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城市心跳和文化脉动，《深圳人著作目录》发布

11月29日，“深圳文学40年研讨会暨《深圳文献·深圳人著作目录》（文学卷）新书发布会”在深圳图书馆举行。活动由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深圳市文联指导，深圳图书馆和深圳市作家协会主办，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协办。新书发布后，深圳市文联领导、知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化学者、出版业和图书馆界代表等十余位嘉宾围绕深圳文学40年展开了交流研讨。回顾深圳文学40年发展历程，畅谈深圳文学现状，为未来发展出谋划策。40年深圳文学在艰难中启航作为研讨会的学术主持，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汤奇云表示，2002年深圳就在“文化立市”的大战略下，提出了构建“深圳学派”的宏远构想。《深圳人著作目录》（文学卷）的出版，不仅意味着深圳学派已初成阵势，深圳文学流派也已初步成型。他认为，深圳文学一直是在现代与传统的对话中，思考和呈现着深圳人在社会结构转换所带来的内在精神裂变。40年的深圳文学也经历了，由书写身份冲突的打工叙事向描述城市伦理冲突的新人文景观叙事的转变。第一个阶段的成就就是蜚声全国的打工文学。在改革开放初期，在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大量南下“打工仔”在“城中村”中所面临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中遭遇的身份冲突成为了文学的主要书写对象。大约在新世纪初转入到了第二阶段。深圳城市公共社会关系与家庭结构的转变，迫使深圳作家思考城市职业伦理和家庭人情伦理的重建。这是作家们在以“深圳人”自命后的文学思考，而非早期的“客者”心态。他认为，40年深圳文学把这座城市的心跳、文化的脉动都鲜活地记录并呈现在文学中。她不仅参与到了对整个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中，随着深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角色担当，她也将继续引领着整个国家或民族现代化的宏大叙事。因此，《深圳人著作目录》（文学卷）的出版，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深圳市文联原副主席、深圳市客家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杨宏海认为，深圳文学的主要形态有三个：第一个是“打工文学”，第二个是“青春文学”，这两个文学形态已经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基本上得到了关注和肯定；还有一个是 “新都市文学”。“新都市文学”现在正在向前丰富和发展，将来能否得到认可，有赖于我们的作家作品。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在人文湾区的建设中应该承担起重要的责任。深圳文学的未来形态应从“深圳文学”发展为“有深圳特色的大湾区文学”。深圳市本土文化艺术研究会名誉会长、民俗学者廖虹雷表示，深圳的文学资源非常丰富。深圳也是全国各地名人作家非常关注的一块热土。深圳是一半的山海，一半的丛林；位处咸水和淡水交界的珠江口，具有咸淡水交界的文化，还有海防文化，华侨文化，岭南文化。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到如今的改革开放时期，一直涌现出大量激动人心的人物、事件和故事。深圳文学创作有着很好的题材和丰富的资源。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深圳市福田区作协副主席黄萍分享了她自1982年来到深圳的生活和创作经历。她表示，一个作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是要热爱这片土地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她强调，作家只有热爱这座城市，才能写好这座城市。文化学者、深圳图书馆理事邓康延认为，深圳40年的文学尚不到碰杯庆功的时候。前一、二十年它和深圳的建设是相吻合的，是有一些真知灼见的，是一些血肉磨砺出来的文字。如能长期这样发展，可以独树一帜。因此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如何能给予深圳文化人以一定的条件，让他们写得出真正的作品，去书写人性乃至人的本真的东西。真正的文学一定是发自内心的，是我们这座城市应该有的表达。也正因为我们热爱这个城市，我们应该明白看到它的不足，去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深圳文学基础设施和文学生态有待提升深圳全民写作计划暨社区文学大赛组委会秘书长黄东和表示，深圳文学的生态正面临两个变化。第一是传统的大众媒体的机制适应能力在变化；第二是传统互联网不断升级迭代所带来的变化。这种变化使得我们以大众传媒和传统互联网为代表的文学发现机制和文学评价机制有些失效。如果文化人、文化作品与作者难以发现，难以表现，将会留不住文学人才。他认为目前深圳文学发展的主要问题：一是投入太少，二是缺乏主体。他希望相关的机构团体能够发挥作用与力量。《特区文学》杂志社长、总编辑朱铁军认为，深圳文学生态种类繁多，呈现出有热情感、又很茂盛的状态。深圳文学是一直在向前推进的、在变化的。在诗歌、打工文学、儿童文学、网络文学和科幻文学等方面，其实都有很好的成绩。但40年来在严肃文学和城市文学疆域里的进步不多，尤其是近10年涌现出来新的能够在国内被认知、能够引起现象级关注的作家并不是很多。他认为这可能和城市氛围有关。年轻人接触到的信息更加丰富多元、直接快速和高效，对于文学的关注较少。深圳本土青年作家的断代也令人忧虑。总体来说，深圳文学有很好的土壤，能在高压的生活状态下有一份对文学的追求和热爱，也是一座城市特别有魅力的部分。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刘洪霞表示，深圳文学的发展欠缺的是文学批评。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本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刊物，这是一个短板。因为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这两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文学批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引领、指导文学创作。希望未来深圳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方面能有一个新的起色。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杨立青表示，城市需要基础设施，文学其实也需要基础设施。网络时代，文学秩序有着深刻的改变，但是传统的文学秩序还在。文学写作者有表达交流的需求，而交流的渠道、途径、空间和平台有所欠缺。这方面深圳相关的一些系统、一些部门和机构需要加强基础设施搭建。政府和民间合力，如每年举办文学周，或分主题的文学活动，营造更加良好的文学生态。深圳呼唤具有时代意义的文学力作深圳市文学期刊协会副会长王枣燕表示，深圳文学发展成果与这4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还不是很匹配。深圳的经济改革确实是在世界上、全国上处于引领地位的，但是文学发展近来还是缺乏大作品、大作家的。作家应该放下浮躁的心态，静下心来真正地写一部好的作品，当然也需要政府提供机制和平台。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虽然写作是个人事业，但是它也是国家的事情。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周思明表示，深圳4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创新的历史、探索的历史。深圳文学一方面蓬勃发展，但另一方面在创新上显得不够。无论在思想、方法，还是内容、形式上，都未能体现出强烈而鲜明的创新精神、探索欲望。不少作家作品仍在延续着内地的传统和套路。另外，深圳本土文学评论的作用和可能性发挥有限，偏向“外来资本”，缺乏文化自信。深圳文学要有更大发展，需要克服各种短板和浮躁心态，激活创作、评论队伍内部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可能性。作家们要携起手来，与评论家们一道，相互砥砺，携手共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陈再见表示，深圳作家这些年写的东西都在大家意料之内，只是写出了自身熟悉的东西。其实，深圳作家除了要处理自己熟悉的东西之外，还要学会处理陌生的东西。这就对作家有一种跨界的挑战与要求。因为在知识结构和信息存量上存在局限性，很少有深圳作家能够同时跨越科技、跨越行业、跨越底层、跨越精英、跨越中产阶级，而写出一个能够代表深圳的全面的大作。未来深圳文学还是有漫长的路要走。深圳市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张忠亮总结研讨，提出两点建议。一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深圳还缺乏书写这个城市40年变革的有历史纵深感和鲜明时代特色的精品力作。他希望作家们跟上时代步伐，与时俱进，充分认识到这座城市的创新实践和城市形态、城市生活的巨大变化，关注人们精神世界和心理、情感的诸多变化，而不能停留在过去的认知和经验范围内。二是从文学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学生态建设角度看，我们的文学、学术、文化机构要加强研究，集思广益，形成合力。要搭建新的文学发展平台，举办更多专门的文学活动，提升活动的全国影响力。特别要重点关注文艺精品的打造扶持，促进本土作家之间的交流，提升境界与视野。他还表示，对过去的梳理和总结是为了以后更好地出发。我们对未来深圳文学的发展充满信心。记者 郭悦

深圳广场舞作品入选全国广场舞成果汇报展演

2019年12月14日，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指导，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中国文化馆协会等单位主办的“我和我的祖国文化新生活”全国广场舞成果汇报展演，在天津科技大学体育馆落下帷幕。此次活动是在全国近270个作品中选拔出13个优秀节目进行汇报展演。由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党群服务中心（文体中心）打造，深圳市文化馆王昭、黄玉珏老师编排的广场舞《我怎么这么好看》脱颖而出，成为唯一代表广东省登上全国舞台的作品。展演中舞蹈演员们一展青春热情奔放之炫舞，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和喝彩。该作品选用了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我是女生》《卡路里》《我怎么这么好看》等的音乐，采用流行舞、爵士舞的舞步，演绎当下女生可爱、阳光的个性和心态，展现了深圳这座年轻时尚的前沿城市充满活力的精神气质。这支广场舞的表演者是由一群90后的幼教老师。她们作为深圳的外来青工代表，是这座城市、这支舞蹈最好的代言人。出席此次活动的广东省文化馆郑小阳副馆长表示，“很高兴能在这次全国广场舞成果汇报演出中，看到代表广东舞蹈水平的广场舞《我怎么这么好看》的精彩表演。它不仅创新了广场舞的传统形式和风格，而且反映出了深圳的文化特征和文化发展方向”。据悉，广场舞《我怎么这么好看》曾获第十五届深圳市鹏城金秋市民文化节广场舞大赛金奖总分第一，并于2018年10月在央视三套“舞蹈世界”推广播出。（市舞协供稿）

深圳23个作品获深圳市第十二届“鹏城杯”新人新作曲艺（创作）大赛奖项

12月3日晚，深圳市第十二届“鹏城杯”新人新作曲艺（创作）大赛颁奖仪式在深圳华夏艺术中心进行，23个深圳作品分获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深圳市第十二届“鹏城杯”新人新作曲艺（创作）大赛面向全国征集作品，旨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曲艺形式抒写生活，通过比赛，发现和催生一批立得住、叫得响、传得开的精品佳作，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大赛得到了全国曲艺工作者的关注和积极参与，投稿络绎不绝。短短一个月，大赛收集到了来自北京、上海、广东省、湖南省、山西省、福建省、江苏省、山东省、河南省、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贵州省、陕西省、河北省、江苏省、江西省、四川省等10多个省市共207个曲艺作品，其中深圳本土作品77篇，涵盖相声、快板、小品、数来宝、山东快书、评书、河南坠子、山东大鼓、八角鼓说唱、南词说唱、山东琴书等多个曲艺种类。大赛邀请到重量级的专家担任评委，如中国曲协副主席、京韵大鼓著名表演艺术家种玉杰；中央电视台首席导演、七届央视春晚导演、五届央视相声小品大赛总导演王晓；中国曲协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山西省文联副主席，山西省曲协主席、大同数来宝著名表演艺术家柴京海；中国快板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大同数来宝著名表演艺术家，牡丹奖获得者柴京云；原广东省曲艺家协会主席，著名曲艺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杨子春；广东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演员，曲艺表演艺术家史琳等。12月1日，决赛评审在深圳市文联进行，经过专家评委公平公正，认真严谨的评审后，共产生50个获奖作品。一等奖8个（2个快板、2个相声、2个小品、1个山东快书、1个京韵大鼓）其中深圳作品3个；二等奖10个（3个快板、2个相声、3个小品、1个京韵大鼓、1个苏北大鼓）深圳作品3个；三等奖12个（4个快板、4个相声、2个小品、1个评书、1个南词说唱）深圳作品7个；优秀奖20个深圳作品10个。深圳市“鹏城杯”新人新作曲艺（创作）大赛是深圳市文联品牌活动之一，也是连续多届深圳市创意12月的重点项目，目前已连续举办12届。（市曲协供稿）

用镜头触摸现实，以真诚记载历史第26届中国纪录片学术盛典在深成功举行

12月12日晚，第26届中国纪录片学术盛典在深圳成功举行。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视协主席胡占凡，中国视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一级巡视员范宗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创新发展研究中心召集人、高级编辑杨华，中国视协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会长高峰，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文斌，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总编辑苏会军，深圳市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张晋文，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陈绍华等领导出席晚会。第26届中国纪录片学术盛典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视协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深圳市电影电视家协会联合举办。中国纪录片学术盛典影响大、规格高、范围广，是具有学术权威性的纪录片评选活动，能够反映年度国内纪录片的丰硕成果和探索方向。本届学术盛典设立了“单项、栏目、微纪录、短片、长片、系列片”共六大类、三十个评选项目。2020年的不平凡也为纪录片创作带来新的意义。参评影片聚焦抗击疫情、扶贫攻坚、纪念回顾抗美援朝、展现改革开放伟大成果等重大主题，普遍呈现出“关注国计民生，记录社会变迁”的鲜明特点。本届纪录片学术盛典，盘点了2019—2020年来全国最优秀的纪录片作品，揭晓了短片十佳作品、长片十佳作品、十佳栏目、系列片十佳作品，以及单项类作品，如年度频道、年度栏目、年度收藏、年度人物等，同时增设了最佳创新、最佳国际传播、最佳网络人气作品等新的单项荣誉。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视协主席胡占凡为获得第26届中国纪录片学术盛典年度作品、年度特别作品、年度人物等荣誉的创作代表颁奖。盛典结合优秀纪录片的创作内容，呈现了精彩的文艺节目。童声合唱歌曲《链接阳光》中，孩子们天真烂漫的笑容如破晓的朝阳；歌曲《满载》源自纪录片《澳门二十年》片尾曲，澳门的知名歌手黄伟麟，带着他9岁的女儿来到晚会现场，献上这一首满含深情的歌曲，以此表达了久居澳门，对于祖国的家国情怀；歌伴舞《感恩的心》由知名歌手陈红倾情演唱；歌伴舞《我的第一书记》把扶贫第一线攻坚克难的生动故事、带领群众奔小康的基层干部形象，艺术地呈出来；女声独唱《山情海韵》由青年歌手徐嘉遥演唱，表达了深圳自然与人文的深度融合和改革开放的时代脉动；最后，在交响乐曲目《我的祖国》声中，晚会走向尾声。

深圳市摄协举行“红色印记”摄影大展创作活动启动仪式

7月14日上午“红色印记”——庆祝建党95周年暨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摄影大展创作活动在深圳葵涌东江纵队北撤纪念亭纪念碑前启动，由广东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全燕荣同志带队，深圳市摄影家协会轮值主席王文舵、郑丽萍同志、深圳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秦军校、福田区代表马志同志、盐田区代表陈晓欧同志、南山区代表李延伟同志、光明新区李政同志、北京函授学院深圳分院肖霞同志、王焱同志、深圳平安摄影协会张文斌同志、摄影爱好者等参加了活动启动仪式。201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为贯彻学习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开展“两学一做”活动，用优秀的摄影作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为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讴歌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历程，追寻革命先辈的光辉足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围绕庆祝建党9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6月16日由广东省文联主办、广东省摄协承办的“红色印记”摄影大展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进行启动暨授旗仪式，并举办“红色印记”——庆祝建党95周年暨红军长征80周年摄影大展，深圳市摄协积极参与省摄协活动，在队长全燕荣同志带领下前往深圳葵涌东江纵队司令部旧址举行“红色印记”摄影创作活动启动仪式。

第26届中国纪录片学术盛典暨第13届深圳青年影像节精彩启幕

以纪实的力量展现影像里的新中国。12月11日，第26届中国纪录片学术盛典暨第13届深圳青年影像节在深圳雅枫国际酒店正式开幕，将在城中掀起一场学界、业界双赢的纪录片盛事。作为深圳市第十六届创意十二月的重点活动之一，本场盛典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中国视协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深圳市电影电视家协会承办；深圳市影视产业联合会协办。出席开幕式的领导有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视协主席胡占凡，中国视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一级巡视员范宗钗，中国视协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会长高峰，深圳市政协副主席、民进深圳市委会主委陈倩雯，广东省文联副主席、深圳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李瑞琦，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文斌，深圳市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张晋文，深圳广电集团副总编辑苏荣才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省电视台和影视机构的创作团队代表也出席了开幕式。2020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是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全面铺开、纵深推进的关键之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中华民族正迎来新的历史巨变。2020年更是特殊的一年，全国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付出巨大代价遏制新冠肺炎疫情，书写下震撼历史的篇章。在这个不平凡的年份，中国纪录片人秉持职业操守，展现责任担当，深入一线拍摄，做疫情下的忠实记录者，见证扶贫工作进行时，定格复工复产大场景，制作了大量反映时代的优秀纪录片作品。第26届中国纪录片学术盛典暨第13届深圳青年影像节以“责任担当、守正创新”为主题，以“和而不同、交流互鉴”为宗旨，坚持“专业性、学术性”导向，汇聚央视、各地方电视台、影视机构代表，及纪录片业界精英、专家学者，共同探讨纪录片发展、创新规律及合作模式，共享本年度纪录片、纪实栏目创作的丰硕成果。中国视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一级巡视员范宗钗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文斌本届盛典于12月10-13日举办，为期4天，包括“开幕式”“第13届深圳青年影像节盛典”“纪录片讲故事·2020”学术论坛、“青年影像节论坛”“第26届中国纪录片学术盛典”等系列活动。其中，“第13届深圳青年影像节盛典”“第26届中国纪录片学术盛典”分别于12月11日晚和12日晚在深圳广电集团800平米演播厅举办；开幕式、“纪录片讲故事·2020”学术论坛等活动在深圳雅枫国际酒店举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纪录片学术盛典”是全国纪录片界最具权威性、规格最高和影响力最大的评奖活动，更是纪录片业界精英、专家学者共同探讨纪录片发展创新，共享本年度纪录片丰硕成果的视觉盛宴。该活动自2016年起在深圳举办，在为全国纪录片界搭建展示交流平台的同时，也为深圳增添了一张新的文化名片。高端的学术交流氛围弥漫鹏城，也激发了深圳纪录片人的创作热情。创办于2007年的“深圳青年影像节”，前身为“深圳DV大赛”。该活动旨在以国际视野为国内外青年影视人才搭建影视创作和展示的平台，目前已成为深圳城市文化菜单的专项活动，受到全国影视界专家和青年影视工作者的赞誉。经过多年的培育与发展，深圳青年影像节发掘和培养了一大批青年影视人才，见证了他们的成长，为推动中国影视事业发展提供了后备力量。在中国纪录片学术盛典和深圳青年影像节的氛围影响和带动下，深圳乃至国内外将有更多的优秀青年拿起镜头和相机，释放无限创意，展示生活真善美，以有温度、有情感的镜头语言展现全面立体的中国，并以此推动中国纪录片的蓬勃发展。

意象经营意境生

胡经之我对艺术意境论的关注，乃始于1983年读了伍蠡甫的书稿《中国画论研究》后引发了我的兴趣。那年，复旦大学的伍蠡甫先生把这部书稿寄给了他的老友朱光潜，希望能收入《北京大学文艺美学丛书》。朱先生把这部书稿交给我和编辑江溶，并要我为此书写一篇评论，向社会推广。此书在1983年7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下就印了四万册。我认认真真拜读了这部书稿，然后遵朱先生所嘱，写了一篇《学贯中西艺论精》的评论，在《光明日报》(1984年8月2日)发表了。伍蠡甫的这部书稿，中心议题就是研究中国画中的意境创造，力持意境领先，笔墨随后之说。依伍老之见，意境的创造乃是中国画的主题，应该发扬光大，持续推进。伍老此书，影响甚广。出书后不久，我和钱中文等去扬州开会，在扬州师院任教的佛雏先生特携《王国维诗学研究》书稿来访，希望也像《中国画论研究》一样收入北大的丛书。我在扬州当即通读了书稿，觉得对王国维的意境论有较深入的探索，便立即带回北大，很快就出版了。△伍蠡甫《中国画论研究》受伍老等的启发，我对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意境作了些探索。1989年，在我的《文艺美学》一书中，有一章专论意境，视意境为艺术本体。2006年，我和李健合著的《中国古典文艺学》对意境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此次读了周子牛的《中国画意境论》书稿，深得启示，促使我对艺术的意境有了更多的思考：一是艺术意境的特征究竟何在？二是艺术意境如何方能创构？三是艺术意境论在当代还有什么价值？我以诗画为例，略作阐释。△胡经之《文艺美学》一、意境的特征意境和境界有别，不能混为一谈。周子牛的《中国画意境论》一书开始就把意境和境界作了区分，意境是心中的内在，属意识形态，而境界乃是人生在世的实在状态，不属于意识形态。这区分很重要，避免把意识和存在、虚在和实在相混淆。人生在世，每个人的实际生活状态本身就有所不同，人生境界有别。冯友兰、唐君毅、梁漱溟等哲学家都是先从人生境界说起，然后才进入艺术意境的探索。宗白华、张世英(点击查看《中国文艺评论》名家专访)等美学家对艺术意境作了深入探讨。艺术意境是在人生境界的基础上实现的精神上的提升，由心内之意和心内之境相融合而成。作家艺术家对自己的人生状态有所体验和感悟，经由意象经营，创构出了胸中意境，然后又经意匠经营，用笔墨把这胸中意境体现出来。艺术意境是对人生境界的一种超越，反过来，又对生活产生影响，提升人生境界。依鲁迅之见，所谓美术(文学和艺术的总体)，就是用“思理”来美化天物，生活中所见的天地自然进入文学艺术，都已经“思理”加工，进行了美化，所以齐白石才说：“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齐白石《鳞桥烟柳图》纸本水墨设色 中国美术馆藏人生境界是中国古典哲学所探索的重心，而艺术意境的探索，却是中国古典美学研究的应有课题。那么，艺术的意境究竟有什么特征？首先，意境的特征表现在：情景交融，意与境浑。中国古典诗歌理论中，意境论在唐代已经成熟。唐诗的成就十分辉煌，“诗至唐人七言绝句，尽善尽美”([清]宋荦《漫堂说诗》)。伴随着唐诗的辉煌，诗论也甚为精彩。诗人王昌龄的《诗格》中这样说道：“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这里说的意境，其实就是情意和境界的融洽结合。情意和境界的结合方式不同，就生成了三境，即物境、情境和意境：我和周振甫的解读一样，情境着重的是抒情，偏重于“娱乐愁怨”的感情，而意境着重的是言志，偏重于表达“意向”或“志向”。而物境着重的是状物，在这里是说的山水。山水诗就是把情意和山水之境结合，创构出山水境象。这三境，后人都概括简化为意境，这广义的“意”，涵盖了知、情、意，这是广义的意境。而物境、情境、意境(狭义)乃是广义意境的进一步细分。这里所说的物境，在唐代还只是专指创构的山水意境，但后来进而拓展为事境、人境，山水之外，草木虫鱼等物、鸟兽林花等物象，均入意境。我的深圳老友王子武擅长人物画，他画的曹雪芹、齐白石、鲁迅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早已蜚声中外。1997年，他知道我的生肖属鸡，灵机一动，在我生日时特为我画了一幅《雄鸡一唱天下白》，就创构了一绝妙的意境。一只雄鸡站在山巅的石岩上，驻足欲啼，背后是一片广阔的天空，展示的是深远的意境，寄寓了他一片深厚的友情，令人难忘。他在20世纪70年代所绘的《关中道上》，创构了另一种意境：秋高气爽，远空鸟飞，三匹骏马，一辆粮车，两个老农，高坐粮堆，欢笑疾驰，一派丰收时节关中老农喜送公粮的事境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俩曾在长江轮船上共度三天好时光，这是他第一次去长江三峡写生。人生难得，我们得以在江轮上畅谈中国画的“尽精微，致广大”，就涉及到了意境。△王子武《白石老人》(来源：雅昌艺术网)情境交融、意与境浑，这是艺术意境最明显的特征，我们较易感受得到，容易理解。但对艺术意境的理解不能满足于此，仍需作进一步理解，那就是：艺术意境还具有虚实相生、气韵生动的特征。所谓虚实相生，在中国画中，就是画出来的实象(有形之象)和没有画出来的虚象(无形之象)相互生发而创构出来的艺术意境，从而拓展了审美的空间，这就是古人所云的“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清]笪重光《画鉴》)。元代画家黄公望所作的《富春山居图》中所画的是富春山，这一实象乃有形之象，但画中的空白乃是一片无形之象，是并未在画中呈现的虚象。这引发了明代画家董其昌的高度赞扬：“吾师乎，吾师乎！一丘五岳都具是矣！”他从画中领悟到了虚实相生的妙境，仿佛从富春山这一丘，看到了中华五岳，祖国河山尽显其中。我看到此画时，直觉感受到的不仅是那连绵不断的富春山，而且还有滔滔不绝的富春江，山水相连，情思通融，引发了我过去的审美体验。2009年，在刘彦顺的精心安排下，我和王元骧、张法、李健，还有上海的吴中杰、陈伯海等畅游富春江，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欣赏那幅《富春山居图》时，我在富春江亲历的境象也就被唤起，融入其中。△黄公望《丹崖玉树图》轴 元 纸本设色故宫博物院藏中国画之所以要创构虚实相生的境象，并非要去追寻那虚象，“不以虚为虚，而以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宋]范晞文《对床夜语》)，而是为了追求更深远的意义，即所谓“象外之旨”“象外之韵”“象外之意”。古人说得好“象外象中，随意皆得”([明]王夫之《明诗评选》)，“妙在象外”(王士祯语)。苏轼十分赞赏文同的画：“时时出木石，荒怪轶象外”(《题文与可墨竹》)。画中虽然只有有形之象“木石”，但在象外之象中，却能呈现出“荒怪”的景象。元代画家倪云林，出身无锡的豪门望族，家道中落，沉闷不乐，时常“浮游湖山间”。他的画，“浪沙溪石，随转随注，出乎自然，而一段空灵清润之气，冷冷逼人”(《大涤子题画诗跋》)，后人称之为“使人意远”。倪云林自称：“余之竹聊以写胸中之逸气耳”(《答张藻仲书》)。我很看重艺术意境的虚实相生、象外之意这一特征。我的《文艺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中，第八章就专论艺术意境，我一直把意境看作中国古典艺术所追求的理想的本体，而意象只是创构意境的基本元素。从“观物取象”，经“立象尽意”，再到“境生象外”，艺术创造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营造意境。在论意境此章，其中有一节就是《虚实相生取境美》。200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编面向新世纪的语文教材，就把这一节收到《高中语文读本》第五册中，传介到了中学。我的意向是要阐明，我们平常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事理即象外之意，只有通过虚实相生的意境才能呈现。我特别推重清人叶燮所言：“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原诗》)。叶燮举出杜甫的诗篇作了分析，“晨钟云外湿”“碧瓦初寒外”，晨钟和碧瓦都是眼前所见的实象，有象有形，而外湿和寒外，都是无形的虚象，虚象和实象一结合，虚实相生，就生发出艺术的意境，表达了不可言说的事理。这种艺术的意境，“恍如天造地设，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意中之言，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可解。划然示我以默会相象之表，竟若有内有‘外’，有寒有‘初寒’，特借‘碧瓦’一实相发之”(《原诗》)。我亦很敬佩司马光对杜甫《春望》一诗的解读：“国破山河在”，这是“明无余物矣”；“城春草木深”，这是“明无人矣”。“山河在”“草木深”都是眼前所见的实象，但却显现了不在眼前的虚象(无人无物)，一片荒凉，从而表达出了杜甫的象外之意：“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宋]司马光《续诗话》)。诗人的不尽之意，正是通过这虚实相生的意境呈现出来。虚实相生的意境，由艺术家的情意一气贯通，气韵生动，韵味无穷。什么是韵味？钱锺书说得好：“画之写景物，不尚工细，诗之道情事，不贵详尽，皆须留有余地，耐人玩味，俾由其所写之景物而冥观未写之景物，据其所道之情事而默识未道之情事。取之象外，得于言表，‘韵’之谓也”(《管锥编》)。我试举一例以明之，齐白石的《十里蛙声出山泉》，小蝌蚪在游，乃实象，象外之象，而蛙声有象无形，乃虚象，虚实相生，构成意境，气韵生动，韵味无穷。中国画的最高追求，乃是能跨入天地境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而中国人的最高追求，乃是“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庄周)。人类之所以要创造文学艺术，就是要创构一个意境，进入这天地境界。方东美说得好：“创造浩荡诗境，迈往真、善、美，纯与不朽的远景”，从而，“将自己生命悠然契合大化生命”(《中国艺术的理想》)。中国画里，山水画最能创构出这种天地境界。当我们面对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倪云林的《渔庄秋霁》图，石涛的《山水》图等山水画时，正如朱自清所说：“山水，文人欣赏的山水，却是一种境界……如元朝倪瓒的山水画，就常不画人，据说如此更高远，更虚静，更自然。这种境界是画，也是诗，画出来写出来是的，不画出来不写出来也是的”。天地自然，大象无形，但若和山水之象，融会贯通，虚实相生，进入化境，就生成天地境界。明代初的画家恽南田说得好：“天外之天，水外之水，笔外之笔，墨外之墨，非高人逸品,不能得之，不能和之”(《南田画跋》)。这天地境界，“境与性会”([唐]张彦远语)，画家的人格精神也已融入这境界中了。“以追光蹑景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明]王夫之《古诗评选》)。这样的天地境界，用朱良志的话说，乃是“呈现生命真实的世界”，“它是人在当下妙悟中所创造的一个价值世界，其中包含艺术家独特的生命感觉和人生智慧。所以，它是一个‘显现生命真实的价值世界’”。△石涛《云山图》轴 清 纸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二、意境的创构中国画的创构，突出了“意在笔先，画尽意在”(张彦远)。先要在画家的脑海中创构出意境，然后才化为笔墨，画在纸上，成为画品。这整个过程，杜甫称之为“意匠惨淡经营中”(《丹青引》)。意匠经营，这“匠”之技法，是离不开“意”的，要服从于“意”，所以也要用“心”经营。清代学者颜元在谈到习琴时，就突出了要意匠经营，要达到“心与手忘，手与弦忘，私欲不作于心，太和常在于室，感应阴阳，化物达天”(《颜元集》)。作画也是如此，精心意匠经营方能造就“笔墨之妙”。但是，这笔墨之妙，却是为了表达“意中之妙”。清人画论家方薰在《山静居画论》中说得好：“笔墨之妙，画者意中之妙也”。为了阐明“意在笔先”的重要性，他以杜甫所说的“十日一石，五日一水者”为例，说明这是画前在进行构思，“非用笔十日五日而成一石一水也”。这作画的构思，他称之为“意象经营”：“在画时意象经营，先具胸中丘壑，落笔自然神速”(《山静居画论》)。这“胸中丘壑”是“意象经营”的结果，也就是苏轼所说的“胸有成竹”：“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苏轼说文与可作画“胸有成竹”，这要有一定的时日来酝酿构思，作“意象经营”。那么，即兴之作是否也要作“意象经营”呢？郑板桥在70岁时所作的竹画题跋中云：“文与可画竹，胸有成竹；郑板桥画竹，胸无成竹。浓淡疏密，短长肥瘦，随手写去，自尔成局，其神理具足也。”郑板桥的即兴之作甚多，确是“胸无成竹”，但在下笔之时，还是“胸中有竹”，不过是即时酝酿，意象经营急速，下笔如有神。所以，郑板桥最后还是作了这样的归结：“然成竹无成竹，其实只是一个道理”。他在64岁时就说：“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他又说：“后园竹十万个，皆吾师也。”他这一生，50年都在画竹，竹子的意象已烂熟于心，随时都可以呼之欲出。所以郑板桥的即兴之作，“胸无成竹”，乃是以数十年的意象积累为基础的，因而是“胸有成竹”的提升和超越。而在下笔时，郑板桥的心思更多就放在“意匠如何造得新”上，在“意匠经营”上花更多功夫。“意象经营”重在内形式的营构，而“意匠经营”则重在外形式的创新。△郑燮《兰竹图》纸本水墨 中国美术馆藏为了论述的方便，我在《文艺美学》一书中，把艺术构思和符号表达稍作区别，把“意象经营”和“意匠经营”分开来阐释，实乃不得已而为之。艺术实践中实乃连续动作，融为一体，先有画家内心世界的意境，然后方付诸笔墨，连续而成。其实，把“意匠经营”和“意象经营”向前推延，回归人的生活世界，那么就可以体验到，画中的艺术境界，来源于画家在生活实践中所生成的人生境界。郑板桥在66岁时，画了一幅《竹园》，在竹林后特地加画了青山江帆，并写了这样的题跋：“昨游江上，见修竹数千株，其中有茅屋，有棋声，有茶烟飘扬而出，心窃乐之。次日过访其家，见琴书几席，净好无尘，作一片豆绿色，盖竹光相射故也。静坐许久，从竹缝中向外而窥，见青山大江，风帆渔艇，又有苇洲，有耕犁……由外望内，是一种境地；由中望外，又是一种境地。学者诚能八面玲珑，千古文章之道，不出于是，岂独画乎？”中国画，作为美术中的一种，是在人的生活世界中生成的。鲁迅早在1911年已追随蔡元培在教育部推行美育。蔡元培在任教育总长时，就把美育列入国家教育方针，鲁迅积极响应，在教育部负责社会教育任内，在北京倡设“暑期讲习会”，推广美育。他自己就在讲习会开讲“美术略论”，至少讲过四次，对美术作了简明的阐释：“美术云者，即用思理以美化天物之谓”。美术具有三大要素，一曰天物，二曰思理，三曰美化。鲁迅把“天物”放在第一位，画家在生活实践中，先要能接触到“天物”，正如他所说：“所见天物，非必圆满，华或槁谢，林或荒秽，再现之际，当加改造，俾其得宜，是曰美化”。艺术创造是要通过思理来美化天物，首先得接触天物。所以，历代许多山水画家都爱游山玩水，这是作画之前，进入“意象经营”和“意匠经营”以前，要作生活酝酿。生活酝酿尚未进入“意象经营”“意匠经营”，但对作画很重要，生活的积累，构成画家的生活境界，生活境界的高低，制约着艺术意境。所以，优秀的山水画家都倡导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相互融合，在内心世界生成人格境界，然后才能通过意象经营，和他所见的山水意象，融合为艺术意境。所以，明代画家董其昌在《画眼》和莫是龙所撰的《画说》中都这样说道：“不行万里路，不读万卷书，欲作画祖，其可得乎？”△董其昌《山水》卷 明 纸本墨笔 故宫博物院藏生活酝酿乃是艺术创作的前提，画家不能不重视。清人沈宗蹇说得好：“有毕生之酝酿者，有一时之酝酿者”(《芥舟学画编》)。所谓“酝酿”，并不只仅仅是对自然山水，耳闻目见，而且还要经过心灵体验，从“澄怀味象”到“观物取象”，都需用心去体验。我把这称之为审美体验。宋代画论家董逌曾以那时的山水画家李成为例，这样说：“其于山林泉石，岩栖而谷隐，层峦叠嶂，嵌欹崒嵂，盖其生而好也，积好在心，久则化之，凝念不释，殆与物忘，则磊落奇特，蟠于胸中，不得遁而藏也。它日忽见群山横于前者，累累相负而出矣，岚光霁烟，与一一而下上，慢然放乎外而不可收也”(《广川画跋?论山水画》)。亲历了自然天地，名山大川，以身体之，以心验之，“默识于心，闭目如在目前，放笔如在笔底”([元]王绎《写像秘诀》)。或如鲁迅所云：“静观默察，烂熟于心，然后凝神结想，一挥而就”(《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只有对天地自然、名山大川有了深切体验，然后才能在创作时，胸有丘壑，构成意境，到了“境界已熟，心手已应，方能纵横中度，左右逢源”([宋]郭熙《林泉高致》)。明代山水画家董其昌，虽然推崇“师古”，但更加重视“以天地为师”，在自己画幅上题曰：“画家以天地为师，其次以山川为师，其次以古人为师，故有‘不读万卷书，不行万里路，不可为画’之语；又云‘天闲万马，吾师也’。”他观摩了前人的万卷画，又践行了万里路，远游北京三次，继之黄山。他从老家华亭(松江)，亲历过湖南：“余之游长沙也，往返五千里，虽江山映发，荡涤尘土，而落日空林，长风骇浪，感行路之艰”，但面对大好江山，深切体验，在胸中留下深刻印象。对家乡的山木体验更深，能够说出：“吴中山有两支：一支自大阳山起祖，尽于天平、金山，皆为兽形，其山石带土；一自空窿起祖，尽于上方，皆为鱼形，其山土带石”(参见伍蠡甫《董其昌论》)。正是对自然天地、名山大川有深切体验，所以能说出：“以境之奇怪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绝不如画”(《画禅室论画》)。真山水和画山水各有所长，不能相互替代。后人更进一步论证：“画有以丘壑胜者，有以笔墨胜者”([清]盛大士《溪山卧游录》)。精美的艺术，应意象经营和意匠经营并重，丘壑与笔墨俱佳。对天地自然、名山大川的审美体验，其审美对象均为画家的身外之物，这种审美，应该称之为外审美。欣赏外在对象的本象美，应区别于朱光潜所说的意象美。《世说新语》中曾记载，东晋画家顾恺之就曾畅游江陵、会稽，回到老家无锡之后，盛赞“人间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这是顾恺之对山川之美的审美体验，属外审美。宋人郭熙在《林泉高致》中倡导画家应“身即山川而取之，则山水之意度见矣”,要直接去体验真山水之美：“真山水之云气，四时不同：春融洽，夏蓊郁，秋疏薄，冬黯淡”。他对真山水的审美体验是：“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欲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这些都是对画家所面对的外界对象的审美，属外审美。但外审美在画家那里要内化，把从对外审美得来的映象，内化为内象，在心中不时回忆、玩味，经由“丘壑内营”(董其昌语)，画家把外在对象予以内审美为审美意象。鲁迅所说的以“思理”去美化“天物”，就是通过内审美来作意象经营从而创构出意境。意境之美乃审美的结果，但内审美乃外审美的向内延伸，意境之美的根源还在外审美，亦即“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也。朱光潜美学只认定意象才美，否定外在对象即本象的山川之美，从而否定了生活之美，这并非中国传统的美学见解。“山川之美，古今共谈”，这是中国的美学传统，绝不能断绝。当下正在兴起的生态美学，正是这一中国美学传统的延伸和发展，审美对象越趋广阔，天地之美、山水之美一直到万物之美，都应纳入审美视野，并发扬光大。△顾恺之《女史箴图》卷(宋摹) 东晋 纸本墨笔故宫博物院藏外审美，历千山万水，美不胜收。真山真水，可行，可望，可居，可游：“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郭熙《山水篇》)。“千里之山，不能尽奇；万里之水，岂能尽秀？”山水画不同于真山水，必须把千山万水内化为意象，作内审美，意象经营，使得小小画幅“咫尺间山水寥廓”，意与象合，象与象合，意与境合，创构出意境：“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彩。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得烟云而秀媚”(郭熙《画诀》)。北宋画家米芾家住京口(今镇江)，他从所住的别墅海岳庵远望京口天险：焦山屹立江中，与岸上的焦山与北固山相对峙，画意勃发，顿时提笔绘画，却并不在意突出金、焦、北固三山，而是突出了江上云海出没，山峰隐映，林木惨淡，长江千里之势却宛然目中。米芾开创了山水画的写意派。清代石涛称颂的好画，应是：“天地浑溶一气，再分风雨四时，明暗高低远近，不似之似似之”(题《青莲草阁图》)。意象经营自有一套规律，不同于外审美。意象经营，首先重视的是品位要高，立意高远。正如清人王昱所说：“学画者先贵立品，立品之人，笔墨外自有一种正大光明之概，否则画虽可观，却有一种不正之气，隐跃毫端”(《东庄论画》)。明人李日华也说：“姜白石论书曰：‘一须人品高。’文徵老自题其《米山》曰：‘人品不高，用墨无法。’乃知点墨落纸，大非细事，必须胸中廓然无一物，然后烟云秀色，与天地生生之气，自然凑泊，笔下幻出奇诡”(《竹嬾论画》)。作画和写诗涉及到人品、山水和天地三者的关系，对此，清人朱庭珍有一番精彩的论述：“作山水诗，以人所心得，与山水所得于天者互证，而潜会默悟，凝神于无朕之宇，研虑于非想之天，以心体天地之心，以变穷造化之变。”艺术创作，就是“以人之性情通山水之性情，以人之精神合山水之精神，并与天地之性情、精神相合矣”(《筱园诗话》)。若用现代话来说，这就是方东美所说的“创造浩荡诗境，迈往真、善、美，纯与不朽的远景”。古人所说的品位要高，立意高远，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价值取向。鲁迅说美术要以“思理”去美化天物，这“思理”就包含了价值理念，对真善美的追求。意象经营要创构高远的艺术意境，就要求画家具有动态的立体思维，而不能只用静态的平面思维。中国画不像西洋画那样，采取焦点透视，而是采用散点透视，灵活机动，既有纵的透视，又有横的透视，既可从高处着眼，又可从低处入眼。苏轼望庐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清人魏源则更进一层，体会到“不见庐山真面目，只缘身不造山顶”。这还不够，进而“欲识庐山真面目，看山端合抂山中”。还嫌不足，尚需走出山中，“奥曲全在两山间，登高一览何由足”(《魏源集》)。古人早已体会到，只有从不同视角去透视，“视域融合”，方能全面领悟到山水之美。宋代理学家邵雍已经看到，诗人画家有“以我观物”和“以物观物”之分，但更多的诗人画家采取的是“以道观物”，不采取固定视角，而是“提其神于太虚而俯之”。中国画的散点透视法就很难为西方画家所理解。意大利画家郎世宁在清皇室里作画，也画山水，但画出来的山却是近大远小，一幅画全被最近的山占满了，给人压迫感，因为他采用的仍是焦点透视，视角固定，当然是眼前的山最大，而远方的山就小，创造不出中国画的深远意境。正是因为中国画采取了“以道观物”的融合视角，“提其神于太虚而俯之”，所以能全方位、多维度、立体地呈现山水自然和天地境界，既远又近，既正又偏，既显又隐，天地自然之美，动态之势，尽显眼前。这正如郭熙所云：“山近看乃此，远数里看又如此，远十数里看又如此，每看每异，所谓‘山形面面看’也。如此，是一山而兼数十百山之形状，可得不悉乎？山，朝看如此，暮看又如此，阴晴看又如此，所谓‘朝暮之变态不同’也。如此，是一山而兼数十百山之意态，可得不究乎?”(《林泉高致》)郭熙对山水的体验甚深，提出了山有三远：高远、深远、平远。画作若能画出这三远，方能意境深远。对此，我也曾有过深切体会。十多年前，我从富春江乘车回杭州，一路上山峦重叠，层层峰立。我细心观察，就在车上远眺，却发现最深处，山竟现七层，这是我过去从未见到过的，此次浙东之行方能见到，令人难忘。近日，在我常去游泳的五洲宾馆大堂正厅里，新添了一幅百米巨画，名叫《万象更新》，由邢东所作，乃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巨幅油画。初见此巨幅画像，我眼前突然一亮，在我面前呈现的竟也是七层山峦，云烟缭绕，云蒸霞蔚，连绵不断，最远处是红日高照，光芒万丈，万象更新，气势磅礴。这巨幅油画，吸收了西洋画的技法，但呈现出来的是中国画的高远意境，尽精微而致广大，令人赞叹。三、意境的价值中国画的意境乃是意中之境，是艺术家的内在世界中意象经营的产物，不是外在世界的自然天地本身，但其中有自然天地的形神。所以，即便艺术家不能再去大自然亲身体验山川之美，也可以领悟画中的意境，再体验天地自然之美。东晋的著名画家宗炳，一生都“好山水，爱远游”，沉醉于天地自然的大美中，“每游山水，往辄忘归”。庐山、衡山、荆山、巫山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甚至还在衡山盖了房，在此常住，流连忘返，一心想遨游名山大川，“欲怀尚平之志”。但到了晚年，不能再登山远游了，他只好退回到老家江陵，无奈地感叹：“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宗炳在江陵古宅，深情地回忆了他所亲眼目睹的名山大川，“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布满在四周墙上，他则躺在床上，静心观赏，称之为“卧游”，直至去世。正是因为宗炳热爱山水，亲身体验到了山水的“质有而趣灵”，所以才写出了世界历史上第一篇山水画论——《画山水序》，成为一派宗师。我只会弹钢琴而不会作画，但对自然山水也情有独钟。年少时，我父亲常带我到苏州市中心的玄妙观去看中国画，我就喜欢上了山水画，特别是倪云林、钱松喦的太湖山水，令我陶醉。家里客厅上挂的也都是从玄妙观买来的山水画。后来，我离开家乡到北京读书，每次回老家，都要想方设法亲近自然山水，不是去太湖、阳澄湖，就是去清凉山、玄武湖。我这一生，去过五次黄山，最早一次是1983年初春，我带了我的第一届文艺美学研究生王一川(点击查看相关)、陈伟、丁涛三人，要对自然美和艺术美作些比较研究，首先到黄山考察，从北麓步行到南口。那次，我学谢灵运穿木屐游富春山，竟也穿了一双夹趾的塑料拖鞋上山，轻松自如，行走舒畅。第一次黄山审美之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时我们还没有相机，未能留影，但至今仍不时浮现出当时体验的审美意象。但我在1999年初春最后一次去黄山，却给我留下了一片恐怖的印象。那次，我和钱中文、陆贵山、程正民(点击查看相关)、黎湘萍在南京参加学术研讨会后，一起去了黄山，从南麓入口，乘了缆车直奔山顶，此时已细雨濛濛，但阳光时露，别有风味。而当我们到达最高峰时，却风云突变，暴风骤雨，倾盆而下，更伴随着雷电交加，犹如天崩地裂。此时，已寸步难行，摇摇欲坠，底下就是万丈深穴。最难的是那百步云梯一线天，又陡又窄，已不能直着腰走，只能靠双手扒着阶梯，在地上爬着。那天我穿的是一双胶底布鞋，经水泡摩擦，脚趾已开始红肿，需立即就医。我这次本要从黄山去北京，遇此情景，我当机立断回深圳就医，医生立即把我的趾甲拔掉，不然，整个脚板将要溃烂。这次黄山之行，在我脑海中留下的是一片恐怖景象，从此，再也没有去过黄山。但我还是时常回忆起前四次去黄山留下的美好印象，于是，只好在家里欣赏石涛、黄宾虹、张大千等画黄山的作品，重唤起关于黄山的美好意象。△黄宾虹《黄山汤口》(来源：雅昌艺术网)艺术美并不就是自然美，我曾探索过自然美和艺术美的关联，觉得各有其美，不可替代。对此鲁迅已谈得很清楚，“美术云者，即用思理以美化天物之谓”。中国画可以在画中重现山水之美，但又在脑海中用“思理”来使山水更美化，创构出艺术的意境。所以，“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从而才能起到这样的作用：“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鲁迅语)。美术中所含的“思理”，应该涵盖了知、情、意，最关键的还是价值观念——真、善、美。而真、善、美三大价值观念，还是在天地人三位一体的互动关系中生成。中国的艺术意境论，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中，以天、地、人三才说作为哲学基础，自呈民族特色。“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大、地大、人亦大，各有其道，而有天道、地道、人道。天、地、人三位一体，相互作用，而生成世界万物，构成世界大全。人就生成于这世界大全中，上顶天，下站地，居于中，和天地互动，按照世界大道在运行。人和天地的关系，乃是属于世界大全的整体关系，不是这整体关系下的物与物的具体的局部关系，正是在天、地、人的互动之道中才生成了万物：“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老子》)。正是这天地人三位一体的价值观念，一直主导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思理，表现在中国画中，就是要创构艺术意境，以达到主客合一、虚实相生和天地同源的天地境界。在这种重天地人整体价值观念主导下，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具体的物，就不如对整体那么重视。宋代理学家邵雍很重视“以物观物”，以区别于“以我观物”。但老庄哲学则倡导“以道观物”，从天地自然的整体上来对待物，应于物而勿累于物。就像苏轼这样很看重物的文学家，也说可以寓意于物而勿留意于物，看重的是超然物外，优游于天地自然之间。所以，中国虽然也发展了人物画、花鸟画，但却没有像山水画那样受到广泛的喜爱，山水之美，雅俗共赏，古今共谈。其实，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也存在一条类似的文脉，把天、地、神、人视为一体，不过，在天、地、人之上，加了一个“神”，由“神”来主导天、地、人。早在古希腊时代，苏格拉底就把世界大全概括为“天、地、神、人”四大元素连成一体的有机宇宙。到了中世纪，把“神”奉为最高主宰，集真善美于一身。但到了雅斯贝尔斯，已把“神”和天、地、人一起平列。海德格尔把人的地位提升了，但也仍然给“神”留下了一个位置，这和中国的文化传统有所不同，我们看重的是天、地、人三位一体，并无“神”的立足之地。但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天、地、神、人”四位一体的文脉也时常被忽视或遗忘，而是把目光紧盯着在这个大系统中生成的“物”这个实体，对这个物系统的物性作了深入的研究，发展了自然科学，使得物质生产蓬勃发展，得以较早实现了物质的极大丰富。但是，西方常常忽视或遗忘了那个大系统，正如英国诗人比尼恩(Binyon)所说：“我们虽然已能操纵和利用自然界的资源，但尽管我们多么努力，仍然有些重要的东西为我们所忽略。我们把生命肢解成许多分离的部分，每一部分都由冠冕堂皇的科学所主管，其结果把生命的整体弄得模模糊糊，弄得我们似乎完全失去了生活的艺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数千年来一向重视天、地、人三位一体之说，文脉不断，但却不大留意于物质这个小系统，重视以“道”观物，不重视以“物”观物，对物性少作深入探索，所以物质生产发展缓慢。历经百年多的现代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们的物质生产突飞猛进，后来居上，眼看已将成为世上规模第一的最大经济体，精神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亦在逐步提升。但是在物质生产高歌猛进的过程中，我们也时常只关注了物质世界这个小系统，却忽视了天、地、人三位一体这个大系统，不留意于物质生产对人的整体生态产生了什么样的效应，有时有些地方还是走了西方的老路，先污染后治理，于是产生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生态危机。幸而，我们终于意识到了，要养活14亿人口，物质生产固然重要，但决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必须以生态为优先。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一向推崇天地人和，而不是倡导天地人斗。天、地、人互动，正如荀子所说，“天行有常”，天地运行，自有规律，而人的行动却是个变数，既爱动，又主动。天、地、人三极的互动，古人称之为“参赞化育”，天的作用在“化”，地的作用在“育”，而人的作用在“赞”，三极的相互作用，是为“参”。天地人相参，其终极结果是要达致天地人和，万物一体。天地万物，从唐《艺文类聚》开始，就按“天、地、人、事、物”的次序分类，人在天地间的位置也按“天、地、君、亲、师”的次序排列，清末推翻帝制后，也还是“天、地、国、亲、师”的次序。如今，眼看“心”的作用越来越大，我心目中，这次序就应改成“天、地、人、心、符(符号)”。但不管社会如何发展，“天地人和”还应列为优先。△《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第三版)(下)》胡经之主编这世界大全，乃由天地人相参，万物增生而成。天地是人类得以生成、发展、完善的母体。但天地本身并无“灵明”，既无自我意识，又无对象意识，更无关系意识，只有人才有一点“灵明”，所以能为天地立心。按王阳明的看法，正是因为人有一点“灵明”，所以人就是天地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传习录》)随着科学的发展，如今人类的灵明已意识到天的广大无限，天外有天，天外还有更多的天，世外究竟有多少重宇宙，尚待继续探究。就是在天与地之间，万物生成，我们的灵明能达到的，还只是些“明物质”，但比“明物质”还要多的“暗物质”，至今还未探明。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早就意识到，人类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还要改造世界，这最要紧的就是要通过人类自身的“实践”，和天地自然相互作用，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实现人类自身的新陈代谢。正是通过人类的实践，不断使自然人化，从而在天地自然中生成了一个“人的世界”。明代画家祝枝山说得好：“身与事接而境生”，然后，“境与身接而情生”，人生境界转化为艺术境界。从自然人化中生成的人类社会，成为每个人得以生存、发展的人生大舞台。人，既是历史的剧作人，又是历史的剧中人，还可能是历史的观剧人。历史发展的大方向就是要让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塑造自由个性，人应成为自然、社会和自己的主人。马克思晚年的目光更多注视于人类学，而恩格斯着重钻研了自然辩证法，推进人类的实践活动向自然界的更深处探索，使自然界这一“人的无机的身体”(马克思语)，成为人的有机体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的实践活动不断发展、自然不断人化的过程。然而，人类的实践活动受价值导向的指引，因而具有不同的效应。早在20世纪60年代，南斯拉夫的实践哲学派马尔科维奇、彼得洛维奇等已关注到了实践的价值维度。实践有好坏，既有建设的、正面的、积极的实践，也有破坏的、否定的、消极的实践。实践创造了真善美，也制作出了假丑恶。自然的人化，能使自然优化，却也能使自然劣化。马克思推崇的是“革命的实践”，只有“革命的实践”才能拯救世界，而异化的、反向的、负面的“实践”却能毁灭这个世界。马克思说道：“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革命的实践”，不只是政治实践，也涵盖了生产实践、精神实践等整个社会实践。早在1844年马克思在谈到物质生产时就已指出，生产应按物的尺度(亦即真的规律)和人的尺度(亦即善的规律)来进行，更应按美的规律来创造。而在生产之前，人就要在头脑中作意象模型，然后才付诸实践。我受此启发，在1987年就写了一篇《论审美活动》，后又扩写成为《文艺美学》的第一章，意在阐明，艺术生产经由意象经营(人心营构之象)而创造出一个意象境界，其最终目的乃在推进人和世界的关系达致动态平衡，实现天地人三极的和合之道。当然，精神的力量不能代替物质的力量，审美活动或使人的精神放松，或振奋人心，都只具精神功能。但是，通过革命的实践，精神力量可转化为物质力量，实现人类美好的理想。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于突出实践唯物主义，但决不能违背大自然的优先地位。我们已进入新时代，那就是生态文明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好：“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生态文明时代，对生态的重视日益显现。就在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雄安新区时说道，蓝天、碧水、绿树，蓝绿交织，将来生活的最高标准就是生态好。接着，在6月，他在俄罗斯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时，更进一步指出：“我们要坚持绿色发展，致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俄罗斯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句名言：‘美能拯救世界’”。美能拯救世界？美怎么拯救世界？那就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初心。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倡导我们不仅要在理论上解释世界，而且要在实践中去改造世界，既要改造客观世界，又要改造主观世界，更要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关系，关键在于怎么改造？要按美的规律改造，改造不是目的，改造世界的终极目的是要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让人们都能过上美好的生活。2020年，我们实现了全面小康，国家也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人民的生活实现了全面小康之后，还要向中等富裕的方向迈进，物质生产仍然要发展，当然应日益优化，以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但美好生活不仅仅只是物质生活的优化，还有精神生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等整体生态的提升，所以，生态文明要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五位一体，协调发展。正是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呼唤中华美学精神的回归，天、地、人三位一体的价值理念应当继承，踵事增华，发扬光大。中华传统艺术，秉承了天地人三位一体的价值理念，用思理美化自然天地，创构了艺术意境，这是一种精神的创造。在中国的山水画中，不仅再现了自然天地之美，而且表现出了画家的心灵之美，反映了画家和自然的和谐关系，凸显了人与自然的和美。这样的艺术意境，激发了后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对人和大自然之间和美的向往，这将促进我们在行动中付诸实践，激励我们建设更加美好的自然生态，“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作者：胡经之，单位：深圳大学

120件书法篆刻 展深圳书法成就

由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深圳市书法家协会承办的“2015·深圳书法篆刻年度展”在关山月美术馆于2015年11月拉开帷幕，该展览集中展示了2015年深圳书法成就。《2015·深圳书法篆刻年度展作品集》也在同步发行。此次共展出书法篆刻作品120件，集中展示深圳书法界的年度创作成果，这些作品五体皆备，风格多样。既有传承、又有时代精神，代表了深圳当下书法篆刻创作的总体水平和整体面貌。据深圳市书协专职副主席李静介绍，本次展览共收到来稿400多件。经专家初评、复评、终评，选出优秀作品103件，加上市书协主席团成员和特邀作者作品，共展出书法篆刻作品120件。此外，为了鼓励创作，推介新人，除入展作品外，本届年度展还增设了26件作品为入选作品。“这些作品，或古朴大气，或典雅精致，或散淡率真，或豪逸洒脱，凸显了深圳书坛海纳百川、基因多元、追求个性的特点，反映了当前深圳书法创作的总体艺术风貌和基本态势，也映衬出深圳书法家的精神风貌和不断求索创新的强烈意识。”李静说。李静表示，深圳书法伴随着特区改革开放的脚步，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发展历程，书法“深军”已初具规模，成绩喜人。这次展览的举办，不仅检阅了深圳书坛年度创作的成果，更成为推动深圳书法创作繁荣与发展的新动力。（记者 魏沛娜）

深圳书坛新人新作 展现“创意与传承”

　　由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深圳市书法家协会承办的“创意与传承——2015·深圳书坛新人新作书法展”在深圳美术馆举办，展览共展出120件精选作品，持续至1月17日结束。为配合本次活动，该展览作品集同步发行。
　　据深圳市书协专职副主席李静介绍，本次展览，包括篆刻作品共收到来稿400多件，通过评委进行初评、复评和终评，最终从所有来稿中精选出120件优秀作品参加展览。在深圳当前书法创作总体艺术风貌和基本审美态势的影响下，他们与时俱进，锐意前行，经过不懈努力，逐渐崭露头角，成为深圳书法发展的一支生力军。
　　据了解，这次展览是在往届创意书法展的基础上，根据深圳广大书法作者创作现状和实际需求，对原展览进行重新定位与调整而举办的。展览征稿对象是非深圳书协会员作者，目的是发现新人、培养新人，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书法人才梯队。

与深圳共生共长的女作家燕子

与深圳共生共长的女作家燕子雷 达多年前，燕子曾以她的“新都市系列”作品给深圳文坛带来了惊喜，其作品题材和样式繁多，包括小说，纪实体小说，报告文学，散文，通讯等等，以强烈的时代感悟和都市风情的多姿多彩而让读者眼前一亮；现在，燕子的创作力不减，又捧出了“红尘有道系列”作品多部，仍包含多种题材样式，其中以长篇报告文学《市委书记》和《盛世惊澜》最为突出：一写一位难得的好官，一写非典时期无数的感人事迹。就反映现实的敏锐和进入生活的深度而言，燕子的创作有了明显的提升。作者在决定写《市委书记》中的李统书其人时，是经过一番详细的民间访问、深入了解和深思熟虑的，燕子意识到，在官场小说套路相对固定的情势下，书写一个真实的官员，意义非凡。于是，她采取实事求是的写作姿态，使作品朴实感人，发行量达2万册。在我看来，燕子是一位创造力非常旺盛的作家，在她身上具有深圳特区特有的那种开放与潇洒，敏锐与活力。她的创作道路几乎是与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共生共长，深圳不但给她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同时也给她提供了心灵体验的广大空间和思考人生的多种契机。她的作品是充满了时代动感和当下感悟的，这来源于她贴近现实的写作作风和敏感多思的气质。她多年前说过，“历史进入了多层次的裂变，多色彩的变幻，快节奏的行动的时期，从压抑的文明到开放的文明，每一种观念随时都可能被另一种观念替换，一切的一切都在发生奇异的骤变，这就构成了中国社会门户洞开后的热闹景象”。深圳尤其如此。所以，这段话也可以看作燕子当时的作品的总的内容，总的题旨，总的精神，那就是写出都市风情的多彩和人心的裂变，在描写都市的五光十色的欲望化现象的同时，表达一个现代女性的种种心灵化的感悟。然而现在，我觉得燕子的脚步更踏实了，虽然她的作品向纪实和报告文学倾向了许多，虽然她作品的虚构性减弱了，但现实感更强了，她的灵感大多来源于火热的生活本身。燕子经常表现出来的是：记者和作家的双重角色，文人和女人的双重身份，她的作品因之也呈现出纪实与虚构的双重文体。近10年来，她写了相当多的纪实文学，报告文学，大特写，大通讯，这时她更多发挥记者的眼光和功能，迅速抓住事物的表象，让正在涌动的事实说话，充分保留生活本身的丰富性和庞杂性。她同时写了相当数量的小说，表现出较强的虚构能力和叙述能力，运用情节和细节刻划人物的能力，以及运用语言的能力，这时她表现的主要是作为小说家的本领和手段。作为创作主体，或转化为作品中的叙述人，是富于新鲜的时代感、特区气息和特区的生活节奏感的。这位叙述者面对都市欲望，人际纠纷，商海风云，情海波澜，显得那么多愁善感，多情，多思，袒露，俏皮，心念百转，给作品带来一种新鲜感。 燕子新近出版的《红尘有道》系列，再一次表现出她的这种特色。这一系列涉及官场、“非典”等重大事件、医患关系、地铁建设、还有情场等等，题材各异，但燕子却把握自如。我认为，燕子是一个具有责任担当的作家，在非典时期冒险深入非典病人集中的医院，第一时间写出真相；在《市委书记》一书中，写出了主人公李统书在官场中的一种踏实走法，驱除官场的妖魔化。当下的许多文学作品，缺少肯定和弘扬正面精神价值的能力，而这恰恰应该是一个民族文学精神能力的支柱性需求。一个民族的文学倘若没有自己正面的精神价值作为基础，作为理想，作为照彻寒夜的火光，它的作品的人文精神的内涵，它的思想艺术的境界，就要大打折扣。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重要构成，不仅要书写自己的个体情感，更要善养浩然正气。为天地正心，为生民立命，就要以人类理想和崇高的精神价值来引领人类昂扬向上。燕子也是一个对社会、对人民的生活有深度关怀的作家。无论是《正心厚术》、《仁者之花》、《地底诱惑》，写的都是鲜活的、真实的人，以开阔的胸怀和深刻而细致的人性体验来塑造时代的人民形象。她的作品总称红尘有道系列，是有道理的，因为它们直面滚滚红尘，贴近日常生活。在燕子的作品中，具有很宝贵的原创力和现实感。在全球化、高科技化、网络化、城市化的语境下，当今人们的精神结构、生活方式、道德伦理、思想情感皆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与之相较，文学却表现得很不充分。我们对某些领域的创作也许比较成熟，例如处理乡土经验，但是对大量新的生活场域，新的行业和新的人物，创作可说是落后于生活的，某些作品显现出一种贫困，思想上的贫困，精神资源上的贫困，语言的贫困，以至陷入自我重复，互相重复的怪圈。燕子的作品，每个描写对象都是独特的。好的作家，就是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燕子各种样式的东西都写，似乎有失庞杂，质量也存在不平衡。就艺术上说，我更看重她的小说创作，我以为颇富才情。在今后的创作中，当更加沉下去，集中力量，多打磨一些深刻隽永的艺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