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一光《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深看12张“深圳切片”

3月28日上午，作家邓一光最新中短篇小说集《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在京发布。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邓一光从不同的角度深度解读了这部小说集，并围绕主题“切片深圳，折叠人生”，与文学评论家潘凯雄、孟繁华、李壮、现场读者共同探讨城市生活的价值与城市写作的维度。多家直播平台同时进行现场直播。用12张“深圳切片”展现出深圳城市风貌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发源地和经验样板，也是全球化在中国大陆的缩影。邓一光居深十余年，书写了50余篇“深圳系列”小说，不仅改写了深圳文学在人们眼中的成见，更被当作“现象级”城市写作。十年前，龙华还是尘土飞扬，城中村、工厂云集的“关外”，如今它摇身变为龙华区，从“福田后花园”变成了“深圳北中心”。邓一光这部以“龙华”为题的小说集，细数了深圳改革开放以来的飞速发展与巨大变迁，更书写了在时代进程中的个人故事。本书分为三辑，第一辑为“重生”，第二辑为“梦境”，第三辑为“隐秘”，共收录12篇作品，用12张“深圳切片”展现出鲜活的深圳城市风貌。其中，中篇小说作品《你可以让百合生长》，获得获首届柔石文学奖中篇小说金奖、第三届郁达夫小说奖中篇小说奖；《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获2011年度中国作家优秀短篇奖，《深圳在北纬22°27′-22°52′》获《人民文学》2011年度短篇小说奖。“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既是本书收录的一个篇目，又为本书的书名，当中有何独特的内涵？当天发布会伊始，面对主持人李雷的提问，邓一光毫不掩饰对这个书名的喜爱。他表示，龙华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开端，很多大型工厂最早在广东落地的时候就是落在龙华，能够在龙华这样的地方跳舞，是表明现代化在个人身上得以实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邓一光曾经去过位于龙华的富士康参观，“站在这个地方看到工人上下班的时候地皮在抖动，几万人进、几万人出”，这是邓一光极为深刻的感受，“在那样一个工业化快速积累、快速生产、快速建立的时候，人们容易在这样的组织或者机构里面消失掉自己，他们如果要找回自己的生活，很大一个原因是要找回情感。”邓一光介绍，书中《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这个故事是讲在都市化进程中，人们能不能找到自己的情感。大工厂里面的工人“怎么在自己每天十几个小时制式化的工作之后来宣泄年轻人的能量，以及自己的苦闷，甚至未来的希望，这是惊心动魄的”。那么，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是什么？邓一光直言，其实读过这个故事以后大家就知道没原则。“我们从一个文明形态进入另一个文明形态的时候，我自己也是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我们很多人是从乡村、从村镇、从三四线城市到一个大工业城市里面，原来支持自己的成套的文化系统，比如道德、价值观、血缘这些东西不在了，不在以后什么东西能在工作打拼、人际关系、追求未来生活的过程中给自己以支持？我们还是需要伦理，还是需要价值观，需要认知，这些东西里面有一个‘原则’，就是什么东西我能做、什么东西我不能做，我向往什么、阻止什么。”邓一光表示，在一个大工业环境下，尤其是我们面对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样一个重大转型的时候，从一个封闭的大陆走向整个世界开放的时候，个人也是在这个环境中的一个产物。所以，我们原来的“原则”不在了，要建立新的原则。“但是新的原则是什么？这个故事没有给，它没有原则，因为来不及建立，尤其是作为个体建立原则更为困难。”呈现出深圳打工群体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这本小说集《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中，邓一光像波德莱尔漫游巴黎一样观察深圳，在他的笔下，有修车工人、流水线工人、保洁工人，也有问题少女、瑜伽教练、音乐老师、高级技术人才。一个个普通人的真实故事，构成了深圳这座城市的众生浮世绘。在潘凯雄看来，虽然这本小说集涉及到的只是12个场景、12张切片，但是它们把深圳创业时期那些最底层的新移民（新移民中好多是来自欠发达地区）的艰苦、心理煎熬、心理转变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12个作品有12个视角，邓一光从小的切口展示深圳40年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从内容角度来说的一个特点。“我觉得一光是特别类似奈保尔这样的作家，也就是说，他的长篇、中篇、短篇都写得好，这样的作家在中国并不多见。”孟繁华认为，邓一光敢于书写底层打工者各种各样的苦闷，通过一些丰富的细节来表达深圳打工群体的生活状态。这种关注的目光，这个注意力表明邓一光对底层群体充满了同情。但是这种同情当然不是廉价的同情，里面也有批判。通过一些具体的细节，他把深圳这座城市里的打工群体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呈现出来。孟繁华也赞同邓一光的看法，认为现在我们的“原则”、价值观正处在一个构建的过程当中。他指出，特别是像深圳这样的移民城市，城市文化还没有构建起来，大家带着各种各样的原乡记忆来到深圳这座明星城市，各种各样的文化碰撞和交融会形成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文化，多种不同的可能正在逐渐构建出一种深圳文化，但这种文化是什么？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我们现在的城市文学之所以不发达，包括现在写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生活的文学作品，成功的很少，原因在哪儿？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城市文化没有构建起来，它们和纽约、伦敦、布拉格、彼得堡这些城市不一样，这些城市有相对稳定的城市文化，通过几百年的发展城市文化构建起来。而深圳只有四十年的历史，或者说中国改革开放才有40年的历史，社会转型之后，过去的文化经验变成我们的文化遗产，它在当下的生活里不具有支配性，新的构成支配性的文化正在建立当中。所以，每个人充满了迷茫、困惑，这和我们的价值观正在构成、城市文化生活正在构成的过程中密切相关。”孟繁华强调，这种迷茫、困惑及其复杂性，在邓一光的12张切片里面得到非常充分的反映和表达。“可以说，在这样一个时段里，一光的这本书代表了当下城市文学，特别是转型过程当中城市文学写作的最突出的特点。其实在北京、上海、广州也都一样，我们看到的书写这些城市的小说，虽然跟深圳的生活并不完全一致，但是那里面充满的困惑、矛盾和痛苦是一样的。这个过程我们必须要承受，现代性未必是最好的，但是比较当中我们别无选择，我们一定要选择现代，难道我们退回去吗？我现在对很多书写乡村，写村里那点事的作品，我看了之后就头疼，村里那么好你们怎么不回去？那是回不去的，乡村生活是只可想象不能经验的。”在孟繁华眼中，田园牧歌、袅袅炊烟、纯朴生活、小河流水，是属于乡村美学，但是今天我们进入现代之后，倘若还用乡村构建出来的美学来描述和体会我们的当下，这是不相匹配的。“现在我们讲很多乡愁、原乡，我可以理解，但是我绝对不能同意回头。邓一光在这些小说里面所呈现的那些生活细节和情节，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苦痛，有各种各样的不满足，但是他们绝不回去。”对当代人的精神幽微之处拿捏非常准确出生于1989年的李壮，从小生活在城市里，由于这种意识已经成为一种常识，有时候恰恰自己不太那么注意，所以他直言《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这本书唤醒他对城市的认识，召唤回他生活在城市的许多感受。他特别提及读到《我们叫做家乡的地方》这篇小说里面的一处细节，主人公“我”的哥哥从夜总会出来，“哥哥手里握着一支金属材料拐杖从腥红的夜总会大门里一瘸一拐出来，就像一块被巨大的患了水肿的肺咳出来的异物，有些伤感，有些不耐烦。”李壮分析说，这处细节看上去是特别形象的描写，其实细品有玄机，不是“哥哥”把自己咳出来，而是肺把他咳出来，肺活了，它的语境指的就是夜总会，而夜总会背后是巨大的城市及其系统，我们每个人都像是被咳出来的东西，“被巨大的患了水肿的肺咳出来”的东西，“我”我不再是主体，城市是主体，它操纵这一切。“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真切的感受，我们每人可能都会有这种感觉，城市生活看上去很便利，它延续着我们从人文主义诞生以来的让人活着更舒适的文化传统，但是某种意义上，我们都变成城市的一部分，不是‘我’活着，而是‘我’在城市活着，‘我’以城市的形态活着。城市是一个巨大的经济运转系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变成里面一个齿轮。但跟齿轮不一样的是，齿轮没有思想，我们有思想，我们知道自己被迫运转。这种状态在哪里最集中？可能就是邓老师写到的深圳，这样高度精密化的运转，那种高速度奔跑的生活，在这样的语境里面的体验尤其突出。”李壮认为，邓一光对当代人的精神幽微之处拿捏非常准确。跟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漫游者”不同，邓一光感受到的不再是震惊，而是恐惧和焦虑，这两种情绪在他的小说里经常出现。“一个人孤独活在疯狂运转的机器中，这可能是今天城市生活的精髓，尤其是在深圳这样前沿的、极端性代表了今天社会运转的城市里。邓老师写出了这种感受，能写出这种感觉的作家在今天并不多。”发布会上，邓一光还谈及他对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看法。在他看来，短篇的命运感很强，他觉得不能拿理性处理短篇。而长篇缺了理性不行，长篇必须是具有自觉的理性精神，才有可能去做好长篇，否则的话堆的就是字数。“我们现在大量的就是在堆经验，这是肯定不行的。但是短篇不是。为什么说我的短篇风格不确定，就是取决于我当时这个人生病没有、我兴奋不兴奋、我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或者我接触这件事情想表达的时候是灰色的还是明亮的，甚至我当时喝了酒没有、吃了药没有，等等，跟这些都有关系。文学能够给我们留下的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不是我们读了一个故事，而是我通过这个故事在我的经验中能不能找到共振，甚至修正我对生活生命的一个看法，这是必须要有某些东西存在的。”邓一光认为，长篇首先是结构，不是经历。“很多人经历特别好，你拿出来以后很快就没了。是什么东西让我们在传统文明和未来文明中间找到一种方式？我们的时间轴怎么加上去？你必须要有结构出现。”邓一光还表示，自己的长篇都不是写当下生活的，如果写就得花几年时间。目前自己暂时没有长篇小说创作计划。“因为我现在年龄很大了，它就决定我能够写的时间不长了，当然说不定我80岁以后还能写，但是这个很难说，我不相信这一点。所以我必须尽快把我能写的写了。”（转自读创，作者：读创/深圳商报首席记者 魏沛娜）（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15岁深圳女孩原创歌曲点击量破300万！

最近，一首名为《SHE》（女孩）的原创英文歌曲在网络上疯传，短短几天时间，这首歌曲的点击量就超300万次。有不少网友都在感叹：“这创作者实在是太有才了！”有人发现，发布原创歌曲视频的博主原来是在一个在深圳读中学的女孩！先来听听这首歌，光听前奏就已经让人很上头。<`nosource src="/files/Attfile/20210329/6375261051959566643958173.mp4" type="video/mp4">▲宣宣自制《SHE》MV15岁初中女孩突发灵感，原创歌曲火了 原创歌曲《SHE》的创作者，就是今年才15岁，在深圳艺术学校读初中的宣宣。宣宣说，上周在学校上课时，她脑子里突然蹦出了一段旋律，于是趁着灵感来临之际，她拿起歌词本开始构思副歌的四句歌词。放学后跑回家后，只用了不到半小时，就写完了这首歌。
<`nosource src="/files/Attfile/20210331/6375278711120879495993373.mp4" type="video/mp4">
▲视频：宣宣自拍vlog，讲述歌曲是如何诞生的。宣宣：灵感来源于我看过安妮海瑟薇演的一部电影，叫《穿普拉达的女王》，那个时候我就突然想到，电影主人公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然后我就想写这么一首歌。短短几天 点击量超三百万宣宣说，这首歌取名为《SHE》是因为她想通过这首歌，来表达女性的力量不可忽视，而从突发灵感到作词作曲和声演唱都是她在短短几天时间内独自创作出来的。在3月19号那天，她就将这首歌曲通过视频的方式发到了网络平台上面，很快这首原创歌曲就得到了网友的肯定，点击量迅速破300万。到目前为止，宣宣创作的歌曲已经有二十多首！宣宣：现在为止一共创作了有20多首，我是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创作的，就是特别想记录生活，然后把一些看到的写下来，就慢慢去摸索 就学会了作词作曲。从小热爱音乐 专业课练完又自学宣宣说，在小学一年级时，她就开始接触小提琴。由于自己热爱音乐，她还自学了吉他和钢琴。现在她能自己原创出20多首歌，也离不开学校老师平时给予的帮助，以及父母的支持。学校为支持学生创作，搭建多元化平台其实在深圳艺术学校里，像宣宣这样喜欢原创歌曲的学生不在少数。深圳艺术学校是深圳唯一一所专业院校，汇聚了众多人才，曾培育出李云迪、陈萨等一批享誉国际的艺术人才。目前学校内共有12个艺术专业，涵盖音乐、舞蹈、美术、表演等。学校为了支持学生的创作，还在校内搭建了多元化的平台。黄启成（ 深圳艺术学校校长）：根据学生的爱好，我们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平台。我们学校的一些沙龙，学生可以把他们的想法，在沙龙会上实践交流，搭建这样的平台来锻炼学生。 以创新实践为理念，力争为深圳培育更多人才黄启成表示，接下来学校将围绕创新、人才、实践等理念，培育出更多的人才。除此之外，今年的6月11、12号，全国各地的艺术院校，也将汇集深圳，举办一场文化盛宴。 黄启成：因为大家都知道，深圳是先行示范区，那么学校一定在教学质量上，真正做到先行示范区的艺术文化示范，培养出更多有用的、服务于社会的人才。（转自深广电第一现场，作者：第一现场、壹深圳客户端记者：莫谨榕、林春）（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贺绍俊：南翔中短篇小说阅读散记

贺绍俊
南翔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开始写作。八十年代被称为当代文学的新时期，这是一个强调理想和激情的年代，文学担当着匡正社会的思想责任。这一时代特征也典型地体现在南翔的身上，因此他是一位充满理想也具有社会担当的作家，他的写作生涯至今已有四十年了，这四十年社会发生着巨大变化，南翔的人生也经历了种种变迁，但无论如何变化，南翔始终没有放弃身上的理想和社会担当，这就构成了他在文学上的一贯性。在南翔的人生经历中，九十年代末由江西迁到深圳应该是他的文学创作的一次标志性事件，因为深圳的思想文化氛围更有助于他发展自己在思想上的优势，从而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我记得《女人的葵花》这本小说集就是收录了他到深圳后写的九篇中短篇小说，当时我读到这本小说集后，还专门写了一段话：“南翔的小说很好看，也很耐读；他可以在不同的时空里展开想象，而最终又都凝聚于思想性和文学性，这得益于他的学院气质、民间情怀和南方立场三者的完美结合。”现在看来，我这一段话还是抓住了南翔小说的一些基本特征。其一我说他的小说很好看，是因为南翔注重小说的故事性，他很会讲故事，也善于讲故事。但他并不满足于讲故事，或者说讲故事并不是他写小说的目的。他的目的落在思想性和文学性这两点上。他的小说叙述其实就是在做一件事情，努力去挖掘故事里面包含的思想性。而且他所要表达的思想也不是浅陋的、公共化的思想，而是有着一定学术积累的思想。毫无疑问，他的这一突出特点与他身处深圳有着密切关系，一方面深圳的开放和包容更加激活了南翔的思想，另一方面他成为深圳大学的一名教师，浸润于校园丰厚的学术氛围之中。从这个角度说，南翔属于比较典型的学者型作家。所谓学者型作家，不仅在于其小说的思想主题具有明显的学术基础， 而且还在于作家的小说叙述会受到学术思维的影响，并在小说写作中会有较明确的理性意识和明确的写作目标。在我看来，南翔所设定的是一种社会政治的目标，他关注社会人生的命运沉浮，他的小说往往在社会政治如何影响和干预了人生命运和人性变异的方面着力，以文学形象表达他对社会问题的见解。南翔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上用力最多，中短篇小说也最能体现南翔的独创性。我一直踊跃着阅读南翔的中短篇小说，在这方面也有不少阅读体会。作者著述有意思的是，南翔四十年来始终活跃在当代文学前沿，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他的中短篇小说几乎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佳作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我们又很难把南翔归入某一个潮流和类型之中。且以《女人的葵花》中的小说为例，其中有两篇小说《我的秘书生涯》和《辞官记》都是写官场的，但南翔并没有像一般的官场小说或反腐小说那样热衷于揭露官场的复杂性和险恶性。《我的秘书生涯》通过一个优秀秘书如何败在了一个熟稔权力与人情交易秘诀的女人的故事，揭示了官场规则与潜规则之间的微妙关系。而《辞官记》的故事核心则是一个博士竟被一段少年时期饥饿的悲惨记忆阻碍了他的仕途，这个看似荒诞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官本位意识在当代社会是如何发酵变异的。显然，无论是在主题的确定上，还是在叙述的诉求上，南翔的这两篇写官场的小说都迥异于我们从大量官场小说中获取的共同性。事实上，南翔对当代文学的现状和趋势非常了解，他不是那种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完全书写自我的封闭型作家。他也善于吸收新的讯息，他的小说世界是开放性的，比如他最近在总结自己的创作经历时，曾把自己的创作归纳为三个维度：“文革”/ 历史、环保 / 生态、底层 / 弱势。这三个维度的确是南翔在创作中重点关注的内容，其实这些内容也是我们社会以及文学界十分关注的内容，比如底层、生态等，也曾经一度成为创作的热点。这也许说明一个问题，南翔作为一名具有强烈社会意识的作家，始终对社会热点充满了敏锐的感知，也必然会在他的小说中体现出来。但他在文学创作中又对同质化和流行化保持警惕，因此即使选取了同一类题材， 他也非常注意与这类题材中所呈现的共同倾向保持距离和差异。比如底层基本上是南翔小说的出发点，他在小说中多半讲述的是底层小人物的故事，但我注意到批评家们在评述底层小说时几乎很少提到南翔的这些写底层小人物的小说，我想这完全是因为南翔的小说并没有采取当时流行的底层小说的叙述套路，也没有刻意强调底层的主题诉求。生态问题逐渐成为全球性的首要问题，自然也越来越受到作家们的关注。南翔作为一名思想敏锐的作家，也加强了小说中关于生态的分量。比如《哭泣的白鹳》《来自伊尼的告白》《消失的养蜂人》等小说就属于具有明确生态意识的小说，小说涉及物种衰减、环境恶化等突出的生态问题，但这几篇小说又与那些刻意标记为生态小说的小说不一样，那些刻意标记为生态小说的小说往往有一种过度宣传生态的毛病，而忽略了生态问题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复杂性。南翔这几篇小说都是将生态问题与社会问题搁置在一起来写，写出了生态问题的复杂性。比如《消失的养蜂人》从构思上说就很特别，是以养蜂的生物学知识来结构小说的。虽然有些地方也看出南翔试图在反思生态问题的思想层面用力，但他并没有在生态话题上过多地展开，而是任由情节的复杂内涵弥散开去。在小说的结尾，养蜂人阿强突然消失，作者给读者留下了一个无解的谜。这个谜提示人们，还有一个“生态”在困扰着人们，这就是不良的社会生态。阿强虽然能成功地把中蜂和意蜂混在一起养，但是他无法克服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当他发现很可能会卷入矛盾中时，他的一切努力都可能会报废，所以他不得不悄悄离开。当然南翔在这篇小说中并没有揭露这个社会生态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使得阿强悄悄离开，他实际上是在小说结尾设置了一个谜。他希望读者能依据自己的经验去解答这个谜，我们的社会生态在很多方面都出了问题，其中任何一个小问题都有可能会让处于弱势位置的养蜂人阿强难以承受。也许应该从学术思想的一贯性来理解南翔的小说创作。南翔的小说写作首先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写作，这种写作是建立在一贯的思想立场和认知背景上的。他的思想立场和认知背景概要地说，可以归结为具有民间色彩的自由主义思想。我认为，南翔是在以小说这一载体不断地表达他从自由主义思想出发对历史和现实所作出的评判与臧否。因此，南翔所说的三个维度并不是三条互不关联的平行线，而是相互交错、相互补充从而统一于自由主义思想上的一个完整的艺术王国。南翔似乎也将这一写作姿态视为自己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应有责任。他有一篇小说《表弟》仿佛就是在表白自己的这一心境。《表弟》的社会容量非常密集，读者能够从这篇作品中看到作者对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政治风云变幻的历史把握，作者也揭示和批判了当下社会权力与资本结合的现状。最具反讽意味的是，南翔让“我”做了一个扳手腕的梦， 表弟输了以后要再来一次，禄禄却抢白说，你们一家，既有运动员，又有裁判员，还讲我不公平？在小说中，禄禄可以说是权势寻租的形象，“我”则应该是知识分子形象。禄禄固然是一个值得批判的对象，但南翔也不放过作为知识分子形象的“我”，或许从这里可以感觉到南翔的一种难得的自我警策，他显然不满于一些知识分子自视清高而对社会所作的不负责任的批评，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不可能摆脱物欲世界的纠缠，你必须把自己摆进去，才能真正担当起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作为一名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南翔对于中国百年来的历史进程有着清醒的认识，也就是说，他的历史观是清晰的，他对历史和现实的价值判断保持着一致性。他曾接连写过一批反思历史的小说，这些小说结集为《前尘：民国遗事》《1975 年秋天的那片枫叶》《抄家》，这些小说虽然讲述的是民国、“文革”历史时段的故事，但叙述的锋芒分明剑指现实。正如他在《抄家》一书的后记中所说：“对于历史，尤其是发生不远且迄今或深或浅，仍在影响我们的思维与生活的历史事件，可以有不同评价、看法乃至思想交锋，亦可以有不同角度、不同阶段、不同学科、不同方法的研究与呈现。但硬要找出一些恬淡、温馨与优容，来辩说与粉饰一场大灾难，实非我能接受。”因此南翔写历史不是单纯地为了忆旧，而是抱着匡正现实的明确目的。同样的，南翔书写现实时也不是呈现一个平面化的现实图景，而是在面对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和现象时，都会从历史演进和延续的角度去进行评判。因此他的所有书写现实的小说，都具有深厚的历史感。且以《老桂家的鱼》为例。这是一个发生在深莞一带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发生地既不是充满现代感的高楼大厦，也不是透着珠光宝气的酒吧咖啡厅，也不是风情万种的沙滩浴场。它是西枝江边的一处尚未开发的荒芜处，这里零零落落住着一些靠打鱼为生的人。也许说他们住在这里并不准确，因为他们没有房子，一条船就是他们的家。如小说的主人公老桂，当年曾是农村最先觉悟者，他摆脱即将崩溃的集体所有制，到水上跑运输，却赶不上社会的突变，竟然再也回不了陆地，只能在一条船上赖以为生。有一个细节读来让人心酸。老桂在他一家生活的船上钉了一张铭牌，上面写着的“大岭山”是他曾经居住的地方，可见他魂牵梦绕般地希望回到家乡，回到陆地上。小说截取了老桂在船上的最后一段经历。虽然拖着衰弱的病体，却仍不得不出去打鱼。回来后一病不起， 最终“死在破败的大船上”。南翔在深圳发现了这样一个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像老桂这样生活在船上的渔民，“在这个城市里，他们没有户口，没有社保，也没有医保。或许可以说，他们的生活，随着潮汐变化而变化。”南翔意识到，西枝江上的那些破败的船不得不说同样是深圳现代化进程中的产物，是现代化带来的问题。为了表现这一现实批判性，南翔在小说中专门设计了一个电视台记者去采访破败渔船的情节，记者们采访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老桂们的生活困顿，而是因为旁边的高档住宅里的居民们投诉，这些破败的渔船“严重影响市容和干扰居民生活”。终于政府出面要求这些渔民“限期搬迁”，这些渔民彻底清除后，西枝江边确实发生了变化：“堤边新修了绿道，新植了绿柳， 江面愈发空阔了。”单独看这几句描写，是一种诗情画意的味道，但在我们读到前面关于老桂一家的艰辛故事以及老桂的死之后，再读到这几句诗情画意的描写，便会产生巨大的反差。南翔并没有停留在对现实的批判上，也就是说，他并没有简单地把老桂家看成是现代化的代价而问责于现代化，而是从历史层面去探究老桂悲剧的成因。老桂当年也是一名回乡青年，还当过民兵营长。也就是说，他们在上一个时代是可以正常生活甚至很体面地生活的。老桂既不懒惰也不愚笨，为什么改革开放后反而越来越陷入窘困呢？这让我想起了过去我们反复接受的教育：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当年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治国之本，自然一个阶级的欢笑就是另一个阶级的痛苦。改革开放带来了新的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观完全从今天的社会里消失， 因此即使今天社会经济大大发展了，但依然会存在阶层固化、社会不公等问题。《老桂家的鱼》的深刻之处就在于，我们不能再犯历史曾犯过的导致阶级固化的错误，现代化在解决“破败的船”的时候，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让船上的“老桂”们从破败中摆脱出来。南翔的《绿皮车》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篇小说。这篇小说完全将历史与现实打通了，从情感上说，既有岁月的缅怀，也有对现实中的温情与善良的礼赞。而从理智上说，南翔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的兴衰，强调了任何事物的进步都有得有失，因此在历史进步的喜悦中也要警惕我们是否丢失了有价值的东西，整篇小说充满着历史辩证法。绿皮车是代表计划经济时代的十分典型的“物”，绿皮车行进在祖国的大地上，曾是当年诗人们最爱歌吟的意象，但到了今天，动车，高铁，和谐号，这一系列的高科技和加速度，足以把绿皮车挤出列车的轨道。但南翔的这篇小说并不是为即将被淘汰的绿皮车唱挽歌，而是在提醒人们，在欢呼高速度的“和谐号”取代绿皮车时，不要忘记始终陪伴着绿皮车的老工人们，以及由绿皮车营造出的特定的生活方式。《绿皮车》里的老工人把一生都奉献给了铁路钱，《绿皮车》具有一种绵绵的怀旧情愫，我以为《绿皮车》最出彩的地方，就是通过这种怀旧情愫，缅怀了在绿皮车这一特殊空间所营造出的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哪怕今天社会发展速度再快、经济再繁荣、物质再丰富，但是南翔强调，我们不应该随便改变人们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方式。在绿皮车里，人们享受着慢节奏的生活，在慢节奏里人性得以充分展开，人们也自得其乐。但出于经济考虑，我们只想到列车的提速，就把这种慢节奏的生活环境毁掉了，而那些习惯了这种生活环境的人就会无所着落，他们哪怕得到的物质再丰富，可能也不会感到幸福的。《打镰刀》是南翔 2020 年发表的一篇小说， 在新冠疫情期间，我关闭在屋子里，得到了这篇小说的电子版，小说洋溢着明快的调子，一扫因疫情积压在心上的阴霾，将我从封闭的空间带到了艳阳高照的广袤田园。最后我想着重说说我读这篇小说的体会。南翔是一位胸怀很博大的作家，他的小说哪怕书写一个普通的小人物，或者讲述一件很平常的物事，总是要透过人物或物事放眼悠远的时间和广袤的空间。他着眼于现实生活， 却对现实中的变化具有特别的敏感，他从现实的细微变化中打探到历史与文明演化的脉搏跳动。这一回，他注意到了乡镇铁铺店里悬挂在屋檐下的锄头和镰刀。这不过是农民最常用的农具，应该是每一户农家必备的物事。但似乎现在它们遭到了冷落，在这个铁铺店里被挂在屋檐下，没有人来光顾。关注锄头和镰刀的除了南翔还有一位美术学院的教授刘寥廓，他慷慨地将这些锄头和镰刀买了下来。但他买下来并不是要用其作为农业生产工具，而是觉得它们挂在屋檐下极其具有“艺术范儿”，他要把这些农具用在他的装置艺术中。这些作为农业生产工具的铁器给了他艺术灵感，他决定要打一万把镰刀，用这一万把镰刀创作出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南翔便是沿着这样一个小小的切入点扩展开来，讲述了一个打镰刀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他把现实中正在悄悄发生的变化凸显了出来，让我们感到了那些悬挂在乡村屋檐下的锄头和镰刀的分量。我们得承认，中国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是与世界性的全球化和现代化同步进行的，它覆盖了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等方方面面。乡村的变化之大也是令我们过去难以想象的。这一切也反映在文学上，我们的乡土叙述完全不是半个多世纪前占据主流的或者田园牧歌式或者荷锄挥镰式或者鸡犬之声式的叙述，因为如今的乡土叙述已经不可能再面对一个封闭自足的乡村风景了，乡村与城市交织在一起，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触角已经伸向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在乡土小说中读到的是进城的农民工，或者是留守的老人和孩子，乡村的这些变化已经成了乡村的常态，因此《打镰刀》中所写的乡村同样也是这样一种情景，如鹰嘴山这个小村子的年轻男女几乎都出去打工了。但南翔要说的还不止是这些，他在大家都很熟知的这些变化之外，发现了还有一种变化，这就是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由此南翔便带大家一起认识了小说中的两位重要人物：两个老铁匠，一个是张铁匠，一个是魏老伯，他们曾是打铁的老搭档，他们手艺好，打出的铁器远近闻名。但是他们打铁的火炉早就封炉熄火了，魏老伯也去照看儿子的果园了。也许这就是铁匠的结局吧，他们的手艺也就从此衰落，失去了传承。南翔从镰刀看到了一个非常严肃的文化问题： 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带来的是一种文明的衰落。是呵，在现代化高速发展的今天，高科技的工业化流程可以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最标准的包括镰刀等各种铁器，生炉打铁的小作坊在这种现代化强势的倾轧下甚至连苟延残喘的机会都没有了。其实何止铁匠，整个农业文明逐渐走向衰落，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打镰刀》以一个小场景的故事触碰的是这样一个关乎大文化的坚硬问题。我很欣赏南翔面对这一文化问题所采取的姿态。农业文明衰落的现象其实是当下文学一个比较热门的书写题材。我也读到过不少写农业文明衰落的作品，作家们面对这一现象时似乎更偏向于做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为衰落的文明唱挽歌，却往往无视在一种文明衰落的同时还会有一种新的文明在冉冉升起。而无论是旧文明的衰落还是新文明的升起，都不应该忘记最根本的一点：人类是文明的创造者。因此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首先必须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这才能保证你对文化的认知不会出现偏差。南翔就是一位严肃的人道主义者，即使面对社会变迁、文明兴衰这些关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重大问题时，他也秉持着一位作家的人道主义立场。在《打镰刀》中，正是人道主义精神给一个涉及文明衰落的沉重故事带来了亮丽的色彩。张铁匠和魏老伯是文明衰落的直接承受者，也许他们会有一种失落感和被遗弃感， 但南翔并没有刻意去渲染他们的失落感，相反而是真实客观地写他们能够坦然接受现实，同时，南翔又以非常体恤的心情去小心地叩问他们的内心感受。如写到两位老人重新开炉生火时的兴奋劲，“炉火是一个引信，同时点燃了两个老手艺人遥远又切近的记忆，伴随着叮叮当当的锤打声，两人默契的动作便是昨日的对接和延展，一点点生疏也无，一点点遗忘也无， 一点点迟疑也无。全都是熟门熟路，是认真的手艺，也是认真的把玩。那种熟练与利落，像飞瀑一样流畅，完全举重若轻，根本觉察不出这是两个古稀之年的配合。炉火不时映现在两个人的脸上，雕刻出两尊铜像，却富于色彩和线条的变化”。这是充满敬仰的抒情文字，也渗透出一丝对于逝去文明的惋惜。当然，当张铁匠看到一万把精心打造的新镰刀在展览中被全部做成锈迹斑斑的旧镰刀时，他心情特别难受，南翔此时也只能无奈地让刘教授耸耸肩地暗想等以后再慢慢来解释吧。南翔的人道主义精神不仅体现在他对张铁匠和魏老伯的定位和描述上，而且尤其体现在作品的整体构思中。南翔将农业文明衰落的现象与农村年轻男人找对象难的现实串在一起来写，这是一个很好的构思。当然，这两件事情本来就有关联，乡村的凋败自然就导致了大量乡村女性逃离乡村， 但南翔并非要探究这一社会问题的根源和解决的办法。他要写的是，即使在这样的困顿现实中，爱情也会要寻找到宣泄的渠道。于是我们在小说中看到，在彬彬的召集下，一群年轻男女都来帮张铁匠打铁，打镰刀的现场成了村子里一个少有的热闹现场。在挥汗出力的同时， 青年男女们的青春荷尔蒙得到尽情的释放。连张铁匠都说：“你们男男女女在一起，这么些日子好好相处，都给我擦出几点火花来。真能结成几个对子，那就比我赚几块辛苦钱更开心。” 而年轻人则调侃道：“两个老倌子也作兴是老树发芽，枯木逢春咯！”小说就是在收获爱情的惊喜气氛中结束的，彬彬终于捅穿了观念习俗的阻隔，可以理直气壮地与倩倩谈婚论嫁了；而藿香则大胆地追到了与刘教授的爱情。一个乡村大龄胖妞能与离婚的城里教授牵手则是一份令我意想不到的惊喜。尽管这一惊喜在前面的叙述中铺垫得不是很充分，但我完全可以理解南翔的用意：无论世事如何变化，无论文化如何沉浮，爱情却是永恒的。打镰刀打出了爱情火花，也就会让我们能以一种辩证的方式去面对农业文明的衰落，也许打铁今后真的只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了，但我们的爱情仍然会在新的土壤上绽放得更加鲜艳。作者简介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文艺报社常务副总编辑，《小说选刊》主编，现任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辽宁省作协副主席。2014年以来，主要著作有《文学的尊严》《建设性姿态下的精神重建》《批评双打——八十年代文学现场》《当代文学新空间》《汪曾祺及里下河派小说研究》《中国中篇小说年度佳作》等15部，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上发表论文180余篇，其中中文核心期刊50余篇。其学术著作和文章曾获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学术奖、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奖成果奖（第六届）三等奖共计6项。（转自南方号）（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日出东江》：致敬红色滚烫的岁月

3月19日，“湾区主旋律文学与红色文化传承——《日出东江》”出版研讨会在深圳举行。活动中，来自深圳、惠州的多位专家学者和评论员，就《日出东江》的创作意义和内容进行了热烈讨论。该活动由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海天出版社和惠州市文联共同举办。《日出东江》是一部由深圳作家田粟创作、海天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旨在向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献上一份特殊礼物。据了解，该作品以抗日战争为背景，以抗日救国为主题，故事以寻亲为主线，讲述阿好、阿蝉、顺女三个5到11岁的小女孩，因日军侵华战争，与家人失散，各自所经历的不同遭遇。小说塑造了刘胜、郭趸、毕罡、鬼手、桂婶等一批有血有肉的普通百姓，他们心系国家民族命运，饱含家国情怀，坚持长期抗击外敌，最后在共产党东江游击队领导下，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取得了彻底的革命胜利，警醒国人勿忘国耻、牢记历史、珍惜和平。深圳市文联专职副主席、党组成员张晋文表示：“《日出东江》讲述的是发生在东江流域的红色历史故事，惠州与深圳同属东江流域，同饮东江水，小说讲述的正是我们自己的红色历史故事，作为大湾区框架之下的惠州和深圳联合举办“湾区主流文学”研讨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为湾区文艺交流与合作开创了局面、树立了范例，希望深惠两地文艺机构和文艺工作者能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合作与交流，为促进湾区文化艺术的繁荣与发展做出贡献，以文化促进经济，助力湾区建设。”故事源于生活，创作结合虚实《日出东江》是一部历史文学作品，它以虚实结合的方式开展创作。在历史事实大框架下，抽象创作出了其中众多的小说人物。研讨会上，田粟表示，《日出东江》创作灵感来自于现实。“主人公阿好和阿婵都是现实的人物，书中寻亲的情节讲述的正是她们的故事。特别是阿好，她凭记忆在广州找回失散的家人这个情节基本是原封不动地来自现实。”其次，作为深圳本土作家，田粟对东江纵队抗日事迹尤为感兴趣：“故事的大背景，东江纵队抗日事迹，尤其营救文化人士这块，历史上也是有的。作为广东人，东江纵队是我们的骄傲，是巨大的历史财富，更是我们的精神源泉。” “他们是处在那个历史时代里无数中国人的生活、遭遇和思想的浓缩，我正是通过刻画这些抽象出来的小说人物来衬托那个时代，体现东江纵队的爱国、救国运动，以及对中华民族抗日战争革命运动的贡献和意义的。”田粟说道。情节跌宕起伏，可读性极强研讨会上，专家一致认为，该书故事情节跌宕、柳暗花明，语言简练、引人入胜，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较高的历史、文学价值。惠州市文联主席、党组书记安想珍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这本书作为红色文化传承的代表作，极具先进的时代性。同时，其接地气的叙述方式，又富含可读性和趣味性。“在大历史的动荡下，其实是一个丰富而生动的民间世界，那是一个个小历史的组合，作家田粟在《日出东江》中提供了可以感觉、可以触碰的历史。”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副研究员刘洪霞在活动中表示，“这种民间性的表达，仿佛为作品插上了翅膀，具有很强的故事性与可读性。《日出东江》中塑造的民间世界不仅具有传奇性，更有丰富的细节性，岭南地区民俗元素舞狮子、渔灯舞比赛的加入，以及当地百姓与日军比武，更加证明了历史场景的真实。”在海天出版社编辑部主任胡小跃眼中，本书很好地将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起来，通过真实可信的人物，反映出了湾区一带的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革命胜利的过程。“我觉得红色题材尤其要讲究艺术，并不是说题材重要就可以忽略艺术标准。《日出东江》用了很多地方色彩的语言，这是很好的一个特点。我有幸编过田粟老师两部作品，发现他的创作热情非常高涨，生活节点很丰富，艺术灵感和文学想象力也很丰富。就像这本书，书中有两条主线，一条是正面抗日，另一条是侧面反映；一条是充满阳刚之气，悲壮大气。另一条是情感细腻、悲天悯怀，充分说明了抗日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三个主要思想致敬沸腾的岁月而在田粟心中，他更想通过这部作品表达三个方面的主要思想。一是体现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刘胜等人早年加入义和团爱国救亡运动，一度寄希望于当时的清朝政府，结果其轰轰烈烈的护国运动却被他们所维护的腐败王朝与侵略者联手绞杀了。作为义和团运动的幸存者，刘胜等人在东江流域西岭村隐姓埋名，后来又把抵御外敌的希望寄托在了军阀和国民政府身上，甚至是寄托在了搞封建迷信的慕容聪身上，结果不仅再次让他们失望，还差点搭上了他们的身家性命。直到他们遇见了一支活跃在东江流域的共产党抗日队伍，也就是东江纵队，他们才又重燃了希望，找到了真正的出路，并最终实现了救国之愿，彻底打败了侵略者。二是告诫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阿好、阿婵、顺女，几个幼小的女童，她们本应在父母亲的怀抱里享受父母的呵护与温暖，但她们的家却被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炸得粉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铁蹄将她们与亲人冲散，使得她们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落得了被贩卖、被欺凌的境地。三是和解与和平是全人类共同的心愿。小说中，一个遗留在中国的日本老兵，在被救助后，自愿选择留在了这个曾经被他们伤害过的国家，用自己的劳动回馈这个国家和人民，这对他是一种救赎，而对中国人民而言，却是一种宽恕。这是历史的潮流，也是两国人民由衷的希望和选择。作品中的这种和解的精神不仅体现在中日两国之间，还体现在民族内部矛盾化解之中。作品中陈村百岁长老福荣叔临终时，对陈村与西岭村过往恩怨所发出的感叹——兄弟阋于墙！就是典型的范例。在此，我们衷心祝愿世界和平，海峡两岸早日实现和平统一。“除上述三个主要内容外，作品还埋下了一个伏笔，用来比喻当时中日两国的战斗力和民族性。这个伏笔就是刘胜、郭趸、毕罡、鬼手等人与日本战俘小野的比武，以及阿婵与遗留在中国的日本老兵的搏斗，通过对他们较量过程中胜负反转的描述，映射出了两个国家内核的差异：日本狂妄自大，意图先发制人，急于求胜，但却后继无力，从而注定了他们的失败；中国人民含蓄、谦让，不主动挑战，但却隐藏无穷的潜能，做到厚积薄发，后发制人，从而注定了胜利最终必定属于我们。”田粟激动地说。【读特+】作者田粟，本名廖建明，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深圳市民间艺术家协会理事、深圳市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个人已先后出版《暮春》《葫芦记》《追逐纯粹的人》《小龟传奇》《山脚下的女人》等长篇小说。《葫芦记》获2020年广东省第九届民间文艺著作奖三等奖。（转自读特，作者：深圳特区报记者 焦子宇）（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真实的城市，想象的生活

英国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詹姆斯•伍德一针见血地指出:“小说家感谢福楼拜，当如诗人感谢春天。他的小说为现代现实主义小说提供了参照，暗示了好小说的普遍特点—生动鲜活的细节，高超的观察能力，沉稳中立的感情，对生活真相的揭示，自我的影子有迹可循又无影无踪……”^① 读完吴亚丁先生的两部长篇小说《谁在黑夜敲打你的窗》和《出租之城》，一部话剧《剩女记》，涉猎过他的若干中短篇小说，我认为，他的小说无疑具备了好小说的诸多特点。他是爆发式的写作，午夜之后，独自坐在桌前，一落笔便洋洋洒洒数千字，这让很多文字工作者羡慕，包括我。我必须把自己关在安静的房间里，关闭手机，打开电脑，慢悠悠地编织词句，稍有干扰，便写不出东西来。他听说我住在罗湖，在东门附近租了一间办公室做书房，便约了时间过来瞧一瞧。他是本区作家协会主席，又是写小说的文学前辈，我自然欢迎他来。七八年前，我在深圳大学文学院读研究生时，作为一名文学新手，便开始向他主编的《罗湖文艺》杂志投稿，挣到一些稿费，得到很大的激励。偶然的机会，在师父南翔教授的办公桌上，看到他那时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出租之城》，稍加翻读，便觉有趣，契合年轻人的生活。本想将该书顺走，或者向师父借阅，其实借阅，从不归还。可是看到扉页上的笔迹，应该是师父先读，还要写书评的。我只好把书乖乖放回办公桌上。我一直都对能写长篇小说的作家分外敬佩，虽然很多老师经常说短篇小说其实更难写。我觉得长篇小说是一位作家才学和定力的集中展现，两者缺一不可。反之，我向来对流行的微型小说或“闪小说”不看好，短短两三百字，文学含量毕竟有限，能写出什么来呢。初夏的一个晚上，他约我一起到东门一家饭馆小聚。他善饮，啤酒的话至少要喝两瓶，最好是冰冻的。养生家言，吃海鲜时切忌啤酒，他却喜欢鱼与熊掌兼得，自称体检时身体各项指标却正常，十分得意。每人喝了两瓶啤酒，他提议到不远处我那小书房看看。那栋办公楼一到四层是卖布的商铺，晚上九点多的时候都收了摊，只剩下遍地的垃圾，老鼠、蟑螂也开始行动了。老城区的旧楼就这样，好处是租金低廉，市民生活气息浓郁。一进门，他就四处观看书架上的书，几分钟便浏览了个大概。他对我说，你看书比较杂，古今中外的书都有，门类不局限于文学，这很好。很多写作者最不愿意别人参观书房，怕别人知道他读什么书。我说自己倒没有什么忌讳，随便看。虽然毕业了，我还自以为是个学生。在著作等身的文学前辈面前，我确实是个学生嘛。他让我坐在书桌前，摆出一副平时读书的样子，他好拍照，说是等我将来成名了，他拍的图像资料意义就重大了。小屋面积不到十平方米，书籍又占据了大半空间，所以显得十分拥挤。他说书房不在于大小，小书房也能写出好东西，其实作者有间书房，无论是买来的租来的，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尤其在深圳。我毕业后辗转各区，终在罗湖安下心来，准备扎根此地，觉得罗湖作协的风气不错，这缘于作协主席本人便是小说家，自然重视本区作者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的创作。吴亚丁牵头组织了一些实实在在的文学活动，作者得到实实在在的帮助和好处。比如举办会员的文学研讨会，召集大家写评论，讨论的都是严肃的文学话题，作协提供经费支持，各自欢喜。跟他在罗湖区有了交集，有幸得到他重版的著作，才得以窥见他的创作风貌。随着他以往著作的再版和新作的不断推出，我乐意读到他更多的作品，乐于领略他文学创作的全貌。一、在想象的城市建构真实的生活 在改革开放以来书写深圳的长篇小说中，吴亚丁先生的《出租之城》是绕不过的存在。在近年兴起的深圳都市文学浪潮中，多是对一些已有题材和范式的重复，没有根本意义上的创新，时下流行的一些主题和内容，很多元素可在这本出版于十多年前的《出租之城》中找到对应。从某种程度上说，《出租之城》写尽了城市书写的文学经验，是一本难以超越的深圳之书。从北方到南方，从死气沉沉的内地城市，到朝气蓬勃的海滨特区，人们的心中势必经历着剧烈的震荡。这本书的主人公叶蝉并非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恰恰相反，他在经历过成功之后繁华落尽，现实处境甚至比一无所有还要糟糕。但在精神层面上，他宛如与靡菲斯特遨游世界后的浮士德，看破了人生起落的把戏，个体生命与这座城市融合一起，“他城”变成了“我城”，完成了理想主义维度的蝶变，这无疑比世俗成功更加可贵。叶蝉跳出了成功与失败的约束，精神进入了一个诗意的“美丽新世界”，所以他在小说的结尾仰望天空，寻觅着青儿健硕通灵的灰鸽子。城市还是那座城市，在叶蝉的眼里，却变得跟从前不一样了。“我们搭上一辆公车，来到傍晚的罗湖区的人民南。西边最后一抹斜阳，将余晖笼罩在整个街区。每一扇玻璃窗都闪烁着柔和的光芒。”他由衷地感叹，生命中最可珍视的，是生命与生命的认同和尊重。魂飞天国的初恋情人黛黛，不知所踪的恋人陈旎，还有若即若离的青儿，叶蝉生命中的女人一个比一个美好，一个比一个神秘。这座城市有的是年轻的生命，加上快节奏的生活，难免肉体冲动感情迸发，在灵与肉混杂的时刻，叶蝉心中对女性的诗意审美始终占据着至高无上的位置，远非“拜金女”所能指涉。他无疑是一位深谙女性心理的男作家，这在他新近出版的五幕话剧《剩女记》中得以充分体现，留到本文第三节分析。叶蝉经商失败之后，身无分文，精神恍惚，幽灵一样游荡在熟悉又陌生的城市，却感悟到人生的真谛，在生活的废墟上盛开鲜花，在人生的谷底完成自我救赎。由此可见，勇闯深圳的并非只有追名逐利之徒，还有高举梦想大旗的理想主义者。美国创意写作学教授托马斯•福斯特曾说，“如果说传记或历史的目标是要再现其主体的客观现实，那么，小说的目标就是要展现其客体的主观真实。”^② 显然，吴亚丁的《出租之城》呈现的则是关于深圳的主观真实，是深圳生活素材的内在化。他的兴趣显然不是再现一个真实的深圳，而是创造一个新的深圳，一个叶蝉、陈旎、唐爱国、马绝尘等人物栖居其间的深圳，一个小说意义上的深圳。小说中出现的国贸大厦、罗湖等地理坐标和现实存在，不过是小说家施展的障眼法，服务于想象中的城市和虚构的人物。不过，虚构的人物面临着都市生活中真实的危机和困境。这也正印证了关于虚构文学的一句诗“想象的花园里有真实的蛤蟆” 。^③二、呈现深圳人的心路历程与情感秘史奥尔罕•帕慕克在评价康拉德、纳博科夫和奈保尔的小说时曾说，这些作家都曾因设法在语言、文化、国家、大洲甚至文明之间迁移而为人所知。离乡背井助长了他们的想象力，养分的吸取并非通过根部，而是通过无根性。深圳作为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深圳作家的小说创作也呈现出帕慕克所说的特点。在这座独特的城市，作家几乎都是背井离乡，却在此处安居乐业，找到了第二故乡，或者说文学意义上的故乡，真正意义上的故乡。吴亚丁先生的长篇小说处女作《谁在黑夜敲打你的窗》，便呈现出这样的精神气象，主人公岩桐背井离乡孤身闯深圳，与其他的漂泊者相遇，历经爱恨情仇，直到把他乡作故乡。他在后记中毫不避讳地说，这本书更为倾心关注的，是这座移民大城市在新旧世纪之交，一群青年男女隐秘激荡的生活史和情感史。诚然，在他的笔下，深圳是一座香艳且暧昧的城市。笔者阅读所及，很多深圳作家致力于表现改革开放的奋斗故事，执迷于将深圳塑造成一座淘金的城市，改变命运的城市，始终跳不出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圈套。他的小说则致力于深圳人的心路历程与情感秘史，无疑是更高维度的文学表达。“她她”、石榴、妮妮、鹿儿……那些精灵一样美丽优雅又难以捉摸的女孩出没在这座城市，与岩桐相遇，有的擦肩而过，有的如胶似漆，有的藕断丝连，有的人琴俱渺。“她她”是吴亚丁先生着墨最多的一位女孩，她与岩桐邂逅于西藏，偶遇在莲花山，还在许许多多的地方碰见，让他忍不住赞叹，上帝啊，世界真小。鲁迅曾说，作家就是要剖开自己的内心给人看。吴亚丁先生就是如此，他在小说中表现出极大的坦诚，对自己的内心毫不避讳。岩桐与“她她”偶遇在莲花山，看到她身边的孩子，便猜测她已结婚或是单亲妈妈，内心敲起退堂鼓。作为作家自我投射的岩桐，所做所想，皆体现出小说意义上的真实，艺术维度的真实。他在叙述的时候，超越了中国传统文人无比伦比的“道德感”。如果在情节设定上，岩桐哪怕对方是单亲妈妈也要追求，试图体现一种高尚的爱，则坠入了虚伪，丧失了这种真实。三、中短篇小说的精心营构从首部长篇小说《谁在黑夜敲打你的窗》到《出租之城》，吴亚丁先生的小说创作一发不可收，呈现出起步晚，爆发力强的态势。除了长篇小说，还有大量中短篇小说面世，近年来，陆续有《一九七五年的大雪》、《柴火》、《一头猪的私奔》、《眺望英格兰》、《书香门第》、《桫椤镇》等多篇见诸专业文学期刊，其中《少年的江上之旅》尤为独特。《少年的江上之旅》是一篇离婚题材的小说，有着别具匠心的结构。离婚题材老生常谈，尤其在离婚率颇高的深圳，这篇却在旧题材的废墟中开出了新奇的文学之花。开篇是第三人称叙事，一对刚刚办完离婚手续的男女在车站送别远赴北京上大学的女儿，女人交给男人一个装着一篇文章的纸袋。那篇名为《少年的江上之旅》的文章，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构成了小说的第二节。这一节的内容至关重要，以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形式记载着女人对男人的感情变化。这种形式增强了小说的艺术真实性，同时丰富了小说的棱角，打破了传统小说线性叙事的单一模式。男女相爱，无非是爱上了自己制造的幻象。女人年轻的时候，爱上的是那位表面羞涩内心奔放的男人，那个去长江漂流渴望飞翔的少年。可是，两人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男人没了少年时代的情怀，成了庸众中的一员，女人也不再是喜欢逗笑的女人，成了一名歇斯底里的泼妇。“在这个世界上，一个男人，既不能当官，又不会赚钱，还有什么用处呢。”女人的嘲笑可谓句句锥心，声声见血。漫长的婚姻之旅，在女人心中留下的只是寥寥几个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画面，婚姻的虚无震撼人心。笔者认为，小说的叙事，将男人与女人的纠缠写好，才有俗世红尘味，人间烟火气，才有趣味和看头。这篇小说的另一特质就是写出了男女关系的微妙变化，入乎其中出乎其外，站在一个较高的“上帝视角”审视红尘，观照人情，审判人性。男人是有些平庸，可是女人的价值观在世俗化和体制化进程中的异化更是触目惊心。显而易见，分道扬镳已成必然，正如文中所说，万事万物，各行其道。当然，这里不是歧视女性与物化女性，随着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女性拥有了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能力，恰恰是女性主体性的表现。小说在该结束的地方结束了，留给读者震撼与回味。这篇小说在结构上与我所读到的他的其他小说皆不同，应该是他对小说形式的崭新尝试，在“怎么写”上下了功夫。身为罗湖区作协主席，他常说，我看重的是能不断地写出新东西来的作家。这其实反映的是他自己的创作观，也是他公务繁忙之余创作出大量文学成果的奥秘。四、用戏剧探索都市男女的内心风景吴亚丁先生是典型的文学多面手，不仅擅长小说和散文，还投身戏剧作品的创作。他自称，早在少年时代，已然情迷戏剧。他阅读了大量中外经典戏剧作品，其中不乏莎士比亚、契科夫、贝克特等经典剧作家的杰作。在写作小说之余，他想圆自己由来已久的话剧梦，于是，五幕话剧《剩女记》面世了。俗语云，三个女人一台戏。在南方的一线城市深圳，三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故事在剧中徐徐展开。吴亚丁先生以小说笔法写剧本，人物性格在言行举止中渐进式呈现，这种迥异于大多数话剧人物出场定型的设计，拓展了可供鉴赏玩味的空间，增添了文学色彩。三位女性剩下来的原因主要是其性格，梅烟烟过于理想主义，苏彩霞难以摆脱回忆的幻象，徐菁精明过度耽于物质享乐。梅烟烟、苏彩霞和徐菁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她们皆为事业有成的知识女性，并且都是大龄单身女郎。在剧中，三个女人和白宫咖啡馆的海归老板杜西蒙之间展开了追逐厮杀的感情游戏。当然，三个女人为了获取主动权，既有相互揭短的角力，也有并肩作战的团结。在这个缠斗的过程中，女人们各自在深圳的过往经历和情感世界得以呈现，一些曲折离奇的故事浮出水面。有意思的是，最终没有人终成眷属，三个女人依然是单身，就连看似占据选择权的杜西蒙也未能觅得佳偶。这样的结局设定提升了悲剧意味，可谓是整个话剧的画龙点睛之笔。这场感情大戏落幕之前，躲在角落里的不起眼的落魄作家周全走上前台，在台风前夕的沉沉夜色中叩问苍天，“最讨厌那位杜老板——杜先生了，一个道貌岸然的男人!怎么可能发现女人身上什么是最美？他完全不懂那些美好的大龄剩女们，真是暴殄天物啊。那么温柔可爱的女人，却无人理解和疼惜，怎能不独自伤怀呢？ ”这一幕让人想起莎士比亚戏剧《李尔王》在暴风雨中的终极叩问，不过周全叩问的不是争权夺势中亲情的疏离，而是金钱异化下爱情的缺失。周全是这本书隐藏极深的一个人物，在前四幕场景中皆是寥寥数笔，都是对着一台破旧笔记本电脑，点上一杯最便宜的白开水，安静地坐在咖啡馆一角。其落魄寒酸相，着实嘲讽了一把所谓的“都市文人”。但是，他担当着一个重要的观察者的角色，暗暗欣赏着咖啡馆上演的闹剧。随着时代的演进，原本传统的东方女性，婚恋观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极大变化。大概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读了易卜生的家庭剧《玩偶之家》，发出“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的追问。时至今日，无数的“娜拉”追求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各自的领域呼风唤雨，成了完全独立的新时代女性，甚至比一些男性更能适应社会。恰如梅烟烟所说，“我们的城市，还很年轻。这地方，旧人未离去，新人已潮涌而来。当然，城市是不老的，只有像我们这样的女人，一天一天，时过境迁，容颜变老。”这些女人，在女强人的外衣遮掩下，有着一颗颗渴求真爱的心。对爱情的追求和召唤，是文学永恒的母体之一。当太阳升起，当夜幕垂下，城市的舞台上，又在上演着怎样的悲欢离合？五、深圳都市文学一处绕不开的地标福楼拜在一封1852年的书信中写下一句著名的文学论断:“作家在作品中必须像上帝在宇宙中那样，无处不在又无影无踪。” ^④长篇小说《谁在黑夜敲打你的窗》中的岩桐，或是《出租之城》中的叶蝉，多多少少有作家本人的精神投射。从第一本长篇小说中的第三人称叙事，到第二本中的第一人称叙事，可以看出吴亚丁在写作长篇小说时的某种技术性嬗变。一般说来，使用第三人称写小说，更方便进行伪装，作家本人深深地藏于文本之后。第一人称则直接面对读者讲述故事，拉进了小说家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从《谁在黑夜敲打你的窗》到《出租之城》，他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叙述方式。他不再隐藏，以“老深圳”的姿态跳到读者面前，事无巨细地讲述自己当年勇闯深圳的故事。故事讲得肆无忌惮洋洋洒洒，甚至那些隐秘的情事与幽微的感怀都和盘托出，使得小说本身趣味无穷。在都市文学的创作中，老练的小说家一般对小说文本中的地名慎之又慎，如果为了迎合某种目的生硬地塞进几个城市地名，而对地点本身并无深切感情的话，势必适得其反，失了小说韵味，沦为某种旅游指南式的宣传文本。吴亚丁的小说中也有很多地名，湖贝村、国贸大厦、人民南路……贵在每一处都发生过故事，凝聚着深情。小说中的男女们在那些地点谈情说爱，畅想未来。怪不得有些读者读过小说，专门赶到这些地点寻觅鬓影芳踪，流连一番，再用现代的方式拍照打卡。他毫不避讳地说，自己的小说创作是主旋律写作，志在为深圳这座伟大的城市树碑立传。纵观世界文学史，主旋律作品一直是时代的主潮，奠定了一个时代的底色，当然，也有一些离经叛道的非主旋律作品在文学史上留下雪泥鸿爪。一些自命清高的家伙将主旋律等同于简单的歌功颂德，忽略了文学本身的艺术性，是一种极大的误读。著名评论家谢有顺教授在谈及中国小说与历史的关系时写道:“历史如果缺了细节，就会显得枯燥、空洞，而文学如果缺了历史的支撑，也会显得飘忽、轻浅，没有深度。中国的小说传统，终归脱不了历史这一大传统，小说不和历史发生对话，它就很难获得持久的影响力。” ^⑤从思想维度上看，他的小说有许多深刻与现代之处。主人公颇具女人缘，看起来情场得意风光无限，深入品咂，一种现代都市莫大的孤独感迎面扑来，如同一阵狂风，将读者卷入现实困境的漩涡中，引发诸多思考。很多时候，明明情投意合，却始终若即若离，难以真正走进彼此的世界。在《谁在黑夜敲打你的窗》结尾，岩桐的世界里没了那位屡次邂逅的“黑衣女子”，他却无意中在报纸上看到她的倩影。“手中报纸无声地滑落，然后散开……在带着海洋气息的秋风中，像大鸟展翅，撒着欢，飘向玫瑰色的远方。”他们可否有情人终成眷属，还是一个天大的未知数。《出租之城》中的叶蝉和陈旎也是天各一方，分属于两个再也无法相遇的世界。陌生男女可以随时在街角邂逅，想要靠近却难以靠近，这种现代都市的荒诞依然在今天的深圳上演，就像阿摩司•奥兹极力传达的“在一个不该孤独的地方存在着孤独”。我对吴亚丁小说的研读不断深入，我俩在现实中的交往也越来越多。我毕业之后，延续了研究生时代两点一线单调而充实的生活方式，徘徊于寓所和书房之间。这两地皆靠近他办公室所在的罗湖区行政管理中心大楼。傍晚时分，两人相约于周边饭馆酒肆，边喝边聊，十分快活。偌大的城市，地域太广，人员众多，爱好相似又能聊得来的却少之又少。推杯换盏之际，他常聊起自己曾经写下的小说，提及读过的诸多名著，常说如果可以读书写作，就是很快乐的生活了。我也谈起自己的现实处境和人生规划，他说自己是双子座，拥有活泼的内心，像风一样飘忽不定的念头。另外，他也鼓励我直面走出校门步入社会的艰难和恐惧，将他少年时代以来一直信奉的座右铭分享给了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他举手投足之间，畅谈文学之际，常萦绕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忧伤，这种精神气质正契合了他小说文本中的文学气质。在那样的一瞬间，我的内心似乎被闪电击中，一下子把现实中的他和小说中的主人公们贯通了起来。无论是《谁在黑夜敲打你的窗》中的岩桐，还是《出租之城》中的叶蝉，两人面对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总在虚构与真实之间游走，在忧伤与希望之间徘徊。恰恰是这种游离和不确定的状态，诉说着都市生活的本相，攀登着都市文学的高峰，成为深圳都市文学一处绕不开的地标。捷克著名作家赫拉巴尔曾说：“写作最重要是生活、生活、再生活。”吴亚丁也是一位注重生活体验，善于观察生活的小说家。他在接受报纸采访时说道：“对于深圳几十年来的变化，我并没有刻意去做记录和比较，我只是试图深入观察了解我现在看到的、感知到的、打动我的东西，然后描写它。当然不一定要方方面面都兼有。我只是用我愿意切入的方式。因为深圳是过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城市形态，我为什么不好好把这座城市当成一个写作对象呢？”由此可以看出，他对深圳生活情有独钟，笔端自然流溢出人与城融为一体的深情。但他不满足于仅仅担当“城市代言人”的角色，他有着更深广的文学野心。在国家提倡讲好中国故事的宏大语境下，作为深圳作家，自然要努力讲好深圳故事。深圳不仅是一座梦想之城，爱情之城，还是一座庇护城，天南海北的人们聚集于此，各种各样的故事时时上演，催生了异彩纷呈的深圳文学。
作者：欧阳德彬（2019年9月17日，2019年12月12日修改，2019年12月13日修改，2019年12月15日修改，2019年12月16日修改，2019年12月17日校正，深圳罗湖）
附注： ① 《小说机杼》，【英】詹姆斯•伍德著，黄远帆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第27页。 ②《如何阅读一本小说》，【美】托马斯•福斯特著，梁笑译，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4月出版，第45页。 ③《如何阅读一本小说》，【美】托马斯•福斯特著，梁笑译，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4月出版，第45页。 ④《小说机杼》，【英】詹姆斯•伍德著，黄远帆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第25页。 ⑤《小说中的心事》，谢有顺著，作家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第9页。参考书目：《谁在黑夜敲打你的窗》，吴亚丁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出租之城》，吴亚丁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剩女记》，吴亚丁著，文滙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小说机杼》，【英】詹姆斯•伍德著，黄远帆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小说中的心事》，谢有顺著，作家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如何阅读一本小说》，【美】托马斯•福斯特著，梁笑译，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4月出版。

深圳时间 | 其命维新：董小明的深圳口述

深圳当代艺术口述”是庆祝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四十周年“深圳时间——深圳当代艺术文献展”的一项重要内容，由深圳市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出品、《打边炉》提供专业媒体支持的专栏项目，包含纪录短片和口述文本两个部分。

灯火里的中国 心中荡漾的歌

2月11日，深圳原创歌曲《灯火里的中国》亮相牛年央视春晚。歌曲温暖大气，细腻优雅，触动无数听众的心弦，随之传唱大江南北。有舆论评价：“这首时代之歌感悟家国情怀，激扬雄心壮志，以‘深圳好声音’回应着人们对祖国的美好祝福以及对未来的欣然向往。”您的浏览器不支持 video 标签。塑造一首好歌，离不开优秀的词曲作家。《灯火里的中国》是由田地作词，舒楠作曲。田地是深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深圳本土词作家，舒楠是北京的作曲家，这两位实力大咖强强联手，为全国人民奉献了这首温暖人心、振奋精神、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
从家到国的真情流露“诗歌合为事而作”。田地坦言，他创作这首歌的初衷是为了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深圳音乐素有“每逢大事必有歌，每到节点必发声”的优良传统，在深多年的他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形成一种使命感，要在重大节点发出深圳的声音。同时，深圳是改革开放后党和人民一手缔造的崭新城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一张白纸上的精彩演绎。作为这一奇迹的参与者、见证者和受益者，有必要创作一首歌曲讴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如何避开传统的作词线索，从深圳的视角出发创作这首歌，田地思考了许久。最后，他在深圳灯火辉煌的街头中找到了灵感，想到了这首歌的开头第一句“都市的街巷已灯影婆娑”。置身这片灯火的想象中，他联想到灯火中许多人的面孔、脚步和神态，联想到了欢乐社区、远山村落，联想到全国各地尽是一片灯火通明、光彩闪耀。正是这些温暖景象，汇聚成“灯火漫卷的万里山河”，构成了“灯火灿烂的中国梦”，展现出在灯火之中流光溢彩的复兴中国、强大中国。多种音乐元素精美融合《灯火里的中国》先是在央视“2021新年音乐会——扬帆远航大湾区”中首演，后又入选今年央视春晚。一首歌能够两次出现在央视舞台上，田地认为歌词方面有几个原因。一是理念上创新。歌曲在创作上另辟蹊径，从百姓日常生活场景切入，以小见大反映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以来领导中国取得的成就。二是时代性突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他在主歌部分用“远山的村落火苗闪烁，渐渐明亮小康的思索”展现了时代画卷，表达了发自内心的喜悦。除此之外，“追梦”“初心”“中国梦”也是复兴路上的关键词，充满了时代感。三是内容接地气。他强调，“写作一定要有烟火味道”，歌词里有人间烟火味的情节和场景，老百姓才可置身其中，才能感受得到，才会引发共鸣。“现在的中国确实值得每个中国人骄傲地活着”。美妙动听的旋律也是这首歌成功的重要因素。田地主动联系舒楠为歌词作曲。他与舒楠在创作采风活动中结识，对舒楠作曲的《不忘初心》印象很深，认为舒楠能进行“主旋律的青春写作”，创作出洋溢青春气息、更符合当下年轻人审美的歌曲。此外，张也和周深的精彩演绎、央视导演团队对舞美的大胆创新，也有可圈可点之处。正是在大家的合力之下，这首歌得以成功“出圈”，跨越无数边界，走进天南地北、千家万户。主旋律创作的深圳表达40年来，深圳音乐事业与特区共同成长，深圳原创歌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等主旋律歌曲与《月亮之上》《丁香花》等流行歌曲精彩纷呈，群星灿烂，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刷新了人们对主旋律歌曲的认知，也改写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叙述。在去年市文联参与主办的深圳原创歌曲40年历程回顾与发展研讨会上，全国权威专家就给予深圳“主旋律创作的深圳现象”“原创歌曲的先行示范”的高度评价。对此，田地认为，深圳原创歌曲创作已形成一种现象，深圳的创作者们要坚持走自己的路，保持主旋律创作贴近人民的先锋性。越是贴近人民，越能够引起人民的共鸣。深圳的主旋律创作应该立足于讲好深圳故事。讲好深圳故事就是讲好中国故事。舒楠表示，他了解到《灯火里的中国》在抖音上的总播放已突破6000万次。这首歌受到这么多人喜欢，让他非常高兴。深圳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深圳音乐还可以在音乐形态上进行突破，探寻更让年轻的观众喜闻乐见的音乐形式，来获取年轻人的心。获取年轻人就是获取未来。他认为深圳需要写更多让年轻人耳熟能详的歌，就应慢慢地往流行音乐上也多走走，让年轻人有更新的音乐形式歌唱，有更多形式歌颂这个美好的时代，歌颂我们的美丽深圳，歌颂我们的改革开放，歌颂我们的中国。《灯火里的中国》是深圳原创音乐事业发展的缩影。多年来，市委市政府在政策上扶持、资金上支持，积极整合优质音乐资源，鼓励、支持深圳音乐工作者创作出更多精品佳作。市委宣传部、市文联等宣传文化部门以及各区区委区政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通过举办系列有影响、高水平的音乐活动，达到聚人气、揽人才、重原创、出大作、铸品牌的目的，推动深圳原创音乐在全国先行示范、走在前列，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征程万里风正劲，精神抖擞奋向前。在新征程的起点，站在改革开放潮头的深圳音乐工作者必将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发扬“三牛”精神，努力创作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音乐精品，更加用心用情用功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撰稿： 林典立 供图： 欧岳琦视频来源：2021央视春晚（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与时代同行

为中国喝彩。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中国vs日本女足比赛，图为中国队获得冠军时球迷喝彩瞬间，2011年。王文舵摄优秀的作品是有灵魂的，作品的灵魂是作者灵感与现实生活瞬间碰撞的火花。阳丽君（以下简称阳）：你曾从事过九年的美术教育，那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摄影的呢？王文舵（以下简称王）：我1985年随父母来到深圳，1989年7月深圳教育学院师范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深圳宝安宝城小学任美术教师，其间，还曾就读并毕业于深圳大学设计艺术专业（大专）、华南师范大学美术教育专业（本科）。在做美术老师的第一年，为方便收集美术素材，我萌生了买一部照相机的想法。我的想法很快就得到了父亲的大力支持，1989年12月，他给我买了我的第一部相机，自此，我开始了学习摄影艺术的历程。次年，我参加了深圳摄影学会举办的“深圳摄影新星大赛”、第三届中国特区摄影艺术展览和“富士胶卷杯”全国摄影十杰年赛等活动，其中15幅作品入选、获奖，并获得了1991年“深圳摄影新星”称号，这极大地激发了我对摄影的热爱和创作热情。在美术教学中，我创办了摄影兴趣班，吸引了很多小朋友前来学习摄影艺术，时年，摄影兴趣班成为我美术摄影教学的亮点课堂，很多小同学在全国、省、市青少年摄影比赛中获奖。1993年，我当选“深圳市首届十佳青年教师”，这对我也是个极大的鼓励，就这样，我对摄影的兴趣在不知不觉中变得越来越浓。阳：你当时获“深圳摄影新星”的作品是什么内容？王：那时候我主要关注的是深圳的城市建设。20世纪90年代初，深圳经济特区正处于城市基础建设快速发展的时期。那时候，我经常骑单车往返于家和学校，在我的必经之路上，深圳宝安机场建设得如火如荼，我被那种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吸引住了，于是多次走进建设工地，用相机记录了当时机场建设以及工人吃饭、生活的场景，《拓荒牛》就是当时拍摄的。自从喜欢上摄影以后，我便一直在用相机作画。早期，我的作品以风景、城市建设为主，审美的基础也源于美术，因此，在拍摄中总是会不自觉地以美术的眼光、绘画的语言去摄影，这一特点也体现在我现在的人文题材中。车水马龙，福田竹子林，1991年。王文舵摄拓荒牛，建设中的深圳宝安机场，1990年。王文舵摄刘伟（以下简称刘）：你的许多作品形式感很强，这是否与你学习美术有关？王：确实是。因为学习美术，所以，我崇尚绘画主义摄影，摄影理念也遵循简单的法则、注重美术视觉、注重删繁就简，认为越简练的素材越有视觉冲击力，越是简单的色彩越有艺术感染力。比如，一个元素重复、叠加就会产生形式感，因此，在我的画面中有成百上千的人出现时，我会用美术的语言将画面统一起来，构成独特的美感。此外，我也会不断地吸取和借鉴诗词、书法、音乐等艺术门类的营养和内涵。深圳是一个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生活在深圳，我用绘画的语言、文化的观念表现现代的深圳，目的是要寻找心中的视觉音符，在传承中探索，在继承中创新。刘：你认为摄影艺术创作离不开哪些因素？王：首先，艺术创作离不开灵感。优秀的作品是有灵魂的，作品的灵魂是作者的灵感与现实生活瞬间碰撞的火花。李树峰老师经常讲，看与见其实是辩证关系，看不看得到，看到了是否有触动，在影像的“场”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其次，艺术创作离不开观看的方法。我们的观看、创作经常会经历“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的不同阶段。我的创作始终坚持从原点出发，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回望原点，因此，我的许多摄影观念不乏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理念的靠拢。比如，《庄子》寓言第二十七篇讲了一个关于“得道的阶段”的故事。颜成子游对南郭子綦说：自从我追随老师学道以来，第一年心如野马，第二年才开始收敛，第三年心无挂碍，第四年混同物我，第五年大众来归，第六年通鬼神，第七年顺乎自然，第八年忘去生死，第九年大彻大悟。只有顺应自然的本性循序渐进，才有可能提高认识自然的感悟能力。我们学习摄影的过程也应这样，不能急躁，更不能浮躁。我在学习摄影的过程中，对摄影艺术的理解慢慢深入，但惯性思维也越来越多，只要坚持对自己的作品在不断否定中去伪存真，并积极学习新思想、新观念，才有可能与时代同行、与时代同步，因此，摄影艺术永远在路上。再者，我始终认为艺术作品要有灵魂，没有灵魂的作品就没有生命力和传播力。然而，怎么才能产生灵魂？我认为作品的灵魂就是文化内涵、闪亮的人文精神和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摄影创作需要始终坚持深入生活、融入生活，才能感悟生活，此外，还需在创作中不断提炼、创新，才能捕捉住稍纵即逝的灵感。它是感和应、看与见的辩证关系，灵感是因，灵魂是果，种什么样的因，得什么样的果。人的思想就像种子一样，收获怎样的果实乃依自己播下的种子而定。当我们遵循自然的法则来认识自然时，宝贵的视觉灵感将随之产生。就像一个有文化、有涵养的人，他就会精神抖擞，神采奕奕，一个人如果没有灵魂作为支撑，即使穿着华丽的外衣，也依旧没有神采，暗淡无光。挑砖工人，宝安西乡码头，1999年。王文舵摄台风即将来临，南澳避风港，1990年。王文舵摄刘：继拍摄深圳建设初期之后，你主要关注的是哪些方面？王：40多年来，深圳的发展可以说是十年一个时代，从建设初期到现在的粤港澳大湾区，从深南大道到深中通道，从福田保税区到前海自贸区，从三来一补到科技创新、智能制造，我一直在坚持拍摄，但同时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我更多关注的还是深圳的文化题材。深圳的文化创新发展日新月异，公共文化服务普惠民生，文化活动繁荣兴盛。在重大的历史时刻，均有精彩的文化活动，我在拍摄中也会特别注重对这一方面的表现。比如，1997年喜迎香港回归祖国，万众欢腾跨越新千年，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70周年，以及回顾与展望2020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我都用镜头记录了这些历史性的瞬间，并纳入了我的“深圳音符”系列作品。另外，在日常的节庆文化活动中，我所在的宝安区也会组织相应的主题文化活动，这时候，我也时刻不忘用镜头记录。比如，《千名少年绘蓝图》是我站到单位楼上用大画幅相机俯拍一千多位小朋友画环保题材的场景，画面中美术点、线、面的构成方式形成音符画面，当时看似很平常，现在十多年过去，变得越来越有历史意义了。开拓者，深圳龙岗布吉岗头村，1991年。王文舵摄阳：你一般通过哪些途径寻找创作灵感？再者，什么是你在创作中遵循的原则？王：其实，我还一直喜欢听音乐，尤其是古典音乐，因此，会经常沉浸在中外名曲中寻找创作灵感、发掘创作素材。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也总是能给我的创作以滋养，我经常会在看到某个场景的同时联想到某首诗词，于是借着相机这个媒介将心中的意境传递出来。另外，在具体的拍摄中，我会尽可能用简练的语言、简洁的色彩表达情感，这是其一；其二，这些年，我的主要精力在群众文化艺术工作方面，但我也不曾忘却我对摄影艺术的追求。我们观看一幅优秀的作品，视觉最终会定格在某个特定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视觉中心。视觉中心就是从你第一眼看见，并在环顾四周后最终又回到的那个原点。真正的摄影，在你看见的瞬间就已经定格下心灵的蓝图。摄影艺术就是要与时代同频共振，找到自己创作的切入点，在既定的创作方向上坚持并形成自己的风格。当然，有些艺术家的风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不论风格如何多变，题材如何多样，艺术家作品中的思想性是一脉相承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你的观念、思想会毫无保留地体现在你的创作中，直接影响创作结果。阳：香港离广东很近，20世纪90年代你开始创作的时候，是否有受到香港沙龙摄影的影响？王：深圳与香港文化同宗同源，因此，“涵养同宗同源的文化底蕴”。很庆幸，我学摄影没多久就找到了组织。20世纪八九十年代，深圳摄影学会举办了“富士胶卷杯”全国摄影十杰年赛等这样的大型摄影活动，深受全国摄影人的喜爱和支持，在国内造成了很大的反响。时年，在何煌友会长的带领下，以深圳摄影大厦为基地，两岸三地和国际的摄影艺术交流非常密切。那时候，郎静山、陈复礼、简庆福、张伯根、李公剑和吴印咸、吕厚民、朱宪民、梁惠湘等摄影名家经常会受邀出席深圳的摄影交流活动。1997年8月，第24届国际摄联大会在深圳取得空前成功。之后，在深圳摄影学会组织的展览、比赛、交流活动中，我们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沙龙摄影艺术和国内外其他摄影流派的熏陶。但因为我自身从事美术教育工作的缘故，因此，在美术与沙龙摄影艺术的相互交融中，我更倾向于选择纪实摄影的表现手法。所以，在我的潜意识里，我一直想摆脱唯美的沙龙式摄影时尚。刘：也就是说，在纪实摄影和沙龙摄影之间，你当时就已经有了明确的选择？王：比较明确。之所以说没有选择沙龙摄影的创作路径，一是因为我的作品很少在暗房中加工、修改，更多地还是忠实表达人与自然，并在各种摄影流派的不断融合中，以美术的眼光和对沙龙摄影艺术优点的借鉴探索纪实摄影。我始终坚信，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你的观念、思想会毫无保留地体现在你的创作中，直接影响创作结果。比如，日常与人交往中，我始终秉持平和、对等的态度，无论面对的拍摄群体是什么，我都会把自己当作他们其中的一份子，融入当下，按下快门的瞬间，彼此是自然而然、不互相察觉的状态。庆祝香港回归，1997年。王文舵摄阳：你在接触摄影之初，就决定把镜头对准深圳的发展，当时是基于什么原因呢？王：更多地是出于我在本地读书、工作，以及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可以说，深圳是我的第二故乡。不管是最初做美术教师时把摄影当作业余爱好，还是后来的群文摄影专业工作到现在的文化工作，我都是因源自内心的热爱对工作充满热情。我坚持把镜头对准深圳，因为这里有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2010年的时候，“深圳最有影响力十大观念”（以下简称“十大观念”）揭晓，当时我就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了梳理，并从中抽取了十幅进行对照。在我的作品中，我感受到了自己创作理念自然而然地与“十大观念”的精神相吻合，再现了作品创作年代所显现的时代特征。比如，作品《特区音符》拍摄于1991年布吉岗头村，画面中的五部推土机联合耕耘，仿佛是五线音符，奏响变革之音，有开天辟地的意味，代表着开拓与创新；《来了，就是深圳人》是我获得很多奖项的一幅作品，原名《心心相印》，2001年，深圳世界之窗广场举办深圳跨世纪婚典活动，在深圳创业、学习和生活的各界精英组成200对新人在此喜结良缘。在一对对新人交换爱情信物、接吻的时刻，我按下了快门，定格了这动人瞬间。深圳是新移民城市，深圳人包容、热情，此外，开放、多元的移民文化吸引了国内外许多人选择定居深圳，只要来到深圳工作和生活，就是深圳人。刘：纪实摄影的创作手法很多元，有的人会着重强调视觉冲击，你怎么看待这种夸张化了的作品表达？王：我认为纪实摄影的创作手法需要多元发展。视觉冲击力首先是题材吸引力，二是文化内涵的感染力。如果过度地追求效果，色彩、主体视觉夸张化表达，会造成对作品本身内涵和真实性的忽视。当然，这些作品也会在刚开始因为新鲜深受追捧，但其中不乏只是对形式的一味追随，以致于最后变成纯粹的形式主义，不宜倡导。然而，作品终究是要靠时间、靠历史去伪存真。因此，我们还是需要在经典作品中汲取营养，纪实摄影的创作也要树立“换个角度看世界”的创新理念，与时代同步。深圳记忆，深圳前海大铲湾码头，2014年。王文舵摄参加演出，深圳市首届“青工风采”文体节，宝安海滨广场，2006年。王文舵摄阳：与深圳其他纪实摄影师相比，你觉得你跟他们的异同在哪里？王：深圳的纪实摄影不乏名家、大家。深圳纪实摄影流派呈现多元化的趋势，符合深圳多元文化在聚集中相互交融、相互包容的特点。深圳成功的纪实摄影家在题材上有几个共同点，一是致力于深圳城市精神表达；二是重大历史事件的在场；三是研究课题的多样化；四是坚持不懈的奋斗精神。与深圳其他纪实摄影师相比，我认为我跟他们主要是风格和形式有所不同。我比较善于运用人文关怀的表现手法，注重画面素质和成像质量，也注重对美术手法的应用。此外，我的创作理念也深受绘画主义、纯粹主义和自然主义等摄影派别的影响。如果要问我在摄影中坚持的理念是什么，那就是感恩的情怀，感恩祖国、感恩人民、感恩时代，与时代同行。阳：现在，许多纪实摄影师都改用数码相机拍摄了，你为什么还坚持用大画幅相机呢？王：一直以来，我使用不同的相机拍摄，也在不断收藏各类型相机，从135相机到8×10大画幅等百年相机兼有。就像在小学做美术教师的那九年，我经常会在床头放着相机，身边的人都说我太珍爱相机了，或许，这就是我的摄影情结吧。数码摄影技术已经很成熟了，但我仍然对大画幅胶片摄影情有独钟。现在，一百多年前的摄影技术依然在不断探索、创新、发展，传统和数码之间也可以通过特定的技法实现转换。1990年开始，我就把家里的一间屋子改造成暗房，自己冲洗照片。近年来，照片都交给专业人士冲洗。接下来，我将把传统暗房作为一项传承，在我的摄影工作室重新搭建。营造这样的一个空间，主要是想让摄影爱好者、孩子们到文化馆、博物馆就可以了解照相原理、照片制作过程，使摄影成为他们可以实际参与、体验的项目，并体会到自己制作摄影作品的乐趣。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首先要坚持创作、接触不同类型的相机，同时，也要积极参与各项展览、展示活动，与不同群体、不同流派保持交流，尽可能拓宽自己的视角，这样才能把工作干“活”。当然，选择什么工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观念跟表达相吻合。所以，在这个特定的时空中，使用大画幅摄影的优势就是保护与传承，继承与创新。面对摄影从胶片向数码的转变，我始终认为摄影应该守正创新，传统胶片依旧有其无法替代的功用。2008年以来，使用数码相机的创作逐渐占据主导，胶片拍摄成为辅助。然而，直到今天，我还是想继续用大画幅相机来拍摄深圳。来了，就是深圳人，在深圳世界之窗举办集体婚礼，2001年。王文舵摄阳：你不仅自己创作，同时还是一名群众文化工作者。王：是的，比如“群艺杯”全国摄影艺术展览，这是由当时的文化部办公厅立项批准，中国艺术摄影学会联合深圳市艺术摄影学会（创办人苏伟明会长）于2001年在深圳创办的大型群文精品赛事。2004年落户深圳宝安，由我接任组委会秘书长工作。展览每两年举办一届，迄今为止已连续举办了十届赛事。20年来，历届“群艺杯”全国摄影艺术展览紧扣时代脉搏，顺应时代潮流，每届确定一个摄影主题，比如，“大地情怀·寻梦中国”“新时代·新征程”“绿水青山·乡土家园”“中国人的面孔”等，先后在北京、福建、山西、广东等全国各地国际摄影周活动中展览和巡展50多场次，并曾代表文化部东渡扶桑，参加中日文化交流活动。20年来，历届全国“群艺杯”摄影艺术展览参赛人数近3万人次，传统和网络线上征稿收到摄影作品达10万余件。现如今，“群艺杯”全国摄影艺术展览业已成为全国群文摄影活动的常设品牌活动，每届评选出的优秀获奖作品近200幅，获奖作品均由《中国摄影家》杂志、中国摄影家网线上线下同步发表，在全国摄影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服务群众逾200万人，目的就是让影像的力量、影像的魅力走入千家万户。我还曾连续四届担任深圳国际摄影大展名家邀请展板块、手机摄影展板块和宝安平行展策展人等。产业工人，深圳宝安沙井街道精达电子厂，2019年。文舵摄阳：在未来工作或创作中，你有什么计划吗？王：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紧接着半年后又推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这两个政策的推行对大湾区摄影艺术，乃至深圳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也给每个摄影工作者、艺术工作者、文化工作者提供了动力。深圳发展40多年，之后还需要我们进一步转变观念，去思考如何先行先试，这是摆在我们摄影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我认为，一是要不间断地记录。二是要不断地提升拍摄质量，在培养有情怀、有温度、有创新、有思想的摄影工作者的同时，组织大家系统性地深入挖掘湾区题材。三是要共建共享湾区影像。一方面，邀请全国的著名摄影艺术家、摄影团体参与到大湾区的活动中来，另一方面，组织联合采风创作活动，通过湾区城市联展的方式互联互通、互惠互利，进行摄影流派研讨、碰撞，合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摄影艺术融合发展。近期，我被认定为深圳宝安区文化名家摄影工作室领衔人，工作室的主要任务是计划在两年内完成100幅大画幅相机拍摄的大湾区黑白影像。在这个项目中，不仅会使用胶片，还将尝试使用现代工艺的黑白制作形式，以此来表达对深圳和湾区城市的情感记忆。年轻的脚步，深圳宝安中心区，2019年。王文舵摄阳：你如何看待摄影与时代的关系？王：我认为摄影就是要真实地反映当下的感觉，忠实地表现这个时代，只有与时代同频共振，摄影才能真正发挥它的职能。摄影就在当下，立足本土、关注本土是把握时代特征的最有效途径。回顾这30年的摄影经历，我觉得每一天都是崭新的历史。此外，摄影也没有过去式，只有进行时。新时代的摄影艺术需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有新作为、新担当，这样才能成为时代的风向标。如果要问我在摄影中坚持的理念是什么，那就是感恩的情怀，感恩祖国、感恩人民、感恩时代，与时代同行！阳：谢谢。作者简介：　　王文舵，1970年生，广东省龙川县人。1989年7月至1997年12月，任深圳市宝城小学美术教师；1997年12月至2017年5月，先后任深圳市宝安区文化艺术馆摄影专业干部、摄影部主任、副馆长、工会主席；现为深圳市宝安区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副主任（副馆长）、党支部副书记、研究馆员，广东省艺术摄影学会副主席，深圳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深圳市艺术摄影学会副会长。作品《千年等一回》曾获第十二届全国“群星奖”金奖、20世纪华人摄影经典作品，出版著作《深圳音符：王文舵摄影作品集》。摄影／王文舵　　采访／阳丽君　刘伟（转自《中国摄影家》杂志2021年2期）（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大力倡导文艺评论说真话、讲道理

文艺评论是文艺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引导和推动文艺创作的重要力量。我国文艺创作的繁荣发展，文艺事业的不断前进，都离不开文艺评论的重要作用。只有文艺评论和文艺创作两轮驱动、比翼齐飞，文艺事业才能兴旺发达。 “十四五”时期我国文化建设的目标任务、基本途径、重要原则为文艺评论提供了基本遵循，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为文艺评论指明了发展方向。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文艺评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做到说真话、讲道理，更好地发挥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作用。说真话、讲道理，就要有锐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 。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而批评精神是文艺批评的灵魂和风骨。文艺评论有锐气，就要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表明立场，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实话实说，既坚持标准、坦诚相见，好处说好，不足处说不足；又杜绝无原则的吹捧和恶意贬损。要做鲁迅先生所说的“剜烂苹果”的工作，指出坏的，奖励好的，聚焦具体的文艺作品、人物、事件、现象和思潮，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进行有说服力的评价和分析。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应表明态度，加以评析，指出改进的方向和做法，真正做到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同时注重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和艺术表达问题，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建设性地开展文艺评论。说真话、讲道理，还要有底气。文艺评论是一种学术活动，必须以思想理论为武器，进行专业、权威的批评，承担起思想启迪、价值引导、文化引领的社会责任。文艺评论有底气，就要坚持正确导向，夯实理论根基，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品鉴文艺作品、观察文艺现象、剖析文艺思潮。坚定的文化自信是底气的重要来源，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继承中国传统文艺理论评论优秀遗产，发掘中华文化的精神理念和中国审美的价值标准。对现代西方文艺理论应坚持以我为主、批判借鉴，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而应在中外文化的交流对话与融合碰撞中，构建当代中国文艺评论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说真话、讲道理，贵在有灵气。文艺评论既是理性的抽象思辨过程，也是感性的审美鉴赏过程，应融科学与艺术、智慧与美感于一体。文艺评论有灵气，就要增强评论自身的艺术性，始终聚焦现实，密切关注生活、深入艺术现场，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步伐，品味百姓生活冷暖和人间社会百态，追踪文艺欣赏趣味和文艺消费方式的新变化新热点，以深入浅出的内容、鞭辟入里的分析、生动活泼的语言、质朴清新的文风，提升文艺评论的战斗力和说服力，做到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志悦神。文艺评论工作者应该自觉培养敏锐的观察力，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增强审美判断力和鉴赏力，细致剖析文艺作品的主题内蕴、人物塑造、情感建构、意境营造和语言修辞等，深入发掘其历史、人性和文化内涵，既热情洋溢地推介文艺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作品存在的问题，以有见地、有逻辑、文质兼美的评论作品赢得人民的尊重和欢迎。党中央高度重视文艺评论工作，文艺评论工作者使命在肩，任重道远。着眼提高文艺作品的思想水准和艺术水准，着眼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对各种文艺作品和现象开展科学的、正确的、全面的评论，切实推动文艺高质量发展，为当代中国文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作出新的贡献，是我们义不容辞必须承担的责任。（转自中国艺术报，作者：文新达 ）（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深圳湾文化评论征文大赛暨首届深圳文艺评论大赛获奖作品选登（3）

现代诗歌意象的走向与回归梁卫平摘要：后工业时代的“厂房”“人行天桥”“广告招牌”等等，都能成为诗人的意之象。这类意之象像外来侵略者一样，来得迅猛，在诗人猝不及防的当口，就闯进了诗人的句子里。关键词：传统意象、后工业时代、传承与变迁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到成熟的阶段之后，它的桎梏性也在其发展的历程中逐渐暴露出来：比如，为迎合诗歌结构的对称，往往要堵塞一些不必要的字句来凑数，用意义并不紧密契合的字去趁韵，虽有形体的美感和节奏，终究给人一种力犹未尽之嫌。现代诗的出现，正好弥补了传统诗歌的缺憾，它以自由体的方式，打破了诗歌长期以来束缚的押韵和格律形式。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诗歌和书画、音乐等艺术联系在一起。比如，好的文学作品，形容如“史诗一般”；美景当前，会用如诗如画来形容。在诗歌理论当中，诗歌的意象与意境一直是审美的评判标准。尽管现代诗歌在表达上不拘形式，而诗歌追求的意境，比如意象构造的三维空间，意象传达的文字画面及韵律的音乐美感，更多的仍是从古典诗歌获得的传承。由此，诗歌构成的元素——意之象的重要性也呼之欲出。一、意象的传承与变迁众所周知，诗歌中的意象，通常指诗人的思想、内涵所找的寄生体。意之象包涵人象、物象、事象、幻象等等，佐以人之内涵思想，即形成意象。诗歌是由意象折射诗人的内心世界，多组意象相互构建，才能呈现意境的多维空间。意境的深浅，往往决定了作品文学艺术品质的高低。王国维说：“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人类的意象来源于自然。歌德说，在中国，“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你经常听到金鱼在池子跳跃，鸟儿在枝头歌唱不停，白天总是阳光灿烂，夜晚也总是月白风清。”元人刘将孙说：“天地间清气为六月风，为腊前雪，于植物为—梅，于人为仙，于千载为文章，于文章为诗。”清人徐增《而庵诗话》云：“花开草长，鸟语虫声，皆天地间真诗。”^①可见，花虫鸟兽、风、雪、梅即是文章，即是诗。若意与境相通相融，移人之情入景，即天人合一，物即是我，我即是物，两者之间巧妙地幻化，艺术的审美意境由此产生。古人以“杨柳”意指“别离”， “杨柳依依”表达离别时心中的不舍，用“明月”意指“相思”；用“寒月”“冷月”意指内心相思的疾苦。《红楼梦》里，林黛玉在大观园中写下“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给读者呈现的视觉空间是冰冷而凄凉的，如果一个青云得志的人，是写不出这样的意境的。所以，意境会泄露诗人写作时的心情以及诗人的世态观。后工业化时代，诗歌的意象正由单一的大自然方面迈入更宽广的后工业时代意象指代。比如物象方面：“电话线”“电脑”“手机”等，事象方面：“流水线”“打工”“白领”等。当传统的诗人和读者还沉浸在古老的大自然意之象的同时，现代意之象已纷沓涌入。一些意象的凭空出现，是诗人凭自己的灵感捕捉而成，有些从传承中组合出现，有些并没有传承根基，导致突兀的意之象像迷宫一样呈现。作为改革开放的城市前沿，深圳外来打工者成千上万，有名无名的诗人不计其数。他们有的如过江之鲫，在网络上留下只言片语后又流向远方，而一些文字流传了下来，在现代诗歌的注脚上落下厚重的一笔。23岁的打工诗人许立志在富士康纵身一跳，他生前写下了一首诗歌《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他们把它叫做螺丝 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 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 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 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 我再咽不下了 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 在祖国的领土上铺成一首 耻辱的诗”这首诗歌中充斥着浓郁的后工业时代元素，画面感强，像一个相机，将这一组打工流水线上的一帧帧画面定格：工厂的生产车间，一群年轻人正紧张忙碌地在流水线上工作，在他们灵巧的双手下，一颗颗螺丝将产品组装成型。厂户内，灯火通时，员工加班加点；厂房外，月亮高高升起，从日出到月落，这就是打工者忙碌的一天。生产线上，有毒的工业废水在侵蚀着鲜活的生命，为了生存，他们必须面临着这样的选择。即使这样，他们的工作依然没保障，常常面临着失业。在举目无亲的城市，有时迫不得已住在人行天桥下，打工的奔波与流离失所如影随形，求职的路上充满了无助与艰辛。“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一个“咽”字背后，诉说了诗人多少的无奈和辛酸。冰冷的铁，替代了热气腾腾的食物，渴望在阳光下的鲜活的生命与冷清的月光相遇，这一组文字形成的画面，落寞而孤寂，一种悲凉与无助感充斥着读者的心，于是，作品在读者与诗人之间形成一种共鸣。这首诗歌当中，除了“月亮”属于大自然意之象，“螺丝”“订单”“废水”都属于后工业化时代的意之象。当天上的月亮在冠以一个生硬冰冷的“铁”字组合之后，“铁月亮”也不单纯是大自然现象，而是处于一种后工业时代与大自然组合的新意之象，显而易见，浓浓的意之象呼之欲出。时代的快速发展，一些意之象的突兀出现，恐怕连诗人都无法把持控制。比如，后工业时代的“厂房”“人行天桥”“广告招牌”等等，都能成为诗人的意之象。这类意之象像外来侵略者一样，来得迅猛，在诗人猝不及防的当口，就闯进了诗人的句子里：厂房的脚趾缝矮脚稻拼命抱住最后一些土它的根锚疲惫地张着愤怒的手 想从泥水里抠出鸟声和虫叫（ 选自杨克的《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 ）厂房原本就是一个普通的代词，现实中，如同我们的住宅、瓦房一样，它有可能是铁皮房，也有可能是水泥结构，一旦赋予了工业色彩，与后面的稻田一对照，就形成了两种不同属性的意境。“厂房的脚趾缝 / 矮脚稻 / 拼命抱住最后一些土……愤怒的手 / 想从泥水里 / 抠出鸟声和虫叫 ”简简单单的几行字，却强烈地刺激着人的思维，在大面积的厂房、工业废水、嗓音等驱逐之下，稻田退缩或者消失，原来的土地上，建立起一座座现代化工业大楼，原来的鸟声虫鸣，早已不见影踪。工业进，则农业退。这首诗给人带来的冲击力是震憾的，呈现给读者的是一种大工业时代工业对农业造成侵略的直觉。经济的崛起，是否应该以牺牲生态平衡为代价？在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之间，留给人们更多的是反思。广告牌霓虹灯巨幅字幕上微笑的明星乞丐商贩子流浪汉一个不合法的走鬼三个证件贩子聚积的人行天桥难以数清的本田捷达宝马皇冠的轿车装饰着这个城市的繁荣，珠江嘉陵南方摩托车装饰的小商人走过，一辆自行车八辆公共汽车的小市民手挽着手穿过汊形的街道河流，我是被这个城市分流的外乡人挤上了世纪广场的人行天桥。120分贝的汽车鸣叫而过，100分贝的折价叫卖阴魂不散，75分贝的假证贩子象苍蝇一样在耳边嗡嗡，60分贝的是一个个出卖肉体的暗娼在询问：“先生去玩玩吧！”一阵从汽车和空调排出的热浪和工业的废气象一支军队一样直冲进我的肠胃肝胆脾（诗人郑小琼的《人行天桥》（节选） ）在郑小琼的《人行天桥》之中，大量密集的后工业化元素，冲斥着整首诗歌的篇幅，诗人并没有给这些意之象加以修饰，赤裸裸的原生态的形象直接面对读者。象“明星”“乞丐”“流浪汉”“证件贩子”等等，都代表着这个后工业时代洪流中的一个阶层属性，即意之象中的人之象，“宝马”“皇冠”对比人行天桥的“流浪汉”，穷与富，强与弱，一副混沌复杂而多元的社会原生态画面便产生了。在经过诗人的排比，在读者脑海中有意识地形成一种力量悬殊的较量，冲击力十足。可见后工业时代的到来，传统的诗歌意象早已走出大自然属性和田园化范畴，诗歌的意象正面临着重新衍化，在传统的诗歌意象传承过程中，一些意之象加以现代化元素组合，使得意象的本质更为复杂。由此，读者所说的“迷宫式”的诗歌语言逐步产生。诚然，社会文明进步是必然的，少部分评论家批评“迷宫式”诗歌语言的出现，与其说是年轻的先锋诗人们爱出风头，不如说是某些老派诗歌评论人墨守成规，抱着过去的书本上的诗歌传承意象不变。现代诗歌处于一种快速的发展时期，反观诗歌意象的多元与重组，丰富了诗歌的生命力，也暗示了现代诗歌意象正走向一种新的格局。二、现代诗歌网络化与口水化的争议新诗的争议由来很久，1917年2月《新青年》刊出胡适的《白话诗八首》，它是新诗最初的尝试之作。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1号推出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三人的白话新诗，被称为 “现代新诗的第一次出现”。俞平伯、康白情等人也发表了白话新诗。胡适在1920年3月出版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尝试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个人新诗集。此后，更多的诗人开始尝试白话诗的创作，现代新诗的诗体范式开始形成。^②时至今日，新诗已历经百年风雨。各类诗派揭竿而起。从最早期胡适、俞平伯、刘半农等人发起的尝试派，到1923年由徐志摩、闻一多等人等人创立的新月社，新诗的走向和流派也渐渐纷杂。20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象征诗派的崛起，诗的暗示性功能和神秘性，被一些人追捧。现代派则在汲取以上的诗歌流派的营养中渐渐形成。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朦胧诗派在民间兴起，风靡一时。中国诗坛出现了大批的优秀青年诗人，如北岛、杨炼、顾城、江河、舒婷、芒克、江河、严力等。在新诗发展的历程中，批评家对新诗的评判标准是模糊的，新诗发展过程中，新旧观点一直存在而且争议较大。创新派只能以一种探索的方式尝试让人们接受自己的观点。以致各种诗派在成长的过程中，相互吸收又相互摒弃。直到网络诗歌出现，新诗的格局再次受到冲击。新生代的梨花体、乌青体、下半身写作等等，新诗正面临着遭受更多的争议。一些自诩“名人名家”为曝眼球炒作一些低俗作品，也冠以“诗歌”字样。以下是从赵丽华博客上选的一首诗：红提文/赵丽华我原来买红提买过60元一斤的还都是蔫蔫的那时候我想什么时候我能买到2元一斤的提子啊今天在新华路和花园楼的街口我又遇到卖提子的真的2元一斤而且很新鲜我买了5斤回家一路上我都在想：我总算买到2元一斤的提子了读完赵丽华这首“诗”， 读者不禁要问，诗歌的美在哪？意境在哪？我们常说如诗如画，而这首诗简直一本正经的口水话，画面上就像俩个跳广场舞的大妈在闲聊鸡毛蒜皮的家常事物一般，毫无新意更无美感可言。然而，在读者铺天盖地的痛骂之中，赵丽华红了，红得发紫，越来越多的人痛骂她，也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她。许多人都在想，这样的口水话也是诗，那我也可以写诗了。赵丽华才不管她的诗有没有美感，她才不管要不要对读者负责，要不要对诗歌负责，只要能出名能产生经济效益。如今她是名人，新浪微博上有接近百万人的关注，风生水起的她也因此赢得了民间 “梨花教主”之名。在网络上引发争议的，还有另一种叫“乌青体”的口水诗，摘录如下：天上的白云真白啊真的，很白很白非常白非常非常十分白特别白特白极其白/贼白/简直白死了啊—香港诗人廖伟棠曾评论到，“这样的诗，唯一价值就是显示作者语言的贫乏程度已达到极限。”而这次，从“简直是侮辱文学”到“看完我诗‘性’大发了，我也要去出诗集”。显然，很多人还是不认可这样的文字就是“诗”。^③网络诗歌的兴起，打破了传统纸媒的垄断格局，各类自我标榜诗人的出现，使得诗坛泥沙俱下、是是非非的观点，扰乱着读者的视线，目前网络争议声音最大的比如：抒情的断行散文，日常口语只要分行了就成了“诗”，即“口水化”诗。无可避免，众说纷纭之中，现代网络诗歌正在走向一种岐途。同样无可否认，诗歌最早起源于劳动，原始人一面劳动，一面发出单纯而有节奏的呼叫，以忘却劳动带来暂时的疲惫和振奋精神，还能协调动作。渐渐地，这种单纯而有节奏的呼叫声，发展成为模仿劳动本身的声音和表达劳动者本身感情诗歌。所以，节奏、韵律、情感曾是诗歌发展的遵循路线。有了情感的充盈，各种代替情感元素的意之象纷至沓来，诗歌才渐渐变得丰富多彩起来。现代新诗的出现，打破了传统诗词的韵律规格，现代诗单纯以意之象为载体介入。意象的介入，构成了诗歌语言。多重的意象穿插，组成多维的诗歌画面，形成意境，意境空间的维度大小，从而决定诗歌的质量与生命。从某个方面来讲，意之象的发展，增加了诗歌的介入元素，从而促进了诗歌的发展。如：后工业化时代元素的介入，“迷宫式”诗歌语言的产生等等。三、呼唤诗歌意象的回归综上所述，现代诗歌迷宫式语言的产生的同时，各种争议一直不断。在一部分读者读不懂现代诗歌的现状下，口水化的诗歌则显得更为亲民。基于网络诗民的自娱自乐，将新诗的传承根基打破。口水诗的存在，正因为其诗中也不乏一些哲思或优美的句子，获得了读者共鸣，使它得以有养分的存活空间。然而，没有根源的事物，往往是得不到世人认可，就像一个身世来历不明的人得不到别人承认身份。诗歌也一样，不管是从古典诗歌中演变而来，还是从西方派诗歌中衍生，诗歌的历史追溯应该是有出处的，它不能凭空捏造。口水诗的凭空出现，注定就像一个来历不明的弃儿，没有“传承血统”。偶尔有一两句精彩的碎片诗句，也成不了章法。事实上，在读者们的各种猜疑之中，“口水诗”也饱受了白眼苛责。追溯到诗歌艺术的来源，诗歌中的意象和意境将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事实上，深圳有一些新涌现的现代诗人，他们采用传统的意象写新诗，读后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用掌声唤醒一些花朵一场风，不止于惊雷摈弃太多的冷，苦与痛村庄将我拥抱得更紧更远的地方，云雀在歌唱……火焰将燃烧躁动的大地河流，痕纹一样穿透掌心擂响的鼓，已抵达枝头”（见陈少华《立春》一诗） “用掌声唤醒一些花朵”，唤起意志消沉的生命之斗志。每个人都渴望得到社会或他人的认可，而有些人虽然有才华，但因为胆怯懦弱，失去了自我展现价值的机会，最终自暴自弃。大自然的法则是适者生存，现实生活又何尝不如此？生命原本就是一场充满风雨的旅行，在贫穷与落后面前，年轻的生命不应该守着苦痛抱怨。摈弃生活中的寒冷，给自己一个坚实的拥抱。远方的云雀用歌喉在召唤年轻的青春梦想，世间还有许多美妙的事情值得人们去做。这首诗歌描述的是一种逆境状态下，对生命意义的探索。诗歌中“花朵”意指心中的美好，立春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诗人的理想的萌芽，结尾那两个句子中，诗中的“河流”，喻意为生命之河流，“痕纹”寓意为河流的苏醒，“擂响的鼓”喻意为青春或生命的感召。整首诗有着一种朦胧的苏醒之势，给予人激励振奋之情。^④ 深圳诗人骚风在他的诗作《一日之计》中这样写道：“……每一爿月光都身怀六甲乡情如潮。空寂之灵始终无法靠港迷蒙的湖滩，漆黑中神器钻进你的呻吟风沙沙地奔跑。村庄沙沙地奔跑城市暗角的床遗落午夜之后的喧嚣……”月光，原来就是诗人的相思之物。而诗人用“每一爿月光都身怀六甲”来形容自己如潮的乡思,使得这种思念份量明显加重。风原来是一种无形之物，诗中用“风沙沙奔跑”来映衬“村庄沙沙地奔跑”，暗示“我”与村庄之间有一种无法抵达的距离。这样一来，情绪产生的失落感油然而生，一种隐形的痛，在呼吸里挣扎。深圳诗人魏先和这首《夜》的诗歌，同样给人一种无形的压迫感：“夜越来越沉，我用手推了推沉如胸口的巨石隐在睡眠里的人呼吸轻如飘浮的羽毛……”诗人形象地用“夜”隐喻的黑来表达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迷茫与困惑。这段文字中，诗人采用一系列的象征手法。如“巨石”和“羽毛”，一重一轻，这组词语在感官上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反差。重若磐石，轻若鸿羽，两者之间的悬殊不言而喻。胸口的巨石，压迫着生命，隐喻着生活之重荷。黑沉沉的夜，潮水般涌来，淹没了一切，有生命的无生命的，都吞没在茫茫夜色里。寥寥几个句子，给读者勾勒出一个无限大的想象空间。“隐在睡眠的人，呼吸轻如飘浮的羽毛”，很显然，“隐”是对现实生活的妥协与逃避。一个隐字，已泄露了在命运重荷之下无法抗拒下的屈服。生命的吸呼，如飘浮的鸿羽，已无力抵挡现实的沉重。至此，生活之重与生命之轻，已跃然纸上，读来令人凄然。从郑小琼、陈少华、骚风、魏先和等诗人的现代诗歌作品中，读者欣赏到了诗歌所带来的艺术魅力和意境之美，意之所想，融意入境（物）。可见一首好的诗歌是离不开意象和意境的想像空间。诗歌意境的高低，直接反应了诗歌艺术的深浅。诚然，后工业时代，呼唤诗歌传统意向的回归不容置疑。如何思考后工业时代所衍生的意之象与新旧意物组合型意之象的位置，是现代诗人们在长久的一段时间里需要考虑的。引用：①古风著《意境探微》第四章第一节，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②现代诗歌流派，来源《搜狗百科》③http://baike.baidu.com/item/乌青体④此段引用拙作2016年11月《作品》

深圳湾文化评论征文大赛暨首届深圳文艺评论大赛获奖作品选登（2）

市场语境下的深圳戏剧发展探析黄娟摘要：本文以十年为一个阶段，在市场语境下对经济特区成立后的深圳戏剧发展情况进行梳理，对深圳戏剧活动多，发展快，市场趋势好，但面临缺人、缺精品、缺影响力、缺整合机制的现状进行分析。强调深圳戏剧应该坚持戏剧文化属性和产品属性并重，积极构建戏剧多元化的良性发展格局，实施戏剧专业化、复合型人才培养，全方位加强戏剧市场培育。

深圳湾文化评论征文大赛暨首届深圳文艺评论大赛获奖作品选登（1）

由深圳市文联创研部、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与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共同策划组织实施举办深圳湾文化评论征文大赛暨首届深圳文艺评论大赛日前结束，2020年12月底在深圳商报大厦进行了颁奖典礼。

营造良好的戏剧生态

编者按：2020年12月19日，戏剧创作与发展研讨会暨市剧协第五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在深圳市文联九楼会议室召开。深圳市戏剧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就本年度工作进行总结并向理事会述职，市剧协“创意剧场”“第一朗读者”“精品戏曲名师传承计划”等项目实施代表分享经验并发言。市剧协理事们及戏剧界部分代表就深圳戏剧创作与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市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张忠亮同志作了关于“营造良好的戏剧生态”发言，对深圳戏剧创作与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戏剧创作与发展研讨会暨市剧协第五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照片营造良好的戏剧生态张忠亮市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张忠亮发言照片 2019年9月，深圳市戏剧家协会换届。新一届主席团履职一年多了。在各位主席团成员和理事们的辛勤努力下，在全体会员和戏剧界同仁支持和参与下，全部兑现了当时换届大会上的承诺。2020年市剧协的工作是出彩的，取得了良好的口碑和各方面的认可。这是新一届戏剧家协会起步的一年，是有转折意义的一年，是了不起的一年。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上半年几乎无法开展正常的戏剧活动。我们在剩下差不多半年时间里完成了全年既定的工作任务，大家做了很多事情，有很多创新，好几项工作是过去没有做过的。我在此衷心地感谢各位主席团成员和各位理事，感谢一年多来参加了市剧协活动的所有团队和个人。 2020年初，市剧协主席团成员做了分工。我当时说，我们的主席、副主席一定要带领大家做实事，要扑下身子、有操作性地来做，而不是夸夸其谈，或者在旁边评头论足。市文联今年规定各协会主席团要向市文联党组述职。今天先请各位主席团成员向市剧协各位理事述职。因为我们的主席、副主席是各位理事推选出来的，理事会成员又是广大会员代表推选出来的。所以我们的主席团成员、理事会成员既要对上级党组织负责，也要对戏剧家协会广大会员负责。一句话，我们都要对深圳的戏剧事业负责，交好自己的答卷。 今天,我想讲一个核心主题是——要在深圳营造一种良好的戏剧生态。这也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12月15日，中国戏剧家协会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新当选的中国剧协主席濮存昕特别提到，要让戏剧生态更加向好。戏剧生态对于团队、组织、个人是多么重要的事情！一个健康、良性、有活力的生态可以让大家凝聚在一起，一心一意干事业；没有一个好的生态，就会是一盘散沙，更谈不上能多出佳作、多出人才。市剧协去年以来工作的全部出发点，也是我最在意和用心的，就是要在全市营造一个良好的戏剧生态。在此基础上激发全市戏剧资源的活力。我们要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机制，让每一个戏剧从业者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可以有所作为。只要你想干事，就有平台和空间。这是我的理想，也是剧协工作的宗旨。 为了打造良好的戏剧生态，核心问题是什么呢？有两条：一是在全市建立和形成一个完善的戏剧创作与发展的链条，二是建立和形成公开、公平、公正的工作机制。先说链条，这里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原创；二是剧本。2020年，市剧协围绕这两个关键点做了很多事情，设计了一些项目。比如“创意剧场”，无论叫什么名字，只是一个概念，核心是打造深圳本土原创戏剧精品。2020年“创意剧场”用半年时间做了三部剧。这三部剧，一部是抗疫主题剧。主题剧的地位不能动摇，永远是第一位的，特别是现在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这个定位，文艺、戏剧大有文章可做。商业剧和实验剧也要有，但是主题剧放在第一位。今年的主题剧做了抗疫题材的《行囊落下的地方》。新冠肺炎疫情刚刚暴发的时候，主席团在春节假日、第一时间组织召开了视频会议研讨创作抗疫题材作品，体现出了在非凡之年有所担当。后来盯着出几个本子，反复打磨，反复研讨，与福田区合作共同打造了这个作品。在人类面对如此大灾难的疫情之下，深圳戏剧人做出了自己的作品。这就叫主题、叫担当。另外两部，一部是关于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的《时代糖厂》，反映深圳创业者的现实题材主题剧，通过一个百年企业、三代人历史演进的过程，展现了实业报国的故事和情怀。还有一部是《消失在房子的罗曼蒂克》，也是一个现实题材的剧，它真实反映了当下深圳年轻人买房的困难和纠葛。我去看戏的时候，现场观众中一个女孩子嚎啕大哭，剧情戳在了她的痛处。戏剧就要反映当下真实的生活、心理和情感。通过这三部原创话剧，我们看到了深圳戏剧人的风采，说明大家可以做事情，可以做成事情，可以做出精品好戏！这三部剧也会成为市剧协原创剧目库里的重要作品。照这种做法，一年至少3部，三年就是9部，假以时日，深圳原创戏剧会是一种什么景象，不得了，很值得期待！在这里我还补充一点，政府现在给予的扶持资金只是做孵化，不可能大包大揽，孵化出来以后，鼓励大家去走市场赚钱。再说剧本，舞台艺术特别是戏剧艺术的繁荣，关键核心环节离不开剧本。深圳在剧本方面一直比较薄弱，过去基本是自己团队自己找人写，关起门来搞 ，没有一个开放的系统，没有资源整合，弄出好的剧本很不容易。今年，我们“第一朗读者”在诗剧场之外，创造性设立了“剧本车间·读剧场”。这是一个重要的项目，它历史性破解了剧本荒这个难题，这是一个重要的抓手和重要的环节。我们第一次面向全国征集剧本，优中选优，最后选了8部，还是与深圳市场相适合的8部剧本，并以读剧展演的形式呈现。我去看了其中一部，是在深业上城剧场演出的《游戏男孩》，很新颖、很深刻、很精彩。读剧的剧目不要限于某种题材，有主题的，也要有实验的、有商业的，要百花齐放。读剧展演的另一个目的是让更多的戏剧投资人、制作人参与进来，甚至将来条件成熟时可以搞一次剧本拍卖会，将剧本进行竞价。我们来打造一种有吸引力的剧本创作和展呈体系，在这里，剧本是值钱的，好的剧本是能卖高价的。我们的目的就是打通从剧本到搬上舞台的“肠梗阻”。这个中间关键环节通畅了，就会大大提高舞台呈现的效率，好剧目也会层出不穷。 所以，我们在打造戏剧产业链条的时候，从抓原创和剧本这两个环节入手，进行横向资源链条整合，从而为整个深圳的原创戏剧服务。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进行纵向资源的互通和整合，包括与整个戏剧链条相关的元素，编剧、导演、演员、舞美、制作，包括演出场地、市场培养、观众互动等，所有的资源做进一步的整合。2021年，纵向资源整合上要做进一步努力。 营造良好戏剧生态的另一个关键，是建立和形成公开、公平、公正的机制。在深圳，政府主导的体制内戏剧院团奇缺，除了一个歌剧舞剧院、一个粤剧团，其他的全是民营戏剧机构，特别是话剧这块，没有一个是政府主导的。高手在民间，深圳的民营话剧机构反而获得蓬勃发展，这几年深圳几个比较有影响的原创话剧，全部是民营剧团承制的。有点规模和影响的民营剧团、剧社，我差不多都去实地调研过。如果不能把包括民营机构在内的各方资源调动起来，深圳的文艺繁荣、戏剧繁荣是不可能的。营造一种良好的戏剧生态，目的就是要让深圳所有的戏剧人、戏剧机构、戏剧主体活力迸发。活力怎么样才能调动起来？不外乎两条：一是搭建平台，完善平台，这个上面说到了；二是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机制。去年市剧协在这一点做了重要尝试，我们的所有项目向社会公开，让所有市场主体都有资格参与，而且在遴选、评价环节真正做到了公开、公平、公正。比如“创意剧场”剧目评审，我们把编剧、团队信息统统隐去进行盲评，连评委自己都不知道还有谁是评委，每位评委都书面写出评审意见；现场陈述环节请省里和市里专家进行评审，在评审投票的时候我让大家放下个人交情，真正要出于公心。这种机制带来的直接好处就是参与者一下子非常踊跃，光“创意剧场”就有26个项目报名，另外一个新设立的“戏曲名家传承计划和折子戏汇演”有33个剧目报名。我相信明年报项目的会更多，据我所知好几个团队早早就在精心准备新一年项目了。什么是活力？这就是！ 希望大家早点谋划新的一年工作。有的我们前几月就布置了，有了明确的计划，比如建党100周年主题的“诗剧场”。“创意剧场”有的剧目也在准备中。关于2021年工作，大家还有哪些好的想法，2020年工作有哪些不足和可以改进的地方，多想想，提出来，加以改进。2021年，中国校园戏剧节将正式在深圳落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遇。衷心希望市戏剧家协会各位同事在新的一年取得更多让人刮目相看的新成绩！戏剧创作与发展研讨会暨市剧协第五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合影照片（转自深圳市戏剧家协会）（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2020年网络文学述评：最是一年春好处

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对于上网即写、宅家可读的网络文学来说，似乎并未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继续保持了繁荣发展态势。面对传媒与市场的种种不确定性，整个行业直面挑战，积极应变，这支文学新军正以奋进姿态稳步前行。现实题材“整体性崛起”，网络文学步入“趋主流化”快车道近年来，经政府倡导、网站平台积极响应和网络作家的共同努力，关注时代、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的现实题材创作明显增多，网络文学“玄幻满屏、一家独大”现象有了明显改观，2020年的网络现实题材创作已呈“整体性崛起”之势。网络文学界对现实题材创作必要性、重要性、可行性的共识度明显提高，创作现实题材已经从一种社会期待变成网络作家的自觉追求。丰富多样的现实题材作品让网文类型和风格出现结构性变化，作品的思想内涵不断深化，精品力作时有所见。中国作协积极倡导现实题材创作，2020年重点扶持的32部网络作品选题中，就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的《冲吧，丹娘！》，有表现脱贫攻坚主题的《故园的呼唤》《晚妮》《我的草原星光璀璨》，有“一带一路”主题的《画春光》和《应识我》，还有反映同舟共济、全民抗疫主题的《白衣执甲》《春天见》《共和国医者》《逆行者》等。有统计表明，过去的一年，在各大网站平台发布的年度新作品中，现实题材作品占60%以上，涌现出一批主题格调健康、艺术品质上乘、社会效益凸显的现实题材佳作。2020年5月，上海举行第四届全国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征文大赛，参赛作者超过13700名，同比增长33%，征集作品超过14800部，同比增长25.4%。在2020年度的各类网络文学排行榜中，一批现实题材作品成为榜单亮点。《浩荡》《星辉落进风沙里》《天下网安：缚苍龙》《朝阳警事》等，荣膺中国作协2019年度网络小说排行榜；描写现代都市生活的《DNA鉴定师》斩获第三届“金熊猫”网络文学奖唯一一部长篇小说金奖；在沪揭晓的首届“天马文学奖”5部小说中，现实题材就占了3部；第四届中国“网络文学+”大会发布优秀网络小说入选名单，《中国石油人》《我的消防员先生》《待我有罪时》等现实题材小说占80%。还有10月29日公布的第二届泛华文网络文学“金键盘奖”、11月13日在南京颁发的“2020扬子江网络文学作品大赛”获奖作品、12月10日由中国版权协会发布的2020年度最具版权价值网络文学排行榜等，其榜单中的现实题材作品占比都很高，并且斩获一等奖的作品均为现实题材小说。网络现实题材“整体性崛起”，标志着网络文学正以“趋主流化”姿态而自觉成为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一翼，不断让自己一步步迈向主流。“它意味着网络文学界已具有较为理性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在尽量保持网络文学特征与活力的同时，正日益向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文化传统、主流文学审美靠拢；它表现为党和政府倡导的核心价值观与重大方针决策在网络文学创作中得到热烈响应和较多体现，描写改革开放历史进程和人民主体地位的作品日益增多。”（陈崎嵘《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整体性崛起”》）它表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网络文学作用不可替代，价值不可小觑，地位不可或缺。对于当下的网络文学而言，现实题材创作还需要解决好“主流叫好”与“读者叫座”的有效统一问题，让现实题材创作从题材选择走向“价值及物”，并从生活镜像走向艺术审美。只有这样，网络文学“趋主流化”才能在快车道上行稳致远。增速放缓，挑战加剧，倒逼业态转型升级总体看，2020年的网络文学依然保持高位运行，各项数据都很亮眼。据《第46次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信息，截至2020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4亿，互联网普及率为67%。网络文学用户为4.67亿，网民使用率49.7%。另有数据表明，我国500余家大小网站聚集了超千万网络文学作者，其中签约作者约70万人，各类网站平台储藏的原创作品达2590余万部。然而，当我们比对数据会发现，2020年6月我国网民的网络文学使用率相比半年前下降了0.8%，手机网民的文学使用率下降了0.6%。在使用时长占比这一指标中，网络文学从上年的7.2%下降至4.6%。也就是说，网络文学在新用户增长和现有用户留存两方面都呈下降态势。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消退，靠网民自然增长、文学用户“扩军”以实现粉丝套利的原有增长模式，即将触摸到止增的“天花板”。人口总量是有限的，并且文学网民的“粉丝化”不能单靠人口聚集的“粗放式红利”，而要借助提升每个粉丝的单位付费量来创造内涵式增长率，或通过内容分发、IP转让实现多版权、全媒体经营来增值，靠单一的线上营收将难以阻止行业下行颓势。近3年的统计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2018年1月-6月，我国文学网民增加了2820万人，2018年7月-12月增加了2607万人，2019年1月-6月新增的文学网民为2253万人，2020年1月-6月只增加1166万，递减趋势明显。可以预料，无论是增量还是增幅，网络文学受众遭遇止增难题都将是不可避免的。形成增速放缓的原因除人口总量约束了读者增量外，还有两个更为直接的原因：一是短视频冲击，二是免费阅读的分流。统计表明，2018年网络文学在各类手机的应用时长为7.8%，2019年下降为7.2%，而到2020年6月，这个数字已减少至4.6%。与此同时，短视频、网络直播则得到越来越多的受众追捧。截至2020年6月，我国视听用户达9.01亿，产业规模达4541.3亿。其中短视频用户8.18亿，使用率为87%。很显然，短视频已成为用户“杀”时间的利器，网络文学正面临读者分流危机。面对“南抖音，北快手”，以及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微（博）B（站）人（人网）等所导致的流量分化，处于市场弱势的网络文学别无选择，只能靠内生性创新适应消费市场变化。免费阅读对行业的影响也是争议的焦点。自2003年VIP付费阅读在起点实验成功，读者订阅，粉丝打赏，平台得利，作者分成，这个网络文学的“中国模式”如今正遭遇免费阅读的挑战。2018年8月，连尚文学上线“连尚免费读书”APP，拉开了免费阅读序幕。随之，多家免费APP纷纷上线：趣头条孵化了米读小说，字节跳动推出番茄小说，阅文集团开发飞读小说，掌阅推出得见小说，百度战略投资七猫免费小说，还有ios版和安卓版的追书神器等等。免费阅读的盈利方式主要是用流量换取广告投资实现变现。付费与免费的激烈竞争带来了两个明显结果：一是免费把网文阅读触角延伸至下沉市场，吸引了三四线城市和广大农村的读者；二是“渠道向”平台的订阅量出现衰减，收入有所下降。其副作用还在于，免费疏离了作家与读者的“趣缘”关系，打破了粉丝对作家创作的约束机制，最终可能导致文学创作整体质量下降。作为一种商业化探索，免费阅读也带来两大利好：一是无形中推广了正版阅读，使盗版网站不再有生存空间；二是免费阅读有助于纠正以往按字数付费导致的作品冗长、内容同质化问题。其实，付费与免费同时并存并相互竞争，无论对读者还是对整个行业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有竞争才会有进步，有危机就会寻找生机，倒逼行业转型升级。根据阅文、掌阅、中文在线、晋江等网站平台的探索，面对短视频冲击和免费模式挑战一般有两种应对策略：首先从内容生产入手，用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的精品力作夯实长线绩效，形成付费文有所值、免费口碑爆棚的良性循环；然后做好网文IP的影视、游戏、动漫等跨界产品开发，实施多版权、全媒体经营，既延伸文学作品的传播半径，增加传播频次，又拓展网络文学产业链，实现从“文”到“艺”、从“艺”到“娱”、从“娱”到“产”的业态联动。2020年10月，阅文集团宣布与腾讯影业、新丽传媒、阅文影视三驾马车联手，达成阅文故事库、新丽制作力和腾讯流量平台有机整合，实现“好内容-内容产业-内容产业链耦合”的三级跳。还有如米读与快手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开发IP微短剧；书旗小说推出“星神计划”，组建专属团队全方位运营影视、动漫、游戏的IP开发；腾讯音乐娱乐集团与阅文达成合作，联手改编网文IP，共同开发有声书和访谈节目，形成“书影漫音游”的IP联动等。这些都是应对挑战、探索行业转型升级的有效举措。规范行业秩序，优化网文生态2020年的网络文学进入外部引导与行业自律互相作用的理性发展阶段。政府加大网管工作力度，规范行业秩序，网文界自觉践履社会责任，优化行业生态，共同打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为网络文学的可持续发展聚集新的能量。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国家网信办等部门精准掌控，将监管对象与范围明确到网络文学内容层面，实施监管与引导双措并举，坚持把网络文学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以提升质量为抓手，推动网络文学健康有序发展。2020年6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文学出版管理的通知》，要求网络文学出版单位严格落实平台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内容审核机制，强化内容把关职责，支持优质创新内容；严格规范登载发布行为，实行网络文学创作者实名注册制度，在平台上明示登载规则和服务约定，对创作者登载发布行为提出明确要求；加强对作品排行榜、互动评论等相关信息发布的动态管理，正确引导用户阅读等。2020年3月正式施行的国家网信办《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以网络信息内容为主要治理对象，以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建设良好的网络生态为目标，突出了“政府、企业、社会、网民”等多元主体参与网络生态治理的主观能动性，重点规范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网络信息内容服务使用者，以及网络行业组织在网络生态治理中的权利与义务。中国作协积极搭建网络作家培训平台，举办全国网络作家在线学习培训班，与相关部门联手举办青年网络作家井冈山高级培训班和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培训班，并在赤峰和杭州分别举办了第六届中国网络文学论坛和全国网络文学理论研讨会，在海南三亚举办“自贸港网络文学与电影发展论坛”等，引导网络文学从业者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倡议“写出好网文，传播正能量”，自觉抵制“三俗”，让网络文学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在政府、网站、作者与读者逐渐形成的高质量发展共识中，网站文学走出了“野蛮生长”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开始朝着精品化、主流化方向迈进。在行业治理中，2020年一个标志性事件是4月底伴随阅文高层管理层人事变动引发的“合同风波”，以及由此酿成的“五五断更节”事件。这一风波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网络作家担心阅文平台的经营理念将从付费走向免费，从重视产业链前端的内容生产，转向更注重后端IP分发的视频产品营销，使“文学”在与“资本”的博弈中处于下风，导致创作者权益不保而被边缘化，其实质是平台与作家之间的权益之争。这一风波的背后蕴藏着网络文学的方向性、结构性再选择和力量博弈，阅文启动紧急公关，迅速化解了这次风波。这一事件提醒人们，面对急速变化的网文行业，及时规范行业秩序，持之以恒加强行业治理和生态调适，将是多么重要和紧迫。2020年行业治理的一个亮点是，12月24日，136位知名网络作家在上海发出《提升网络文学创作质量倡议书》，向全国网络作家发出倡议：坚持正确的创作导向，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大现实题材创作力度，塑造新时代的新人物；勇挑时代重担，传承中华文脉；倡导“降速、减量、提质”，推动精品化创作；推进网文出海，讲好中国故事等等，在网络文学界引发强烈反响，这是网络文学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征兆，也是网络作家追求高质量创作自觉意识的具体表现。网文出海，从作品传播到模式输出在国家宏观政策支持和网文企业积极作为下，以起点国际、掌阅科技、推文科技为代表的文学网站，积极扩展国外市场，上线英、法、日、韩、俄、印尼、阿拉伯等十几种语言版本，加速了网文出海步伐，在作品翻译出版、IP授权输出等方面业绩不俗。传播落地以东南亚地区与欧美为主，不断延伸传播半径，让中国的网络文学覆盖40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逐步实现从内容到模式、从区域到全球、从输出到联动的整体性转换，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排头兵。2020年，我国网文出海的网站平台主要有起点国际、掌阅文学（海外版）、推文科技、中文在线、晋江文学城、小说更新网等。其中，起点国际（Webnovel）是中国网文出海的门户网站，2017年5月15日正式上线以来，该网站累计用户已超过7000万，输出上线1700余部网络小说，海外作者超6万人。翻译出海最具代表性作品是《全职高手》《鬼吹灯》《斗破苍穹》等，爱潜水的乌贼的《诡秘之主》被认为是中国网络文学面向全球市场的里程碑式作品。另外，中国网文作品海外授权也不断扩大，2020年阅文集团向日韩地区及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多国，以及美国、英国、土耳其等欧美多地授权数字出版和实体书出版作品700余部。其中，《鬼吹灯》系列英文版已由企鹅兰登书屋出版，《全职高手》纸质版在日本出版，《斗破苍穹》韩文版在韩国授权，《将夜》上线泰文版，《盛世茶香》授权越南版，《斗罗大陆》授权法文版，《盘龙》授权土耳其版等。中国网文出海方式已经从单一性作品传播，开始走向更深层次的模式输出，即把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网络文学创作、传播、作品线上经营和内容版权跨界分发模式，整体性输出到出海落地的国家和地区。这主要表现为：其一，输出付费机制。例如，立足于起点中文网开创的VIP付费阅读体系，起点国际为海外读者量身打造本土化付费阅读体系，循序渐进地建立起付费订阅、打赏、月票等线上消费机制。其二，输出翻译模式。基于海外环境和国内环境差异，仿照国内的职业作家体系，设置翻译孵化计划和翻译质量控制系统，建立了一套职业译者的管理模式，对翻译者进行培训考核，扶植他们成长，以加速扩大翻译者规模和水平。其三，原创模式输出。如起点国际使用阅文孵化作者相同的方式支持海外作者原创，分别启动了针对韩国和东南亚地区原创作家的培育和扶持计划——“星创计划”和“群星计划”等，旨在帮助全球有创作意愿的网文作者在Webnovel上写作。2020年的网文出海呈现出几个鲜明特点：一是翻译规模持续扩大，人气榜单不断翻新，如《放开那个女巫》《许你光芒万丈好》《超级神基因》《君九龄》《从前有座灵剑山》《太古神王》等，都在众多国家持续圈粉，《诡秘之主》《全职高手》《天道图书馆》《真武世界》等在国内被人喜爱的作品，在海外也口碑爆棚。二是AI翻译大显身手，翻译效率大大提升，2018年7月推文科技推出的人工智能（AI）翻译系统，能够全自动监测、抓取、翻译和发布获得版权的中文小说，可使翻译效率提高3600倍，成本则降至原来的1%，大大提高了网文翻译的效率。三是海外原创在全球多点开花，参与原创的作者分布不断扩大。2018年4月起点国际开放原创作者通道以来，截至2020年12月，该网站共上线英文原创作品超过16000部，海外原创作者超万人。除大型网文企业设立海外平台外，还有如Dreame，HiRead等中国创业型公司也选择让中国网文的海外经营。Dreame的主要市场集中在北美、英、澳等发达国家，后来又进军东南亚和欧洲国家，现在已经在海外积累起3000多名原创作者，上线小说逾3万余部。四是从原著到IP改编协同出海。如阅文集团在积极翻译上线优秀作品的同时，打出影、漫、游多维IP改编组合拳，由网络小说改编的《庆余年》《天盛长歌》《扶摇》《将夜》《黄金瞳》《择天记》《你和我的倾城时光》等影音作品，扬名海外收视收听市场，登录全球五大洲多种新媒体平台和电视台，成为海外追剧焦点和流量黑马。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已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面窗口，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的一种文学呈现。在全球化时代，面向世界开启民间渠道，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网络文学大有可为。新老作家同屏发力，“新生代”快速成长有统计表明，在我国1900多万网络创作者中，网络新手比例超过6成，“90后”作者超5成，笔龄在3年以下的作者占53.7%。2018以来实名认证的新申请作者中，“95后”占74%，“90后”占13%，“00后”的作者也呈快速增长之势。这表明，网络时代的“文学少年”正在崛起，网文创作的新锐力量来势喜人。2020年1月，速途研究院发布《2019年中国网络作家影响力榜》，评选出国内年度最具影响力的男女作家各50名。统计发现，在新晋男频作家中，“90后”作者占比超45%，女频作家也呈新人大幅涌现、年轻作家担纲大任的特征。新近出炉的艾媒咨询《2020年中国网络文学作家影响力榜单》也出现类似情形。比如，新榜单中的猫腻、唐家三少、辰东、天下归元、丁墨等中生代和资深作家仍旧保持强大影响力，猫腻和天下归元凭借《大道朝天》和《山河盛宴》分列男频和女频榜首，证明资深大神仍是网络文坛的中坚力量。不过让人更为欣喜的是，“85后”“90后”作家展现出亮眼实力，占据了榜单的半壁江山。比如，上榜男频作家榜单中，“85后”及“90后”占了68%，女频榜单中“新生代”比例也达54.0%，并且有多位是“95后”。其中，卖报小郎君凭借一本《大奉打更人》，不仅在起点长期霸榜，获得阅文集团2020年网络文学“十二天王”称号，还在此次榜单中一举拿下男频作家影响力榜第九位。凭借《万族之劫》位列榜单第三名的老鹰吃小鸡，是一位“90后”作家，更年轻的作家如齐佩甲、黑夜弥天、荣小荣等多位“95后”也榜上有名。会说话的肘子、老鹰吃小鸡、言归正传、囧囧有妖等“新生代”作家接连上榜，说明一代青年作家正迅速崛起，网络文坛后继有人。随着互联网原住民“Z世代”的成长，越来越多的“95后”“00后”加入网络文学创作行列。阅文公开数据显示，2018-2019年度在阅文旗下网站创作的新增作家中，74%都是“95后”。他们大多从小读网文长大，深谙网文写作的节奏和文风，有着强烈的互动意识，能灵活融通各圈层的文化元素和网络前沿风潮。2020年12月，阅文集团发布的年度网络文学“十二天王”榜单中，卖报小郎君、柳暗花又明、牧童听竹、手握寸关尺、火中物等12位作者斩获“天王”称号，成为2020年在各自创作品类中具有突出成绩的潜力“新神”和行业榜样作家。人们发现，最年轻的“十二天王”是1996年末出生的云中殿，他凭借一本《我真的不是气运之子》在起点“一书封王”，获“轻小说气运之王”称号，仅在起点一个平台，他就拥有超百万粉丝量，连续5个月稳居起点品类月票榜TOP5，体现了年轻作家对新兴题材的敏锐把握和强劲的吸粉能力。年轻作家中，会说话的肘子长于本土次元化题材，老鹰吃小鸡多写高武题材，晨星LL擅长学霸科技题材，齐佩甲、育擅长游戏题材，榴弹怕水、七月新番对于历史细分题材有着精细的把握能力，这些表明“新生代”作家群体在题材挖掘、风格化表达上已日渐成熟。2020年11月20日，阅文宣布成立起点大学，并发布“青年作家扶持计划”，将投入亿元资金扶持青年作家创作。最是一年春好处，今年花胜去年红，几代作家同频发力和青年作家的迅速成长，让我们有理由对中国网络文学的未来往上走、开新局抱有更大的信心。（转自《文艺报》2021年1月29日5版）（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特别的戏，给特别的城

“这里没有家长里短，生存是最基本的考虑——工作找了两个月，没钱了，留下还是回去？觉得自己很能干，来这儿一打拼发现不行，怎么办？终于找到了工作、留下来了，尝了多少艰辛，受了多少委屈，来的时候秉持的理念经过了多少变通，甚至坍塌了、推翻了，又重建……在深圳，每个经历过这样一番挣扎的人都是‘哲学家’ ，戏剧创作者面对这样一群‘哲学家’ ，你的思考不能落在他们后头。一个业务员拖着一天的疲惫下班了，他需要什么样的文艺作品、什么样的艺术力量？如果戏剧提供不了，他明天一早还得去奔忙，为什么要走进剧场？”　　前不久，中国田汉研究会、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的深圳市青年戏剧月落幕，深圳市剧协副主席、话剧导演邸叙然的一番话，道出了深圳这样一个年轻、多元、高负荷、快节奏城市对戏剧的特殊需求。如何培育属于一个城市的戏剧，如何依据城市所需规划戏剧活动，是此次戏剧月留给戏剧工作者、创作者的课题。　　城市：更需要精神上的“聚”　　此次戏剧月为深圳观众奉献了3个板块共13场演出。除了话剧板块的4台大戏，小型剧目板块和新增的小剧场戏曲板块上演了十余个剧种的节目、剧目，均受到观众欢迎。邸叙然却坦言，这个城市的观众对戏曲其实谈不上了解。“深圳是个移民城市，来的都是年轻人，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几岁，他们的目的是打工挣钱，关注的主要是吃饭问题，生活成本会压得很低，很难有时间、有精力去欣赏艺术，尤其是审美品位偏高的戏曲艺术。 ”　　然而，在深圳市剧协负责相关工作的经验告诉邸叙然——这样的城市不能没有戏曲。改革开放走过了40多年，已经留下的建设者、正在打拼的奋斗者、初来乍到的探索者，都需要认同感、归属感，“地方文化、地域人格在这里碰撞，什么能够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支撑？地方戏” 。　　深圳的戏曲土壤构成复杂，除了本土的粤剧，京剧、豫剧、越剧、黄梅戏、赣剧等全国各地的剧种都有。各地来深圳打拼的人为了沟通协作，形成许多商会，不仅以省为单位，还以更小的市县为单位。“他们经常聚在一起，除了物理上的‘聚’ ，如果有本乡本土的戏曲实现精神上的‘聚’ ，这是他们更需要的。 ”在邸叙然的理想中，深圳这个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经济发展的桥头堡，在这种潜在精神需求的催动之下，完全有可能成为戏曲振兴的窗口和桥头堡。　　深圳市青年戏剧月举办四年来，中国田汉研究会会长周光对这座城市的印象不停刷新——在这样高速发展的城市，五湖四海的剧种都有生存土壤，不仅有观众，还有民间职业剧团、票友团体，成员也倾向于年轻化，他们自发组织进校园、进社区，传播本剧种文化；这次参演小型剧目板块的一位演员是深圳本地人，却来自一个越剧社团，他的越剧唱得相当地道；一位京剧演员的出色表现引起点评专家的关注，询问得知，他从中国戏曲学院毕业后来深圳打拼，如今已创办了京剧社团；有的独立戏剧工作者与深圳本地演出团体签约，他们来自各行各业不同工作岗位，业余时间参加排练演出，并能获得收入……在这里，从事戏剧的方式多种多样。　　深圳市青年戏剧月以繁荣当地精神文化生活为目的，以前更侧重于面向全国遴选演出团体，近年来参选、入选的深圳本土团体逐渐增多，此次戏剧月，本土团体就占总体的40%左右，其积极性不可轻视。周光表示，未来将更侧重于为深圳民间职业剧团和新文艺群体提供展示机会，这将更有利于各剧种演员的成长和观众的培育。　　戏剧：以当下感接通观众　　此次戏剧月新增的小剧场戏曲板块上演了锡剧、淮剧、黄梅戏等多个剧种剧目，其中，黄梅戏小剧场剧目《薛郎归》令观众印象深刻。　　“从小看《红鬃烈马》 ，我就在想，王宝钏嫁给薛平贵，十八年等来的为什么是荣华富贵，荣华富贵她明明在嫁给他之前就有，并且她等来的不是纯粹的荣华富贵，而是现实的重重一击，她的爱情理想在薛平贵带回玳瓒公主的一瞬间全部坍塌了。 ”青年编剧屈曌洁表示，从当时的男性书写角度来看， 《红鬃烈马》以王宝钏封后作结就是“圆满” ，而她的《薛郎归》则从女性书写出发，让传统戏中“沉默的她”成为“发声的我” ，站在女性立场上，对“十八年等待”予以反思。“当代女性对传统戏中王宝钏的结局是不能接受的，许多男性观众看了《薛郎归》以后也觉得王宝钏的等待不值得，甚至熟悉传统戏的上了年纪的观众看了，也不会说故事不可以这样讲，他们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嗯，这样也合适’ ” 。　　《薛郎归》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乃至韩国上演，均得到观众认同，屈曌洁感觉到，小剧场戏曲不是空的形式。“它是写给现代人看的，它要接通戏剧和观众，要有当下感。无论什么剧种，只要它是戏，能让观众入戏、进入角色内心，观众就会被感染” 。　　此次戏剧月在小戏、折子戏等节目的基础上新增小剧场戏曲剧目，看重的正是这样的特质与深圳的契合。小戏多以现实题材为主，有一定的任务性、宣传性，折子戏多以技艺传承为主，对欣赏者有一定的专业限制，比起与剧种、地域相关的艺术本体特色，深圳观众更在意故事本身，故而周光表示，选择小剧场戏曲剧目的标准是故事晓畅、舞台精美，“必须足以把平时不怎么看戏的观众留在剧场” 。　　深圳观众看戏，不像北京、上海观众那么“专” 。“演一出《红鬃烈马》 ，他不一定坐得住，而《薛郎归》这样的戏，以新的视角讲述，不失传统意韵，又富于现代气息。 ”周光介绍， 《薛郎归》引入说书人角色，某些在传统戏中不可缺少的折子，以说书人的叙述一笔带过，集中于人物情感的表达；以金剪刀代表荣华富贵，以绣球代表忠贞不渝，象征主人公的内心选择，舞台借鉴了西方的、当代的表现手法。在叙事节奏上、视觉呈现上符合观众欣赏习惯，在思想上、艺术上贴合城市观众审美需求，另外，在体量上，六七十分钟的长度为观众未来更广泛深入的戏剧欣赏活动做出先导。　　城市与戏剧：精神、气质的互建、互见　　除了对《红鬃烈马》作出现代性书写的黄梅戏《薛郎归》，淮剧《秀才·审妻》、黄梅戏《玉天仙》等小剧场戏曲剧目均以新的叙事方式和舞台呈现对《马前泼水》等传统戏给予现代性观照，其带来的启发并不局限于小剧场戏曲创作演出本身，还关乎戏剧如何既反映城市气质，又参与城市精神塑造等课题。　　“在这座城市从事戏剧工作，责任是要把人们从这些纯娱乐消费场所拉回剧场。 ”邸叙然说，戏剧是转瞬即逝的，“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半小时之内，你能不能走进观众心里，能不能让他参与进来，决定了他下一次会不会来。 ”　　然而，目前能够提供给深圳观众的戏剧作品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太“陈旧”和太“先锋” 。“来到深圳都会感受到这里的宽容，它给予每个人、每种思路自由发挥的空间，陈旧的套路、观念可以大胆地放弃、大胆地变革，哪怕走错，前提是别把观众从剧场轰出去。 ”而一些创作者所谓的“先锋” ，在邸叙然看来，往往体现为不接传统、不接地气、不接观众的个人化表达。　　“一定要从传统中来。 ”邸叙然说，“观众看话剧是要看新的，看戏曲是要看传统的，戏曲程式是锤炼的、极致的美，这种美当代生活中没有了，反映当代生活的戏剧中也很难再有，粗线条的城市生活中就更没有。 ”他表示，让观众感受这种缺失并弥补这种缺失，是剧场留住观众的秘诀，这是形式层面，在精神层面，创作者只有走出“自我艺术” ，探讨观众关心的问题，作品才能走进公共文化领域。　　据了解，深圳市有关部门近年来对传统文化传承、城市精神培育愈加重视，相关投入也逐年增加，并积极主办、承办各种形式的戏剧活动。相关从业者介绍，在深圳市十个区中，每个区每年都举办区级戏剧节；每个区都有多个剧场满足多种形式的戏剧演出，如此次戏剧月的演出主场地罗湖区零九剧场，多年来致力于培育观众的公共空间意识、戏剧欣赏习惯，是深圳首个入选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的单位。　　周光表示，一系列条件具备后，主办方的总体策划不可缺位，如每个区的戏剧节可以整合为大型戏剧活动的不同板块，优秀剧目可以在各区巡演，营造城市居民的共时体验，以扩大其影响力，充分调动本土民间职业剧团和新文艺群体的积极性，这种影响力将更有可持续性。“对于许多戏剧工作者来说，能够演出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体现，当他们主动参与进来的时候，也许不需要什么奖项、奖金，效果会比政府埋单请‘外援’更好。 ”周光说。　　“在深圳这座城市，戏剧从业者的工作方式是先把观众请进来、留下来，然后带领观众慢慢提高，最终共同奔向大家心目中的艺术。 ”邸叙然说。（转自中国艺术报；作者：中国艺术报记者 怡梦 ）（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张娅姝：一个自由舞蹈的精灵

2020年岁末，深圳歌剧舞剧院（以下简称“深歌”）推出了专为张娅姝而打造的一台作品：舞蹈剧场《2月3日·晴》，为2020年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处于下滑态势的舞台表演注入一股力量，也为“深歌”一年的创作和演出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流量明星”张娅姝可以说是这些年舞蹈界的一个“流量明星” 。随着网络兴起而出现的流量明星这个概念，无论最初出现时具有正面色彩还是渐渐趋于中性，都无疑代表了大众的一种喜爱和认可。张娅姝的出现及其成长，便与“流量”文化直接相关。于我而言，她的名字是伴随着电视舞蹈选秀节目而逐渐出现在记忆中的，后来听说她是众多舞剧的“女一号” 。只是，因为各种原因她参演过的舞剧作品没有太多刺激到我的记忆，所以，张娅姝虽然已经有了二十余部舞剧主演的积累，我对她的印象仍模糊不清，甚至连她是哪里毕业的，又在哪里获过什么奖项，都不太了解。一直以来，我对舞蹈界“流量明星”的关注度极低，一来是觉得这个领域即使不关注也不会影响我对舞蹈界整体的认知和把握，二来，我也的确觉得这个领域离舞蹈界主流的距离还是较远的，加之电视台做节目的娱乐性削弱了这些节目在舞蹈界的职业分量，尽管后来东方卫视的《舞者》决赛场我应邀去做了评议嘉宾。虽然关注不多，我却完全支持这些节目的初衷，因为它们为社会带来了“舞蹈界”的“流量明星” 。舞蹈界有“流量明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让全社会都能看到舞者们的巨大付出、让舞蹈艺术更多地在社会上曝光，显然对整个舞蹈生态具有积极意义。　　作为“流量明星” ，张娅姝的“星途”似乎极其顺畅：在关注度极高的电视舞蹈选秀节目中脱颖而出获得佳绩，一举成为万众追捧的“舞蹈明星” 。应该说，对于一个事业正在起步的年轻人，这是一个难得的开端。自然，这一切的获得都与她在这之前的长期积累和付出直接相关——优良的身体条件、日复一日对身体的锤炼、在舞蹈艺术上的开悟等等，所有这些都成为她一举成名的可能和根本保证。　　“舞剧专业户”　　作为一名舞者，张娅姝有着得天独厚的身体条件，个头、形象、技术、表现都体现出了极佳的舞者状态，她在艺术上的修养也能体现出她的母校——培养了大量出色的舞者的四川省舞蹈学校给她的滋养，所有这些因素，都成就了她日后承担多部舞剧“女一号”的重任。　　值得一提的是，张娅姝居然在参演由郑州市歌舞剧院出品、曾在业界大获好评的舞剧《风中少林》时就出道了。当时，只有15岁的她出任该剧“女一号”的B角。这样算来，张娅姝的舞剧表演之路也可谓由来已久。小小年龄担此大任，说明当年的她已经十分出色。成名后，她选择了移师无锡市歌舞剧院。选择去无锡发展，对于当时的张娅姝而言，等于是选择了与舞剧为伴、与角色为伍。大量的舞剧作品的参演，更加夯实了她的舞蹈功力基础，继而让她在对角色的揣摩和刻画中，感受到了舞剧艺术的美与真谛。迄今二十余部舞剧的表演量，放在任何一位舞者身上，都是一个难得而饱满的收获和积累，正是通过这些剧目的磨砺，让张娅姝的艺术观念更加务实、更加落地。　　如今，进入“深歌”的张娅姝，在艺术的追求上更加自信和自由，凭借着多年来的累累硕果，她又在新的疆域开启了新的征程，而她经过审慎咀嚼和精心打造的成果，宣告着她在深圳崭新亮相的同时，也完成了一次自我淬火成钢的艺术蜕变。　　重返自己重获“新生”　　在我眼中，标志着张娅姝崭新艺术思路的创作，就是她于2020年12月24日至25日在深圳保利剧院推出的舞蹈剧场《 2月3日·晴》。这部由她本人制作和主演，刘兴范、高成明、余尔格、马良、王寅、刘桐春、 Istvan Horkay （匈牙利） 、李鸣、蒋维昕、 OBEG、李鹏飞、倪梦绮、张家恺、李监庭、吕绍隽、李宏翕等人加盟的作品，可以说是完全而彻底地颠覆了张娅姝在业界乃至社会上建立起来的惯常的舞台形象，以一种全新的表现风格和气质，开始了她不畏艰难的刻意求索。在我看来，张娅姝此举是极其大胆的。　　改变形象的确是一件挺需要勇气的事。以往的张娅姝，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银屏上，那个可人而充满古典意味的“美人”舞者形象，可谓深入人心。清雅而天生丽质，像一个脱尽俗世的“舞蹈仙子” ，这样一个固有的形象早已烙在了那些整天追着她跑的粉丝的心里。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张娅姝并不满足于那样一种光环，而是不畏世俗眼光努力突破自我。看来张娅姝更在乎的，是她心中的艺术，是她自己的艺术表达。　　这是一部仅从题目上便能够清晰感受到其颇为“现代”的现代舞专场——《 2月3日·晴》。2月3日？这是个什么日子？为何还是晴？赶快翻查月历，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2020年的2月3日，是立春的前一日；而2021年的2月3日，则正赶上立春。那么，张娅姝想要表现的是2020年的2月3日还是即将到来的2021年的2月3日呢？如果是前者，那是一个已然经历过的时段，是一种感悟、一种结果，而如果是后者，那则变成了一种憧憬或一种遐想。想到这里，便让人对该舞作的出发点产生了兴趣。当然，或许我是过分解读了，作者也许就是想借用“2月3日”这样一个寻常的日子来记录或是阐释自己平凡而普通的日常吧。但无论是哪一种解释，这样一个题目的设计，无疑从一开始便吊足了观者的胃口。　　主创们将舞作的形式定位于“舞蹈剧场” 。先不去论“舞蹈剧场”这个概念的来龙去脉及其在中国场域内的变迁与变异，仅从要把整体思路落在这样一种艺术形式上便也能让人窥到创作者们求变求新的艺术立场。　　果然，这是一部观念和手法均非常“新”的舞作：一个从天而降的框架将女主人公“框”在“家”中，床、桌、椅、镜子、衣架、花盆，全是我们熟悉的日常家景，女主人公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开始了她日复一日、时复一时的动作，不断的重复增强了刻意化的处理，也让表达本身呈现出一种日常的繁琐，以及由此引发的神经质。某种神秘性的外力，让整个时空弥漫着某种张力，也在时时刻刻牵引着观者的注意力。应该说，整部作品具有自洽的结构，暴力性很强的动作意图，既让剧中人物的对抗感陡升，也显示出了张娅姝作为一个舞者的肢体表达能力。　　创作者们在作品的延宕中穿插了三段影像，让作品的立意有了很深入的推进，分别是：皮娜·鲍什、尼金斯基和伊莎多拉·邓肯的历史影像。从这三位国际大牌舞者的闪现中，该舞作创作者们的用意，便彰显得较为明显了。作品是从这三位的艺术追求以及人生金句的使用中，让观者产生联想进而达到深化作品表达的效果。可以说，这样的处理还是很有效的，因为，熟悉这三位的观者，立刻可以捕捉到由此带来的某种特定张力。　　我猜想，舞台上那个表演者，一定是演员本人——张娅姝在表达自己：自己的认识、自己的理念、自己的人生、自己的追求。也就是说，张娅姝不过是在借一个作品来传递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悟。实际上，一个舞者，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委实不易，因为她不但需要知道自己所拥有的思想世界，同时还应知道自己需要怎样的思想世界。咀嚼自己，剖析自己，然后通过一种艺术的形式表达自己，这样的舞蹈家不但需要勇气，更需要理性。因此，从艺术的判断上，我们便十分欣喜地看到了张娅姝那开始不断成熟起来的、一个艺术家所应该具有的秉性及能力：她的表达，不再简单、不再“美丽” ，而是有了十足的分量。　　皮娜·鲍什、尼金斯基、伊莎多拉·邓肯，都是有力量的舞蹈家，他们通过自己的动能，释放出生命的哲思和舞动的意义，让他们的舞蹈不再是那种“花瓶气”十足的点缀。舞蹈家用肢体语言来探讨更为深层的人生主题，不但是可能的，而且可以是很有效的。张娅姝一定是异常向往这样的境界吧，以往的那些积累并不能完全释放她的思想状态，于是，她选择了这样去舞蹈。　　挣脱了某种看不见的偶像光环之后，我们看到了一个自由舞蹈的精灵，张娅姝用她浑身的力气来抒泄自己的主张，进而捍卫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身份及其理想。从这个意义上来体认，张娅姝的这次蜕变，并不仅仅只是一次实验，而是她在艺术追求上的扎扎实实的质的升华。在自己的王国里，她可以不用再去迎合、粉饰，她可以拒绝媚俗，让自己的灵魂伴随着飞升的理想向极致挺进。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艺术境界，它向人们证明着艺术永恒的真谛和价值。那份偶像的光环或许美丽，但同时也是一个枷锁。打碎这个枷锁，让自己重返自己，这样的张娅姝不但自己会借此获得新生，也让一个能量满满的艺术家从此重返于中国舞坛。　　张娅姝显然是一个榜样，特别是之于当下浮泛的某些平庸凡俗，她以一己之力全身心拥抱理想，对于业界的影响无疑也是巨大的。同时，作为“深歌”的首席演员，张娅姝的这次突破显然也是特区精神的一种积极的呼应和体现，展现出该剧院的某种艺术主张及其特色。完整的艺术理念，加上创新的有效形式，再借助优秀舞者的表达高度，让“深歌”的这份艺术追求有了实质性的延展，从而不愧于这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带给深圳专业舞蹈艺术发展的期待和需求。沿着这样一个发展理念，无论是“深歌”还是张娅姝，都会获得更进一步的成长。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研究员。本文图片均为张娅姝舞蹈剧场《2月3日·晴》剧照，罗劲超、陈思源摄）

第三届深圳国际魔术节粤港澳高校魔术师研修班及粤港澳高校魔术展演活动圆满举行

由中国杂技家协会、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魔术文化创意产业基地主办，深圳市杂技家协会承办的第三届深圳国际魔术节——粤港澳高校魔术师研修班于2021年1月16日~17日在深圳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举办。本届深圳国际魔术节的一大亮点是比赛板块与学术板块的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充分发挥深圳在弘扬魔术传统文化、培养魔术人才、挖掘优秀节目、发展魔术文化创意产业、繁荣魔术经济方面的先行示范作用。高校是年轻魔术师的重要培育基地，许多年轻有为的专业魔术师都是在大学开始学习魔术。据统计，深圳大学、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等8所深圳高校已成立了魔术社团，其中深圳大学魔术社、深职院魔术协会、深信息学院魔术协会成立于2003和2004年，是国内成立最早的一批高校魔术社团。目前，深圳高校魔术社团在校成员近千人，历届成员更达到数千人，当中不乏学士、硕士、博士等高学历人才。但当前高校魔术社团普遍存在缺乏专业指导、缺乏活动经费、与行业专家接触较少等问题，导致社团活力不足和人才培养水平不高。为帮助这些高校社团破解这些问题，培养更多优秀的魔术专业人才，同时促进粤港澳地区魔术文化交流，市杂协邀请知名魔术师作为研修班导师，对粤港澳三地大学魔术社的魔术爱好者开展培训，提高专业水平。课程内容包括舞台魔术专业课、形体课、表演课等。本届研修班共收到申请报名且符合资格的109人，超出拟定招募人数，择优遴选后实际招募50人。课程修满后，市杂协为学员颁发了结业证书，并评出了10名优秀学员。1月17日，在青少年活动中心大家乐舞台举行了粤港澳高校魔术展演，从研修班中遴选出优秀作品进行展演，为高校魔术爱好者创设魔术实践交流平台。市杂协主席茹仙古丽出席了研修班开班仪式，并提出三点希望：一是希望本次研修班能提高魔术师的专业水准和热情，提升校园社团的活力，加强魔术行业人才队伍建设和储备。二是希望参训魔术师以本次学习培训为契机，真正把培训中所学知识运用到实践中，提升专业表演水平。三是希望本届深圳国际魔术节在粤港澳青年魔术师朋友们的助推下，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年轻的活力，更加创新的形式、展示魔术艺术的魅力，为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发挥凝心聚力作用，作出新的贡献。

吴亚丁：深圳的第二代文学书写与南方叙事

汤奇云我比较喜欢的一个英国批评家奥登，说过一句比较刻薄的话：对待那些低劣的作品你要保持沉默，对待那些卓越的作品你就要热情洋溢地去宣传。前半句话太刻薄了，你凭什么认定哪些作品就是低劣的作品，从而迫使你保持沉默呢？但我对它的后半句话是很认同的。因为我坚信我自己的艺术直觉和艺术趣味，吴亚丁老师的作品就是我比较欣赏的，也被认为的是非常卓越的。所以，我不仅自己阅读和研究他的作品，同时我也引导我的研究生们去阅读它们和评论它们。因为我始终认为，要在文学教学中培养良好的艺术敏感性和文学胃口，“来料”是关键。“来料”不仅要多元化，“来料”的质量更重要。对于初入文坛的青年学生来说，这一点最为重要。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最初是什么机缘，让我看到他的作品的。反正我是追着问着他的作品来读的。这在我个人的评论史上是不多见的，尤其是对这些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作家或诗人。可能是对他们太熟稔，仿佛他们无论写出的什么样的句子或故事，他们一开口，我就知道了他们在肚子里嘀咕些什么。但是，吴亚丁在《出租之城》《谁在黑夜里敲打我的窗》《眺望英格兰》《一头猪的私奔》等长长短短篇里的“嘀咕”，我是十分在意的。也很有兴趣去打探他到底在“嘀咕”些什么？到底为什么会这么念兹在兹地“嘀咕”。只因为我也生存在这样一个“出租之城”，我也曾经期待有人来敲打我的窗。到今年，作为我国改革开放试验田的深圳，刚好成立四十周年。也正好是这个新兴的当代典型的移民文化社会所走过的四十年。对深圳这座移民文化城市的文学书写，实际上也经历了两代作者。吴亚丁的文学书写面向的是我们这些喊出“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在场者，明显已经是属于深圳文学的第二轮书写。而第一代书写，应该是曾经声震世界的“打工文学”。因为“打工仔”的这一社会身份，使第一代深圳书写者从来不敢以“深圳人”的身份来叙事。他们一直在唱着“我们不是一个人类”（吴君）和“来的都是客”（央歌）等委屈的歌。因此，我一直认为“打工文学”是一种怨恨文学。为什么是一种怨恨文学呢？来深圳打工，被老板欺负了；在二线关，被警察查边防证；在“城中村”，又要查暂住证，居住证；在车站或劳务市场，又被诈骗了。总之，他们满腹委屈。在深夜寂静无人的大街，将大脚踢向垃圾桶。第二天早晨，他们又可以“朝着太阳撒尿”。当人们反诘他们：既然深圳这么糟糕，你的老家那么好，把老家写得那么诗情画意，为什么又不回去呢？他们的回答显然无法完成现实人生与文学话语的逻辑自洽。吴亚丁的文学叙事，在我看来，应该属于关于深圳社会的第二代文学书写。其标志就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谁在黑夜敲打我的窗》的出版，大约始于2005年左右。他的文学表现出与第一代打工文学完全异质的特征。他完全改写了以往文学将深圳描述为“欲望之城”“铜臭之城”或“地狱之城”（曾有作品题曰《天堂向左，深圳向右》）的怨恨叙事。相反，他把每一部小说当成了自己的“精神自传”来写，在完成自我精神对话的同时，将笔触转向了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的脑腔领域。他不仅要“见证”他们新的精神生存，也要分享他们的孤独与困惑。我曾经惊异于这种新质的文学书写，故而写过一篇文章，将这种呈现了资本化时代精神肖像的文学，命名为“南方叙事”（见《南方叙事：资本化时代的精神肖像——吴亚丁小说印象》 《福建论坛》2011年第2期）。比如，在为吴亚丁带来极大声誉的《出租之城》里，年轻的叶蝉就是为赚钱而来的。他也确实赚了很多的钱。不过，他赚钱是为了得到“女人花”陈旎的爱。他也确实得到了陈旎的爱，因为陈旎也是一个与他类似的年轻人。她来深圳的目的也很简单，要找到一个有钱的男朋友，能够给她买世界上最好的冰激凌，要开世界上最好的车。但当他赚到了钱，也得到了陈旎的爱后，他又陷入了无限的惶惑，为自己的生存意义而迷惘——人活着难道就是为了赚钱、赚钱、创业、再创业？后来，他破产了，也被女朋友甩掉了，因为她投入了另外一个能给她买车买冰激凌的大老板的怀抱。但是他心安理得，甚至觉得，她应该去追求她自己所认定的幸福。是的！每个人就应该去追求自己所认定的幸福。另一个写得比较含蓄的短篇小说《眺望英格兰》，也表达了这种全新的人文态度。老凡夫妇在深圳开一家小咖啡店。他老婆陪着孩子到英国留学去了。他负责在深圳赚钱，再寄到英国去赡养老婆和孩子。不久，他老婆通过一个店里的女店员转来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就不打算跟你过一辈子了，因为我已经在这边找到另一半幸福了。但我知道店里的这个帮工女孩很喜欢你。我跟她挑明了，要她今后光明正大地跟着你；并告诉她，老凡人很好，今后你也一定会幸福的。老凡当着暗恋他的女帮手面，看完老婆给她的来信，腾地从桌边站了起来，碰翻了咖啡杯。而那温暖的咖啡，点点滴滴落在杯上的“英格兰”字样上。他的这个叙事，我们都看得出来，他关注的是深圳这个城市里面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新的伦理价值观的建立，是一种新的城市人文风景，当然是人们内心世界里的人文风景。具体来说，就是自己要好，也要允许别人好。显然，这种曾经被我们定义的南方叙事，呈现了深圳这座城市一种全新人文风景。生活在这座新兴城市的人们，既有对新奇未来的憧憬，又有对强大异己生活的无奈；但更醒目的是，他们的内在世界里正生成一种磅礴的现代都市伦理意识——不仅自己要好，别人也要过得好。这可能与我们传统的那种伦理价值有些冲突，但我觉得，这既是深圳这样一个移民城市新生成的一种现代人文价值，也是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期的文化选择。社会的转制，工商的繁荣，既重建了市民的个人责任主体，也催生了既要尊重各自的生存选择又要关照“他者”的现代伦理价值。正象20世纪中叶美国南部移民城市蒙哥马利，诞生了马丁?路德?金的“梦”和“哈姆莱文艺”一样，围绕着这种新的现代都市伦理所展开的文学叙事，诞生于深圳这块岭南移民文化“飞地”（一部分敏感的诗人曾将他们的书吧与诗歌杂志，命名为“飞地书局”和“飞地诗刊”），实质是现代都市市民理性精神与传统情义叙事碰撞糅合的产物。事实上，只有在现代都市这种社会交往频密的公共场合，身份歧视的不合理，剥夺人的主体性体制的荒谬性，才能在当事人的心灵世界中真正成为事件。这些隐藏在移民内心世界中的事件，也使他们一直处在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之中，而非原有体制生存的沉静状态。所以，南方叙事是一种讲述移民内心世界嬗变的文学叙事。它不仅要讲述深圳这座城市崛起的文化因由，更要讲述人们摆脱传统羁绊而获得个体自由的喜悦，和对新规则与新角色的预期。当然，潜存在人们心中的那份焦虑与惶恐，也是其“文心”的当然组成部分。吴亚丁是南方叙事的倡导者，也是践行者。他的作品自信地依托移民文化中的理性精神，对纷繁变化的社会与现实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旗帜鲜明地张扬现代人文价值与理念；又能坦然地借助传统文化智慧，应对现实生存中的苦恼。他的文学创造不仅在定义着他的“南方叙事”；他的文学话语也正在改变着这座城市内在精神世界。作者简介汤奇云，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意象经营意境生

胡经之我对艺术意境论的关注，乃始于1983年读了伍蠡甫的书稿《中国画论研究》后引发了我的兴趣。那年，复旦大学的伍蠡甫先生把这部书稿寄给了他的老友朱光潜，希望能收入《北京大学文艺美学丛书》。朱先生把这部书稿交给我和编辑江溶，并要我为此书写一篇评论，向社会推广。此书在1983年7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下就印了四万册。我认认真真拜读了这部书稿，然后遵朱先生所嘱，写了一篇《学贯中西艺论精》的评论，在《光明日报》(1984年8月2日)发表了。伍蠡甫的这部书稿，中心议题就是研究中国画中的意境创造，力持意境领先，笔墨随后之说。依伍老之见，意境的创造乃是中国画的主题，应该发扬光大，持续推进。伍老此书，影响甚广。出书后不久，我和钱中文等去扬州开会，在扬州师院任教的佛雏先生特携《王国维诗学研究》书稿来访，希望也像《中国画论研究》一样收入北大的丛书。我在扬州当即通读了书稿，觉得对王国维的意境论有较深入的探索，便立即带回北大，很快就出版了。△伍蠡甫《中国画论研究》受伍老等的启发，我对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意境作了些探索。1989年，在我的《文艺美学》一书中，有一章专论意境，视意境为艺术本体。2006年，我和李健合著的《中国古典文艺学》对意境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此次读了周子牛的《中国画意境论》书稿，深得启示，促使我对艺术的意境有了更多的思考：一是艺术意境的特征究竟何在？二是艺术意境如何方能创构？三是艺术意境论在当代还有什么价值？我以诗画为例，略作阐释。△胡经之《文艺美学》一、意境的特征意境和境界有别，不能混为一谈。周子牛的《中国画意境论》一书开始就把意境和境界作了区分，意境是心中的内在，属意识形态，而境界乃是人生在世的实在状态，不属于意识形态。这区分很重要，避免把意识和存在、虚在和实在相混淆。人生在世，每个人的实际生活状态本身就有所不同，人生境界有别。冯友兰、唐君毅、梁漱溟等哲学家都是先从人生境界说起，然后才进入艺术意境的探索。宗白华、张世英(点击查看《中国文艺评论》名家专访)等美学家对艺术意境作了深入探讨。艺术意境是在人生境界的基础上实现的精神上的提升，由心内之意和心内之境相融合而成。作家艺术家对自己的人生状态有所体验和感悟，经由意象经营，创构出了胸中意境，然后又经意匠经营，用笔墨把这胸中意境体现出来。艺术意境是对人生境界的一种超越，反过来，又对生活产生影响，提升人生境界。依鲁迅之见，所谓美术(文学和艺术的总体)，就是用“思理”来美化天物，生活中所见的天地自然进入文学艺术，都已经“思理”加工，进行了美化，所以齐白石才说：“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齐白石《鳞桥烟柳图》纸本水墨设色 中国美术馆藏人生境界是中国古典哲学所探索的重心，而艺术意境的探索，却是中国古典美学研究的应有课题。那么，艺术的意境究竟有什么特征？首先，意境的特征表现在：情景交融，意与境浑。中国古典诗歌理论中，意境论在唐代已经成熟。唐诗的成就十分辉煌，“诗至唐人七言绝句，尽善尽美”([清]宋荦《漫堂说诗》)。伴随着唐诗的辉煌，诗论也甚为精彩。诗人王昌龄的《诗格》中这样说道：“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这里说的意境，其实就是情意和境界的融洽结合。情意和境界的结合方式不同，就生成了三境，即物境、情境和意境：我和周振甫的解读一样，情境着重的是抒情，偏重于“娱乐愁怨”的感情，而意境着重的是言志，偏重于表达“意向”或“志向”。而物境着重的是状物，在这里是说的山水。山水诗就是把情意和山水之境结合，创构出山水境象。这三境，后人都概括简化为意境，这广义的“意”，涵盖了知、情、意，这是广义的意境。而物境、情境、意境(狭义)乃是广义意境的进一步细分。这里所说的物境，在唐代还只是专指创构的山水意境，但后来进而拓展为事境、人境，山水之外，草木虫鱼等物、鸟兽林花等物象，均入意境。我的深圳老友王子武擅长人物画，他画的曹雪芹、齐白石、鲁迅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早已蜚声中外。1997年，他知道我的生肖属鸡，灵机一动，在我生日时特为我画了一幅《雄鸡一唱天下白》，就创构了一绝妙的意境。一只雄鸡站在山巅的石岩上，驻足欲啼，背后是一片广阔的天空，展示的是深远的意境，寄寓了他一片深厚的友情，令人难忘。他在20世纪70年代所绘的《关中道上》，创构了另一种意境：秋高气爽，远空鸟飞，三匹骏马，一辆粮车，两个老农，高坐粮堆，欢笑疾驰，一派丰收时节关中老农喜送公粮的事境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俩曾在长江轮船上共度三天好时光，这是他第一次去长江三峡写生。人生难得，我们得以在江轮上畅谈中国画的“尽精微，致广大”，就涉及到了意境。△王子武《白石老人》(来源：雅昌艺术网)情境交融、意与境浑，这是艺术意境最明显的特征，我们较易感受得到，容易理解。但对艺术意境的理解不能满足于此，仍需作进一步理解，那就是：艺术意境还具有虚实相生、气韵生动的特征。所谓虚实相生，在中国画中，就是画出来的实象(有形之象)和没有画出来的虚象(无形之象)相互生发而创构出来的艺术意境，从而拓展了审美的空间，这就是古人所云的“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清]笪重光《画鉴》)。元代画家黄公望所作的《富春山居图》中所画的是富春山，这一实象乃有形之象，但画中的空白乃是一片无形之象，是并未在画中呈现的虚象。这引发了明代画家董其昌的高度赞扬：“吾师乎，吾师乎！一丘五岳都具是矣！”他从画中领悟到了虚实相生的妙境，仿佛从富春山这一丘，看到了中华五岳，祖国河山尽显其中。我看到此画时，直觉感受到的不仅是那连绵不断的富春山，而且还有滔滔不绝的富春江，山水相连，情思通融，引发了我过去的审美体验。2009年，在刘彦顺的精心安排下，我和王元骧、张法、李健，还有上海的吴中杰、陈伯海等畅游富春江，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欣赏那幅《富春山居图》时，我在富春江亲历的境象也就被唤起，融入其中。△黄公望《丹崖玉树图》轴 元 纸本设色故宫博物院藏中国画之所以要创构虚实相生的境象，并非要去追寻那虚象，“不以虚为虚，而以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宋]范晞文《对床夜语》)，而是为了追求更深远的意义，即所谓“象外之旨”“象外之韵”“象外之意”。古人说得好“象外象中，随意皆得”([明]王夫之《明诗评选》)，“妙在象外”(王士祯语)。苏轼十分赞赏文同的画：“时时出木石，荒怪轶象外”(《题文与可墨竹》)。画中虽然只有有形之象“木石”，但在象外之象中，却能呈现出“荒怪”的景象。元代画家倪云林，出身无锡的豪门望族，家道中落，沉闷不乐，时常“浮游湖山间”。他的画，“浪沙溪石，随转随注，出乎自然，而一段空灵清润之气，冷冷逼人”(《大涤子题画诗跋》)，后人称之为“使人意远”。倪云林自称：“余之竹聊以写胸中之逸气耳”(《答张藻仲书》)。我很看重艺术意境的虚实相生、象外之意这一特征。我的《文艺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中，第八章就专论艺术意境，我一直把意境看作中国古典艺术所追求的理想的本体，而意象只是创构意境的基本元素。从“观物取象”，经“立象尽意”，再到“境生象外”，艺术创造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营造意境。在论意境此章，其中有一节就是《虚实相生取境美》。200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编面向新世纪的语文教材，就把这一节收到《高中语文读本》第五册中，传介到了中学。我的意向是要阐明，我们平常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事理即象外之意，只有通过虚实相生的意境才能呈现。我特别推重清人叶燮所言：“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原诗》)。叶燮举出杜甫的诗篇作了分析，“晨钟云外湿”“碧瓦初寒外”，晨钟和碧瓦都是眼前所见的实象，有象有形，而外湿和寒外，都是无形的虚象，虚象和实象一结合，虚实相生，就生发出艺术的意境，表达了不可言说的事理。这种艺术的意境，“恍如天造地设，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意中之言，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可解。划然示我以默会相象之表，竟若有内有‘外’，有寒有‘初寒’，特借‘碧瓦’一实相发之”(《原诗》)。我亦很敬佩司马光对杜甫《春望》一诗的解读：“国破山河在”，这是“明无余物矣”；“城春草木深”，这是“明无人矣”。“山河在”“草木深”都是眼前所见的实象，但却显现了不在眼前的虚象(无人无物)，一片荒凉，从而表达出了杜甫的象外之意：“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宋]司马光《续诗话》)。诗人的不尽之意，正是通过这虚实相生的意境呈现出来。虚实相生的意境，由艺术家的情意一气贯通，气韵生动，韵味无穷。什么是韵味？钱锺书说得好：“画之写景物，不尚工细，诗之道情事，不贵详尽，皆须留有余地，耐人玩味，俾由其所写之景物而冥观未写之景物，据其所道之情事而默识未道之情事。取之象外，得于言表，‘韵’之谓也”(《管锥编》)。我试举一例以明之，齐白石的《十里蛙声出山泉》，小蝌蚪在游，乃实象，象外之象，而蛙声有象无形，乃虚象，虚实相生，构成意境，气韵生动，韵味无穷。中国画的最高追求，乃是能跨入天地境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而中国人的最高追求，乃是“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庄周)。人类之所以要创造文学艺术，就是要创构一个意境，进入这天地境界。方东美说得好：“创造浩荡诗境，迈往真、善、美，纯与不朽的远景”，从而，“将自己生命悠然契合大化生命”(《中国艺术的理想》)。中国画里，山水画最能创构出这种天地境界。当我们面对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倪云林的《渔庄秋霁》图，石涛的《山水》图等山水画时，正如朱自清所说：“山水，文人欣赏的山水，却是一种境界……如元朝倪瓒的山水画，就常不画人，据说如此更高远，更虚静，更自然。这种境界是画，也是诗，画出来写出来是的，不画出来不写出来也是的”。天地自然，大象无形，但若和山水之象，融会贯通，虚实相生，进入化境，就生成天地境界。明代初的画家恽南田说得好：“天外之天，水外之水，笔外之笔，墨外之墨，非高人逸品,不能得之，不能和之”(《南田画跋》)。这天地境界，“境与性会”([唐]张彦远语)，画家的人格精神也已融入这境界中了。“以追光蹑景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明]王夫之《古诗评选》)。这样的天地境界，用朱良志的话说，乃是“呈现生命真实的世界”，“它是人在当下妙悟中所创造的一个价值世界，其中包含艺术家独特的生命感觉和人生智慧。所以，它是一个‘显现生命真实的价值世界’”。△石涛《云山图》轴 清 纸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二、意境的创构中国画的创构，突出了“意在笔先，画尽意在”(张彦远)。先要在画家的脑海中创构出意境，然后才化为笔墨，画在纸上，成为画品。这整个过程，杜甫称之为“意匠惨淡经营中”(《丹青引》)。意匠经营，这“匠”之技法，是离不开“意”的，要服从于“意”，所以也要用“心”经营。清代学者颜元在谈到习琴时，就突出了要意匠经营，要达到“心与手忘，手与弦忘，私欲不作于心，太和常在于室，感应阴阳，化物达天”(《颜元集》)。作画也是如此，精心意匠经营方能造就“笔墨之妙”。但是，这笔墨之妙，却是为了表达“意中之妙”。清人画论家方薰在《山静居画论》中说得好：“笔墨之妙，画者意中之妙也”。为了阐明“意在笔先”的重要性，他以杜甫所说的“十日一石，五日一水者”为例，说明这是画前在进行构思，“非用笔十日五日而成一石一水也”。这作画的构思，他称之为“意象经营”：“在画时意象经营，先具胸中丘壑，落笔自然神速”(《山静居画论》)。这“胸中丘壑”是“意象经营”的结果，也就是苏轼所说的“胸有成竹”：“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苏轼说文与可作画“胸有成竹”，这要有一定的时日来酝酿构思，作“意象经营”。那么，即兴之作是否也要作“意象经营”呢？郑板桥在70岁时所作的竹画题跋中云：“文与可画竹，胸有成竹；郑板桥画竹，胸无成竹。浓淡疏密，短长肥瘦，随手写去，自尔成局，其神理具足也。”郑板桥的即兴之作甚多，确是“胸无成竹”，但在下笔之时，还是“胸中有竹”，不过是即时酝酿，意象经营急速，下笔如有神。所以，郑板桥最后还是作了这样的归结：“然成竹无成竹，其实只是一个道理”。他在64岁时就说：“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他又说：“后园竹十万个，皆吾师也。”他这一生，50年都在画竹，竹子的意象已烂熟于心，随时都可以呼之欲出。所以郑板桥的即兴之作，“胸无成竹”，乃是以数十年的意象积累为基础的，因而是“胸有成竹”的提升和超越。而在下笔时，郑板桥的心思更多就放在“意匠如何造得新”上，在“意匠经营”上花更多功夫。“意象经营”重在内形式的营构，而“意匠经营”则重在外形式的创新。△郑燮《兰竹图》纸本水墨 中国美术馆藏为了论述的方便，我在《文艺美学》一书中，把艺术构思和符号表达稍作区别，把“意象经营”和“意匠经营”分开来阐释，实乃不得已而为之。艺术实践中实乃连续动作，融为一体，先有画家内心世界的意境，然后方付诸笔墨，连续而成。其实，把“意匠经营”和“意象经营”向前推延，回归人的生活世界，那么就可以体验到，画中的艺术境界，来源于画家在生活实践中所生成的人生境界。郑板桥在66岁时，画了一幅《竹园》，在竹林后特地加画了青山江帆，并写了这样的题跋：“昨游江上，见修竹数千株，其中有茅屋，有棋声，有茶烟飘扬而出，心窃乐之。次日过访其家，见琴书几席，净好无尘，作一片豆绿色，盖竹光相射故也。静坐许久，从竹缝中向外而窥，见青山大江，风帆渔艇，又有苇洲，有耕犁……由外望内，是一种境地；由中望外，又是一种境地。学者诚能八面玲珑，千古文章之道，不出于是，岂独画乎？”中国画，作为美术中的一种，是在人的生活世界中生成的。鲁迅早在1911年已追随蔡元培在教育部推行美育。蔡元培在任教育总长时，就把美育列入国家教育方针，鲁迅积极响应，在教育部负责社会教育任内，在北京倡设“暑期讲习会”，推广美育。他自己就在讲习会开讲“美术略论”，至少讲过四次，对美术作了简明的阐释：“美术云者，即用思理以美化天物之谓”。美术具有三大要素，一曰天物，二曰思理，三曰美化。鲁迅把“天物”放在第一位，画家在生活实践中，先要能接触到“天物”，正如他所说：“所见天物，非必圆满，华或槁谢，林或荒秽，再现之际，当加改造，俾其得宜，是曰美化”。艺术创造是要通过思理来美化天物，首先得接触天物。所以，历代许多山水画家都爱游山玩水，这是作画之前，进入“意象经营”和“意匠经营”以前，要作生活酝酿。生活酝酿尚未进入“意象经营”“意匠经营”，但对作画很重要，生活的积累，构成画家的生活境界，生活境界的高低，制约着艺术意境。所以，优秀的山水画家都倡导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相互融合，在内心世界生成人格境界，然后才能通过意象经营，和他所见的山水意象，融合为艺术意境。所以，明代画家董其昌在《画眼》和莫是龙所撰的《画说》中都这样说道：“不行万里路，不读万卷书，欲作画祖，其可得乎？”△董其昌《山水》卷 明 纸本墨笔 故宫博物院藏生活酝酿乃是艺术创作的前提，画家不能不重视。清人沈宗蹇说得好：“有毕生之酝酿者，有一时之酝酿者”(《芥舟学画编》)。所谓“酝酿”，并不只仅仅是对自然山水，耳闻目见，而且还要经过心灵体验，从“澄怀味象”到“观物取象”，都需用心去体验。我把这称之为审美体验。宋代画论家董逌曾以那时的山水画家李成为例，这样说：“其于山林泉石，岩栖而谷隐，层峦叠嶂，嵌欹崒嵂，盖其生而好也，积好在心，久则化之，凝念不释，殆与物忘，则磊落奇特，蟠于胸中，不得遁而藏也。它日忽见群山横于前者，累累相负而出矣，岚光霁烟，与一一而下上，慢然放乎外而不可收也”(《广川画跋?论山水画》)。亲历了自然天地，名山大川，以身体之，以心验之，“默识于心，闭目如在目前，放笔如在笔底”([元]王绎《写像秘诀》)。或如鲁迅所云：“静观默察，烂熟于心，然后凝神结想，一挥而就”(《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只有对天地自然、名山大川有了深切体验，然后才能在创作时，胸有丘壑，构成意境，到了“境界已熟，心手已应，方能纵横中度，左右逢源”([宋]郭熙《林泉高致》)。明代山水画家董其昌，虽然推崇“师古”，但更加重视“以天地为师”，在自己画幅上题曰：“画家以天地为师，其次以山川为师，其次以古人为师，故有‘不读万卷书，不行万里路，不可为画’之语；又云‘天闲万马，吾师也’。”他观摩了前人的万卷画，又践行了万里路，远游北京三次，继之黄山。他从老家华亭(松江)，亲历过湖南：“余之游长沙也，往返五千里，虽江山映发，荡涤尘土，而落日空林，长风骇浪，感行路之艰”，但面对大好江山，深切体验，在胸中留下深刻印象。对家乡的山木体验更深，能够说出：“吴中山有两支：一支自大阳山起祖，尽于天平、金山，皆为兽形，其山石带土；一自空窿起祖，尽于上方，皆为鱼形，其山土带石”(参见伍蠡甫《董其昌论》)。正是对自然天地、名山大川有深切体验，所以能说出：“以境之奇怪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绝不如画”(《画禅室论画》)。真山水和画山水各有所长，不能相互替代。后人更进一步论证：“画有以丘壑胜者，有以笔墨胜者”([清]盛大士《溪山卧游录》)。精美的艺术，应意象经营和意匠经营并重，丘壑与笔墨俱佳。对天地自然、名山大川的审美体验，其审美对象均为画家的身外之物，这种审美，应该称之为外审美。欣赏外在对象的本象美，应区别于朱光潜所说的意象美。《世说新语》中曾记载，东晋画家顾恺之就曾畅游江陵、会稽，回到老家无锡之后，盛赞“人间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这是顾恺之对山川之美的审美体验，属外审美。宋人郭熙在《林泉高致》中倡导画家应“身即山川而取之，则山水之意度见矣”,要直接去体验真山水之美：“真山水之云气，四时不同：春融洽，夏蓊郁，秋疏薄，冬黯淡”。他对真山水的审美体验是：“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欲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这些都是对画家所面对的外界对象的审美，属外审美。但外审美在画家那里要内化，把从对外审美得来的映象，内化为内象，在心中不时回忆、玩味，经由“丘壑内营”(董其昌语)，画家把外在对象予以内审美为审美意象。鲁迅所说的以“思理”去美化“天物”，就是通过内审美来作意象经营从而创构出意境。意境之美乃审美的结果，但内审美乃外审美的向内延伸，意境之美的根源还在外审美，亦即“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也。朱光潜美学只认定意象才美，否定外在对象即本象的山川之美，从而否定了生活之美，这并非中国传统的美学见解。“山川之美，古今共谈”，这是中国的美学传统，绝不能断绝。当下正在兴起的生态美学，正是这一中国美学传统的延伸和发展，审美对象越趋广阔，天地之美、山水之美一直到万物之美，都应纳入审美视野，并发扬光大。△顾恺之《女史箴图》卷(宋摹) 东晋 纸本墨笔故宫博物院藏外审美，历千山万水，美不胜收。真山真水，可行，可望，可居，可游：“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郭熙《山水篇》)。“千里之山，不能尽奇；万里之水，岂能尽秀？”山水画不同于真山水，必须把千山万水内化为意象，作内审美，意象经营，使得小小画幅“咫尺间山水寥廓”，意与象合，象与象合，意与境合，创构出意境：“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彩。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得烟云而秀媚”(郭熙《画诀》)。北宋画家米芾家住京口(今镇江)，他从所住的别墅海岳庵远望京口天险：焦山屹立江中，与岸上的焦山与北固山相对峙，画意勃发，顿时提笔绘画，却并不在意突出金、焦、北固三山，而是突出了江上云海出没，山峰隐映，林木惨淡，长江千里之势却宛然目中。米芾开创了山水画的写意派。清代石涛称颂的好画，应是：“天地浑溶一气，再分风雨四时，明暗高低远近，不似之似似之”(题《青莲草阁图》)。意象经营自有一套规律，不同于外审美。意象经营，首先重视的是品位要高，立意高远。正如清人王昱所说：“学画者先贵立品，立品之人，笔墨外自有一种正大光明之概，否则画虽可观，却有一种不正之气，隐跃毫端”(《东庄论画》)。明人李日华也说：“姜白石论书曰：‘一须人品高。’文徵老自题其《米山》曰：‘人品不高，用墨无法。’乃知点墨落纸，大非细事，必须胸中廓然无一物，然后烟云秀色，与天地生生之气，自然凑泊，笔下幻出奇诡”(《竹嬾论画》)。作画和写诗涉及到人品、山水和天地三者的关系，对此，清人朱庭珍有一番精彩的论述：“作山水诗，以人所心得，与山水所得于天者互证，而潜会默悟，凝神于无朕之宇，研虑于非想之天，以心体天地之心，以变穷造化之变。”艺术创作，就是“以人之性情通山水之性情，以人之精神合山水之精神，并与天地之性情、精神相合矣”(《筱园诗话》)。若用现代话来说，这就是方东美所说的“创造浩荡诗境，迈往真、善、美，纯与不朽的远景”。古人所说的品位要高，立意高远，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价值取向。鲁迅说美术要以“思理”去美化天物，这“思理”就包含了价值理念，对真善美的追求。意象经营要创构高远的艺术意境，就要求画家具有动态的立体思维，而不能只用静态的平面思维。中国画不像西洋画那样，采取焦点透视，而是采用散点透视，灵活机动，既有纵的透视，又有横的透视，既可从高处着眼，又可从低处入眼。苏轼望庐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清人魏源则更进一层，体会到“不见庐山真面目，只缘身不造山顶”。这还不够，进而“欲识庐山真面目，看山端合抂山中”。还嫌不足，尚需走出山中，“奥曲全在两山间，登高一览何由足”(《魏源集》)。古人早已体会到，只有从不同视角去透视，“视域融合”，方能全面领悟到山水之美。宋代理学家邵雍已经看到，诗人画家有“以我观物”和“以物观物”之分，但更多的诗人画家采取的是“以道观物”，不采取固定视角，而是“提其神于太虚而俯之”。中国画的散点透视法就很难为西方画家所理解。意大利画家郎世宁在清皇室里作画，也画山水，但画出来的山却是近大远小，一幅画全被最近的山占满了，给人压迫感，因为他采用的仍是焦点透视，视角固定，当然是眼前的山最大，而远方的山就小，创造不出中国画的深远意境。正是因为中国画采取了“以道观物”的融合视角，“提其神于太虚而俯之”，所以能全方位、多维度、立体地呈现山水自然和天地境界，既远又近，既正又偏，既显又隐，天地自然之美，动态之势，尽显眼前。这正如郭熙所云：“山近看乃此，远数里看又如此，远十数里看又如此，每看每异，所谓‘山形面面看’也。如此，是一山而兼数十百山之形状，可得不悉乎？山，朝看如此，暮看又如此，阴晴看又如此，所谓‘朝暮之变态不同’也。如此，是一山而兼数十百山之意态，可得不究乎?”(《林泉高致》)郭熙对山水的体验甚深，提出了山有三远：高远、深远、平远。画作若能画出这三远，方能意境深远。对此，我也曾有过深切体会。十多年前，我从富春江乘车回杭州，一路上山峦重叠，层层峰立。我细心观察，就在车上远眺，却发现最深处，山竟现七层，这是我过去从未见到过的，此次浙东之行方能见到，令人难忘。近日，在我常去游泳的五洲宾馆大堂正厅里，新添了一幅百米巨画，名叫《万象更新》，由邢东所作，乃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巨幅油画。初见此巨幅画像，我眼前突然一亮，在我面前呈现的竟也是七层山峦，云烟缭绕，云蒸霞蔚，连绵不断，最远处是红日高照，光芒万丈，万象更新，气势磅礴。这巨幅油画，吸收了西洋画的技法，但呈现出来的是中国画的高远意境，尽精微而致广大，令人赞叹。三、意境的价值中国画的意境乃是意中之境，是艺术家的内在世界中意象经营的产物，不是外在世界的自然天地本身，但其中有自然天地的形神。所以，即便艺术家不能再去大自然亲身体验山川之美，也可以领悟画中的意境，再体验天地自然之美。东晋的著名画家宗炳，一生都“好山水，爱远游”，沉醉于天地自然的大美中，“每游山水，往辄忘归”。庐山、衡山、荆山、巫山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甚至还在衡山盖了房，在此常住，流连忘返，一心想遨游名山大川，“欲怀尚平之志”。但到了晚年，不能再登山远游了，他只好退回到老家江陵，无奈地感叹：“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宗炳在江陵古宅，深情地回忆了他所亲眼目睹的名山大川，“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布满在四周墙上，他则躺在床上，静心观赏，称之为“卧游”，直至去世。正是因为宗炳热爱山水，亲身体验到了山水的“质有而趣灵”，所以才写出了世界历史上第一篇山水画论——《画山水序》，成为一派宗师。我只会弹钢琴而不会作画，但对自然山水也情有独钟。年少时，我父亲常带我到苏州市中心的玄妙观去看中国画，我就喜欢上了山水画，特别是倪云林、钱松喦的太湖山水，令我陶醉。家里客厅上挂的也都是从玄妙观买来的山水画。后来，我离开家乡到北京读书，每次回老家，都要想方设法亲近自然山水，不是去太湖、阳澄湖，就是去清凉山、玄武湖。我这一生，去过五次黄山，最早一次是1983年初春，我带了我的第一届文艺美学研究生王一川(点击查看相关)、陈伟、丁涛三人，要对自然美和艺术美作些比较研究，首先到黄山考察，从北麓步行到南口。那次，我学谢灵运穿木屐游富春山，竟也穿了一双夹趾的塑料拖鞋上山，轻松自如，行走舒畅。第一次黄山审美之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时我们还没有相机，未能留影，但至今仍不时浮现出当时体验的审美意象。但我在1999年初春最后一次去黄山，却给我留下了一片恐怖的印象。那次，我和钱中文、陆贵山、程正民(点击查看相关)、黎湘萍在南京参加学术研讨会后，一起去了黄山，从南麓入口，乘了缆车直奔山顶，此时已细雨濛濛，但阳光时露，别有风味。而当我们到达最高峰时，却风云突变，暴风骤雨，倾盆而下，更伴随着雷电交加，犹如天崩地裂。此时，已寸步难行，摇摇欲坠，底下就是万丈深穴。最难的是那百步云梯一线天，又陡又窄，已不能直着腰走，只能靠双手扒着阶梯，在地上爬着。那天我穿的是一双胶底布鞋，经水泡摩擦，脚趾已开始红肿，需立即就医。我这次本要从黄山去北京，遇此情景，我当机立断回深圳就医，医生立即把我的趾甲拔掉，不然，整个脚板将要溃烂。这次黄山之行，在我脑海中留下的是一片恐怖景象，从此，再也没有去过黄山。但我还是时常回忆起前四次去黄山留下的美好印象，于是，只好在家里欣赏石涛、黄宾虹、张大千等画黄山的作品，重唤起关于黄山的美好意象。△黄宾虹《黄山汤口》(来源：雅昌艺术网)艺术美并不就是自然美，我曾探索过自然美和艺术美的关联，觉得各有其美，不可替代。对此鲁迅已谈得很清楚，“美术云者，即用思理以美化天物之谓”。中国画可以在画中重现山水之美，但又在脑海中用“思理”来使山水更美化，创构出艺术的意境。所以，“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从而才能起到这样的作用：“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鲁迅语)。美术中所含的“思理”，应该涵盖了知、情、意，最关键的还是价值观念——真、善、美。而真、善、美三大价值观念，还是在天地人三位一体的互动关系中生成。中国的艺术意境论，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中，以天、地、人三才说作为哲学基础，自呈民族特色。“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大、地大、人亦大，各有其道，而有天道、地道、人道。天、地、人三位一体，相互作用，而生成世界万物，构成世界大全。人就生成于这世界大全中，上顶天，下站地，居于中，和天地互动，按照世界大道在运行。人和天地的关系，乃是属于世界大全的整体关系，不是这整体关系下的物与物的具体的局部关系，正是在天、地、人的互动之道中才生成了万物：“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老子》)。正是这天地人三位一体的价值观念，一直主导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思理，表现在中国画中，就是要创构艺术意境，以达到主客合一、虚实相生和天地同源的天地境界。在这种重天地人整体价值观念主导下，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具体的物，就不如对整体那么重视。宋代理学家邵雍很重视“以物观物”，以区别于“以我观物”。但老庄哲学则倡导“以道观物”，从天地自然的整体上来对待物，应于物而勿累于物。就像苏轼这样很看重物的文学家，也说可以寓意于物而勿留意于物，看重的是超然物外，优游于天地自然之间。所以，中国虽然也发展了人物画、花鸟画，但却没有像山水画那样受到广泛的喜爱，山水之美，雅俗共赏，古今共谈。其实，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也存在一条类似的文脉，把天、地、神、人视为一体，不过，在天、地、人之上，加了一个“神”，由“神”来主导天、地、人。早在古希腊时代，苏格拉底就把世界大全概括为“天、地、神、人”四大元素连成一体的有机宇宙。到了中世纪，把“神”奉为最高主宰，集真善美于一身。但到了雅斯贝尔斯，已把“神”和天、地、人一起平列。海德格尔把人的地位提升了，但也仍然给“神”留下了一个位置，这和中国的文化传统有所不同，我们看重的是天、地、人三位一体，并无“神”的立足之地。但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天、地、神、人”四位一体的文脉也时常被忽视或遗忘，而是把目光紧盯着在这个大系统中生成的“物”这个实体，对这个物系统的物性作了深入的研究，发展了自然科学，使得物质生产蓬勃发展，得以较早实现了物质的极大丰富。但是，西方常常忽视或遗忘了那个大系统，正如英国诗人比尼恩(Binyon)所说：“我们虽然已能操纵和利用自然界的资源，但尽管我们多么努力，仍然有些重要的东西为我们所忽略。我们把生命肢解成许多分离的部分，每一部分都由冠冕堂皇的科学所主管，其结果把生命的整体弄得模模糊糊，弄得我们似乎完全失去了生活的艺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数千年来一向重视天、地、人三位一体之说，文脉不断，但却不大留意于物质这个小系统，重视以“道”观物，不重视以“物”观物，对物性少作深入探索，所以物质生产发展缓慢。历经百年多的现代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们的物质生产突飞猛进，后来居上，眼看已将成为世上规模第一的最大经济体，精神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亦在逐步提升。但是在物质生产高歌猛进的过程中，我们也时常只关注了物质世界这个小系统，却忽视了天、地、人三位一体这个大系统，不留意于物质生产对人的整体生态产生了什么样的效应，有时有些地方还是走了西方的老路，先污染后治理，于是产生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生态危机。幸而，我们终于意识到了，要养活14亿人口，物质生产固然重要，但决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必须以生态为优先。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一向推崇天地人和，而不是倡导天地人斗。天、地、人互动，正如荀子所说，“天行有常”，天地运行，自有规律，而人的行动却是个变数，既爱动，又主动。天、地、人三极的互动，古人称之为“参赞化育”，天的作用在“化”，地的作用在“育”，而人的作用在“赞”，三极的相互作用，是为“参”。天地人相参，其终极结果是要达致天地人和，万物一体。天地万物，从唐《艺文类聚》开始，就按“天、地、人、事、物”的次序分类，人在天地间的位置也按“天、地、君、亲、师”的次序排列，清末推翻帝制后，也还是“天、地、国、亲、师”的次序。如今，眼看“心”的作用越来越大，我心目中，这次序就应改成“天、地、人、心、符(符号)”。但不管社会如何发展，“天地人和”还应列为优先。△《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第三版)(下)》胡经之主编这世界大全，乃由天地人相参，万物增生而成。天地是人类得以生成、发展、完善的母体。但天地本身并无“灵明”，既无自我意识，又无对象意识，更无关系意识，只有人才有一点“灵明”，所以能为天地立心。按王阳明的看法，正是因为人有一点“灵明”，所以人就是天地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传习录》)随着科学的发展，如今人类的灵明已意识到天的广大无限，天外有天，天外还有更多的天，世外究竟有多少重宇宙，尚待继续探究。就是在天与地之间，万物生成，我们的灵明能达到的，还只是些“明物质”，但比“明物质”还要多的“暗物质”，至今还未探明。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早就意识到，人类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还要改造世界，这最要紧的就是要通过人类自身的“实践”，和天地自然相互作用，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实现人类自身的新陈代谢。正是通过人类的实践，不断使自然人化，从而在天地自然中生成了一个“人的世界”。明代画家祝枝山说得好：“身与事接而境生”，然后，“境与身接而情生”，人生境界转化为艺术境界。从自然人化中生成的人类社会，成为每个人得以生存、发展的人生大舞台。人，既是历史的剧作人，又是历史的剧中人，还可能是历史的观剧人。历史发展的大方向就是要让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塑造自由个性，人应成为自然、社会和自己的主人。马克思晚年的目光更多注视于人类学，而恩格斯着重钻研了自然辩证法，推进人类的实践活动向自然界的更深处探索，使自然界这一“人的无机的身体”(马克思语)，成为人的有机体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的实践活动不断发展、自然不断人化的过程。然而，人类的实践活动受价值导向的指引，因而具有不同的效应。早在20世纪60年代，南斯拉夫的实践哲学派马尔科维奇、彼得洛维奇等已关注到了实践的价值维度。实践有好坏，既有建设的、正面的、积极的实践，也有破坏的、否定的、消极的实践。实践创造了真善美，也制作出了假丑恶。自然的人化，能使自然优化，却也能使自然劣化。马克思推崇的是“革命的实践”，只有“革命的实践”才能拯救世界，而异化的、反向的、负面的“实践”却能毁灭这个世界。马克思说道：“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革命的实践”，不只是政治实践，也涵盖了生产实践、精神实践等整个社会实践。早在1844年马克思在谈到物质生产时就已指出，生产应按物的尺度(亦即真的规律)和人的尺度(亦即善的规律)来进行，更应按美的规律来创造。而在生产之前，人就要在头脑中作意象模型，然后才付诸实践。我受此启发，在1987年就写了一篇《论审美活动》，后又扩写成为《文艺美学》的第一章，意在阐明，艺术生产经由意象经营(人心营构之象)而创造出一个意象境界，其最终目的乃在推进人和世界的关系达致动态平衡，实现天地人三极的和合之道。当然，精神的力量不能代替物质的力量，审美活动或使人的精神放松，或振奋人心，都只具精神功能。但是，通过革命的实践，精神力量可转化为物质力量，实现人类美好的理想。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于突出实践唯物主义，但决不能违背大自然的优先地位。我们已进入新时代，那就是生态文明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好：“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生态文明时代，对生态的重视日益显现。就在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雄安新区时说道，蓝天、碧水、绿树，蓝绿交织，将来生活的最高标准就是生态好。接着，在6月，他在俄罗斯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时，更进一步指出：“我们要坚持绿色发展，致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俄罗斯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句名言：‘美能拯救世界’”。美能拯救世界？美怎么拯救世界？那就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初心。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倡导我们不仅要在理论上解释世界，而且要在实践中去改造世界，既要改造客观世界，又要改造主观世界，更要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关系，关键在于怎么改造？要按美的规律改造，改造不是目的，改造世界的终极目的是要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让人们都能过上美好的生活。2020年，我们实现了全面小康，国家也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人民的生活实现了全面小康之后，还要向中等富裕的方向迈进，物质生产仍然要发展，当然应日益优化，以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但美好生活不仅仅只是物质生活的优化，还有精神生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等整体生态的提升，所以，生态文明要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五位一体，协调发展。正是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呼唤中华美学精神的回归，天、地、人三位一体的价值理念应当继承，踵事增华，发扬光大。中华传统艺术，秉承了天地人三位一体的价值理念，用思理美化自然天地，创构了艺术意境，这是一种精神的创造。在中国的山水画中，不仅再现了自然天地之美，而且表现出了画家的心灵之美，反映了画家和自然的和谐关系，凸显了人与自然的和美。这样的艺术意境，激发了后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对人和大自然之间和美的向往，这将促进我们在行动中付诸实践，激励我们建设更加美好的自然生态，“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作者：胡经之，单位：深圳大学

秦锦屏作品研讨会举行

由中国作协《民族文学》杂志社、深圳市文联创研部、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主办的秦锦屏戏剧文学作品研讨会日前在北京召开。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中国作家》主编程绍武、著名表演艺术家李文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等有关领导和专家出席研讨会并发言。研讨会由《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主持。研讨会上，邱华栋回顾了多年前阅读秦锦屏作品的心得，认为她在尝试多种文体创作之后，如今在戏剧文学作品上独辟蹊径，走出了自己的路子；从综艺排练现场赶到会场的李文启认为，秦锦屏如此勤奋如此高产优产，是因为在她身上饱含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浓浓的家国情怀；白烨建言，在城市里待着但是又有乡村背景，在南方待着又带着北方的血脉，这些独特体验如何在文艺作品中释放出来，形成自己的特点和符号，对秦锦屏今后的创作来讲非常重要；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陈彦在贺信里寄语：“未来，希望秦锦屏以戏剧创作为抓手，继续为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为广东的戏剧发展做出更多的积极贡献。”与会专家和学者普遍认为，秦锦屏以勤奋吃苦、西北人“咬透铁”的创作劲头，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从陕西到深圳，她从一个普通的追梦人变成了幸福的圆梦者，是深圳这片土地给了她学习、思考、开拓、实践的机遇，是“乡愁”的拍打让她把中国汉字编织成小说、散文、戏剧、诗歌等文艺形式与生命对话。多种文体的相互渗透和相互成全，让秦锦屏的文学和戏剧创作多元交响、锦上添花。生在三秦大地而后扎根深圳，秦锦屏连续14年被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聘为特邀编剧，在戏剧文学方面荣获过40多项省级以上（含省级）奖项，今年出版了戏剧专著《给孩子的校园剧》。（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