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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7近日，深圳本土作家王国猛《经略天下——另眼看<三国>》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书中诸篇基本是从谋略切入，以谋略为统揽，每篇文章即是一大谋略，将三国的政治交锋、军事战争融会贯通。通过对每一谋略的条分缕析，揭示雄主之觊觎天下，谋士之运筹帷幄，将军之决胜疆场的历史大势和战略抉择。
该书作者认为，纵观《三国演义》通篇就是一个“谋”字，谋存，谋战，谋城，谋国，谋天下。无时不谋，无处不谋。不仅人主谋，谋士谋，将军亦谋。而诸侯争霸的局面，正好给了有志之士运筹帷幄合纵连横的绝好纵深。所以相较于其他时代，三国时代是个更重智谋的时代。据介绍，该书妙处有三：一是妙在形式。以四字成语或短句结构全书，演说三国历史百年风云。作者以44个成语或短句对历史事件高度概括，把百年的历史演进、60万字的《三国演义》故事用16万字讲述的清楚明白。作者多以四字短句概括历史事件，虽是讲述厚重沧桑的历史大事，但行文生动活泼，常令人有拍案叫绝之妙。二是妙在慧眼。慧眼，表现的是作者与众不同的独特视角，一种别具一格的颖异见解，常会给人以茅塞顿开之感。三国故事，既有刀光剑影的军国大事，也有令人拍案叫绝的谋略智慧，还有耐人寻味的世故人情。慧眼看三国，正因为作者具有洞察历史的眼光、放眼天下的胸怀，既能扪毛辨骨，把握天下大势，也能望微知著，以小见大。三是妙在热心。这种热心不是表现为对某一历史人物的关心或对某一事件的热心，而是表现在对整部三国历史故事、人物的古道热肠。《另眼看三国》博观约取，取精用宏，把三国的智慧提取出来，奉献读者，堪称为一部人生处世指南。有学者认为，《另眼看三国》一书凝结了国猛先生多年来感悟历史、洞察时世、思考人生的心血，是一部有情怀、有故事、有智慧的匠心之作。（转自光明日报，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严圣禾）（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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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6由深圳大学艺术学部、深圳市南山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深圳大学艺术学部、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深圳大学团委承办，深圳大学艺术学部戏剧影视学院、音乐舞蹈学院 、美术与设计学院演出，深圳市南山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深圳市戏剧家协会 、深圳市杂技家协会、深圳大学传播学院 、深圳市南山区戏剧家协会协办的沉浸式诗剧《逐日百年》已于2021年6月26日-28日进行了线上演播。该作品历经一年时间的创作排演，是庆祝建党100周年推出的一部精心大作。据悉，6月29日-30日晚7:30，该剧将继续在深圳大学师范学院B座黑匣子剧场以直播+录播的方式上演。
演出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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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6第27届上海电视节电视剧“白玉兰奖”近日揭晓，“现实题材”成为关键词，不仅入围作品几乎全部为现实题材力作，分获各大奖项的几部作品更是赢得观众口碑、市场肯定和业界赞扬的代表，再次凸显出现实题材文艺作品的巨大魅力和艺术价值。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繁荣文艺创作，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秉持现实主义精神，进一步观照现实、反映现实，是新时代文艺创作的重要原则，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期待的必然要求，也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职责所系、使命所在。现实主义精神在中国文艺发展史上有着优良的传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还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优秀的现实题材文艺作品总是能凭借其对于历史发展的深刻洞察、时代精神的深情描绘，迸发出直抵人心、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尤其是近年来，《觉醒年代》《山海情》《大江大河》《我不是药神》《人世间》《主角》等一大批现实题材文艺佳作，社会和市场的双重效益俱佳，尤其是在温暖人、鼓舞人、感染人、启迪人方面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新时代的中国文艺，在继承和弘扬现实主义精神优良传统的道路上继续砥砺前行。加强现实题材文艺创作，须植根于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为文艺工作者提供了展现才华的广阔舞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崭新征程，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艰辛历程，是文艺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力和源泉。广大文艺工作者应当积极运用创新的艺术语言，生动展现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和累累硕果，动情演绎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不懈奋斗和昂扬风貌，深刻把握个体、民族、国家命运，善于抓住其中最鲜活最本质的精神内涵，从平凡中发现伟大，从质朴中发现崇高，在现实题材文艺创作中铸就中华民族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加强现实题材文艺创作，须牢固树立“扎根生活、扎根人民”的坚定信念。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前不久，电影《柳青》在全国上映，人民作家柳青放弃城市生活、扎根农村14年，完成经典著作的心路历程，为我们上了践行“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精神的生动一课。事实证明，只有脚踩大地、心系人民，俯下身、沉下心，才能获取灵感、积累素材、汲取营养、提升境界，从而实现艺术升华、成就事业人生，最终再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加强现实题材文艺创作，还需注重艺术表现力的锤炼。当前，文艺创作生产格局、人民群众审美要求和欣赏习惯，以及文艺产品传播方式都发生了深度转型，简单化、表象化、同质化的作品不会也不应当获得认可和成功。这就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在符合艺术规律和尊重大众审美的基础上，突破刻板被动的惯性思维，与时俱进、大胆探索，既摒除“绷着、端着”那种高高在上式的说教，又避免“无脑、呻吟”那种脱离实际式的空想。创作者通过完善创作理念，创新形式技巧，提高艺术水准和创作质量，让现实题材文艺作品更加精彩纷呈、引人入胜，激发受众的共识共情共鸣，抓住更多年轻人的心。各级文联组织应当团结带领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创作导向，通过广泛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采风实践活动，加大现实题材主题创作、项目扶持工作力度，力求推出一批标杆性、现象级作品。同时，在文艺评奖、文艺评论、文艺维权等方面，更多聚焦现实题材文艺作品，为宣传推介相关创作成果搭建多元平台、提供畅通渠道，充分调动广大文艺工作者特别是基层一线人员和新文艺群体的积极性、创造性，鼓励他们创作出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现实题材文艺作品。（转自中国艺术报 ，作者：文新达）（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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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66月22日，上海市作家协会、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共同举办了“红旗颂——庆祝建党百年·百家网站·百部精品”征文发布会与“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网络文学研讨会。征文自去年7月开始，经推荐专家三轮无记名投票并认真讨论，金宇澄《繁花》、阿耐《大江东去》、匪迦《北斗星辰》、辛夷坞《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何常在《浩荡》、丛林狼《最强特种兵》等100部作品位列榜单。
其中，《最强特种兵》为网络文学作家、深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丛林狼的代表作，该作品融特战、谍战、警卫、侦破、营救等热血情节为一体，结合生活、情感、大义、忠诚等，描写出现代军人为国而战，为民出鞘，抛头颅、洒热血的青春和无悔，是一部立体展示现代特种兵的长篇军旅力作。
据了解，本次征文得到全国主要文学网站积极响应，组委会收到文学网站推荐、个人申报、专家推荐作品共计700余部，涉及起点中文网、阿里文学、七猫中文网、新浪读书、连尚文学、创世中文网、咪咕阅读、网易云阅读等百余家文学网站。（转自读创，作者：读创/深圳商报首席记者 魏沛娜）（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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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6幽蓝深水中，身穿橙黄舞衣的舞者旋转跳跃，循着水中的红绸追光直上，舞姿婀娜。6月21日，曾在端午爆红的水下洛神祈福舞《祈》的姊妹篇《红》在全网上线，成为新的爆款水下舞蹈。水下舞蹈《红》为献礼建党一百周年而作，是深圳原创舞蹈作品，由《祈》主创团队拍摄制作，水下舞者正是深圳歌剧舞剧院首席演员、青年舞蹈家、国家一级演员张娅姝。23日，晶报记者专访了张娅姝，她表示，3年前她和《红》的导演郭吉勇就有合作拍摄水下舞蹈的想法，为此她专门练习自由潜水，等了3年之后，终于有了如今的完整作品《红》。
《红》剧照，受访者供图不管多困难都要坚持下去《红》上线后，不少网友在观看后感慨：“水下的舞姿竟然也这么美！”，也有人表示感受到了舞者的力量。作为《红》的舞者兼编舞，3年前的张娅姝还不会潜水，那时她和导演郭吉勇约定，等自己练好潜水要合作一次水下舞蹈，“这么一等就是3年”。这3年里，她通过不断练习考取了潜水员资格证，也经常尝试在水里跳舞，期间也有拍摄一些水下舞蹈的片段，但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作品，直到《红》的完成。在张娅姝看来，《红》是一个认真制作的、完整的舞蹈作品。
今年年初，主创团队就和张娅姝讨论制作一个红色题材的舞蹈作品，来献礼建党100周年。6月中旬，在创作团队精心筹备2个月之后，《红》迎来了正式拍摄制作。舞者张娅姝被绑上了超过15斤的配重，下潜了400多次，在水下和5条宽6米、长1.5米，重量超20多斤的红绸合作，经过三天两夜拍摄后，27人的团队终于完成了如今观众看到的“水下红绸舞”。
《红》制作团队在拍摄现场谈及400多次的下潜，张娅姝表示，因为每次水下情况都不一样，为了尽量保持舞蹈的一致性，有任何差错，团队只能一遍遍重来。而水下舞蹈的困难首先在于要随机调整事先在地面上设计好的动作，因为水下阻力很大，地面上设计的动作在水下不一定能完成。再加上自从疫情以来久未潜水，在达4米的深水区不戴面镜和脚蹼“裸潜”，这让张娅姝起初还是有一点心理负担。她笑言，“第一天感觉好想回家，觉得强度和难度都很大”，但好在她很快适应了这一切，克服了所有不适。“看到团队20多个人一起为我一个舞者服务，我觉得不管多困难都要坚持下去。尽管当时有点感冒，鼻炎也犯了，但第二天感觉就好多了，对水下跳舞适应了。进入状态后，还是很享受的。”她说，这是将“有趣的事实现成为有意义的事”。
每个人都是红色记忆的参与者《红》是献礼建党百年的电影《革命者》推广曲《青春》的水下舞蹈版MV，导演郭吉勇在接受采访时这样阐释舞蹈的含义：“橙黄舞衣象征寓意传递革命精神的火炬，幽蓝深水暗示革命道路的艰难迷惘，而红绸象征革命者们的热血情怀和不朽信念。在这面旗帜的引领下，一代代革命者凭借艰苦卓绝的奋斗，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实现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百年夙愿，向着更高的共同理想奋发前进。这束光由百年前而来，照亮了百年后今天中国的奋斗之路。”而作为《红》的创作者之一，张娅姝表示，“很骄傲作为其中一分子，不管是作为祖国人民还是为庆祝建党百年贡献一份力量，都很荣幸”。她认为，对于红色记忆和红色精神而言，每个人都是参与者，而非旁观者，希望大家都能尽己所能，贡献自己的力量。（转自晶报APP，记者：段凤英）（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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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6文艺评论是推动文艺创作的动力，它不仅能够引导受众认知，辨善恶、鉴美丑，而且在助力新时代艺术事业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面对新的时代风貌和审美需求，《美术》杂志以“长安画派”的创作为契机，通过长期的持续关注、作品推介和理论研讨，展开了对中国画如何继承传统、如何创新发展等重要问题的讨论。作为中国美协机关刊物，《美术》杂志对党领导下艺术创作的道路选择、艺术评论的方式标准、艺术理论的建构发展等关乎新中国美术变革转型的重要内容做了实质性的探讨和强有力的推进。“长安画派”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发端于西北地区的一个极具地域特色的绘画流派，在中国艺术版图上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在《美术》杂志对“长安画派”长达6年的持续关注和推介中，王朝闻、蔡若虹、施立华、阎丽川、周韶华等活跃于新中国美术理论、评论舞台上的学者、评论家纷纷发文，通过对“长安画派”艺术创作的思想内涵、表现题材、笔墨语言、改革创新等内容的理论研讨，奏响了关于“长安画派”及新中国画相关问题的大合唱，形成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盛景。从这个角度讲，“长安画派”的创作与美术界的评论不但超越了地域性画派的拘囿，而且以一种更为广博的视角和思想深度，具有了国家层面的理论价值和探索高度。宝塔葵花 石鲁 作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改造旧国画为切入点，美术界确立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文艺方向。反映劳动人民在伟大革命实践中的功绩、感情、愿望及精神面貌的作品成为那个时代美术创作的主题。身居长安的石鲁、赵望云等画家通过一系列方法探索，如集体写生、讨论观摩等，创作出了一大批时代感鲜明的作品，如《古长城外》《转战陕北》《改造荒山 学习文化》《驯服黄河》等。这些作品以人民生活为素材、采用新的表现手法和笔墨语言，逐渐成为评论界聚焦的重要对象。1959年-1964年，《美术》杂志本着“为表现新中国而努力”的目标，刊登了与“长安画派”相关的评论文章25篇、美术作品16幅，将“长安画派”置身于中国画革新运动的时代洪流中进行讨论，既树立了美术创作的成功典范，又提升了问题探讨的理论高度，产生了一种创作实践和艺术评论双向互动、协同发展的良好效应。依据发文数量与社会关注度，《美术》对“长安画派”的推介大致可分为前期蓄势阶段（1959年-1960年）、集中讨论阶段（1961年-1963年）和后续关注阶段（1964年）。这三个阶段在时序上呈连续之势，紧密相扣，跌宕起伏。尤其是1962年由孟兰亭《来函照登》引发的激烈讨论，更是将美术界的关注点聚焦在了“长安画派”的艺术探讨上，使“长安画派”以群体的形象集体亮相，以空前未有的画风成为业界的重点讨论对象。可以说，这一阶段针对美术创作中出现的题材、风格、形式等问题，《美术》杂志以“长安画派”的艺术探索为突破，在中国画传统与革新的论争中树立了一个特色鲜明的时代典型。借助《美术》杂志这一重要媒介平台，对“长安画派”的讨论形成了以李恁、周韶华等为代表的肯定派和以阎丽川、施立华等为代表的批评派两大阵营。其中，李恁在《与孟兰亭先生商榷》中，谈及石鲁“并没有忽视对笔墨的追求，并且已经开始显露出了朴厚雄健而又稚拙天然的风格”。周韶华在《问〈喝‘倒彩’〉者》一文中认为石鲁的作品“表达了我们人民的革命感情，体现了革命的思想主题；同时在艺术构思和艺术技巧上，在继承和发展中国画传统上，有新的探索”，尽管施立华等人指出了石鲁作品的不足之处，但“总的来说，他所取得的成就是十分令人高兴的”。延安火炬 蔡亮 作反之，施立华在《喝“倒彩”》一文中，提出艺术评论应以谢赫“六法”为准则，认为“无论石的作品所表现的生活如何之深，思想内容如何之高，以中国画的眼光来看还差了一段距离”。“喝彩固然是，但有喝彩不恰当的也应该喝喝彩者的‘倒彩’”。阎丽川则在《论“野怪乱黑”》中，评论石鲁的作品“野是艺术技巧的不成熟；怪是艺术规律和生活规律的反常；乱是结构用笔的不严谨，不精练，缺乏节奏感；黑是用墨用色无变化，少气韵，没有虚实关系”，“‘野怪乱黑’虽可能为少数人所欣赏，但未必是优良的传统，同时也绝不是革新创造之正途”。伴随着评论家们立足文化思想史和艺术方法论进行的艺术评论，“长安画派”艺术探索的价值逐步明晰。直到1963年，王朝闻发表《探索再探索》一文，认为“就怎样继承祖国文化艺术的优良传统这一点而论，石鲁一而再再而三的探索和尝试，具有明确和正确的目的，因而不论这一过程中的成熟度如何，他的道路是应当肯定的”。王朝闻对石鲁的艺术探索做出了较为公允的评价，才使得这场论争渐进尾声。由此可见，《美术》杂志对“长安画派”的讨论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从而营造了主流思想引领、具体案例分析、自由探讨批评的学术氛围。美术界对“长安画派”的讨论，实际上是以艺术评论的方式推进中国画推陈出新的路径选择和评价标准的重新确立。艺术评论的多样性客观上推动了“长安画派”的不断探索和创新实践，激励着石鲁等艺术家对生活和传统、人民性和民族性等问题的深层次思考。如何跳出古人的藩篱，构建符合时代主流思想、满足大众需求、反映艺术规律、蕴含传统文化、彰显时代精神的艺术标准，新中国成立初期诸如此类的美术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艺术评论和艺术创作的呼应和互动中，逐渐清晰和明确。回望建党百年文艺评论与文艺创作的关系，不难发现，优秀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总是不断地通过文艺评论的价值引领得以实现的。这种引领作用主要体现在党在文艺工作中始终坚持的人民性导向上，从陈独秀早期在《新青年》发表《美术革命》、鲁迅所倡导的“新木刻运动”，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中国“二为”“双百”方针、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都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引领。建党百年以来，客观公正的文艺评论不断修正着文艺创作的发展路线，使得体现现实生活厚度，时代精神锐度和民族风格、中国气派高度的经典作品层出不穷。其中，生活的厚度即对生活的表现、对生活的赞美、对生活的记录和批判意识。最近新上映的电影《柳青》讲述了文学家柳青的艺术人生，其中一个镜头是有人向柳青提问，文学创作成功的最大感受是什么，柳青说是生活。这句话道出了真谛，石鲁创作的《宝塔葵花》《东方欲晓》《延河饮马》《小米加步枪》《种瓜得瓜》等佳作，是基于他对革命圣地延安生活经验的长期积累；罗中立创作的《父亲》，代表的是一个时代人们对父亲图像的记忆，不仅是对生活真实的再现，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批判性。这些作品很好地表现了生活的厚度，引起了受众的情感共鸣。祖孙四代 刘文西 作时代精神，即艺术创作要为时代画像、立传、明德，必然涉及艺术与政治、文化的关系。石涛说过“笔墨当随时代”，傅抱石也说过“时代变了，笔墨不得不变”，每个时代都有深烙时代印记的艺术风格。方增先创作《粒粒皆辛苦》是基于珍惜粮食的时代要求；蔡亮的《延安火炬》表现了抗日战争胜利之日延安群众拥上街头欢呼庆祝的时代特征；赵振华的《抗击非典》展现了白衣天使不畏艰险、战胜灾难的时代精神。这些优秀作品均以敏锐的艺术感知力表现时代、描绘时代、反映时代。此外，艺术创作还要体现出对民族风格、中国气派的充分表达，这是一个国家能立于世界之林的底气。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石鲁的《东渡》、赵望云的《雪天驮运》、刘文西的《祖孙四代》、沈嘉蔚的《红星照耀中国》、沈尧伊的《地球上的红飘带》等作品，在选题、艺术表现手法、风格特点等方面，都体现了国家和民族发展道路上的精神追求，极具中国气派。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文艺评论与文艺创作，两者犹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相辅相成，相互推进。好的文艺评论不仅对欣赏者有导向、引领作用，而且对文艺创作亦有镜鉴、聚焦的助推作用，可以培养高尚情操，彰显时代精神，提升审美品位，促进文艺创作的大发展大繁荣。（内容来源：《文艺报》2021年6月23日5版）（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2021-06-2322
2021-06青春热血浇筑革命红绸情怀不朽。舞者在深水下，穿梭于红绸间翩跹起舞，澄澈幽蓝的水中光影，起伏连绵的赤色红布，配合舞者张弛有力的舞姿，动静之间，革命的热血情怀及青春的蓬勃力量，跃然波涛之中。张娅姝水下舞蹈作品《红》，献礼建党100周年。选送单位：深圳市舞蹈家协会编导/水下摄影/后期剪辑：郭吉勇编舞/水下演员：张娅姝出品方：深圳市三人行网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21-06-2218
2021-06王蒙
重视文学，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特色，不仅仅是中国，而中国尤其鲜明。第一，1921年，也就是100年前，当时推动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有一批文化人，陈独秀是文学家，我们讲文学史永远不可能不讲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写着各种各样的文章，他的豪言壮语是：给我十年时间编《新青年》，我要唤醒所有的中国人。李大钊的散文，那种感情、那种理论、那种信念，那种动人肝肠、感人肺腑的痛陈疾呼，在文学史上也是无与伦比的。烈士方志敏的文章一样的强烈真挚。当然更重要的是瞿秋白，瞿秋白是一个大作家，在我的少年时代已经非常感动地阅读他的《饿乡纪程》与《赤都心史》。他担任过党的主要负责人。共产党某种意义上是容易接受左翼文人、进步文人的，他们是较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群体。毛泽东的诗词与书法独树一帜，永垂不朽。我们也不会忘记陈毅的《赣南游击词》与《梅岭三章》，还有那么多感天动地的革命烈士诗作。第二，共产党建党的时候，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以及各个军阀相比，共产党太弱小了，什么都没有，军事实力、国家机器、政法系统、财富、金融以及一切的资源、一切的硬实力都在反对派手里。但是共产党建立起来了，而且最后取得了胜利。在建党的时候，靠的是文化优势，靠的是软实力，靠的是理论优势、信念优势，靠的是马克思主义，靠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那么一些很容易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接轨的东西，比如说“世界大同”“天下为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得民心者得天下”“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以及老子提出的天道与人道的差别，“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而所有的革命和起义都有“替天行道”这样一个口号，也就是要开仓放粮，削富济贫。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当中，毛泽东提出国民党对共产党进行了两个“围剿”：一个是军事“围剿”，“围剿”的结果是红军进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另一个是文化“围剿”，毛泽东说，在白区的文化机构里头，我们共产党一个人也没有，我们没有抵抗的力量，但是文化“围剿”对于国民党而言是完全的失败，根本就进行不下去，这个是值得人深思的。也就是说，鲁迅代表的中国的有良心的作家，从内心里就是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的。这让我想到一个文化方面的大人物曾经跟我说过的话，他说在文化上、文艺上、思想理论上，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革命比苏俄的革命更成熟。苏联十月革命的时候，最同情革命、拥护革命的高尔基也被吓跑了，最著名的指挥家、音乐家，还有一大批作家，其中包括后来对斯大林非常崇敬的阿·托尔斯泰与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蒲宁都吓跑了。但是，中国在1949年10月1日到来时是这样的：中国的作家、艺术家，从美国、英国、法国、日本，从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冒着各种的危险，冒着被国民党特务刺杀的生命危险回到祖国，大家云集北京，几乎全部都来了。老舍先生有一个说法，这是他的统计，他说跟着国民党到台湾去或国外去的大致占10%， 10个作家里面只有1个跟着走，离开的人屈指可数。第三，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在客观上起了一个同情革命、推动革命、要求革命的作用，不仅左翼作家如此，许多非左翼作家也是这样。鲁迅就不必说了，他有非常明确的对待国民党反动派的批判态度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接受的说法。郭沫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从政治经历来说，他曾经当面拍着桌子痛骂蒋介石，他写的《屈原》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上演，那样震动人心，当然他的新诗是划时代的，他的戏剧《虎符》《蔡文姬》等，影响很大，还可以讲一大堆他的甲骨文研究、文学翻译方面的贡献，不仅是文学的巨大贡献，更是对革命、对社会、对历史的巨大贡献。为什么我专门要说一下这个呢，因为现在所谓的民间，有一种无知的糊涂的低层次的思维，就是逮机会就骂郭沫若，这是非常令人反感的，而且几乎都是无端的攻击。茅盾1921年入党，大革命失败以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81年，中共中央做出决定，恢复茅盾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巴金早期的确很难说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算不算无政府主义者，我也说不太清楚，但是巴金的作品是鼓励人们革命的，你看《灭亡》和《新生》，这是他幻想的革命，可是你看看他的幻想革命的小说，你就要想革命，而要革命，你只可能走一条路，就是跟着共产党走。老舍在1949年以前也不是共产主义者，但是读完《骆驼祥子》，也让相信人革命。新中国成立前，我和一位师友发生过一个小的争论。他问我最近看什么书，我说看《骆驼祥子》，他就表示好像看老舍的东西不理想，我说看完《骆驼祥子》会激起你的革命热情。曹禺的《日出》《雷雨》《原野》《北京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鼓励你批判的。有人说曹禺的《蜕变》寄托了对国民党政权的某些幻想，这个说法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曹禺不可能在抗日战争期间歌颂平型关战役或者百团大战，也不可能写歌颂彭德怀等人的文章，这是脱离实际的。我还喜欢举谢冰心的例子。谢冰心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是一个很高尚很高贵的人物，她当然没有参加共产主义革命，也没有打游击或者参加地下党，但是谢冰心新中国成立前有一个小说《去国》，写一个叫英士的留学生回到中国以后，屡屡碰壁，一切爱国报国之心全部都化为乌有，最后只能再一次离开中国，这个也是具有很强批判性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文学在中国从来是革命的元素，是革命的一个契机，是人民革命思潮的一种表现。当然，还有一批作家，后来直接加入了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队伍，比如丁玲、艾青、萧军、欧阳山、周扬等。艾青同志曾保留着一封毛主席给他写的信的原件，甚至能背诵下来。内容就是毛主席约他去杨家岭住地聊天，而且信里边还提到说这两天下雨，你过来渡河不好过，我派一匹马去接你一下。另外，毛主席还给萧军写过信，因为萧军脾气比较暴躁，毛主席就像大哥哥一样批评他，说不要这么暴躁，对别人对你自己都没有什么好处。在革命根据地，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推动了文学艺术工作者的革命化、工农兵人民化、与对人民生活的深入与理解，党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方针，简明准确，深入浅出。解放区的文艺运动与作品也给人非常大的影响，例如《兄妹开荒》《白毛女》《李有才板话》和《小二黑结婚》。我读赵树理的时候，激动得简直就没法活，我不能想象世界上有这样的文学，能这么好地跟人民结合起来，和人民的语言结合起来，不带翻译腔，不带知识分子腔。另外，我还想提一下在白区的，就是没有到根据地去、但是也起着很不一般的作用的大作家、文学家，一个是阳翰笙，一个是夏衍，他们实际上是白区的一个工作点，许多人要到解放区去，都是通过他们。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绝密使命》写十年内战时期的各种交通站，阳翰笙和夏衍也是“交通站”。阳翰笙同志曾经照顾过李鹏同志，李鹏同志的父亲李硕勋同志牺牲了，阳翰笙同志照顾作为烈士子弟的李鹏同志的行程和安全。阳翰笙同志去世后有一个追思会，李鹏同志也参加了，这种关系之密切令人难忘。第四，我们谈论中国文学的时候，一定不能不谈在中国翻译和引进的外国文学，因为它在中国起的作用非常大。首先是俄苏文学，很多人走向革命离不开俄苏文学，到现在我还记得怎么和地下党建立的关系：我当时在北京平民中学就是现在的四十一中，我参加学校讲演比赛，变成了一个小明星，我们学校还有一个棒球大明星叫何平，他见着我，他说小王蒙最近看什么书呢，我说我看的都是一些批判性的书，我说我思想左倾，一下子他眼睛就放光了，因为他是地下党。他当天就把我约到他家里去，给我看了两本书，一本是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再一个就是苏联瓦西列夫斯卡娅的《虹》。我学的第一首革命歌曲是《喀秋莎》。法捷耶夫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作家，他的《青年近卫军》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当然，法捷耶夫的人生也引起我极大的感慨，因为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法捷耶夫自杀了，这个事让我心里非常难过，但是即使这样，法捷耶夫的文章中那种从内心最深处发出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追求，他的那种境界、那种思想、那种纯粹、那种“初心”，至今让我为之泪下，我愿意向法捷耶夫行礼，我仍然要表达我对他的崇拜。谈到世界文学，我还有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体会，就是一批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虽然不是共产主义者，实际上就跟我说的鲁郭茅巴老曹一样，也起了推动俄罗斯革命的作用。契诃夫是和革命最没有关系的，但是契诃夫的最后一篇小说《新娘》，写一个中产阶级的新娘，在她快要结婚的时候，忽然感觉一切是那样无聊，她逃婚了，参加革命去了。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由后来担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著名作家邵荃麟翻译，“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我认为这是共产党搞革命的一个关键语言，就是要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谋幸福、谋翻身，这是一个旗帜，把革命鼓动起来、宣传起来，将正义性表现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坚决反对暴力革命，所以高尔基找机会就骂他，但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这个标题太厉害了，读来让我热血沸腾，人怎么能够被侮辱？人怎么能够被损害？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怎么能够不反抗呢？还有，托尔斯泰被列宁称为俄罗斯革命的一面镜子，说他是最天才、最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再扩大一点，英国、法国的那些现实主义作家，他也都有一种鼓动社会革命，鼓动追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力量。比如狄更斯的《双城记》《雾都孤儿》，比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雨果的《悲惨世界》。所以，一些现实主义文学很具有亲革命性、亲左翼思想性，有一种亲共产主义性。更不要说法共作家阿拉贡，他的名著就叫《共产党人》，他逝世时法国为他举行了国葬。匈牙利文学理论家卢卡契，其历史地位也是非常崇高伟大的。第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革命、建设、发展、改革开放，推动了全新的文学语境文学受众与文学氛围的形成。对于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封建迷信、丑恶势力，对于文化上的空虚、懒惰、停滞、苟且、低级、无病呻吟与病态悲观等进行了反复扫荡，然后是扫盲、卫生、体育、文化、出版等各项事业的发达，形成了我们充实、健康、建设性的文化主调，带来了文化发展文学发展教育发展的前所未有的可能性。1949年以后，我们的革命文学也发生了一些曲折，有些文学战线上的政治运动后来证明不一定妥当，由于革命的惯性，由于某些简单化急性病，在人民夺取政权以后有些事还习惯用阶级斗争化的方式来解决，也有处理的不妥当的地方，这方面我们积累了丰富的与厚重的经验，须要牢记。但是我们也还要看到，在文学上我们有很多想法实现了。比如希望更多的劳动人民拿起笔来，这是毛主席的思想，这个实现了。我们有农民作家乔典运，工人作家胡万春、蒋子龙，曾经还有高玉宝、崔八娃。还有一个理想，就是让更多的人接受文学。同时，党中央重要的文艺思想是希望作家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大众中去，尤其是到农村去，这个也是前所未有的，有些人虽然本身并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我们知道在解放区的时候，丁玲写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写了《暴风骤雨》，康濯写了《我的两家房东》，柯蓝写了《洋铁桶的故事》，还有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所以，“深入生活”对作家的创作来说的确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使我们的文学呈现出一些不一样的情况。就我个人来说，虽然我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去的新疆，但客观上我也等于践行了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号召，而且我是和边疆少数民族的农民在一起，这种生活，给我的文艺创作带来了一些新的气象。第六，从文学中的党史来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有许多作品和党史有关，比如说写大革命的《三家巷》《大浪淘沙》，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闪闪的红星》，写抗日战争、十年内战、大革命晚期的《小城春秋》，还有根据陶承《我的一家》拍摄成的影片《革命家庭》、李六如的《六十年的变迁》等等，都有助于我们从某一个角度了解党史。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作品就更多了，例如《红日》《风云初记》《林海雪原》《苦菜花》《保卫延安》《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铁道游击队》，对我们的革命文学、党史学习教育起到很大作用。谈到抗日，不能不谈到《黄河大合唱》，以往大家都把它作为一个音乐作品，但是它也是文学作品，它是光未然的诗。我想起歌唱家王昆同志曾经跟我说过，有一次老解放区几位歌唱家回忆起来，当年人民解放军的军力没法和国民党比，但是共产党有革命歌曲鼓舞士气，国民党没歌可唱。这一点，台湾的一位诗人，一次聊天时他认为这个分析太对了。他说他在台湾上中学的时候，春游时大家无歌可唱，刚一唱贺绿汀的《清流》：“门前一道清流，夹岸两行垂柳，风景年年依旧，只有那流水总是一去不回头，流水哟！请你莫把光阴带走。”这本来与政治无关，但贺老师是中共党员，是共产党的文化领导干部，这就让他无歌可唱。中国有一个传统，就是军事的胜负容易和唱歌连起来，胜利者唱的是凯歌，失败者是怎样的呢？他们叫作 “四面楚歌”！反映1949年以后生活的文学作品有《创业史》《山乡巨变》《谁是最可爱的人》《团圆》⋯⋯琳琅满目。这里头又出现了许多新的课题，比如说娱乐性，这也是正常的，作为一个执政党，让老百姓健康娱乐是很重要的文化使命。所以，对于1949年以后，我觉得我们可以更宽泛地理解，因为和夺取政权的那个时代又不完全一样，我们的文学起的作用既有政治教育作用，也有娱乐休闲作用，甚至也有所谓精神消费性作用。就拿我们引进的一些不是中国内地的作品来说，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文学生活是越来越丰富，我们的路子越来越宽，比如说，金庸的一大批作品在中国大陆大量出版大量翻印。我们的翻译作品，它的广泛性也是前所未有，包括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也有现代主义，我们的文学生活应该是强国大国发展状况的呈现。但是再广泛，我们仍然有一个主调，仍然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一个中国梦的主调。我们看2035年远景规划，那里边提到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等，都是对于整个国家的全局性的愿景和规划。所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立100周年，回顾党的100年的历程和中国文学100年的历程时，里边有许多让我们受到鼓舞，也得到经验的事情。最后，我再讲几点结论：一、出自对于理想的追求、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痛心疾首，出自对于民族精神的解放与振奋的期待、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执著，文学的激情与理想必然发展深化成为革命的激情与理想，必然深化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建设发展的激情与理想。中国现当代文学汇入党领导的革命洪流，是历史的必然。二、对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的民胞物与之心，对于正义、幸福、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希望，使中国作家必然认同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论述，必然拥护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思想与方向。三、我们的文学写作者要珍惜百年来文学与党的事业的紧密联系，珍惜我们的经验与智慧，学大局、识大体、知大势，明党心、国心、民心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心，勇于创新，乐于发展，解放思想，为人民、为子孙万代，为世界、为一个一百年与又一个一百年，呕心沥血，让作品说话，留下我们这一代写作人的文学丰碑。四、为了实现2035年建设文化强国的远景规划，我们在发展文化教育、提高阅读与出版事业水平、培育砥砺青年作家、展示文学人才阵容与当代经典作品阵容方面，任重道远。这一切，都要在党的切实与全面的领导下扎实进行。（转自《文艺报》2021年6月18日2版，本文是王蒙2021年5月27日在中国海洋大学的讲话，常鹏飞根据录音整理，经王蒙本人修改。）（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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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6邓一光刘洪霞：邓老师，自2009年，你移居深圳以来，写了许多城市文学作品，出版了《深圳在北纬22°27′～22°52′》《你可以让百合生长》《深圳蓝》《坐着坐着天就黑了》等中短篇小说集，这与你以前以战争题材为主要书写对象不同，究竟是什么力量促成您对城市的思考，使您华丽转身？邓一光：我没有转身，早期的写作比如《蓝猫》《八岁》《流浪者》《猜猜我的手指》《一只狗离开了城市》，这些小说集里收录的都是城市故事，我管它们叫当代故事。那会儿人们的注意力在我写的现代故事上，也就是你说的战争题材。写完《我是我的神》后，大约六年时间，我只写过一个短篇，实际上停止了小说写作，直到移居深圳的第三年恢复写作，陆续写了一些当代故事，它们比较集中地发表出来，人们看不到我的现代故事，能看到的只有当代故事，所以，是人们的关注“华丽转身”了。刘洪霞：你的划分有意思，战争题材叫做现代故事，城市题材叫做当代故事。我们换个角度，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深层的原因激励着你去书写我们生活的城市，你对城市的思考是怎样的？邓一光：城市是人类智慧和想像力的最高体现，无所不能，理论上，任何个体都拥有在城市中得以完成进化、快速改变命运的可能，对写作者，它构成最显现的时代样板观察、经验处理和叙事表达的价值。不过，在我看来，这不是城市的全部，它同时也是孤岛效应最集中的地方。听起来很矛盾，有一种荒诞的逻辑，但这恰恰是城市的真相之一。人们很容易注意到小说家对城市戏剧性变化的嗜好，有心的作家会在故事中织入不安分的叙事轨迹，揭开人类孤岛现实的秘密，在连续性的叙事表达中拒绝作为个体的人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掉的意志和愿望，进而分享人的内心解放经验，这契合个体书写和时代书写的双重动力，进入现代之后，小说的世俗功能和终极目的都在这儿。刘洪霞：确实，你之前的写作——没来深圳之前，也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经在关注现代都市的各个层面，你创作了《城市的冬天没有雪》《老板》《红色贝雷帽》《独自上路》《我们走在一座桥上》等作品。那个时期是中国城市化的开端，而现在的中国仍然在大规模城市化的进程之中。因此，你那个时期的城市文学写作与现在的深圳城市文学写作应该有所不同，可以具体谈谈有哪些层面上的不同吗？或者说，从这两个时期城市文学的写作上，是否可以看到中国城市化的诸多问题以及演变？邓一光：我早期的城市题材依赖于生活体验和感受，那会儿我是新闻记者，题材大多直接取自社会观察，对某些题材感兴趣，新闻无法满足表达，就把它们写成故事。我个人的经验，城市的性质决定了它们浓厚的政治构成、商业功利和大众文化诉求，之于写作者，在创作主体感受和投射上都有着强大的规定和约束力，它们诱惑写作者在社会意义上作出努力，即建立政治立场、市民要求和生活愿望上的现实主义写作，比如你一定不陌生的市民经验与城市诉求的同构。这样的写作，表达视域相对比较窄。刘洪霞：你是说，这是你早期写作建立的基础。邓一光：嗯。这些年，因为时代剧烈变迁和个人生活的动荡，作为写作主体的我和观察客体都在变化，书写对应地发生了变化。你提到的城市文学写作，以及中国城市化问题和演变，我理解指的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典型经验在文学上的反映。这是学者课题，文学相反会警惕它的外部彰显内容，比如说那些很容易用数据或概括性手段进行表述的城市建设成就，以及城市与个体之间的利益性冲突，这些内容对小说会形成表达视域的制约。我的兴趣在于，深圳产生于一次虚拟，在建立之初没有得到前经验的加冕，甚至没有得到多数居住者的授权。相当长时间里，它在意识形态领域一直受到质疑，内部博弈也很激烈，是建立在对历史的前经验和前现实的背叛上的。实际上，和其他写作者不同，我不认为它是一个令人惊喜的市场经济奇迹，而是把它看成一座“叛逆者之城”。刘洪霞：哦？这是一个有趣的视角。邓一光：这么说当然有些简单，事实上事情比这个要复杂得多。四十年来，数以千万移民来到这里和离开这里，他们割裂和背叛了自己的前生活，在一座完全建立在虚拟之上却得以快速发展的城市中，没有什么文化基因可以帮助他们连接现实生存和抵达理想，直到现在，人们仍然在不断抛弃阻碍自己前行的那些既定的东西，创造全新经验。你在内地任何城市都能看到一些数十年没有太大变化的人，他们甚至作为一个阶层存在着，但深圳没有，几乎每一个人都不可能维持衡常状态，历史在这儿迭代得非常快，包括原住民也在经历这种变化。经过四十年的城市化发展和改造，这座城市几乎没有剩下多少显在的原住民文化了。我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十年，只结识了三位原住民朋友，谈不上对他们的历史有多少了解，这显然让我难以对城市有整体性观察。我曾把我的一位原住民朋友称为“活化石”，他比我大几岁，我叫他“小梁”，他很高兴，也乐于做我的老师，我想你可能也没有多少原住民朋友吧？刘洪霞：是的，我在深圳的确没有原住民朋友，我的朋友和我一样，也都是外乡人。邓一光：这正是多数城市移民的现实生存境况，也是写作面对的问题，我们不再有一个熟悉过去、文化遗传清晰、在任何时候都能找到经验援助的舒适区，甚至找不到一个整体性存在的观察对象，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写作要进入无人区。所以，我更愿意把深圳看作由两千两百万个体组成的共同体，一座两千两百万个孤岛组成的群岛，写作不是面对一个整体，而是面对无数割裂状态下的个体。刘洪霞：我理解你所说的孤岛，其实我们生活在这座崭新的城市里，都是一座孤岛，我想正是因为这座城市带给我的这种感受，才有了你到深圳以后创作的改变，这种改变也正是印证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邓一光：可以这么理解。刘洪霞：作家是极其敏锐的，每一个时代细微的改变都会被捕捉，更何况这种轰轰烈烈的城市化道路及其带来的人的心灵和观念上的改变。你所说的“叛逆者之城”某种意义上准确而形象地概括了这座城市的内心。邓一光：您提到了文学的关键所在。孟子说，心之官则思，不思则不得。不从情感、思想和精神这些角度去考量，城市是没有意义的，文学也就不在场了。刘洪霞：那么，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写作会有重大的差别吗？难道这些城市不是统一的城市化进程中的结果吗？网络上就有“千城一面”的说法。邓一光：我不同意城市是统一进程的结果这个判断。我们习惯于把城市当成一个复制品——事实上，的确存在大量这样的复制品，中国内地的三四线城市复制比例非常高，从现代化进程看，深圳也在大量复制外部世界，甚至一度有“山寨”城市的批评。但真正的复制不在现代性必然导致的规范性观念、模式和路径的效仿上，而在于城市化进程中，深圳传统的海疆文化、耕读文化等基因被快速稀释掉，几乎无从辨识；在于现代精神对前历史毫不犹豫的贬低和断裂上，这是作家应该关注的。但也应该看到，外部世界是复杂的，城市发展的内部动因也是复杂的，重要的是，统一进程这样的观察忽略了“人”这个重要因素，包括城市的设计者和施建者，以及具体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制式化不是唯一的构成要素，城市仍然有不同的魅力和致命性，即使看上去似乎相同的城市，住上一段时间，你仍然能区别出城市的独特性，而且是本质上的不同，这需要观察者具备耐心和热情。刘洪霞：你是否认为，深圳这座城市有自己独特的气质，比如王安忆的上海、金宇澄的上海、小白的上海都是不一样的，邓一光的深圳与其他深圳作家的深圳也是不一样的，如何去理解这个问题?邓一光：如你所说，上海和深圳都有非常强烈的、不同于其他城市的气质和城格。从发展史看，上海开埠后受殖民文化影响，既得益于欧美近现代工业文明文化，又保留了江南传统的吴越文化，属性非常明显。深圳早期是边远海疆，鸦片战争后加了个陆疆，两次鸦片战争中，直接冲击地是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造成了广州一口通商的结束和上海的开埠，这两次战争，英国人的舰队都是从深圳边上过去的。那个时候深圳只有几个不起眼的兵营，就这么被历史忽略掉了。和内地城市比，深圳除了地处南洋边，毗邻香港和澳门这个地缘条件外，没有任何先天优势，完全凭着早期建设者的强烈进取、不走循规路、情绪饱满和不安分闯出了一条路，这种气质与它的“年轻”和缺少积累如出一辄，这种情况在内地城市几乎看不到。上海的开埠可以说是顺天应人，半殖民地文化快速落地，几乎整个中国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快速聚合。深圳的崛起却没有这些条件，中央不给钱，内地体制质疑，理论界批判，完全是一个不情不轨的逆子形象，你想想那句深圳文化基因中的口号，“杀出一条血路”，颇有些决绝。这样的两座城市，可以说基因和发展模式完全不同。还有一种情况要看到，上海早期移民主要由江浙人构成，当代以后才开始多元，深圳移民以广东和两湖地区的人为主，地域文化对城市的形成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以城市发展史考量，几千万上亿新老移民在这两座城市里生活过，对城市塑造留下或多或少的痕迹，这是城市基因，构成城市的隐结构。提到城市文学，上海是内地城市文学的集大成者，尤其“五四”之后那批作家和出版人的书写，应该是最早的城市文学文本的提供者，当代作家中最优秀的一些，也有不少生活在上海，他们的城市书写方兴未艾时，深圳的文学还没有起步。刘洪霞：虽然当前各个城市的建设被严重地同质化，然而作家却能发现其中的不同，这是文学的魅力，作家看到的那个城市是“看不见的城市”。关于你的“深圳文学地图”是许多研究者都很感兴趣的话题，您的城市文学写作使用了大量深圳真实的地名，例如，“香蜜湖漏了”、“宝安民谣”、“光明定律”、“出梅林关”、“杨梅坑”、“欢乐谷”等等，这都是深圳人耳熟能详的地名，把它们连缀起来可以组成一幅“深圳文学地图”，但这种书写只是表层的意义。邓一光：嗯，即使在地理、历史、民俗和语言这些文化学领域下足功夫，仅仅对城市的标志性符号作表征上的描摹，也远离了小说创作的要义。小说家是生活的观察者，也是命名者，他编织故事地图的兴趣不是他想做一个故事的旅游者，只满足于历史地理和自然地理的常识内容，而是他靠故事的写作，拥有文化价值和精神意义命名的权利和能力，进而在人类精神与情感领域建立个人叙事。刘洪霞：这正是我要说的。我想你把深圳地名写进作品的时候，肯定有更深层的想法，例如《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情》《万象城不知道钱的命运》《一直走到莲花山》这三部作品，涉及到了深圳的三个很著名的地名——“红树林”、“万象城”、“莲花山”，它们在这里不简简单单是一个地理标识，而是某种意义上的指代。邓一光：城市与人物、与文化是一种镜像关系，投射的是人与城市、与文化的内在肌理，以及更为真实的精神气质，如是，小说家就不会让故事停留在实际的地名上，而是把空间位置的自然或人文地理的实体名称作为一种特殊的含义给予重新命名，比如作为一种矛盾因素植入人物的生存环境和精神纠缠，使单纯的冲突情节因异质物的刺激，分泌出复杂和尖锐的新的故事成分，戏剧创作中叫延宕。比如你提到的，“红树林”写的是个体命运与关联生命、历史创伤与现实困境这个主题，“红树林”对应的是主人公所处的整体背景，所以在故事中，主人公念念不忘的是生活在红树林中的、脚下的那些人类史前生命砗螺、三角藻、水狸和刺水蚤，你不知道和主人公彻夜对话的是“看不见的男子”、黑脸琵鹭还是主人公自己。“万象城”写一个身处城市主流生活场域中的卑微人物的希望、纠结、羞涩和忍耐的故事，“万象城”对应的是华丽事物和现象与价值的悖论。“莲花山”在城市中心地带，具有城市象征的公共空间，本是最该出现共情和同理心、获得个体生命赋权的地方，人们却怪异地产生身心分裂，深陷归宿匮乏的黑洞，“莲花山”对应的是失衡的价值取向和关系。其实对故事作如是解释并不高明，好故事有一种弥漫能力。刘洪霞：好故事会留给研究者更多的阐释空间，也就是你所说的弥漫能力，它肯定不是单一的故事主题，而是有多重的理解角度，故事是立体的，而不是扁平的，它所勾连起的事物仿佛是错综复杂的3D空间地图，会令人迷失，也会令人清醒。另外，我在你的城市文学作品中发现，你似乎非常喜欢动物与植物这两个意象，你几乎是被作家事业耽误的动植物专家。邓一光：很遗憾，我没有动植物学专业背景，但的确喜欢，而且有时候会习惯和它们——主要是动物——没来由地说几句话。说起来我的生活很乏味，不是林区居民、海洋中人、野外生存者或者任何动植物保护组织成员，和动植物既没有共居生活条件，也没有固化的他者观念。刘洪霞：《深圳在北纬22°27′～22°52′》中出现了马和蝴蝶，还有《勒杜鹃气味的猫》中的猫，《深圳河里有没有鱼》中的鱼，《家乡菜，或者王子厨房的老鼠》中的老鼠，还有红树林、百合、勒杜鹃等植物，这些意象包含了怎样的隐喻？您是否是在建立一种城市生态文学的主张，还是另有更深层的原因？邓一光：写作时我不带传统意识形态的城市生态文学考量，唯一例外的是《就像一块即将消失的陨石》，那是去年疫情期间，在得知深圳湾航道疏浚工程环评事件丑闻后，因为愤怒写下的。新界那边把环深圳湾当作城市垃圾场，蛇口这边把环深圳湾当作人造观光带，我觉得人们毫无收敛，太欺负原住生命了，我就想，别给我谈抽象的城市发展，那是谎言。那个故事我完全不考虑技法，就是呐喊，那就是它，它就得这样。刘洪霞：作家直抒胸臆的呐喊，摒弃了各种技术层面的考究，这样也许力量来得更强大，这是知识分子的写作和担当。邓一光：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生态文化突破了人与自然的传统整体主义，自然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殖民话语中人类的他者，而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甚至内化为自我。但我不尝试这样的写作。大概念上我是动物，和其他动植物区别不同的是思维及文明方式，如果这是进化论意义上的优势，反过来，我的生存能力远远不如它们，缺乏它们所具有的自然活动范围、种群尊严和神秘感，比如我不能像黑白秃鹫和大天鹅一样在万米高空飞翔，像葡萄牙鲨鱼和狮子鱼一样在万米海底游动，这是一种遗憾，我做梦都希望拥有那样的能力，但能力的匮乏也许是幸事，这样我就不得不放尊重一点，不会为所欲为，同时在一种未能满足的共生情节中关照个人的孤独情结。我觉得我还能找到，至少在视野、命运观照和情感中找到现实关联依据，这个你可以在《如何走进欢乐谷》和《北环路空无一人》中看到，那两个故事里写了两只狗。刘洪霞：有印象，一只有着北极狼基因的雪橇犬，一只苏俄猎狼犬。邓一光：对，它们和主人公没有同化和顺应机制，并非内化关系，人只是视角和投射，那就是我的立场。刘洪霞：在《离市民中心两百米》中，你写到了高知的夫妻住到了市民中心附近，而在市民中心附近工作的保洁阿伯多少年来却从未走进市民中心。市民中心是这座城市的CBD，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以，您是不是从城市空间的角度来谈阶级的差别。邓一光：私有制出现以后阶级就出现了，可以说阶级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和秩序，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这个层级不但没有打破，反而更为细致和固化。不过，我在故事里写到动物时并不影射阶级差别，阶级差别是现实，不具有象征意义，我不打算从人类历史基础症结开始故事，至少短故事做不到。我只是在某个话语境域中展开命运，由此不断梳理人的真相和社会真相，如果人物恰好具备这样的条件，我会怂恿他去做不甘的抗争。刘洪霞：所以说，你的城市文学所反映的事物是非常复杂的，绝不是表面意义上的讨论，这需要批评家给予更深层次的关注。邓一光：阐释的过程是阐释者与文本的共谋关系，别忘了，批评家也是故事的创作者，他们观察和分析故事的目的，是为了安放他们自己焦虑不安的话语，那也是故事。刘洪霞：你的《家乡菜，或者王子厨房的老鼠》在如何讲故事上做足了功课，因此对研究者或者读者提供了多重的阐释空间，而不是直接的单一主题的东西，作品有丰富的层次而对研究者又提出了智力与经验上的挑战。邓一光：传统小说不是没有好故事，现代小说也没有过时，我读蒲松龄、读卡夫卡和格里耶，只能在白天读，夜里读会脑子异常活跃，睡不着觉。作为人类系统性的高级表达，他们的经验恐怕难以穷尽，甚至将是智能人学习的内容。传统小说和现代小说也在进行各种新形式的探索，现实主义不可逆地发展到新现实主义，寓言写作发展成新寓言，在人的生存状态的困境和人际隔阂、极端物质主义的批判方面有不少佳构，而且这种发展没有停止，还会不断进化。但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所处时代之于前文明是颠覆性的，人类文明几千年来建立的价值和伦理体系已经不能解释当下时代的现状。当代社会的复杂性不但强行建构起人的多维生存空间，也促使人类不得不建立起多维认知、精神和思想空间领域，小说家要回答这些问题，让传统故事的“1”构成现代故事“N”的可能，就不得不蜕变，提供多维故事结构，否则之于人类生存现实描述和未来想像是无效的。刘洪霞：你说的有效故事指什么？邓一光：视创作冲动和素材定，不尽相同。有时候是故事自身特质欲望的单纯满足，有趣或典型意义人物、激励想像力的情节、巧妙而增值的结构，有时候是营造一个精神或思想的裂变装置，故事能释放出强大的裂变反应，由此激发阅读者的精神或思想能量，形成阐释冲击波。刘洪霞：形势所迫，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小说的历史也过于漫长，作家也被“逼迫着”不断创新，生产出更新的艺术形式，小说是一个生命体，它也在不断生长。不同的作家会有各自不同的方法。邓一光：是的。刘洪霞：我发现有些作家的创作是无意识的，而我感觉你的创作是有意识的，其实你故意在作品中埋了许多个“宝”，令研究者去欣喜地发现，构成了作家与研究者之间一种潜在的对话关系，或者说实现了作家与研究者之间的心领神会，这是非常愉悦，同时又具有挑战性的阅读体验。邓一光：除了少数天才作家和诗人，并不存在能透视历史真相，同时具备整体性把握的写作者，我属于后者，好奇心使然，不满足单纯的故事写作，对感兴趣的素材会条件反射式地思考，拆分、质疑或者干脆放弃。不过对短篇来说，这个思考的过程非常快，甚至很难说是在思考，一个人每天要做多少个动作？恐怕细算起来在数十万之间，那个思考更像条件反射，受制于思想经验的习得。刘洪霞：你是否觉得自己的创作非常理性？邓一光：理性对写作是重要的，尤其长篇写作，需要对题材和素材作出清晰的判断和分析，拥有明确的思维方向和思想依据，这个过程通常发生在动笔之前，那会儿尽可以做逻辑推导工作，反复否定与怀疑，一旦动笔，更依赖持续的情感动力。我没有一部长篇写过提纲，我不能说服自己妥协于已有规律和内容的强化约束，守住确定结果，那是一种很枯燥的工作。我希望人物和故事打破先在经验，完成他们和它们的奇妙旅程，理性往往是旅途中的限制性陷阱，我会警惕，尽可能看护住他们和它们，小心别掉进去，否则就废掉了，我的长篇半数是这么废掉的。刘洪霞：你是否认为写作完成后，此时作家已经被“杀死”，阐释权完全掌握在研究者手中？邓一光：小说家在故事形成时拥有至关重要的言说权力，故事结束后最好远远走开，不再去谈论它。这么说的原因不是对阐释学的尊重，而是故事自有生命。没有哪位小说家能如实地把微妙的文本生成过程复原出来，清晰解释体系和方法这些内容，在文本形成时，亚里士多德说的那种“神之消息”是带着超越意志出现的，往往超越了小说家动笔之前确定的历史、哲学、宗教、语言和结构这些前置设想，也就是文本最终的意义部分，和文本设想并不是一一对应关系。刘洪霞：你这个表述是一种被动的主体态度，这么说不是被“杀死”，更像是“自杀”。邓一光：你这么理解？那我换一个说法，小说家通过人物寓意、情节迷宫、结构路径和精神视域的创造性工作，使故事形成了增值的价值和意义，这样的故事具备开放的阐释现象，而故事作为文本，创作者其实是三类人，小说家、故事和阐释者，只有当他们全部完成对故事的创作和阐释，这个故事才活过来。所以，好故事就像九命猫，通常会有无数解读版本，相当于无数生命，前提是它的确是好故事，而且遇到了同样具有创造性能力的阐释者。刘洪霞：是的，我们再把话题拉回来。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早的城市文学是1920年代到1940年代的海派文学，代表作家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张爱玲等，之后，就来到了城市文学的枯水期，几乎是乡土文学一统天下。当城市文学再度兴起时，已经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直到现在。乡土文学永远也代替不了城市文学，两者是现代性的一体两面。那么，深圳的城市文学总是含有乡土文学的影子，因为不仅深圳的前身是一个处于岭南尽头的戍卫边镇，现在城市的人口来自于乡村的也占较高的比例，你如何看待深圳这座城市与乡村这种同构的关系？邓一光：你分析了深圳的人口来源地情况，应该看到，深圳移民数量超过原住民七十倍，这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原住民，很多是上世纪中叶才来到深圳的国家工作人员、驻军和移民，对多数人，文化基因在深圳书写中不是顺理成章的传承，而是剜肉剔骨的断裂。深圳移民作家和诗人中，有一部分下意识的前经验写作者，一部分在融入城市化过程中感到艰涩的写作者，他们在写作中保留家园情结不光是惯性使然，更是生命经验的守护和精神抚慰的获得策略。新的书写者还在源源不断到来，这种情况比其他内地城市要明显得多，书写中的城市与乡村经验同状况构会一直延续下去，这种情况在整个城市化进程中会处于一个挣扎和博弈的过程，但在深圳不同，它是绝望的。刘洪霞：为什么这么说？邓一光：深圳2004年就没有农村和农民了，渔业、林业、养蚝这些传统的乡村生活场景的维系者现在基本是移民，你完全找不到乡村生活的历史和现场，持续的乡村书写，要求写作者在精神性和经验上首先完成在地化的接续和超越，写作史上有这样的例子，深圳目前还没有看到。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写作者的悲哀，现实的城市和回忆的乡村根本就是一种虚假关系，建立在这个虚假关系之上的理想生活完全不存在，这使书写成为一种全面的回忆和想像行为。这种现实书写的最大悖论在于，人们在城市里生活，精神的剧烈冲突在当下经验中发生，却习惯于乡村文化和价值观回忆，这种路径依赖的写作恐怕会一直存在。刘洪霞：据我观察，你说的这种情况不是唯一的写作类型，而且不是最有价值的写作类型。邓一光：你指的是那些有所准备，希望拥抱城市生活经验，让个体写作与城市发展形成同构讲述的作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逃离了经验茧房，却没有逃离观念茧房，即使书写着城市故事，却满腔乡村思绪和精神，对现实言说无力，对未来无从想像，这种现象的确具有研究价值。我指的不是题材，而是文学意象和价值观，所以你会看到在深圳的加工业时代和制造业时代，那么多写作者写出了大量对生存环境和阶层结构的诅咒，同时写下牧歌式的对家乡的思念。那些故事相当鲜活，汗涔涔，血淋淋，充满了对冰冷的金属秩序的批判，有些篇什才气逼人。但这不是城市与乡村的规律性同构关系，加工业和制造业与乡村经验的冲突不唯血汗冲突和身份认同撕裂，写作的扁平和同质化正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刘洪霞：你觉得问题在哪儿？邓一光：我们在城市化之前从来没有遇到如此复杂和深刻的处境，城市将人们分配在现代性专业化网格中，乡村经验中相对完整的时空世界和价值体系完全消失了，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在未来的想像中也不存在，人们一方面要扮演自然人、家庭人、职场人、社会人、经济人和公民的复合角色，建立新的生活秩序和价值体系，一方面又面对着个人角色的严重分化，在信息爆炸时代里个人经验的极度碎片化，以及变革时代中个人前经验的快速老去，每一组关系都是纠结甚至冲突的，这才是人们面对的全新经验，而过去那一套文学观念和方法论根本无法描述这一切，甚至我们从传统文化那儿习得的世界本质性真理都不存在了，模糊和诞妄才是人们的常态生活。刘洪霞：听起来有点悲观。邓一光：不，这正是文学的入口。工业化之后，文学对人类世界本质的探究远不如科学对自然世界本质的探究走得远，但它的确在人性的复杂和深度的描述上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这条路并没有走到头，人们在当下时代不但面对着前经验和处境的坍塌，也面对着新经验和处境的重组，这些都会在时代精神和情感上表现出来。终极意义上的写作不是对现状的入骨描述，而是对经验中尚不存在的希望世界的描述和叩问。我个人会等待另一种城市与乡村同构关系的书写，那是对这座城市历史和文化脉络的探源，故事中有大量我们不熟悉的、我们生活之地鲜活生动的前史细节，同时它会提供那个时代人们的经典情感与精神，它会让我们触摸到这座城市神秘而狂野的本土基因。我知道这样的故事会出现，因为我知道有人正在书写中。刘洪霞：你在书写了五十多部中短篇城市文学作品后，又推出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这部作品书写了1941年的香港保卫战，这场战役的发生地也在深圳附近的区域里。为完成这部作品的书写，据说你查阅了许多历史资料，因此，你是否对深圳这座城市的历史给予过特别的关注？邓一光：深圳是我和我的家人目前的生活地，对我来说有亲切处，有好奇，也有纠结。我来深圳后关注过两位写作者，一位是南兆旭先生，他写了很多有关深圳自然资源的书籍，至今我仍在关注他新的出版物。另一位是廖虹雷先生，他是原住民作家，写了很多民俗著作，他的书我都读过。我几年前弄到一套《深圳旧志三种》，包括明代天顺年间修纂的《东莞县志》、清代康熙年间修纂的《新安县志》和清代嘉庆年间修纂的《新安县志》，还有一些深圳考古书籍，没事就翻翻，阅读时间应该说早于对香港文献的阅读。刘洪霞：对进入深圳历史有障碍吗？邓一光：对文献上的历史了解不存在障碍，但历史这种东西，证实和证伪都不那么容易，不过倒也算一项有趣的工作。真正的障碍来自精神认同和批判支点的确立。“魂乎归来！居室定只。”是这个。刘洪霞：批评家与研究者把深圳文学命名为“打工文学”、“底层文学”、“城市文学”、“非虚构文学”，你同意这样的命名吗？邓一光：从线性规律上讲，研究者找到了一种有效途径，便于当下对深圳文学进行言说，可以说是“深圳式”的文学研究途径。刘洪霞：能展开谈谈吗？邓一光：中国的现代城市史不过百年，城市文学研究没有太多积累，研究者大多借鉴的是赵家璧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思路。深圳文学史研究对应的是中国当代城市发展这一时期，实践上有吊诡之处。中国当代城市化进程不是自然发生，甚至不是完全自由市场的产物，大家都没有经验，深圳因历史和地域条件充当了前行者角色，第一个冲出起跑线。目前深圳是中国唯一百分之百城市化的大都市——上海的城镇化率不到百分之九十，北京和广州的城镇化率排在上海之后，这种情况对个体研究对象有两个存在和辨识向度。一个是新深圳人——暂且借用这个说法——无论来自哪儿，内地乡村、城镇或城市，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如今的生活环境完全没有了乡村内容，根本不可能靠那点乡村经验的脐带血活下去；其次是他们的经验在内地没有借鉴甚至无法参照，不像传统文化可以追溯到五六千年前，他们连传统文化都没得借鉴，所以你看深圳办了无数个讲堂，内地学者如过江之鲫来深圳讲传统文化，但讲的基本是新儒学。刘洪霞：你的意思是，深圳文学是建立在全新言说基础上的？邓一光：对，从整体言说上，深圳文学是断裂的、全新的、创世纪的经验书写，即便你前面提到的乡村经验书写，在深圳也不纯粹，那种乡村经验不是整体性的，研究者想在文学史的既成谱系中找到研究逻辑，即使做到了，不是驴头对马嘴，也是隔靴搔痒。刘洪霞：这就是“打工文学”、“底层文学”、“城市文学”出现的历史和文化背景？邓一光：是的。“打工文学”、“底层文学”、“城市文学”这几种样式，最早都出现在深圳，或者与深圳有关。比如深圳曾是“打工文学”重镇，有非常大的写作者体量，出了一批作家和诗人，这几年有些变化，把旗帜换成了“劳动者文学”；“底层文学”的命名源自深圳作家曹征路的《那儿》和《问苍茫》；《特区文学》和《新城市文学》较早提出了“城市文学”概念，早在1980年代，《特区文学》就有意识地推出城市文学作品。深圳是建立在想像基础上、由数千万移民共同创造出的产物，历史和个人从断裂到创造的接续努力，正合辙这座城市的发展类型和精神命运，这使研究者的命名具有了现实依据，也符合深圳的整体气质。（转自上海文学，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21年6月号）（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2021-06-1507
2021-06当我们深入中国喜剧传统，领悟到喜剧表演技巧，以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作支撑，创作喜剧的信心就会显著增强 喜剧艺术当随时代不断创新，时代越是发展、科技越是进步、表现方法和手段越是丰富，我们越要回溯源头，回归艺术本体，遵从艺术规律 喜剧创作者一定谨记：作为一种大众文艺形式，喜剧是为观众服务的；真正好的演技需要通过一场场现场表演，与观众频繁互动才能磨炼出来话剧《戏台》剧照 喜剧是创造笑的艺术和学问，研究喜剧的传统、了解喜剧的本质，喜剧创作就会事半功倍。研习喜剧传统，增强创作信心 喜剧在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古代“谐谑”的概念就是通过语言创造笑声的艺术形式。在出土的汉代陶俑中，也有谐谑艺人。“善言为笑”，俳优是我国最早对职业化喜剧人的称谓，早在春秋时期，以乐舞谐戏为业的俳优就出现了。《史记·滑稽列传》记载了春秋时期楚国艺人优孟等人滑稽多智的故事，这些故事充满了喜剧的元素和张力。今天我们的很多喜剧，其实不知不觉运用了传统的形式和方法。比如传统戏曲《风筝误》《花田错》以“误”“错”为戏核：有误会就会出现令人发笑的情景，进而生发故事，形成喜剧。当下的误会喜剧也化用了“误”“错”这一传统方法，两个演员各说各的话，相互还能对上茬。可见，经典的创作方法在今天依然焕发勃勃生机。 喜剧，从剧本、排练，到演出，一组组行动、一句句台词，就是为了赢得观众的笑声。观眼观心，如同踩着石头过河，那一个个石头都是创作者前期预设、精心准备、用心安排的桥段。演员和观众之间是交流、互为的关系，演员预设包袱、抖包袱，观众笑起来，演员再根据笑声接着抖包袱，把情节不断推进。所以，喜剧是创作者和接收者双方互动融合达成的艺术。 当我们深入中国喜剧传统，领悟到喜剧表演技巧，以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作支撑，创作喜剧的信心就会显著增强。 表现手段越丰富，越要遵循艺术规律 喜剧这种艺术形式，永远在求新、求异、求变。喜剧艺术当随时代不断创新，时代越是发展、科技越是进步、表现方法和手段越是丰富，我们越要回溯源头，回归艺术本体，遵从艺术规律。在谈创新之前，我们需要弄清喜剧的基本原理、逻辑和方法。 什么情况下观众会笑？喜剧在什么条件下才能生成？这些年，我一直在创作实践中摸索，也经历了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小品《吃面条》有时代的影子，但作品技术还略显稚嫩；《主角与配角》探索了误会喜剧和错位喜剧的方法应用；《羊肉串》加入了更多喜剧技巧，独特的讲故事方法让观众眼前一亮；《警察与小偷》将四五个喜剧方法叠加，表现手段上远比前三个作品丰富，也给观众带来更多惊喜。这些年，我还创作了舞台喜剧《戏台》《阳台》等，追求更全面的喜剧表现，也尝试在悲喜剧之间掌握平衡的技巧。参与《金牌喜剧班》综艺，又让我了解到综艺喜剧这种新形式。小品《主角与配角》剧照 好的喜剧不仅仅靠表演，它一定建立在扎实的文本基础上。所以喜剧创作者要表演精进，更要关注文本。演过那么多喜剧，我最大的感受是，虽然喜剧是引人发笑的艺术，但其内核是摆脱困境。就像“滑稽”一词，“滑”是光滑、润滑，“稽”指困境，这个词就有摆脱困境之意。“摆脱困境”是角色行动的内驱力，有内驱力才会形成行动线。所以在创作之前，首先要把这个内核想清楚，想透彻。 合格的喜剧剧本通过不同角色组成相悖的行动线而生发故事。对经典喜剧来说，一个主体故事往往穿插了更多角色、更多行动线，它们叠加一起，互为因果。拿建筑做比喻，只有不同材料互相支撑，才能不断延展、加高，搭建出摩天大楼。如果只关注一幕一幕的表演，而不讲究结构搭建，即便拥有再多的建筑材料，也只能搭成一个个单独的架子，不能凝结成一个有机整体。 喜剧创作有不同的层次。最粗浅的是模仿差异，因为笑的行为，与“势差”有很大关系。这包括角色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势差，也包括表演者和观众之间的势差。而有了势差之后，演员们在编织出的关系网中精心地绕、躲、走、闪，观众就会产生自己的思索和价值判断，进而触发“笑点”，这样充满智慧的喜剧才是高级的喜剧。喜剧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度”的把握。幽默的产生需要打破固有秩序，但这种打破是有条件的，不能违反社会公序良俗。一些粗俗、鄙陋的喜剧往往会引起观众的反感。 在长期的喜剧表演中，我还有一个体会，观众的笑是需要练习的。比如在看小品时，观众知道这是一种幽默的艺术形式，自然而然会放下顾忌、放声大笑。但如果在剧场看喜剧，会感到严肃而笑不出来。当一个喜剧包袱出现，观众首先左看右看，观察别人笑没笑，整个剧场好像被一根绳子紧紧绷住。这时突然一个观众忍不住，发出“哈哈哈”的笑声，众人才放心地笑起来。由此可见，喜剧人要设计好包袱，把握好尺度和节奏，带着观众养成笑的习惯。综艺《金牌喜剧班》剧照与观众频繁互动，打磨喜剧艺术精品 喜剧创作者需要通过技巧方法、故事讲述和人物行动等实现思想性，达到喜剧作品的高度。 表现和思想是有机统一的，千万不要把目的当成方法。有些喜剧创作，不注重结构和讲故事，仅仅用无厘头来解决故事中的矛盾冲突，想着怎样抓包袱“挠人痒痒”惹人笑，这就会成为问题。创造笑声是创作者的出发点，但不是创作的手段。眼里只有“包袱”，不去好好地结构故事，我觉得是本末倒置，也导致演员表演上的急功近利。 很多演员眼睛里没有人，也不感受对手，在各自的场景里表演，观众很难自然而然地发笑。喜剧创作者一定谨记：作为一种大众文艺形式，喜剧是为观众服务的。喜剧创作者要拥有好心态，摆不正喜剧创作者与观众的位置，只会让观众和自己都尴尬。 当前舞台喜剧、影视喜剧、综艺喜剧新作品不断涌现，这反映了社会对喜剧的强烈需求。这三类是不同的。舞台喜剧中，创作者直接面对观众。而在综艺喜剧、影视喜剧中，创作者和观众不处于同一个观演空间。有的演员认为，自己在综艺中表演得好，就能把喜剧演好。其实综艺喜剧、影视喜剧很多是通过蒙太奇剪接、后期制作才呈现出喜剧效果。而真正好的演技需要通过一场场现场表演，与观众频繁互动才能磨炼出来。之前我在电视屏幕上的一些小品，也都是经过上百场和观众真实的切磋打磨后，才去镜头前表演的。 在走南闯北的演出过程中，我很高兴看到当前喜剧品类越来越多，前来观看喜剧的观众也越来越多。每次看到观众或粲然一笑或捧腹大笑时，极有获得感。普及喜剧，把笑声带给观众，这是一位喜剧人幸福的来源，我大半辈子都致力于此。经过这几十年的打拼和磨砺，我的使命感越发坚定：用好的作品推广喜剧艺术、培养新的喜剧人才。光大喜剧艺术，中国喜剧人任重道远。（转自人民日报文艺，作者为喜剧演员）（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2021-06-0731
2021-052021年5月28日下午，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办，中国舞蹈家协会理论评论委员会、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深圳市舞蹈家协会共同承办的2021中国舞蹈“荷花奖”现当代舞蹈研讨会于深圳市召开。
2021-05-3124
2021-052021年5月23日，“对话影像”第一季——影视作品中的人文世界启动暨李亚威影视作品海报展开幕式在深圳图书馆顺利举行。当天，李亚威影视作品海报展在二楼展厅开幕。该展览由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深圳图书馆、深圳市电影电视家协会主办，深圳市影视产业联合会、深圳广电集团移动电视频道承办。展览通过展示本土影视行业的杰出代表李亚威导演的作品海报、工作照、获奖及生平照片，让观众共同感受改革开放和深圳经济特区发展的精彩故事，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和侧面了解深圳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深圳市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张晋文在李亚威影视作品海报展开幕仪式上致辞。他表示：李亚威影视作品海报展用56部影视作品，73个精彩的工作瞬间，集中呈现了李亚威几十年来的创作成果，诉说着一个影视人数十年如一日艰辛的创作坚守，展示一个深圳文化名家和全国道德模范的浓浓情怀，一部部精彩的作品，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我们看到了深圳的历史变迁和文化脉络，看到了深圳人的精神家园和一座城市的文明高度。
由深圳图书馆、深圳市电影电视家协会和深圳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共同主办的“对话影像”第一季——影视作品中的人文世界启动暨首场讲座在五楼报告厅举行。“对话影像”第一季——影视作品中的人文世界是深圳图书馆依托丰富的影视资源，联合本市影视专业艺术团体和高等院校打造的一个集影视学术研究、多媒体视听体验、经典影视作品赏析、公众艺术素养培育于一体的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新品牌。深圳图书馆副馆长肖容梅在介绍“对话影像”第一季活动情况时表示：“影视艺术具有综合性、视像性、似真性等独有的艺术特性，通过画面、声音等形象化手段，逼真地再现生活，容易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引发共鸣、共情，极大地充实、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期望通过本项活动进一步提升市民艺术审美力、感受力与接受力。”近年来，深圳图书馆致力于收集、整理、推广深圳本土影视艺术作品，打造了新型文化空间——影音馆，配置了专业影院、HIFI设备，向读者提供高品质的音乐光碟、蓝光电影及纪录片等影视资源观赏，定期举办主题影视、音乐展播、学术沙龙、专题讲座、分享会、发布会等多种形式的艺术阅读推广活动。目前，在影视音乐资源方面，拥有精选的中外影音文献3000余种、音乐光碟870余种、蓝光电影340余种、纪录片140余种，并可通过互联网访问库客音乐数据库超过3500张的音乐专辑资源等。“对话影像”第一季首期讲座活动邀请了深圳市电影电视家协会主席李亚威、深圳大学戏剧影视学院院长王婷做客深圳图书馆五楼报告厅。李亚威在讲座中围绕“影像里的多彩民族”这一主题，讲述了在拍摄《毕摩祭》《中国有个暑立里》《担杆岛上的“猴子王”》等影视作品时的故事，并以己为例就如何在海量素材中选择具有感召力、真实性和代表性的主题、在商业利益和自身艺术追求之间的抉择、电影人应有的坚守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剖析和讲解。在讲座临近结束时，王婷院长引用了袁隆平院士的寄语作为结语——“人就像种子，要做一颗好种子”，她说：“每一名电影制作人、创作者，每一部作品都是社会的一粒种子，这些种子都应孕育良好的基因，要去向社会传播真善美。”本年度，“对话影像”第一季将继续邀请知名影视导演、编剧、专家学者等，举办“影像里的深圳海底世界”、“观电影谈教育”等8期影视艺术讲座，通过影片赏析和创作故事分享等方式，用影像讲述人文故事，和大家一起走进影视作品中的人文世界。（转自晶报APP，记者：余梓宏）（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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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24
2021-05同饮东江水，共筑深河情。5月20日，“深河情深 决战决胜”深河两地摄影作品巡展（深圳）在深圳画院开幕。该活动由中共河源市委宣传部、深圳对口帮扶河源指挥部、深圳市文联、河源市文联、河源日报社等单位联合策划举办，旨在艺术性展示河源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取得的辉煌成就，展现深河两地精准扶贫的伟大工程和生动实践。原深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应力，深圳市文联党组成员、二级巡视员梁宇，中共河源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德鹏，以及来自深圳、河源两地的摄影家代表，本次摄影展主创人员代表参加了开幕式。
100幅精选摄影作品，100个精彩瞬间，深河两地的摄影家们以艺术的方式向建党百年献礼。本次展览作品以特写、航拍、组图等方式呈现，涵盖《精准扶贫，齐心攻坚》《产业扶贫，勤劳致富》《党建扶贫、坚定初心》《消费扶贫，打造优品》《民生帮扶，安居乐业》《美丽乡村、幸福生活》6个篇章内容。这些摄影作品用长短镜头集中反映了深圳对口扶贫河源系列工作与成就及广大干部群众和社会各界不畏艰难、齐心协力脱贫攻坚的精神风貌，记录脱贫攻坚中鲜活画面和生动场景。梁宇在开幕仪式上致辞，他认为这次摄影巡展活动为深河两地人民架起了友谊的桥梁。他指出，深圳对口帮扶河源，携手发展多年，而许多来自河源的精英们也成为深圳这座创新型城市发展的建设者。本次摄影展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以艺术的形式呈现两地的情谊交融。他强调，河源的绿水青山是艺术家们创作的宝地，两地未来应该继续加强联谊，组织更多艺术家到河源采风、创作。他希望深河两地人民要坚定信念，一路同心，继续努力，共筑辉煌。陈德鹏在致辞中感谢了深河两地艺术家积极响应参加本次活动，并不辞辛劳深入河源各地，记录了河源脱贫攻坚的历史时刻和精彩瞬间。他认为，这次展览很好地表达了人民群众共享美好生活的真实感受，给观展者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他说，河源市作为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在深圳对口帮扶下，经过两地政府、人民的多年努力，在脱贫攻坚战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最终如期取得胜利。他希望在民族大复兴的征程中，深河两地的交流能越来越紧密，河源也将继续向深圳学习，努力寻求更大的发展。
《乡村振兴中的神笔马良》 袁晖（河源）摄
《感恩共产党》 邱燊（河源）摄
《阿娣家的蘑菇厂》 黄雪花（河源）摄
《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方婉梅（深圳）摄
《烈士故里的漂亮答卷》 施平（深圳）摄
《希望的田野上》 陈玉（深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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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习近平总书记在5月9日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中指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曾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文艺工作者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就是要彰显中华美学特质，创作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艺术精品，书写时代华章，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一传承中华美学精神，是文艺工作者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美学精神”，强化了中国优秀文艺传统和文化遗产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中的作用，再一次描绘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的底色、根基与取向，指引当下的文艺创作要充满中国的文化元素，杜绝唯西方标准马首是瞻，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方针切实落到实处，提升当前的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中华美学精神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的理论创新。与以往“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的思想家不同，立足于“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历史定义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把促成“人的感觉的丰富性”和“具有感觉丰富性的人”，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理想，视为自己最崇高的使命，也使作为其有机组成部分的美学成为科学研究“一切属人的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的学说。人的问题作为超越时空的贯穿线索，为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国化打通了道路，也展现了美学回归自身的深广领域和光明前途。中华美学精神体现出中华民族最根本的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融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为一体，以生命为核心的大美学，体现了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同时，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与审美观念，重视文艺审美的重要而独特的价值作用，以及追求崇高的美学境界，崇尚道德美、人格美、信仰美、崇高美、境界美与自由超越的精神，坚守文质兼美品格，张扬艺术精品意识与真善美相统一的精神等等。中华美学精神植基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传统文化双创的理论成果，在审美感知、审美情感、审美趣味、审美价值、审美理想、审美人格、审美精神等方面体现出鲜明而强烈的中国精神。二传承中华美学精神，文艺创作才能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才能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示新时代的中国。传承中华美学精神，文艺才能有魂可依。没有精神灵魂，一个民族只能是浑浑噩噩、萎靡不振的一盘散沙。文学艺术创作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主体，养育着一个民族的审美眼光与审美精神。中国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培养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为当下文艺“补钙”，才能有理想的筋骨、伦常的道德、文化的温度。传承中华美学精神，文艺创作才能强基固本，才能出现文艺高峰。新世纪以来，文艺作品的数量与日俱增，近几年每年长篇小说的出版产量已达几千部之多，尚不包括海量的网络文艺作品。从数量上讲，中国可称为世界第一文艺大国。但庞大的作品数量并不必然催生优秀文艺作品，粗制滥造、模仿抄袭的“注水”之作充斥其间。历史上那些享誉世界的伟大作家艺术家能够赢得人们的尊重和喜爱，无不在于他们的作品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思想深度、文化厚度和精神高度，他们也因此成为一个民族创造力的重要象征。文艺高峰的出现，是以创作者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为根基的，厚积薄发，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无尽的力量，才能创作出体现民族精神、民族特色、民族气派的优秀作品。经历了100多年欧风美雨的洗礼，经历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二元悖论的各种变革与曲折，中国文学艺术需要有一个清醒的判断和科学合理的选择，不能在全球化时代被西方强势文化所殖民，乃至成为“被看”的他者。三《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离不开文艺事业繁荣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要在马克思主义观念指导下，传承中华美学精神，提升文化自信，为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做出贡献。书写伟大时代，凝聚中国力量。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的源泉。当今中国的巨变为世界瞩目，国力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世界地位的提升，深刻地改变着当代中国人的生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艺术对象——任何其他产物也一样——创造着具有艺术感觉和审美能力的群众。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产生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创作者只有真正深入生活，与时代同频共振，在体验生活、认识生活、感悟生活的同时茁壮成长，才能不沉湎于个人内心的“杯水风波”，才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于创作的笔端，坚持发现美、创造美，赞美奋斗人生，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和信心，凝聚起磅礴的中国力量。在创作中坚守文化自信，努力以优秀的文艺作品弘扬中国精神。“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艺发展史上的精品力作无不洋溢着丰厚的文化自信，又无不对提升文化自信产生巨大的力量。犹如古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不能离开大地一样，文艺创作离不开文化的滋养，民族文化是文艺创作最博大、深厚的土壤，民族精神是文艺创作潜在的、持续的精神力量。要尊重历史，尊重传承，警惕历史虚无主义，培养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正确认知，承担起中华文化传承创新责任，理性扬弃，去粗取精，将传统文化与当代生活对接，并在此基础上涵养丰富的灵感和深刻的思想。要勇于书写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和丰富的社会实践，彰显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突显支撑民族、国家发展最深沉、最根本、最持久的精神力量。要强化责任意识，自觉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将其有效融入在立意选择、形象塑造、叙事安排、语言表达之中，助力文化自信提升。要传承“文质兼美”的精品意识，讲好中国故事。孔子曾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一观点逐渐成为颇具中国传统特色的文艺批评标准。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的信中提出未来戏剧的理想，即“德国戏剧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文艺精品能够具有强大的动人力量，源于其深刻思想内涵与优秀艺术表现的完美结合。创作者要坚持高标准的艺术追求，提升文艺原创力，创作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文艺精品。在过度消费主义有抬头趋势的今天，文艺工作者要有更强的定力，严肃认真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把审美理想放在核心位置，以富有生命力的、体现中国精神的价值观念来感召读者，并要认真探究、真正掌握文艺传播的市场规律，最广泛地传递这种感召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谋划中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广大人民对精神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对文艺发展充满了期待。立足于伟大时代，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敏锐地发现最生动、最新鲜、最丰富的中国经验，发掘当代中国实践为中华文化注入的新的生机和活力，讲好中国故事，彰显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正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所在。（转自《文艺报》2021年5月19日2版）（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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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
电视剧《觉醒年代》《山海情》《装台》《都挺好》海报由于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历史变迁等要素的差异，不同地域长期以来形成不同的文化样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们的生存状态、性格特征由于地理条件、历史积淀、文化氛围的迥异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影视作为视听艺术，可以生动还原现实生活时空。地域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为影视艺术创作提供了无尽的素材与灵感来源。在新时代主旋律电视剧创作中，以方言、地方戏曲音乐、城市形象等为主要代表性元素，赋予独特地域标志的文化视听景观，大大丰富了当下电视剧表现重大主题、蕴含丰富文化含量的表意功能，增强了电视剧艺术的生活现实感与历史厚重感，也成为近年来诸多电视剧在地域文化空间生产的新拓展和新亮点。作为地域文化重要载体的方言要素亮点突出长期以来，方言以其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积累成为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既是地区文化特色的重要形态，又是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充分展现了地域文化的丰富多元性。在新时代主旋律电视剧创作中，方言已经成为众多作品重要的声音表意符号。一方面，方言带来极大的亲切感与真实性，另一方面，方言也承载着强烈的情感认同与文化价值。电视剧《装台》海报《装台》是一部反映陕西西安城中村生活的现实题材电视剧，展现了刁顺子、大雀儿等装台人酸甜苦辣的现实生活。剧中演员台词多处以方言的形态呈现，真实展现了西安人生活的烟火气，具有强烈的真实感与感染力。方言台词元素的加入使得刁顺子等装台人的生活显得立体可观，同时贴近了电视剧与生活之间的距离。作为一部展现底层小人物生活的电视剧，是否得到观众共情、展现生活质感是衡量作品优劣的重要尺度，方言元素的使用从声音样态层面还原了生活本身，具有城中村生活的粗粝与温情，从而得到观众普遍认可。电视剧《山海情》海报电视剧《山海情》以西海固吊庄移民的真实历史事件为原型，讲述了西海固人马喊水和马得福、马得宝两代人完成易地搬迁，在福建干部、专家的帮助下，斗风沙、治沙丘，实现脱贫致富的故事。昔日飞沙走石的干石滩被改造成绿水青山、物产丰盈的金沙滩，凝聚了福建人民与宁夏人民的淳朴情谊。该剧生动展现了闽宁村从贫困走向富有的全过程，剧中使用的西北地区方言以及福建口音普通话是真实生活的流露，没有人为修饰的痕迹，给观众带来强烈感受。那些颇具地方特色的方言透露着西海固人民的淳朴与真诚，观众在原汁原味的方言中生发出情感的共鸣。方言是某一地域文化的重要标志，对于个人来讲，方言也是身份认同的重要符号与个人情感的特别象征。在《装台》中，刁大军的爱人玛蒂跟随刁大军从澳门来到西安，她使用普通话与刁顺子对话，西安方言与普通话的冲突一定意义上展现出亲人之间的隔阂。《山海情》在展示闽宁村人民实现脱贫致富的过程中，福建扶贫干部吴月娟、陈金山，农业专家凌教授功不可没。在帮扶工作中，宁夏与福建的地方语言成为交流障碍。麦苗等女工在福建电子厂打工时，福建方言也成为困扰宁夏女工的大难题。但是，凌教授夜以继日忙碌在养菇、卖菇工作一线，教授大家种植蘑菇的方法，在相互磨合中，地方语言不再成为交流障碍。凌教授离开闽宁村前夕，村民带上自家礼物为教授送行的场景生动诠释了闽宁一家亲的图景与愿望。该剧结尾，得福、得宝、水旺等人实现脱贫致富，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但是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老家，没有忘记方言，乡音、乡情并没有随时代的变化而褪色。凝聚地域文化特质的地方戏曲音乐要素作用鲜明戏曲音乐艺术历史悠久、传播广泛，地域差异使传统戏曲艺术形成了各自独有的丰富多彩的特色。黄土高原上的信天游，响彻八百里秦川的秦腔，嘹亮奔放的苗歌，委婉舒缓的苏州评弹等无不浸润着传统文化的地域风情，戏曲音乐艺术在新时代主旋律电视剧创作中也被主创者们合理运用、巧妙嫁接，从另一种声音艺术的空间展现出地域文化创作的丰富性与多元性。《装台》故事与戏曲艺术关系紧密，电视剧没有停留于对精彩绝伦的戏曲舞台艺术再现这一层面，而是将叙事焦点聚焦于舞台背后的工作者，展现小人物的平凡生活与苦乐人生。在剧中，秦腔不仅仅出现在剧场空间中，刁顺子的家庭空间、窦老师的家庭空间、疤叔生活的城中村街道等都传播着秦腔的旋律。秦腔元素的加入，将虚拟的舞台艺术空间与城中村生活的真实空间连接展现在观众面前，城中村生活的烟火气触动着观众的心绪。秦腔是具有浓郁地域气息与生活色彩的古老艺术，具有精神鼓励与心灵抚慰的功能，秦腔慷慨激昂的曲调又是每一个陕西人的童年记忆与精神食粮。当刁顺子遇到各种难事无法解决或者感到身心疲惫时，收音机里的秦腔总是最好的生活调味佐料和心灵抚慰剂。电视剧《都挺好》海报电视剧《都挺好》以职场女性苏明玉的个人成长历程为线索，引发社会关于原生家庭、女性成长、职场较量等与时代发展密切相关的话题热议。该剧在完成人物塑造、影像叙事的同时，在苏州这一地域空间生产方面也颇具特色。光鲜亮丽的苏州城与小桥流水、白墙黛瓦的街巷弄堂构成现代苏州城市全貌，苏州评弹这一颇具江南文化气质的戏曲艺术也融合于电视剧叙事过程。剧中，苏明玉为了争取到与洪氏集团的合作，一口气饮下一大杯白酒，却没有达成双方合作。苏明玉的境遇恰如三国老将黄忠，一心杀敌，不料马失前蹄，铩羽而归。在这一情节段落中，导演将苏州评弹《三国演义-战长沙》用以音乐配乐，借古喻今，唱词内容与情节相辅相成，展现了人物苦涩、压抑的心理，推动了剧情发展。苏州评弹与电视剧的相互结合，一方面真实还原出苏州城的风土人情，另一方面增强了电视剧的江南文化韵味与历史厚重感。作为地域文化空间显影的城市形象要素多彩丰富在中国影视艺术发展的历程中，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城市形象在影视空间表达中占据主体地位。步入新时代以来，西安、重庆、武汉、成都、贵州、拉萨等越来越多的城市空间日趋进入影视艺术创作视野，主旋律电视剧对于城市地域文化的创作空间生产也呈现出多元化的样态与风貌。电视剧《觉醒年代》海报电视剧《觉醒年代》聚焦于1915年至1921年中国历史变革历程，展现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革新派知识分子以笔为刀、启发民智、唤醒中国的历史过程。在“空间生产”方面，电视剧主要围绕北京、上海两个城市的民国形象展开。北京大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场所，成为该剧重点叙事空间，在这个生气勃勃、兼容并蓄的文化场所，新旧思想彼此交锋、碰撞，而北大学子心系天下，孜孜探求救亡图存的新道路。该剧也由点及面地展现了旧北京城的城市形象，农民、工人被饥饿和伤病所困扰，当政者并不顾及平凡百姓的生活，一个亟待改变的国家形象触动了每一位观众的灵魂。北京的工人、商人怀揣报国之心，不惜流血牺牲，并没有换来一个安居乐业的新国家。剧中几处重点展现了《新青年》编辑部门口的泥泞小路，一方面展现旧北京城的破败与落寞，另一方面暗示着新文化运动的命途多舛。上海城市形象的建构主要围绕陈独秀居住的亚东图书馆展开，古朴、幽静的江南民居坐北朝南，黛瓦白墙连接成片，天井坐落院子中央，江南民居与北京城市形象形成鲜明对比，也见证着主人公不同的命运变迁。《装台》以刁顺子的生活空间为核心，展现了西安城中村颇具另类特色的城市形象。来自四面八方的打工者生活在城中村，白天忙忙碌碌，晚上到街边小摊喝一瓶啤酒，电视剧展现了城中村打工者的生活全貌。色香味美的油泼面，具有陕西风味的肉夹馍、冰峰汽水也深深镌刻进西安人的城市记忆。但是，楼房被加高、平房搬迁、道路变窄、垃圾增多等问题展现在观众面前。电视剧塑造了正在发展中的西安城市形象，西安城市主街道的光鲜与城中村底层生活的艰辛被生动描摹，透视出无数“装台人”支撑着城市前进脚步的寓意反思。结语新时代主旋律电视剧地域文化空间生产已经初步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创作局面，但是，也还存在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例如，方言要素如何精细化展现，如何真正从历史文化与当代文化结合角度去运用和传播。另外，地域空间中的生活，各种烟火气、泥土气如何更加真实体现等等。总之，地域文化空间生产将给当代中国电视剧创作带来历史与现实的质感，无论对于人性的描述，还是对于思想高度的开掘都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地域文化积淀的深层开掘将成为中国电视剧多方位、全角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点，从而让世界看到更加多元与丰富的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的存在。（转自中国艺术报，作者：张阿利，北京电影学院未来影像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员、西北大学丝绸之路影视与戏剧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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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5月5日,第十一届中国杂技金菊奖全国魔术、滑稽比赛在深圳圆满落幕。经过激烈角逐，由深圳市杂技家协会选送、深圳辛宽魔幻艺术团参赛的原创作品魔术节目《秘境》以总分第一的成绩，一举夺得第十一届中国杂技“金菊奖”魔术节目奖。这是深圳继2018年魔术《扇之梦》荣获第十届金菊奖以来第二次摘得“金菊”桂冠，充分展现了近年来深圳大力支持杂技魔术事业发展取得的成果。
第十一届中国杂技“金菊奖”魔术节目奖《秘境》。中国杂技金菊奖是经中央批准设立，由中国文联和中国杂技家协会联合主办的全国性文艺专业奖项，每三年举办一次，是中国杂技界的最高奖项。本次比赛，来自全国21个省份和香港、澳门的53个杂技团（校）和新文艺群体的59个节目报名参加魔术比赛。最终，魔术《秘境》从众多节目中脱颖而出，荣获第十一届中国杂技金菊奖魔术节目奖。这次魔术《秘境》从众多节目中脱颖而出，荣获第十一届中国杂技金菊奖魔术节目奖，正是深圳市杂技家协会大力鼓励扶持杂技魔术行业发展成果的充分体现。近年来，深圳市杂技家协会团结引导广大杂技艺术工作者大力弘扬敢闯敢试、敢于拼搏的精神，不断创新，勇于探索，无论从赛事交流、社区演出到魔术讲座，从成人竞技、少儿比赛到专场展演，都取得了良好成绩。特别是，连续举办3届的“深圳国际魔术节”，已经成为中国杂技魔术的一张靓丽名片，在全球杂技魔术界享有很好的口碑和影响力，为深圳、中国乃至世界杂技魔术人才的培养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这次获奖的辛宽魔幻艺术团正是在深圳杂技魔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代表性魔术团体，已获得国家级奖项4次，国际级奖项4次，省市级奖项数十次。此次获金菊奖的魔术节目《秘境》以深圳红树林为创作背景，从视觉着手，以森林幽树、秘境鸟鸣和魔术师精湛的表演，由魔术师和鸽子、鹦鹉共同演绎人与自然环境、鸟类和谐共处的童话生活，表达保护自然环境的主题。节目情景交映，演绎其升级迭代的多项魔术技巧取得了放大原创魔术效果作用，备受行业专家好评。深圳市杂协主席茹仙古丽说，一个作品的呈现一定要凝聚团队智慧和力量，协同合作，聚焦目标，为梦想创造无限可能，在“秘境”中放飞梦想。据该作品编导杜娟介绍，《秘境》这部作品创作历时3年，经过上千次试验和实践，从节目构架到魔术技巧的处理都与传统鸽子魔术有很大不同，吸收传统魔术的精髓并加以创作升华，通过展现鸟的不同变化，最终幻化成为人的形象，从而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创作理念，并融合音乐、舞美呈现不一样的视觉冲击力，是一次重大的魔术创新。深圳辛宽魔幻艺术团创办人辛之宽是中国“文华奖”编导奖、道具奖的获得者。在赛前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辛之宽精益求精，再次推翻原有魔术道具效果，组织团队加班加点，争分夺秒地研制能飞到观众席上方，并返回演员手中，变出真鹦鹉的道具鹦鹉。为体现人与鸟类和谐共处，节目将原来用的鸟笼更迭为鸟巢，并加入攀树而生的深圳市花——勒杜鹃，增加由树瞬间变人等效果。
第十一届中国杂技“金菊奖”魔术节目奖《秘境》表演者胡玲珑、安娜。参赛演员胡玲珑感慨，“这次魔术比赛，收获最多的并不是我取得了多大的成绩，而是一千多个日夜的创作过程让我深刻体会到前辈们为中国魔术创作和发展付出的青春和心血，作为新时代的我们更要倍加努力，才能挑起我们肩膀上的重担。”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杂技家协会主席边发吉勉励获奖团队，不要停止创作的脚步，还要精益求精、继续打磨，争取将《秘境》推向世界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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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人民文学》最新一期力推深圳小说《晒米人家》
《人民文学》2021年第5期发表了深圳作家吴君的长篇小说《晒米人家》节选本。小说呈现了40年晒米的变迁和三代晒米当家人各自不同的命运，展示了深圳基围人的生活图景。作为深圳本土作家的重要代表，吴君创作出一系列深刻反映时代生活的长中短篇小说。吴君告诉记者，此次《晒米人家》的写作背景仍是深圳，围绕一个虚构的“晒米村”，深二代的个人成长史与晒米路发展史交汇在晒米路上。对于《晒米人家》的文本价值和文学意义，《人民文学》编者在卷首特别推介，并如此评价道：“长篇小说《晒米人家》将深圳叙事从城市腹地挪移到了海边人家，一个自然村成为城市社区的历程中，活动着复杂的老江湖陈有光和单纯的年轻人钟欣欣以及相关众多人物。作品完全用细节推动的叙事走向，一点点揭示开生计的肌理、人性的混沌，又一层层抖落出民意的诉求和人心的澄明。《晒米人家》不落痕迹又不落窠臼的艺术章法，可谓特出。”据吴君介绍，《晒米人家》完整版共计27万字，单行本计划下半年由出版社正式出版。（转自深圳商报，作者：首席记者 魏沛娜）（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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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深圳”又有一部新的小说了！记者获悉，《人民文学》2021年第5期发表了深圳作家吴君的长篇小说《晒米人家》节选本。小说写出在社区干部的帮助下一个浪子回归集体怀抱的曲折故事，呈现了40年晒米的变迁和三代晒米当家人各自不同的命运，展示了深圳基围人的生活图景。
作为深圳本土作家的重要代表，吴君创作出一系列深刻反映时代生活的长中短篇小说，包括《我们不是一个人类》《亲爱的深圳》《皇后大道》《万福》等长篇小说和小说集，部分作品被改编为影视作品、舞台剧，有作品被译成英、俄、蒙等文字。其作品几乎涉及到了深圳的每次重大社会变迁，对于当下的文学创作如何反映现实、如何表现时代有着样本性的意义。吴君告诉记者，此次《晒米人家》的写作背景仍是深圳，围绕一个虚构的“晒米村”，写了因为一个神秘租客阿江进入失意男人陈有光的家，引发了这个家庭的老屋扩建、儿子转学不成、休学、叛逆、抑郁、家暴、离婚、房屋非法转一系列问题。深二代的个人成长史与晒米路发展史交汇在晒米路上。
据了解，《人民文学》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份国家级文学杂志，自创办以来发表了众多可以书写在当代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品，被誉为“中国作家的摇篮”。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作品，对于作家来说有着殊为珍贵的意义。对于《晒米人家》的文本价值和文学意义，《人民文学》编者在卷首特别推介，并如此评价道：“长篇小说《晒米人家》将深圳叙事从城市腹地挪移到了海边人家，一个自然村成为城市社区的历程中，活动着复杂的老江湖陈有光和单纯的年轻人钟欣欣以及相关众多人物。作品完全用细节推动的叙事走向，一点点揭示开生计的肌理、人性的混沌，又一层层抖落出民意的诉求和人心的澄明。深圳书写似乎天然具有为改革开放的人与时代立传的功能，也正因为如此，往往从观念和符号入手就很容易得出标签式的结论。然而《晒米人家》颇有些不同以往，其不落痕迹又不落窠臼的艺术章法，可谓特出。”
据吴君透露，《晒米人家》完整版共计27万字，单行本计划下半年出版社正式出版。（转自读创，读创/深圳商报首席记者 魏沛娜）（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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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中国曲协举办“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风清气正曲艺界优良行风”座谈会 5月6日，中国曲协在京举办“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风清气正曲艺界优良行风”座谈会。本次会议旨在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和文联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研讨如何切实发挥曲协组织在行业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团结引导广大曲艺工作者自觉承担起培根铸魂的职责使命，大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守行业规范、弘扬新风正气，推动曲艺界行风建设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中国曲协主席姜昆，中国曲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杨发航，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主任、网络文艺传播中心主任谢力，曲艺家翁仁康、田连元、李金斗、刘颖、李菁，青年曲艺演员刘钊、许健、卢鑫，专家学者向云驹、张颐武、王大胜、岳运生等进行了深入交流发言。 中华曲艺传承2000多年，相声、评书、快板、粤曲、南音、二人转、山东快书、苏州评弹、四川清音等500多个曲种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当中。经过70多年发展，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在老一辈艺术家的努力下，曲艺从被人称之为“撂地演出的玩意儿”变成登上大雅之堂演出的艺术，昔日旧社会的民间艺人成为新社会受人尊敬的文艺工作者，曲艺界旧的不良风气和旧习气得到彻底改变。但近年来，过去的江湖陈规陋习、恶俗粗劣表演、歪曲事实恶意炒作等不良风气时有出现，严重损害了曲艺界的良好社会形象。与会人士一致认为，面对新时代新要求，广大曲艺工作者要正确对待继承传统，坚决摒弃不合时宜、不符合审美、不适合提供给大众欣赏的一切规矩、内容和形式，坚决杜绝只有班规没有法规、只讲笑果不讲后果、只要眼球不要追求的一切思想、倾向和行为，大胆探索，锐意进取，推动曲艺艺术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大力弘扬同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大家表示，要坚持精益求精搞创作，心态浮躁不行，急功近利不行，沽名钓誉不行，自我炒作也不行；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聚精会神、脚踏实地，不断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不断推出讴歌新时代的标志性作品；要认真履行使命职责，不能固守藩篱、囿于一己悲欢、一味地迎合市场。要胸怀“国之大者”、践行“责之重者”，自觉将个人前途命运与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高擎爱国主义旗帜，秉承重生活、亲百姓、连民心、接地气的质朴情怀，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中真正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和人生价值；要把德艺双馨作为毕生追求，反对娱乐至上、低俗庸俗媚俗、只追求经济利益不讲究社会效益的见利忘义行为，把为人、做事、从艺统一起来，坚守法律和职业操守底线，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自觉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努力成为时代风气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 大家认为，构建风清气正曲艺界优良行风，既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也非一人一家之力，需要全体曲艺界同仁共同参与和担当，携起手来，自觉肩负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用无愧于伟大时代、伟大人民的文艺创造，不断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努力铸就新时代曲艺事业更大辉煌。（转自 中国艺术报，作者：中国艺术报记者 赵志伟）（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2021-05-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