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点 | 深圳文学启示录

深圳文学：新的生存批判叙事自从上世纪90 年代中国文学以非常不情愿的姿态走向“边缘化”以来，准个体虚构写作、女性主义写作等成为了一种文学时尚，使整个深圳文学保有了五四新文学以来所具有的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社会干预性品格。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是在为自己新的社会生存而写作，或者引用张未民先生的判断来说明：“这是一种生存中的写作”。众所周知，自从设立经济特区以来，深圳这个城市就急剧扩张和膨胀，不断重组和建构着新的社会秩序和新的文化空间。如果人们还能够认同深圳是一个现代都市，那它绝对是全然不同于北京、上海的新型都市。作家南翔作家丁力如果说职业生存和身份生存是深圳这个新型城市社会的生存真相，那么正是这种独特的城市生存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催生了深圳也是中国行业文学和打工文学的发达。大学教授写高校，南翔就写过《博士点》，曹征路写过《南方麻雀》；银行职员写银行，谢宏就写过《信贷项目经理》；职业经理写股市操盘手，丁力也写过《高位出局》《职业经理人》；导游写旅游行业，央歌写过《来的都是客》。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个城市所拥有的千奇百怪的职业，都能够在文学中找到其对应性的书写。打工仔们没有深圳户口与编制，意味着他们没有固定的职业和稳定的工资来源，也意味着他们社会身份的卑微。他们往往游走于社会底层的各个行业与角落：他们卖保险、做中介、搞物流物业、上工厂流水线，乃至身不由己地涉足色情行业。也恰恰是这些成为作家的打工仔们，成为了中国社会深度的潜望镜。他们创造的“打工文学”写出了各行业的黑幕，也写出了打工生存的梦想、苦痛与失落、血泪与颤叫，如戴斌的《深南大道》《压米》。作家曹征路这些行业文学和身份文学所呈现出的“新城市”景观，远不同于老舍、王朔、徐坤之于北京的嘲讽化市民想像，更不同于刘呐鸥、穆时英、卫慧之于上海的现代时尚书写。在曹征路笔下，深圳是一个嘈杂而血肉飞溅的工场，老工会主席因替工友们维权未果，愧疚难当，而躺倒在巨大的蒸汽锤之下（《那儿》《问苍茫》）；在吴亚丁的笔下，深圳是一个出租之城，年轻的叶蝉（研究生）们和陈旎（空姐）们工作、租住于出租屋里，同时他们也出租着自己的智慧与美貌，当这些人生资本消散殆尽时，他们便无奈地让渡着自己的人生（《出租之城》）。总之，这里来来往往的每一个人，都是这城市的过客（央歌《来的都是客》）。写字楼里的白领们，就像那玻璃缸里的金鱼貌合神离（谢宏《貌合神离》）。而楼外搵工失意的“苦瓜们”“土豆们”，或“对着太阳撒尿”；或大脚踹向垃圾箱，嘴里却在嘟囔着：“长这么丑，我容易么？”（戴斌《长这么丑，我容易么》）；亦或在心中幽幽地念叨着“我们不是一个人类”（吴君《我们不是一个人类》）。更有网络作家不无偏激地以《天堂往左，深圳向右》为题，来书写他们的深圳印象。一部分打工作家开始对这原本充满无限艳羡与诱惑的新城市生存产生了“过敏症”（谢湘南《我的过敏史》），纷纷转向对家乡温情怀念的书写（卫鸦《被记忆敲打的黄昏》《被时光遗失的影像》《被红土串起的记忆》，孙向学《二傻》《天堂凹》），像他们的前辈沈从文一样，间接地表达了对这新的城市生存的批判。显然，深圳作家面对这座城市，一直在做着一种立足于自身生存位置与感受的不无情绪化的批判性书写。如果说，北京叙事是以一种老住民的身份，嘲讽、笑看、调侃着北京城里所发生的世事风云与人间变幻；上海叙事则以一种主人的身份，享受着追逐着这座摩登城市的现代与新奇。那么，深圳叙事就是在以“过客”的身份怨恨着、批判着这座城市。“过客”，是深圳人的文学影像；批判，是深圳叙事的美学品格；怨恨，是深圳文学的主流情调。特定的社会场域，蕴酿了特定的社会情绪；独特的社会情绪，又规定了文学的美学品格追求取向。文学的现实规定性这一定律，至少在深圳这40 年的文学书写历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也能够解释一些内地评论家在解读深圳文学作品时所产生的困惑：为什么深圳这些作家在享受现代化好处的同时，却干着“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人”的勾当？深圳这座令世界惊艳的现代化城市，为什么至今仍然还没有产生与之相匹配的现代派“先锋文学”？深圳的这种“怨恨文学”，不是我们一直所熟悉的平民文学和革命文学吗？身份写作：批判美学的局限深圳文学确实具有某种批判现实主义美学品格。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并不是人们所想像的巴尔扎克式和鲁迅式的冷峻批判，而是一种对新的现实生存的不适应及其社会情绪的记录与写实。因为巴尔扎克对当时巴黎的风俗有着深入的分析；而鲁迅则对五四前后中国人的国民性有着透彻的了解。对深圳作家而言，人们根本就用不着去号召“回到现实”“回到生活”。深圳文学几乎就是匍匐在当下现实生存地面，呼吸于工厂流水线、大街小巷、出租屋和写字楼里。《人民文学》和《文艺争鸣》正在倡导创造“非虚构”文学时，其实从90 年代以来，深圳就一直在做着非虚构的文学。因为这种新的城市生存体验的沉重，根本就不容许他们去虚构一个子虚乌有的文学世界。大部分年轻作家的文学写作技术也限制了其对虚构的运用空间。对他们来说，最需要的只有表达、倾诉乃至宣泄。因此，当90 年代整个中国文坛走向政治“边缘化”，纷纷投入叙事技术探索、走向现实主义文学话语反叛、从事对人的历史意识与个体意识的唤醒时，深圳文学却自然而然同时也是悄无声息地回到了对当下生存感受的叙写上。改革开放文学创作工程“中国作家深圳行”文学的针对性，在深圳，从来就没有这么明确过，那便是完成对新的社会生存的批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当整个中国文学搏击在“存在”和“话语”的虚空中，从而导致文风乃至文体走向阴性化或软体化（当然是以“个体化写作”名义出场的）的时候，深圳文学尽管缺乏写作技术的精致，却集体性地表现出一种久违的刚健与硬朗色彩。这种不无刚健与硬朗的文学，尽管不是能够抚摸或慰藉心灵的文学，却有一种难得的对时代与社会的批判力度、以文字担当起社会道义的力量。这种“铁笔担道义”的良知文学，本来就是中国文学最宝贵的传统品质。正如任何外来客都有一根敏感而脆弱的神经一样，深圳文学所散发的出于社会道义的批判力量，恰恰就来源于这座城市集体性的“过客”意识（有文学习作者甚至就以“过客”为笔名）。这种“过客”意识也是作为这座城市移民们的集体无意识形态而存在的。他们总是不自觉地以“非主人”的身份出场，甚至总在以“客者”的身份来自说自话。一张深圳身份证、一本深圳户口簿，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这种文化身份意识，因为连一些有了一定社会地位的先来者也同样如此。正因为深圳人历来就在潜意识中认定自己生活于别人的城市里，因此，深圳作家也是在以一种“他者”身份，怯弱而警惕地打量这座城市的一切人事。他们不可能像北京作家一样，以这座城市的老住民身份，底气十足乃至油嘴滑舌地嘲弄人间的荒诞；也不可能像上海作家那样，以主人的身份，享受着现代城市生存的优雅与美好。所以，这才有了吴君的慨叹：“我们不是一个人类”；也才有吴亚丁的对住在出租屋里的岩桐孤独与寂寞的咀嚼（《谁在黑暗中敲打我的窗》）。作家吴君作家吴亚丁因此，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城市，作为一个新兴移民城市，所有的深圳人都被重新纳入了一个新的社会秩序与新的文化空间里，也被重新赋予了一个新的文化身份——“客者”。因此，我们应看到，深圳作家的这种文化身份，极大地损伤了文学的批判力度。当他们得到“赏识”时，他们就会觉得，这里的天是蓝的，水是绿的，女人是漂亮的，城市是摩登的。有时甚至还会幻觉自己已经是这里的主人，为自己成为这座现代化城市的建设者和享有者中的一员而骄傲、自豪。可当他们的青春与智慧在租赁行为中终结，他们又会大吐忧怨的口水，甚至破口大骂。这种写作心态的摇摆，从现有的写深圳街道、酒楼、咖啡馆、KTV 歌厅和出租屋、工厂、故乡这两类场景的文本中，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证明。写前者时，文本人物有时甚至会借着酒意或面向情人的爱意，径直地喊出“我爱这座城市”，吴君就有小说名为《亲爱的深圳》；写后者时，老板和当权者则成为了心怀鬼胎的恶魔、自身生存苦难的制造者，唯有回到“美好的故乡”（其实也是他们虚构出来的），才能逃出这“地狱”之城，戴斌和卫鸦就有大量关于他们湖南故乡风情风物的描写文本。因此，深圳文学对新都市生存的批判，仍然只是一种世俗的功利的道德批判，尚未达到立足于现代性的批判起点。无论人们以什么样的身份来写作，其文学书写都不可避免地出现其情绪的偏狭性和美学的局限性。过去的阶级身份和当下正时髦的性别身份，对文学书写的影响无不证明这一点。或许，这些社会文化身份所代表的书写立场本是同一个东西，只在不同时期拥有不同的变种罢了。当然，立足于身份书写的好处也是明显的：一是确实为作家们带来了新的视野与新的发现；二是人的社会文化身份带有特定历史时期的现实规定性，作家也一样。带着这种现实身份的规定性来写作，也使文学天然地具有了现实主义美学色彩。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文学的审美自觉性和情怀的超越性追求终止了，文学的批判力度也就大打折扣了。一个明显的例证——当人们反诘这些制造批判文学的深圳作家：“这座城市又没有关门，既然你觉得深圳这么不好、故乡那么好，你为什么不回去呢？”作家们便只能面临一种无言以对的尴尬。因此，新的社会生存只是为文学提供了新的书写对象，而文学自身的超越必须依赖作家这一主体的成长与强大。毕竟文学是由作家写出来的。超越身份写作：新都市文学的出路深圳文学无疑具有移民文学性质，因而也就带有一种阿喀琉斯的脚踵式的先天性缺陷——以“客者”的身份与立场来书写。只有克服这一缺陷，才有可能使这支业已成型的文学军团拥有充沛的生命力与战斗力。况且，深圳移民文学与世界发达地区的移民文学相比，还有其独特之处，那就是深圳移民作家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内地移民。即使有个别作家属于土生土长（如谢宏），他们也与这些移民作家有着几乎相同的传统文化背景和教育背景，甚至生存的社会时代背景也是同一的。从本质上来说，他们都属于“文化移民”，他们共同成为了这新的大都会社会生存的第一代文学言说者。他们不可能像昆德拉们一样，在与一个已有的现代都市文学言说进行碰撞、修正的基础上，进行所谓的超越性写作。而对深圳作家而言，要创造真正立足于新的都市生存的“新都市文学”，就不仅要超越他们原本熟悉的社会生存身份书写，还必须要在人文观念、思维方式、生活体认与文学言说途径等方面，进行一种面向自身文学传统的全方位的超越。说白了，就是要求作家们完成全面的自我超越。第六届深圳文学季启动仪式然而，细读深圳当下的文本，人们不难发现，这支由移民作家组成的文学军团，绝大部分仍然生活在他们过去的潜意识、记忆和语言里。他们与当下新的文化与观念发生了一种新的断裂，不能承受那看不见的更为现代的精神与文明。他们绝大多数感受到的是一种“异化”所带来的痛苦，于是，在他们的作品中，总是抒发着他们的乡愁与诅咒。他们热衷于关于这座城市新颖信息的提供，而不是把这个新的城市社会作为分析和思考的主题。在一定程度上，这座城市就变成一个移民们脑海中的“被说明”之物，而成为了文学中无主题性的背景。也就是说，作家们原本想要揭示的这座新兴城市的“精气神”，往往落了空。因而，当下的深圳文学呈现两种极端化倾向：一种是媚俗式地采用传统的文学言说方式，粗暴改编或剪裁着我们的现实，让文学仅仅成为各种意识形态的表达，而缺乏作家自己的感性生存经验与认知；另一种则专注于个体感性生存心理的表白，而缺乏对社会与人生的整体把握。偏执，也成为了深圳文学的一种文学风格，成为了吆喝世人的一种手段。由于这些移民作家们继承的是过去的文学和文化，而在对人的生存与欲望、历史与知识、传统与现代的认识上有着结构性的缺陷，从而导致他们的创作中，对个体与社会、现实与心理、语言与修辞之间的相互关系还缺乏整体性的解决方案。因而，他们只能遵循资本时代注重效率的文化逻辑，以量取胜，不断重复地述说着自己的故事，唱着自己的老歌。好在有些作家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存在，并决定重写或改写自己的深圳故事。这一方面说明上述观察与判断没有走偏；另一方面也说明，深圳文学在这40 年里还只是完成了一个书写经验的累积过程。所以，实事求是地说，深圳文学还没有真正为中国文学提供新颖的文学经验，甚至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学思维方式。因而作品中存在自己所感受的和自己所要表达的之间的错位现象，也就在所难免了。昆德拉在评俄罗斯人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时说：他枯燥的心灵掩盖在看起来情感汪洋肆意的风格背后。这句话很能切中深圳文学的软肋。深圳的作家应该具有足够的心灵去理解他们文学背后所游荡的情感的伤痕。只有超越这种集体性的身份写作，深圳作家才能形成自己的文学思维方式，真正的新都市文学才会出现，深圳的文学星云也才能获得永久的灿烂。（转自《文化深圳》2021.03，作者：汤奇云，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评之应有理 论之必守道

什么样的文艺评论是我们所需要的？
文艺评论的分类很多，笔者认为有两种评论是我们需要的：第一类是专业性评论。专业性要求我们的评论有一定的理论根据、知识支撑和方法论工具。在新媒体的评论场上，传统的文艺评论有时候会失去一些作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充分发挥专业性，甚至我们还达不到那些业余评论者在某些方面所呈现出来的专业性。无论是理论运用、知识运用、方法运用和对细节的分析能力，评论都不够专业，这也客观上使情绪化的评论有了用武之地。我们要有专业基础上的理性评论，才能真正去杜绝那种感情用事的、随意扣帽子的评论。专业性评论主要针对高端受众和行业人士，能够与具备专业素养的创作者和受众进行互动交流并产生共鸣。中国当下非常欠缺真正的专业性评论。第二类是大众性评论。大众性评论具备引导观众的功能，但是大众性评论最核心的原则和标准就是要忠实于自己的艺术感觉，要忠实于自己的艺术判断，而不能违背自己的良知。大众性评论通常要摆脱两种关系：一种是情感关系，一种是利益关系，也就是要摆脱我们通常所谓的“圈子”“票子”的影响。摆脱这两种关系对评论者艺术良知的影响。有专业性的、有良知的，同时又是诚实的评论，永远是我们需要的。不论是专业性的评论，还是大众性的评论都应该严守评论的职业伦理。评论要有自己的专业独立性，评论有道，道就是伦理底线，是必须用专业的标准去“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评论有道，正如医者仁心、师道尊严，都是职业底线。无论是金钱还是人情，如果好处不说好，坏处不说坏，评论就失去了伦理底线。不能说假话、不能是非颠倒、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实事求是”“实话实说”本来应该是对评论的最基本要求，但在各种利益影响下、驱动下似乎越来越成为很高的道德要求了。如果评论伦理不能坚持，评论威信就建立不起来。所以，我们说，评之要有理，论之要守道，评论一定是以专业性、真实性作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的。（转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央视剧评）（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喜剧创作应忌“唯笑点论”

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喜剧类电视节目《金牌喜剧班》热播，引起广泛讨论。节目中，喜剧演员陈佩斯提出的“创造笑声是创作的出发点，而非创作手段”，令人深思。喜剧观赏是轻松的，喜剧创作却是严肃、有艺术规律的。好笑，是检验喜剧质量的标准之一，但不应成为唯一标准。“唯笑点论”是一种创作上的短视。盲目或一味追求好笑，消解的将是喜剧创作者对现实的敏锐程度、对复杂生活的认知能力，强化的是形式单调、内容空洞的“段子手”特质。笑的前提是理解。观演间达成了某种“心照不宣”，观众才能会心一笑。这种理解的形成，需要戏剧情境和情节铺垫，靠的是演员与观众递进式的交流。当演员的戏剧动作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时，笑，便产生了。创造笑声变成一种创作手段，揭示出当下喜剧创作中的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比如，创作中过度追求密集的笑点，攒“段子”优先于写故事，喜剧作品成了单纯的包袱堆砌、才艺表演叠加、网络流行语拼接；一些创作者抱着急于求成的心态，在创作中追求处处立竿见影、句句直接使用、时时见到喜剧效果；急于追求观众的即时反馈，导致作品的人物塑造流于表面，故事缺乏逻辑，创作容易陷入套路化。究其根本，是这些创作者没有从喜剧的本质、戏剧的本质出发进行创作，忽视了结构和叙事的重要性。以相声为例，讲究“三翻四抖”，层层铺垫后的突然转折，才有喜剧效果。每句话都带个包袱，如何产生反差？怎么形成节奏？如果一句看似好笑的台词不能推动喜剧作品内容的发展，那么它放在相声中，就是不成功的“外插花”包袱，观众当时也许会笑，但很快会遗忘，还会影响表演者后面的包袱设计。喜剧创作者的首要任务，是讲好一个故事、架构好情节，而后在过程中自然地引人发笑，而不是为了逗观众笑，讲一个不合逻辑甚至脱离现实的故事。这是本末倒置。很多人感叹经典喜剧作品的深远影响力。事实上，那些被我们真正记住的，被岁月留下的，是台词背后反映生活、观照现实的思辨力量。那些值得反复品味的喜剧精品，有格调、有智慧、有情怀。它们让我们相信，真正的笑是可以穿透岁月的回声。相声《宇宙牌香烟》中，马季说着“电报挂号，一推六二五；电话，不管三七二十一”，观众笑的是虚假广告夸大其词；小品《打工奇遇》里，赵丽蓉唱着“群英荟萃，萝卜开会”，观众笑的是用假冒伪劣欺骗顾客的不法商家；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以20世纪90年代一个北京六口之家和他们的亲朋好友为横断面，展开一幅多姿多彩的时代画卷……越是写微小、局部，就越需要有在时代大背景上开疆拓土的视野和张力。喜剧创作不是从笑点到笑声，而是从生活到笑声。于精神世界有所拓展、于世道人心有所补益、于思想境界有所提升，才是喜剧创作的立身之本。保持创作的自觉与理性，才能回归真正的喜剧精神，赢得观众认可，经受住时间考验。如果将喜剧比作一道菜，笑点便是菜中的调味剂。倘若脱离了主食材，脱离了故事主体，一堆佐料堆砌而成的，依旧是佐料，成不了一盘菜。“味道”是足了，营养却没了。喜剧创作，如果“唯笑点论”，是没有远大前途的。（转自人民日报）（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第六届广东省中老年舞蹈展演在深圳圆满落幕！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精神，进一步丰富我省广大中老年群体的文化生活，增进中老年舞蹈艺术的普及与交流，提高中老年剧场舞蹈创作、表演艺术水平，发现鼓励优秀编创、表演人才，促进中老年舞蹈艺术进一步繁荣和发展，以实际行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由广东省文联、深圳市文联、广东省舞蹈家协会主办， 中共深圳市南山区委宣传部、深圳市南山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深圳市舞蹈家协会承办，深圳市南山区文化馆为执行单位的“第六届广东省中老年舞蹈展演”于2021年4月28日至30日在深圳市南山区文体中心大剧院举行。
图 | 深圳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张晋文致辞图 | 广东省舞蹈家协会主席 李永祥致辞、宣布开幕图 | 主持人李雨隆 广东省中老年舞蹈展演由广东省文联、省舞协于2014年创办。该活动已逐渐成为我省中老年舞蹈爱好者们很好的交流展示平台，并配合党和政府的中心任务送欢乐、下基层，开展文艺惠民演出活动，受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一年一届的展演活动自创建以来，成为全省中老年舞蹈爱中老年舞蹈爱好者们的优质交流展示平台。活动规模日益庞大、活动规格日益提升、节目质量日益精进、艺术品格日益凸显，积极彰显“我舞蹈我上台，我舞蹈我愉快，我舞蹈我健康”这一正能量主题。 本次展演活动也得到了全省各地市的近百个单位的积极响应与踊跃报名。最终，经过初选后的49部作品共800余名中老年舞蹈爱好者来到现场展演。本届参展作品题材新颖、形式多样、舞种丰富、内容深刻，创作较严谨，整体水平较高，具有鲜明的岭南地域文化特色和时代精神，充分展现了我省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新时代中老年人群的生活状态与精神面貌。这一数据再次刷新了历史新高，成为自创办以来，参赛人数最多，覆盖面最广的一届。同时，从我省中老年舞蹈爱好者人数逐年递增，作品质量逐届提升这一情况，也折射出我国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满足感、获得感日益提升。图 | 广东省舞蹈家协会专职副主席、秘书长 汪 洌进行作品点评图 | 深圳市文联副主席、深圳市舞协主席 林树森进行作品点评 本次展演活动沿用互联网+舞蹈这一形式。本次活动沿用网络直播的形式，近30万人次的舞蹈爱好者通过网络直播观看了本次展演活动。最大程度促进我省乃至全国舞蹈爱好者共享成果，提升我省舞蹈的影响力。图 | 大合照展演获奖名单（转自广东省舞蹈家协会）（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第一朗读者” 剧本孵化 | 舞台剧《救赎》成功上演

舞台剧《救赎》剧组提供照片
4月28日晚，禁毒警示舞台剧《救赎》在深圳龙岗区文化中心大剧院成功上演。此次舞台剧演出打破了传统的禁毒宣传模式，寓教育于表演，融宣传于戏剧，用两只貔貅贯穿全剧，以跌宕起伏的剧情向人们展开一幅被毒品残害得支离破碎的社会家庭画像。演员们在隐忍、不安中表达出对禁毒的坚定，引人深思。舞台剧《救赎》精彩剧照 2020年，深圳市戏剧家协会“第一朗读者”项目设立了全新的“剧本车间·读剧场”板块，以读剧展演的形式推介了8部优秀剧本，打造剧本打磨推介服务平台，从戏剧生产的初始环节入手，深耕戏剧发展土壤，推出一批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舞台剧剧本，并积极推动优秀剧本的落地孵化。本次上演的《救赎》正是“第一朗读者·剧本车间·读剧场”推介的8部剧本之一。舞台剧《救赎》由市剧协副主席曾若明策划，深圳曾兄靓声戏剧表演工作坊、广州首君策划联合创作制作，由深圳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龙岗区禁毒委员会指导，龙岗区龙城街道禁毒委员会承办。舞台剧《救赎》精彩剧照（转自深圳市戏剧家协会）（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深圳民营话剧团的生存与发展

过去，深圳与戏剧相关的市属文艺专业院团仅有深圳市粤剧团和深圳市歌剧舞剧院，并没有专业话剧院团。随着文化体制改革，政府文化职能转变，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建设，大量的戏剧类文化项目以购买服务的方式交给文化企业和社会团体运作，由此催生了一批民营剧团。近年来，深圳民营剧团比较活跃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根据深圳市文联调查统计，目前深圳有戏剧类新文艺组织386家。深圳民营话剧团尤其呈现出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其生存状况和发展特征也引起了关注。《庄先生》一、深圳民营话剧团的存在形态深圳的民营话剧团大概有四种存在形态，一是戏剧工作室，这种戏剧工作室一般规模较小，以某个核心人物为主进行运作，有民办非企业性质，如深圳市福田区孟京辉戏剧工作室；也有个体工商户性质的，如深圳市龙岗区邹晓勇碉楼剧场戏剧工作室。以邹晓勇碉楼剧场戏剧工作室为例，邹晓勇作为导演、编剧创作了诗/歌/舞变奏三幕剧《木心·人曲》，已公演近50场，四重奏荒诞悲喜剧《上下》公演近20场，“复调”音乐戏剧《野孩子飞》公演近20场，这些剧目参加了乌镇戏剧节、北京南锣鼓巷戏剧节、台北艺穗节等众多戏剧艺术节，演出口碑和票房皆有不俗成绩。《四根火柴人》 二是在民政局注册的话剧社团，此类话剧社团的人员构成通常比较松散，与政府文化机构联系较为密切，往往承接了不少政府的戏剧公益活动。如深圳市邸叙然小品话剧团，该团成立于2006年，成立之初主要依赖市区文化基金及政府公益文化项目采购等作为主要收入来源，以罗湖区文化馆的为依托，罗湖区文化馆为其提供排练演出场地，话剧团制作提供公益性质的演出内容。该团多次参加国家、省、市戏剧小品大赛，获得中国戏剧奖小戏小品奖、中国田汉戏剧奖、央视相声小品大赛优秀团队奖等，创作了主题戏剧晚会《军哥剧说》系列和《水墨中国》《百年茂盛》《我要恋爱》《进化论》《夜色阑珊》等多部话剧，剧目上演超过500场。又如深圳市荔枝青年剧团，在各区政府搭台出资的情况下，该团执行实施了南山戏剧节、宝安戏剧月等深圳较有影响力的戏剧活动，创作了《四根火柴人》《留下来的理由》等原创剧目。此类民办非企业性质的戏剧社团还有深圳市童话艺术团、深圳市胖鸟剧团等。《同谋》三是以话剧为主的初创型中小文化企业，这类企业数量较多，市场化程度高低不同，充满了创新和活力。如深圳市八厘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作和引进了不同主题、不同风格的小剧场戏剧演出，创办了深圳公益戏剧品牌“剧汇星期天”，其公司制作运营的话剧《庄先生》在韩国、法国、北京、上海、香港、深圳、重庆、昆明等国内外城市进行了巡演，已演出了一百八十多场，获第10届华文戏剧节最佳编剧奖等奖项。又如深圳尚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公司旗下的戏剧品牌“爪马戏剧”被深圳媒体誉为“深圳第一青年话剧品牌”，至今完成了《老友祭》《同谋》《王的名义》《万圣节游戏》《时代糖厂》《恶作剧之吻》等8部舞台剧作品，已经演出100余场。此类初创的戏剧类中小型文化企业还有深圳市甸甸巴士剧团、深圳市星剧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深圳市守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时代糖厂》四是业界领军企业下设的以话剧制作演出为主的文化公司或分部，此类公司一般影响和规模都较大。如深圳市小橙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小橙堡是聚橙网投资设立的，其重要业务是制作演出儿童舞台剧、音乐剧等各类亲子戏剧，借助聚橙网的全国城市连锁运营及网络销售平台，将儿童剧制作和演出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现已有五十多部自主版权的作品，在全国各地做规模化巡演。“道略演艺产业研究中心数据显示，自2015年以来，小橙堡已经连续多年蝉联国内亲子演出市场份额第一名。”又如成立于2017年的深圳开心麻花华南总部基地有限公司，该公司利用开心麻花在文化方面的资源，专注于原创舞台剧及音乐剧的研发，现有演出事业、艺人经纪、剧场院线、原创孵化四大板块为核心的运营矩阵，打造喜剧垂直领域和演出整合平台。在龙岗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也对原创戏剧力量进行孵化，出品了原创音乐剧《西哈游记》，孵化了原创剧目《热锅上的马义》《广陵绝》等。《广陵绝》以上四种形态民营剧团的界限并非完全分明，如邸叙然小品话剧团的不少成员也成立了个人工作室，荔枝青年剧团的创始人刘子源也成立文化公司，深圳甸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陈祈充同样注册民办非企业剧团。除此之外深圳也还有深圳煎蛋剧社、深圳地铁馨星话剧社、深圳大学旧黑匣子戏剧工作室等一些没有正式注册的话剧社团在制作和演出话剧作品。二、深圳民营话剧团的主要特征一是发展起步晚，但是发展态势良好。深圳民营话剧团起步较晚，成立于2005年的深圳市胖鸟剧团是文化体制改革后第一批成立的民办非企业剧团，成立于2008年的深圳市八厘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是较早以戏剧为主体的民营公司。这与深圳话剧市场的发展分不开，《深圳商报》曾报道“2005、2006年深圳两年的话剧演出加起来都不到20场。从2007年赖声川的《暗恋桃花源》引爆深圳人的话剧热情后，深圳话剧市场一步走进春天。”深圳民营话剧团集中出现于2015年前后，荔枝青年剧团、甸甸巴士剧团、爪马戏剧等大多成立于这一时期。随着深圳话剧发展态势越好，越多的话剧团体出现。随后戏剧市场的进一步成熟，深圳本土的民营话剧团，逐渐开始了常规化的创作与演出，《深圳商报》也指出“深圳观众谈起戏剧，也不再只是赖声川、孟京辉、北京人艺，爪马、荔枝青年、甸甸巴士等本地剧团越来越频繁地被提及。”深圳的各类有影响力的话剧活动，都可以看到民营话剧团的参与。如政府主办搭台的南山戏剧节，荔枝青年剧团、甸甸巴士剧团都进行具体执行实施过，而深圳众多民营剧团都有剧目参演。深圳话剧虽然起步晚，但据深圳市文联党组调查，“深圳戏剧正在高速发展阶段，涌现非常多的民间剧团，深圳的白领有很好的消费意识，未来戏剧在深圳会成为像电影、KTV、音乐会之后的一个新的生活方式。”2020年南山戏剧节开幕戏《环球最好》二是政府扶持和面向市场“两条腿走路”。深圳民营剧团整体实力还比较薄弱，现阶段还不能完全脱离政府的扶持，但是无论是政府还是民营剧团，都具市场意识。从政府方面来说，政府扶持的大量戏剧活动往往是公益性的，以赠票形式演出，但也愈发重视培养观众花钱看剧的习惯和培育戏剧市场，如2020年南山戏剧节【IN】板块，除开幕戏外，其他场次的演出首次采用了低票价的方式售票。深圳民营剧团市场化程度高低不一，但或多或少都有市场化的探索和尝试，如深圳市邸叙然小品话剧团，早期依托政府提供资金生存，但是从2011年9月，谛珑文化公司正式成为剧团的运营方，提供资金、宣传等支持，剧团则主要负责作品的创作排演，开始做市场化的商演。2014年，其创作的都市爱情喜剧《我要恋爱》在华夏艺术中心开始了首次商演，初次试水成本与收益基本持平，后续也多次尝试了商业化运作。爪马戏剧在成立之初就直接面向市场，其演出资金主要靠自筹及演出票房回款，能实现通过商业化的演出生存盈利，但其制作的首部原创剧目《时代糖厂》，也申请了政府资金资助。开心麻花华南总部基地也与当地政府文化部门合作，承办龙岗喜剧节等活动。深圳的民营话剧团大多通过自营和承接政府公益活动和服务“两条腿走路”的模式，积极解决生存、维持运作、寻求发展的问题。《市井之徒》三是年轻化、专业化的人员构成，轻装上阵的人员管理。深圳戏剧有一批被媒体称为“深二代”的戏剧力量。爪马戏剧的李梓诚、荔枝青年剧社的刘子源、甸甸巴士剧团的陈祈充、鬼马剧社的唐辽等这些剧团的创始人，他们都毕业于国内戏剧专业院校，最终回到或是留在深圳投身热爱的戏剧艺术。在创团时，他们往往召集同好或校友加盟。深圳大学艺术学院表演系是深圳唯一开设戏剧专业的高校，因此这批“深二代”戏剧力量里不少来自深圳大学，如刘子源、陈祈充。而李梓诚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回到深圳组建了爪马戏剧团队。《掌柜在此》爪马早期的团队成员主要由上戏导演、表演、舞台设计、戏剧文学、艺术管理等专业毕业的人员组成。在剧团最初排演《老友祭》时基本全部由上戏人员构成，但随着深圳戏剧环境的逐步改善，深圳本土的资源、演员基本已经能够满足制作需求。现在爪马团队也有了中国传媒大学、中央戏剧学院等院校毕业的青年艺术家。邸叙然小品话剧团拥有演员159人，58人来自专业院校和专业院团。“深二代”、学院派、市场化是这批年轻话剧力量的共同标签，也是年轻一代深圳话剧的生力军。当然，深圳话剧并不是只有年轻力量，但总体态势上来说，深圳民营话剧团主要人员构成呈现年轻化、专业化的趋势。民营剧团实行“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原则，在实力比较薄弱的阶段，人员管理基本轻装上阵。如爪马戏剧有完整的制作团队，但并没有自己的全职演员，与演员合作实施“一戏一聘”制度，演员根据项目进行签约。深圳民营剧团之间的联系也比较密切，往往会资源共享，一些主要演员也会彼此共用。“一戏一聘”制度在深圳民营剧团是比较普遍的现象。甸甸巴士剧团虽有着部分全职演员，但这些全职演员除了参与话剧演出，也在戏剧教育、新媒体产业充分发挥作用，人力资源利用率较高。《马桶大爆炸》四是以小剧场话剧制作运营为主，呈现出多样化风格特征。小剧场戏剧有高度变通能力、兼容并蓄，前期投入成本较低、市场容错率较高，小剧场戏剧往往成为深圳民营话剧团最佳的选择。近年来，深圳具有本土气质特征的剧目往往是小剧场剧目。小剧场剧目在打造成熟后，也会尝试在大剧场进行演出，2020年爪马戏剧的《同谋》在大湾区的保利院线大剧院进行了巡演。深圳被大家熟知的民营剧团中，每个剧团都有自己的探索，形成了自己的定位和风格。如甸甸巴士定位做纯商业市场粤语话剧，致力于原创戏剧、戏剧教育、新媒体产业三大板块全面发展。剧团创作了《马桶大爆炸》《市井之徒》《掌柜在此》等多部粤语舞台剧，由戏剧出发，衍生了甸甸巴士小剧场、粤语栏目剧公众号、打造了1983短视频赋能基地，形成了一定的品牌效应。爪马戏剧通过引进版权制作经典剧目和打造IP剧的方式打开市场，爪马戏剧的悬疑剧《同谋》是深圳本土剧团第一次尝试与美国百老汇版权合作，《情人晚餐》是合作法国SACD爱情喜剧，《万圣节游戏》是制作的美国著名剧目，《杀戮之神》是由著名导演波兰斯基电影改编，《恶作剧之吻》由日本多田薰的漫画改编，通过学院派的制作打造，得到了观众和媒体的好评。荔枝青年剧团关注本土的人和事，创作具有本土情怀的剧目，关注木偶剧发展；乐奇绘本表演馆以绘本为载体，开发绘本儿童剧，吸引了大量的家长和学生的关注；胖鸟剧社坚持创作实验话剧；邸叙然小品话剧团以小品创作蜚声国内，被央视称为“深派小品”等等。《恶作剧之吻》深圳的民营剧团起步较晚，发展时间短，也存在起点低、规模小、发展不均衡、影响力有限等多个方面的问题。但是深圳的民营剧团能够抓住机遇，在面向市场和服务观众中异军突起，形成一定规模和自己的特色，呈现出了极大的创造力和蓬勃的生机。深圳的戏剧市场仍有巨大潜力可挖，深圳民营剧团未来大有可为。（转自《广东艺术》杂志2021年第1期，文/黄娟）（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些如信念般的字句，今天我们仍在唱

红歌，是历史的回响，时代的号角，人民的心声。在中国的革命历程中，产生了大量群众喜闻乐见的革命歌曲，这些优秀的音乐作品如战斗的号角，鼓舞革命先辈冲锋陷阵，也在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民意气风发、满怀信心奋斗新征程。在党的百年诞辰即将到来之际，读特推出系列报道，聚焦“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传统革命歌曲，如红军歌曲、抗战歌曲、老革命根据地民歌，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健康向上的主旋律歌曲，用音乐串联出时代风貌，展现出一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的音乐编年画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在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可谓人尽皆知，自1943年诞生至今，它已经以各种形式被人们传唱了70多年，曾入选“最受人民喜爱的十大红歌”、“我最喜爱的十大抗战歌曲”，“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等。党的百年华诞即将到来，而这首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也始终如坚定的信念一般深入人心，经久不衰。诞生于抗战紧要关头，毛主席曾为其改词说起来，这是一首比新中国还要年长的歌曲。它的词曲作者，是时年19岁的曹火星。1943年，正是中国抗战的重要时期，当年，年纪轻轻的曹火星已经已是晋察冀边区抗日救国联合会群众剧社的音乐组组长，作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他亲身感受着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在严重形势下所坚持的华中敌后斗争。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词曲作者 曹火星）据公开资料载，1943年，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提出了“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口号。随即，中共中央出版了《评中国之命运》，延安《解放日报》及时发表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社论结尾写道：“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而这，也是曹火星的创作灵感来源。1949年5月12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被刊登在《晋察冀日报》上，随即风靡全国，响彻大江南北。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在中南海听到女儿李讷唱该曲，提出中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是先有中国，后来才有共产党，应该在“中国”前面加一个‘新’字，于是这首歌的名称才正式定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曹火星纪念馆）既有昂扬的表达，也有和缓的诉说，在这首歌曲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光明的历史事实娓娓道来，也传递出中国人民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对此，拥有35年党龄的老党员、著名作曲家姚峰表示：“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走过革命、建设、改革的峥嵘历程，抗住了重重考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已经成为了一句名言，一句真理。”混声合唱版改编大刀阔斧，诉说新时代人民心声站在新时代新起点，经典主旋律歌曲有了新的表达。姚峰在这部伟大的作品基础之上，进行了为混声大合唱和大编制交响乐团量身打造的全新改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正式推出混声合唱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姚峰告诉记者，混声合唱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改编早在2001就有了初步的模样。当时，担任深圳市群众艺术馆馆长的他在迎接建党八十周年的群众歌会的策划会上，就思考过对于这首经典之作的再创作问题。对党的深深情感催生了灵感，他思之澎湃，在五分钟之内疾书完成该曲混声合唱的开头，在作曲家董乐弦配器合作之下，创作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开头部分，作为歌会启幕的引子，并由深圳交响乐团在演出中奏响。2012年，姚峰将初稿进行了续写，并由深圳音协合唱团在舞台上正式演出，获得了很大的反响。今年，姚峰又再次将改编版歌曲进行了周密的完善，向党献礼。
（作曲家：姚峰）记者在新编之作中听到，该曲在首尾段落的改动就已见大不同：原作坚定飒爽的旋律风格在新版中变成了四声部呼唤式的激情呐喊，起承转合的大合唱重复着同一句歌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姚峰表示，这样的处理意在唱出了新时代环境下中国人民的心声，和对已走过风风雨雨百年历程的中国共产党的感恩、崇敬之情。接下来，作品第二段由女声合唱率先娓娓道来，以温暖纯净的音色唱出人民心底的诉说。在进入第三段后，姚峰转而写出战斗性的曲式，以复调卡农的手法唱出了坚定昂扬的主题。对此，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中央音乐学院博士袁利军评价称：“原曲中以‘连珠炮’式的短句所表达的歌词内容，在此改以更加立体和丰满的方式表现了出来……给听者带来一种‘不吐不快’的情绪张力，仿佛将听者置身于那一烽火连天的往昔年代，感慨我党在那风华正茂的时光所做出的伟大抉择。”一直以来，姚峰擅长将共产主义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党史及深圳发展史等有机融入音乐艺术作品。来深23年，他曾创作出《又见西柏坡》《迎风飘扬的旗》《我生在1978》《祖国，深圳对你说》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此外，从去年开始，他还在音乐党课中，用经典主旋律歌曲带领党员干部们用艺术重看党史，感受信仰的力量。在这个科技、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主旋律歌曲？姚峰表示，所有歌颂真善美的歌曲都应称为主旋律歌曲，会让人们在歌唱中自然而然迸发出势不可挡力量，增强信念，激励前行。而作为深圳音乐文化的参与者、同行者，姚峰始终在提醒自己来自人民群众，应始终秉持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姚峰表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不仅是思想性、艺术性和群众性的统一，也是党和人民共同交出的答案！（转自读特，作者：深圳特区报记者 张锐）（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寻找光明记忆》之黄氏大宗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急速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重要载体。正是因为城市化进程加速，广大中小城市、小镇、农村被裹挟进去，实现了成为城市一员的梦想，享受到电梯、楼房、电气化、宽敞马路、公共交通、现代教育、八小时工作制、城市公园、图书馆、抽水马桶、电视、网络等城市文化，这无疑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成果。与此相对应，农村、小村镇本身也迅速城市化，上述城市生活内容在这些传统社会区域出现，渗透到农民家庭生活之中。但是，这一双向城市化进程在增强中国人幸福感获得感的同时，也导致许多区域出现乡村出现大肆拆建导致传统建筑被破坏，乡村凝聚力下降导致名门望族离散，古老祠堂、戏台、传统节庆、婚丧嫁娶及其礼俗仪式等，逐渐失去了影响力。这一趋势引起了许多文化学者的忧虑：如何在这一进程中保留和发展农村、小镇、城市区域文化传统？使之与现代生活和现代文化相融合，即使不能够找到相融合的途径，如何留给二者各自的生存空间？深圳市是高速发展的中国现代社会典型，从改革开放之初到今天凡四十余年，就从当年的小渔村、小村镇发展成为中国最具现代性的超级大城市，在很多方面具备后工业社会的特色，它的科技创新、现代设计、集群加工生产和文化娱乐产业等，成为中国最前沿领域。也正是在这一现代化甚至后现代化的发展背景下，在相当长的时期，人们认为深圳缺乏文化传统，它只有现代、后现代文化这一层面。曾几何时，一组体裁别致的短小文章在《宝安日报》连载发表，后结集出版，记录着在深圳这一超大城市背后的小城镇、小村落的前世今生，从街区、住房、祠堂、墓地、族群、宗族、姓氏、老人口述故事、生活方式、家常小吃、民俗风习、农场、工厂等等，作者以亲历者身份访问村镇所见老者、长者、老板、村童，走访着城市化劫后余生的老屋、祠堂、墓地、碉楼，给读者打开了深圳的文化深一层土壤，特别是深圳市光明区这一后发展的城市化新区和高科技发展区，获得了后发展的文化优势，有识之士们在开发、建设的同时，拥有着对在地文化传统的高度重视和充分尊重，他们采写的这一系列文章，向建设者群体敞开了在地的传统文化胸怀，推动政府和社会多方面关怀关切现代科技社会与在地文化传统和睦共处的方式，关怀关切来自天南地北的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当代建构，这是可贵的深圳人敢于创新的又一举措！这种关注在地族群和区域文化传统、同时关注现代社会和文化的视角，这种谋求两者并存甚至相互融合并驱的情怀，值得后发展地区多方面重视，是现代化进程中带给中国文化学者和社会学学者的前沿课题。在深圳进行了一次短暂的文化调研，有幸认识了这一组文章的主创者陈瑛（深圳市光明区文联主席）和作者们，他们表现出的文化情怀值得尊重，他们提出的现代生活与文化传统共存的思考、显示出来的对文化传统的珍视，值得推荐给全国关心这一领域问题的民间文化工作者，有鉴于此，我们选取其中几篇短文，组成一个小系列，通过民协公众号转发给大家，希望对全国各地城市化进程中建设者和文化学者有所裨益。——邱运华不论深圳如何发展，到今天为止，光明新区总像一个特殊的角落。和深圳市内相比，它还缺少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缺少令人眼花缭乱的琼楼玉宇。这里布满着曲径通幽的小巷，布满着一群群悠闲自在的居民。在这里漫步会发现，光明新区还很像一块原始的大地，呼唤着远方的游子回归，呼唤着一个个没被污染的黎明与黄昏。沈从文先生曾说“惟其单纯，反而见出伟大”。我不敢说光明新区有多么伟大，它的单纯却是触目可见。譬如前面说过的几个麦氏宗祠，它们虽然蒙上了岁月的风尘，却给人一种家园仍在的亲切，似乎只要回头，就能看见一个逝去时代的背影。和麦氏大宗祠相比，这里的黄氏大宗祠又给人一种生活仍在静静流连的感受。黄氏大宗祠位于新区的最东边的大顶岭山脚下的迳口社区。我们前往时，沿路只见古树、农田、老宅、池塘等组成一幅多姿多彩的田园风光美景图。我们来前便已知道，迳口是深圳历史文化遗产和绿化生态保留及保护得最好的社区之一。沿着乡野小径逐步深入，目力所及，无不充满质朴之美，在青山绿水间，野趣天成。我忍不住再次怀疑，这真的是全国闻名的经济发展的特区深圳吗？它实在太像一个被人遗忘的乡村了。似乎也只有在这样的地方，从它泥土中生长的记忆才不会褪色。榕树头（赖远美提供）在迳口社区入口，迎面可见两株百年老榕树，当地人将它叫做“榕树头”。凝望这棵树，我不由就想起我童年之时，那时居住的地方就和这里差不了多少，我那时居住的巷子口也同样有这么一株高树。每到夏夜，宿舍的老人便在树下摇着扇子乘凉，或者拉家常，或者围着下棋、谈古论今，我们这些孩子就在巷头巷尾四处游戏。事实上，“榕树头”这三个字也时时在勾起这里老一辈的许多回忆，迳口的高老伯说：“以前的农村，一般都会在村口种大榕树，‘榕树头’就是村口的象征了。”在迳口旧村的村口位置，两棵茁壮的大榕树稳稳地矗立着，枝繁叶茂，干径粗壮，给人以饱经风霜、苍劲古拙之感，一看就是百年老树的“气场”。这的确正是我最渴望感受的。“气场”究竟是什么？我觉得不能按辞典的解释来给它下出匆忙的结论。就我此刻的感觉来说，气场就是一种记忆的弥漫。它在我们周围的空间波动。有气场，就会有吸引人停留的东西。大树底下好乘凉。说的也就是大树带来的气场。迳口旧村村口的两棵大榕树，也便是居民们聚会的场所，更是老村民找回乡情最好的落脚点。树底下一位八十岁的老人对我们说，在他小时候，这棵榕树就已经很大了，两棵树的树龄至少一百多年。我留意观看，两棵高大的细叶榕树枝叶扶疏，虽然已年过百岁，依然生机勃勃，榕树细长蔓延的根部清晰可见。榕树下乘凉的居民谈起榕树都特别动情，一位归侨女士笑着说：“这棵榕树可以说是一种象征，当时外来人都不知道村口在哪里，但是只要一提‘榕树头’，就知道了。”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虽然大家都不清楚两棵大树是什么时候种的，居民都很自然地将它看作是自己精神的一种寄托，“我们没事就来这里乘凉、聊天、下棋，以前村里有事就会聚在‘榕树头’商量、开会，甚至过节也会在树下烧香祭拜。”老人深有感触，两棵古树见证着径口的发展，它们是旧村的根。老人都希望政府能为这两棵美丽的古树“上牌”，好好地养护起来，继续为大家撑起“保护伞”，造福后人。被“榕树头”吸引，不代表我们就忘记了此行目的。我们终于到达黄氏大宗祠门口时，我的确有种心惊之感。它历时八百年，应该是如麦氏大祠堂一般古老和凋敝了。事实却恰好相反。这座始建于元代末年、迳口的标志性建筑、深圳地区最古老的宗祠之一，几经毁坏，又经多次修葺，至今仍保存完好，它是黄氏家族在光明开山种地、繁衍生息的历史见证，八百多年的岁月刻进了宗祠的一砖一瓦。维侧堂（赖远美提供）我仔细观看它，占地面积该有两百平方米吧，五米多高的木质大门威严庄重，给人一种肃然起敬的感受。门前黄氏大宗祠几个阳体大字虽历经沧桑，仍光彩夺目。门口楹联“祖德永垂千秋盛，宗枝长衍万代昌”则写出了当年修建宗祠者对家族兴旺的美好愿望。迈步进去，内分大堂、祭室和休息室。宗祠按广府宗祠风格建造，红墙黛瓦，挑檐画壁，庄严肃穆。雕梁木柱做工精美，屋顶、门前雕刻的飞禽走兽与人物栩栩如生。据说，当年黄氏族人用最好的材料建造宗祠，用最美的图画装点宗祠，都是为了光宗耀祖。在进去后的“维侧堂”的大梁上，高悬着三块牌匾，一块是“钦点御前侍卫府”，另两块是“旨赏戴蓝翎”。红底黄字，气势不凡。显示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偏远村庄，在清朝年间曾出过两名文官和一名武官——光绪二年，黄保全任御前侍卫；光绪二十二年，黄镜光和黄鹏骞任常戴蓝翎。我的确有点恍惚。多年以来，总觉得深圳是一座没有历史、只有经济的新型城市。在国人眼里，它的发展不过短短三十年。但人的以为往往是种错误。不熟悉深圳的人会忽略，深圳作为特区的确只有三十年，但它在成为特区之前呢？它不是凭空而来的一座城市，更不是从天而降的一块土壤。有土壤就有人的栖居，有人的栖居就必然有属于它的历史。深圳的历史的确漫长，光明的历史尤其如此。我们在采访中得知，黄氏族人祖籍福建，自元代后期从福建迁入光明迳口，在当地开荒种田。宗祠用以供奉黄氏祖上先人灵位，记载黄氏历代名人和贤人，让后人祭祀参拜。直至今日，每年重阳节的前一周，村里的黄氏族人都会举行祭祀活动。而家族中谁家新添了男丁，来年的春节就在祠堂祭祀厅点一盏油灯，添灯仪式后，男丁可记入族谱。村民在黄氏大宗祠参加选举活动（光明办事处宣传文化办提供）和其他地方一样，黄氏大宗祠同样见证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在革命战争年代，黄氏大宗祠曾是东江纵队麦敬堂的团部驻地，部队在宗祠前休整练兵。迳口、圳美、楼村、黄江等地都有青年参加东江纵队，革命队伍不断壮大，后与国民党的部队在迳口平火垄和马石迳打了两仗，成功地阻击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据说，东江纵队北撤前，麦敬堂团曾与国民党徐东来部王文光团在迳口进行过几次激烈的战斗。迳口平火垄一战，从下午四点打到晚上八点；而马石迳一战的时间更长，从早上八点一直打到晚上九点，战斗十分激烈，双方都有伤亡。历经八百年风雨，黄氏大宗祠挺过战火纷飞。然而，因尚无有效书面材料证实大宗祠的历史，这里无法评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点不能不令人感慨。不过，我最惊讶的还是，这座宗祠和麦氏大宗祠最不一样的地方是，经过修葺后，它已经焕然一新。其实记忆的东西很难翻新，一座建筑翻新后是不是还是原来的建筑呢？表面上看，当然是。但所谓翻新，也就是覆盖了记忆和岁月。岁月永远不会重来，往日的辉煌也好，没落也好，都只可能在发黄的书卷和经历者的记忆中仍栩栩如生。我其实也注意到，不管祠堂修葺得多么新，却还是除了陪我们进来参观的之外便无他人。我不由想，这是不是也意味着今天的黄氏后人渴望给先人一个干净的环境，让他们回家、让他们找到曾经的归宿，找到一种继续生活的渴望？ ——摘自《寻找光明记忆·新城旧事》第一章 姓氏与宗祠（转自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邓一光《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深看12张“深圳切片”

3月28日上午，作家邓一光最新中短篇小说集《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在京发布。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邓一光从不同的角度深度解读了这部小说集，并围绕主题“切片深圳，折叠人生”，与文学评论家潘凯雄、孟繁华、李壮、现场读者共同探讨城市生活的价值与城市写作的维度。多家直播平台同时进行现场直播。用12张“深圳切片”展现出深圳城市风貌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发源地和经验样板，也是全球化在中国大陆的缩影。邓一光居深十余年，书写了50余篇“深圳系列”小说，不仅改写了深圳文学在人们眼中的成见，更被当作“现象级”城市写作。十年前，龙华还是尘土飞扬，城中村、工厂云集的“关外”，如今它摇身变为龙华区，从“福田后花园”变成了“深圳北中心”。邓一光这部以“龙华”为题的小说集，细数了深圳改革开放以来的飞速发展与巨大变迁，更书写了在时代进程中的个人故事。本书分为三辑，第一辑为“重生”，第二辑为“梦境”，第三辑为“隐秘”，共收录12篇作品，用12张“深圳切片”展现出鲜活的深圳城市风貌。其中，中篇小说作品《你可以让百合生长》，获得获首届柔石文学奖中篇小说金奖、第三届郁达夫小说奖中篇小说奖；《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获2011年度中国作家优秀短篇奖，《深圳在北纬22°27′-22°52′》获《人民文学》2011年度短篇小说奖。“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既是本书收录的一个篇目，又为本书的书名，当中有何独特的内涵？当天发布会伊始，面对主持人李雷的提问，邓一光毫不掩饰对这个书名的喜爱。他表示，龙华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开端，很多大型工厂最早在广东落地的时候就是落在龙华，能够在龙华这样的地方跳舞，是表明现代化在个人身上得以实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邓一光曾经去过位于龙华的富士康参观，“站在这个地方看到工人上下班的时候地皮在抖动，几万人进、几万人出”，这是邓一光极为深刻的感受，“在那样一个工业化快速积累、快速生产、快速建立的时候，人们容易在这样的组织或者机构里面消失掉自己，他们如果要找回自己的生活，很大一个原因是要找回情感。”邓一光介绍，书中《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这个故事是讲在都市化进程中，人们能不能找到自己的情感。大工厂里面的工人“怎么在自己每天十几个小时制式化的工作之后来宣泄年轻人的能量，以及自己的苦闷，甚至未来的希望，这是惊心动魄的”。那么，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是什么？邓一光直言，其实读过这个故事以后大家就知道没原则。“我们从一个文明形态进入另一个文明形态的时候，我自己也是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我们很多人是从乡村、从村镇、从三四线城市到一个大工业城市里面，原来支持自己的成套的文化系统，比如道德、价值观、血缘这些东西不在了，不在以后什么东西能在工作打拼、人际关系、追求未来生活的过程中给自己以支持？我们还是需要伦理，还是需要价值观，需要认知，这些东西里面有一个‘原则’，就是什么东西我能做、什么东西我不能做，我向往什么、阻止什么。”邓一光表示，在一个大工业环境下，尤其是我们面对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样一个重大转型的时候，从一个封闭的大陆走向整个世界开放的时候，个人也是在这个环境中的一个产物。所以，我们原来的“原则”不在了，要建立新的原则。“但是新的原则是什么？这个故事没有给，它没有原则，因为来不及建立，尤其是作为个体建立原则更为困难。”呈现出深圳打工群体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这本小说集《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中，邓一光像波德莱尔漫游巴黎一样观察深圳，在他的笔下，有修车工人、流水线工人、保洁工人，也有问题少女、瑜伽教练、音乐老师、高级技术人才。一个个普通人的真实故事，构成了深圳这座城市的众生浮世绘。在潘凯雄看来，虽然这本小说集涉及到的只是12个场景、12张切片，但是它们把深圳创业时期那些最底层的新移民（新移民中好多是来自欠发达地区）的艰苦、心理煎熬、心理转变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12个作品有12个视角，邓一光从小的切口展示深圳40年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从内容角度来说的一个特点。“我觉得一光是特别类似奈保尔这样的作家，也就是说，他的长篇、中篇、短篇都写得好，这样的作家在中国并不多见。”孟繁华认为，邓一光敢于书写底层打工者各种各样的苦闷，通过一些丰富的细节来表达深圳打工群体的生活状态。这种关注的目光，这个注意力表明邓一光对底层群体充满了同情。但是这种同情当然不是廉价的同情，里面也有批判。通过一些具体的细节，他把深圳这座城市里的打工群体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呈现出来。孟繁华也赞同邓一光的看法，认为现在我们的“原则”、价值观正处在一个构建的过程当中。他指出，特别是像深圳这样的移民城市，城市文化还没有构建起来，大家带着各种各样的原乡记忆来到深圳这座明星城市，各种各样的文化碰撞和交融会形成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文化，多种不同的可能正在逐渐构建出一种深圳文化，但这种文化是什么？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我们现在的城市文学之所以不发达，包括现在写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生活的文学作品，成功的很少，原因在哪儿？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城市文化没有构建起来，它们和纽约、伦敦、布拉格、彼得堡这些城市不一样，这些城市有相对稳定的城市文化，通过几百年的发展城市文化构建起来。而深圳只有四十年的历史，或者说中国改革开放才有40年的历史，社会转型之后，过去的文化经验变成我们的文化遗产，它在当下的生活里不具有支配性，新的构成支配性的文化正在建立当中。所以，每个人充满了迷茫、困惑，这和我们的价值观正在构成、城市文化生活正在构成的过程中密切相关。”孟繁华强调，这种迷茫、困惑及其复杂性，在邓一光的12张切片里面得到非常充分的反映和表达。“可以说，在这样一个时段里，一光的这本书代表了当下城市文学，特别是转型过程当中城市文学写作的最突出的特点。其实在北京、上海、广州也都一样，我们看到的书写这些城市的小说，虽然跟深圳的生活并不完全一致，但是那里面充满的困惑、矛盾和痛苦是一样的。这个过程我们必须要承受，现代性未必是最好的，但是比较当中我们别无选择，我们一定要选择现代，难道我们退回去吗？我现在对很多书写乡村，写村里那点事的作品，我看了之后就头疼，村里那么好你们怎么不回去？那是回不去的，乡村生活是只可想象不能经验的。”在孟繁华眼中，田园牧歌、袅袅炊烟、纯朴生活、小河流水，是属于乡村美学，但是今天我们进入现代之后，倘若还用乡村构建出来的美学来描述和体会我们的当下，这是不相匹配的。“现在我们讲很多乡愁、原乡，我可以理解，但是我绝对不能同意回头。邓一光在这些小说里面所呈现的那些生活细节和情节，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苦痛，有各种各样的不满足，但是他们绝不回去。”对当代人的精神幽微之处拿捏非常准确出生于1989年的李壮，从小生活在城市里，由于这种意识已经成为一种常识，有时候恰恰自己不太那么注意，所以他直言《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这本书唤醒他对城市的认识，召唤回他生活在城市的许多感受。他特别提及读到《我们叫做家乡的地方》这篇小说里面的一处细节，主人公“我”的哥哥从夜总会出来，“哥哥手里握着一支金属材料拐杖从腥红的夜总会大门里一瘸一拐出来，就像一块被巨大的患了水肿的肺咳出来的异物，有些伤感，有些不耐烦。”李壮分析说，这处细节看上去是特别形象的描写，其实细品有玄机，不是“哥哥”把自己咳出来，而是肺把他咳出来，肺活了，它的语境指的就是夜总会，而夜总会背后是巨大的城市及其系统，我们每个人都像是被咳出来的东西，“被巨大的患了水肿的肺咳出来”的东西，“我”我不再是主体，城市是主体，它操纵这一切。“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真切的感受，我们每人可能都会有这种感觉，城市生活看上去很便利，它延续着我们从人文主义诞生以来的让人活着更舒适的文化传统，但是某种意义上，我们都变成城市的一部分，不是‘我’活着，而是‘我’在城市活着，‘我’以城市的形态活着。城市是一个巨大的经济运转系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变成里面一个齿轮。但跟齿轮不一样的是，齿轮没有思想，我们有思想，我们知道自己被迫运转。这种状态在哪里最集中？可能就是邓老师写到的深圳，这样高度精密化的运转，那种高速度奔跑的生活，在这样的语境里面的体验尤其突出。”李壮认为，邓一光对当代人的精神幽微之处拿捏非常准确。跟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漫游者”不同，邓一光感受到的不再是震惊，而是恐惧和焦虑，这两种情绪在他的小说里经常出现。“一个人孤独活在疯狂运转的机器中，这可能是今天城市生活的精髓，尤其是在深圳这样前沿的、极端性代表了今天社会运转的城市里。邓老师写出了这种感受，能写出这种感觉的作家在今天并不多。”发布会上，邓一光还谈及他对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看法。在他看来，短篇的命运感很强，他觉得不能拿理性处理短篇。而长篇缺了理性不行，长篇必须是具有自觉的理性精神，才有可能去做好长篇，否则的话堆的就是字数。“我们现在大量的就是在堆经验，这是肯定不行的。但是短篇不是。为什么说我的短篇风格不确定，就是取决于我当时这个人生病没有、我兴奋不兴奋、我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或者我接触这件事情想表达的时候是灰色的还是明亮的，甚至我当时喝了酒没有、吃了药没有，等等，跟这些都有关系。文学能够给我们留下的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不是我们读了一个故事，而是我通过这个故事在我的经验中能不能找到共振，甚至修正我对生活生命的一个看法，这是必须要有某些东西存在的。”邓一光认为，长篇首先是结构，不是经历。“很多人经历特别好，你拿出来以后很快就没了。是什么东西让我们在传统文明和未来文明中间找到一种方式？我们的时间轴怎么加上去？你必须要有结构出现。”邓一光还表示，自己的长篇都不是写当下生活的，如果写就得花几年时间。目前自己暂时没有长篇小说创作计划。“因为我现在年龄很大了，它就决定我能够写的时间不长了，当然说不定我80岁以后还能写，但是这个很难说，我不相信这一点。所以我必须尽快把我能写的写了。”（转自读创，作者：读创/深圳商报首席记者 魏沛娜）（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15岁深圳女孩原创歌曲点击量破300万！

最近，一首名为《SHE》（女孩）的原创英文歌曲在网络上疯传，短短几天时间，这首歌曲的点击量就超300万次。有不少网友都在感叹：“这创作者实在是太有才了！”有人发现，发布原创歌曲视频的博主原来是在一个在深圳读中学的女孩！先来听听这首歌，光听前奏就已经让人很上头。<`nosource src="/files/Attfile/20210329/6375261051959566643958173.mp4" type="video/mp4">▲宣宣自制《SHE》MV15岁初中女孩突发灵感，原创歌曲火了 原创歌曲《SHE》的创作者，就是今年才15岁，在深圳艺术学校读初中的宣宣。宣宣说，上周在学校上课时，她脑子里突然蹦出了一段旋律，于是趁着灵感来临之际，她拿起歌词本开始构思副歌的四句歌词。放学后跑回家后，只用了不到半小时，就写完了这首歌。
<`nosource src="/files/Attfile/20210331/6375278711120879495993373.mp4" type="video/mp4">
▲视频：宣宣自拍vlog，讲述歌曲是如何诞生的。宣宣：灵感来源于我看过安妮海瑟薇演的一部电影，叫《穿普拉达的女王》，那个时候我就突然想到，电影主人公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然后我就想写这么一首歌。短短几天 点击量超三百万宣宣说，这首歌取名为《SHE》是因为她想通过这首歌，来表达女性的力量不可忽视，而从突发灵感到作词作曲和声演唱都是她在短短几天时间内独自创作出来的。在3月19号那天，她就将这首歌曲通过视频的方式发到了网络平台上面，很快这首原创歌曲就得到了网友的肯定，点击量迅速破300万。到目前为止，宣宣创作的歌曲已经有二十多首！宣宣：现在为止一共创作了有20多首，我是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创作的，就是特别想记录生活，然后把一些看到的写下来，就慢慢去摸索 就学会了作词作曲。从小热爱音乐 专业课练完又自学宣宣说，在小学一年级时，她就开始接触小提琴。由于自己热爱音乐，她还自学了吉他和钢琴。现在她能自己原创出20多首歌，也离不开学校老师平时给予的帮助，以及父母的支持。学校为支持学生创作，搭建多元化平台其实在深圳艺术学校里，像宣宣这样喜欢原创歌曲的学生不在少数。深圳艺术学校是深圳唯一一所专业院校，汇聚了众多人才，曾培育出李云迪、陈萨等一批享誉国际的艺术人才。目前学校内共有12个艺术专业，涵盖音乐、舞蹈、美术、表演等。学校为了支持学生的创作，还在校内搭建了多元化的平台。黄启成（ 深圳艺术学校校长）：根据学生的爱好，我们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平台。我们学校的一些沙龙，学生可以把他们的想法，在沙龙会上实践交流，搭建这样的平台来锻炼学生。 以创新实践为理念，力争为深圳培育更多人才黄启成表示，接下来学校将围绕创新、人才、实践等理念，培育出更多的人才。除此之外，今年的6月11、12号，全国各地的艺术院校，也将汇集深圳，举办一场文化盛宴。 黄启成：因为大家都知道，深圳是先行示范区，那么学校一定在教学质量上，真正做到先行示范区的艺术文化示范，培养出更多有用的、服务于社会的人才。（转自深广电第一现场，作者：第一现场、壹深圳客户端记者：莫谨榕、林春）（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贺绍俊：南翔中短篇小说阅读散记

贺绍俊
南翔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开始写作。八十年代被称为当代文学的新时期，这是一个强调理想和激情的年代，文学担当着匡正社会的思想责任。这一时代特征也典型地体现在南翔的身上，因此他是一位充满理想也具有社会担当的作家，他的写作生涯至今已有四十年了，这四十年社会发生着巨大变化，南翔的人生也经历了种种变迁，但无论如何变化，南翔始终没有放弃身上的理想和社会担当，这就构成了他在文学上的一贯性。在南翔的人生经历中，九十年代末由江西迁到深圳应该是他的文学创作的一次标志性事件，因为深圳的思想文化氛围更有助于他发展自己在思想上的优势，从而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我记得《女人的葵花》这本小说集就是收录了他到深圳后写的九篇中短篇小说，当时我读到这本小说集后，还专门写了一段话：“南翔的小说很好看，也很耐读；他可以在不同的时空里展开想象，而最终又都凝聚于思想性和文学性，这得益于他的学院气质、民间情怀和南方立场三者的完美结合。”现在看来，我这一段话还是抓住了南翔小说的一些基本特征。其一我说他的小说很好看，是因为南翔注重小说的故事性，他很会讲故事，也善于讲故事。但他并不满足于讲故事，或者说讲故事并不是他写小说的目的。他的目的落在思想性和文学性这两点上。他的小说叙述其实就是在做一件事情，努力去挖掘故事里面包含的思想性。而且他所要表达的思想也不是浅陋的、公共化的思想，而是有着一定学术积累的思想。毫无疑问，他的这一突出特点与他身处深圳有着密切关系，一方面深圳的开放和包容更加激活了南翔的思想，另一方面他成为深圳大学的一名教师，浸润于校园丰厚的学术氛围之中。从这个角度说，南翔属于比较典型的学者型作家。所谓学者型作家，不仅在于其小说的思想主题具有明显的学术基础， 而且还在于作家的小说叙述会受到学术思维的影响，并在小说写作中会有较明确的理性意识和明确的写作目标。在我看来，南翔所设定的是一种社会政治的目标，他关注社会人生的命运沉浮，他的小说往往在社会政治如何影响和干预了人生命运和人性变异的方面着力，以文学形象表达他对社会问题的见解。南翔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上用力最多，中短篇小说也最能体现南翔的独创性。我一直踊跃着阅读南翔的中短篇小说，在这方面也有不少阅读体会。作者著述有意思的是，南翔四十年来始终活跃在当代文学前沿，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他的中短篇小说几乎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佳作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我们又很难把南翔归入某一个潮流和类型之中。且以《女人的葵花》中的小说为例，其中有两篇小说《我的秘书生涯》和《辞官记》都是写官场的，但南翔并没有像一般的官场小说或反腐小说那样热衷于揭露官场的复杂性和险恶性。《我的秘书生涯》通过一个优秀秘书如何败在了一个熟稔权力与人情交易秘诀的女人的故事，揭示了官场规则与潜规则之间的微妙关系。而《辞官记》的故事核心则是一个博士竟被一段少年时期饥饿的悲惨记忆阻碍了他的仕途，这个看似荒诞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官本位意识在当代社会是如何发酵变异的。显然，无论是在主题的确定上，还是在叙述的诉求上，南翔的这两篇写官场的小说都迥异于我们从大量官场小说中获取的共同性。事实上，南翔对当代文学的现状和趋势非常了解，他不是那种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完全书写自我的封闭型作家。他也善于吸收新的讯息，他的小说世界是开放性的，比如他最近在总结自己的创作经历时，曾把自己的创作归纳为三个维度：“文革”/ 历史、环保 / 生态、底层 / 弱势。这三个维度的确是南翔在创作中重点关注的内容，其实这些内容也是我们社会以及文学界十分关注的内容，比如底层、生态等，也曾经一度成为创作的热点。这也许说明一个问题，南翔作为一名具有强烈社会意识的作家，始终对社会热点充满了敏锐的感知，也必然会在他的小说中体现出来。但他在文学创作中又对同质化和流行化保持警惕，因此即使选取了同一类题材， 他也非常注意与这类题材中所呈现的共同倾向保持距离和差异。比如底层基本上是南翔小说的出发点，他在小说中多半讲述的是底层小人物的故事，但我注意到批评家们在评述底层小说时几乎很少提到南翔的这些写底层小人物的小说，我想这完全是因为南翔的小说并没有采取当时流行的底层小说的叙述套路，也没有刻意强调底层的主题诉求。生态问题逐渐成为全球性的首要问题，自然也越来越受到作家们的关注。南翔作为一名思想敏锐的作家，也加强了小说中关于生态的分量。比如《哭泣的白鹳》《来自伊尼的告白》《消失的养蜂人》等小说就属于具有明确生态意识的小说，小说涉及物种衰减、环境恶化等突出的生态问题，但这几篇小说又与那些刻意标记为生态小说的小说不一样，那些刻意标记为生态小说的小说往往有一种过度宣传生态的毛病，而忽略了生态问题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复杂性。南翔这几篇小说都是将生态问题与社会问题搁置在一起来写，写出了生态问题的复杂性。比如《消失的养蜂人》从构思上说就很特别，是以养蜂的生物学知识来结构小说的。虽然有些地方也看出南翔试图在反思生态问题的思想层面用力，但他并没有在生态话题上过多地展开，而是任由情节的复杂内涵弥散开去。在小说的结尾，养蜂人阿强突然消失，作者给读者留下了一个无解的谜。这个谜提示人们，还有一个“生态”在困扰着人们，这就是不良的社会生态。阿强虽然能成功地把中蜂和意蜂混在一起养，但是他无法克服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当他发现很可能会卷入矛盾中时，他的一切努力都可能会报废，所以他不得不悄悄离开。当然南翔在这篇小说中并没有揭露这个社会生态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使得阿强悄悄离开，他实际上是在小说结尾设置了一个谜。他希望读者能依据自己的经验去解答这个谜，我们的社会生态在很多方面都出了问题，其中任何一个小问题都有可能会让处于弱势位置的养蜂人阿强难以承受。也许应该从学术思想的一贯性来理解南翔的小说创作。南翔的小说写作首先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写作，这种写作是建立在一贯的思想立场和认知背景上的。他的思想立场和认知背景概要地说，可以归结为具有民间色彩的自由主义思想。我认为，南翔是在以小说这一载体不断地表达他从自由主义思想出发对历史和现实所作出的评判与臧否。因此，南翔所说的三个维度并不是三条互不关联的平行线，而是相互交错、相互补充从而统一于自由主义思想上的一个完整的艺术王国。南翔似乎也将这一写作姿态视为自己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应有责任。他有一篇小说《表弟》仿佛就是在表白自己的这一心境。《表弟》的社会容量非常密集，读者能够从这篇作品中看到作者对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政治风云变幻的历史把握，作者也揭示和批判了当下社会权力与资本结合的现状。最具反讽意味的是，南翔让“我”做了一个扳手腕的梦， 表弟输了以后要再来一次，禄禄却抢白说，你们一家，既有运动员，又有裁判员，还讲我不公平？在小说中，禄禄可以说是权势寻租的形象，“我”则应该是知识分子形象。禄禄固然是一个值得批判的对象，但南翔也不放过作为知识分子形象的“我”，或许从这里可以感觉到南翔的一种难得的自我警策，他显然不满于一些知识分子自视清高而对社会所作的不负责任的批评，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不可能摆脱物欲世界的纠缠，你必须把自己摆进去，才能真正担当起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作为一名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南翔对于中国百年来的历史进程有着清醒的认识，也就是说，他的历史观是清晰的，他对历史和现实的价值判断保持着一致性。他曾接连写过一批反思历史的小说，这些小说结集为《前尘：民国遗事》《1975 年秋天的那片枫叶》《抄家》，这些小说虽然讲述的是民国、“文革”历史时段的故事，但叙述的锋芒分明剑指现实。正如他在《抄家》一书的后记中所说：“对于历史，尤其是发生不远且迄今或深或浅，仍在影响我们的思维与生活的历史事件，可以有不同评价、看法乃至思想交锋，亦可以有不同角度、不同阶段、不同学科、不同方法的研究与呈现。但硬要找出一些恬淡、温馨与优容，来辩说与粉饰一场大灾难，实非我能接受。”因此南翔写历史不是单纯地为了忆旧，而是抱着匡正现实的明确目的。同样的，南翔书写现实时也不是呈现一个平面化的现实图景，而是在面对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和现象时，都会从历史演进和延续的角度去进行评判。因此他的所有书写现实的小说，都具有深厚的历史感。且以《老桂家的鱼》为例。这是一个发生在深莞一带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发生地既不是充满现代感的高楼大厦，也不是透着珠光宝气的酒吧咖啡厅，也不是风情万种的沙滩浴场。它是西枝江边的一处尚未开发的荒芜处，这里零零落落住着一些靠打鱼为生的人。也许说他们住在这里并不准确，因为他们没有房子，一条船就是他们的家。如小说的主人公老桂，当年曾是农村最先觉悟者，他摆脱即将崩溃的集体所有制，到水上跑运输，却赶不上社会的突变，竟然再也回不了陆地，只能在一条船上赖以为生。有一个细节读来让人心酸。老桂在他一家生活的船上钉了一张铭牌，上面写着的“大岭山”是他曾经居住的地方，可见他魂牵梦绕般地希望回到家乡，回到陆地上。小说截取了老桂在船上的最后一段经历。虽然拖着衰弱的病体，却仍不得不出去打鱼。回来后一病不起， 最终“死在破败的大船上”。南翔在深圳发现了这样一个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像老桂这样生活在船上的渔民，“在这个城市里，他们没有户口，没有社保，也没有医保。或许可以说，他们的生活，随着潮汐变化而变化。”南翔意识到，西枝江上的那些破败的船不得不说同样是深圳现代化进程中的产物，是现代化带来的问题。为了表现这一现实批判性，南翔在小说中专门设计了一个电视台记者去采访破败渔船的情节，记者们采访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老桂们的生活困顿，而是因为旁边的高档住宅里的居民们投诉，这些破败的渔船“严重影响市容和干扰居民生活”。终于政府出面要求这些渔民“限期搬迁”，这些渔民彻底清除后，西枝江边确实发生了变化：“堤边新修了绿道，新植了绿柳， 江面愈发空阔了。”单独看这几句描写，是一种诗情画意的味道，但在我们读到前面关于老桂一家的艰辛故事以及老桂的死之后，再读到这几句诗情画意的描写，便会产生巨大的反差。南翔并没有停留在对现实的批判上，也就是说，他并没有简单地把老桂家看成是现代化的代价而问责于现代化，而是从历史层面去探究老桂悲剧的成因。老桂当年也是一名回乡青年，还当过民兵营长。也就是说，他们在上一个时代是可以正常生活甚至很体面地生活的。老桂既不懒惰也不愚笨，为什么改革开放后反而越来越陷入窘困呢？这让我想起了过去我们反复接受的教育：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当年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治国之本，自然一个阶级的欢笑就是另一个阶级的痛苦。改革开放带来了新的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观完全从今天的社会里消失， 因此即使今天社会经济大大发展了，但依然会存在阶层固化、社会不公等问题。《老桂家的鱼》的深刻之处就在于，我们不能再犯历史曾犯过的导致阶级固化的错误，现代化在解决“破败的船”的时候，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让船上的“老桂”们从破败中摆脱出来。南翔的《绿皮车》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篇小说。这篇小说完全将历史与现实打通了，从情感上说，既有岁月的缅怀，也有对现实中的温情与善良的礼赞。而从理智上说，南翔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的兴衰，强调了任何事物的进步都有得有失，因此在历史进步的喜悦中也要警惕我们是否丢失了有价值的东西，整篇小说充满着历史辩证法。绿皮车是代表计划经济时代的十分典型的“物”，绿皮车行进在祖国的大地上，曾是当年诗人们最爱歌吟的意象，但到了今天，动车，高铁，和谐号，这一系列的高科技和加速度，足以把绿皮车挤出列车的轨道。但南翔的这篇小说并不是为即将被淘汰的绿皮车唱挽歌，而是在提醒人们，在欢呼高速度的“和谐号”取代绿皮车时，不要忘记始终陪伴着绿皮车的老工人们，以及由绿皮车营造出的特定的生活方式。《绿皮车》里的老工人把一生都奉献给了铁路钱，《绿皮车》具有一种绵绵的怀旧情愫，我以为《绿皮车》最出彩的地方，就是通过这种怀旧情愫，缅怀了在绿皮车这一特殊空间所营造出的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哪怕今天社会发展速度再快、经济再繁荣、物质再丰富，但是南翔强调，我们不应该随便改变人们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方式。在绿皮车里，人们享受着慢节奏的生活，在慢节奏里人性得以充分展开，人们也自得其乐。但出于经济考虑，我们只想到列车的提速，就把这种慢节奏的生活环境毁掉了，而那些习惯了这种生活环境的人就会无所着落，他们哪怕得到的物质再丰富，可能也不会感到幸福的。《打镰刀》是南翔 2020 年发表的一篇小说， 在新冠疫情期间，我关闭在屋子里，得到了这篇小说的电子版，小说洋溢着明快的调子，一扫因疫情积压在心上的阴霾，将我从封闭的空间带到了艳阳高照的广袤田园。最后我想着重说说我读这篇小说的体会。南翔是一位胸怀很博大的作家，他的小说哪怕书写一个普通的小人物，或者讲述一件很平常的物事，总是要透过人物或物事放眼悠远的时间和广袤的空间。他着眼于现实生活， 却对现实中的变化具有特别的敏感，他从现实的细微变化中打探到历史与文明演化的脉搏跳动。这一回，他注意到了乡镇铁铺店里悬挂在屋檐下的锄头和镰刀。这不过是农民最常用的农具，应该是每一户农家必备的物事。但似乎现在它们遭到了冷落，在这个铁铺店里被挂在屋檐下，没有人来光顾。关注锄头和镰刀的除了南翔还有一位美术学院的教授刘寥廓，他慷慨地将这些锄头和镰刀买了下来。但他买下来并不是要用其作为农业生产工具，而是觉得它们挂在屋檐下极其具有“艺术范儿”，他要把这些农具用在他的装置艺术中。这些作为农业生产工具的铁器给了他艺术灵感，他决定要打一万把镰刀，用这一万把镰刀创作出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南翔便是沿着这样一个小小的切入点扩展开来，讲述了一个打镰刀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他把现实中正在悄悄发生的变化凸显了出来，让我们感到了那些悬挂在乡村屋檐下的锄头和镰刀的分量。我们得承认，中国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是与世界性的全球化和现代化同步进行的，它覆盖了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等方方面面。乡村的变化之大也是令我们过去难以想象的。这一切也反映在文学上，我们的乡土叙述完全不是半个多世纪前占据主流的或者田园牧歌式或者荷锄挥镰式或者鸡犬之声式的叙述，因为如今的乡土叙述已经不可能再面对一个封闭自足的乡村风景了，乡村与城市交织在一起，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触角已经伸向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在乡土小说中读到的是进城的农民工，或者是留守的老人和孩子，乡村的这些变化已经成了乡村的常态，因此《打镰刀》中所写的乡村同样也是这样一种情景，如鹰嘴山这个小村子的年轻男女几乎都出去打工了。但南翔要说的还不止是这些，他在大家都很熟知的这些变化之外，发现了还有一种变化，这就是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由此南翔便带大家一起认识了小说中的两位重要人物：两个老铁匠，一个是张铁匠，一个是魏老伯，他们曾是打铁的老搭档，他们手艺好，打出的铁器远近闻名。但是他们打铁的火炉早就封炉熄火了，魏老伯也去照看儿子的果园了。也许这就是铁匠的结局吧，他们的手艺也就从此衰落，失去了传承。南翔从镰刀看到了一个非常严肃的文化问题： 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带来的是一种文明的衰落。是呵，在现代化高速发展的今天，高科技的工业化流程可以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最标准的包括镰刀等各种铁器，生炉打铁的小作坊在这种现代化强势的倾轧下甚至连苟延残喘的机会都没有了。其实何止铁匠，整个农业文明逐渐走向衰落，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打镰刀》以一个小场景的故事触碰的是这样一个关乎大文化的坚硬问题。我很欣赏南翔面对这一文化问题所采取的姿态。农业文明衰落的现象其实是当下文学一个比较热门的书写题材。我也读到过不少写农业文明衰落的作品，作家们面对这一现象时似乎更偏向于做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为衰落的文明唱挽歌，却往往无视在一种文明衰落的同时还会有一种新的文明在冉冉升起。而无论是旧文明的衰落还是新文明的升起，都不应该忘记最根本的一点：人类是文明的创造者。因此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首先必须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这才能保证你对文化的认知不会出现偏差。南翔就是一位严肃的人道主义者，即使面对社会变迁、文明兴衰这些关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重大问题时，他也秉持着一位作家的人道主义立场。在《打镰刀》中，正是人道主义精神给一个涉及文明衰落的沉重故事带来了亮丽的色彩。张铁匠和魏老伯是文明衰落的直接承受者，也许他们会有一种失落感和被遗弃感， 但南翔并没有刻意去渲染他们的失落感，相反而是真实客观地写他们能够坦然接受现实，同时，南翔又以非常体恤的心情去小心地叩问他们的内心感受。如写到两位老人重新开炉生火时的兴奋劲，“炉火是一个引信，同时点燃了两个老手艺人遥远又切近的记忆，伴随着叮叮当当的锤打声，两人默契的动作便是昨日的对接和延展，一点点生疏也无，一点点遗忘也无， 一点点迟疑也无。全都是熟门熟路，是认真的手艺，也是认真的把玩。那种熟练与利落，像飞瀑一样流畅，完全举重若轻，根本觉察不出这是两个古稀之年的配合。炉火不时映现在两个人的脸上，雕刻出两尊铜像，却富于色彩和线条的变化”。这是充满敬仰的抒情文字，也渗透出一丝对于逝去文明的惋惜。当然，当张铁匠看到一万把精心打造的新镰刀在展览中被全部做成锈迹斑斑的旧镰刀时，他心情特别难受，南翔此时也只能无奈地让刘教授耸耸肩地暗想等以后再慢慢来解释吧。南翔的人道主义精神不仅体现在他对张铁匠和魏老伯的定位和描述上，而且尤其体现在作品的整体构思中。南翔将农业文明衰落的现象与农村年轻男人找对象难的现实串在一起来写，这是一个很好的构思。当然，这两件事情本来就有关联，乡村的凋败自然就导致了大量乡村女性逃离乡村， 但南翔并非要探究这一社会问题的根源和解决的办法。他要写的是，即使在这样的困顿现实中，爱情也会要寻找到宣泄的渠道。于是我们在小说中看到，在彬彬的召集下，一群年轻男女都来帮张铁匠打铁，打镰刀的现场成了村子里一个少有的热闹现场。在挥汗出力的同时， 青年男女们的青春荷尔蒙得到尽情的释放。连张铁匠都说：“你们男男女女在一起，这么些日子好好相处，都给我擦出几点火花来。真能结成几个对子，那就比我赚几块辛苦钱更开心。” 而年轻人则调侃道：“两个老倌子也作兴是老树发芽，枯木逢春咯！”小说就是在收获爱情的惊喜气氛中结束的，彬彬终于捅穿了观念习俗的阻隔，可以理直气壮地与倩倩谈婚论嫁了；而藿香则大胆地追到了与刘教授的爱情。一个乡村大龄胖妞能与离婚的城里教授牵手则是一份令我意想不到的惊喜。尽管这一惊喜在前面的叙述中铺垫得不是很充分，但我完全可以理解南翔的用意：无论世事如何变化，无论文化如何沉浮，爱情却是永恒的。打镰刀打出了爱情火花，也就会让我们能以一种辩证的方式去面对农业文明的衰落，也许打铁今后真的只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了，但我们的爱情仍然会在新的土壤上绽放得更加鲜艳。作者简介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文艺报社常务副总编辑，《小说选刊》主编，现任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辽宁省作协副主席。2014年以来，主要著作有《文学的尊严》《建设性姿态下的精神重建》《批评双打——八十年代文学现场》《当代文学新空间》《汪曾祺及里下河派小说研究》《中国中篇小说年度佳作》等15部，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上发表论文180余篇，其中中文核心期刊50余篇。其学术著作和文章曾获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学术奖、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奖成果奖（第六届）三等奖共计6项。（转自南方号）（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日出东江》：致敬红色滚烫的岁月

3月19日，“湾区主旋律文学与红色文化传承——《日出东江》”出版研讨会在深圳举行。活动中，来自深圳、惠州的多位专家学者和评论员，就《日出东江》的创作意义和内容进行了热烈讨论。该活动由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海天出版社和惠州市文联共同举办。《日出东江》是一部由深圳作家田粟创作、海天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旨在向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献上一份特殊礼物。据了解，该作品以抗日战争为背景，以抗日救国为主题，故事以寻亲为主线，讲述阿好、阿蝉、顺女三个5到11岁的小女孩，因日军侵华战争，与家人失散，各自所经历的不同遭遇。小说塑造了刘胜、郭趸、毕罡、鬼手、桂婶等一批有血有肉的普通百姓，他们心系国家民族命运，饱含家国情怀，坚持长期抗击外敌，最后在共产党东江游击队领导下，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取得了彻底的革命胜利，警醒国人勿忘国耻、牢记历史、珍惜和平。深圳市文联专职副主席、党组成员张晋文表示：“《日出东江》讲述的是发生在东江流域的红色历史故事，惠州与深圳同属东江流域，同饮东江水，小说讲述的正是我们自己的红色历史故事，作为大湾区框架之下的惠州和深圳联合举办“湾区主流文学”研讨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为湾区文艺交流与合作开创了局面、树立了范例，希望深惠两地文艺机构和文艺工作者能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合作与交流，为促进湾区文化艺术的繁荣与发展做出贡献，以文化促进经济，助力湾区建设。”故事源于生活，创作结合虚实《日出东江》是一部历史文学作品，它以虚实结合的方式开展创作。在历史事实大框架下，抽象创作出了其中众多的小说人物。研讨会上，田粟表示，《日出东江》创作灵感来自于现实。“主人公阿好和阿婵都是现实的人物，书中寻亲的情节讲述的正是她们的故事。特别是阿好，她凭记忆在广州找回失散的家人这个情节基本是原封不动地来自现实。”其次，作为深圳本土作家，田粟对东江纵队抗日事迹尤为感兴趣：“故事的大背景，东江纵队抗日事迹，尤其营救文化人士这块，历史上也是有的。作为广东人，东江纵队是我们的骄傲，是巨大的历史财富，更是我们的精神源泉。” “他们是处在那个历史时代里无数中国人的生活、遭遇和思想的浓缩，我正是通过刻画这些抽象出来的小说人物来衬托那个时代，体现东江纵队的爱国、救国运动，以及对中华民族抗日战争革命运动的贡献和意义的。”田粟说道。情节跌宕起伏，可读性极强研讨会上，专家一致认为，该书故事情节跌宕、柳暗花明，语言简练、引人入胜，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较高的历史、文学价值。惠州市文联主席、党组书记安想珍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这本书作为红色文化传承的代表作，极具先进的时代性。同时，其接地气的叙述方式，又富含可读性和趣味性。“在大历史的动荡下，其实是一个丰富而生动的民间世界，那是一个个小历史的组合，作家田粟在《日出东江》中提供了可以感觉、可以触碰的历史。”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副研究员刘洪霞在活动中表示，“这种民间性的表达，仿佛为作品插上了翅膀，具有很强的故事性与可读性。《日出东江》中塑造的民间世界不仅具有传奇性，更有丰富的细节性，岭南地区民俗元素舞狮子、渔灯舞比赛的加入，以及当地百姓与日军比武，更加证明了历史场景的真实。”在海天出版社编辑部主任胡小跃眼中，本书很好地将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起来，通过真实可信的人物，反映出了湾区一带的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革命胜利的过程。“我觉得红色题材尤其要讲究艺术，并不是说题材重要就可以忽略艺术标准。《日出东江》用了很多地方色彩的语言，这是很好的一个特点。我有幸编过田粟老师两部作品，发现他的创作热情非常高涨，生活节点很丰富，艺术灵感和文学想象力也很丰富。就像这本书，书中有两条主线，一条是正面抗日，另一条是侧面反映；一条是充满阳刚之气，悲壮大气。另一条是情感细腻、悲天悯怀，充分说明了抗日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三个主要思想致敬沸腾的岁月而在田粟心中，他更想通过这部作品表达三个方面的主要思想。一是体现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刘胜等人早年加入义和团爱国救亡运动，一度寄希望于当时的清朝政府，结果其轰轰烈烈的护国运动却被他们所维护的腐败王朝与侵略者联手绞杀了。作为义和团运动的幸存者，刘胜等人在东江流域西岭村隐姓埋名，后来又把抵御外敌的希望寄托在了军阀和国民政府身上，甚至是寄托在了搞封建迷信的慕容聪身上，结果不仅再次让他们失望，还差点搭上了他们的身家性命。直到他们遇见了一支活跃在东江流域的共产党抗日队伍，也就是东江纵队，他们才又重燃了希望，找到了真正的出路，并最终实现了救国之愿，彻底打败了侵略者。二是告诫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阿好、阿婵、顺女，几个幼小的女童，她们本应在父母亲的怀抱里享受父母的呵护与温暖，但她们的家却被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炸得粉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铁蹄将她们与亲人冲散，使得她们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落得了被贩卖、被欺凌的境地。三是和解与和平是全人类共同的心愿。小说中，一个遗留在中国的日本老兵，在被救助后，自愿选择留在了这个曾经被他们伤害过的国家，用自己的劳动回馈这个国家和人民，这对他是一种救赎，而对中国人民而言，却是一种宽恕。这是历史的潮流，也是两国人民由衷的希望和选择。作品中的这种和解的精神不仅体现在中日两国之间，还体现在民族内部矛盾化解之中。作品中陈村百岁长老福荣叔临终时，对陈村与西岭村过往恩怨所发出的感叹——兄弟阋于墙！就是典型的范例。在此，我们衷心祝愿世界和平，海峡两岸早日实现和平统一。“除上述三个主要内容外，作品还埋下了一个伏笔，用来比喻当时中日两国的战斗力和民族性。这个伏笔就是刘胜、郭趸、毕罡、鬼手等人与日本战俘小野的比武，以及阿婵与遗留在中国的日本老兵的搏斗，通过对他们较量过程中胜负反转的描述，映射出了两个国家内核的差异：日本狂妄自大，意图先发制人，急于求胜，但却后继无力，从而注定了他们的失败；中国人民含蓄、谦让，不主动挑战，但却隐藏无穷的潜能，做到厚积薄发，后发制人，从而注定了胜利最终必定属于我们。”田粟激动地说。【读特+】作者田粟，本名廖建明，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深圳市民间艺术家协会理事、深圳市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个人已先后出版《暮春》《葫芦记》《追逐纯粹的人》《小龟传奇》《山脚下的女人》等长篇小说。《葫芦记》获2020年广东省第九届民间文艺著作奖三等奖。（转自读特，作者：深圳特区报记者 焦子宇）（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真实的城市，想象的生活

英国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詹姆斯•伍德一针见血地指出:“小说家感谢福楼拜，当如诗人感谢春天。他的小说为现代现实主义小说提供了参照，暗示了好小说的普遍特点—生动鲜活的细节，高超的观察能力，沉稳中立的感情，对生活真相的揭示，自我的影子有迹可循又无影无踪……”^① 读完吴亚丁先生的两部长篇小说《谁在黑夜敲打你的窗》和《出租之城》，一部话剧《剩女记》，涉猎过他的若干中短篇小说，我认为，他的小说无疑具备了好小说的诸多特点。他是爆发式的写作，午夜之后，独自坐在桌前，一落笔便洋洋洒洒数千字，这让很多文字工作者羡慕，包括我。我必须把自己关在安静的房间里，关闭手机，打开电脑，慢悠悠地编织词句，稍有干扰，便写不出东西来。他听说我住在罗湖，在东门附近租了一间办公室做书房，便约了时间过来瞧一瞧。他是本区作家协会主席，又是写小说的文学前辈，我自然欢迎他来。七八年前，我在深圳大学文学院读研究生时，作为一名文学新手，便开始向他主编的《罗湖文艺》杂志投稿，挣到一些稿费，得到很大的激励。偶然的机会，在师父南翔教授的办公桌上，看到他那时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出租之城》，稍加翻读，便觉有趣，契合年轻人的生活。本想将该书顺走，或者向师父借阅，其实借阅，从不归还。可是看到扉页上的笔迹，应该是师父先读，还要写书评的。我只好把书乖乖放回办公桌上。我一直都对能写长篇小说的作家分外敬佩，虽然很多老师经常说短篇小说其实更难写。我觉得长篇小说是一位作家才学和定力的集中展现，两者缺一不可。反之，我向来对流行的微型小说或“闪小说”不看好，短短两三百字，文学含量毕竟有限，能写出什么来呢。初夏的一个晚上，他约我一起到东门一家饭馆小聚。他善饮，啤酒的话至少要喝两瓶，最好是冰冻的。养生家言，吃海鲜时切忌啤酒，他却喜欢鱼与熊掌兼得，自称体检时身体各项指标却正常，十分得意。每人喝了两瓶啤酒，他提议到不远处我那小书房看看。那栋办公楼一到四层是卖布的商铺，晚上九点多的时候都收了摊，只剩下遍地的垃圾，老鼠、蟑螂也开始行动了。老城区的旧楼就这样，好处是租金低廉，市民生活气息浓郁。一进门，他就四处观看书架上的书，几分钟便浏览了个大概。他对我说，你看书比较杂，古今中外的书都有，门类不局限于文学，这很好。很多写作者最不愿意别人参观书房，怕别人知道他读什么书。我说自己倒没有什么忌讳，随便看。虽然毕业了，我还自以为是个学生。在著作等身的文学前辈面前，我确实是个学生嘛。他让我坐在书桌前，摆出一副平时读书的样子，他好拍照，说是等我将来成名了，他拍的图像资料意义就重大了。小屋面积不到十平方米，书籍又占据了大半空间，所以显得十分拥挤。他说书房不在于大小，小书房也能写出好东西，其实作者有间书房，无论是买来的租来的，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尤其在深圳。我毕业后辗转各区，终在罗湖安下心来，准备扎根此地，觉得罗湖作协的风气不错，这缘于作协主席本人便是小说家，自然重视本区作者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的创作。吴亚丁牵头组织了一些实实在在的文学活动，作者得到实实在在的帮助和好处。比如举办会员的文学研讨会，召集大家写评论，讨论的都是严肃的文学话题，作协提供经费支持，各自欢喜。跟他在罗湖区有了交集，有幸得到他重版的著作，才得以窥见他的创作风貌。随着他以往著作的再版和新作的不断推出，我乐意读到他更多的作品，乐于领略他文学创作的全貌。一、在想象的城市建构真实的生活 在改革开放以来书写深圳的长篇小说中，吴亚丁先生的《出租之城》是绕不过的存在。在近年兴起的深圳都市文学浪潮中，多是对一些已有题材和范式的重复，没有根本意义上的创新，时下流行的一些主题和内容，很多元素可在这本出版于十多年前的《出租之城》中找到对应。从某种程度上说，《出租之城》写尽了城市书写的文学经验，是一本难以超越的深圳之书。从北方到南方，从死气沉沉的内地城市，到朝气蓬勃的海滨特区，人们的心中势必经历着剧烈的震荡。这本书的主人公叶蝉并非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恰恰相反，他在经历过成功之后繁华落尽，现实处境甚至比一无所有还要糟糕。但在精神层面上，他宛如与靡菲斯特遨游世界后的浮士德，看破了人生起落的把戏，个体生命与这座城市融合一起，“他城”变成了“我城”，完成了理想主义维度的蝶变，这无疑比世俗成功更加可贵。叶蝉跳出了成功与失败的约束，精神进入了一个诗意的“美丽新世界”，所以他在小说的结尾仰望天空，寻觅着青儿健硕通灵的灰鸽子。城市还是那座城市，在叶蝉的眼里，却变得跟从前不一样了。“我们搭上一辆公车，来到傍晚的罗湖区的人民南。西边最后一抹斜阳，将余晖笼罩在整个街区。每一扇玻璃窗都闪烁着柔和的光芒。”他由衷地感叹，生命中最可珍视的，是生命与生命的认同和尊重。魂飞天国的初恋情人黛黛，不知所踪的恋人陈旎，还有若即若离的青儿，叶蝉生命中的女人一个比一个美好，一个比一个神秘。这座城市有的是年轻的生命，加上快节奏的生活，难免肉体冲动感情迸发，在灵与肉混杂的时刻，叶蝉心中对女性的诗意审美始终占据着至高无上的位置，远非“拜金女”所能指涉。他无疑是一位深谙女性心理的男作家，这在他新近出版的五幕话剧《剩女记》中得以充分体现，留到本文第三节分析。叶蝉经商失败之后，身无分文，精神恍惚，幽灵一样游荡在熟悉又陌生的城市，却感悟到人生的真谛，在生活的废墟上盛开鲜花，在人生的谷底完成自我救赎。由此可见，勇闯深圳的并非只有追名逐利之徒，还有高举梦想大旗的理想主义者。美国创意写作学教授托马斯•福斯特曾说，“如果说传记或历史的目标是要再现其主体的客观现实，那么，小说的目标就是要展现其客体的主观真实。”^② 显然，吴亚丁的《出租之城》呈现的则是关于深圳的主观真实，是深圳生活素材的内在化。他的兴趣显然不是再现一个真实的深圳，而是创造一个新的深圳，一个叶蝉、陈旎、唐爱国、马绝尘等人物栖居其间的深圳，一个小说意义上的深圳。小说中出现的国贸大厦、罗湖等地理坐标和现实存在，不过是小说家施展的障眼法，服务于想象中的城市和虚构的人物。不过，虚构的人物面临着都市生活中真实的危机和困境。这也正印证了关于虚构文学的一句诗“想象的花园里有真实的蛤蟆” 。^③二、呈现深圳人的心路历程与情感秘史奥尔罕•帕慕克在评价康拉德、纳博科夫和奈保尔的小说时曾说，这些作家都曾因设法在语言、文化、国家、大洲甚至文明之间迁移而为人所知。离乡背井助长了他们的想象力，养分的吸取并非通过根部，而是通过无根性。深圳作为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深圳作家的小说创作也呈现出帕慕克所说的特点。在这座独特的城市，作家几乎都是背井离乡，却在此处安居乐业，找到了第二故乡，或者说文学意义上的故乡，真正意义上的故乡。吴亚丁先生的长篇小说处女作《谁在黑夜敲打你的窗》，便呈现出这样的精神气象，主人公岩桐背井离乡孤身闯深圳，与其他的漂泊者相遇，历经爱恨情仇，直到把他乡作故乡。他在后记中毫不避讳地说，这本书更为倾心关注的，是这座移民大城市在新旧世纪之交，一群青年男女隐秘激荡的生活史和情感史。诚然，在他的笔下，深圳是一座香艳且暧昧的城市。笔者阅读所及，很多深圳作家致力于表现改革开放的奋斗故事，执迷于将深圳塑造成一座淘金的城市，改变命运的城市，始终跳不出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圈套。他的小说则致力于深圳人的心路历程与情感秘史，无疑是更高维度的文学表达。“她她”、石榴、妮妮、鹿儿……那些精灵一样美丽优雅又难以捉摸的女孩出没在这座城市，与岩桐相遇，有的擦肩而过，有的如胶似漆，有的藕断丝连，有的人琴俱渺。“她她”是吴亚丁先生着墨最多的一位女孩，她与岩桐邂逅于西藏，偶遇在莲花山，还在许许多多的地方碰见，让他忍不住赞叹，上帝啊，世界真小。鲁迅曾说，作家就是要剖开自己的内心给人看。吴亚丁先生就是如此，他在小说中表现出极大的坦诚，对自己的内心毫不避讳。岩桐与“她她”偶遇在莲花山，看到她身边的孩子，便猜测她已结婚或是单亲妈妈，内心敲起退堂鼓。作为作家自我投射的岩桐，所做所想，皆体现出小说意义上的真实，艺术维度的真实。他在叙述的时候，超越了中国传统文人无比伦比的“道德感”。如果在情节设定上，岩桐哪怕对方是单亲妈妈也要追求，试图体现一种高尚的爱，则坠入了虚伪，丧失了这种真实。三、中短篇小说的精心营构从首部长篇小说《谁在黑夜敲打你的窗》到《出租之城》，吴亚丁先生的小说创作一发不可收，呈现出起步晚，爆发力强的态势。除了长篇小说，还有大量中短篇小说面世，近年来，陆续有《一九七五年的大雪》、《柴火》、《一头猪的私奔》、《眺望英格兰》、《书香门第》、《桫椤镇》等多篇见诸专业文学期刊，其中《少年的江上之旅》尤为独特。《少年的江上之旅》是一篇离婚题材的小说，有着别具匠心的结构。离婚题材老生常谈，尤其在离婚率颇高的深圳，这篇却在旧题材的废墟中开出了新奇的文学之花。开篇是第三人称叙事，一对刚刚办完离婚手续的男女在车站送别远赴北京上大学的女儿，女人交给男人一个装着一篇文章的纸袋。那篇名为《少年的江上之旅》的文章，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构成了小说的第二节。这一节的内容至关重要，以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形式记载着女人对男人的感情变化。这种形式增强了小说的艺术真实性，同时丰富了小说的棱角，打破了传统小说线性叙事的单一模式。男女相爱，无非是爱上了自己制造的幻象。女人年轻的时候，爱上的是那位表面羞涩内心奔放的男人，那个去长江漂流渴望飞翔的少年。可是，两人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男人没了少年时代的情怀，成了庸众中的一员，女人也不再是喜欢逗笑的女人，成了一名歇斯底里的泼妇。“在这个世界上，一个男人，既不能当官，又不会赚钱，还有什么用处呢。”女人的嘲笑可谓句句锥心，声声见血。漫长的婚姻之旅，在女人心中留下的只是寥寥几个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画面，婚姻的虚无震撼人心。笔者认为，小说的叙事，将男人与女人的纠缠写好，才有俗世红尘味，人间烟火气，才有趣味和看头。这篇小说的另一特质就是写出了男女关系的微妙变化，入乎其中出乎其外，站在一个较高的“上帝视角”审视红尘，观照人情，审判人性。男人是有些平庸，可是女人的价值观在世俗化和体制化进程中的异化更是触目惊心。显而易见，分道扬镳已成必然，正如文中所说，万事万物，各行其道。当然，这里不是歧视女性与物化女性，随着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女性拥有了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能力，恰恰是女性主体性的表现。小说在该结束的地方结束了，留给读者震撼与回味。这篇小说在结构上与我所读到的他的其他小说皆不同，应该是他对小说形式的崭新尝试，在“怎么写”上下了功夫。身为罗湖区作协主席，他常说，我看重的是能不断地写出新东西来的作家。这其实反映的是他自己的创作观，也是他公务繁忙之余创作出大量文学成果的奥秘。四、用戏剧探索都市男女的内心风景吴亚丁先生是典型的文学多面手，不仅擅长小说和散文，还投身戏剧作品的创作。他自称，早在少年时代，已然情迷戏剧。他阅读了大量中外经典戏剧作品，其中不乏莎士比亚、契科夫、贝克特等经典剧作家的杰作。在写作小说之余，他想圆自己由来已久的话剧梦，于是，五幕话剧《剩女记》面世了。俗语云，三个女人一台戏。在南方的一线城市深圳，三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故事在剧中徐徐展开。吴亚丁先生以小说笔法写剧本，人物性格在言行举止中渐进式呈现，这种迥异于大多数话剧人物出场定型的设计，拓展了可供鉴赏玩味的空间，增添了文学色彩。三位女性剩下来的原因主要是其性格，梅烟烟过于理想主义，苏彩霞难以摆脱回忆的幻象，徐菁精明过度耽于物质享乐。梅烟烟、苏彩霞和徐菁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她们皆为事业有成的知识女性，并且都是大龄单身女郎。在剧中，三个女人和白宫咖啡馆的海归老板杜西蒙之间展开了追逐厮杀的感情游戏。当然，三个女人为了获取主动权，既有相互揭短的角力，也有并肩作战的团结。在这个缠斗的过程中，女人们各自在深圳的过往经历和情感世界得以呈现，一些曲折离奇的故事浮出水面。有意思的是，最终没有人终成眷属，三个女人依然是单身，就连看似占据选择权的杜西蒙也未能觅得佳偶。这样的结局设定提升了悲剧意味，可谓是整个话剧的画龙点睛之笔。这场感情大戏落幕之前，躲在角落里的不起眼的落魄作家周全走上前台，在台风前夕的沉沉夜色中叩问苍天，“最讨厌那位杜老板——杜先生了，一个道貌岸然的男人!怎么可能发现女人身上什么是最美？他完全不懂那些美好的大龄剩女们，真是暴殄天物啊。那么温柔可爱的女人，却无人理解和疼惜，怎能不独自伤怀呢？ ”这一幕让人想起莎士比亚戏剧《李尔王》在暴风雨中的终极叩问，不过周全叩问的不是争权夺势中亲情的疏离，而是金钱异化下爱情的缺失。周全是这本书隐藏极深的一个人物，在前四幕场景中皆是寥寥数笔，都是对着一台破旧笔记本电脑，点上一杯最便宜的白开水，安静地坐在咖啡馆一角。其落魄寒酸相，着实嘲讽了一把所谓的“都市文人”。但是，他担当着一个重要的观察者的角色，暗暗欣赏着咖啡馆上演的闹剧。随着时代的演进，原本传统的东方女性，婚恋观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极大变化。大概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读了易卜生的家庭剧《玩偶之家》，发出“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的追问。时至今日，无数的“娜拉”追求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各自的领域呼风唤雨，成了完全独立的新时代女性，甚至比一些男性更能适应社会。恰如梅烟烟所说，“我们的城市，还很年轻。这地方，旧人未离去，新人已潮涌而来。当然，城市是不老的，只有像我们这样的女人，一天一天，时过境迁，容颜变老。”这些女人，在女强人的外衣遮掩下，有着一颗颗渴求真爱的心。对爱情的追求和召唤，是文学永恒的母体之一。当太阳升起，当夜幕垂下，城市的舞台上，又在上演着怎样的悲欢离合？五、深圳都市文学一处绕不开的地标福楼拜在一封1852年的书信中写下一句著名的文学论断:“作家在作品中必须像上帝在宇宙中那样，无处不在又无影无踪。” ^④长篇小说《谁在黑夜敲打你的窗》中的岩桐，或是《出租之城》中的叶蝉，多多少少有作家本人的精神投射。从第一本长篇小说中的第三人称叙事，到第二本中的第一人称叙事，可以看出吴亚丁在写作长篇小说时的某种技术性嬗变。一般说来，使用第三人称写小说，更方便进行伪装，作家本人深深地藏于文本之后。第一人称则直接面对读者讲述故事，拉进了小说家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从《谁在黑夜敲打你的窗》到《出租之城》，他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叙述方式。他不再隐藏，以“老深圳”的姿态跳到读者面前，事无巨细地讲述自己当年勇闯深圳的故事。故事讲得肆无忌惮洋洋洒洒，甚至那些隐秘的情事与幽微的感怀都和盘托出，使得小说本身趣味无穷。在都市文学的创作中，老练的小说家一般对小说文本中的地名慎之又慎，如果为了迎合某种目的生硬地塞进几个城市地名，而对地点本身并无深切感情的话，势必适得其反，失了小说韵味，沦为某种旅游指南式的宣传文本。吴亚丁的小说中也有很多地名，湖贝村、国贸大厦、人民南路……贵在每一处都发生过故事，凝聚着深情。小说中的男女们在那些地点谈情说爱，畅想未来。怪不得有些读者读过小说，专门赶到这些地点寻觅鬓影芳踪，流连一番，再用现代的方式拍照打卡。他毫不避讳地说，自己的小说创作是主旋律写作，志在为深圳这座伟大的城市树碑立传。纵观世界文学史，主旋律作品一直是时代的主潮，奠定了一个时代的底色，当然，也有一些离经叛道的非主旋律作品在文学史上留下雪泥鸿爪。一些自命清高的家伙将主旋律等同于简单的歌功颂德，忽略了文学本身的艺术性，是一种极大的误读。著名评论家谢有顺教授在谈及中国小说与历史的关系时写道:“历史如果缺了细节，就会显得枯燥、空洞，而文学如果缺了历史的支撑，也会显得飘忽、轻浅，没有深度。中国的小说传统，终归脱不了历史这一大传统，小说不和历史发生对话，它就很难获得持久的影响力。” ^⑤从思想维度上看，他的小说有许多深刻与现代之处。主人公颇具女人缘，看起来情场得意风光无限，深入品咂，一种现代都市莫大的孤独感迎面扑来，如同一阵狂风，将读者卷入现实困境的漩涡中，引发诸多思考。很多时候，明明情投意合，却始终若即若离，难以真正走进彼此的世界。在《谁在黑夜敲打你的窗》结尾，岩桐的世界里没了那位屡次邂逅的“黑衣女子”，他却无意中在报纸上看到她的倩影。“手中报纸无声地滑落，然后散开……在带着海洋气息的秋风中，像大鸟展翅，撒着欢，飘向玫瑰色的远方。”他们可否有情人终成眷属，还是一个天大的未知数。《出租之城》中的叶蝉和陈旎也是天各一方，分属于两个再也无法相遇的世界。陌生男女可以随时在街角邂逅，想要靠近却难以靠近，这种现代都市的荒诞依然在今天的深圳上演，就像阿摩司•奥兹极力传达的“在一个不该孤独的地方存在着孤独”。我对吴亚丁小说的研读不断深入，我俩在现实中的交往也越来越多。我毕业之后，延续了研究生时代两点一线单调而充实的生活方式，徘徊于寓所和书房之间。这两地皆靠近他办公室所在的罗湖区行政管理中心大楼。傍晚时分，两人相约于周边饭馆酒肆，边喝边聊，十分快活。偌大的城市，地域太广，人员众多，爱好相似又能聊得来的却少之又少。推杯换盏之际，他常聊起自己曾经写下的小说，提及读过的诸多名著，常说如果可以读书写作，就是很快乐的生活了。我也谈起自己的现实处境和人生规划，他说自己是双子座，拥有活泼的内心，像风一样飘忽不定的念头。另外，他也鼓励我直面走出校门步入社会的艰难和恐惧，将他少年时代以来一直信奉的座右铭分享给了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他举手投足之间，畅谈文学之际，常萦绕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忧伤，这种精神气质正契合了他小说文本中的文学气质。在那样的一瞬间，我的内心似乎被闪电击中，一下子把现实中的他和小说中的主人公们贯通了起来。无论是《谁在黑夜敲打你的窗》中的岩桐，还是《出租之城》中的叶蝉，两人面对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总在虚构与真实之间游走，在忧伤与希望之间徘徊。恰恰是这种游离和不确定的状态，诉说着都市生活的本相，攀登着都市文学的高峰，成为深圳都市文学一处绕不开的地标。捷克著名作家赫拉巴尔曾说：“写作最重要是生活、生活、再生活。”吴亚丁也是一位注重生活体验，善于观察生活的小说家。他在接受报纸采访时说道：“对于深圳几十年来的变化，我并没有刻意去做记录和比较，我只是试图深入观察了解我现在看到的、感知到的、打动我的东西，然后描写它。当然不一定要方方面面都兼有。我只是用我愿意切入的方式。因为深圳是过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城市形态，我为什么不好好把这座城市当成一个写作对象呢？”由此可以看出，他对深圳生活情有独钟，笔端自然流溢出人与城融为一体的深情。但他不满足于仅仅担当“城市代言人”的角色，他有着更深广的文学野心。在国家提倡讲好中国故事的宏大语境下，作为深圳作家，自然要努力讲好深圳故事。深圳不仅是一座梦想之城，爱情之城，还是一座庇护城，天南海北的人们聚集于此，各种各样的故事时时上演，催生了异彩纷呈的深圳文学。
作者：欧阳德彬（2019年9月17日，2019年12月12日修改，2019年12月13日修改，2019年12月15日修改，2019年12月16日修改，2019年12月17日校正，深圳罗湖）
附注： ① 《小说机杼》，【英】詹姆斯•伍德著，黄远帆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第27页。 ②《如何阅读一本小说》，【美】托马斯•福斯特著，梁笑译，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4月出版，第45页。 ③《如何阅读一本小说》，【美】托马斯•福斯特著，梁笑译，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4月出版，第45页。 ④《小说机杼》，【英】詹姆斯•伍德著，黄远帆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第25页。 ⑤《小说中的心事》，谢有顺著，作家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第9页。参考书目：《谁在黑夜敲打你的窗》，吴亚丁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出租之城》，吴亚丁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剩女记》，吴亚丁著，文滙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小说机杼》，【英】詹姆斯•伍德著，黄远帆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小说中的心事》，谢有顺著，作家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如何阅读一本小说》，【美】托马斯•福斯特著，梁笑译，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4月出版。

深圳时间 | 其命维新：董小明的深圳口述

深圳当代艺术口述”是庆祝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四十周年“深圳时间——深圳当代艺术文献展”的一项重要内容，由深圳市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出品、《打边炉》提供专业媒体支持的专栏项目，包含纪录短片和口述文本两个部分。

灯火里的中国 心中荡漾的歌

2月11日，深圳原创歌曲《灯火里的中国》亮相牛年央视春晚。歌曲温暖大气，细腻优雅，触动无数听众的心弦，随之传唱大江南北。有舆论评价：“这首时代之歌感悟家国情怀，激扬雄心壮志，以‘深圳好声音’回应着人们对祖国的美好祝福以及对未来的欣然向往。”您的浏览器不支持 video 标签。塑造一首好歌，离不开优秀的词曲作家。《灯火里的中国》是由田地作词，舒楠作曲。田地是深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深圳本土词作家，舒楠是北京的作曲家，这两位实力大咖强强联手，为全国人民奉献了这首温暖人心、振奋精神、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
从家到国的真情流露“诗歌合为事而作”。田地坦言，他创作这首歌的初衷是为了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深圳音乐素有“每逢大事必有歌，每到节点必发声”的优良传统，在深多年的他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形成一种使命感，要在重大节点发出深圳的声音。同时，深圳是改革开放后党和人民一手缔造的崭新城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一张白纸上的精彩演绎。作为这一奇迹的参与者、见证者和受益者，有必要创作一首歌曲讴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如何避开传统的作词线索，从深圳的视角出发创作这首歌，田地思考了许久。最后，他在深圳灯火辉煌的街头中找到了灵感，想到了这首歌的开头第一句“都市的街巷已灯影婆娑”。置身这片灯火的想象中，他联想到灯火中许多人的面孔、脚步和神态，联想到了欢乐社区、远山村落，联想到全国各地尽是一片灯火通明、光彩闪耀。正是这些温暖景象，汇聚成“灯火漫卷的万里山河”，构成了“灯火灿烂的中国梦”，展现出在灯火之中流光溢彩的复兴中国、强大中国。多种音乐元素精美融合《灯火里的中国》先是在央视“2021新年音乐会——扬帆远航大湾区”中首演，后又入选今年央视春晚。一首歌能够两次出现在央视舞台上，田地认为歌词方面有几个原因。一是理念上创新。歌曲在创作上另辟蹊径，从百姓日常生活场景切入，以小见大反映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以来领导中国取得的成就。二是时代性突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他在主歌部分用“远山的村落火苗闪烁，渐渐明亮小康的思索”展现了时代画卷，表达了发自内心的喜悦。除此之外，“追梦”“初心”“中国梦”也是复兴路上的关键词，充满了时代感。三是内容接地气。他强调，“写作一定要有烟火味道”，歌词里有人间烟火味的情节和场景，老百姓才可置身其中，才能感受得到，才会引发共鸣。“现在的中国确实值得每个中国人骄傲地活着”。美妙动听的旋律也是这首歌成功的重要因素。田地主动联系舒楠为歌词作曲。他与舒楠在创作采风活动中结识，对舒楠作曲的《不忘初心》印象很深，认为舒楠能进行“主旋律的青春写作”，创作出洋溢青春气息、更符合当下年轻人审美的歌曲。此外，张也和周深的精彩演绎、央视导演团队对舞美的大胆创新，也有可圈可点之处。正是在大家的合力之下，这首歌得以成功“出圈”，跨越无数边界，走进天南地北、千家万户。主旋律创作的深圳表达40年来，深圳音乐事业与特区共同成长，深圳原创歌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等主旋律歌曲与《月亮之上》《丁香花》等流行歌曲精彩纷呈，群星灿烂，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刷新了人们对主旋律歌曲的认知，也改写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叙述。在去年市文联参与主办的深圳原创歌曲40年历程回顾与发展研讨会上，全国权威专家就给予深圳“主旋律创作的深圳现象”“原创歌曲的先行示范”的高度评价。对此，田地认为，深圳原创歌曲创作已形成一种现象，深圳的创作者们要坚持走自己的路，保持主旋律创作贴近人民的先锋性。越是贴近人民，越能够引起人民的共鸣。深圳的主旋律创作应该立足于讲好深圳故事。讲好深圳故事就是讲好中国故事。舒楠表示，他了解到《灯火里的中国》在抖音上的总播放已突破6000万次。这首歌受到这么多人喜欢，让他非常高兴。深圳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深圳音乐还可以在音乐形态上进行突破，探寻更让年轻的观众喜闻乐见的音乐形式，来获取年轻人的心。获取年轻人就是获取未来。他认为深圳需要写更多让年轻人耳熟能详的歌，就应慢慢地往流行音乐上也多走走，让年轻人有更新的音乐形式歌唱，有更多形式歌颂这个美好的时代，歌颂我们的美丽深圳，歌颂我们的改革开放，歌颂我们的中国。《灯火里的中国》是深圳原创音乐事业发展的缩影。多年来，市委市政府在政策上扶持、资金上支持，积极整合优质音乐资源，鼓励、支持深圳音乐工作者创作出更多精品佳作。市委宣传部、市文联等宣传文化部门以及各区区委区政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通过举办系列有影响、高水平的音乐活动，达到聚人气、揽人才、重原创、出大作、铸品牌的目的，推动深圳原创音乐在全国先行示范、走在前列，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征程万里风正劲，精神抖擞奋向前。在新征程的起点，站在改革开放潮头的深圳音乐工作者必将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发扬“三牛”精神，努力创作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音乐精品，更加用心用情用功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撰稿： 林典立 供图： 欧岳琦视频来源：2021央视春晚（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与时代同行

为中国喝彩。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中国vs日本女足比赛，图为中国队获得冠军时球迷喝彩瞬间，2011年。王文舵摄优秀的作品是有灵魂的，作品的灵魂是作者灵感与现实生活瞬间碰撞的火花。阳丽君（以下简称阳）：你曾从事过九年的美术教育，那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摄影的呢？王文舵（以下简称王）：我1985年随父母来到深圳，1989年7月深圳教育学院师范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深圳宝安宝城小学任美术教师，其间，还曾就读并毕业于深圳大学设计艺术专业（大专）、华南师范大学美术教育专业（本科）。在做美术老师的第一年，为方便收集美术素材，我萌生了买一部照相机的想法。我的想法很快就得到了父亲的大力支持，1989年12月，他给我买了我的第一部相机，自此，我开始了学习摄影艺术的历程。次年，我参加了深圳摄影学会举办的“深圳摄影新星大赛”、第三届中国特区摄影艺术展览和“富士胶卷杯”全国摄影十杰年赛等活动，其中15幅作品入选、获奖，并获得了1991年“深圳摄影新星”称号，这极大地激发了我对摄影的热爱和创作热情。在美术教学中，我创办了摄影兴趣班，吸引了很多小朋友前来学习摄影艺术，时年，摄影兴趣班成为我美术摄影教学的亮点课堂，很多小同学在全国、省、市青少年摄影比赛中获奖。1993年，我当选“深圳市首届十佳青年教师”，这对我也是个极大的鼓励，就这样，我对摄影的兴趣在不知不觉中变得越来越浓。阳：你当时获“深圳摄影新星”的作品是什么内容？王：那时候我主要关注的是深圳的城市建设。20世纪90年代初，深圳经济特区正处于城市基础建设快速发展的时期。那时候，我经常骑单车往返于家和学校，在我的必经之路上，深圳宝安机场建设得如火如荼，我被那种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吸引住了，于是多次走进建设工地，用相机记录了当时机场建设以及工人吃饭、生活的场景，《拓荒牛》就是当时拍摄的。自从喜欢上摄影以后，我便一直在用相机作画。早期，我的作品以风景、城市建设为主，审美的基础也源于美术，因此，在拍摄中总是会不自觉地以美术的眼光、绘画的语言去摄影，这一特点也体现在我现在的人文题材中。车水马龙，福田竹子林，1991年。王文舵摄拓荒牛，建设中的深圳宝安机场，1990年。王文舵摄刘伟（以下简称刘）：你的许多作品形式感很强，这是否与你学习美术有关？王：确实是。因为学习美术，所以，我崇尚绘画主义摄影，摄影理念也遵循简单的法则、注重美术视觉、注重删繁就简，认为越简练的素材越有视觉冲击力，越是简单的色彩越有艺术感染力。比如，一个元素重复、叠加就会产生形式感，因此，在我的画面中有成百上千的人出现时，我会用美术的语言将画面统一起来，构成独特的美感。此外，我也会不断地吸取和借鉴诗词、书法、音乐等艺术门类的营养和内涵。深圳是一个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生活在深圳，我用绘画的语言、文化的观念表现现代的深圳，目的是要寻找心中的视觉音符，在传承中探索，在继承中创新。刘：你认为摄影艺术创作离不开哪些因素？王：首先，艺术创作离不开灵感。优秀的作品是有灵魂的，作品的灵魂是作者的灵感与现实生活瞬间碰撞的火花。李树峰老师经常讲，看与见其实是辩证关系，看不看得到，看到了是否有触动，在影像的“场”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其次，艺术创作离不开观看的方法。我们的观看、创作经常会经历“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的不同阶段。我的创作始终坚持从原点出发，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回望原点，因此，我的许多摄影观念不乏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理念的靠拢。比如，《庄子》寓言第二十七篇讲了一个关于“得道的阶段”的故事。颜成子游对南郭子綦说：自从我追随老师学道以来，第一年心如野马，第二年才开始收敛，第三年心无挂碍，第四年混同物我，第五年大众来归，第六年通鬼神，第七年顺乎自然，第八年忘去生死，第九年大彻大悟。只有顺应自然的本性循序渐进，才有可能提高认识自然的感悟能力。我们学习摄影的过程也应这样，不能急躁，更不能浮躁。我在学习摄影的过程中，对摄影艺术的理解慢慢深入，但惯性思维也越来越多，只要坚持对自己的作品在不断否定中去伪存真，并积极学习新思想、新观念，才有可能与时代同行、与时代同步，因此，摄影艺术永远在路上。再者，我始终认为艺术作品要有灵魂，没有灵魂的作品就没有生命力和传播力。然而，怎么才能产生灵魂？我认为作品的灵魂就是文化内涵、闪亮的人文精神和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摄影创作需要始终坚持深入生活、融入生活，才能感悟生活，此外，还需在创作中不断提炼、创新，才能捕捉住稍纵即逝的灵感。它是感和应、看与见的辩证关系，灵感是因，灵魂是果，种什么样的因，得什么样的果。人的思想就像种子一样，收获怎样的果实乃依自己播下的种子而定。当我们遵循自然的法则来认识自然时，宝贵的视觉灵感将随之产生。就像一个有文化、有涵养的人，他就会精神抖擞，神采奕奕，一个人如果没有灵魂作为支撑，即使穿着华丽的外衣，也依旧没有神采，暗淡无光。挑砖工人，宝安西乡码头，1999年。王文舵摄台风即将来临，南澳避风港，1990年。王文舵摄刘：继拍摄深圳建设初期之后，你主要关注的是哪些方面？王：40多年来，深圳的发展可以说是十年一个时代，从建设初期到现在的粤港澳大湾区，从深南大道到深中通道，从福田保税区到前海自贸区，从三来一补到科技创新、智能制造，我一直在坚持拍摄，但同时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我更多关注的还是深圳的文化题材。深圳的文化创新发展日新月异，公共文化服务普惠民生，文化活动繁荣兴盛。在重大的历史时刻，均有精彩的文化活动，我在拍摄中也会特别注重对这一方面的表现。比如，1997年喜迎香港回归祖国，万众欢腾跨越新千年，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70周年，以及回顾与展望2020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我都用镜头记录了这些历史性的瞬间，并纳入了我的“深圳音符”系列作品。另外，在日常的节庆文化活动中，我所在的宝安区也会组织相应的主题文化活动，这时候，我也时刻不忘用镜头记录。比如，《千名少年绘蓝图》是我站到单位楼上用大画幅相机俯拍一千多位小朋友画环保题材的场景，画面中美术点、线、面的构成方式形成音符画面，当时看似很平常，现在十多年过去，变得越来越有历史意义了。开拓者，深圳龙岗布吉岗头村，1991年。王文舵摄阳：你一般通过哪些途径寻找创作灵感？再者，什么是你在创作中遵循的原则？王：其实，我还一直喜欢听音乐，尤其是古典音乐，因此，会经常沉浸在中外名曲中寻找创作灵感、发掘创作素材。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也总是能给我的创作以滋养，我经常会在看到某个场景的同时联想到某首诗词，于是借着相机这个媒介将心中的意境传递出来。另外，在具体的拍摄中，我会尽可能用简练的语言、简洁的色彩表达情感，这是其一；其二，这些年，我的主要精力在群众文化艺术工作方面，但我也不曾忘却我对摄影艺术的追求。我们观看一幅优秀的作品，视觉最终会定格在某个特定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视觉中心。视觉中心就是从你第一眼看见，并在环顾四周后最终又回到的那个原点。真正的摄影，在你看见的瞬间就已经定格下心灵的蓝图。摄影艺术就是要与时代同频共振，找到自己创作的切入点，在既定的创作方向上坚持并形成自己的风格。当然，有些艺术家的风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不论风格如何多变，题材如何多样，艺术家作品中的思想性是一脉相承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你的观念、思想会毫无保留地体现在你的创作中，直接影响创作结果。阳：香港离广东很近，20世纪90年代你开始创作的时候，是否有受到香港沙龙摄影的影响？王：深圳与香港文化同宗同源，因此，“涵养同宗同源的文化底蕴”。很庆幸，我学摄影没多久就找到了组织。20世纪八九十年代，深圳摄影学会举办了“富士胶卷杯”全国摄影十杰年赛等这样的大型摄影活动，深受全国摄影人的喜爱和支持，在国内造成了很大的反响。时年，在何煌友会长的带领下，以深圳摄影大厦为基地，两岸三地和国际的摄影艺术交流非常密切。那时候，郎静山、陈复礼、简庆福、张伯根、李公剑和吴印咸、吕厚民、朱宪民、梁惠湘等摄影名家经常会受邀出席深圳的摄影交流活动。1997年8月，第24届国际摄联大会在深圳取得空前成功。之后，在深圳摄影学会组织的展览、比赛、交流活动中，我们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沙龙摄影艺术和国内外其他摄影流派的熏陶。但因为我自身从事美术教育工作的缘故，因此，在美术与沙龙摄影艺术的相互交融中，我更倾向于选择纪实摄影的表现手法。所以，在我的潜意识里，我一直想摆脱唯美的沙龙式摄影时尚。刘：也就是说，在纪实摄影和沙龙摄影之间，你当时就已经有了明确的选择？王：比较明确。之所以说没有选择沙龙摄影的创作路径，一是因为我的作品很少在暗房中加工、修改，更多地还是忠实表达人与自然，并在各种摄影流派的不断融合中，以美术的眼光和对沙龙摄影艺术优点的借鉴探索纪实摄影。我始终坚信，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你的观念、思想会毫无保留地体现在你的创作中，直接影响创作结果。比如，日常与人交往中，我始终秉持平和、对等的态度，无论面对的拍摄群体是什么，我都会把自己当作他们其中的一份子，融入当下，按下快门的瞬间，彼此是自然而然、不互相察觉的状态。庆祝香港回归，1997年。王文舵摄阳：你在接触摄影之初，就决定把镜头对准深圳的发展，当时是基于什么原因呢？王：更多地是出于我在本地读书、工作，以及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可以说，深圳是我的第二故乡。不管是最初做美术教师时把摄影当作业余爱好，还是后来的群文摄影专业工作到现在的文化工作，我都是因源自内心的热爱对工作充满热情。我坚持把镜头对准深圳，因为这里有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2010年的时候，“深圳最有影响力十大观念”（以下简称“十大观念”）揭晓，当时我就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了梳理，并从中抽取了十幅进行对照。在我的作品中，我感受到了自己创作理念自然而然地与“十大观念”的精神相吻合，再现了作品创作年代所显现的时代特征。比如，作品《特区音符》拍摄于1991年布吉岗头村，画面中的五部推土机联合耕耘，仿佛是五线音符，奏响变革之音，有开天辟地的意味，代表着开拓与创新；《来了，就是深圳人》是我获得很多奖项的一幅作品，原名《心心相印》，2001年，深圳世界之窗广场举办深圳跨世纪婚典活动，在深圳创业、学习和生活的各界精英组成200对新人在此喜结良缘。在一对对新人交换爱情信物、接吻的时刻，我按下了快门，定格了这动人瞬间。深圳是新移民城市，深圳人包容、热情，此外，开放、多元的移民文化吸引了国内外许多人选择定居深圳，只要来到深圳工作和生活，就是深圳人。刘：纪实摄影的创作手法很多元，有的人会着重强调视觉冲击，你怎么看待这种夸张化了的作品表达？王：我认为纪实摄影的创作手法需要多元发展。视觉冲击力首先是题材吸引力，二是文化内涵的感染力。如果过度地追求效果，色彩、主体视觉夸张化表达，会造成对作品本身内涵和真实性的忽视。当然，这些作品也会在刚开始因为新鲜深受追捧，但其中不乏只是对形式的一味追随，以致于最后变成纯粹的形式主义，不宜倡导。然而，作品终究是要靠时间、靠历史去伪存真。因此，我们还是需要在经典作品中汲取营养，纪实摄影的创作也要树立“换个角度看世界”的创新理念，与时代同步。深圳记忆，深圳前海大铲湾码头，2014年。王文舵摄参加演出，深圳市首届“青工风采”文体节，宝安海滨广场，2006年。王文舵摄阳：与深圳其他纪实摄影师相比，你觉得你跟他们的异同在哪里？王：深圳的纪实摄影不乏名家、大家。深圳纪实摄影流派呈现多元化的趋势，符合深圳多元文化在聚集中相互交融、相互包容的特点。深圳成功的纪实摄影家在题材上有几个共同点，一是致力于深圳城市精神表达；二是重大历史事件的在场；三是研究课题的多样化；四是坚持不懈的奋斗精神。与深圳其他纪实摄影师相比，我认为我跟他们主要是风格和形式有所不同。我比较善于运用人文关怀的表现手法，注重画面素质和成像质量，也注重对美术手法的应用。此外，我的创作理念也深受绘画主义、纯粹主义和自然主义等摄影派别的影响。如果要问我在摄影中坚持的理念是什么，那就是感恩的情怀，感恩祖国、感恩人民、感恩时代，与时代同行。阳：现在，许多纪实摄影师都改用数码相机拍摄了，你为什么还坚持用大画幅相机呢？王：一直以来，我使用不同的相机拍摄，也在不断收藏各类型相机，从135相机到8×10大画幅等百年相机兼有。就像在小学做美术教师的那九年，我经常会在床头放着相机，身边的人都说我太珍爱相机了，或许，这就是我的摄影情结吧。数码摄影技术已经很成熟了，但我仍然对大画幅胶片摄影情有独钟。现在，一百多年前的摄影技术依然在不断探索、创新、发展，传统和数码之间也可以通过特定的技法实现转换。1990年开始，我就把家里的一间屋子改造成暗房，自己冲洗照片。近年来，照片都交给专业人士冲洗。接下来，我将把传统暗房作为一项传承，在我的摄影工作室重新搭建。营造这样的一个空间，主要是想让摄影爱好者、孩子们到文化馆、博物馆就可以了解照相原理、照片制作过程，使摄影成为他们可以实际参与、体验的项目，并体会到自己制作摄影作品的乐趣。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首先要坚持创作、接触不同类型的相机，同时，也要积极参与各项展览、展示活动，与不同群体、不同流派保持交流，尽可能拓宽自己的视角，这样才能把工作干“活”。当然，选择什么工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观念跟表达相吻合。所以，在这个特定的时空中，使用大画幅摄影的优势就是保护与传承，继承与创新。面对摄影从胶片向数码的转变，我始终认为摄影应该守正创新，传统胶片依旧有其无法替代的功用。2008年以来，使用数码相机的创作逐渐占据主导，胶片拍摄成为辅助。然而，直到今天，我还是想继续用大画幅相机来拍摄深圳。来了，就是深圳人，在深圳世界之窗举办集体婚礼，2001年。王文舵摄阳：你不仅自己创作，同时还是一名群众文化工作者。王：是的，比如“群艺杯”全国摄影艺术展览，这是由当时的文化部办公厅立项批准，中国艺术摄影学会联合深圳市艺术摄影学会（创办人苏伟明会长）于2001年在深圳创办的大型群文精品赛事。2004年落户深圳宝安，由我接任组委会秘书长工作。展览每两年举办一届，迄今为止已连续举办了十届赛事。20年来，历届“群艺杯”全国摄影艺术展览紧扣时代脉搏，顺应时代潮流，每届确定一个摄影主题，比如，“大地情怀·寻梦中国”“新时代·新征程”“绿水青山·乡土家园”“中国人的面孔”等，先后在北京、福建、山西、广东等全国各地国际摄影周活动中展览和巡展50多场次，并曾代表文化部东渡扶桑，参加中日文化交流活动。20年来，历届全国“群艺杯”摄影艺术展览参赛人数近3万人次，传统和网络线上征稿收到摄影作品达10万余件。现如今，“群艺杯”全国摄影艺术展览业已成为全国群文摄影活动的常设品牌活动，每届评选出的优秀获奖作品近200幅，获奖作品均由《中国摄影家》杂志、中国摄影家网线上线下同步发表，在全国摄影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服务群众逾200万人，目的就是让影像的力量、影像的魅力走入千家万户。我还曾连续四届担任深圳国际摄影大展名家邀请展板块、手机摄影展板块和宝安平行展策展人等。产业工人，深圳宝安沙井街道精达电子厂，2019年。文舵摄阳：在未来工作或创作中，你有什么计划吗？王：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紧接着半年后又推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这两个政策的推行对大湾区摄影艺术，乃至深圳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也给每个摄影工作者、艺术工作者、文化工作者提供了动力。深圳发展40多年，之后还需要我们进一步转变观念，去思考如何先行先试，这是摆在我们摄影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我认为，一是要不间断地记录。二是要不断地提升拍摄质量，在培养有情怀、有温度、有创新、有思想的摄影工作者的同时，组织大家系统性地深入挖掘湾区题材。三是要共建共享湾区影像。一方面，邀请全国的著名摄影艺术家、摄影团体参与到大湾区的活动中来，另一方面，组织联合采风创作活动，通过湾区城市联展的方式互联互通、互惠互利，进行摄影流派研讨、碰撞，合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摄影艺术融合发展。近期，我被认定为深圳宝安区文化名家摄影工作室领衔人，工作室的主要任务是计划在两年内完成100幅大画幅相机拍摄的大湾区黑白影像。在这个项目中，不仅会使用胶片，还将尝试使用现代工艺的黑白制作形式，以此来表达对深圳和湾区城市的情感记忆。年轻的脚步，深圳宝安中心区，2019年。王文舵摄阳：你如何看待摄影与时代的关系？王：我认为摄影就是要真实地反映当下的感觉，忠实地表现这个时代，只有与时代同频共振，摄影才能真正发挥它的职能。摄影就在当下，立足本土、关注本土是把握时代特征的最有效途径。回顾这30年的摄影经历，我觉得每一天都是崭新的历史。此外，摄影也没有过去式，只有进行时。新时代的摄影艺术需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有新作为、新担当，这样才能成为时代的风向标。如果要问我在摄影中坚持的理念是什么，那就是感恩的情怀，感恩祖国、感恩人民、感恩时代，与时代同行！阳：谢谢。作者简介：　　王文舵，1970年生，广东省龙川县人。1989年7月至1997年12月，任深圳市宝城小学美术教师；1997年12月至2017年5月，先后任深圳市宝安区文化艺术馆摄影专业干部、摄影部主任、副馆长、工会主席；现为深圳市宝安区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副主任（副馆长）、党支部副书记、研究馆员，广东省艺术摄影学会副主席，深圳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深圳市艺术摄影学会副会长。作品《千年等一回》曾获第十二届全国“群星奖”金奖、20世纪华人摄影经典作品，出版著作《深圳音符：王文舵摄影作品集》。摄影／王文舵　　采访／阳丽君　刘伟（转自《中国摄影家》杂志2021年2期）（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大力倡导文艺评论说真话、讲道理

文艺评论是文艺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引导和推动文艺创作的重要力量。我国文艺创作的繁荣发展，文艺事业的不断前进，都离不开文艺评论的重要作用。只有文艺评论和文艺创作两轮驱动、比翼齐飞，文艺事业才能兴旺发达。 “十四五”时期我国文化建设的目标任务、基本途径、重要原则为文艺评论提供了基本遵循，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为文艺评论指明了发展方向。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文艺评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做到说真话、讲道理，更好地发挥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作用。说真话、讲道理，就要有锐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 。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而批评精神是文艺批评的灵魂和风骨。文艺评论有锐气，就要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表明立场，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实话实说，既坚持标准、坦诚相见，好处说好，不足处说不足；又杜绝无原则的吹捧和恶意贬损。要做鲁迅先生所说的“剜烂苹果”的工作，指出坏的，奖励好的，聚焦具体的文艺作品、人物、事件、现象和思潮，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进行有说服力的评价和分析。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应表明态度，加以评析，指出改进的方向和做法，真正做到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同时注重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和艺术表达问题，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建设性地开展文艺评论。说真话、讲道理，还要有底气。文艺评论是一种学术活动，必须以思想理论为武器，进行专业、权威的批评，承担起思想启迪、价值引导、文化引领的社会责任。文艺评论有底气，就要坚持正确导向，夯实理论根基，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品鉴文艺作品、观察文艺现象、剖析文艺思潮。坚定的文化自信是底气的重要来源，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继承中国传统文艺理论评论优秀遗产，发掘中华文化的精神理念和中国审美的价值标准。对现代西方文艺理论应坚持以我为主、批判借鉴，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而应在中外文化的交流对话与融合碰撞中，构建当代中国文艺评论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说真话、讲道理，贵在有灵气。文艺评论既是理性的抽象思辨过程，也是感性的审美鉴赏过程，应融科学与艺术、智慧与美感于一体。文艺评论有灵气，就要增强评论自身的艺术性，始终聚焦现实，密切关注生活、深入艺术现场，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步伐，品味百姓生活冷暖和人间社会百态，追踪文艺欣赏趣味和文艺消费方式的新变化新热点，以深入浅出的内容、鞭辟入里的分析、生动活泼的语言、质朴清新的文风，提升文艺评论的战斗力和说服力，做到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志悦神。文艺评论工作者应该自觉培养敏锐的观察力，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增强审美判断力和鉴赏力，细致剖析文艺作品的主题内蕴、人物塑造、情感建构、意境营造和语言修辞等，深入发掘其历史、人性和文化内涵，既热情洋溢地推介文艺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作品存在的问题，以有见地、有逻辑、文质兼美的评论作品赢得人民的尊重和欢迎。党中央高度重视文艺评论工作，文艺评论工作者使命在肩，任重道远。着眼提高文艺作品的思想水准和艺术水准，着眼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对各种文艺作品和现象开展科学的、正确的、全面的评论，切实推动文艺高质量发展，为当代中国文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作出新的贡献，是我们义不容辞必须承担的责任。（转自中国艺术报，作者：文新达 ）（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深圳湾文化评论征文大赛暨首届深圳文艺评论大赛获奖作品选登（3）

现代诗歌意象的走向与回归梁卫平摘要：后工业时代的“厂房”“人行天桥”“广告招牌”等等，都能成为诗人的意之象。这类意之象像外来侵略者一样，来得迅猛，在诗人猝不及防的当口，就闯进了诗人的句子里。关键词：传统意象、后工业时代、传承与变迁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到成熟的阶段之后，它的桎梏性也在其发展的历程中逐渐暴露出来：比如，为迎合诗歌结构的对称，往往要堵塞一些不必要的字句来凑数，用意义并不紧密契合的字去趁韵，虽有形体的美感和节奏，终究给人一种力犹未尽之嫌。现代诗的出现，正好弥补了传统诗歌的缺憾，它以自由体的方式，打破了诗歌长期以来束缚的押韵和格律形式。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诗歌和书画、音乐等艺术联系在一起。比如，好的文学作品，形容如“史诗一般”；美景当前，会用如诗如画来形容。在诗歌理论当中，诗歌的意象与意境一直是审美的评判标准。尽管现代诗歌在表达上不拘形式，而诗歌追求的意境，比如意象构造的三维空间，意象传达的文字画面及韵律的音乐美感，更多的仍是从古典诗歌获得的传承。由此，诗歌构成的元素——意之象的重要性也呼之欲出。一、意象的传承与变迁众所周知，诗歌中的意象，通常指诗人的思想、内涵所找的寄生体。意之象包涵人象、物象、事象、幻象等等，佐以人之内涵思想，即形成意象。诗歌是由意象折射诗人的内心世界，多组意象相互构建，才能呈现意境的多维空间。意境的深浅，往往决定了作品文学艺术品质的高低。王国维说：“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人类的意象来源于自然。歌德说，在中国，“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你经常听到金鱼在池子跳跃，鸟儿在枝头歌唱不停，白天总是阳光灿烂，夜晚也总是月白风清。”元人刘将孙说：“天地间清气为六月风，为腊前雪，于植物为—梅，于人为仙，于千载为文章，于文章为诗。”清人徐增《而庵诗话》云：“花开草长，鸟语虫声，皆天地间真诗。”^①可见，花虫鸟兽、风、雪、梅即是文章，即是诗。若意与境相通相融，移人之情入景，即天人合一，物即是我，我即是物，两者之间巧妙地幻化，艺术的审美意境由此产生。古人以“杨柳”意指“别离”， “杨柳依依”表达离别时心中的不舍，用“明月”意指“相思”；用“寒月”“冷月”意指内心相思的疾苦。《红楼梦》里，林黛玉在大观园中写下“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给读者呈现的视觉空间是冰冷而凄凉的，如果一个青云得志的人，是写不出这样的意境的。所以，意境会泄露诗人写作时的心情以及诗人的世态观。后工业化时代，诗歌的意象正由单一的大自然方面迈入更宽广的后工业时代意象指代。比如物象方面：“电话线”“电脑”“手机”等，事象方面：“流水线”“打工”“白领”等。当传统的诗人和读者还沉浸在古老的大自然意之象的同时，现代意之象已纷沓涌入。一些意象的凭空出现，是诗人凭自己的灵感捕捉而成，有些从传承中组合出现，有些并没有传承根基，导致突兀的意之象像迷宫一样呈现。作为改革开放的城市前沿，深圳外来打工者成千上万，有名无名的诗人不计其数。他们有的如过江之鲫，在网络上留下只言片语后又流向远方，而一些文字流传了下来，在现代诗歌的注脚上落下厚重的一笔。23岁的打工诗人许立志在富士康纵身一跳，他生前写下了一首诗歌《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他们把它叫做螺丝 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 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 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 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 我再咽不下了 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 在祖国的领土上铺成一首 耻辱的诗”这首诗歌中充斥着浓郁的后工业时代元素，画面感强，像一个相机，将这一组打工流水线上的一帧帧画面定格：工厂的生产车间，一群年轻人正紧张忙碌地在流水线上工作，在他们灵巧的双手下，一颗颗螺丝将产品组装成型。厂户内，灯火通时，员工加班加点；厂房外，月亮高高升起，从日出到月落，这就是打工者忙碌的一天。生产线上，有毒的工业废水在侵蚀着鲜活的生命，为了生存，他们必须面临着这样的选择。即使这样，他们的工作依然没保障，常常面临着失业。在举目无亲的城市，有时迫不得已住在人行天桥下，打工的奔波与流离失所如影随形，求职的路上充满了无助与艰辛。“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一个“咽”字背后，诉说了诗人多少的无奈和辛酸。冰冷的铁，替代了热气腾腾的食物，渴望在阳光下的鲜活的生命与冷清的月光相遇，这一组文字形成的画面，落寞而孤寂，一种悲凉与无助感充斥着读者的心，于是，作品在读者与诗人之间形成一种共鸣。这首诗歌当中，除了“月亮”属于大自然意之象，“螺丝”“订单”“废水”都属于后工业化时代的意之象。当天上的月亮在冠以一个生硬冰冷的“铁”字组合之后，“铁月亮”也不单纯是大自然现象，而是处于一种后工业时代与大自然组合的新意之象，显而易见，浓浓的意之象呼之欲出。时代的快速发展，一些意之象的突兀出现，恐怕连诗人都无法把持控制。比如，后工业时代的“厂房”“人行天桥”“广告招牌”等等，都能成为诗人的意之象。这类意之象像外来侵略者一样，来得迅猛，在诗人猝不及防的当口，就闯进了诗人的句子里：厂房的脚趾缝矮脚稻拼命抱住最后一些土它的根锚疲惫地张着愤怒的手 想从泥水里抠出鸟声和虫叫（ 选自杨克的《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 ）厂房原本就是一个普通的代词，现实中，如同我们的住宅、瓦房一样，它有可能是铁皮房，也有可能是水泥结构，一旦赋予了工业色彩，与后面的稻田一对照，就形成了两种不同属性的意境。“厂房的脚趾缝 / 矮脚稻 / 拼命抱住最后一些土……愤怒的手 / 想从泥水里 / 抠出鸟声和虫叫 ”简简单单的几行字，却强烈地刺激着人的思维，在大面积的厂房、工业废水、嗓音等驱逐之下，稻田退缩或者消失，原来的土地上，建立起一座座现代化工业大楼，原来的鸟声虫鸣，早已不见影踪。工业进，则农业退。这首诗给人带来的冲击力是震憾的，呈现给读者的是一种大工业时代工业对农业造成侵略的直觉。经济的崛起，是否应该以牺牲生态平衡为代价？在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之间，留给人们更多的是反思。广告牌霓虹灯巨幅字幕上微笑的明星乞丐商贩子流浪汉一个不合法的走鬼三个证件贩子聚积的人行天桥难以数清的本田捷达宝马皇冠的轿车装饰着这个城市的繁荣，珠江嘉陵南方摩托车装饰的小商人走过，一辆自行车八辆公共汽车的小市民手挽着手穿过汊形的街道河流，我是被这个城市分流的外乡人挤上了世纪广场的人行天桥。120分贝的汽车鸣叫而过，100分贝的折价叫卖阴魂不散，75分贝的假证贩子象苍蝇一样在耳边嗡嗡，60分贝的是一个个出卖肉体的暗娼在询问：“先生去玩玩吧！”一阵从汽车和空调排出的热浪和工业的废气象一支军队一样直冲进我的肠胃肝胆脾（诗人郑小琼的《人行天桥》（节选） ）在郑小琼的《人行天桥》之中，大量密集的后工业化元素，冲斥着整首诗歌的篇幅，诗人并没有给这些意之象加以修饰，赤裸裸的原生态的形象直接面对读者。象“明星”“乞丐”“流浪汉”“证件贩子”等等，都代表着这个后工业时代洪流中的一个阶层属性，即意之象中的人之象，“宝马”“皇冠”对比人行天桥的“流浪汉”，穷与富，强与弱，一副混沌复杂而多元的社会原生态画面便产生了。在经过诗人的排比，在读者脑海中有意识地形成一种力量悬殊的较量，冲击力十足。可见后工业时代的到来，传统的诗歌意象早已走出大自然属性和田园化范畴，诗歌的意象正面临着重新衍化，在传统的诗歌意象传承过程中，一些意之象加以现代化元素组合，使得意象的本质更为复杂。由此，读者所说的“迷宫式”的诗歌语言逐步产生。诚然，社会文明进步是必然的，少部分评论家批评“迷宫式”诗歌语言的出现，与其说是年轻的先锋诗人们爱出风头，不如说是某些老派诗歌评论人墨守成规，抱着过去的书本上的诗歌传承意象不变。现代诗歌处于一种快速的发展时期，反观诗歌意象的多元与重组，丰富了诗歌的生命力，也暗示了现代诗歌意象正走向一种新的格局。二、现代诗歌网络化与口水化的争议新诗的争议由来很久，1917年2月《新青年》刊出胡适的《白话诗八首》，它是新诗最初的尝试之作。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1号推出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三人的白话新诗，被称为 “现代新诗的第一次出现”。俞平伯、康白情等人也发表了白话新诗。胡适在1920年3月出版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尝试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个人新诗集。此后，更多的诗人开始尝试白话诗的创作，现代新诗的诗体范式开始形成。^②时至今日，新诗已历经百年风雨。各类诗派揭竿而起。从最早期胡适、俞平伯、刘半农等人发起的尝试派，到1923年由徐志摩、闻一多等人等人创立的新月社，新诗的走向和流派也渐渐纷杂。20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象征诗派的崛起，诗的暗示性功能和神秘性，被一些人追捧。现代派则在汲取以上的诗歌流派的营养中渐渐形成。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朦胧诗派在民间兴起，风靡一时。中国诗坛出现了大批的优秀青年诗人，如北岛、杨炼、顾城、江河、舒婷、芒克、江河、严力等。在新诗发展的历程中，批评家对新诗的评判标准是模糊的，新诗发展过程中，新旧观点一直存在而且争议较大。创新派只能以一种探索的方式尝试让人们接受自己的观点。以致各种诗派在成长的过程中，相互吸收又相互摒弃。直到网络诗歌出现，新诗的格局再次受到冲击。新生代的梨花体、乌青体、下半身写作等等，新诗正面临着遭受更多的争议。一些自诩“名人名家”为曝眼球炒作一些低俗作品，也冠以“诗歌”字样。以下是从赵丽华博客上选的一首诗：红提文/赵丽华我原来买红提买过60元一斤的还都是蔫蔫的那时候我想什么时候我能买到2元一斤的提子啊今天在新华路和花园楼的街口我又遇到卖提子的真的2元一斤而且很新鲜我买了5斤回家一路上我都在想：我总算买到2元一斤的提子了读完赵丽华这首“诗”， 读者不禁要问，诗歌的美在哪？意境在哪？我们常说如诗如画，而这首诗简直一本正经的口水话，画面上就像俩个跳广场舞的大妈在闲聊鸡毛蒜皮的家常事物一般，毫无新意更无美感可言。然而，在读者铺天盖地的痛骂之中，赵丽华红了，红得发紫，越来越多的人痛骂她，也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她。许多人都在想，这样的口水话也是诗，那我也可以写诗了。赵丽华才不管她的诗有没有美感，她才不管要不要对读者负责，要不要对诗歌负责，只要能出名能产生经济效益。如今她是名人，新浪微博上有接近百万人的关注，风生水起的她也因此赢得了民间 “梨花教主”之名。在网络上引发争议的，还有另一种叫“乌青体”的口水诗，摘录如下：天上的白云真白啊真的，很白很白非常白非常非常十分白特别白特白极其白/贼白/简直白死了啊—香港诗人廖伟棠曾评论到，“这样的诗，唯一价值就是显示作者语言的贫乏程度已达到极限。”而这次，从“简直是侮辱文学”到“看完我诗‘性’大发了，我也要去出诗集”。显然，很多人还是不认可这样的文字就是“诗”。^③网络诗歌的兴起，打破了传统纸媒的垄断格局，各类自我标榜诗人的出现，使得诗坛泥沙俱下、是是非非的观点，扰乱着读者的视线，目前网络争议声音最大的比如：抒情的断行散文，日常口语只要分行了就成了“诗”，即“口水化”诗。无可避免，众说纷纭之中，现代网络诗歌正在走向一种岐途。同样无可否认，诗歌最早起源于劳动，原始人一面劳动，一面发出单纯而有节奏的呼叫，以忘却劳动带来暂时的疲惫和振奋精神，还能协调动作。渐渐地，这种单纯而有节奏的呼叫声，发展成为模仿劳动本身的声音和表达劳动者本身感情诗歌。所以，节奏、韵律、情感曾是诗歌发展的遵循路线。有了情感的充盈，各种代替情感元素的意之象纷至沓来，诗歌才渐渐变得丰富多彩起来。现代新诗的出现，打破了传统诗词的韵律规格，现代诗单纯以意之象为载体介入。意象的介入，构成了诗歌语言。多重的意象穿插，组成多维的诗歌画面，形成意境，意境空间的维度大小，从而决定诗歌的质量与生命。从某个方面来讲，意之象的发展，增加了诗歌的介入元素，从而促进了诗歌的发展。如：后工业化时代元素的介入，“迷宫式”诗歌语言的产生等等。三、呼唤诗歌意象的回归综上所述，现代诗歌迷宫式语言的产生的同时，各种争议一直不断。在一部分读者读不懂现代诗歌的现状下，口水化的诗歌则显得更为亲民。基于网络诗民的自娱自乐，将新诗的传承根基打破。口水诗的存在，正因为其诗中也不乏一些哲思或优美的句子，获得了读者共鸣，使它得以有养分的存活空间。然而，没有根源的事物，往往是得不到世人认可，就像一个身世来历不明的人得不到别人承认身份。诗歌也一样，不管是从古典诗歌中演变而来，还是从西方派诗歌中衍生，诗歌的历史追溯应该是有出处的，它不能凭空捏造。口水诗的凭空出现，注定就像一个来历不明的弃儿，没有“传承血统”。偶尔有一两句精彩的碎片诗句，也成不了章法。事实上，在读者们的各种猜疑之中，“口水诗”也饱受了白眼苛责。追溯到诗歌艺术的来源，诗歌中的意象和意境将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事实上，深圳有一些新涌现的现代诗人，他们采用传统的意象写新诗，读后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用掌声唤醒一些花朵一场风，不止于惊雷摈弃太多的冷，苦与痛村庄将我拥抱得更紧更远的地方，云雀在歌唱……火焰将燃烧躁动的大地河流，痕纹一样穿透掌心擂响的鼓，已抵达枝头”（见陈少华《立春》一诗） “用掌声唤醒一些花朵”，唤起意志消沉的生命之斗志。每个人都渴望得到社会或他人的认可，而有些人虽然有才华，但因为胆怯懦弱，失去了自我展现价值的机会，最终自暴自弃。大自然的法则是适者生存，现实生活又何尝不如此？生命原本就是一场充满风雨的旅行，在贫穷与落后面前，年轻的生命不应该守着苦痛抱怨。摈弃生活中的寒冷，给自己一个坚实的拥抱。远方的云雀用歌喉在召唤年轻的青春梦想，世间还有许多美妙的事情值得人们去做。这首诗歌描述的是一种逆境状态下，对生命意义的探索。诗歌中“花朵”意指心中的美好，立春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诗人的理想的萌芽，结尾那两个句子中，诗中的“河流”，喻意为生命之河流，“痕纹”寓意为河流的苏醒，“擂响的鼓”喻意为青春或生命的感召。整首诗有着一种朦胧的苏醒之势，给予人激励振奋之情。^④ 深圳诗人骚风在他的诗作《一日之计》中这样写道：“……每一爿月光都身怀六甲乡情如潮。空寂之灵始终无法靠港迷蒙的湖滩，漆黑中神器钻进你的呻吟风沙沙地奔跑。村庄沙沙地奔跑城市暗角的床遗落午夜之后的喧嚣……”月光，原来就是诗人的相思之物。而诗人用“每一爿月光都身怀六甲”来形容自己如潮的乡思,使得这种思念份量明显加重。风原来是一种无形之物，诗中用“风沙沙奔跑”来映衬“村庄沙沙地奔跑”，暗示“我”与村庄之间有一种无法抵达的距离。这样一来，情绪产生的失落感油然而生，一种隐形的痛，在呼吸里挣扎。深圳诗人魏先和这首《夜》的诗歌，同样给人一种无形的压迫感：“夜越来越沉，我用手推了推沉如胸口的巨石隐在睡眠里的人呼吸轻如飘浮的羽毛……”诗人形象地用“夜”隐喻的黑来表达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迷茫与困惑。这段文字中，诗人采用一系列的象征手法。如“巨石”和“羽毛”，一重一轻，这组词语在感官上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反差。重若磐石，轻若鸿羽，两者之间的悬殊不言而喻。胸口的巨石，压迫着生命，隐喻着生活之重荷。黑沉沉的夜，潮水般涌来，淹没了一切，有生命的无生命的，都吞没在茫茫夜色里。寥寥几个句子，给读者勾勒出一个无限大的想象空间。“隐在睡眠的人，呼吸轻如飘浮的羽毛”，很显然，“隐”是对现实生活的妥协与逃避。一个隐字，已泄露了在命运重荷之下无法抗拒下的屈服。生命的吸呼，如飘浮的鸿羽，已无力抵挡现实的沉重。至此，生活之重与生命之轻，已跃然纸上，读来令人凄然。从郑小琼、陈少华、骚风、魏先和等诗人的现代诗歌作品中，读者欣赏到了诗歌所带来的艺术魅力和意境之美，意之所想，融意入境（物）。可见一首好的诗歌是离不开意象和意境的想像空间。诗歌意境的高低，直接反应了诗歌艺术的深浅。诚然，后工业时代，呼唤诗歌传统意向的回归不容置疑。如何思考后工业时代所衍生的意之象与新旧意物组合型意之象的位置，是现代诗人们在长久的一段时间里需要考虑的。引用：①古风著《意境探微》第四章第一节，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②现代诗歌流派，来源《搜狗百科》③http://baike.baidu.com/item/乌青体④此段引用拙作2016年11月《作品》

深圳湾文化评论征文大赛暨首届深圳文艺评论大赛获奖作品选登（2）

市场语境下的深圳戏剧发展探析黄娟摘要：本文以十年为一个阶段，在市场语境下对经济特区成立后的深圳戏剧发展情况进行梳理，对深圳戏剧活动多，发展快，市场趋势好，但面临缺人、缺精品、缺影响力、缺整合机制的现状进行分析。强调深圳戏剧应该坚持戏剧文化属性和产品属性并重，积极构建戏剧多元化的良性发展格局，实施戏剧专业化、复合型人才培养，全方位加强戏剧市场培育。

深圳湾文化评论征文大赛暨首届深圳文艺评论大赛获奖作品选登（1）

由深圳市文联创研部、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与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共同策划组织实施举办深圳湾文化评论征文大赛暨首届深圳文艺评论大赛日前结束，2020年12月底在深圳商报大厦进行了颁奖典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