心理结构，认识城市的人情世态。我在吴君作品中则看到了一股浓烈的深港味。我第一次看吴君作品的时候，就遇到了尝试用广东香港本地语言去读作品的体验，虽然我对于粤语还不是很懂。但是深港味的书写不仅是吴君文学作品的一个标识，同时还是极其重要的深圳文学的一个标识。这个味道如何拿捏得当，对于深圳作家来说是一个挑战。比如“白话”不足则味不足，太多又容易给相当一部分读者带来阅读和理解困难。其实不光是语言，还有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很多深港本地人和内地人是不一样的，存在差异。吴君作品在这方面的尝试是值得肯定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深圳从事文学创作具有非常广阔的空间，作家未来的写作之路还很长。这次研讨会上，很多评论家都针对吴君作品的叙事、人物、主题内涵等方面作了分析，当然吴君在这些方面已经拥有了较高的能力，未来如何进一步深入触及与深圳这个城市的关系，如何进一步处理好写作要素之间的关系，也令人非常期待。吴君是目前深圳中青年作家的一个领军人物。作为领军人物，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我上面谈到的三个问题，一定意义上也是关于深圳文学的三个命题。如何通过文学关注并处理好这些命题，我想是包括吴君在内的所有深圳作家在未来的写作中都需要深入思考的。读创/深圳商报首席记者 魏沛娜

科幻文学的无穷可能性

12月13日，仰望星空：科幻文学的无穷可能性——“致青春?中国青少年成长书系”科幻文学卷新书发布会在深圳中心书城成功举办。深圳市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张忠亮，深圳市福田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简定雄，深圳市福田区教育局局长田洪明，知识出版社总编辑李默耘，深圳市作家协会驻会秘书长赵婧等领导、专家和科幻小说作者代表王艺博、李楚涵、李文汉、赵月琪、章程，解读本书系的科学与人文精神，探讨科幻小说阅读和写作技巧，以及青少年科技（科幻）教育途径和方法。活动由深圳学生文联秘书长、福田区教育科学研究院教学研究员谢晨主持，深圳市相关学校师生代表、市内外主要媒体记者和深圳文学爱好者等百余人出席。“致青春?中国青少年成长书系”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知识出版社策划的一套旨在挖掘和培育文坛新生力量，具有独特视角的书系，收入的作品全部为“新人新作”。此次推出的“科幻文学卷”共6册，其中5册为深圳少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果核》《星际流浪客》《回到月球表面》《反S联盟》和短篇小说集《宇宙密码》，还有1册是长篇小说《渺小》。该系列书为国内首次出版中小学生原创科幻文学作品的书系，得到有关专家学者的高度认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长刘国辉从北京发来贺词，说到：“这些作者以多元化的风格、开阔的视野、突破年龄来进行关于科幻文学的厚重的写作尝试，为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他们在想象力、实验性、思想性上进行突破，已经在努力尝试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这组少年科幻小说的作小者孩子们对生态危机、技术滥用、生命伦理的严肃思考让人惊喜，在这些作品中，看到了对于‘人文关怀’的强调与实践。”发布会上，张忠亮代表深圳市文联、深圳市作家协会、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对小作家们表示了祝贺。他提到：“今天的发布会是深圳市首次集中的、成规模的第一套科幻文学卷的新书发布会，是深圳校园写作成果的一次重要展示。这得益于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知识出版社的鼎立支持，得益于福田区委区政府、区委宣传部、区教育局以及教育工作者的持续发力，还得益于深圳这座城市从事于写作的学校、老师、家长等各个链条多元地对孩子们的写作、综合知识的提升、科学知识的培养给予的大力支持。深圳这座城市与众不同，有科技创新的肥沃土壤，大量移民的汇集，高素质的家长，大量学校对孩子们综合素质提升相当重视，对学生写作非常重视，使我们的孩子们获得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具有较高的科学素养和丰富的想象力。我期待深圳更多的学校、更多的老师和孩子们能够重视孩子们综合素质的提升，重视孩子们科学素养的提升，重视孩子们写作能力的提升！”简定雄认为，这5本书都具有当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硬核支持，极具想象之美，塑造了非凡的科幻英雄形象，彰显了福田新生代的科学与人文素养，令人惊叹的科幻想象力。他表示，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政府、宣传部正在联合深圳市文联、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及国内权威文学协会，创设全国青少年科幻文学奖，为全国青少年科幻文学作者搭建支持平台。田洪明表示，孩子们能够通过这些科幻作品来代表40年来我们的青少年学生在阅读写作上的创新，来展现无论是人文素养还是科技素养方面提升的幅度，有利于唤醒社会更多的人士来关注青少年的成长，让福田，让深圳真正形成一个让青少年学生内在的潜能都能够得到张扬、能够发散、能够不断延展的好的环境和氛围。我想福田教育、我们的孩子们未来都有无穷的可能性。作为出版方，李默耘在发布会上分享道：“本套书立足于深圳市自由、包容的文化生态背景，已出版的几部作品中，以下三点值得业界关注：第一，时代变化在年轻的作者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他们的思考立足当下展望未来，且很多问题是针对近些年地球人面临的集体困境提出来的，并且带有强烈的思辨色彩；第二，作品们所展示的想象力，可以达到与科幻文学一流作品比肩的高度，在阅读上十分烧脑，在逻辑上自洽，现实与虚拟在文本上互文；第三，作品们所进行的对于人性幽微的探秘，展示了关于现代文明在新阐释，作者们拥有的价值观更具公平性、客观性、辩证性。几本科幻作品中一上市，便受到读者的热捧与关注，《果核》在销售平台热销指数直冲第二，第一是《三体》，成为《三体》旁的绿叶。《星际流浪客》也冲进前十，我们相信，所有的作品，都将大放异彩。”围绕“致青春?中国青少年成长书系”科幻文学卷的文本价值及其对科幻小说阅读写作的借鉴意义，姚峥华 、刘洋、袁博三人在发布会上，进行了对谈。随后，该系列科幻小说作者代表围绕科幻小说创作的历程与读者进行了分享。新书作者第一排右起：李文汉，王艺博，赵月琪，陈卓然（短篇小说集《宇宙密码》之《心理医生》作者），章程（短篇小说集《宇宙密码》之《宇宙密码》作者），李楚涵《果核》的作者王艺博说道：“ 整本书是围绕着‘时间紧缺’这个问题展开的，主人公林思佑是一个极度矛盾的人，他一方面需要通过这件事情来遗忘自己，另一方面却又在遗忘之后又想要找回自己，他对这个世界存疑，却又义无反顾地去为了这个世界牺牲自己，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人，但我想这也是这个人的魅力所在。”《星际流浪客》的作者李楚涵分享道：“在我初中的时候，我就对‘创造一个世界’的想法非常感兴趣。这个世界里，有着许多只有在这个世界才会发生的故事，拥有着这个世界独有的魅力。我要把我的宇宙用表达式描绘出来。这个表达式，只由我自己的思维决定。数学家们用极坐标方程描绘图形的边际，天文学家们用度规张量描绘星系之间的拉扯和嬉戏，弦物理学家们用拓扑描述高维空间的轮廓和形状，而我选择用文字来描述我的宇宙。”《回到月球表面》的作者李文汉提到：“作为一部科幻小说来说，我主要从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入笔。在小说中尝试用我们这一代人的视角和角度发声，通过解析自己并以此塑造小说中的角色，希望能借此来引起同龄人，甚至不仅仅是同龄人的一些共鸣。” 《反S联盟》的作者赵月琪说道：“反S联盟里的人都来自不同的星球，但是在面临宇宙性灾难时，他们团结地走到了一起，共同克服了困难。这是一种命运共同体的精神。现在人类面临着许多全球性问题，比如环境污染、温室效应等等。我觉得人类应该联合起来，团结一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更好地解决这些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同时，我也想通过这本书来尝试跨界融合科技的硬实力与传统文化的软实力。让传统文化与日新月异的科技融合在一起，为传统文化注入新鲜的活力，也能让我们的科技更有文化底蕴。”《宇宙密码》是收入了21位作者作品的短篇小说集，作者代表章程分享道：“科幻小说不只是对未来世界的浪漫想象，也有人类对自身的深刻反省与自我批评，实际上，大多数优秀的科幻小说都以社会现实为背景，利用对未来和过去的想象，探索解决现实矛盾的方法，揭示社会变化和人与人的关系。它不是无条件的乐观主义，但也绝不是消极悲观的。相反，优秀的科幻小说可以提升人类的思考力与促进社会更文明的发展。它不是人类终结的神话，它是超越或改变人类的神话。” 发布会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知识出版社、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深圳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福田区委宣传部、深圳市福田区教育局联合主办，深圳市文联创研部、深圳市作家协会、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深圳市福田区教育科学研究院、深圳市学生文学社团联合会承办，深圳市福田区红岭教育集团、深圳市福田区实验教育集团、深圳市福田区翰林实验学校、深圳书城中心城、深圳市福田区飞越彩虹民族文化交流中心协办。

“文艺进万家 健康你我他”

“我像一朵雪花天上来，总想飘进你的情怀......”这是深圳音协合唱团《冬之情》专场音乐会开场曲，优美的和声、动人的旋律，驱散新冠疫情的阴霾，把我们带入一个美轮美奂的冬日。12月11日晚，由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主办，深圳市音乐家协会、深圳市福海街道党建服务中心承办，深圳市龙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艺术发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深圳市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资助的“文艺进万家 健康你我他”——深圳音协合唱团《冬之情》专场音乐会在宝安区福海街道政务服务中心福海会堂隆重举行。深圳作为原创音乐的出发地，歌者的城市，本场音乐会大多曲目为本土原创，如：《永远的小平》《祖国，深圳对你说》《南方的天空》《仰望莲花山》《山?城情歌》《梦想星光》《不辜负一生的等》《每个人的战争》等。还有国内外经典曲目，如：《故乡的云》《回娘家》《小路》《就在这瞬间》《You Raise Me Up》等。演唱形式包括混声合唱，男、女声合唱和独唱，男女声二重唱等。深圳音协合唱团的精彩演绎，使人陶醉，令人神往。观众喝彩声不断。深圳音协合唱团推出的“深圳合唱四季风”系列专场音乐会，一直为深圳建设者而歌，一直为党和国家取得的丰功伟绩而颂，不同风格的音乐会走进了社区、企业、学校，市民精神文化生活的新期待得到不断满足。深圳音协合唱团曾多次获得国内外合唱比赛大奖：第五届意大利RIVA国际合唱比赛获金奖；第24届舒伯特国际合唱比赛获两项金奖；“第二届海峡两岸合唱节”比赛获金奖第一名；第十五届“群星奖”合唱比赛获“群星奖”；美国圣路易斯国际合唱节获四项大奖；第八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合唱比赛获金奖第一名。2012年深圳音协合唱团被国际文化交流基金会排名为世界第11位，是唯一一支进入世界前50名的中国混声合唱团队。“文艺进万家 健康你我他”是响应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11月21日给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回信的重要指示精神，文艺工作者要立志扎根生活沃土，服务人民群众，做“红色文艺轻骑兵”，深入最基层为广大群众提供慰问演出、文化服务和结对帮扶等活动。（通讯员：佀保军）

“青年影像节论坛”在深圳举行

原标题：“青年影像节论坛”在深圳举行，这些纪录片界专家学者这么说专家学者荟聚，共论影视未来。12月12日下午，深圳雅枫国际酒店雅莲厅，中国纪录片界前辈、后浪齐聚“青年影像节论坛”，围绕“迎接青年电影的新时代”主题展开智慧碰撞，擦出思想火花。作为第26届中国纪录片学术盛典暨第13届深圳青年影像节子活动之一，本届论坛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中国视协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深圳市电影电视家协会承办，深圳市影视产业联合会协办。论坛年年开，年年都精彩。本届“青年影像节论坛”由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单万里担任主持。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教授张同道，湖北广播电视台导演、高级记者张以庆，编剧、出品人张维重，原上海电影集团副总裁、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基础学院院长汪天云，哔哩哔哩纪录片出品部高级顾问朱贤亮，电影导演、斯坦福大学高级访问学者胡波，青年导演、制片人解修远，纪录片人季卫国，深圳市电影电视家协会主席李亚威，深圳市电影电视家协会副主席武小云等20余位纪录片业界人士出席了论坛并发表了精彩论点。朱贤亮：更多的年轻人爱上了纪录片作为第一个发言的嘉宾，哔哩哔哩纪录片出品部高级顾问朱贤亮首先肯定了“迎接青年电影的新时代”的论坛主题。作为青年流行文化风向标——B站的一名高级顾问，朱贤亮在日常工作中和青年交流密切。据他介绍，B站从去年到今年月活用户从1.28亿增至1.87亿，预计年底将拥有2亿月活用户，而这个数字中18-35岁的青年占比约80%，近1.5亿。让人欣喜的是，B站2018年度观看纪录片内容的青年观众约为3000万余人次，2019年度为6500万余人次，2020年度上半年就达8000万余人次，持续上升的数据表明，已有更多的年轻人爱上纪录片。季卫国：电视记者要练好“拍写采编说”基本功纪录片人季卫国以“电视记者的基本功”为题分享了纪录片的创作经验。他认为广大青年电视记者应知道纪录片是干什么的，要具备哪些基本功才能把纪录片拍好。“青年电视记者要‘两想三问’：想需要、想可能，问为什么做？做什么？怎么做？”季卫国表示，“同时，‘拍写采编说’5个环节基本功必须扎实，这样才能拍出有质量保证的作品。”季卫国还对“拍写采编说”做了详细阐释。他认为，拍的环节一定要“用减法”，摄影就是给世界加一个框，摄影家就是用眼睛看到画面的边，要引景入画、把景变成画，把看到的东西和理解的东西、需要表现的东西都放入画面；撰稿一定是为画面服务的，文字对画面的作用就是铺垫、连接、延伸，“写”须坚持口语、简练、客观、准确及帮画面的原则；纪录片或专题片会涉及诸多人物，而人物在片子出现的瞬间所发表的言论对片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十分考验记者“采”的能力，记者在提问之前应先了解采访对象，在提问之前先问自己，这样才能引导人物把作品最需要表达的主题说出来；“编”的关键词则是“讲故事”，编导的基本素质就是结构能力，看素材、想结构，找节奏、连镜头，大结构、中结构、小结构，镜头主、镜头辅……开头抓人物，中间设计悬念，找准素材节奏编镜头，把故事讲清楚；另外，很多纪录片会有主持人或记者解说，“说”环节则要贯彻“说人话”宗旨，不说套话空话，要说接地气的话。季卫国认为，青年电视记者只要善于学习、把握原则，打好基本功，创作的作品就能有准确的镜头语言表达力、强烈的视觉感官冲击力、灵动的思维联想触发力、独特的艺术形式感染力。汪天云：纪录片工作者要研究方法论作为《开天辟地》影片的总编剧，原上海电影集团副总裁、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基础学院院长汪天云在回顾当初的青年创作团队时感慨万千。“我之所以对深圳青年影像节论坛感兴趣，是因为‘青年’这个关键词。”汪天云表示。汪天云围绕“青年”“方法论”“深圳”3个关键词展开阐述。他认为，“青年”是具有爆炸性的两个字，青年纪录片工作者应研究方法论。当今，纪录片向故事片学习、故事片向纪录片学习的现象已基本体现，如果不讲方法论，纪录片也就没了出路。汪天云列举分析《八佰》《夺冠》等影片，条分缕析“突变论”“协同论”“耗散结构理论”的“新三论”，认为方法论是可以改变时代的，方法论的研究对纪录片发展极其重要。汪天云还表示，纪录片是所有文化载体当中最快、最敏锐、最锋利的剑。而年轻人就是新锐剑锋，深圳就是一座思想年轻、精神年轻、灵魂年轻的新锐城市。在这里举办以学术为后盾的青年影像节论坛，将让永不过时的纪录片艺术得到更有活力的发展。（记者 郭悦）

从容地与深圳一同成长——吴君作品研讨会在深举行

12月12日下午，吴君作品研讨会在深圳市文联九楼会议室举行，研讨会由《中国作家》杂志社、广东省作家协会、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花城出版社联合主办，市作协和市文联文艺创作室共同承办。来自北京、广州、深圳等地的专家学者围绕吴君文学作品进行深入研讨。深圳的文学与城市共同成长，互动共生，成为了新时代中国文学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深圳本土作家吴君创作出一系列反映时代生活的长中短篇小说，其作品几乎涉及到了深圳的每次重大社会变迁，对于当下的文学创作如何反映现实、如何表现时代有着样本性的意义。吴君，中国作协会员，现为广东省作协主席团成员，广东省小说创作委员会副主任，深圳市作协副主席，深圳市小说委员会主任，深圳市文联副秘书长、文艺创作室主任。多部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十月》《当代》《中国作家》等杂志，作品多次入选《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选本及排行榜，出版专著10部，近300万字。主要作品有《我们不是一个人类》《亲爱的深圳》《皇后大道》《万福》及影视和舞台作品，有作品译成英、俄、阿、蒙等语言。曾获中国小说双年奖、百花文学奖、北京文学奖、广东省鲁迅文艺奖、70年70部·优秀有声阅读文学作品等。被改编的电影《非同小可》入围24届金鸡奖并获优秀新片奖，入围第六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红枫叶奖。研讨会由深圳市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张忠亮主持。会上，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著名作家邱华栋表示，吴君的作品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早期作品呈现出对回忆的刻画。此后，她的创作逐渐呈现出中“他乡是故乡”的感觉，开始了对深圳的城市挖掘。花城出版社副总编辑、《万福》的策划与责任编辑张懿表示，吴君新作《万福》中的写作角度，已经从一名深圳的外来者、观察者转换为亲历者和书写者，其创作也从短篇小说到长篇小说渐入佳境。原作家出版社总编辑、著名评论家张陵认为，吴君始终在“感悟深圳、描写深圳”，并表示吴君从容地与深圳一同成长起来，其作品中有着丰富的深圳细节。“一个作家对细节的还原是非常宝贵的，没有细节的深圳，就不会有乡愁。”广东省作协副主席、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贺仲明认为，在吴君的作品中，无论是从外地来深的打工者，还是深港两地的往来，她都将视野聚焦于人，“她的故事是生活化的，没有特别激烈的矛盾，但是她能够把生活细节与地域性结合起来，呈现出较深的人文关怀。”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青年评论家丛治辰认为，吴君写出了丰富多元的深圳，“吴君的作品之所以好看，源于她懂得关心外在和内在。”青年评论家唐诗人则进一步表示，吴君侧重写生活、讲故事，于文本中展现出读者未曾想到的、层次更丰富的另一面。（深圳特区报记者 张锐）

用镜头触摸现实，以真诚记载历史第26届中国纪录片学术盛典在深成功举行

12月12日晚，第26届中国纪录片学术盛典在深圳成功举行。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视协主席胡占凡，中国视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一级巡视员范宗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创新发展研究中心召集人、高级编辑杨华，中国视协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会长高峰，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文斌，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总编辑苏会军，深圳市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张晋文，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陈绍华等领导出席晚会。第26届中国纪录片学术盛典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视协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深圳市电影电视家协会联合举办。中国纪录片学术盛典影响大、规格高、范围广，是具有学术权威性的纪录片评选活动，能够反映年度国内纪录片的丰硕成果和探索方向。本届学术盛典设立了“单项、栏目、微纪录、短片、长片、系列片”共六大类、三十个评选项目。2020年的不平凡也为纪录片创作带来新的意义。参评影片聚焦抗击疫情、扶贫攻坚、纪念回顾抗美援朝、展现改革开放伟大成果等重大主题，普遍呈现出“关注国计民生，记录社会变迁”的鲜明特点。本届纪录片学术盛典，盘点了2019—2020年来全国最优秀的纪录片作品，揭晓了短片十佳作品、长片十佳作品、十佳栏目、系列片十佳作品，以及单项类作品，如年度频道、年度栏目、年度收藏、年度人物等，同时增设了最佳创新、最佳国际传播、最佳网络人气作品等新的单项荣誉。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视协主席胡占凡为获得第26届中国纪录片学术盛典年度作品、年度特别作品、年度人物等荣誉的创作代表颁奖。盛典结合优秀纪录片的创作内容，呈现了精彩的文艺节目。童声合唱歌曲《链接阳光》中，孩子们天真烂漫的笑容如破晓的朝阳；歌曲《满载》源自纪录片《澳门二十年》片尾曲，澳门的知名歌手黄伟麟，带着他9岁的女儿来到晚会现场，献上这一首满含深情的歌曲，以此表达了久居澳门，对于祖国的家国情怀；歌伴舞《感恩的心》由知名歌手陈红倾情演唱；歌伴舞《我的第一书记》把扶贫第一线攻坚克难的生动故事、带领群众奔小康的基层干部形象，艺术地呈出来；女声独唱《山情海韵》由青年歌手徐嘉遥演唱，表达了深圳自然与人文的深度融合和改革开放的时代脉动；最后，在交响乐曲目《我的祖国》声中，晚会走向尾声。

柔肩担大义 秦锦屏戏剧文学作品研讨会在京举办

秦锦屏戏剧文学作品研讨会现场。（记者李雪芹 摄）　　新华网北京12月11日电（记者李雪芹） 由中国作协《民族文学》杂志社、深圳市文联创研部、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主办的秦锦屏戏剧文学作品研讨会于10日下午在北京召开。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中国作家》主编程绍武、著名表演艺术家李文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等有关领导和专家出席研讨会并发言。本次研讨会由《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主持。　　研讨会上，邱华栋回顾了多年前阅读秦锦屏作品的心得，认为她在尝试多种文体创作之后，如今在戏剧文学作品上独辟蹊径，走出了自己的路子；从综艺排练现场赶到会场的李文启认为，秦锦屏如此勤奋如此高产优产，是因为在她身上饱含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浓浓的家国情怀；白烨建言，在城市里待着但是又有乡村背景，在南方待着又带着北方的血脉，这些独特体验如何在文艺作品中释放出来，形成自己的特点和符号，对秦锦屏今后的创作来讲非常重要；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陈彥在贺信里寄语：“未来，希望秦锦屏以戏剧创作为抓手，继续为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为广东的戏剧发展做出更多的积极贡献。”　　与会专家和学者普遍认为，秦锦屏以勤奋吃苦、西北人“咬透铁”的创作劲头，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从陕西到深圳，她从一个普通的追梦人变成了幸福的圆梦者，是深圳这片土地给了她学习、思考、开拓、实践的机遇，是“乡愁”的拍打让她把中国汉字编织成小说、散文、戏剧、诗歌等文艺形式与生命对话。多种文体的相互渗透和相互成全，让秦锦屏的文学和戏剧创作多元交响、锦上添花。　　生在三秦大地而后扎根深圳，秦锦屏连续14年被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聘为特邀编剧，在戏剧文学方面荣获过40多项省级以上（含省级）奖项，今年出版了戏剧专著《给孩子的校园剧》。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此次研讨会对关注和研究她的创作具有积极而典型的意义。

大湾区文学地理｜关于大湾区及其文学的访谈

本次问卷我们面向全国，找了十三位青年朋友，他们尽管都从事与文学相关的工作，但身份多元，有作家，有诗人，有专业编辑，有批评家，有学者。而且他们来自全国各地，而不仅仅是生活在大湾区。他们以自身经验为源头，从不同视角出发，真诚地表达了对于大湾区及其文学的看法。对于不清楚的地方，他们态度直率；对于有了解的地方，他们不吝言辞，充分阐述。现将他们的言论整理并置在一起，形成彼此对话的场域，我们感受到了文学精神若作为一种“取景器”，能够让我们对于“文化-地理”产生极为智慧的洞察力。而这，也许是“大湾区”这个概念所蕴藏的，更为开阔的文化意义。（王威廉 陈培浩）陈崇正 / 陈润庭 / 冯娜 / 李德南 / 李晁 / 林培源 / 阮雪芳 / 唐诗人 / 向迅 / 小珂 / 杨丹丹 / 杨晓澜 / 郑焕钊1、请问你居住在哪个城市，对那个城市的印象如何？陈崇正：过去十几年，我主要是在东莞和广州两座城市生活。东莞夹在广州和深圳中间，常住人口八百多万，快赶得上海南省的人口了。早年东莞活力十足，野蛮生长。我在23岁那年从潮州来到东莞，第一印象是这座城市尘土飞扬，到处都在建设。那时候东莞给人印象不好，自行车不小心就丢了，女性出门都会被提醒小心飞车党抢包。十几年过去，东莞成功扭转了城市的面貌；特别是我曾经工作过八年的松山湖，成为了东莞人的希望。六年后我去到广州工作，但并没有彻底离开东莞，基本处于双城奔走的状态。两地奔波确实很累，但也让我看到了这两座城市的不同之处。与东莞相比，广州像一头安静的大象那样不动声色。广州是一座用来生活的城市，很少人会将广州视为古都，但广州确实是忙碌了两千多年的商贸重镇，有它的文化底蕴。向迅：我目前在南京生活。作为六朝古都，南京文化底蕴深厚，文学氛围很浓，去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学之都”，同时也非常现代，包容性强，可以说兼具古典与现代之美，很宜居的一座南方城市。我以前的理想，就是到江南生活，而现在已然自称江南人了。陈润庭：因为求学的缘故，我在广州居住了将近十年。广州是一座让我很有亲近感的城市。虽然我不是广州人，粤语也并非我的母语，但每次离开故乡潮汕来到广州，我几乎没有“离乡”的感觉，像是从一个故乡到了另外一个故乡。这种“不可能的”旅程就是我对广州最大的感受。它不仅是我很多作品的策源地，给了我很多灵感；也给予了我一种市井而妥帖的生活，满足了我对生活的要求。冯娜：广州。生活了将近18年了，已然是我生命的一半时间了。广州给我的印象是日常化、烟火气、新旧交织，有韧劲儿，想飞升又折堕（褒义，和慵懒散漫差不多意思）。李德南：广州。我喜欢广州，觉得它务实，包容，宜居。李晁：我居住在贵阳，贵阳是山里的城市。从历史上看，因种种因素，算发展较慢的城市，但这十几年的变化十分明显，可以说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乃至于城市景观大为改变，新区的加入也拓展了城市地盘。老城与新区的区别恍然就是两个时代的最佳见证。论烟火气还是老城充足，有着老底子里的那一份沉稳。新区的规模、建设已经和其它任何城市的新貌没有区别，如果只看照片，很难说这是哪里，但老城仍保留着曾经的样态，虽然外部改观依旧在进行，但一些特定的、属于市民的记忆是无法轻易抹除的。我想这种现象应该也为其它城市所共有。阮雪芳：我现生活在深圳，这是一个充满激情、富有创造力的城市。林培源：我目前居住在广州，读研的三年在这里度过。我对广州的印象很好，广州是一个宜居的城市，生活成本没有北京、上海、深圳那么高。在珠三角一带，它本身是广府文化的核心城市，带有浓郁的文化气息和深厚的历史底蕴。在我看来，也许广州的经济发展速度并不快，城市的整体样貌变化并不大，但正是这种缓慢的生长，叫人喜欢。 唐诗人：我生活在广州。我很欣赏广州这座城市，也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方式。广州有很现代的一面，也有很传统的一面。生活在广州，就是穿行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它能够提供给我们的生活空间和感受是丰富的、多层次的。小珂：我住在北京，北京也是我的家乡。在我的印象中，一方面，北京是个高度发展、国际化、严肃而雄伟的城市；另一方面，北京是座蕴含着我的童年记忆的、温暖而灰暗的城。一提起北京，我总想起幼年时居住的胡同与院子中的地雷花。杨丹丹：珠海。宜居的城市，但城市文化不鲜明。杨晓澜：现居长沙。长沙市是文化艺术之都，网红城市，很受年轻人欢迎。饮食和娱乐文化比较厚重，湖南卫视影响较大。郑焕钊：广州。包容性比较强的城市，生活气息强，大家都比较务实。2、在“大湾区”这个概念提出之前，你有过类似的文化地理思考吗？李德南：诸如此类的文化地理思考，我之前曾有过关注。比如我在关于迟子建和徐则臣的文章中，都谈到他们写作中独特的文化地理的问题。地方、区域、中国与世界，是我观察文学的层叠视野，也是我常用的方法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文化地理中对地方性的强调，应该始终与普世性相连，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去解读文学作品更是如此。这不只是因为地方性/普世性构成一个参照系，更是因为它们都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所应该具备的品质。冯娜：隐约有的，但多数是基于古代岭南文化、珠三角和海洋文化来思考的，并没有这么明细的地理观念。陈崇正：之前用得最多的概念是“岭南”，南岭以南作为一个地域性的概念深入人心。但岭南会给人一种“我与我周旋久”的气息：我们在山这边，我们自己玩。每提及大城市我们习惯说“北上广深”，但在文化上，北京、上海基本不带后面这两位小弟玩，北京和上海自己就完成了南北对话。其实就广州和深圳也是各自玩各自的。这就是南岭以南的文化，生活化且多元，务实而不闹腾。所以应该看到“大湾区”如果作为一个文化概念本身，并非一个大合唱，而是不同乐器的合奏，需要和而不同的文化空间。向迅：没有。不过，以前在长沙工作时，那时政府就一直在大力推进长株潭（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一体化建设，现在据报道说已基本形成“半小时经济圈”。到南京的第二年，国家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2018年，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四家作协，联合组建了“长三角文学发展联盟”，现在已经开展了许多切实有效的文学活动。陈润庭：有过类似的想法，但涵盖范围更广，会将潮汕也一并纳入。小时候我既爱看香港的翡翠电视台、凤凰电影台，也爱看广州的珠江台和南方台，这几个电视台都有很多粤语的节目。所以我从小就知道“粤港澳”同根同源，联系密切，但各地之间又有微妙的差异。通过广播电视，幼年的我在无意之间学会了一门当时用不上的语言。后来我到广州求学，发现自己只要稍加练习，便可以用粤语交流。阮雪芳：我是潮州人，潮州与汕头、揭阳形成一个都市圈，即潮汕地区。潮汕文化自成一体，地域特色鲜明，如潮剧、潮州音乐、潮州菜、潮汕民居等，我曾和朋友探讨过文化地理的话题。李晁：没有，对于新的地理概念的想象在我是被动的，它首先来自于客观行动，然后才被知晓，这是针对某种地理概念而言，除此之外的文化地理自然是能体察到的，这是传统的一部分。譬如我们说中原文化、江南文化、岭南文化，都是其中一种，也很容易从一些直观的人和作品里区分出来。一方水土之上的人，和另一方的，自然是有区别的，不仅是语言。单说语言其实也足以证明这一存在的差异，被何种语言包围，自然就受到这种语言带来的影响，包括思维、逻辑、习俗等等，这些都依托文化地理来呈现。比如人们彼此常问一句话，您是哪里人？实际上就可以得出一种大体、粗略上的认知，虽然这认知不准确，乃至带着偏见，但这就是文化地理带来的顽固的影响。林培源：“大湾区”这个概念提出之前，我更多听到和接受的是“珠三角”“岭南”等概念。小学到中学，几乎每个寒暑假我都会从汕头老家去深圳亲戚家。香港没有回归之前，那片土地对我来说何其遥远，它只存在于小时候看过的港剧、港片里，只是荧幕上的一个符号，一片虚幻的地理空间。不过香港和澳门回归之后，交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动，使得广东、澳门、香港等地变得更为紧密。我是2009年，读大学的第三年才第一次去香港的，此后隔三差五会去香港购书、购物，这种频繁往来，也让我自然而然就接受了“大湾区”这个大的文化地理空间的概念。唐诗人：有的。来广州的那几年还没有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概念，但接触过很多广东作家、学者之后，就会很自然地意识到广东、岭南地区的文学、文化特殊性。尤其像我这种从本科开始，每个阶段所生活的城市、地域都有很大改变的人而言，对于地域文化的差异性会特别敏感。东北、东南、岭南，这些地域的地理特征、气候状况和人文氛围都有着很大的差别，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岭南地区的人文氛围的，它有很强的本土化的东西，同时也有其它城市难以比拟的现代意义上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小珂：如果只从文化来讲，“大湾区”这类世界级城市群与省级行政区有相通之处，它们都是以地域划分的。而相似的地理条件确实会带来相近的文化，可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杨丹丹：我曾经长时间关注“东北地域文化与文学”，对文化地理学有一定的认知和理解。杨晓澜：大湾区由珠三角9市和香港、澳门组成，之前未有过如此详细的文化地理思考，但长三角、长江中部经济带衍生的长江流域文化，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文化主题活动比较多，还有武夷山地域文化交流、岭南文化带等，都在以不同的角度进行跨地域文化思考。郑焕钊：没有。3、你去过“大湾区”的其它城市吗？谈谈其中一两个印象很深的地方。向迅：大学毕业后，我曾在广州市工作了一年多时间，期间去过“大湾区”大多数城市。我们平日提到“大湾区”的城市，首先想到的可能是经济，可我在广州工作期间，发现传统文化在这座国际化的城市传承，保存得非常好。在传统节日到来时，广州人还沿袭着许多特别有仪式感的习俗。在市区，只要做个有心人，可以发现不少很有历史感的巷子，走进去，历史气息扑面而来。还有醒目的牌坊文化。它其实也是一座很有文化底蕴的城市。阮雪芳：谈谈广州吧，那是一座有魅力的城市，我在那里工作了好几年，印象深刻是每天上班经过珠江新城的情景，有进入好莱坞大片的科幻感。广州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比如去北京路或一德路，不经意就在街角遇见了历史，那种人文景观，既藏匿时间又显现时间。我喜欢广州，我的朋友都在那里，他们坚守着艺术理想，做一些很纯粹的事情，这让人温暖。陈崇正：除了澳门，其它城市我基本都去过。我还挺喜欢珠海的。我一直觉得一座城市最好是能有河流穿过。我的故乡村里有一条溪流穿过，潮州有韩江穿过，东莞有东江穿过，广州有珠江穿过，但是珠海，好家伙，人家直接是有海岸线的，站在窗前就能望见大海，心中如何不春暖花开。冯娜：“9+2”城市群几乎都去过，有些了解得深一些，有些就是匆匆掠过。香港和澳门的印象会深一些，毕竟这两个城市的历史比较特别，沾染了比较浓郁的异域文化，这两个城市也因此有很强的观光吸引力。李德南：有不少城市都去过，但谈不上有很深入的认知。除了我所生活的广州，大湾区的城市中，我最为了解的是深圳。我曾在深圳暂居一年，这一年里去过深圳的不少地方。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却不是深圳某个具体的地方，而是那种整体意义上的活力与青春气息，一种新城市所特有的气息。我曾在网上看到一组照片，拍的是夜雨中的深圳，那时候，摄影师一定是在高处往下俯瞰，有着我们通常所没有的视角。照片里的深圳美得有些不真实，甚至可能让人只是看照片就会忍不住爱上这个城市。这是一种非常感性的记忆与印象。我在一些评论文章中对深圳有过更为贴近现实或实际的言说，也知道它有多面性。李晁：中国幅员辽阔，这是幸运的，这一广大疆域内的城市，都有着历史的遗存，这是迷人的地方。现在我们说古城，其实也是混杂的概念，仅仅指城市在历史上，呈现一种悠久态势，但实际拜访之后，可能会得出一种不同的印象，在千城一面的现实下，我们如何去感受一种历史，是需要发现之眼的。幸运的是，我们依然能在一些城市里感受到与自己久居之地截然不同的气息，比如西安、苏州、哈尔滨。我对城市的记忆应该首先来自对空气的甄别，然后才是我们受到的各种信息来源的引导，比如一些出镜率很高的地名或建筑，总是勾起我们的怀古之心，没有这个，一座城市很难被记忆。林培源：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东莞，2007年高考完的夏天，因为姐姐和姐夫在那里工作，我过去住了一小段时间。那时东莞给我的感觉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他们住在城中村，出来不远就是一个大公园，周边都是农民房，也有超市、商场，道路建设也不够完善。附近还有东莞的一所中学，当时高考完，路过的时候看到门口挂了很大的庆祝考生考上名校的条幅。总之，那时的东莞给我的感觉，不太像一个城市，而像是县城。2012年我再去东莞的时候，是和一群文化圈的朋友在一起，那时近距离感受了东莞新生的文化力量，这种感受和冲击很明显，改变了我对东莞的刻板印象。唐诗人：我去过深圳、珠海、东莞、澳门、香港、佛山、惠州、中山……应该说都去过，但并没有在这些城市长时间居住、生活过，所以很难说出特别深刻的感受。去的比较多的属佛山地区，顺德、南海这几个区去过多次，包括旅游和调研，给我的印象比较深。我觉得佛山地区的生活气息和文化氛围都特别好，他们对自己城市的文化遗产、文艺人才和相关作品都特别珍视。这种珍视不是很多地方的仅仅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在重视，更是这里的普通人很在意。所以“文化”在佛山地区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你真的能感觉到这里有很多人真心热爱自己的家乡文化，他们也真心推重有文化的人和物，而且这种推重也并非“崇拜”，而是一种平等基础上的推崇和尊重，这是很多地方都感受不到的。小珂：非常遗憾，我没有去过“大湾区”的城市，以后一定会找机会去的。杨丹丹：去过广州、深圳、中山、佛山、肇庆、江门，其中深圳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蕴含了中国独特的现代化经验，也产生了独特的“问题群”，也在这种独特的经验和问题中形成了鲜明的城市性格。杨晓澜：广州、珠海、深圳、东莞、中山等大湾区大部分城市都到过，深圳文化气息很浓，珠海很宜居，都印象深刻。郑焕钊：我在珠海生活过一年，较为喜欢珠海的宁静。4、你了解世界上的其它湾区吗？你觉得“粤港澳大湾区”和其它湾区相比有什么特点。杨丹丹：到过美国的“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以世界金融中心著称，“旧金山湾区”以世界科技中心为标识。而“粤港澳大湾区”还没有体现出鲜明的特征，如何从一个政策性的概念转变为实质性的经济和文化实践是“粤港澳大湾区”体现自我价值和意义的关键。唐诗人：我知道世界上有很多著名的湾区，像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等等，但我并没有研究过，也没有去过，所以谈不上什么了解。但我觉得，粤港澳大湾区有很多独特的地方，比如涉及到多种体制问题，而且其中的香港、深圳、广州是三大世界级超级大城市，其中的经济体量有多大可想而知。在文化层面，粤港澳大湾区不仅仅是岭南文化、粤语文化，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端口”。我们知道，岭南文化有很传统、很中国的东西，香港、澳门、广州的近现代历史更包含着特别浓郁的中西方碰撞的东西。还有深圳、珠海等城市，这是改革开放政策背景下迅速崛起的当代大城市。所以“粤港澳大湾区”有着传统的、当代的、中西方的文化基因，这是特别复杂的一个“湾区”。陈崇正：说实话并不了解，纽约湾区、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我都没去过，但在电影里倒是反复见过。如果要对比的话，也只能用电影镜头来对比。电影画面中出现纽约、东京、旧金山的时候，观众脑海里会想起财富。但出现粤港澳的镜头，很大概率马上就会出现武打和餐馆的场景。这样的镜头语言和叙事期待，其实包含了文化视角的偏差。其实也在给“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十年二十年提出新的命题：如何延续这个城市集群的艺术传统和文化基因，让世界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湾区？向迅：有所了解，像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日本东京湾区等，但确实没有比较它们之间的差异。冯娜：在文献资料中了解过一些，比如日本的东京湾区、美国旧金山湾区等。因为没有实地考察过，只能是基于一些材料和想象来对比。“粤港澳大湾区”的勾连是基于21世纪经济发展和文化共建的环境，它的优势在哪里，短板又是什么？我想未来城市和湾区的发展应该是一个整体性的构想，不仅是经济产业链的形成、文化板块的链接，更多应该投注于人类如何诗意栖居的命题。李德南：略有了解。我觉得不同的湾区在经济层面是有共性的，“大湾区”和世界上的其它湾区往往因在经济层面承担着重要的角色与使命，或是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受到广泛的关注。湾区之间的差异，更多是政治和文化上的。粤港澳大湾区有着独特的政治制度方面的特色，在文化方面，则有着岭南文化、移民文化、海洋文化等共存、汇融的特点。李晁：以前知道的“湾区”，唯一一处就叫“湾区”，来自旧金山，后来是东京湾，吉田修一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叫《东京湾景》，还有些印象。“粤港澳大湾区”是近两年内听到的，我没有实际踏足过。东京去过一次，无法做出比较。但概念之下，我想，亦无非是生活化的，还是其中形形色色的人，他们的构成更让我感兴趣。小珂：我对“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有所耳闻，了解不多。顾名思义，“纽约湾区”因有华尔街，其特点应该是在经济方面；而“旧金山湾区”则因硅谷而更注重科技发展。相比较来讲，“粤港澳大湾区”面积更大，人口更多，这就给经济发展提供了更雄厚的基础以及更多的可能性，我相信“粤港澳大湾区”一定会发展得越来越好。阮雪芳：我知道世界上经济实力较强的还有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纽约湾区等。相比于其它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更年轻化，具有包容性和创新力。杨晓澜：不了解。郑焕钊：不了解。5、对你而言，大湾区对文学有影响吗？对你的创作有启发吗？李晁：我想最大的影响还是来自于语言，在某一语言的影响下，如何去表达，是我感兴趣的。近两年我读到的最具特色的小说来自香港的马家辉，他的《龙头凤尾》和《鸳鸯六七四》对粤语的运用激发了我这样来自陌生地域的读者的兴趣，乃至兴奋。我想的是，如何将自己熟悉地域的语言与普通话书写结合，两者的配比是一种神奇的勾兑过程，譬如《繁花》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普通话之外的语言，实际上保留了很多不被我们所知悉的信息，可以看作神秘符号，这是一份重要的文化遗产，如何运用，让它们发出异彩而不是成为障碍，是我们要好好思考的。陈崇正：我们这代人一直深受香港文化的影响，Beyond、金庸、周星驰，分别代表了声音、文字、画面的三个顶峰符号，依旧影响着许多人。甚至可以说，在大湾区这个概念没有被提出来之前，大湾区作为一个文化生态，一直在交流和互动着，相信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都得到过这种文化的滋养。向迅：肯定是有的。大湾区既是经济共同体，也是文化共同体，肯定会影响到文学生态。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生活在大湾区，必然也会思考一种作为整体或者说总体性的文学。陈润庭：暂时还没有。冯娜：对我而言，没有影响。启发嘛，应该是一种外部影响。总有人提及，会影响自己去关注一下自己生活着的这片土地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也许会发现一些新的内容和角度。李德南：大湾区正在营造一个新的文学空间，它在机制或外部环境层面对文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文化的角度看，情形则有所不同。一个地方或一个区域的文化，对一个作家的个性与写作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这种影响又是非常内在的，通常不太容易辨认。阮雪芳：文学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方向，一般来说，不会因地理外因产生太大变化，但大湾区文学这个概念的提出，对文学还是有启发的。林培源：“大湾区”概念的提出，从行政、经济、文化和社会层面，对生活在这片区域中的人或多或少都有影响，更不用说，对一个写作者而言。这种嵌在历史进程中的变动，势必影响和改变身处其中的写作者—尤其是文学创作者看待世界的眼光和格局。它给我的启示是，作为一个潮汕小镇走出来的青年写作者，应该立足本土，将目光投放到更为深远和广阔的历史空间。他山之石可攻玉，大湾区也许存在更多可待开发和挖掘的文学资源，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富有魔力的磁场。唐诗人：我觉得肯定有影响的。作为一种文化政策，必然会慢慢影响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文化的发展。对于我而言，做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也是有影响，比如我对广东文学的研究就不再可能局限在珠三角，而是会习惯性地考虑到香港、澳门城市的文学状况，在视野方面就很自然地拓展了。同时，我们在这种城市文学的对比中，也可以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小珂：我认为，大湾区势必会对文学产生影响。环境会对文学与文化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不同的空气、水土、植物、饮食滋生出的文学视野和文学感觉是完全不同的。人是浸透在环境中的，南方特有的都市风格与自然风格养育了南方作家独特的写作风格。大湾区因各个城市来往紧密，互通有无，更加强了文学的传播与影响。所以我想，逐步发展的大湾区或许正在生成一种全新的、只属于大湾区的文学风格，这是任何其它并非处于“城市群”中的城市都无法拥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杨丹丹：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也许随着大湾区的逐渐成熟，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杨晓澜：我不是大湾区作家，但从一个作者和编辑角度看，大湾区显然对大湾区作家群体创作有深远影响。地域空间、审美空间、文化空间扩大，审美维度和历史维度更加有纵深，视野更广，起点更高，作家群体更加优质，文化资源更加丰富，文化交流活动更加频繁，各类资源的提升更能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促进作家队伍建设和作者自身创作。6、请你列出心目中十个左右的粤港澳大湾区的优秀作家，排名不分先后。唐诗人：金庸、西西、刘以鬯、张欣、邓一光、葛亮、王威廉、蔡东、陈崇正、冯娜。向迅：邓一光、田瑛、王十月、熊育群、陈启文、魏微、王威廉、郑小琼、塞壬、陈崇正。如果评论家也包括其中，肯定要加上谢有顺先生。林培源：鲍十、熊育群、魏微、王十月、郑小琼、王威廉、陈崇正、蔡东、郭爽、陈再见。小珂：刘以鬯、邓一光、魏微、周洁茹、王威廉、蔡东、郭爽。杨丹丹：刘斯奋、邓一光、魏微、熊育群、盛慧、王威廉、金庸、刘以鬯、葛亮、钟伟民。杨晓澜：粤港澳大湾区的不少作家都比较熟悉，比如王威廉、陈启文、葛亮、南翔、邓一光、蔡东、周洁茹、王十月、盛可以、塞壬等。郑焕钊：在我极为有限的阅读中，香港的李碧华、已逝的刘以鬯，广州的张欣、鲍十，年轻的王威廉、陈崇正、冯娜，深圳的陈再见等，都是较为优秀的作家。陈崇正：感觉这个提问是一道送命题，粤港澳大湾区这么多作家，只列举十人太容易挂一漏万了。而且谁也不好说哪些作家就真能代表粤港澳大湾区，比如我最喜欢的香港作家金庸，他的文化基因其实是江南，而广东这边大部分的优秀作家也不是在广东长大的，他们中很多都在书写自己的故乡。冯娜：列不出十个，所以略过此题。阮雪芳：大湾区优秀作家很多，具体就不列了哈。李德南：王十月、魏微、葛亮、吴君、周洁茹、王威廉、蔡东、郑小琼、陈崇正、林培源。李晁：地域如何划分，比如别地的“移民作家”算不算？我不知道，如果仅仅以身处其地的作家来说，我喜欢的有刘以鬯、西西、马家辉，年轻一代的有王威廉、陈崇正、林培源等等。7、请你选三个大湾区作家，谈谈他们最具辨识度的文学特点。小珂：魏微的文字有江南独有的灵气，她的作品中有一种源远流长的古老传承，她用女性忧伤的视角，缓缓道来现代人的精神现状；80后作家王威廉的作品很有辨识度，他用梦呓般清冽的语言讲述了一个个都市中的奇特故事，显现了他深厚的哲学素养。相比来讲，王威廉的作品更现代，他完成了文学从优美外表到残酷内核的转化。李晁：我就说说刘以鬯吧，香港是他的书写场域，前两年我重温他的中篇《陶瓷》，很有代表性，和长篇小说《酒徒》里的意识流截然不同，这是刘以鬯的写实之作。小说截取的时代和当下有些距离，几十年前香港陶瓷产品，各类公仔、瓷盘、餐具价格急剧上涨，一对夫妻逐步陷入到收藏的狂热之中。这一进程，没有作者喜用的形式上的创新，而采用老实到底的写实笔法，极其朴素地抓住了七十年代初香港的市民阶层生活。小说以陶瓷这一事物的存在、发展形态，在没有明示的经济腾飞中，展现了人心的变异与被裹挟，与将要到来的“行情崩溃”之间，形成了一道即将突破的临界点。我们很容易看到，在欲望与盲目合力拧成的人生草绳上，人心的不断攀高。这一着力点是经济和环境带来的，这一点在当下读来，尤感熟悉，仿佛重演，这是小说生命力的所在。陈崇正：那说点其他人不太关注的。推荐大家读一读香港作家西西的《飞毡》，你会感觉到这不是一个小说家，而是一个裁缝。她细细密密地裁剪，甚至有些啰嗦，但慢慢你会看到一个整体，看到斗篷和袍子。澳门的作家我了解很少，或者说澳门真的太小了，人口在那里，作家数量也在那里，值得一提的是姚风和黄礼孩编的《中西诗歌》，这本刊物默默坚持了很多年，也算是大湾区的诗歌老字号了。至于广东作家的现状是，青年作家群体在成长和壮大，这是此前没有过的风景。新青年代表了新南方的未来和希望。向迅：王十月的小说，擅于打破现实与虚构的界限，将魔幻色彩与现实主义杂糅并置，具有特别强烈的反思意识，譬如他的长篇小说《收脚印的人》；塞壬的散文，敢于直面最真实的自我和直呈幽微复杂的人性，借鉴多种叙事技法，践行古人的大“文章”观，拓宽了散文这一文体的边界；陈崇正的小说，与麦克尤恩一样，擅于一本正经地讲述虚构的故事，并让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事情取得合法性，并借此勘探人性的复杂。阮雪芳：谈谈吴君、郑小琼和王威廉。吴君的写作有显著的深圳元素，以精细的笔触凸显了时代洪流裹挟下普通人的命运，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波澜起伏；郑小琼从日常生活开掘诗意，对苦难的理解，形成丰沛而致密的精神纹路。她以语言探测世界，进行着刺青般的写作；王威廉是思想与叙事灵性集于一身的作家，对现实的精敏洞察和思考成为他写作的内驱动力，通过揭示人性的幽微去呈现人的生存境况。李德南：金庸能打通雅俗，所创造的人物和世界深入人心；邓一光有其独特的精神哲学，思想体量极大，其作品贴近现实又有超拔之力；西西的写作既是个人的，又扎根于地方的历史与文化，能写出个人心中的“我城”。唐诗人：首先是香港作家西西的作品，她的语言是特别有韵味的，干净、典雅，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最清晰的港味特征。包括她写香港这座城市，那种日常感和宏大感，糅合得特别自然。还有张欣的小说，写广州都市生活，其题材故事和叙事特点也有着独特的品质，写都市爱情故事，注重日常生活写实，以很简洁的叙事包容着最广阔的文化。青年作家方面如王威廉，他的小说思想气息特别浓，阅读起来能感受到很清晰的哲思格调，是以文学的方式对当代人生活方方面面进行深度思索。杨丹丹：邓一光的文学作品有一种其它作家难以企及的“硬度”；王威廉的文学作品呈现出80后作家少有的“哲学”高度；葛亮的文学作品将“历史”与“抒情”结合得毫无痕迹。杨晓澜：王威廉，具有80后少有的思辨和自省意识；蔡东，真诚而有诗意，细腻而追求理想；塞壬，直抵人的精神内核，干净有力。8、你觉得大湾区文学这个概念跟以往的区域性文学概念，比如“岭南文学”，有何不同？小珂：中国曾有过许多区域性的文学概念，比如“岭南文学”“京味儿文学”“东北文学”等，但是我认为这与“大湾区文学”是有本质不同的。前者更注重文化传承，是以多年沉淀而形成的文化脉络为基础的文学风格，这也就更“文学化”，或者说是一种类似于“致敬”的文学方式。但“大湾区文学”显见有更多可能性，它是在不断发展与互动中产生的文化与文学。它到底会衍生出什么样的形态？让我们拭目以待。向迅：大湾区文学这个概念，更现代，也更国际化吧。相比“岭南文学”这一地域概念，它给人一种整体或者说总体性的感觉。陈润庭：岭南文学的说法，多少带着某种北方望向（指称）南方的视角。作为文化的山岭，五岭只生产了“岭南”，却不生产“岭北”。作为区域性概念的岭南文学，“南”究竟意味着什么，文化位置的边缘似乎带来了归类的混杂与晦暗不明。我更看重“大湾区文学”的概念。大湾区的概念植根于大湾区内部各地的历史文化渊源的同时，也点明了大湾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基于明确的文化地理而产生的概念，往往暗示了一种不需外求的有限主体性。陈崇正：大湾区文学这个概念的好处是它混沌未明，它还没有内涵，可以进行赋值。阮雪芳：两者的命名都与地理相关，但有着异质辨识。从时间角度看，岭南文学更显深邃丰厚，大湾区文学的多元化与未来性更显著。李德南：岭南文学这个概念，我觉得主要是从文化传统或文化积淀的角度着眼，偏重历史性和事实性。而大湾区文学的提出，偏重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考量，带有鲜明的当下与未来的特质，也带有鲜明的建构色彩。这两者所指称的对象，也有部分的重叠，比如有的作家及其创作，既属于岭南文学，也属于大湾区文学的阵营。李晁：我对此没有研究，从字面上理解，我以为这既是范围的扩大，又是一种精神上的凝聚，这是概念带来的。实际如何考察，还需要时间和更多的作品来甄别、认证。林培源：“岭南文学”会给人偏安一隅的印象，这是在一个南北对位的历史框架中产生的概念，“岭南文学”容易让人陷入到一个“地域文学”“方言文学”的窠臼里，或者这么说，岭南文学就如同江南文学、西北文学、东北文学一样，是依靠地理方位、文化习俗、方言俚语为基准而生长出来的一种地方性文学，是一个“小”的文学概念。而“大湾区”则将岭南文学包含其中，既保留了地方文学的特殊性，又凸显了一种“大”的文学地理的特征。它含纳的是粤港澳和客家、潮汕等地域在内的地方特色，是一个统筹性的文学概念，并且具有相应的生长性，放在世界文学的范畴内来看，它又可以和华语语系文学、马华文学、北美华人文学等概念对标。唐诗人：当然是视野方面更宽阔一些，我前面说的，“岭南”概念相对传统一些，但“大湾区”概念可以包含着“古今中外”的文化品质，尤其更指向未来。因为如今我们探讨“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往往是也谈未来，谈憧憬，谈可能性。所以，我认为，“岭南文学”是指向过去的，“大湾区文学”是朝向未来的。杨丹丹：“大湾区文学”仍然是一个生成性的概念，这一概念的经典化和文学史化仍然需要漫长的时间；同时，这一概念内部的文化形态和文化指向是相互冲突中走向融合，需要不断的调整和重组；更为重要的是，与这一概念相适应的文学实践活动仍然处于分散的状态，没能有效地整合在一起。而“岭南文学”等区域文化概念已经得到学术界的集体认同，是经典的文学史概念，内部的文化形态和文化指向也趋于一致，文学创作也具有类似的审美倾向。杨晓澜：地域更宽广，概括性更强更具体，站位更高，展现未来发展大视野、大思考。郑焕钊：岭南文学主要着眼于历史文化，地域历史文学的同源性构成其基础。大湾区文学落脚点是“大湾区”，这是一个具有政治性、经济性、未来性和文化性的复合概念。其文化性也不完全等同于岭南文化，香港与澳门独特的中西文化交融状态就已经超越了岭南文化的内涵。因此，大湾区文学应该成为能够表达湾区城市间审美体验的共同体与差异性，湾区社会发展内在的精神与情感结构的一种文学。9、“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最发达、国际化程度最高的现代城市群，你对大湾区城市文学的现状和前景有何观察？陈润庭：我对大湾区城市文学有着很好的期待。不仅仅因为“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最发达、国际化程度最高的现代城市群，我更看重的是香港作为一座高度发达的城市，在此前半个世纪以来所积累的城市文学经验。学者赵稀方曾说：“二十世纪下半叶香港文学对于都市型的表现和开掘，为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上海文学，以及新时期以来的内地都市文学所远远不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香港经历工业化、城市化的历程，继而兴起具有殖民地属性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不可否认的是，舶来的现代主义文学带给了香港文学书写城市的文学资源，而后刘以鬯、西西、董启章等数代香港作家的创作，则完成了对这一舶来资源的本土性转化。香港一个世纪以来独特的历史遭遇，造成了这座城市的复杂与多面，也给书写城市的香港作家带来了挑战与机遇。而由此形成的香港文学的城市文学经验，则构成了大湾区城市文学发展富有借鉴意义的文学资源。向迅：就我的观察和了解，目前生活于大湾区城市的青年作家群，是国内最活跃最具创造力也最有实力的群体之一，未来可期。国际化的视野，必然会给文学创作带来积极影响。陈崇正：若说远景，我期待这里能出现世界级的作家；如果说现状，我希望能有一个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奖，奖金足够高，权威评委阵容，独立评奖，给在粤港澳大湾区写作的人一束强光。冯娜：这是一片理应出现优秀文艺作品的土地，然而也被一些人称之为“文化沙漠”，我想是众多的因素造成了经济和文艺高度的不匹配。外部的大环境某种程度上会影响个体创作者，比如给予文化从业者更多的关注，让他们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去创作，并有足够好的传播环境让他们的作品为更多的人所知。另一方面，在大湾区生活的创作者，如何找到自己的创作方向，如何写出具有辨识度的作品，取决于他们自身的修为。 李德南：在“中国最发达、国际化程度最高的现代城市群”生活和写作，能及时感知很多新现实与新经验，这是地理层面的优势。不少属于这一区域的作家，也用各自的方式对种种新经验和新现实进行了文学化的书写。讨论当下的城市文学写作，我觉得他们的作品是无法忽视的。这里头的很多作品，在题材方面有优先性和独特性，在写法上也有各自的探索。这种书写具有怎样的前景，我觉得得看作家们能否对现实进行更为深入、更为内在的书写，能否找到更为独特的、更具文学性的书写方式，能否在书写中形成个人的写作伦理学与精神哲学。李晁：还是上面说的，我没有专门研究，可能需要学者作为课题来好好梳理，前景其实很难被有效考察，因为这涉及一代代作家的贡献，而这贡献又是个体的，充满着不确定性。但我们可以想象一种乐观景象，比如在人口、资源、信息都高度集中并流通的地方，这一前景的可期盼性是很大的。唐诗人：就现状而言，我觉得是还是比较散、很不理想的。“大湾区”的几大城市之间，还有着很多方面的隔阂，包括制度差异和历史差异，文学层面更是有着自己独特的传统，所以现在谈“大湾区文学”，很多时候还是我们自说自话，还上升不到真正的交流和共力。这种现状也决定了我们现在探讨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主要是憧憬未来。就未来方面，我还是充满期待的，我相信不久的将来，“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有真正的文学内涵。小珂：我不是文学评论家，无法做到真正有效的观察。我期望“大湾区城市文学”能更多地与世界接轨。不是模仿世界文学，而是将中国文化与文学以独特的方式输出到全世界。杨丹丹：文学创作的未来可能性无法被一个概念所限定，但一个成熟的概念却可以为文学创作提供有效的写作范畴，但前提是这个文学概念本身是真实有效的，很显然“大湾区城市文学”的概念有待经受时间的辨伪。杨晓澜：非常值得期待，大湾区本就有一批优质作家，良好的外部环境肯定能促进文学发展。但创作也是个人的事情，需作家们自己修炼内功，才能借助外力，创作更多精品力作。郑焕钊：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文学应该说是中国城市文学比较早发展起来的：香港文学作为中国现代城市文学的一部分，已经有比较长的历史，并且因为城市自身的独特性，使其在都市、后现代与文化身份之间具有较为紧密的关联。在文学史的视野中，香港、上海与台北一直以来也被史学家以某种“双城记”的方式关联起来。深圳作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城市，在打工文学方面的开拓，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当代城市文学颇具历史性的一种面相，是中国城市工业化的一种重要的文学表征。而在广州的张欣等作家，书写城市世俗生活，成为颇具标志性的城市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因此，从城市文学的层面，大湾区城市文学应该是湾区文学的重要内涵，只是湾区城市文学毕竟不同于单纯的城市文学，湾区文学所具有总体性、共同性或者城市间的关联性，我认为应该有更多的探索。阮雪芳：这个概念的提出，可能会形成一个向心力，有利于区域内城市文学之间的养分吸取和良性发展。10、有人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就是存在于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内的文学总体；也有人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可以成为一个具有召唤性和生产性的学术概念，它可以创造出具有内在性和整体性的文学内涵。你怎么看？林培源：任何一个文学概念的提出，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作为一个总体性的概念，召唤的是一种具有世界视野、历史深度和地方性特色的文学。身处其中的“个人”，应该时刻保持一种敏锐的触觉。毕竟文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个人和世界关系的投影，我们如何看待世界，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文学，反之亦然。在我看来，“粤港澳大湾区”既是内在的，又是外在的，它是一个流动的、开放性的概念，更重要的是，透过它，写作者可以激活自身的记忆、阅历和文学经验，再将这种被激活的文学动力注入其中。这样才能多方位地保持“粤港澳大湾区”持续不断的活力和文学生产力。向迅：我在前面提到整体和总体性，其实是受到李敬泽先生的影响。他一直强调和呼吁“总体性”。只有具有或建构总体性视野，才可能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有一个整体性把握。我觉得很有道理，所以我倾向于第二种观点。陈崇正：这个问题答案过于明显，我当然认同后者。陈润庭：如果说“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就是存在于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内的文学总体，那么这一总体的存在是历史性的，同时也因为未被言明而缺乏现实意义。但也正是这一文学总体构成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概念生产的历史基础。作为新兴的学术概念，“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似乎天然地朝向未来，并许诺了一种前景。但其作为概念的号召性与生产性，却只能通过对“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充分历史化的研究才有可能激活。冯娜：创造概念和文学实践是两回事。李德南：“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这个概念可以有不同的维度，上述说法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维度，我觉得未必是冲突的，起码在一些层面上，是可以兼容的。我倾向于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视为一个观察文学的视野或角度，视之为一个取景器。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区域的文学风景的独特性，看到一个地方的独特性，从而在写作中有独特的创造。如果要想让它更好地发挥效用，我们还需要有其它的视角。比方说，我们要在中国文学的视野中去理解这一区域文学或地方文学，也要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中理解这一区域文学或地方文学。地方、区域、中国与世界，过去、当下与未来，现实与想象……重叠的、多重的视野会让我们看得更深，也看得更为透彻。李晁：我觉得都有道理，历史上也涌现了各种地方的文化派别，甚至某一时期成为高峰，这是客观的。来自于地域的综合实力，比如人才的聚集，这是最重要的土壤。“粤港澳大湾区”的吸引力我觉得首先来自这里，然后才是其它，比如文化认同、精神上的凝聚等等。这种因素综合后又会演化为不同的作品，我相信这种作品之间会有某种关联，因为共情的生发点还是来自于这一片土地和土地之上的人，这种纽带是无法被摧毁的。不论是外来者角度，还是“内在”之人，都可能发现其中的统一性，从而通过不同的书写表达出来。唐诗人：我希望这个概念可以是一个具有召唤性和生产性的学术概念，但首先它得有自己的内容。这“内容”必然会指向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内的文学成就，尤其是代表性作家的重要作品，这是我们探讨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概念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那就只剩下憧憬了。小珂：城市还在发展，湾区还在发展，而城市与湾区的潜能都是无限的，这也就造成了“大湾区文学”独有的魅力：丰富性与不确定性。我觉得“大湾区文学”不仅是一个学术概念，它更应该是作家们提升自我的方式，也是让中国文学屹立于世界的方式。因为相比较其它区域文学，它有更多的能动性。我很期待看到“大湾区文学”未来的发展。杨丹丹：“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是一个召唤性和生产性的学术概念，它更加注重未来的可能性。杨晓澜：两种看法都有道理，前者从地域角度看，后者从文化影响看。两种看法并不冲突，可以互相助力，共同繁荣。阮雪芳：无论提出什么样的学术概念，或有没有这个概念的出现，我认为，文学的宗旨是实现对社会现实的投射和对人性光辉的永恒照耀，这取决于写作群体（作家个体）的敏识和良知。他们能否以深邃的智慧写作体现这种思考和担当，才是最关键的。郑焕钊：目前，粤港澳大湾区“9+2”各城市的文学，如果要用大湾区文学来讨论的话，从创作的历史形态上看，我觉得仍然缺乏一种总体性。在很大程度上，在我看来，其面向未来的生成性的意义更大，以一种概念所带来的新视野，并在这种新视野推动下所形成的创作上的自觉追求，或可形成一种新的文学内涵。

《用爱吻你的痛》：致敬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救助

12月6日上午，由《中国作家》杂志社、广东省作家协会、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海天出版社联合主办，深圳市作家协会承办的彭名燕长篇报告文学《用爱吻你的痛——献给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救助》作品研讨会在深圳市文联九楼会议室举行。来自北京、广州、深圳等地的领导嘉宾、专家学者围绕该书举行深入研讨。研讨会由《中国作家》杂志社副主编高伟主持。彭名燕，作家、编剧，原深圳市作家协会主席、深圳市文联副主席、广东省作协兼职副主席，现为深圳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著有长篇小说《东方男性》《世纪贵族》《岭南烟云》《倾斜至深处》等，长篇报告文学《从清华园到深圳湾》《生命工程备忘录》等，散文集《瞬间与永恒》，散文随笔《三笑》《送我一支曼陀罗》等，拍摄电影、电视剧有《黄山来的姑娘》《大腕》《深圳湾》等。其作品多次获全国和省、市各类大奖。退休后，彭名燕依然保持着对文学的赤子深情，保持着对社会深入的观察与思考，保持着对自我的挑战与创新，笔耕不辍，笔力不减，进入一个新的写作阶段。最新长篇报告文学《用爱吻你的痛》是她历时两年半，进行多次艰辛采访以及大量的素材收集，用对中国民政救助崇拜的满腔热情而完成的最新报告文学作品。该书33万字，通过一系列鲜为人知的生动故事，展现了中国民政系统数万员工的大爱情怀，记录了民营企业家和社会各界的仁厚爱心。研讨会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阎晶明指出，“这部作品在艺术上表现很真诚。那种感情的投入以及态度的鲜明，让我看了非常感慨，这是一部很‘正’的作品。”《用爱吻你的痛》描写了一个底层特殊群体的生活状况，并在这样一个领域里面为我们展示了一种人间的大爱。这种人间大爱不是抽象的，反映的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治理优势。“作品反映的是中国民政部门的救助，而民政部门的救助就是体现党和政府对这些特殊群体的关爱。”广东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范英妍强调，《用爱吻你的痛》这部作品唱响了新时代中国救助的昂扬主旋律。她说：“捧读此书，我可以想见彭名燕老师在艰辛的采访和写作中游走于爱与痛之间，始终以饱满的情感置身于文字中，和她笔下的人物一起爱，一起痛，一起感动。捧读此书，我对彭名燕老师所深情讲述的那一群救助者和被救助者的血肉相连的故事所感动着，同时也由衷地感佩彭名燕老师难能可贵的创作自觉和作为一名作家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我有理由相信，通过此书，社会救助者和被救助者这一群体将为人民所进一步了解和关注，社会救助的意义也将被人们所进一步认识和理解，社会救助事业的发展将得到进一步的促进和推动。”深圳市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张忠亮指出，《用爱吻你的痛》是深圳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民政救助事业题材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深具意义。“一个城市，一个社会，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注，对他们尊严的维护，能够反映这个城市、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他表示，深圳是反映4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的一个典范城市，是一个文学创作的孵化地，不仅仅是科技值得书写、经济值得书写，还有民政救助事业、慈善事业以及弱势群体关爱等都值得深圳乃至全国的作家关注和书写。作为中国首部聚焦国家救助的大书，《用爱吻你的痛》视野宏阔，情怀深博，是一部献给最基层的劳动者、献给最底层劳苦大众的赞歌。作品首发于今年《中国作家》纪实版第11期，作品一问世就受到广泛的关注，受到中国民政部有关领导的高度肯定和与会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大家纷纷从写作主题、人物形象、思想内涵等方面予以分析评论。中国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处长曹洪峰在会上对彭名燕的写作致以崇高的敬意。认为彭名燕以饱满的激情、温暖的笔调、一以贯之的爱心创造了这部优秀文学作品，他希望有更多的作家和文艺界人士来关注弱势群体的救助过程。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评论家李炳银认为，《用爱吻你的痛》这部作品的主题崇高宏大，非常直入人心，但是她的写作又非常具体细腻。她描写了很多人被救助之后生活表现出来的改变情形，同时也表现了参与救助的工作人员所付出的辛劳和心血，以及无私大爱的精神。这部作品写出了人的名利的一面，也写出人的不幸的方方面面，包含了非常丰厚的情感与精神内涵。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称赞该作品在题材与内容上作了一次创新。他认为彭名燕的写作用了“不仅是下沉，而且是平视”的视角。“她写了很多救助者，都非常生动，都有很完整的形象。同时她也写了很多被救助者的个人状况。这是很让我意外和感动的，因为她是采取平等的状态来写，救助者和被救助者没有不平等，无非是生活和命运不一样而已。她带着理解和尊重去写。”《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表示，彭名燕是为国家宣传，为人民担当，为深圳写心。她在作品中围绕国家的救助事业，特别是以深圳为立足点写出了人性如何绽放，写出了如何把社会的关爱通过无数人的努力，让社会得以更加美好和谐的追求。《中国作家》杂志社原主编王山也称赞彭名燕用非常强烈的责任感和爱心敏锐捕捉到民政救助这一题材。“现在不仅是报告文学，还有其它题材的写作，我们的作家到底在关注什么？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恰恰是彭名燕这样一种写作，这样一种写作意识，值得我们提倡学习。”王山说。《解放军报》文艺评论版主编傅逸尘直言，《用爱吻你的痛》这部作品除了让他看到一个个小人物故事之外，还让他更多地感受到了所谓大的时代背景的变化。“只有这个大的时代背景清晰了之后，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坐标重新确认小人物所处的历史方位，知道他们的生命之痛，以及所承担的种种历史和现实担负到底意味着什么。这部作品给了我不一样的感受。”原作家出版社总编辑、评论家张陵认为，彭名燕《用爱吻你的痛》的重要性在于，它深刻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深圳40年发展历程中不为人知的另外一面，反映深圳精神，深圳形象，高扬了以深圳为样本的中国救助事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及人的生命至上的发展理念。“城市救助工作的核心就是‘爱’字。我觉得彭名燕是非常有爱心的作家，她从对爱心的理解和观察书写救助工作。爱是这部作品的主题，也是这个作品的亮色。这部作品最打动人的地方是什么？贯穿作品始终的浓浓的爱。”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贺绍俊指出，彭名燕写“爱”有几个特点值得我们特别关注，譬如她写的是人性之爱，不是写观念之爱。她还是以一种辩证的思想书写爱，因此她笔下的爱更加真实可信，更有感染力。原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评论家牛玉秋认为，报告文学作家必须是复合型人才，《用爱吻你的痛》是彭名燕以一名小说家的笔法所写出来的报告文学，因此其文学性更强。书中的6个人物以6种动物为喻，动物特性和人物性格高度吻合，令人印象深刻。常熟理工学院党委副书记、评论家丁晓原提到，彭名燕的《用爱吻你的痛》是一部有高度政治自觉的作品、一部具有强烈非虚构审美感染力的作品、一部有新意的作品，是一部有品位、现代性强的作品。陈启文的《为什么是深圳》让我们更多地看到了深圳的经济速度和科技强度，彭名燕的《用爱吻你的痛》让我们更多地感受到了深圳的精神高度和人性温度。作为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大作，该书是一部有新意的作品，小微叙事之中蕴含着宏大的主题。中山大学教授、评论家谢有顺也表示，文学不仅仅需要从个体出发，通过细小的角度写出内心的世界；而且需要正视现实，介入社会，拷问历史，关注宏大叙事。彭名燕的写作，高扬了一种舍我其谁的社会责任，饱含着一种为弱势群体发声的动力。其实，宏大主题也需要细节、经验、场景、人物做铺垫，彭名燕该书的成功在于置换到人性的大背景之下展开叙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进而激发每一个人性里面的爱、同情、怜悯。《用爱吻你的痛——献给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救助》即将由海天出版社出版。文/林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