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第二届深圳摄影作品年度展在关山月美术馆盛大开幕

2016第二届深圳摄影作品年度展在关山月美术馆盛大开幕 2017年1月17日上午10:30分，“2016第二届深圳摄影作品年度展”在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盛大开幕。本展览由深圳市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项基金资助，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深圳市摄影家协会承办，各区摄影家协会协办，并得到了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的大力支持。 出席本次活动的领导和嘉宾有：原深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应力同志，深圳市文联党组书记李瑞琦同志，深圳市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梁宇同志，深圳市文体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张晋文同志、副处长林清波同志，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艺术总监文祯非同志，深圳市摄影家协会顾问全燕荣、苏伟明同志，深圳市美术馆馆长、深圳市摄影家协会副秘书长张燕方同志，深圳市摄影家协会2016年度轮值主席郑丽萍同志，深圳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王琛、钟国华、孙成毅、余海波、陈富、秦军校同志；出席开幕式的还有深圳市各区摄协领导、负责人，他们是：福田区摄影家协会秘书长吴明军同志，罗湖摄影学会副会长刘伟雄同志、秘书长李明辉同志，南山区摄影学会副主席陶辉同志，盐田区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冯文俊同志，宝安区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李光华、赖国强同志，龙华新区摄影家协会副主席赖银辉同志，光明新区摄影家协会主席李政同志、大鹏新区摄影家协会主席李坚强同志。 深圳市文联党组书记李瑞琦同志宣布展览隆重开幕 深圳市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梁宇同志代表深圳市文联致辞 本次展览开幕仪式由深圳市摄影家协会2016年度轮值主席王文舵同志主持，并介绍了展览筹备情况，深圳市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梁宇同志代表深圳市文联致辞，深圳市摄影家协会轮值主席郑丽萍同志宣读了本次展览的优秀作品作者名单。最后，深圳市文联党组书记李瑞琦同志宣布本次展览隆重开幕。 深圳市摄影家协会2016年度轮值主席王文舵同志主持开幕仪式 深圳市摄影家协会轮值主席郑丽萍同志宣读获奖作者名单 开幕式现场 展览现场

书写时代华章 弘扬中国精神 凝聚中国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5月9日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中指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曾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文艺工作者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就是要彰显中华美学特质，创作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艺术精品，书写时代华章，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一传承中华美学精神，是文艺工作者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美学精神”，强化了中国优秀文艺传统和文化遗产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中的作用，再一次描绘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的底色、根基与取向，指引当下的文艺创作要充满中国的文化元素，杜绝唯西方标准马首是瞻，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方针切实落到实处，提升当前的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中华美学精神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的理论创新。与以往“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的思想家不同，立足于“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历史定义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把促成“人的感觉的丰富性”和“具有感觉丰富性的人”，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理想，视为自己最崇高的使命，也使作为其有机组成部分的美学成为科学研究“一切属人的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的学说。人的问题作为超越时空的贯穿线索，为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国化打通了道路，也展现了美学回归自身的深广领域和光明前途。中华美学精神体现出中华民族最根本的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融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为一体，以生命为核心的大美学，体现了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同时，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与审美观念，重视文艺审美的重要而独特的价值作用，以及追求崇高的美学境界，崇尚道德美、人格美、信仰美、崇高美、境界美与自由超越的精神，坚守文质兼美品格，张扬艺术精品意识与真善美相统一的精神等等。中华美学精神植基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传统文化双创的理论成果，在审美感知、审美情感、审美趣味、审美价值、审美理想、审美人格、审美精神等方面体现出鲜明而强烈的中国精神。二传承中华美学精神，文艺创作才能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才能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示新时代的中国。传承中华美学精神，文艺才能有魂可依。没有精神灵魂，一个民族只能是浑浑噩噩、萎靡不振的一盘散沙。文学艺术创作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主体，养育着一个民族的审美眼光与审美精神。中国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培养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为当下文艺“补钙”，才能有理想的筋骨、伦常的道德、文化的温度。传承中华美学精神，文艺创作才能强基固本，才能出现文艺高峰。新世纪以来，文艺作品的数量与日俱增，近几年每年长篇小说的出版产量已达几千部之多，尚不包括海量的网络文艺作品。从数量上讲，中国可称为世界第一文艺大国。但庞大的作品数量并不必然催生优秀文艺作品，粗制滥造、模仿抄袭的“注水”之作充斥其间。历史上那些享誉世界的伟大作家艺术家能够赢得人们的尊重和喜爱，无不在于他们的作品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思想深度、文化厚度和精神高度，他们也因此成为一个民族创造力的重要象征。文艺高峰的出现，是以创作者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为根基的，厚积薄发，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无尽的力量，才能创作出体现民族精神、民族特色、民族气派的优秀作品。经历了100多年欧风美雨的洗礼，经历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二元悖论的各种变革与曲折，中国文学艺术需要有一个清醒的判断和科学合理的选择，不能在全球化时代被西方强势文化所殖民，乃至成为“被看”的他者。三《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离不开文艺事业繁荣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要在马克思主义观念指导下，传承中华美学精神，提升文化自信，为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做出贡献。书写伟大时代，凝聚中国力量。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的源泉。当今中国的巨变为世界瞩目，国力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世界地位的提升，深刻地改变着当代中国人的生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艺术对象——任何其他产物也一样——创造着具有艺术感觉和审美能力的群众。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产生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创作者只有真正深入生活，与时代同频共振，在体验生活、认识生活、感悟生活的同时茁壮成长，才能不沉湎于个人内心的“杯水风波”，才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于创作的笔端，坚持发现美、创造美，赞美奋斗人生，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和信心，凝聚起磅礴的中国力量。在创作中坚守文化自信，努力以优秀的文艺作品弘扬中国精神。“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艺发展史上的精品力作无不洋溢着丰厚的文化自信，又无不对提升文化自信产生巨大的力量。犹如古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不能离开大地一样，文艺创作离不开文化的滋养，民族文化是文艺创作最博大、深厚的土壤，民族精神是文艺创作潜在的、持续的精神力量。要尊重历史，尊重传承，警惕历史虚无主义，培养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正确认知，承担起中华文化传承创新责任，理性扬弃，去粗取精，将传统文化与当代生活对接，并在此基础上涵养丰富的灵感和深刻的思想。要勇于书写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和丰富的社会实践，彰显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突显支撑民族、国家发展最深沉、最根本、最持久的精神力量。要强化责任意识，自觉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将其有效融入在立意选择、形象塑造、叙事安排、语言表达之中，助力文化自信提升。要传承“文质兼美”的精品意识，讲好中国故事。孔子曾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一观点逐渐成为颇具中国传统特色的文艺批评标准。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的信中提出未来戏剧的理想，即“德国戏剧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文艺精品能够具有强大的动人力量，源于其深刻思想内涵与优秀艺术表现的完美结合。创作者要坚持高标准的艺术追求，提升文艺原创力，创作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文艺精品。在过度消费主义有抬头趋势的今天，文艺工作者要有更强的定力，严肃认真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把审美理想放在核心位置，以富有生命力的、体现中国精神的价值观念来感召读者，并要认真探究、真正掌握文艺传播的市场规律，最广泛地传递这种感召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谋划中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广大人民对精神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对文艺发展充满了期待。立足于伟大时代，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敏锐地发现最生动、最新鲜、最丰富的中国经验，发掘当代中国实践为中华文化注入的新的生机和活力，讲好中国故事，彰显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正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所在。（转自《文艺报》2021年5月19日2版）（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深圳少儿街舞作品入选“第二届全国街舞创作作品展演”

11月18日至19日，由中国舞蹈家协会、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主办的“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舞蹈季”第二届全国街舞创作作品展演在广州大剧院隆重举办。“全国街舞创作作品展演”是中国街舞最高水平的展示平台。经过专家推委团的严格审议及层层筛选，由深圳庆舞堂少儿街舞培训机构创作的舞蹈《勇者无畏》，从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100余部作品中脱颖而出，是深圳唯一入选本届展演的作品。《勇者无畏》《勇者无畏》旨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传播正能量，树立少年强则国强的观念，以编舞（Urban dance）的形式表现了中国战士在战场上的英雄本色！《勇者无畏》由颜庆、吕文腾编排，表演者是刘佩琦、周永璋、寇柏诚、刘睿、张语涵、莫佩纹。这些孩子虽然年纪不大，但是都已有了5年舞龄，年少的他们曾经获得过不少奖项：2017年世界舞蹈大赛（WOD）华南赛区亚军，2018年的亚洲齐舞大赛（EDC）少儿组冠军，2019年粤TV LIKE A COOL KID少儿街舞展演深圳赛区冠军。表演者：刘佩琦、周永璋、寇柏诚、刘睿、张语涵、莫佩纹深圳庆舞堂少儿街舞培训机构是深圳市舞蹈家协会街舞委员会会员单位，本着“以舞育人，舞所不能”的教育理念，矢志成为街舞教育第一品牌。创办于2008年的庆舞堂，是深圳最早、规模最大的专业从事少儿街舞教育的培训机构，至今已有11年，培训过16000多名4至16岁的学员。赛前紧张修改作品小演员们后台观看现场直播颜庆中国舞蹈家协会街舞委员会广东联盟副主任、常务理事深圳舞蹈家协会理事、深圳市舞蹈家协会街舞委员会副主任深圳庆舞堂街舞教育培训连锁机构CEO吕文腾中国舞蹈家协会街舞委员会爵士舞考官深圳庆舞堂街舞教育培训连锁机构少儿街舞技术总监庆舞堂小演员与嘉宾们的合影庆舞堂小演员与嘉宾们的合影庆舞堂小演员与嘉宾们的合影庆舞堂小演员与嘉宾们的合影

贺绍俊：南翔中短篇小说阅读散记

贺绍俊
南翔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开始写作。八十年代被称为当代文学的新时期，这是一个强调理想和激情的年代，文学担当着匡正社会的思想责任。这一时代特征也典型地体现在南翔的身上，因此他是一位充满理想也具有社会担当的作家，他的写作生涯至今已有四十年了，这四十年社会发生着巨大变化，南翔的人生也经历了种种变迁，但无论如何变化，南翔始终没有放弃身上的理想和社会担当，这就构成了他在文学上的一贯性。在南翔的人生经历中，九十年代末由江西迁到深圳应该是他的文学创作的一次标志性事件，因为深圳的思想文化氛围更有助于他发展自己在思想上的优势，从而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我记得《女人的葵花》这本小说集就是收录了他到深圳后写的九篇中短篇小说，当时我读到这本小说集后，还专门写了一段话：“南翔的小说很好看，也很耐读；他可以在不同的时空里展开想象，而最终又都凝聚于思想性和文学性，这得益于他的学院气质、民间情怀和南方立场三者的完美结合。”现在看来，我这一段话还是抓住了南翔小说的一些基本特征。其一我说他的小说很好看，是因为南翔注重小说的故事性，他很会讲故事，也善于讲故事。但他并不满足于讲故事，或者说讲故事并不是他写小说的目的。他的目的落在思想性和文学性这两点上。他的小说叙述其实就是在做一件事情，努力去挖掘故事里面包含的思想性。而且他所要表达的思想也不是浅陋的、公共化的思想，而是有着一定学术积累的思想。毫无疑问，他的这一突出特点与他身处深圳有着密切关系，一方面深圳的开放和包容更加激活了南翔的思想，另一方面他成为深圳大学的一名教师，浸润于校园丰厚的学术氛围之中。从这个角度说，南翔属于比较典型的学者型作家。所谓学者型作家，不仅在于其小说的思想主题具有明显的学术基础， 而且还在于作家的小说叙述会受到学术思维的影响，并在小说写作中会有较明确的理性意识和明确的写作目标。在我看来，南翔所设定的是一种社会政治的目标，他关注社会人生的命运沉浮，他的小说往往在社会政治如何影响和干预了人生命运和人性变异的方面着力，以文学形象表达他对社会问题的见解。南翔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上用力最多，中短篇小说也最能体现南翔的独创性。我一直踊跃着阅读南翔的中短篇小说，在这方面也有不少阅读体会。作者著述有意思的是，南翔四十年来始终活跃在当代文学前沿，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他的中短篇小说几乎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佳作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我们又很难把南翔归入某一个潮流和类型之中。且以《女人的葵花》中的小说为例，其中有两篇小说《我的秘书生涯》和《辞官记》都是写官场的，但南翔并没有像一般的官场小说或反腐小说那样热衷于揭露官场的复杂性和险恶性。《我的秘书生涯》通过一个优秀秘书如何败在了一个熟稔权力与人情交易秘诀的女人的故事，揭示了官场规则与潜规则之间的微妙关系。而《辞官记》的故事核心则是一个博士竟被一段少年时期饥饿的悲惨记忆阻碍了他的仕途，这个看似荒诞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官本位意识在当代社会是如何发酵变异的。显然，无论是在主题的确定上，还是在叙述的诉求上，南翔的这两篇写官场的小说都迥异于我们从大量官场小说中获取的共同性。事实上，南翔对当代文学的现状和趋势非常了解，他不是那种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完全书写自我的封闭型作家。他也善于吸收新的讯息，他的小说世界是开放性的，比如他最近在总结自己的创作经历时，曾把自己的创作归纳为三个维度：“文革”/ 历史、环保 / 生态、底层 / 弱势。这三个维度的确是南翔在创作中重点关注的内容，其实这些内容也是我们社会以及文学界十分关注的内容，比如底层、生态等，也曾经一度成为创作的热点。这也许说明一个问题，南翔作为一名具有强烈社会意识的作家，始终对社会热点充满了敏锐的感知，也必然会在他的小说中体现出来。但他在文学创作中又对同质化和流行化保持警惕，因此即使选取了同一类题材， 他也非常注意与这类题材中所呈现的共同倾向保持距离和差异。比如底层基本上是南翔小说的出发点，他在小说中多半讲述的是底层小人物的故事，但我注意到批评家们在评述底层小说时几乎很少提到南翔的这些写底层小人物的小说，我想这完全是因为南翔的小说并没有采取当时流行的底层小说的叙述套路，也没有刻意强调底层的主题诉求。生态问题逐渐成为全球性的首要问题，自然也越来越受到作家们的关注。南翔作为一名思想敏锐的作家，也加强了小说中关于生态的分量。比如《哭泣的白鹳》《来自伊尼的告白》《消失的养蜂人》等小说就属于具有明确生态意识的小说，小说涉及物种衰减、环境恶化等突出的生态问题，但这几篇小说又与那些刻意标记为生态小说的小说不一样，那些刻意标记为生态小说的小说往往有一种过度宣传生态的毛病，而忽略了生态问题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复杂性。南翔这几篇小说都是将生态问题与社会问题搁置在一起来写，写出了生态问题的复杂性。比如《消失的养蜂人》从构思上说就很特别，是以养蜂的生物学知识来结构小说的。虽然有些地方也看出南翔试图在反思生态问题的思想层面用力，但他并没有在生态话题上过多地展开，而是任由情节的复杂内涵弥散开去。在小说的结尾，养蜂人阿强突然消失，作者给读者留下了一个无解的谜。这个谜提示人们，还有一个“生态”在困扰着人们，这就是不良的社会生态。阿强虽然能成功地把中蜂和意蜂混在一起养，但是他无法克服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当他发现很可能会卷入矛盾中时，他的一切努力都可能会报废，所以他不得不悄悄离开。当然南翔在这篇小说中并没有揭露这个社会生态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使得阿强悄悄离开，他实际上是在小说结尾设置了一个谜。他希望读者能依据自己的经验去解答这个谜，我们的社会生态在很多方面都出了问题，其中任何一个小问题都有可能会让处于弱势位置的养蜂人阿强难以承受。也许应该从学术思想的一贯性来理解南翔的小说创作。南翔的小说写作首先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写作，这种写作是建立在一贯的思想立场和认知背景上的。他的思想立场和认知背景概要地说，可以归结为具有民间色彩的自由主义思想。我认为，南翔是在以小说这一载体不断地表达他从自由主义思想出发对历史和现实所作出的评判与臧否。因此，南翔所说的三个维度并不是三条互不关联的平行线，而是相互交错、相互补充从而统一于自由主义思想上的一个完整的艺术王国。南翔似乎也将这一写作姿态视为自己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应有责任。他有一篇小说《表弟》仿佛就是在表白自己的这一心境。《表弟》的社会容量非常密集，读者能够从这篇作品中看到作者对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政治风云变幻的历史把握，作者也揭示和批判了当下社会权力与资本结合的现状。最具反讽意味的是，南翔让“我”做了一个扳手腕的梦， 表弟输了以后要再来一次，禄禄却抢白说，你们一家，既有运动员，又有裁判员，还讲我不公平？在小说中，禄禄可以说是权势寻租的形象，“我”则应该是知识分子形象。禄禄固然是一个值得批判的对象，但南翔也不放过作为知识分子形象的“我”，或许从这里可以感觉到南翔的一种难得的自我警策，他显然不满于一些知识分子自视清高而对社会所作的不负责任的批评，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不可能摆脱物欲世界的纠缠，你必须把自己摆进去，才能真正担当起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作为一名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南翔对于中国百年来的历史进程有着清醒的认识，也就是说，他的历史观是清晰的，他对历史和现实的价值判断保持着一致性。他曾接连写过一批反思历史的小说，这些小说结集为《前尘：民国遗事》《1975 年秋天的那片枫叶》《抄家》，这些小说虽然讲述的是民国、“文革”历史时段的故事，但叙述的锋芒分明剑指现实。正如他在《抄家》一书的后记中所说：“对于历史，尤其是发生不远且迄今或深或浅，仍在影响我们的思维与生活的历史事件，可以有不同评价、看法乃至思想交锋，亦可以有不同角度、不同阶段、不同学科、不同方法的研究与呈现。但硬要找出一些恬淡、温馨与优容，来辩说与粉饰一场大灾难，实非我能接受。”因此南翔写历史不是单纯地为了忆旧，而是抱着匡正现实的明确目的。同样的，南翔书写现实时也不是呈现一个平面化的现实图景，而是在面对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和现象时，都会从历史演进和延续的角度去进行评判。因此他的所有书写现实的小说，都具有深厚的历史感。且以《老桂家的鱼》为例。这是一个发生在深莞一带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发生地既不是充满现代感的高楼大厦，也不是透着珠光宝气的酒吧咖啡厅，也不是风情万种的沙滩浴场。它是西枝江边的一处尚未开发的荒芜处，这里零零落落住着一些靠打鱼为生的人。也许说他们住在这里并不准确，因为他们没有房子，一条船就是他们的家。如小说的主人公老桂，当年曾是农村最先觉悟者，他摆脱即将崩溃的集体所有制，到水上跑运输，却赶不上社会的突变，竟然再也回不了陆地，只能在一条船上赖以为生。有一个细节读来让人心酸。老桂在他一家生活的船上钉了一张铭牌，上面写着的“大岭山”是他曾经居住的地方，可见他魂牵梦绕般地希望回到家乡，回到陆地上。小说截取了老桂在船上的最后一段经历。虽然拖着衰弱的病体，却仍不得不出去打鱼。回来后一病不起， 最终“死在破败的大船上”。南翔在深圳发现了这样一个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像老桂这样生活在船上的渔民，“在这个城市里，他们没有户口，没有社保，也没有医保。或许可以说，他们的生活，随着潮汐变化而变化。”南翔意识到，西枝江上的那些破败的船不得不说同样是深圳现代化进程中的产物，是现代化带来的问题。为了表现这一现实批判性，南翔在小说中专门设计了一个电视台记者去采访破败渔船的情节，记者们采访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老桂们的生活困顿，而是因为旁边的高档住宅里的居民们投诉，这些破败的渔船“严重影响市容和干扰居民生活”。终于政府出面要求这些渔民“限期搬迁”，这些渔民彻底清除后，西枝江边确实发生了变化：“堤边新修了绿道，新植了绿柳， 江面愈发空阔了。”单独看这几句描写，是一种诗情画意的味道，但在我们读到前面关于老桂一家的艰辛故事以及老桂的死之后，再读到这几句诗情画意的描写，便会产生巨大的反差。南翔并没有停留在对现实的批判上，也就是说，他并没有简单地把老桂家看成是现代化的代价而问责于现代化，而是从历史层面去探究老桂悲剧的成因。老桂当年也是一名回乡青年，还当过民兵营长。也就是说，他们在上一个时代是可以正常生活甚至很体面地生活的。老桂既不懒惰也不愚笨，为什么改革开放后反而越来越陷入窘困呢？这让我想起了过去我们反复接受的教育：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当年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治国之本，自然一个阶级的欢笑就是另一个阶级的痛苦。改革开放带来了新的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观完全从今天的社会里消失， 因此即使今天社会经济大大发展了，但依然会存在阶层固化、社会不公等问题。《老桂家的鱼》的深刻之处就在于，我们不能再犯历史曾犯过的导致阶级固化的错误，现代化在解决“破败的船”的时候，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让船上的“老桂”们从破败中摆脱出来。南翔的《绿皮车》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篇小说。这篇小说完全将历史与现实打通了，从情感上说，既有岁月的缅怀，也有对现实中的温情与善良的礼赞。而从理智上说，南翔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的兴衰，强调了任何事物的进步都有得有失，因此在历史进步的喜悦中也要警惕我们是否丢失了有价值的东西，整篇小说充满着历史辩证法。绿皮车是代表计划经济时代的十分典型的“物”，绿皮车行进在祖国的大地上，曾是当年诗人们最爱歌吟的意象，但到了今天，动车，高铁，和谐号，这一系列的高科技和加速度，足以把绿皮车挤出列车的轨道。但南翔的这篇小说并不是为即将被淘汰的绿皮车唱挽歌，而是在提醒人们，在欢呼高速度的“和谐号”取代绿皮车时，不要忘记始终陪伴着绿皮车的老工人们，以及由绿皮车营造出的特定的生活方式。《绿皮车》里的老工人把一生都奉献给了铁路钱，《绿皮车》具有一种绵绵的怀旧情愫，我以为《绿皮车》最出彩的地方，就是通过这种怀旧情愫，缅怀了在绿皮车这一特殊空间所营造出的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哪怕今天社会发展速度再快、经济再繁荣、物质再丰富，但是南翔强调，我们不应该随便改变人们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方式。在绿皮车里，人们享受着慢节奏的生活，在慢节奏里人性得以充分展开，人们也自得其乐。但出于经济考虑，我们只想到列车的提速，就把这种慢节奏的生活环境毁掉了，而那些习惯了这种生活环境的人就会无所着落，他们哪怕得到的物质再丰富，可能也不会感到幸福的。《打镰刀》是南翔 2020 年发表的一篇小说， 在新冠疫情期间，我关闭在屋子里，得到了这篇小说的电子版，小说洋溢着明快的调子，一扫因疫情积压在心上的阴霾，将我从封闭的空间带到了艳阳高照的广袤田园。最后我想着重说说我读这篇小说的体会。南翔是一位胸怀很博大的作家，他的小说哪怕书写一个普通的小人物，或者讲述一件很平常的物事，总是要透过人物或物事放眼悠远的时间和广袤的空间。他着眼于现实生活， 却对现实中的变化具有特别的敏感，他从现实的细微变化中打探到历史与文明演化的脉搏跳动。这一回，他注意到了乡镇铁铺店里悬挂在屋檐下的锄头和镰刀。这不过是农民最常用的农具，应该是每一户农家必备的物事。但似乎现在它们遭到了冷落，在这个铁铺店里被挂在屋檐下，没有人来光顾。关注锄头和镰刀的除了南翔还有一位美术学院的教授刘寥廓，他慷慨地将这些锄头和镰刀买了下来。但他买下来并不是要用其作为农业生产工具，而是觉得它们挂在屋檐下极其具有“艺术范儿”，他要把这些农具用在他的装置艺术中。这些作为农业生产工具的铁器给了他艺术灵感，他决定要打一万把镰刀，用这一万把镰刀创作出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南翔便是沿着这样一个小小的切入点扩展开来，讲述了一个打镰刀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他把现实中正在悄悄发生的变化凸显了出来，让我们感到了那些悬挂在乡村屋檐下的锄头和镰刀的分量。我们得承认，中国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是与世界性的全球化和现代化同步进行的，它覆盖了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等方方面面。乡村的变化之大也是令我们过去难以想象的。这一切也反映在文学上，我们的乡土叙述完全不是半个多世纪前占据主流的或者田园牧歌式或者荷锄挥镰式或者鸡犬之声式的叙述，因为如今的乡土叙述已经不可能再面对一个封闭自足的乡村风景了，乡村与城市交织在一起，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触角已经伸向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在乡土小说中读到的是进城的农民工，或者是留守的老人和孩子，乡村的这些变化已经成了乡村的常态，因此《打镰刀》中所写的乡村同样也是这样一种情景，如鹰嘴山这个小村子的年轻男女几乎都出去打工了。但南翔要说的还不止是这些，他在大家都很熟知的这些变化之外，发现了还有一种变化，这就是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由此南翔便带大家一起认识了小说中的两位重要人物：两个老铁匠，一个是张铁匠，一个是魏老伯，他们曾是打铁的老搭档，他们手艺好，打出的铁器远近闻名。但是他们打铁的火炉早就封炉熄火了，魏老伯也去照看儿子的果园了。也许这就是铁匠的结局吧，他们的手艺也就从此衰落，失去了传承。南翔从镰刀看到了一个非常严肃的文化问题： 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带来的是一种文明的衰落。是呵，在现代化高速发展的今天，高科技的工业化流程可以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最标准的包括镰刀等各种铁器，生炉打铁的小作坊在这种现代化强势的倾轧下甚至连苟延残喘的机会都没有了。其实何止铁匠，整个农业文明逐渐走向衰落，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打镰刀》以一个小场景的故事触碰的是这样一个关乎大文化的坚硬问题。我很欣赏南翔面对这一文化问题所采取的姿态。农业文明衰落的现象其实是当下文学一个比较热门的书写题材。我也读到过不少写农业文明衰落的作品，作家们面对这一现象时似乎更偏向于做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为衰落的文明唱挽歌，却往往无视在一种文明衰落的同时还会有一种新的文明在冉冉升起。而无论是旧文明的衰落还是新文明的升起，都不应该忘记最根本的一点：人类是文明的创造者。因此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首先必须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这才能保证你对文化的认知不会出现偏差。南翔就是一位严肃的人道主义者，即使面对社会变迁、文明兴衰这些关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重大问题时，他也秉持着一位作家的人道主义立场。在《打镰刀》中，正是人道主义精神给一个涉及文明衰落的沉重故事带来了亮丽的色彩。张铁匠和魏老伯是文明衰落的直接承受者，也许他们会有一种失落感和被遗弃感， 但南翔并没有刻意去渲染他们的失落感，相反而是真实客观地写他们能够坦然接受现实，同时，南翔又以非常体恤的心情去小心地叩问他们的内心感受。如写到两位老人重新开炉生火时的兴奋劲，“炉火是一个引信，同时点燃了两个老手艺人遥远又切近的记忆，伴随着叮叮当当的锤打声，两人默契的动作便是昨日的对接和延展，一点点生疏也无，一点点遗忘也无， 一点点迟疑也无。全都是熟门熟路，是认真的手艺，也是认真的把玩。那种熟练与利落，像飞瀑一样流畅，完全举重若轻，根本觉察不出这是两个古稀之年的配合。炉火不时映现在两个人的脸上，雕刻出两尊铜像，却富于色彩和线条的变化”。这是充满敬仰的抒情文字，也渗透出一丝对于逝去文明的惋惜。当然，当张铁匠看到一万把精心打造的新镰刀在展览中被全部做成锈迹斑斑的旧镰刀时，他心情特别难受，南翔此时也只能无奈地让刘教授耸耸肩地暗想等以后再慢慢来解释吧。南翔的人道主义精神不仅体现在他对张铁匠和魏老伯的定位和描述上，而且尤其体现在作品的整体构思中。南翔将农业文明衰落的现象与农村年轻男人找对象难的现实串在一起来写，这是一个很好的构思。当然，这两件事情本来就有关联，乡村的凋败自然就导致了大量乡村女性逃离乡村， 但南翔并非要探究这一社会问题的根源和解决的办法。他要写的是，即使在这样的困顿现实中，爱情也会要寻找到宣泄的渠道。于是我们在小说中看到，在彬彬的召集下，一群年轻男女都来帮张铁匠打铁，打镰刀的现场成了村子里一个少有的热闹现场。在挥汗出力的同时， 青年男女们的青春荷尔蒙得到尽情的释放。连张铁匠都说：“你们男男女女在一起，这么些日子好好相处，都给我擦出几点火花来。真能结成几个对子，那就比我赚几块辛苦钱更开心。” 而年轻人则调侃道：“两个老倌子也作兴是老树发芽，枯木逢春咯！”小说就是在收获爱情的惊喜气氛中结束的，彬彬终于捅穿了观念习俗的阻隔，可以理直气壮地与倩倩谈婚论嫁了；而藿香则大胆地追到了与刘教授的爱情。一个乡村大龄胖妞能与离婚的城里教授牵手则是一份令我意想不到的惊喜。尽管这一惊喜在前面的叙述中铺垫得不是很充分，但我完全可以理解南翔的用意：无论世事如何变化，无论文化如何沉浮，爱情却是永恒的。打镰刀打出了爱情火花，也就会让我们能以一种辩证的方式去面对农业文明的衰落，也许打铁今后真的只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了，但我们的爱情仍然会在新的土壤上绽放得更加鲜艳。作者简介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文艺报社常务副总编辑，《小说选刊》主编，现任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辽宁省作协副主席。2014年以来，主要著作有《文学的尊严》《建设性姿态下的精神重建》《批评双打——八十年代文学现场》《当代文学新空间》《汪曾祺及里下河派小说研究》《中国中篇小说年度佳作》等15部，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上发表论文180余篇，其中中文核心期刊50余篇。其学术著作和文章曾获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学术奖、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奖成果奖（第六届）三等奖共计6项。（转自南方号）（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深圳作家庞贝长篇小说《独角兽》研讨会在京举行

5年前，深圳作家庞贝以“黑马”的态势出现，一部《无尽藏》惊艳了文坛。5年后，“黑马”幻化成就了《独角兽》，又一次惊动文坛。5月11日，在中国作协召开的研讨会上，北上广深及来自“科幻文学之都”成都的专家盛赞该书在叙事形式、科幻创意、人文哲思和诗意美学方面取得的新成就，为读者观察了解深圳，理解新时代、新生活提供了一个绝佳样本。本次研讨会由中国作协、广东省作协、深圳市文联和花城出版社联合主办。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广东作协文学院院长熊育群、深圳市文联副主席张忠亮、花城出版社副总编辑张懿、《科幻世界》杂志主编姚海军、中宣部文艺局调研员胡友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宏图，以及著名文学评论家胡平、张志忠等二十多位专家学者出席，研讨会由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彭学明主持。站在时代前沿褪去华美的古典主义长衫，庞贝新作的现实主义战袍上点缀着超炫的科幻色彩。主人公故事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多位原型人物的传奇经历，对正在改变人类生活的人工智能技术展开独特呈现和深度思考。这是一场比现实更奇幻、比科幻更现实的机器人“自主行动”，一场人机交互的有关人性的“超临界实验”。在作者庞贝看来，这部新作直面现实课题，旨在探讨人工智能的技术伦理和未来图景。这不是天马行空的浪漫科幻，而是一种基于最新科技进展的适度前瞻。“这是一部更具前沿意识，更具领先时代创作追求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也拓宽了我们对现实题材创作的理解。”阎晶明在研讨会上表示，现在说的现实题材不是要求回到农村、回到工厂，回到最传统的生活，因为今天的中国发展非常迅速，我们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丰富、多样和复杂。文学家对这样新的时代变化要有自己的敏感。“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城市深圳的一位作家，庞贝很敏感地抓住了这样一个特殊的题材，并且把它和当代的现实生活，改革开放，甚至跟国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在科技创新方面竞争的元素都带到作品中，这就是他创作当中非常自觉的一种意识。”彭学明评价说，《独角兽》可以说是贴近祖国的胸口，站在时代前沿，扎进生活的深处，以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为背景，以人工智能为内涵，创作出来一部重要的作品。“可以说他书写的是中国梦，展示的是中国风采，体现的是中国精神，是我们中国作家协会组织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践行‘四力’主题教育实践的重要成果。”“庞贝是尝试探索一条科幻小说的科技现实主义的创作之路。未来已来，现实就是未来。”熊育群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一场人类前景扑朔迷离的革命中，作者高举起了人文主义的旗帜，体现一个作者的担当。在写作上庞贝延续了自己悬疑小说的风格，又在技术、哲思和诗意方面做了诸多新的探索，体现了广东作家不断创新的创作姿态。“《独角兽》是一部深圳作家反映中国当代科技前沿现实生活的力作。”张忠亮表示，深圳是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标志性城市，深圳文学涌现出像打工文学、移民文学、城市文学等类型。今天的深圳是在全球范围内科技创新走在最前沿的城市，是全国高新技术产业的一面旗帜，但是反映这个现实的文学作品非常少。庞贝的作品非常有力地填补了深圳作家创作实践的缺口。塑造文学“新人”与会者特别指出，《独角兽》的主人公具有特别的文学价值和现实启示。基于当下生活和真实人物原型而创作的这部作品在深刻揭示创富时代道德重建这个严峻的现实课题的同时，着力塑造了人工智能专家艾轲这样一个有智慧、有情怀、有梦想、有境界的高科技创业者形象，这个人物不同于以往文学作品的科学家形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许就是我们时代所需要的“新人”。这个人物有望成为当代文学画廊的一个极具魅力的新形象。“作品中的人物，我估计网络文学上也可能有，但是我们主流文学上确实是没有，这个创意很棒的。”胡平说。王宏图认为，从《无尽藏》到《独角兽》，庞贝呈现的大的主题是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和忧思，《独角兽》这部面向未来的作品中依然有莎士比亚的遥远回声：爱所有人，信赖少数人，不负任何人。中国作协创联部综合处副调研员孟英杰分析说，《独角兽》的人物设计具有很深的内涵和启发性。“其实小说探索的还是人的底线，拷问的是人的底线。”在施战军看来，人究竟能够膨胀到一种什么程度？应该有一种警示性的坚硬的底线。类似《独角兽》这样的小说，以科技为抓手，探索思考人类未来的现状，也有不少，但《独角兽》无疑是这几年国内作家所写的相关这类题材中最有深度、也最好看的一部作品。《中国作家》杂志社影视版总监范党辉认为《独角兽》的出现身逢其时，“深圳的庞贝第一次将我们读者的目光带向了这样的AI、人工智能、人格纠葛的场域，这样的目光是当代文学重要的收获，也是当下这个时代新的收获。”拓展创作范式白烨对庞贝的创作非常了解，“他的造诣情趣跟别人不一样，包括写法，很容易跟其他作家区别开。有些作家彼此辨识度不太高，庞贝是谁把他都遮蔽不了，现实题材作家把他遮蔽不了，刘慈欣也遮蔽不了，所以他是一个十足的具有原创性、独创性的作家。这个作家确实很值得关注。他现在年富力强，他写东西总让你有一种好奇心，他向哪个方向写都会给我们提供新的惊喜。”“庞贝显示出来的最过人之处，我觉得就是这种非常犀利的创意，同时他的创作还有十分认真的思考，很严整的构思。”胡平说：“我非常欣赏他的灵感，像精明的商人一样，特别敏锐地抓住刚露头的商机，抢先一步。而他每一次创作决定以后，准备工作非常扎实。这部作品对于科技种种新的进展和考察，都显示了他和普通网络作家不一样的气质。用这种严肃文学的创作来处理科幻题材庞贝是第一的，也是他的价值所在。”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导张志忠感慨：“我也觉得庞贝写作的界面很开阔，可以沉潜到一千年之前，也可以嵌入当下正在蓬勃发展的现实。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断的开阔是一种路子，如果顺着《独角兽》这样一种方向，我们通常讲的科幻文学和纯文学的结合点上，在这个方向上具体去做，我想这很可能具有某种示范意义。”特别的技术含量使得《独角兽》在中国年产八九千部小说中具有难以遮蔽的独特价值。这部作品今年1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后旋即成为现实题材热门小说，并荣登“文学之光”、“文学好书榜”、“百道好书榜”等多个专业榜单。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杨庆祥等人从文学与科技交融、人与机器的角力等维度对这部作品予以特别阐析，认为这是一种与一般科幻小说不同的“科技现实主义”创作新范式。作为60后实力派作家，庞贝的上一部历史题材长篇小说《无尽藏》被誉为先锋文学长篇小说代表作之一，也是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决选入围作品。专家学者们认为，作为60后实力派作家，庞贝从历史回到现实，《独角兽》延续《无尽藏》的“知识悬疑小说”风格，而在技术、哲思和诗意等方面又有诸多新探索。《无尽藏》的“知识”是历史，而《独角兽》的“知识”是科技。《独角兽》也是一部悬疑色彩很浓的作品，因此也可视为庞贝的“知识悬疑小说”新作。同为60后作家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李洱说：“庞贝是我们这一代作家中非常杰出的一位，也是这一代写作者中最有想象力的作家之一。庞贝的小说文本将历史、现实和未来熔铸于一体，这是他的一个显著特色，在我看来，这也是中国小说发展的一个方向。”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邱华栋评价说：“从《无尽藏》到《独角兽》，作为中国当代一流作家，庞贝总能以自己的奇思妙想和优雅文笔实现作品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统一，这是他独步文坛的实力。”庞贝既是小说家，也是戏剧和电影编剧。参加研讨会的电影专家对这部作品的影视改编空间也进行了饶有兴味的探讨，来自“科幻文学之都”成都的《科幻世界》主编姚海军是《流浪地球》作者刘慈欣的国内推手，他认为《独角兽》具有纯正的科幻精神和专业水准，这部作品有望改编成为一部与《流浪地球》之类宏大制作不一样的“小而美”的科幻电影，而这种故事性与文学性兼顾的作品正是中国科幻电影所需要的新类型。据悉，这部小说新作的电影改编正在筹备中，已有数家影视公司与作者接洽改编事宜。（记者 陆云 红李萍）

深圳湾文化评论征文大赛暨首届深圳文艺评论大赛获奖作品选登（2）

市场语境下的深圳戏剧发展探析黄娟摘要：本文以十年为一个阶段，在市场语境下对经济特区成立后的深圳戏剧发展情况进行梳理，对深圳戏剧活动多，发展快，市场趋势好，但面临缺人、缺精品、缺影响力、缺整合机制的现状进行分析。强调深圳戏剧应该坚持戏剧文化属性和产品属性并重，积极构建戏剧多元化的良性发展格局，实施戏剧专业化、复合型人才培养，全方位加强戏剧市场培育。

《人民文学》力推深圳小说

《人民文学》最新一期力推深圳小说《晒米人家》
《人民文学》2021年第5期发表了深圳作家吴君的长篇小说《晒米人家》节选本。小说呈现了40年晒米的变迁和三代晒米当家人各自不同的命运，展示了深圳基围人的生活图景。作为深圳本土作家的重要代表，吴君创作出一系列深刻反映时代生活的长中短篇小说。吴君告诉记者，此次《晒米人家》的写作背景仍是深圳，围绕一个虚构的“晒米村”，深二代的个人成长史与晒米路发展史交汇在晒米路上。对于《晒米人家》的文本价值和文学意义，《人民文学》编者在卷首特别推介，并如此评价道：“长篇小说《晒米人家》将深圳叙事从城市腹地挪移到了海边人家，一个自然村成为城市社区的历程中，活动着复杂的老江湖陈有光和单纯的年轻人钟欣欣以及相关众多人物。作品完全用细节推动的叙事走向，一点点揭示开生计的肌理、人性的混沌，又一层层抖落出民意的诉求和人心的澄明。《晒米人家》不落痕迹又不落窠臼的艺术章法，可谓特出。”据吴君介绍，《晒米人家》完整版共计27万字，单行本计划下半年由出版社正式出版。（转自深圳商报，作者：首席记者 魏沛娜）（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128件书法篆刻作品 再启深圳文化盛宴——2019深圳书法篆刻年度展开展

开幕式领导嘉宾合影开幕式现场 中国书法篆刻艺术，历史悠久，传承有序。其伴随着实用演变发展一路走来，至今已基本转变为纯艺术形式。当它们遇上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会碰撞出什么火花？12月2日下午，2019深圳书法篆刻年度展在深圳大学美术馆开幕。一幅幅作品，或方寸之间，气象万千；或黑白之际，思接千载；或欹侧秀逸，或饱满圆润，让观众行游于笔墨之间，分享深圳书法年度文化盛会。广东省文联副主席、深圳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李瑞琦宣布展览开幕广东省美协副主席、深圳市文联党组成员、巡视员梁宇讲话深圳市书协主席李静致辞展览共展出128件书法篆刻作品，既有功底深厚之篇，又不乏新人新作。“这些作品体例丰赡，质量上乘，具有较高的艺术性、思想性与时代性，基本展示了深圳书法作者的创作实力与‘书法深军’的艺术风采。”深圳市书法家协会主席李静评价。展厅现场 该展览将展至12月8日，作品集同步发行。此次展览在全市范围征稿，共收到来稿700多件，经过严格的评审，选出105件优秀作品，加上深圳市书协主席团和特邀作者的作品，共展出书法篆刻作品128件。另选出42件为入选作品，因展览场地所限而未能现场展出，但一并收入同名作品集。作品集图片深圳书法篆刻年度展由深圳市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项基金资助，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深圳市书法家协会承办，深圳大学美术馆和南山区书法家协会协办，是深圳市书法家协会立足本土，增强原创，打造精品，推出人才的一个品牌性活动，已先后举办过六届。实现了与观众的交往与交流，生动诠释了“实现市民文化权利”的深圳观念。既展现本土作者的艺术风采，又营造浓厚的艺术氛围，进一步传递城市文化精神。在推进精品创作、发现培养新人、繁荣城市文化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 展厅现场 目前，深圳已拥有一支在国内有影响力的书法篆刻队伍，打造了“创意与传承系列书法展”、“深圳书法篆刻年度展”等一系列专业展览。“深圳的书法创作包容性更强，没有地域之别，没有门派之见，没有碑帖之争；为传统书法的当代性发展、诠释‘笔墨当随时代’提供了丰富的时代养分。”有业内人士评价。在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全球区域文化中心城市和国际文化创新创意先锋城市的背景下，深圳书法如何发力？李静表示，深圳市书法家协会将以深入经典提升作品质量，以品牌展览锤炼精品创作，围绕书法本体，推出精品和人才，努力构建一支具有影响力的“书法深军”；积极构建专业创作与学术研究并行，艺术实践与文化素养并重的书法发展新格局。（市书协供稿）

写作是建构“我的城市”

邓一光的三部“深圳人系列小说”，包括《深圳在北纬22°27’-22°52’》《你可以让百合生长》和新作《深圳蓝》。 邓一光曾说过，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远方主义者，出生地不是故乡，血缘上的故乡从来没有去过，“任何地方，只要它能容纳我，都可能成为我的家乡。”而深圳，被他当成“一座森林”。“我不可能走遍这座森林，甚至连了解它都是困难的。好在我是这样一个生命，具有想象能力，以及讲故事的欲望”，也因此，他通过不断的写作完成一次次对“我的深圳”的建构。此外，小说之外的邓一光还是一位编剧，在深圳成立“邓一光文学艺术工作室”，带领由一帮年轻作家组成的团队陆续推出电视剧和电影作品。同时，他也积极介入参与一些公共文化活动，策划或主编一些丛书，让人不得不敬佩他澎湃的生命热情。“深圳书写”带有粗略的普遍性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作为您迁居深圳后出版的第三部小说集，《深圳蓝》这本新集子反映了您对深圳哪些新的观察和思考？邓一光：苏珊·桑塔格在《反对阐释》中说，艺术作品的所作所为是让人们看到或理解独一无二之物，而不是判断或概括，这是艺术作品惟一可取的目标和惟一充足的理由。通常情况下，文本比阐释宽广和复杂，即使学者也做不到用概括和归纳代替无限的阐释，对作品的阐释权利还是交给读者吧，这是作品与读者相遇的最好方式。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深圳蓝》依旧带有一个重要符号，就是“深圳书写”，几乎可以从中感受到我们在深圳的生活气味，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是这个时代的深圳“纪实小说”，您同意这个说法吗？邓一光：不清楚你说的“纪实小说”指什么，所以没法同意。如果你提到的“生活气味”指人们生活的现象，或者别的概念信息或知识，我的回答是，小说在情感世界中与故事的主人公遭遇，提供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无法实现的审美经验，这个工作恐怕和记录式的传媒人工作相去甚远。“深圳书写”这个说法带有粗略的普遍性，你在这里提到的“深圳书写”，或者别的什么人提到的“深圳书写”，和我认知上的“深圳书写”未必一样。人们习惯于从外部看待事物，以水济水，附影附声，试图使用流行于世的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或者精神分析找到一条公共标识指导下的通道，以便解释事物的全部面貌，却疏离了自身经验在阅读作品中的自主阐释，而后者才是创造和解读艺术作品最重要的手段。我不是任何地方的土著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在小说中镶嵌了不同的深圳地名，这些地名却不仅仅只是一种摆饰，而是各有用心，比如住在西乡和住在华侨城的人物设置特点就很不一样。那么，当初您是怎么想着把它们运用到小说里？邓一光：地名包含地理、历史、民俗、语言等文化学概念，在文学作品中反映以人为主体与地域有关的社会生活。但这不够，好故事不会被动地呈现地名，而是会对包括地名在内的故事元素做拆分和重构，生出新的意义，以表现人的复杂的精神面貌和受其支配的生活。比如这部集子中的《别把爱你的人送去香港》，周思爱杀了人，准备逃往香港避风头，她的前爱梁鼎和梁鼎的现女友包爱君为到底要不要送她去香港展开了一场争论。“香港”这个地名作为主人公的预设目的地在故事中反复出现，随着故事的发展，预设目的地开始由庇护转化为危险，然后是拒绝，在这个过程中，“香港”作为地名的本源意义消失，不再是地图上的地理符号和历史教科书中的文化符号，延宕为主人公的生活被碾碎后，逃亡之地永远不存在，拒绝之地却无所不在的新的意义，于是读者恍然大悟，故事中反复出现的“香港”，作为实体它自始至终没有现身。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当然，您的初衷并不是要做“城市地理学”的探索。可是至今距离您来深居住不过6年，我在小说里却看到您像是一个深圳土著，对这座城市的脉动和气息非常熟悉。平时在这方面是否有做特意的观察和记录？邓一光：小说创作、解读和欣赏的困难，在于人们生活在现实世界里，对多数人来说，大部分经验来自对现实生活的指涉，所以，主体意识不自觉的小说家，会下意识地守护住与现实生活相连的那根脐带，忽略文学的自觉主张，而与世俯仰的读者，会习惯性地放弃对文学作品丰富性的要求，只关注作品对现实生活的还原度。但小说之小，不妨碍它在整体性上的表达野心，其基础是小说家对表达条件，以及这些条件之于文化价值体系构成的稔熟，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小说家的本能——小说家像一条鱼游进新的水域，他会熟悉这片水域：水的来源、流向、成分、密度、膨胀度、热容、蒸发量、结冰期，以及水中的生物和食物链构成，滩涂和周遭的生活圈情况，本能决定他会这么做，不然他很可能会在下一分钟丢掉小命，不配做一条鱼。我不是任何地方的土著，我一生都在迁徙，带着我的家人，这使我不得不平添一份小心和责任，我对生活地的观察和融入企图，与其说是好奇，不如说是警惕。“他生命”是我小说的重要角色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在小说中也插置了近年来一些我们非常熟悉的社会焦点和新闻，比如会以深圳居民赴港限行政策收紧、深圳高房价等为背景。在您看来，这种叙事快感与深层思考如何获得有机的融合？邓一光：前面已经部分回答了你的问题。一切人类活动都是文学创作素材的来源，这其中包涵哲学、宗教、美学、社会学、民俗和时事事件等等诸多文化，它们是文学价值属性的重要构成，是文学的DNA，其生发出的精神创造是人类创造性活动中最重要的自由创造部分。社会焦点和新闻本身不是小说家最重要的叙事快感源头，通常它只是故事的借口，小说家要在其中寻找到被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新闻事件遮蔽甚至取代的那些内容，惟其如此，叙事才得以建立。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我从您的小说里发现您似乎很喜欢深圳的花草昆虫。邓一光：不是深圳，也不是花草昆虫，我能接触到，联想到，或者想象到的一切“他生命”，都是我故事中的重要角色。苏格拉底说，田野和树木没有给我一点教益，而城市里的人们给了我这一切。我和他的回答不同，人们给了我教益，但人们之外的那些生命，它们给我的教益更多。在想象中解析和重建城市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拜读您的小说最深刻的一个感受是：您总是在克制冷静地呈现人生活于深圳这座城市里的精神挣扎困境。但“深圳”最后又不能单纯视为现实的“深圳”，您希望为读者提供一个更复杂多义、深沉辽阔的想象空间。不知这种理解对吗？邓一光：卡洛尔·奥茨分析过小说的写作动因，她认为，小说是对现实世界问题无能为力，对此又深抱怀疑的人们的一种优越感所为，他们用想象力来完成自己的生命。她说出了小说这一体裁的两个特点，人们对现实世界问题的不满足，以及想象力的主宰。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有着现实与现实之外两个层面，通过小说，人们能对现实世界丰富性内部的意义进行前所未有的梳理，这是别的手段没有办法完成的。我们习惯说城市，城市是什么？建筑、交通、工业商业住宅区、行政管理机制？不，没有人，它什么都不是，它连文化都没有。城市的存在以人的存在为前提，你提到的精神挣扎困境，指的也是人的精神困境和挣扎。我们不妨把深圳是什么这个问题放在一边，想想另一个问题：对于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我们知道一些什么？他们的肉身生活、精神生活和心理活动，他们崇尚自然神论、泛神论、一神论还是无神论，对这些，我们知道一些什么？这些内容才构成城市的有机活力，是城市故事的真实内容，最终演化成文化，再形成城市历史。至于小说，在小说家的叙事之后，故事会产生全新的想象空间和情感能量，它不再等同于现实生活。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尽管您平时处事低调，可读过您作品的人都会被您作为作家的责任感所叹服。以超越现实的态度描写现实，这体现出您对当下深圳怎样的思考？或者说，激荡您的是怎样的城市内核？邓一光：城市是文明的集中体现，但它的辉煌史是靠着野蛮建筑起来的，你无法做到完全依靠抒情来完成对它的讲述，而简单的怀旧和忧伤更无法让你得以释放。如此，对城市的想象力就成了小说家必须面对的考验，小说家会在自己的作品中对现实中的城市进行拆分、解析，然后重新叙述和建构，使其成为个人意识中的这一座城市。您笔下的人物或直接参与或见证了深圳的发展，而您的描述视角却是日常的，针脚非常细密。在您看来，有没有可能用一种全景式的写法去描写深圳的城市生活？对于您来讲，又是否有这种野心？邓一光：小说家对如下内容确信不疑：一整座海洋是海洋，一滴海水也是；海面上风浪大作时，海底水静无波。我现在从事着收集海水的工作，然后研究它们。这项工作让我所获匪浅，它几乎与我的现实生活并行。我喜欢这种日常的、需要耐心陪伴的工作，不排除有一天——也许明天早上，也许一百年后——我会对自己说，好了，为什么我不去遭遇那座海洋？深圳商报《文化广场》：2011年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在上海作了一场题为《都市中的作家》的主题演讲，他讲到“文学对于都市生活方式在过去看来都表现了一种痴迷，因为在文学身上具有属于一种未来的效果，这一点尤其在小说当中可以感受出来，也许未来就是一种主要的构成成分之一，一部分是真实，大概有60%—70%，一部分是回忆，大概15%，还有一部分欲望，14%左右，剩下的部分我们可以大胆预测那就是寓言。”您认为自己的深圳写作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寓言的力量？邓一光：克莱齐奥表现了一位概率论者的“痴迷”，用统计学分析文学要素显然是件蠢事。15%的回忆和14%的欲望是怎么测算出的？决定论、量子论和混沌理论是否更有用武之地？寓言作为文体学或风格学实践，起始于人类早期的叙事经验，在缺乏对外部世界和精神无限性了解的前提下，通过寓言，人神共处的现实秩序和精神世界更容易被幼年阶段的智人理解和接受，西方对荷马史诗的解读，东方对《诗经》的解读，都是这一经验的运用。在现代语境下，寓言的使用更为自觉，也更为多变，借寓、隐寓和暗寓手段还在，却往往打破索绪尔结构主义经验，通过怯魅和重构，让所指和能指出现裂痕，使认知和救赎成为可能，这在现代小说中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我认为写作行为本身就是寓言，至少在现实存在与特殊性的关系上它是。至于我的写作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寓言力量，我已经举过克莱齐奥的例子，就不把自己装进去了。提供人们肉体和灵魂生活的秘密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这些年一直流行在全球化背景下讲“中国故事”，深圳作家就要用“深圳故事”为“中国故事”提供重要的书写经验。而前阵子作家陈希我指出“讲故事，描摹生活，是文学的最低层面”，“我们不应该迁就这种趣味，不能再满足于讲什么中国故事，使中国文学继续处在低端”。不知您对此怎么看？邓一光：我了解到的情况和你有所不同，“中国故事”只是一种理论提法，很大程度上这个提法缘于母语话语权焦虑，这在任何历史时代的文学中都存在，这也是作家叙事行为的驱动之一。问题是，如果把“中国故事”建立在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表述上，在这一立场上完成大部分甚至全部的文学实践，这会使文学不堪重负，很少有作家会欣然领受如此宏观架构下的个人写作工作，除非他们找到了那条通道。所以，我宁愿把它看做多元文化构成下主流文学讲述的吁请和例证期待，并等待视野中出现令人信服的文本。深圳商报《文化广场》：随着“深圳书写”继续下去，您会否感觉到叙事难度也在增加？在自己想象力的固有边界上，突然蹦出缺口？如果有，您又是如何处理这种焦虑？邓一光：如果小说家作为知道分子而存在，把写作建立在生活到底发生了什么之上，那与想象力无关，你的担忧会发生；如果小说家把写作当成一件诸如打井这样的工作，一条道走到黑，你的担忧也会发生，但这都是拙劣的小说家的结局。卡尔维诺说，城市犹如梦境，凡可想象的都可梦见，尽管二者之间只有秘密的交流、荒谬的规律和虚假的比例。写作的难度不在时间的推移和故事的积累，而在你能不能持续寻找到隐藏在事物背后的那个事物。小说家提供的不是现实生活的事实，而是人们肉体和灵魂生活的秘密，纵深不是在道路的前端出现的，而是在每一次上路的时候都会出现，在你周遭的每一个角落、你灵魂的每一个角落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想象没有边界，想象力也不该有。喜欢这座城市才来这里生活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现在的您是如何看待自己与深圳的关系？您是以一种怎样的方式生活于城市之中？邓一光：深圳是我和家人现在的居住地，我是两千万居民中的一个，现实生活和人们没有什么太多不同，与社会的直接联系也算不上密切。我是因为喜欢这座城市才来到这座城市生活，我希望它美丽而不冷漠，热情而不疯狂，智慧而不算计，富裕而不贪婪，公正而不平庸。这当然只是我的理想，但我不会等待，在回南天开足抽湿器抽去满屋潮气的时候，在告诫家人管住嘴少吃金枪鱼和牡蛎防止嘌呤的时候，在等待台风“茉莉”或者“韦森特”经过头顶的时候，我开始为自己建构一座城市。我猜在我之外，这座城市有两千万个理想，如果它们一起升上天空，这座城市会有多么丰饶。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从武汉来到深圳写作，对您来说究竟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邓一光：离开武汉我失去过去，来到深圳我得到现在。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在书中后记提到今年到南欧旅行，介绍了在意大利一个中部城市卢卡的游荡见闻，平时您是否喜欢到世界各地走走看看，并以此帮助建构自己的城市诗学理念？邓一光：我的确经常外出，但没有数据帮助，所以很难证明旅行与我的写作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去了波兰、捷克、匈牙利、意大利，然后是南欧。比较麻烦的是，每次都要办理手续繁复的出境签证，我是不是能成行，和城市诗学没有半点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签证官那一刻的情绪是否正常，以及我是否要临时动用旅行资费去填补突然发生的家庭开支。我不知道别人的理由是什么，我旅行的目的并不来自任何形而上理念的驱使，我只是有一种行走的欲望，然后开始收拾行囊，就是说，我的行动来自生物采集、狩猎、逃亡本能，我很庆幸这个欲望冲动没有退化。参与公共事务全凭个人旨趣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很多人都非常好奇，与作家一般只关心自身写作不同，您在深圳平时积极参与了诸多公共事务，提携青年作家，给予帮忙让他们的创作之路走得平坦一些，低调主编或主持策划了不少文学图书。我非常喜欢张执浩对您的一句评价：“像一块磁石，迅速吸附四周散佚的铁片。”可以请您具体谈谈这些事情的原因吗？邓一光：我参加公共事务不多，介入了一些公共文化活动、帮助过一些文化和文学机构，这些事情本不在我的工作计划里，实际上我一直在回避这类事。策划或主编的几套书，主要是观察了几年，觉得这座城市的文学在整体提供和有效梳理方面做得不够，可以说没有什么想法，外界对这座城市的文学缺乏整体了解，评价完全建立在经验主义认知上，而这座城市又习惯性地依赖外界言说，挺荒诞的，这样就开始策划选题，和朋友一起做了上述事情，但总的来说，这个工作做得很不够，需要其他专业人士来做。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事实上一个作家参与公共事务，也面临不少挑战。如果按照“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说法，作家在当中可能难免陷入“圆滑”、“老到”的危险。您曾经有过这样的担忧吗？在这种情况下又如何让自己的写作保持纯粹性？邓一光：我在政府相关部门、组织和社会经济机构中没有任何职务，无职务动机、职能考核和收益，不拿干股，不参与分红，不买股票和石油基金，在社会上不进圈子，用不着顾忌集团利益，平衡关系，委屈自己去讨好谁，参与公共事务全凭个人旨趣，所以谈不上挑战，也用不着麻烦圆滑和老到二位仁兄来帮衬。（深圳商报记者 魏沛娜）

关于深圳文学的三个命题，值得我们“深”思考

12月12日下午，由《中国作家》杂志社、广东省作家协会、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花城出版社联合主办，深圳市作家协会和深圳市文联文艺创作室共同承办的吴君作品研讨会在深圳举行。深圳市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张忠亮主持研讨会，并做了主题为《关于深圳文学的三个命题》的发言。张忠亮结合自身阅读经验和调研感受，进一步对深圳文学创作与发展提出独到的思考。▲深圳市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张忠亮张忠亮认为，深圳是40年来中国乃至全球发展变化最快的城市之一，其变化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使深圳成为文学创作的富矿。作家应多关注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人的状态。同时，深圳文学书写有很多侧面可堪挖掘。此外，“深港味”的写作风格也值得重视和研究。张忠亮表示，关于深圳文学的三个命题，是值得深圳广大作家在未来的写作中深入思考的。附：张忠亮在吴君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全文关于深圳文学的三个命题张忠亮（深圳市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我和市作家协会的同事、和许多作家朋友相处几年了，看了不少作品，参加了不少相关会议。结合吴君同志的小说创作，我谈几点感受。第一，深圳文学应多关注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人的状态。吴君作品的最大意义在于它反映了深圳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通人的纠结和矛盾。深圳是40年来中国乃至全球发展变化最快的城市之一。对于这种变化之快，内地很多地方可能还没那么强烈的感觉。作为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一个典范，这种迅速变化必然会给长期生活在这里的人带来冲击，不管自己有没有意识到。而吴君的作品恰恰书写了急剧变化年代普通人的命运、经历、心理、情感的变化、矛盾和冲突。比如城市化。深圳的城市化率已达到百分之百，在城市空间上，原来大量的城中村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住宅小区和商贸大厦。随着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和人口大量持续涌入，新的高能级核心区域不断崛起。吴君的小说长期关注这个过程中深圳原住居民和外来移民在交集中的变化、冲突和矛盾。这不光是人的身份冲突，还有不同的文化文明交集在一起的冲突。她笔下的城中村，有的是以原住居民为主，但更多的已经是由外来人组成的城中村，即生活在这里的人已经不是原住民，而主要是“外来的本地人”。在深圳，我们能够看到一种更丰富多元的城市化演进形态，既拥有国际一流的物业小区、先进的智能化办公大楼和社区，也有正在改造、升级的老旧社区。吴君的作品不仅写到很多本地人、外来人居住的城中村，也写到现代社区居民的生活，尤其是二者之间的交集。这是一种对城市化进程的可贵记录。又比如工业化。深圳用40年时间迅速由一个落后农业县发展到产业高度发达并成为全国高新技术产业的一面旗帜，先进制造业位列全国城市之冠。这个进程举世罕见！这个过程必然对生活和参与其中的人带来深刻的影响，这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难得的参照系。我们可以借此深入审视和反思这个产业演进的过程，以及不同的产业文明、行业文明、多元文化形态之间的丰富性和差异性。吴君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这个过程中人的交织和冲突。再比如现代化。深圳是40年来中国城市现代化的一个缩影，也是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新旧替代、不断超越成为一种常态。作为当下国内最有吸引力的城市之一，深圳平均每年有四五十万新增人口，其中各类具有高知背景的青年人占了大多数。新移民的持续涌入，潜移默化地改变这个城市的人文生态，创新文化、科技文明成为一种潮流。吴君的作品比较多地反映了深圳这个城市中“旧人”和“新人”之间的冲突和交集，特别是在强大的现代文明、科技文明裹挟之下，一些“旧人”的窘迫和无奈。文学作品折射这种城市现代化过程中人物的交织和矛盾，难能可贵。事实上，深圳很多作家的作品都揭示了城市急剧变化过程中的复杂性，揭示了人在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进程背景下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形态。许多评论家认为，深圳这座城市40年发展变化当中发生的故事，放在全国、全球视野下看，都是非常独特的。为什么说深圳是文学创作的富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第二，深圳文学书写有很多侧面可堪挖掘，其中有两个侧面比较典型。吴君小说关注比较多的是生活在社区、街道、工业园区的普通人，特别是原住民、外来打工者，以此为对象的书写是深圳文学的一个重要侧面。相对应的，深圳作家的写作还有另一个侧面，就是反映所谓的高知和精英人群。在深圳还有一位比较重要的作家丁力。他的小说书写对象大多是后者。我经常把吴君和丁力两位作家放到一起来看，因为他们两位的写作题材和内容分别代表了这个城市的两个重要方面。丁力的作品更多反映的是这个城市商业文明、经济文明、科技文明背景下的众生百态。吴君的作品更多代表了深圳这个城市迈向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那些稍微传统、稍微底层的人的生活状态和变化，而且彰显了这些变化背后的困难和矛盾。这样来看，这两种类型的作品都是深圳40年文学史当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样本。第三，“深港味”的写作风格值得重视和研究。大家喜欢谈论老舍、王安忆等人的写作代表了他们各自的地域书写。除了题材、内容、思想，地域语言腔调也是理解作品的一个重要切口，譬如老舍的作品有“京味”，王安忆的写作有“沪味”，这能帮助我们很好地从城市的外在表层进入内在肌理，深层次理解城市的文化思维和心理结构，认识城市的人情世态。我在吴君作品中则看到了一股浓烈的深港味。我第一次看吴君作品的时候，就遇到了尝试用广东香港本地语言去读作品的体验，虽然我对于粤语还不是很懂。但是深港味的书写不仅是吴君文学作品的一个标识，同时还是极其重要的深圳文学的一个标识。这个味道如何拿捏得当，对于深圳作家来说是一个挑战。比如“白话”不足则味不足，太多又容易给相当一部分读者带来阅读和理解困难。其实不光是语言，还有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很多深港本地人和内地人是不一样的，存在差异。吴君作品在这方面的尝试是值得肯定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深圳从事文学创作具有非常广阔的空间，作家未来的写作之路还很长。这次研讨会上，很多评论家都针对吴君作品的叙事、人物、主题内涵等方面作了分析，当然吴君在这些方面已经拥有了较高的能力，未来如何进一步深入触及与深圳这个城市的关系，如何进一步处理好写作要素之间的关系，也令人非常期待。吴君是目前深圳中青年作家的一个领军人物。作为领军人物，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我上面谈到的三个问题，一定意义上也是关于深圳文学的三个命题。如何通过文学关注并处理好这些命题，我想是包括吴君在内的所有深圳作家在未来的写作中都需要深入思考的。读创/深圳商报首席记者 魏沛娜

《特区小站》入选中国曲艺家协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优秀曲艺作品

近日，中国曲艺家协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优秀曲艺作品征集活动遴选工作在京结束，全国106 篇优秀作品最终通过遴选。其中，深圳原创快板剧《特区小站》入选，也是广东省6部入选作品之一。
中国曲协将为本次入选作品颁发证书，并通过推荐参加5月在北京举办的庆祝建党100周年精品展演、中国曲协庆祝建党百年优秀曲艺短视频展播、全国优秀曲艺节目展演，组织部分入选作品及主创人员参加系列曲艺惠民活动、中国曲协系列采风创作活动，开展系列交流研讨活动等方式，为入选作品搭建展示平台，帮助进一步打磨作品，提升创演水平，推升作品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由深圳市文联出品、深圳市曲艺家协会具体创作的快板剧《特区小站》取材于真实生活，以轻松诙谐的方式来讲述深圳罗湖某党群服务中心6位性格迥异却善解人意、乐于助人、工作兢兢业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人员之间的喜怒哀乐以及他们与群众之间各种精彩纷呈的故事。该剧寓教于乐，以小见大，旨在展示新时代党建新面貌，体现深圳基层党建工作先行示范作用。
该题材还同期创作了电视短剧及广播剧，其中二十集电视短剧《特区小站》2021年1月1日起在深圳广电娱乐（生活）频道首播获深圳同时段频道收视第一，获得广泛关注及好评，在“TV中国”（2021）第六届全国广播电视媒体融合影响力指数发布中，荣获“2020-2021年度融合创新十佳原创短剧”。1月19日电视短剧《特区小站》作品研讨会举行，广东省文联副主席、深圳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李瑞琦、著名演员、《特区小站》艺术指导侯耀华、广东省电视艺术家协会专职副主席、《特区小站》艺术指导邢瑛瑛、著名演员高亚麟等都对该作品表示了充分认可和高度评价。广播剧《特区小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记录中国》栏目分为上下集播出，得到听众高度称赞，有评论认为该广播剧是“党性教育的好教材、主题教育的好教材”。此次快板剧《特区小站》入选中国曲艺家协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优秀曲艺作品，再次印证了创作题材选择眼光的独到、准确，以及文艺创作“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重要，成就了“同一题材，三部精品，共同献礼建党100周年”的深圳文艺佳话。

柔肩担大义 秦锦屏戏剧文学作品研讨会在京举办

秦锦屏戏剧文学作品研讨会现场。（记者李雪芹 摄）　　新华网北京12月11日电（记者李雪芹） 由中国作协《民族文学》杂志社、深圳市文联创研部、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主办的秦锦屏戏剧文学作品研讨会于10日下午在北京召开。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中国作家》主编程绍武、著名表演艺术家李文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等有关领导和专家出席研讨会并发言。本次研讨会由《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主持。　　研讨会上，邱华栋回顾了多年前阅读秦锦屏作品的心得，认为她在尝试多种文体创作之后，如今在戏剧文学作品上独辟蹊径，走出了自己的路子；从综艺排练现场赶到会场的李文启认为，秦锦屏如此勤奋如此高产优产，是因为在她身上饱含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浓浓的家国情怀；白烨建言，在城市里待着但是又有乡村背景，在南方待着又带着北方的血脉，这些独特体验如何在文艺作品中释放出来，形成自己的特点和符号，对秦锦屏今后的创作来讲非常重要；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陈彥在贺信里寄语：“未来，希望秦锦屏以戏剧创作为抓手，继续为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为广东的戏剧发展做出更多的积极贡献。”　　与会专家和学者普遍认为，秦锦屏以勤奋吃苦、西北人“咬透铁”的创作劲头，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从陕西到深圳，她从一个普通的追梦人变成了幸福的圆梦者，是深圳这片土地给了她学习、思考、开拓、实践的机遇，是“乡愁”的拍打让她把中国汉字编织成小说、散文、戏剧、诗歌等文艺形式与生命对话。多种文体的相互渗透和相互成全，让秦锦屏的文学和戏剧创作多元交响、锦上添花。　　生在三秦大地而后扎根深圳，秦锦屏连续14年被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聘为特邀编剧，在戏剧文学方面荣获过40多项省级以上（含省级）奖项，今年出版了戏剧专著《给孩子的校园剧》。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此次研讨会对关注和研究她的创作具有积极而典型的意义。

文化视点 | 深圳文学启示录

深圳文学：新的生存批判叙事自从上世纪90 年代中国文学以非常不情愿的姿态走向“边缘化”以来，准个体虚构写作、女性主义写作等成为了一种文学时尚，使整个深圳文学保有了五四新文学以来所具有的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社会干预性品格。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是在为自己新的社会生存而写作，或者引用张未民先生的判断来说明：“这是一种生存中的写作”。众所周知，自从设立经济特区以来，深圳这个城市就急剧扩张和膨胀，不断重组和建构着新的社会秩序和新的文化空间。如果人们还能够认同深圳是一个现代都市，那它绝对是全然不同于北京、上海的新型都市。作家南翔作家丁力如果说职业生存和身份生存是深圳这个新型城市社会的生存真相，那么正是这种独特的城市生存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催生了深圳也是中国行业文学和打工文学的发达。大学教授写高校，南翔就写过《博士点》，曹征路写过《南方麻雀》；银行职员写银行，谢宏就写过《信贷项目经理》；职业经理写股市操盘手，丁力也写过《高位出局》《职业经理人》；导游写旅游行业，央歌写过《来的都是客》。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个城市所拥有的千奇百怪的职业，都能够在文学中找到其对应性的书写。打工仔们没有深圳户口与编制，意味着他们没有固定的职业和稳定的工资来源，也意味着他们社会身份的卑微。他们往往游走于社会底层的各个行业与角落：他们卖保险、做中介、搞物流物业、上工厂流水线，乃至身不由己地涉足色情行业。也恰恰是这些成为作家的打工仔们，成为了中国社会深度的潜望镜。他们创造的“打工文学”写出了各行业的黑幕，也写出了打工生存的梦想、苦痛与失落、血泪与颤叫，如戴斌的《深南大道》《压米》。作家曹征路这些行业文学和身份文学所呈现出的“新城市”景观，远不同于老舍、王朔、徐坤之于北京的嘲讽化市民想像，更不同于刘呐鸥、穆时英、卫慧之于上海的现代时尚书写。在曹征路笔下，深圳是一个嘈杂而血肉飞溅的工场，老工会主席因替工友们维权未果，愧疚难当，而躺倒在巨大的蒸汽锤之下（《那儿》《问苍茫》）；在吴亚丁的笔下，深圳是一个出租之城，年轻的叶蝉（研究生）们和陈旎（空姐）们工作、租住于出租屋里，同时他们也出租着自己的智慧与美貌，当这些人生资本消散殆尽时，他们便无奈地让渡着自己的人生（《出租之城》）。总之，这里来来往往的每一个人，都是这城市的过客（央歌《来的都是客》）。写字楼里的白领们，就像那玻璃缸里的金鱼貌合神离（谢宏《貌合神离》）。而楼外搵工失意的“苦瓜们”“土豆们”，或“对着太阳撒尿”；或大脚踹向垃圾箱，嘴里却在嘟囔着：“长这么丑，我容易么？”（戴斌《长这么丑，我容易么》）；亦或在心中幽幽地念叨着“我们不是一个人类”（吴君《我们不是一个人类》）。更有网络作家不无偏激地以《天堂往左，深圳向右》为题，来书写他们的深圳印象。一部分打工作家开始对这原本充满无限艳羡与诱惑的新城市生存产生了“过敏症”（谢湘南《我的过敏史》），纷纷转向对家乡温情怀念的书写（卫鸦《被记忆敲打的黄昏》《被时光遗失的影像》《被红土串起的记忆》，孙向学《二傻》《天堂凹》），像他们的前辈沈从文一样，间接地表达了对这新的城市生存的批判。显然，深圳作家面对这座城市，一直在做着一种立足于自身生存位置与感受的不无情绪化的批判性书写。如果说，北京叙事是以一种老住民的身份，嘲讽、笑看、调侃着北京城里所发生的世事风云与人间变幻；上海叙事则以一种主人的身份，享受着追逐着这座摩登城市的现代与新奇。那么，深圳叙事就是在以“过客”的身份怨恨着、批判着这座城市。“过客”，是深圳人的文学影像；批判，是深圳叙事的美学品格；怨恨，是深圳文学的主流情调。特定的社会场域，蕴酿了特定的社会情绪；独特的社会情绪，又规定了文学的美学品格追求取向。文学的现实规定性这一定律，至少在深圳这40 年的文学书写历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也能够解释一些内地评论家在解读深圳文学作品时所产生的困惑：为什么深圳这些作家在享受现代化好处的同时，却干着“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人”的勾当？深圳这座令世界惊艳的现代化城市，为什么至今仍然还没有产生与之相匹配的现代派“先锋文学”？深圳的这种“怨恨文学”，不是我们一直所熟悉的平民文学和革命文学吗？身份写作：批判美学的局限深圳文学确实具有某种批判现实主义美学品格。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并不是人们所想像的巴尔扎克式和鲁迅式的冷峻批判，而是一种对新的现实生存的不适应及其社会情绪的记录与写实。因为巴尔扎克对当时巴黎的风俗有着深入的分析；而鲁迅则对五四前后中国人的国民性有着透彻的了解。对深圳作家而言，人们根本就用不着去号召“回到现实”“回到生活”。深圳文学几乎就是匍匐在当下现实生存地面，呼吸于工厂流水线、大街小巷、出租屋和写字楼里。《人民文学》和《文艺争鸣》正在倡导创造“非虚构”文学时，其实从90 年代以来，深圳就一直在做着非虚构的文学。因为这种新的城市生存体验的沉重，根本就不容许他们去虚构一个子虚乌有的文学世界。大部分年轻作家的文学写作技术也限制了其对虚构的运用空间。对他们来说，最需要的只有表达、倾诉乃至宣泄。因此，当90 年代整个中国文坛走向政治“边缘化”，纷纷投入叙事技术探索、走向现实主义文学话语反叛、从事对人的历史意识与个体意识的唤醒时，深圳文学却自然而然同时也是悄无声息地回到了对当下生存感受的叙写上。改革开放文学创作工程“中国作家深圳行”文学的针对性，在深圳，从来就没有这么明确过，那便是完成对新的社会生存的批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当整个中国文学搏击在“存在”和“话语”的虚空中，从而导致文风乃至文体走向阴性化或软体化（当然是以“个体化写作”名义出场的）的时候，深圳文学尽管缺乏写作技术的精致，却集体性地表现出一种久违的刚健与硬朗色彩。这种不无刚健与硬朗的文学，尽管不是能够抚摸或慰藉心灵的文学，却有一种难得的对时代与社会的批判力度、以文字担当起社会道义的力量。这种“铁笔担道义”的良知文学，本来就是中国文学最宝贵的传统品质。正如任何外来客都有一根敏感而脆弱的神经一样，深圳文学所散发的出于社会道义的批判力量，恰恰就来源于这座城市集体性的“过客”意识（有文学习作者甚至就以“过客”为笔名）。这种“过客”意识也是作为这座城市移民们的集体无意识形态而存在的。他们总是不自觉地以“非主人”的身份出场，甚至总在以“客者”的身份来自说自话。一张深圳身份证、一本深圳户口簿，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这种文化身份意识，因为连一些有了一定社会地位的先来者也同样如此。正因为深圳人历来就在潜意识中认定自己生活于别人的城市里，因此，深圳作家也是在以一种“他者”身份，怯弱而警惕地打量这座城市的一切人事。他们不可能像北京作家一样，以这座城市的老住民身份，底气十足乃至油嘴滑舌地嘲弄人间的荒诞；也不可能像上海作家那样，以主人的身份，享受着现代城市生存的优雅与美好。所以，这才有了吴君的慨叹：“我们不是一个人类”；也才有吴亚丁的对住在出租屋里的岩桐孤独与寂寞的咀嚼（《谁在黑暗中敲打我的窗》）。作家吴君作家吴亚丁因此，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城市，作为一个新兴移民城市，所有的深圳人都被重新纳入了一个新的社会秩序与新的文化空间里，也被重新赋予了一个新的文化身份——“客者”。因此，我们应看到，深圳作家的这种文化身份，极大地损伤了文学的批判力度。当他们得到“赏识”时，他们就会觉得，这里的天是蓝的，水是绿的，女人是漂亮的，城市是摩登的。有时甚至还会幻觉自己已经是这里的主人，为自己成为这座现代化城市的建设者和享有者中的一员而骄傲、自豪。可当他们的青春与智慧在租赁行为中终结，他们又会大吐忧怨的口水，甚至破口大骂。这种写作心态的摇摆，从现有的写深圳街道、酒楼、咖啡馆、KTV 歌厅和出租屋、工厂、故乡这两类场景的文本中，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证明。写前者时，文本人物有时甚至会借着酒意或面向情人的爱意，径直地喊出“我爱这座城市”，吴君就有小说名为《亲爱的深圳》；写后者时，老板和当权者则成为了心怀鬼胎的恶魔、自身生存苦难的制造者，唯有回到“美好的故乡”（其实也是他们虚构出来的），才能逃出这“地狱”之城，戴斌和卫鸦就有大量关于他们湖南故乡风情风物的描写文本。因此，深圳文学对新都市生存的批判，仍然只是一种世俗的功利的道德批判，尚未达到立足于现代性的批判起点。无论人们以什么样的身份来写作，其文学书写都不可避免地出现其情绪的偏狭性和美学的局限性。过去的阶级身份和当下正时髦的性别身份，对文学书写的影响无不证明这一点。或许，这些社会文化身份所代表的书写立场本是同一个东西，只在不同时期拥有不同的变种罢了。当然，立足于身份书写的好处也是明显的：一是确实为作家们带来了新的视野与新的发现；二是人的社会文化身份带有特定历史时期的现实规定性，作家也一样。带着这种现实身份的规定性来写作，也使文学天然地具有了现实主义美学色彩。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文学的审美自觉性和情怀的超越性追求终止了，文学的批判力度也就大打折扣了。一个明显的例证——当人们反诘这些制造批判文学的深圳作家：“这座城市又没有关门，既然你觉得深圳这么不好、故乡那么好，你为什么不回去呢？”作家们便只能面临一种无言以对的尴尬。因此，新的社会生存只是为文学提供了新的书写对象，而文学自身的超越必须依赖作家这一主体的成长与强大。毕竟文学是由作家写出来的。超越身份写作：新都市文学的出路深圳文学无疑具有移民文学性质，因而也就带有一种阿喀琉斯的脚踵式的先天性缺陷——以“客者”的身份与立场来书写。只有克服这一缺陷，才有可能使这支业已成型的文学军团拥有充沛的生命力与战斗力。况且，深圳移民文学与世界发达地区的移民文学相比，还有其独特之处，那就是深圳移民作家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内地移民。即使有个别作家属于土生土长（如谢宏），他们也与这些移民作家有着几乎相同的传统文化背景和教育背景，甚至生存的社会时代背景也是同一的。从本质上来说，他们都属于“文化移民”，他们共同成为了这新的大都会社会生存的第一代文学言说者。他们不可能像昆德拉们一样，在与一个已有的现代都市文学言说进行碰撞、修正的基础上，进行所谓的超越性写作。而对深圳作家而言，要创造真正立足于新的都市生存的“新都市文学”，就不仅要超越他们原本熟悉的社会生存身份书写，还必须要在人文观念、思维方式、生活体认与文学言说途径等方面，进行一种面向自身文学传统的全方位的超越。说白了，就是要求作家们完成全面的自我超越。第六届深圳文学季启动仪式然而，细读深圳当下的文本，人们不难发现，这支由移民作家组成的文学军团，绝大部分仍然生活在他们过去的潜意识、记忆和语言里。他们与当下新的文化与观念发生了一种新的断裂，不能承受那看不见的更为现代的精神与文明。他们绝大多数感受到的是一种“异化”所带来的痛苦，于是，在他们的作品中，总是抒发着他们的乡愁与诅咒。他们热衷于关于这座城市新颖信息的提供，而不是把这个新的城市社会作为分析和思考的主题。在一定程度上，这座城市就变成一个移民们脑海中的“被说明”之物，而成为了文学中无主题性的背景。也就是说，作家们原本想要揭示的这座新兴城市的“精气神”，往往落了空。因而，当下的深圳文学呈现两种极端化倾向：一种是媚俗式地采用传统的文学言说方式，粗暴改编或剪裁着我们的现实，让文学仅仅成为各种意识形态的表达，而缺乏作家自己的感性生存经验与认知；另一种则专注于个体感性生存心理的表白，而缺乏对社会与人生的整体把握。偏执，也成为了深圳文学的一种文学风格，成为了吆喝世人的一种手段。由于这些移民作家们继承的是过去的文学和文化，而在对人的生存与欲望、历史与知识、传统与现代的认识上有着结构性的缺陷，从而导致他们的创作中，对个体与社会、现实与心理、语言与修辞之间的相互关系还缺乏整体性的解决方案。因而，他们只能遵循资本时代注重效率的文化逻辑，以量取胜，不断重复地述说着自己的故事，唱着自己的老歌。好在有些作家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存在，并决定重写或改写自己的深圳故事。这一方面说明上述观察与判断没有走偏；另一方面也说明，深圳文学在这40 年里还只是完成了一个书写经验的累积过程。所以，实事求是地说，深圳文学还没有真正为中国文学提供新颖的文学经验，甚至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学思维方式。因而作品中存在自己所感受的和自己所要表达的之间的错位现象，也就在所难免了。昆德拉在评俄罗斯人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时说：他枯燥的心灵掩盖在看起来情感汪洋肆意的风格背后。这句话很能切中深圳文学的软肋。深圳的作家应该具有足够的心灵去理解他们文学背后所游荡的情感的伤痕。只有超越这种集体性的身份写作，深圳作家才能形成自己的文学思维方式，真正的新都市文学才会出现，深圳的文学星云也才能获得永久的灿烂。（转自《文化深圳》2021.03，作者：汤奇云，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深圳湾文化评论征文大赛暨首届深圳文艺评论大赛举行颁奖典礼

12月29日下午，由深圳市文联、深圳商报主办，深圳市文联创研部、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承办的深圳湾文化评论征文大赛暨首届深圳文艺评论大赛颁奖典礼在深圳商报大厦举行。近40位深圳文艺界人士和获奖者畅聚一堂，共同见证今年深圳文艺评论界的盛事。颁奖典礼上，深圳商报党委委员、编委徐汉坤致欢迎辞。他表示，文艺事业的前进从来都离不开文艺评论的巨大推动。而深圳商报历来非常关注和重视文艺报道。文化与财经、科技构成深圳商报的三大定位。“参与主办首届深圳文艺评论大赛，是我们的工作，也是我们的担当。我们欣喜看到，本次大赛为深圳文艺评论工作者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发现、培养和鼓励了一批优秀文艺评论工作者，我们更期冀以此激励大家未来继续探索和创新文艺评论新思路，引领深圳文艺事业攀登更高的审美台阶。”徐汉坤说，深圳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需要文艺评论，文艺评论的繁荣发展需要高质量、高水准的文艺评论作品。这一切，都离不开大家的共同努力。深圳商报也将不断聚焦深圳文艺领域重要现象和事件，支持深圳本土文艺评论家发声，为推动深圳文艺评论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深圳市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王国猛在致辞中分享了他对文艺评论的看法。在他看来，判断、规范、促进、引领，是掌握文艺评论的几个关键词。“评论家首先要对作品的好坏作出判断，这是文艺评论最核心的功能。在作出判断的时候，既要看到其好处，又要指出其瑕疵。”王国猛表示，引导是文艺评论的首要功能，评论家应该像史学家那样秉笔直书，特别要对初学者在写作中存在的规范化问题提出建议，譬如遇到哪种问题要怎么写，用哪种方式来写，等等。他认为，文章不宜太长，很多千古流传至今的经典文章通常都是短而精的。他自己尤其欣赏篇幅短小精悍、观点新颖犀利、语言生动流畅的文艺评论作品。除了引导，文艺评论的另一功能是促进，评论家发现问题，提出意见，有助于写作者提高学习水平。此外，文艺评论还要引领社会价值判断。文艺评论不仅面对写作者，也面对读者。所以，文艺评论要坚持正确的导向，要倡导客观公正的态度。他借用刘长卿的“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寄望文艺评论大赛要坚持办下去，要一如既往地坚持、开拓创新地坚持、生机勃勃地坚持，在坚持的基础上要有突破，为深圳文艺评论事业添砖加瓦。首届深圳文艺评论大赛，自2019年10月启动，至2019年12月30日征稿截止，共收到参赛作品593篇，经审核，符合参赛资格的作品459篇。7月31日，初评委完成初评，选出49篇作品提交终评。8月1日至8月15日，评奖办公室聘请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吴义勤，北京市评协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孟繁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白烨，《南方文坛》主编、广西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张燕玲，深圳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暨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院长、深圳市评协主席高建平，广东省作协文学评论委员会副主任、深圳市评协副主席于爱成等组成终评委，对入选作品进行精细研究，独立审读，实行候选作品匿名、终评委名单公开、评委会评语公开的制度，产生首届深圳文艺评论大赛获奖作品。刘洪霞《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的历史叙事》获一等奖；黄娟《市场语境下的深圳戏剧发展探析》、梁卫平《现代诗歌意象的走向与回归》等5篇作品获二等奖。林坤城《技术?艺术?产业：新时代杂技发展模式探析——以深圳杂技为例》、廖令鹏《当代城市文学一种改良》等10篇作品获三等奖。笑笑书生（李瑄）《无限的文学》、温秋圆《嬗变周而复始》等16部作品获优秀奖。当天，王国猛、徐汉坤与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王樽、汪洋、刘上江、安裴智，以及深圳市文联创研部副主任谢锶一起为获奖者颁奖。作为获奖代表，刘洪霞在颁奖典礼上发表获奖感言。她说：“三流的作品也可以写出一流的评论，而一流的作品未必能写出一流的评论。因此我钟情本雅明的话如同钟情我热爱的文艺评论的事业，‘如果想在评论领域里建立一种尊严，这就意味着你必须把评论重新建设成一种文体’。”刘洪霞表示，深圳文艺评论大赛的举办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文艺评论的写作中来，为深圳文学以及中国文学的发展而助力。获奖结果一等奖刘洪霞：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的历史叙事二等奖黄 娟：市场语境下的深圳戏剧发展探析袁 杭：“看客”的时代并没有过去梁卫平：现代诗歌意象的走向与回归覃婷婷：那些被嘲讽的监控者欧阳德彬：真实的城市，想象的生活三等奖林坤城：技术?艺术?产业：新时代杂技发展模式探析——以深圳杂技为例陈劲松：南翔小说的叙事策略及其审美品性刘 妍：粤味网络文学二十载图鉴谢端平：草根文学评论的困境与突破廖令鹏：当代城市文学一种改良李立超：谈《花季?雨季》的深圳叙事与时代意识张亚丽：深圳诗坛：探寻城市诗歌的密码唐小林：余华何以要对批评家翻“白眼”？凌春杰：现实主义文学的新实践曾瑜婷 曾瑜媛：黄碧云《其后》与汪曾祺作品哲学论调比较研究优秀奖笑笑书生（李瑄）：无限的文学杨国庆：展现新市民追求与奋斗的缤纷画卷金 敦：《远大前程》折射深圳文学的现状与未来朱蔓青：心灵的原色王雨晴：伤春悲秋与感物美学温秋圆：嬗变周而复始甘利英：其实，是因为男人张 旭：诗歌的时代精神朱建业：一条曲径通幽的灵魂之路郝 周：读下去，并且要运用——经典作品《活下去，并且要记住》对儿童文学创作启示林丽梅：《生死场》的叙述结构与叙述话语分析袁甲清：深圳灯光秀的美学解读路 尧：虚构与虚构之外毕元玉：从影响研究接受者角度浅论中国话剧的生成与发展冯永杰：新诗与政治：一个应坦然面对的话题王钻清：浅议汉语新诗现代性之路（并列）

15岁深圳女孩原创歌曲点击量破300万！

最近，一首名为《SHE》（女孩）的原创英文歌曲在网络上疯传，短短几天时间，这首歌曲的点击量就超300万次。有不少网友都在感叹：“这创作者实在是太有才了！”有人发现，发布原创歌曲视频的博主原来是在一个在深圳读中学的女孩！先来听听这首歌，光听前奏就已经让人很上头。<`nosource src="/files/Attfile/20210329/6375261051959566643958173.mp4" type="video/mp4">▲宣宣自制《SHE》MV15岁初中女孩突发灵感，原创歌曲火了 原创歌曲《SHE》的创作者，就是今年才15岁，在深圳艺术学校读初中的宣宣。宣宣说，上周在学校上课时，她脑子里突然蹦出了一段旋律，于是趁着灵感来临之际，她拿起歌词本开始构思副歌的四句歌词。放学后跑回家后，只用了不到半小时，就写完了这首歌。
<`nosource src="/files/Attfile/20210331/6375278711120879495993373.mp4" type="video/mp4">
▲视频：宣宣自拍vlog，讲述歌曲是如何诞生的。宣宣：灵感来源于我看过安妮海瑟薇演的一部电影，叫《穿普拉达的女王》，那个时候我就突然想到，电影主人公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然后我就想写这么一首歌。短短几天 点击量超三百万宣宣说，这首歌取名为《SHE》是因为她想通过这首歌，来表达女性的力量不可忽视，而从突发灵感到作词作曲和声演唱都是她在短短几天时间内独自创作出来的。在3月19号那天，她就将这首歌曲通过视频的方式发到了网络平台上面，很快这首原创歌曲就得到了网友的肯定，点击量迅速破300万。到目前为止，宣宣创作的歌曲已经有二十多首！宣宣：现在为止一共创作了有20多首，我是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创作的，就是特别想记录生活，然后把一些看到的写下来，就慢慢去摸索 就学会了作词作曲。从小热爱音乐 专业课练完又自学宣宣说，在小学一年级时，她就开始接触小提琴。由于自己热爱音乐，她还自学了吉他和钢琴。现在她能自己原创出20多首歌，也离不开学校老师平时给予的帮助，以及父母的支持。学校为支持学生创作，搭建多元化平台其实在深圳艺术学校里，像宣宣这样喜欢原创歌曲的学生不在少数。深圳艺术学校是深圳唯一一所专业院校，汇聚了众多人才，曾培育出李云迪、陈萨等一批享誉国际的艺术人才。目前学校内共有12个艺术专业，涵盖音乐、舞蹈、美术、表演等。学校为了支持学生的创作，还在校内搭建了多元化的平台。黄启成（ 深圳艺术学校校长）：根据学生的爱好，我们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平台。我们学校的一些沙龙，学生可以把他们的想法，在沙龙会上实践交流，搭建这样的平台来锻炼学生。 以创新实践为理念，力争为深圳培育更多人才黄启成表示，接下来学校将围绕创新、人才、实践等理念，培育出更多的人才。除此之外，今年的6月11、12号，全国各地的艺术院校，也将汇集深圳，举办一场文化盛宴。 黄启成：因为大家都知道，深圳是先行示范区，那么学校一定在教学质量上，真正做到先行示范区的艺术文化示范，培养出更多有用的、服务于社会的人才。（转自深广电第一现场，作者：第一现场、壹深圳客户端记者：莫谨榕、林春）（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第六届广东省中老年舞蹈展演在深圳圆满落幕！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精神，进一步丰富我省广大中老年群体的文化生活，增进中老年舞蹈艺术的普及与交流，提高中老年剧场舞蹈创作、表演艺术水平，发现鼓励优秀编创、表演人才，促进中老年舞蹈艺术进一步繁荣和发展，以实际行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由广东省文联、深圳市文联、广东省舞蹈家协会主办， 中共深圳市南山区委宣传部、深圳市南山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深圳市舞蹈家协会承办，深圳市南山区文化馆为执行单位的“第六届广东省中老年舞蹈展演”于2021年4月28日至30日在深圳市南山区文体中心大剧院举行。
图 | 深圳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张晋文致辞图 | 广东省舞蹈家协会主席 李永祥致辞、宣布开幕图 | 主持人李雨隆 广东省中老年舞蹈展演由广东省文联、省舞协于2014年创办。该活动已逐渐成为我省中老年舞蹈爱好者们很好的交流展示平台，并配合党和政府的中心任务送欢乐、下基层，开展文艺惠民演出活动，受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一年一届的展演活动自创建以来，成为全省中老年舞蹈爱中老年舞蹈爱好者们的优质交流展示平台。活动规模日益庞大、活动规格日益提升、节目质量日益精进、艺术品格日益凸显，积极彰显“我舞蹈我上台，我舞蹈我愉快，我舞蹈我健康”这一正能量主题。 本次展演活动也得到了全省各地市的近百个单位的积极响应与踊跃报名。最终，经过初选后的49部作品共800余名中老年舞蹈爱好者来到现场展演。本届参展作品题材新颖、形式多样、舞种丰富、内容深刻，创作较严谨，整体水平较高，具有鲜明的岭南地域文化特色和时代精神，充分展现了我省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新时代中老年人群的生活状态与精神面貌。这一数据再次刷新了历史新高，成为自创办以来，参赛人数最多，覆盖面最广的一届。同时，从我省中老年舞蹈爱好者人数逐年递增，作品质量逐届提升这一情况，也折射出我国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满足感、获得感日益提升。图 | 广东省舞蹈家协会专职副主席、秘书长 汪 洌进行作品点评图 | 深圳市文联副主席、深圳市舞协主席 林树森进行作品点评 本次展演活动沿用互联网+舞蹈这一形式。本次活动沿用网络直播的形式，近30万人次的舞蹈爱好者通过网络直播观看了本次展演活动。最大程度促进我省乃至全国舞蹈爱好者共享成果，提升我省舞蹈的影响力。图 | 大合照展演获奖名单（转自广东省舞蹈家协会）（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2020年网络文学述评：最是一年春好处

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对于上网即写、宅家可读的网络文学来说，似乎并未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继续保持了繁荣发展态势。面对传媒与市场的种种不确定性，整个行业直面挑战，积极应变，这支文学新军正以奋进姿态稳步前行。现实题材“整体性崛起”，网络文学步入“趋主流化”快车道近年来，经政府倡导、网站平台积极响应和网络作家的共同努力，关注时代、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的现实题材创作明显增多，网络文学“玄幻满屏、一家独大”现象有了明显改观，2020年的网络现实题材创作已呈“整体性崛起”之势。网络文学界对现实题材创作必要性、重要性、可行性的共识度明显提高，创作现实题材已经从一种社会期待变成网络作家的自觉追求。丰富多样的现实题材作品让网文类型和风格出现结构性变化，作品的思想内涵不断深化，精品力作时有所见。中国作协积极倡导现实题材创作，2020年重点扶持的32部网络作品选题中，就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的《冲吧，丹娘！》，有表现脱贫攻坚主题的《故园的呼唤》《晚妮》《我的草原星光璀璨》，有“一带一路”主题的《画春光》和《应识我》，还有反映同舟共济、全民抗疫主题的《白衣执甲》《春天见》《共和国医者》《逆行者》等。有统计表明，过去的一年，在各大网站平台发布的年度新作品中，现实题材作品占60%以上，涌现出一批主题格调健康、艺术品质上乘、社会效益凸显的现实题材佳作。2020年5月，上海举行第四届全国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征文大赛，参赛作者超过13700名，同比增长33%，征集作品超过14800部，同比增长25.4%。在2020年度的各类网络文学排行榜中，一批现实题材作品成为榜单亮点。《浩荡》《星辉落进风沙里》《天下网安：缚苍龙》《朝阳警事》等，荣膺中国作协2019年度网络小说排行榜；描写现代都市生活的《DNA鉴定师》斩获第三届“金熊猫”网络文学奖唯一一部长篇小说金奖；在沪揭晓的首届“天马文学奖”5部小说中，现实题材就占了3部；第四届中国“网络文学+”大会发布优秀网络小说入选名单，《中国石油人》《我的消防员先生》《待我有罪时》等现实题材小说占80%。还有10月29日公布的第二届泛华文网络文学“金键盘奖”、11月13日在南京颁发的“2020扬子江网络文学作品大赛”获奖作品、12月10日由中国版权协会发布的2020年度最具版权价值网络文学排行榜等，其榜单中的现实题材作品占比都很高，并且斩获一等奖的作品均为现实题材小说。网络现实题材“整体性崛起”，标志着网络文学正以“趋主流化”姿态而自觉成为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一翼，不断让自己一步步迈向主流。“它意味着网络文学界已具有较为理性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在尽量保持网络文学特征与活力的同时，正日益向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文化传统、主流文学审美靠拢；它表现为党和政府倡导的核心价值观与重大方针决策在网络文学创作中得到热烈响应和较多体现，描写改革开放历史进程和人民主体地位的作品日益增多。”（陈崎嵘《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整体性崛起”》）它表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网络文学作用不可替代，价值不可小觑，地位不可或缺。对于当下的网络文学而言，现实题材创作还需要解决好“主流叫好”与“读者叫座”的有效统一问题，让现实题材创作从题材选择走向“价值及物”，并从生活镜像走向艺术审美。只有这样，网络文学“趋主流化”才能在快车道上行稳致远。增速放缓，挑战加剧，倒逼业态转型升级总体看，2020年的网络文学依然保持高位运行，各项数据都很亮眼。据《第46次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信息，截至2020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4亿，互联网普及率为67%。网络文学用户为4.67亿，网民使用率49.7%。另有数据表明，我国500余家大小网站聚集了超千万网络文学作者，其中签约作者约70万人，各类网站平台储藏的原创作品达2590余万部。然而，当我们比对数据会发现，2020年6月我国网民的网络文学使用率相比半年前下降了0.8%，手机网民的文学使用率下降了0.6%。在使用时长占比这一指标中，网络文学从上年的7.2%下降至4.6%。也就是说，网络文学在新用户增长和现有用户留存两方面都呈下降态势。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消退，靠网民自然增长、文学用户“扩军”以实现粉丝套利的原有增长模式，即将触摸到止增的“天花板”。人口总量是有限的，并且文学网民的“粉丝化”不能单靠人口聚集的“粗放式红利”，而要借助提升每个粉丝的单位付费量来创造内涵式增长率，或通过内容分发、IP转让实现多版权、全媒体经营来增值，靠单一的线上营收将难以阻止行业下行颓势。近3年的统计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2018年1月-6月，我国文学网民增加了2820万人，2018年7月-12月增加了2607万人，2019年1月-6月新增的文学网民为2253万人，2020年1月-6月只增加1166万，递减趋势明显。可以预料，无论是增量还是增幅，网络文学受众遭遇止增难题都将是不可避免的。形成增速放缓的原因除人口总量约束了读者增量外，还有两个更为直接的原因：一是短视频冲击，二是免费阅读的分流。统计表明，2018年网络文学在各类手机的应用时长为7.8%，2019年下降为7.2%，而到2020年6月，这个数字已减少至4.6%。与此同时，短视频、网络直播则得到越来越多的受众追捧。截至2020年6月，我国视听用户达9.01亿，产业规模达4541.3亿。其中短视频用户8.18亿，使用率为87%。很显然，短视频已成为用户“杀”时间的利器，网络文学正面临读者分流危机。面对“南抖音，北快手”，以及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微（博）B（站）人（人网）等所导致的流量分化，处于市场弱势的网络文学别无选择，只能靠内生性创新适应消费市场变化。免费阅读对行业的影响也是争议的焦点。自2003年VIP付费阅读在起点实验成功，读者订阅，粉丝打赏，平台得利，作者分成，这个网络文学的“中国模式”如今正遭遇免费阅读的挑战。2018年8月，连尚文学上线“连尚免费读书”APP，拉开了免费阅读序幕。随之，多家免费APP纷纷上线：趣头条孵化了米读小说，字节跳动推出番茄小说，阅文集团开发飞读小说，掌阅推出得见小说，百度战略投资七猫免费小说，还有ios版和安卓版的追书神器等等。免费阅读的盈利方式主要是用流量换取广告投资实现变现。付费与免费的激烈竞争带来了两个明显结果：一是免费把网文阅读触角延伸至下沉市场，吸引了三四线城市和广大农村的读者；二是“渠道向”平台的订阅量出现衰减，收入有所下降。其副作用还在于，免费疏离了作家与读者的“趣缘”关系，打破了粉丝对作家创作的约束机制，最终可能导致文学创作整体质量下降。作为一种商业化探索，免费阅读也带来两大利好：一是无形中推广了正版阅读，使盗版网站不再有生存空间；二是免费阅读有助于纠正以往按字数付费导致的作品冗长、内容同质化问题。其实，付费与免费同时并存并相互竞争，无论对读者还是对整个行业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有竞争才会有进步，有危机就会寻找生机，倒逼行业转型升级。根据阅文、掌阅、中文在线、晋江等网站平台的探索，面对短视频冲击和免费模式挑战一般有两种应对策略：首先从内容生产入手，用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的精品力作夯实长线绩效，形成付费文有所值、免费口碑爆棚的良性循环；然后做好网文IP的影视、游戏、动漫等跨界产品开发，实施多版权、全媒体经营，既延伸文学作品的传播半径，增加传播频次，又拓展网络文学产业链，实现从“文”到“艺”、从“艺”到“娱”、从“娱”到“产”的业态联动。2020年10月，阅文集团宣布与腾讯影业、新丽传媒、阅文影视三驾马车联手，达成阅文故事库、新丽制作力和腾讯流量平台有机整合，实现“好内容-内容产业-内容产业链耦合”的三级跳。还有如米读与快手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开发IP微短剧；书旗小说推出“星神计划”，组建专属团队全方位运营影视、动漫、游戏的IP开发；腾讯音乐娱乐集团与阅文达成合作，联手改编网文IP，共同开发有声书和访谈节目，形成“书影漫音游”的IP联动等。这些都是应对挑战、探索行业转型升级的有效举措。规范行业秩序，优化网文生态2020年的网络文学进入外部引导与行业自律互相作用的理性发展阶段。政府加大网管工作力度，规范行业秩序，网文界自觉践履社会责任，优化行业生态，共同打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为网络文学的可持续发展聚集新的能量。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国家网信办等部门精准掌控，将监管对象与范围明确到网络文学内容层面，实施监管与引导双措并举，坚持把网络文学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以提升质量为抓手，推动网络文学健康有序发展。2020年6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文学出版管理的通知》，要求网络文学出版单位严格落实平台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内容审核机制，强化内容把关职责，支持优质创新内容；严格规范登载发布行为，实行网络文学创作者实名注册制度，在平台上明示登载规则和服务约定，对创作者登载发布行为提出明确要求；加强对作品排行榜、互动评论等相关信息发布的动态管理，正确引导用户阅读等。2020年3月正式施行的国家网信办《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以网络信息内容为主要治理对象，以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建设良好的网络生态为目标，突出了“政府、企业、社会、网民”等多元主体参与网络生态治理的主观能动性，重点规范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网络信息内容服务使用者，以及网络行业组织在网络生态治理中的权利与义务。中国作协积极搭建网络作家培训平台，举办全国网络作家在线学习培训班，与相关部门联手举办青年网络作家井冈山高级培训班和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培训班，并在赤峰和杭州分别举办了第六届中国网络文学论坛和全国网络文学理论研讨会，在海南三亚举办“自贸港网络文学与电影发展论坛”等，引导网络文学从业者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倡议“写出好网文，传播正能量”，自觉抵制“三俗”，让网络文学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在政府、网站、作者与读者逐渐形成的高质量发展共识中，网站文学走出了“野蛮生长”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开始朝着精品化、主流化方向迈进。在行业治理中，2020年一个标志性事件是4月底伴随阅文高层管理层人事变动引发的“合同风波”，以及由此酿成的“五五断更节”事件。这一风波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网络作家担心阅文平台的经营理念将从付费走向免费，从重视产业链前端的内容生产，转向更注重后端IP分发的视频产品营销，使“文学”在与“资本”的博弈中处于下风，导致创作者权益不保而被边缘化，其实质是平台与作家之间的权益之争。这一风波的背后蕴藏着网络文学的方向性、结构性再选择和力量博弈，阅文启动紧急公关，迅速化解了这次风波。这一事件提醒人们，面对急速变化的网文行业，及时规范行业秩序，持之以恒加强行业治理和生态调适，将是多么重要和紧迫。2020年行业治理的一个亮点是，12月24日，136位知名网络作家在上海发出《提升网络文学创作质量倡议书》，向全国网络作家发出倡议：坚持正确的创作导向，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大现实题材创作力度，塑造新时代的新人物；勇挑时代重担，传承中华文脉；倡导“降速、减量、提质”，推动精品化创作；推进网文出海，讲好中国故事等等，在网络文学界引发强烈反响，这是网络文学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征兆，也是网络作家追求高质量创作自觉意识的具体表现。网文出海，从作品传播到模式输出在国家宏观政策支持和网文企业积极作为下，以起点国际、掌阅科技、推文科技为代表的文学网站，积极扩展国外市场，上线英、法、日、韩、俄、印尼、阿拉伯等十几种语言版本，加速了网文出海步伐，在作品翻译出版、IP授权输出等方面业绩不俗。传播落地以东南亚地区与欧美为主，不断延伸传播半径，让中国的网络文学覆盖40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逐步实现从内容到模式、从区域到全球、从输出到联动的整体性转换，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排头兵。2020年，我国网文出海的网站平台主要有起点国际、掌阅文学（海外版）、推文科技、中文在线、晋江文学城、小说更新网等。其中，起点国际（Webnovel）是中国网文出海的门户网站，2017年5月15日正式上线以来，该网站累计用户已超过7000万，输出上线1700余部网络小说，海外作者超6万人。翻译出海最具代表性作品是《全职高手》《鬼吹灯》《斗破苍穹》等，爱潜水的乌贼的《诡秘之主》被认为是中国网络文学面向全球市场的里程碑式作品。另外，中国网文作品海外授权也不断扩大，2020年阅文集团向日韩地区及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多国，以及美国、英国、土耳其等欧美多地授权数字出版和实体书出版作品700余部。其中，《鬼吹灯》系列英文版已由企鹅兰登书屋出版，《全职高手》纸质版在日本出版，《斗破苍穹》韩文版在韩国授权，《将夜》上线泰文版，《盛世茶香》授权越南版，《斗罗大陆》授权法文版，《盘龙》授权土耳其版等。中国网文出海方式已经从单一性作品传播，开始走向更深层次的模式输出，即把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网络文学创作、传播、作品线上经营和内容版权跨界分发模式，整体性输出到出海落地的国家和地区。这主要表现为：其一，输出付费机制。例如，立足于起点中文网开创的VIP付费阅读体系，起点国际为海外读者量身打造本土化付费阅读体系，循序渐进地建立起付费订阅、打赏、月票等线上消费机制。其二，输出翻译模式。基于海外环境和国内环境差异，仿照国内的职业作家体系，设置翻译孵化计划和翻译质量控制系统，建立了一套职业译者的管理模式，对翻译者进行培训考核，扶植他们成长，以加速扩大翻译者规模和水平。其三，原创模式输出。如起点国际使用阅文孵化作者相同的方式支持海外作者原创，分别启动了针对韩国和东南亚地区原创作家的培育和扶持计划——“星创计划”和“群星计划”等，旨在帮助全球有创作意愿的网文作者在Webnovel上写作。2020年的网文出海呈现出几个鲜明特点：一是翻译规模持续扩大，人气榜单不断翻新，如《放开那个女巫》《许你光芒万丈好》《超级神基因》《君九龄》《从前有座灵剑山》《太古神王》等，都在众多国家持续圈粉，《诡秘之主》《全职高手》《天道图书馆》《真武世界》等在国内被人喜爱的作品，在海外也口碑爆棚。二是AI翻译大显身手，翻译效率大大提升，2018年7月推文科技推出的人工智能（AI）翻译系统，能够全自动监测、抓取、翻译和发布获得版权的中文小说，可使翻译效率提高3600倍，成本则降至原来的1%，大大提高了网文翻译的效率。三是海外原创在全球多点开花，参与原创的作者分布不断扩大。2018年4月起点国际开放原创作者通道以来，截至2020年12月，该网站共上线英文原创作品超过16000部，海外原创作者超万人。除大型网文企业设立海外平台外，还有如Dreame，HiRead等中国创业型公司也选择让中国网文的海外经营。Dreame的主要市场集中在北美、英、澳等发达国家，后来又进军东南亚和欧洲国家，现在已经在海外积累起3000多名原创作者，上线小说逾3万余部。四是从原著到IP改编协同出海。如阅文集团在积极翻译上线优秀作品的同时，打出影、漫、游多维IP改编组合拳，由网络小说改编的《庆余年》《天盛长歌》《扶摇》《将夜》《黄金瞳》《择天记》《你和我的倾城时光》等影音作品，扬名海外收视收听市场，登录全球五大洲多种新媒体平台和电视台，成为海外追剧焦点和流量黑马。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已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面窗口，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的一种文学呈现。在全球化时代，面向世界开启民间渠道，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网络文学大有可为。新老作家同屏发力，“新生代”快速成长有统计表明，在我国1900多万网络创作者中，网络新手比例超过6成，“90后”作者超5成，笔龄在3年以下的作者占53.7%。2018以来实名认证的新申请作者中，“95后”占74%，“90后”占13%，“00后”的作者也呈快速增长之势。这表明，网络时代的“文学少年”正在崛起，网文创作的新锐力量来势喜人。2020年1月，速途研究院发布《2019年中国网络作家影响力榜》，评选出国内年度最具影响力的男女作家各50名。统计发现，在新晋男频作家中，“90后”作者占比超45%，女频作家也呈新人大幅涌现、年轻作家担纲大任的特征。新近出炉的艾媒咨询《2020年中国网络文学作家影响力榜单》也出现类似情形。比如，新榜单中的猫腻、唐家三少、辰东、天下归元、丁墨等中生代和资深作家仍旧保持强大影响力，猫腻和天下归元凭借《大道朝天》和《山河盛宴》分列男频和女频榜首，证明资深大神仍是网络文坛的中坚力量。不过让人更为欣喜的是，“85后”“90后”作家展现出亮眼实力，占据了榜单的半壁江山。比如，上榜男频作家榜单中，“85后”及“90后”占了68%，女频榜单中“新生代”比例也达54.0%，并且有多位是“95后”。其中，卖报小郎君凭借一本《大奉打更人》，不仅在起点长期霸榜，获得阅文集团2020年网络文学“十二天王”称号，还在此次榜单中一举拿下男频作家影响力榜第九位。凭借《万族之劫》位列榜单第三名的老鹰吃小鸡，是一位“90后”作家，更年轻的作家如齐佩甲、黑夜弥天、荣小荣等多位“95后”也榜上有名。会说话的肘子、老鹰吃小鸡、言归正传、囧囧有妖等“新生代”作家接连上榜，说明一代青年作家正迅速崛起，网络文坛后继有人。随着互联网原住民“Z世代”的成长，越来越多的“95后”“00后”加入网络文学创作行列。阅文公开数据显示，2018-2019年度在阅文旗下网站创作的新增作家中，74%都是“95后”。他们大多从小读网文长大，深谙网文写作的节奏和文风，有着强烈的互动意识，能灵活融通各圈层的文化元素和网络前沿风潮。2020年12月，阅文集团发布的年度网络文学“十二天王”榜单中，卖报小郎君、柳暗花又明、牧童听竹、手握寸关尺、火中物等12位作者斩获“天王”称号，成为2020年在各自创作品类中具有突出成绩的潜力“新神”和行业榜样作家。人们发现，最年轻的“十二天王”是1996年末出生的云中殿，他凭借一本《我真的不是气运之子》在起点“一书封王”，获“轻小说气运之王”称号，仅在起点一个平台，他就拥有超百万粉丝量，连续5个月稳居起点品类月票榜TOP5，体现了年轻作家对新兴题材的敏锐把握和强劲的吸粉能力。年轻作家中，会说话的肘子长于本土次元化题材，老鹰吃小鸡多写高武题材，晨星LL擅长学霸科技题材，齐佩甲、育擅长游戏题材，榴弹怕水、七月新番对于历史细分题材有着精细的把握能力，这些表明“新生代”作家群体在题材挖掘、风格化表达上已日渐成熟。2020年11月20日，阅文宣布成立起点大学，并发布“青年作家扶持计划”，将投入亿元资金扶持青年作家创作。最是一年春好处，今年花胜去年红，几代作家同频发力和青年作家的迅速成长，让我们有理由对中国网络文学的未来往上走、开新局抱有更大的信心。（转自《文艺报》2021年1月29日5版）（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第十一届中国杂技金菊奖全国魔术•滑稽比赛在深圳欢乐谷开幕

5月1日，第十一届中国杂技金菊奖全国魔术•滑稽比赛在深圳欢乐谷正式拉开帷幕。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杂协主席边发吉，中国杂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唐延海，中国文联机关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汤鸿卫，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副主任苗宏，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副主任董涛，中国文艺志愿服务中心主任冀彦伟，中国杂协副主席邓宝金、安宁、李宁、吴正丹、阿迪力·吾休尔、赵双午、俞亦纲、童荣华、薛金升，中国杂协顾问王仁刚、孙力力、刘全利、张红，中国杂协分党组副书记、秘书长肖世革，中国杂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刘挥等中国文联、中国杂协的领导；广东省文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王晓，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强，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吴以环，深圳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金海，深圳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李瑞琦，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永群，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练聪，华侨城集团董事、总经理姚军，华侨城欢乐谷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李珂晖，深圳华侨城欢乐谷旅游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岳峰等广东省及深圳市领导以及来自全国杂技、魔术、滑稽界的嘉宾出席了开幕式。图为第十一届中国杂技金菊奖全国魔术·滑稽比赛启动仪式现场来深圳欢乐谷欢度“五一”假期的全国各地游客在现场观看了开幕式。整个剧场座无虚席，充满欢声笑语。图为中国杂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唐延海讲话图为广东省文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王晓致辞图为深圳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李瑞琦致辞图为深圳华侨城欢乐谷旅游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岳峰致辞首先，唐延海、王晓、李瑞琦、岳峰等分别致辞，表达了对此次赛事的美好祝愿。其次，边发吉宣布第十一届中国杂技金菊奖全国魔术、滑稽比赛开幕。图为开幕式现场接下来，以“金菊绽放•中国正当潮”为主题的开幕晚会表演开始，来自全国各地的演出团体及个人代表都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他们为现场观众带来魔术、滑稽、蹬鼓、杂技以及精彩的歌舞表演，让观众们直观感受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图为开幕式展演主持人杨帆、李晚侨图为深圳华侨城欢乐谷旅游公司开场节目《星火相传》图为中国杂技团球技杂技节目《雨中狂想——球技》图为新蔡县冰上职业艺术学校杂技节目《相信美好——男女对手顶》图为天津市杂技团滑稽节目《三个和尚》图为南通市杂技团演艺有限公司魔术节目《纸飞机》图为国家一级演员、男中音歌唱家佟铁鑫演唱歌曲《不忘初心》图为山东省杂技团杂技节目《齐鲁之韵——蹬鼓》图为重庆杂技艺术团有限责任公司杂技节目《凌晨三点的激情——皮条》图为滑稽表演艺术家刘全和、刘全利表演滑稽节目《兄弟拍电影》图为深圳华侨城欢乐谷旅游公司魔术节目《追梦》图为国家一级演员、女高音歌唱家殷秀梅演唱歌曲《复兴的力量》本次比赛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杂技家协会主办，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深圳华侨城欢乐谷旅游公司、中国文联杂技艺术中心联合承办，广东省杂技家协会、华侨城欢乐谷集团、深圳市杂技家协会、中国魔术文化创意产业基地共同协办。图为开幕式现场
作为中国杂技界最高奖项，本届金菊奖首次将魔术、滑稽两大赛事合并举办，以更丰富的形式与内容展现中国魔术、滑稽艺术的最新创作成果，倾情献礼党的百年华诞。（转自中国杂技家协会）（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文艺“批评”如何破冰

文艺批评在文艺领域有着激浊扬清、褒优贬劣的重要作用，是文艺事业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在任何时代、任何环境，客观严肃、专业权威的文艺批评对于推动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重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如何营造一个有利于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环境，却是当代文艺领域亟需回应的重大命题。在当代中国，开展文艺批评、营造有利于文艺批评的良好环境，需要解决的最为急迫的难题并不是在理论上阐述批评的意义，而是重建文艺批评家可以畅所欲言的生动活泼的批评环境。毋庸讳言，无论从戏剧界的角度还是从其他文学艺术门类的角度看，文艺评论似乎都被捆住了手脚，诸多评论家从“批评家”异化成了“表扬家”。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很少看到在各类不尽如人意的、尤其是“三俗”等文艺现象初显苗头时就给予警示的评价佳作，许多质量不佳甚至低劣的作品，也鲜有直率而尖锐的批评。相反，充斥在各类媒体上的，经常是对各类参差不齐的创作无原则的赞美和廉价的吹捧，空话套话满天飞。这一现象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因为它不仅是在混淆对作品的判断，还会破坏了文艺批评的生态，最终更会伤害公众对文艺批评的价值认知。因此，我们不仅要努力提升文艺批评的专业水平，更要努力改变文艺批评领域充斥着“好好先生”的现象。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在我看来，需要从三个方面“破冰”。首先，文艺评论家和创作者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定义，文艺评论不是创作的附庸，文艺评论的功能不是为艺术家抬轿子，而是为了通过对作品客观公正的评价与判断，指出创作的成与败、得与失，矫正时弊，引导审美。文艺评论要实现矫正时弊引导审美的功能，最合适的批评对象，就不是那些一般的或平庸的艺术家及其创作，而恰恰应该更注重体现一个时代之创作风尚的有代表性、有影响的艺术家及其作品。文艺批评对名家名作尤其应不吝笔墨，古往今来，优秀的文艺评论的批评对象总是有选择的，尤其是当批评直面有影响的艺术家及其有价值的作品展开时，才会更具力量，因为只有相对比较优秀的艺术家和作品中所体现的问题，才具有普遍性。16、17世纪欧洲文艺理论评论家有关莎士比亚的激烈争论，有效地推动了戏剧创作，为近现代戏剧发展提供了最好的理论准备；20世纪50年代初诸多文艺批评家有关杨绍萱的历史题材新剧目的尖锐批评，有效地防止了当时急功近利地将历史故事当代化的“反历史主义”创作倾向。前者是英国当时最具影响的戏剧大师，后者曾经因创作了被誉为“为旧剧革命开了新篇章”的《逼上梁山》而得到极高评价，然而正是由于批评家们选择这些有重大影响的作家作品表达的不同意见，才有效地推动了戏剧创作。这些生动的例子告诉我们，越是重要的艺术家及其代表作品，就越值得细致的观察与分析并展开批评。其次，当代中国的文艺批评应该更多地关注各类主题创作。主题创作是当代中国特有的文艺现象，尤其是近年来，每逢国家有重大时间节点，各地都会安排相应的主题创作。这些作品往往因其选题的重要性而受到各级宣传文化部门高度关注，相应地几乎总是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尽管这些备受重视的主题创作中不乏精品佳作，然而一哄而上的粗制滥造之作也决不稀见。从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开始在荧屏上泛滥成灾的“抗日神剧”已经深受诟病，近年在戏剧舞台上又出现不少千人一面的扶贫题材剧目，重点题材的创作并不能天然地保证作品有思想和艺术价值。这些剧目的创作者似乎只是跟风创作，既没有深入生活的意愿，也没有投入足够的时间精力，缺乏对所表现对象的深入了解，内容和情节难免俗套，故事和人物难免雷同。主题创作之所以值得文艺批评给予特殊的重视，一方面是由于其题材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由于它们往往耗费巨大，恰恰因为如此，社会完全有理由在思想和艺术两方面，对这些创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果文艺评论在各类主题创作中出现严重问题时不能或不敢面对，只会斥责偶然冒泡的草根流量明星，那就无异于捏软柿子，不仅无法建立批评的权威性，其声誉也必然受损。然而，营造文艺批评与创作者之间的坦诚对话、理性互动的氛围，对健康的文艺评论的开展比上述两者更关键也更重要。文艺批评既然如同剜烂苹果，被剜者当然会有痛感，如果因为被批评触痛就火冒三丈暴跳如雷，艺术家与评论家之间就很难对话与互动。诚然，文艺评论家的批评只是依其专业知识提供的个人意见，他不是行使创作裁判之职的法官；但正由于文艺评论具有的专业化和独立性特点，其意见或比一般公众的反应更具思想与艺术两方面的参考借鉴价值，听取文艺评论家的意见比听取一般公众的意见对创作更有益处，创作者及创作主管部门应该满腔热情地鼓励而非阻滞各种各样的批评，积极促进文艺评论的正常开展。近年来，文艺作品的创作主体及相关部门要求网络删除对其作品的批评文章，报刊发表对某作品的批评文章后被要求刊登赞誉文章以取得“平衡”的现象时有发生，尤其是在遇到有影响的批评网文时，甚至出现了雇用网络水军“带节奏”之类不规范手法，有如饮鸩止渴。艺术家和创作主管部门将批评视为负面舆情，是当下健康与正常的文艺评论最直接的阻力。有句流传甚广的熟语说道，“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当坦诚直率的批评的空间被锁闭了，所有对文艺作品的正面评价也就不可信了，并因其丧失了可信度而变得毫无意义。当代中国文艺的健康发展迫切呼唤专业、权威的文艺批评，而如果我们期待卓越的批评家不断涌现，既需要批评家加强自身建设，针对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名家名作作出客观全面与深入的分析，还需要批评家对重大题材的主题创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提出更高要求，保持更多关注，还需要社会各界，包括文艺创作者群体与创作主管部门为之提供更宽松和谐的环境。唯有如此，才有可能经由文艺批评的繁荣，促使中国当代文艺事业勇攀高峰，出现代表我们民族和这个时代之精神高度的大作。作者：傅 谨

向时代学习！期待更多书写特区40年光辉历程的文学精品

　　读创/深圳商报首席记者 魏沛娜　　10月27日，由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深圳市作家协会承办，深圳市龙华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深圳市龙华区作家协会协办的第二期名家名刊文学创作研修班在深圳市龙华区山水田园正式开课。深圳市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张忠亮做了主题为“向时代学习”的开课发言，分享了他对于当下文学写作的独到而深刻的思考，以及对深圳文学发展的殷切期待。张忠亮希望深圳作家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讴歌时代、讴歌人民作为文学创作的重中之重，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努力创作出新时代深圳文学代表作。　　▲深圳市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张忠亮　　附：张忠亮在第二期名家名刊文学创作研修班上的开课发言全文　　向时代学习　　张忠亮　　今天，深圳市作家协会第二届名家名刊文学研修班在这里开班，按惯例举行一个简短的开班式。我想跟各位作家朋友、文学爱好者谈一个话题——我们要向时代学习，跟上时代的步伐。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话：“深圳是改革开放后党和人民一手缔造的崭新城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一张白纸上的精彩演绎。深圳广大干部群众披荆斩棘、埋头苦干，用40年时间走过了国外一些国际化大都市上百年走完的历程。这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世界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大家想一想，这样一座城市，这样一种历史，是不是文学创作的最大富矿，最值得我们的作家去书写！是不是最值得我们作家从中发掘和提炼丰富的素材、深刻的思想、独特的情感去书写！这是时代的呼唤，是文学的呼唤，是热爱文学或者喜欢阅读的人的呼唤，是很多人的期待。　　40年来，深圳诞生过许许多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大量有关深圳题材的作品在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代又一代作家在这座城市成长，有的成为国内大家、名家。他们为深圳文学作出巨大贡献。深圳文学也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近几年来，深圳作家辛勤耕耘，特别是一批中青年作家逐步成长起来，一些作品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但实事求是地讲，我们的文学创作的确存在着有高原缺高峰的问题。很长时间了，我时常思考一个问题，也是我经常和市内外一些作家聊到的一个问题：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样本城市，作为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典范城市，为什么近些年来没有诞生出反映这座城市40年历程的厚重的、有历史纵深感和强烈时代感的文学巨著，特别是长篇小说？我也听几位作家包括很有名气和才华的作家讲，他们不敢轻易触及这个命题，因为难以驾驭，这座城市40年巨变过程中的丰富性、复杂性，以及深层次的东西难以把握。我认为，这说到底还是我们对所处时代的了解和认识还不够。　　还有一个现象，尽管我们每年发表、出版的文学作品很多，但是能够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共鸣和影响的还是比较少，特别是在文学圈之外的其他行业和领域引起关注和影响的文学作品更少。当然，这与互联网时代的阅读和传播方式多样化有关，与人们的文化兴趣多元化有关。但客观地讲，是不是也与我们的作品与大多数人的生活、思想、情感存在着隔膜和疏离有关？与我们对时代的了解、认识和把握不够有关?　　对时代认识和把握不够，有两点尤其需要注意。　　一是一些作家凭经验写作，而其经验还停留在过去。深圳是移民城市，移民作家很多。一些写作者对自己过去的生活，对内地的生活，对故乡的生活，或者是对来深圳头些年的生活比较熟悉。但是对于当下的深圳，特别是最近几年乃至十年的发展变化不熟悉，导致写出来的东西有点停留在过往的经验认识范围内。深圳是国内乃至全球发展最快的大都市之一，不论是经济形态、社会形态，还是人口结构、人文环境，每过几年就会有个大变化。比方说经济上，当初主要是出口加工区，然后发展为以“三来一补”为代表的加工制造业，再后来科技转型，创新驱动，逐渐成为世界级的科技创新之都。这些年每年新增的50万左右的人口，多数是有一定知识背景的年轻人。新的城市和经济形态，以及人口结构，逐步改变着、重新塑造着这个城市的人文环境。处于时代潮头的人们的所思所想，他们的精神面貌，他们的创业创新实践，与十年前、二十年前相比，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而我们许多作家和写作者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二是我们的一些书写还经常流于表层或局部，缺乏对城市和生活深层次、规律性的关照和把握。优秀的作家该有非凡的抱负，作品不能太囿于自我，也不能单纯地取悦读者，而要在一定程度上发出对时代的叩击，听到时代的回声，能够打动人、启迪人、引导人，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回应时代呼唤”。不论是长篇、中篇还是短篇，道理是一样的。作品要有深度，首先要求我们的作家自己要有深度，不能停留在对事物和生活一般的、表面的认识上，不能固守在对身边的、局部的事物和生活的简单认知上。　　一句话，我们一些作家和写作者对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丰富而生动的事物认识不足，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这是制约写作、制约文学发展的一个深层次原因——远远超过了写作方法、写作技术问题。所以说，向时代学习，跟上时代的步伐，是我们深圳作家朋友们的一件顶顶重要的事情。　　我的老家在山西省东南部，离我家乡不远的沁水县，出过一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赵树理。他小时候当过笔铺学徒、走村串户卖中草药，后来在小学教书，蹲过国民党的监狱，之后卖文为生，逐步走上写作的道路。他会扶犁、编簸箕，还是八音会的乐手。他对那个时代中国北方农村生活的熟悉，对农民语言、情感、心理的熟悉，对农村社会的变迁，对复杂的农村社会矛盾的洞察和驾驭，达到一个作家的顶峰。即使他后来进京工作，走上领导岗位，也坚持每年回家乡蹲点，参加农村生产劳动。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现在离赵树理那个时代过去几十年了，但赵树理对所处时代认识的深度、广度，不断向生活和时代学习、汲取营养，这种方法和精神并没有过时，而且永远不会过时。　　跟上时代步伐而不是固步自封，把握时代的趋势而不是落后于大众的预期，是作家的使命。我们的作家、写作者要走出自己的书斋，多接触真实的社会生活，敢于触及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努力捕捉和感知时代的脉搏，聆听它的回响，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读创编辑王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