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9

李兰妮：化身照亮旷野的一束灵光

8月21日，2022年南国书香节期间，李兰妮在广州四阅新华书店（琶洲店）举办了《野地灵光——我住精神病院的日子》分享会。
李兰妮在广州四阅新华书店（琶洲店）8月22日，《野地灵光》从338部（篇）参评报告文学中脱颖而出，成为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10部提名作品之一。去年11月，该书曾获评2021年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动笔契机：决心自救并救人在身患重度抑郁症的十余年间，李兰妮时常“造访”各医院精神科，她的创作观也随着对这种疾病的认知而改变。一次，她偶然翻阅资料时，发现广州惠爱医院是我国第一家精神病专科医院。一个萌生已久的“大胆”念头从潜意识的冰山下浮出脑海——去精神病院观察其他精神病人的生活日常，揭开这个沉默而边缘的群体的忧欢苦乐。
中国第一家精神病院——广州市惠爱医院嘉约翰摄于1900年2008年，李兰妮出版过《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该书记录了她患抑郁症期间写下的82篇认知日记，诉说与疾病作斗争的生活片段，并从生理、心理、社会和文化等角度反观自我。2013年，她又一著作《我因思爱成病——狗医生周乐乐和病人李兰妮》面世，书中讲述了“狗医生周乐乐”陪伴自身的温情点滴，探讨当代国人的精神疾患和生命困境。比起上述两部作品，李兰妮更迫切地需求一个答案：怎么样才能给精神患者带来希望？怎么样才能帮助他们从黑暗中走出来？源于救人和自救的决心和勇气，李兰妮深入第一现场，先后在两家精神病院进行零距离创作，这便是《野地灵光》的雏形。“我深入幽暗深谷，用属灵的心寻找光明。爱是旷野的一缕光，身在旷野的人啊，你一定要相信，会有一束灵光为你而来。”以笔为炬，造字为影，李兰妮希望透过纸页为精神病人传递一道照亮道路的光。自我疗愈：呈现边缘世界《野地灵光》记录了李兰妮住院治疗的过程以及对精神病院的内部观察，呈现出精神病人真实的苦痛和生活状态。作者以在广州惠爱医院和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住院经历为主脉络，分为上下两篇。每一章节的末尾附有医学选摘和历史闪回，前者基于医学角度，分点介绍精神疾病相关的医学术语和卫生组织；后者则站在历史角度，梳理了世界精神医学史以及中国精神病院百余年历史的重要节点。文学对李兰妮而言，是一种自我疗愈。“我写这本书，实际上是在书写灵魂之痛，描绘生命的尊严和灵魂的高贵。我希望它能够超越文学本身的价值，完成启蒙精神健康的使命。”从第一次入院到新作第三稿定稿，李兰妮历时近两年，完成了自我剖白。文学评论家、出版人潘凯雄曾评论该书：“对精神病院这样一个题材，成书的社会价值远远大于文学价值。如果我们有一个好的文化环境，有好的著作传递对这个病的合理认知，一些不必要的悲剧会少很多。这是这本书的最大价值。”在中山大学教授林岗看来，无论是李兰妮还是《野地灵光》都非常了不起：“作为作家，她用文学的笔法梳理了中国近代以来精神病的脉络，把一个相对边缘的世界呈现出来；作为抑郁症患者，她一次次重返会给自身带来痛苦的现场，用牺牲自我的精神去深入生活，这是一个作家的勇气所在。”访谈关注生命和人的本质存在羊城晚报：进行这个特殊题材的创作，是出于什么初衷？李兰妮：首先我自己有精神疾患，我深知这个群体的边缘和孤独。2008年，我出版了《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这本书后来翻译成法文版，巴黎友丰书店的创办人潘立辉先生告诉我，外国读者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于是我更坚定了对精神病人困境的书写。随着相关文献资料的收集，我被很多惊人数字所震撼。国家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局2018年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我国精神障碍患者超过2.4亿人，总患病率高达17.5%；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超过1600万人。这说明精神疾患不只是一种单纯的疾病，而是当下突出的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在2013年前后，我参加了很多公益活动，为不同群体预防抑郁症做公益演讲。可是，很快我就意识到，要帮助他们走出来就必须深入到精神病患者的环境中，才能了解他们的生存困境和真实需求。这是我作为作家的使命，也是文学的使命和诉求，即关注生命和人的本质存在。羊城晚报：写这本书的时候，您直接住进医院去体验，这样深入生活对您的创作来说有何意义？李兰妮：2014年，我到北京参加了中国作协全委会，会议强调，写作要深入生活，社会在发展，文明在进步，每位作家都应该有深入研究的课题。而我的关注点，就是“精神疾病+文学”领域。这个领域是一片很神秘、很幽暗的深海，等待着人类去探索。我像一个没有学会游泳的人，穿戴着一身简陋的潜水设备，每一次刚刚没入海面，一种昏厥感和窒息感就会朝我涌来，几乎令我无法细看、无法表达。然而，我必须自救，然后才能去救别人，不管前面有多危险，我先去探一探路。所以我觉得，之前光是写在医院里头所说到的、看到的还不行，这还停留在一般层面上；我要住进精神病院，作为真正的病人去体察他们的生活。在开始住院前，我做了五个多月的资料收集工作，也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清楚地知道要记录什么。可能是出于作家的本能，也可能是身为精神病患者的敏感，我有某种预测能力在深入调查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化苦痛为力量，改为第一人称写作羊城晚报：您在书写这本书时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又是如何克服的？李兰妮：最难的是如何保护患者的隐私。你要观察他们的语言特点、行为特征，然后根据具体病征突出他们的个性，但你要保护人家的隐私，不能够去追问各人的详细情况，揭开他们的伤口。在这本书中你会发现，我在广州惠爱医院住院期间，记录其他病人的家庭信息和心理状况是很少的；但在北医六院就不一样，那些患者会拉着我不断地说，所以后面的信息会丰富一些。第二个难点是身处压抑环境的融入感，其他患者的病情会给我带来负面冲击。我深切体会到他们的绝望和疼痛，有时候恨不得找个地方躲起来，却无处可躲。能够让我稍稍缓解的是我的家人，那时候家人大概每周会来看我一次，包括我的弟弟、先生和母亲。后来在北医六院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刘稚也来医院看望过我。刘稚老师是我《旷野三部曲》的责任编辑，她鼓励我继续坚持一段时间，寻找光明和希望需要有足够多的体验。一言蔽之，就是化苦痛为力量。虽然在完全陌生的封闭环境里，我看不到亲友和同行，但我知道他们都在我身后，会在我呼救的时候出现。懂得守护精神安全，才有幸福生活羊城晚报：这本书的结构经过了三次调整，具体有哪些变化？李兰妮：写第一稿的时候，我把所有收集得来的东西全部“倒出来”。到了第二稿，我注意到中西方书籍和公共媒体发表的医学资料和科普文章，于是想到把这些精神病学知识和历史材料加到书中。除了感性的内容，我希望能够给读者梳理出一些理性思考。世界和中国的《精神病学教科书》指出：当今精神病学及治疗进入了新的医学模式，即“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看了有关的医学论著后，我重新捋了一遍思路，从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方面来阐述亲身见闻的例子。第二稿出来后，整体读起来还是很生硬，感性内容和理性部分比较缺乏关联。于是，我听从了刘稚老师的建议，把叙述视角改为第一人称，然后把每个章节和历史表述、医学摘录进行糅合。转变视角后，我隐约感觉身在一个巨型荧幕中，现在进行时、过去式画面一一呈现出来。对读者而言，第一人称也有助于他们理解精神疾病领域的陌生表述，减少阅读上的障碍。羊城晚报：普通大众应该如何对待精神病人这个群体？李兰妮：首先是尊重，学会理解精神病人。切忌主观臆断，不要因为猎奇心理去揭开他们的伤疤，这样不仅会带来误解，还会伤害他们。然后是要接受一点精神病学常识的科普，用知识消除普通人对精神病群体、精神病院的误解和偏见，这也是我现在最大的心愿。我希望这本书能被更多人看见，进而传播。哪怕是书中的一句话、一个片段或者一个病案，都能对你现在或者未来的人生道路有所帮助。无论是患者、患者家属还是普通人，无论你处于哪一个行业，我们每一个国民都应有精神健康的常识，懂得守护精神安全，才能真正地享受幸福生活，分享现代生活中所体验到的美好。来源：羊城晚报•羊城派作者：羊城晚报记者孙磊实习生梁善茵
责编：邓琼校对：李红雨（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2022-09-06

2022-04

吴俊忠：深圳城市变迁的形象写照——评《深圳我城》

《深圳我城》书影 / 资料图
深圳，在世人的眼中是一座“引潮流之先”的先锋城市，也是一座光怪陆离、让人捉摸不透的新兴城市。它怎样从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为现代化国际化大都会，人们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解读。文学作品中的深圳，更是多姿多彩、异彩纷呈。尤其是作为文学“快枪手”的报告文学，对深圳的表现和描述，更是形象可感，发人深思。燕子的报告文学集《深圳我城》，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它捡拾深圳城市变迁的“雪泥鸿爪”，珍藏深圳“社会生活的生动细节”，构成了深圳城市“记忆的一部分”，堪称深圳城市变迁的形象写照，起到了立此存照的艺术效果。率先领跑，贸通天下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经济特区和外向型开放城市，最早显示领先示范效应的是快速发展的外贸。《深圳我城》的作者敏锐地看准了这一点，对此进行了形象而又生动的表现。写于 2020 年的《贸通天下》是这本报告文学集的首篇。作者开篇就按时间递进对深圳贸易在全国的地位进行了明确界定：“1992 年，深圳进出口贸易总额首次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位……2012 年 , 深圳外贸出口实现全国‘20 连冠’，领先地位十分稳固 ;2019 年 , 深圳外贸出口连续 27 年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 , 实现‘27 连冠’。”显然，作者是用这种先声夺人的手法，让读者对深圳外贸的领先地位留下深刻印象。然后，抛出读者必然要问的问题：“在中国经贸乃至世界经贸舞台上领跑，深圳凭什么能做到？动力缘何？‘秘诀’何在？”这些引人入胜的问题，为后面的叙述进行了很好的铺垫。在作者的笔下，深圳的外贸几乎是从集体无意识开始的。从根本不懂什么是外贸，“什么能赚到外汇，就搞什么”，到“一家大细穿胶花”的家庭作坊零敲碎打，再到主动约香港老板过境面谈，决定引资办厂，逐渐形成创办外贸生产基地、开展边境小额贸易、发展“三来一补”的新局面，硬是把外贸做得像模像样。作者在叙述这些故事的同时，恰到好处地进行抒情和点评，彰显深圳外贸从无到有逐步发展的创新意义。作者深情地写道：“新时期发韧于深圳经济特区的对外贸易，犹如陌上小草，执意破芽生长。”“如果说家庭作坊式的‘三来一补’是民间在政府的庇护下有意无意将中国紧闭的大门试探性地推开一条缝隙的话，那么，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进行探索和创新的改革开放，则是决然砸开铁锁，将门越开越大。”由此，作者把深圳外贸的发端和壮大，提升到改革开放、打开国门的思想理论高度，使“贸通天下”名副其实，形象可感。作者把华强北“中国电子第一街”、华为公司的崛起、大疆无人机等作为深圳外贸与科技创新相互融合的范例，以一个个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故事，反映出深圳外贸发展和科技创新相融合的“艰难辉煌”，让读者清晰地感受到，“无数关于外贸、关于财富、关于人生命运的传说从华强北扩散，在深圳这座城市、在国内乃至海外流传”；深刻地认识到，从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喊出“10 年之后，世界通讯制造业三分天下，必有华为一席”的豪言壮语，到华为形成全球顶级品牌，真正做到了“把数字世界带入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组织”，“让云无处不在，让智能无所不及”。作者在叙述这些故事时，始终伴随着理性的思考。在她的笔下，华为诞生于深圳“这片拥有创新之魂的土地，先天就带有创新的基因，后天更以创新为圭臬”。华为的创新是区别于低层面“自主创新”的“开放式创新”，“在华为的创新实践里，如果没有‘开放’和‘全球’这样的关键词，那么，在‘自主创新’意义上的成功也许将不复存在”。而大疆则是“用一流的产品重塑了‘中国制造’的内涵”，“占据了世界无人机市场的主导地位”，“具有行业的领先优势和全球影响力”。作为一个作家，叙事和描述能达到这样的思想理论高度，实属难能可贵。深圳科技园 / 资料图科技创新，破茧而出如今的深圳，是全国公认的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面旗帜，可深圳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是怎样破茧而出、做强做大的，许多人并不了解。为此，作者特地采写了《破茧而出》。在这篇写于 90 年代的报告文学中，作者通过描述张小云、孟龙、齐翠珍、杨宇全、郑宝用、李一男等一批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生动地反映出深圳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破茧而出、艰难起步的发展历程。张小云是 80 年代从中国科技大学来到深圳的一名生物学家。深厚的家学渊源和在美国做过访问学者的学术底气，使她怀着大干一番的宏图壮志来到深圳大学。可她到了深圳后发现“深圳并不是搞科研的乐园”，“什么气氛都有，就是没有科研气氛”。她想办生物专业，可是没有学生报考；她创办了“深圳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研制出了“爱尔液”“宾健归”等消毒液，可她不懂市场运作，也没有人给她保护知识产权，只好被无良商人欺骗和利用，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科研成果的经济效益被别人侵占和掠夺。面对这种十分不利的科研生态，张小云没有气馁，更没有放弃。她凭着一个科学家的志向和情怀，坚持在困境中搞科学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科研论文，推出了一个又一个科研成果，有些科研成果甚至是国际首创，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更为可贵的是，她还带头做科普讲座，为深圳营造科研氛围。她的“生命之树结满秋天的果实”，以一己之力为深圳的科技创新破茧探路。如果说张小云反映出深圳早期科技创新的艰难和科研人员的执着，那么，孟龙、齐翠珍等科技工作者的经历，则体现出科研人员不无悲壮的科研探索和为国奉献的精神情怀，各有鲜明特色和象征意义。孟龙怀着“探索一个新的、公平的、能充分调动个人积极性的科技单位管理模式”的梦想，从上海来到深圳，担任深圳罗湖工业研究所所长，力图“完成从纯学者到学者兼商人或学者兼总经理的‘美丽而辉煌’的转变”，“提出了以高新技术为目标，以市场为导向，实现技术开发和经济效益良性循环的经营方针”，可在实践操作中却常常因缺乏资金而一筹莫展。“手中握有很具市场价值的科技成果，却因缺乏资金而难以推广。”“根本无法完成产业化商品化的过程。”其中的辛酸和无奈可以想象。这也正反映出深圳科技创新起步的艰难。齐翠珍是深圳科技工业园长园公司的总工程师，她“毅然决然地走出象牙塔，走出困惑，在科研和市场的裂谷上艰难地构建衔接两者的桥梁”，成为“中国热缩材料应用的先驱之一，开辟了这类产品在中国市场上的大规模应用”，并在国际竞争中让经销同类作品的“美国瑞侃姆公司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非常痛惜的是，她终因辛劳过度而英年早逝，年仅 49 岁就因心脏病发作而离开了人世。她留下的那句“只有中国人爱中国，中国才有希望”的真情话语，印证了她为深圳科研创新和国家科技发展而无私奉献的赤子情怀，成为中国一代科技工作者的精神象征。宝安电子研究所所长杨宇全，以“中国人不比日本人笨”的自信和顽强，“设计出一种空调微处理器掩膜”，迫使日本人退出美的空调集成电路的竞争，以创新成果证明了他自己的豪言壮语：“不能把失败归于环境，不能坐等环境好了再干。我们必须利用有限的空间和资源去做最大的努力，创造和实现自身的价值。”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兼中央研究部总裁郑宝用，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程控技术部经理李一南，都是 30 岁以下的科技少壮派。他们“从学校到学校然后一步跨入华为”，“没有坎坷的经历和太多的挫折”，“赶上了可以大显身手的好时代”。他们审时度势，奋发有为，“每天干十几小时的活，碰到难题，想破脑袋也要钻下去”，支撑他们的“不是‘没有意思’的颓丧萎靡，而是精忠报国的激越昂扬”，“他们完全有能力托起‘中国明日的太阳’”。华为的成功有他们的一份功劳，深圳科技创新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他们的贡献和付出。作者精心描述以上几位科技工作者，决不仅仅是为了给我们讲故事，而是通过鲜活的个人和生动的事例，全方位、立体性地展现深圳科技创新破茧而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逐步推进的历史进程。从时间跨度看，两代科技工作者面临不同的环境、条件和机遇。前一代人的艰难探索为后一代人的大有可为创造了必不可少的外在条件。从内涵变化看，从资金缺乏、与市场脱节、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到政府制定法规、明确政策、资金扶持、知识产权保护，经历了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作者匠心独运，把科技工作者的个人经历，与社会变革、城市变迁、科技创新发展联系在一起，以小见大，由点及面，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科技工作者为推进深圳科技创新发展“不争待遇、不计报酬、甘于寂寞、甘于淡泊、乐于奉献”的精神风貌，全面地了解到深圳科技创新发展从“没有科研氛围”到“高捧科技”的变化进程。一篇报告文学能有如此大的文化容量和意义内涵，已足见作者的见识和功力。深圳世界之窗 / 资料图地上地下，焕然一新深圳作为开放型的移民城市，在发展进程中有两个突出问题。一是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人口不断增加，城市的容量越来越大，基础设施不能满足需要，交通堵塞成为影响民生的大问题；二是外来人员的涌入和管理应接不暇，“城中部落”和“三无人员”严重影响市容市貌和城市管理，成为令人忧心的“城市痈疽”。不解决这两个突出问题，深圳很难成为百姓满意、形象良好的现代化城市。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这两个问题终于得到圆满解决。《深圳我城》中的《地下，又一座城市在成长》和《悬浮的世界》这两篇，形象地记录和反映了深圳通过建造地铁和清理“三无人员”解决这两个突出问题的全过程。市民拍手欢迎这种大动作带来的新变化，称之为“地上地下，焕然一新”。众所周知，缓解城市交通堵塞的最好办法是建造地铁。然而，在深圳这样的新兴海滨城市修建地铁，困难之大和问题之多，几乎难以想象。但深圳硬是以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把政府和市民的“地铁梦”变成美好的现实，在地下建起了一座新城，“托起了城市的新高度”。作者在描述深圳建造地下新城的奇迹时，仍采用先声夺人的手法，以一系列数据和硬指标，展现出深圳地铁从无到有、领先全国的壮丽风貌：1989 年，深圳提出建造地铁的动议，并很快成为政府决策，构建了一个在当时不被看好的“地铁梦”；1998 年5 月，借香港回归祖国的契机，国家计委批准深圳地铁工程立项，命名为“深圳地铁一期工程”；2004年 12 月 28 日，深圳地铁 1 号线正式开通，深圳进入“地铁时代”。后来，“深圳地铁版图一变再变，一扩再扩”，“地铁里程每过几年就会以倍数增长”，地铁密度“列入世界顶尖水平”，被评为国内“地铁最便捷城市”。在作者的笔下，深圳实现“地铁梦”的过程，融注着攻尖克难、改革创新的奋斗精神。经费不够怎么办？创造香港私营企业参与深圳基础设施建设、向社会提供服务的“特许经营”新模式，最终实现“建造—营运—移交”的全过程；施工难度大怎么办？量身定制双护盾 TBM、创造“拆桥神器”模块车，让这些“变形金刚”和“超级战士”在地铁施工中大发神威；噪音扰民怎么办？错时施工，日夜兼程，“暗暗地挖”，把对市民生活的影响减少到最低度。面对深圳地铁建造的革新创造，作者深情地写道：“这不仅是技术创新与科技进步，更是‘绿色深圳’、‘绿色地铁’理念的践行。”“建设者努力让‘城市中的工地’与环境相生相融，书写出‘创新地铁’、‘科技地铁’、‘美丽地铁’的动人篇章。”读到这里，我们不禁要拍手称赞：“壮哉，深圳！壮哉，深圳地铁！”如果说，深圳建造地铁是完善城市基础设施、缓解交通堵塞的创举，那么，深圳清理“三无”人员，则是强化城市管理、割掉“城市痈疽”的壮举，使深圳真正走上了现代化城市的发展轨道。作者在《悬浮的世界》中开宗明义：“三无”人员的出现，是深圳特区早期改革开放的自然现象。“自从 1989 年中国黄土地开始躁动不安，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动着冲向城市，只有 327.5 平方公里的深圳特区便骤然感受到大军压迫的沉重。关内外大批开发区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的‘三资’企业，各类公司、工厂，无法消化源源不断从北面风尘仆仆赶来的人群，不能被吸纳又不愿往回走的人滞留下来，便成为游荡的‘三无’人员。”接着，作者理性地剖析“三无”人员对城市产生危害的客观必然性：“城市对于他们只是一种诱惑，一种改变穷困潦倒命运的可能。由于他们没有长期的职业计划，其作为大都是以挣钱为主要目的的短暂行为，因此具有一定的破坏性和掠夺性。”深圳“三无”人员已达到较大的数量规模，其对城市的实际危害十分明显。乱搭乱建“给现代化城市的面容染上了脏乱差的污点”，违法犯罪“在城市健康的肌体上滋生了黄赌毒黑盗劫的肿瘤”。作者深刻指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假如任由一些人不讲秩序地在深圳‘捞世界’，另外一些人的世界就会碰撞得支离破碎。‘三无’人员问题，关乎深圳的稳定和安宁，也关乎深圳的现代化和未来”，“必须面对，必须有所作为”。《悬浮的世界》的副标题是：深圳市 1994 年春清理“三无”人员备忘录。作者除了以事实阐明“三无”人员形成的原因和产生的危害，更以数据表明深圳怎样大刀阔斧、干脆利索地清理“三无”人员。仅在一个多月内，“全市共清理遣送‘三无’人员 23.1万人，拆除山边、路边、水边棚寮 6 万余间，清查‘三无’人员驻足的工地、工棚、公共复杂场所、出租屋、个体店铺等 10 万余间，摧毁地下工厂 839间”。这些数据说明了深圳清理“三无”人员的力度和效果，也表明作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真正做到了“报告文学让事实说话”。尤为可贵的是，作者没有情绪化地陶醉于深圳清理“三无”人员的成果，一味地给予赞美，而是进行了客观冷静的理性分析，提出了现代城市管理中一些发人深思的深层问题。作者写道：“清理‘三无’人员是一项内容庞杂、任务艰巨的系统工程，并非靠一个‘清’的高潮就可以一劳永逸。如何真正科学地管理好流动人口，对于深圳的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至关重要，亦是摆在深圳面前一个积久年深急需解开的症结”，“过死的限制和放纵的自由都会造成我们所不愿看到的后果”。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作者当年思考的问题，如今深圳已经妥善解决，城市管理已提高到一个全新的水平。旅游新城，魅力深圳深圳是改革开放中诞生的经济特区，又是毗邻香港的新兴城市，从创办特区那一天起，来深圳公干或旅游观光的人就络绎不绝。但是，人来了给他们看什么？怎样让他们觉得到深圳不虚此行？如何使深圳成为名副其实的旅游新城？这是摆在深圳面前的突出问题。作者在《魅力深圳》这一篇中，详细回答了这些问题，反映出深圳由边陲小镇到旅游新城的发展变化过程。作者的描述既形象又生动：早年的深圳，“唯一可游的大概就是只有两只瘦猴乱蹦乱跳的小公园”，人们戏称为“一个公园两只猴，一位警察看两头”。1979 年深圳建市，国务院文件指示“把深圳建成旅游区”。1980 年，深圳特区创建，来深圳参观考察的人，可去的地方只有“五湖四海”“一条街”。“五湖”是作为公园的西丽湖、香蜜湖、石岩湖、东湖、银湖；“四海”也是公园，只是地处海滨，分别是蛇口、深圳湾、小梅沙、大亚湾；“一条街”是一街两制的“中英街”。那时的深圳“还远不是人们心目中的旅游城市”。接下来，作者的描述更加富有诗意：“80 年代的最后一个冬天，深圳湾畔出现了一幅瑰丽的画卷，像一根神奇的魔杖，把中国的名山大川、文化古迹全‘点’到一起来了，这就是‘锦绣中华’。它的出现，标志着深圳旅游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观光旅游阶段。”自此，“‘五湖四海’的格局被一举打破，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等主题公园相继出现，深圳旅游享誉国内外。”如果说，以上的描述是作者对深圳旅游从无到有、快速发展的全景展现，那么，作者恰到好处的点评和抒情，则是对深圳成为旅游新城的热情赞颂。作者深情地写道：“把祖国的秀丽河山、文化古迹搬到深圳，那该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在方圆数十万平方米之地展示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文化，让人们一步迈进历史，一日游遍中国，那该有多大的吸引力！由此圆一个‘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梦，又是多么的有意义！”“如果说锦绣中华像一部凝固的中华史书，民俗文化村则像一台浓抹重彩的大戏；如果说锦绣中华像一座荟萃中国名胜古迹的宝石库，民俗文化村则像一首颂扬中华民族大团结的赞歌”；“从锦绣中华到民俗文化村，从历史的怀想到民风的张扬，人们行走着的，是一条通往中华精神殿堂的、充满鸟语花香的路径”。“锦绣中华微缩景区、中国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三大景区融汇成一个‘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的大型文化旅游区。其特色之鲜明，主题之完整，内涵之丰富，建设之精美，管理之先进，实力之雄厚，在中国人造景观中独树一帜。”上述富有诗意的描述和赞颂，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深圳旅游业快速发展的脉络和轨迹，看到了深圳旅游新城迅速崛起的奥秘。其核心是面向世界的宽广视野和锐意创新的战略思维，这是深圳特区的鲜明特色，也是作者妙笔生花的艺术魅力。作者书写这篇的标题是《魅力深圳》，但通篇写的是旅游业的发展，其内核就是旅游赋予深圳魅力和活力。作者在表明这种内在逻辑关系时，有着非常精到的描写。她把深圳旅游业所展现的魅力归结于文化的魅力，体现为文化的精神内涵和形象的新颖别致。作为深圳本土作家，她不无自豪地写道：“每年，都有大批大批的人入广，大批大批的人来到深圳，只因广东的魅力，深圳的魅力。”“深圳从一片荒芜至一片繁华，其间的历史跨度，文明跨度，物质跨度与精神跨度，非亲历亲见者不能想象其巨大。深圳神色自然态度从容地完成了这一跨度。”而深圳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显然是完成这一跨度的重要体现。“人们在华侨城三大景观看到的不仅是一种景物的简单‘克隆’，给人最大享受的，是浓郁的文化气氛和民族特色”，“文化渗透在旅游当中，这是一个成功的杰作”。作者深刻地指出，“深圳旅游业并没有因为华侨城人造景观风头正劲而忽略自然风光的开发”，而是“珍惜天然资源，开发自然风光风景区”，“构造出人造景观与自然景观两大相依相重的板块”。被誉为“世外桃园”和“牧歌田园”的仙湖植物园和“青青世界”等自然风景区，以及大鹏所城、赤湾少帝陵等历史文化景区，就是生动的例证。它表明，深圳的旅游文化丰富多彩，深圳的旅游景观新颖别致，博古通今。这种源自文化底蕴和文化创新的魅力，既有精神的感召力，又有形象的吸引力。因此，“深圳是富有魅力的，这魅力是人类才智的魅力，是创造活力的魅力，是深圳精神的魅力”。当我们读到这里，情不自禁地要赞叹作者对深圳魅力的准确把握和深层揭示。文学是社会的折射，是生活的一面镜子。《深圳我城》所展现的深圳城市变迁，脉络清晰，轨迹明显，既有形象感染力，又有思想感召力。它表明，“深圳奇迹”是深圳人敢闯敢试创造出来的，“深圳精神”是深圳文化创新的思想先导和精神结晶。作为一本报告文学集，《深圳我城》不仅让我们领略到文学之美的审美感受，更使我们获得观照深圳、思考城市的思想启迪。作者在有意无意间达到了“举精神旗帜、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的境界和高度。令人敬佩，发人深思。来源：《文化深圳》2022年第2-3期作者：吴俊忠（深圳大学教授、深圳大学城市文化研究所原所长、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原理事）（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2022-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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