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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7中国共产党的今天，是一部有着和谐与欢乐组成的乐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首用生命和鲜血谱写的交响。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讴歌党带领人民进行的伟大斗争、伟大创造，深刻反映党的伟大精神的历史轨迹和现实力量，用有格局、有分量的作品激励深圳人民为“双区”建设而努力奋斗。在深圳市文联的指导以及宝安区文联的支持下，由深圳市音乐家协会主办，宝安区音乐家协会组织创作了大型原创交响组歌《梦想与辉煌》，为党的百年诞辰献礼。
《梦想与辉煌》由序曲、第一乐章《启航》、第二乐章《脚步》、第三乐章《梦想》、第四乐章《辉煌》及尾声组成，艺术地演绎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的辉煌历程，展现了建党百年的峥嵘岁月与时代变迁，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崇敬之情。通过独唱、重唱、合唱等形式演绎，饱含抒情、抒怀、赞美、自豪、激励、奋进的情愫。组歌作品中，既有大气磅礴，又有高山流水，既有振聋发聩，又有涓涓细流，急缓有致，动静相谐，张弛有度，相映生辉，以丰富的音乐语言生动表达了中华儿女在党的领导下，奋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组歌将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和当今国际音乐表达有机地结合起来，题材视野新颖、思想情怀真挚、风格形式多元、艺术地展现了时代脉动和时代风貌，彰显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具有较大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主创团队汇聚了李维福、屈塬、田地、唐跃生、李昌明、玉镯儿等国内众多知名词作家。作曲家巫定定历时两年，在创作的三十余首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主题音乐作品中，精选十八首曲目，将在深圳音乐厅汇报演出。今日，我们将分享其中三首歌曲：《火种》《跟你走到梦想成真的地方》《喊你一声客家母亲》。一、序曲：女高音与混声合唱《火种》100年前，“中国该向何处去”的疑问萦绕在每一位爱国人士心头。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一批又一批的志士仁人前赴后继，探索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寻找适合中国生存、发展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人百折不挠的初心力量，终成燎原之势的“火种”。《火种》由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副主席、词作家李维福作词，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作曲家巫定定作曲，深圳歌剧舞剧院青年女高音田思颖领唱，是大型原创交响组歌《梦想与辉煌》的序曲。歌曲以女高音与混声合唱的形式呈现，时而空灵梦幻，时而铿锵豪迈，宛若遨游于星辰大海，求索于浩瀚宇宙，给人无穷的想象空间，更带有庄严而神圣的观感。历经百年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崇高的，是伟大的，却也是从百年前的那一束小小的“火种”拉开序幕的。火种，是“梦开始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人永恒的信仰。透过《火种》，人们彷佛再一次看到了百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那一张张年轻的脸庞，是那么的执着与坚定，面对迷茫与未知，面对艰难与危险，他们没有丝毫犹豫，没有丝毫畏惧。从那时起，他们内心的红色火种就已经被点燃，并从此熊熊燃烧。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征程，是从那一束“火种”开始的，而大型原创交响组歌《梦想与辉煌》，则将从这一首《火种》开始。
由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会员蒋兆兵作词，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作曲家巫定定作曲，深圳歌剧舞剧院青年女高音田思颖演绎独唱及合唱两个版本。《跟你走到梦想成真的地方》歌词入选2020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心中的歌”全国优秀歌词100首。歌曲描述了喜迎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峥嵘岁月的感慨，表达了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和指引下从黑暗走向光明，走上民族复兴之路，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坚定不移的决心和信念！作品从深情款款的诉说一步步推进，层层迸发出内心的激动和期盼之情，展现了中国梦的美好前景，一气呵成，荡气回肠，令人心潮澎湃！《跟你走到梦想成真的地方》
歌曲刻画了赣南苏区红土地上千千万万个具有大爱大美情怀的英雄“客家母亲”形象！艺术创作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歌词聚焦苏区红土地上的“客家母亲”形象，细处着笔，大处着眼。两段主歌部分“数一数映山红映红的小窗，摸一摸星光爬满的篱笆墙……”以深情的叙述开端，以思念为线索，将“思念、呼唤、礼赞、力量”四种情感融于数个典型的画面，移步换景，层层推进，结束句定格在“请听当年的摇篮曲，新时代还在回响！”音乐大量采用了江西赣南民歌的元素，抒情缅怀中又不乏心情激荡、催人奋进，音乐感人肺腑，充满力量。《喊你一声客家母亲》由音乐诗人，青年词作家赖玉、词作家戴有斌作词，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作曲家巫定定作曲，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作曲家杨帆配器，深圳市宝安区文联青年女高音徐嘉遥演唱。《喊你一声客家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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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公告[2021年]第3号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于2021年8月6日经投票表决，产生18部（篇）获奖作品。现予公布。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奖办公室 2021年8月6日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单（以作者姓名拼音为序）小 说《驯鹿六季》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上学谣》 胡永红《有鸽子的夏天》 刘海栖《逐光的孩子》 舒辉波《陈土豆的红灯笼》 谢华良《巴颜喀拉山的孩子》 杨志军《耗子大爷起晚了》 叶广芩诗 歌《我和毛毛》 蓝 蓝童 话《慢小孩》 迟 慧《永远玩具店》 葛 竞《南村传奇》 汤素兰《小翅膀》 周晓枫散 文《好想长成一棵树》 湘 女科幻文学《奇迹之夏》 马传思《中国轨道号》 吴 岩幼儿文学《小小小世界》 黄 宇《小巴掌童话诗·恐龙妈妈孵蛋》 张秋生青年作者短篇佳作奖《坐在石阶上叹气的怪小孩》 徐 瑾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名单名誉主任：铁 凝主 任：李敬泽副 主 任：阎晶明 邱华栋 方卫平 朱自强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弋 舟 王志庚 乔 叶 孙云晓 刘 颋 刘秀娟李 音 李 浩 李元胜 李红叶 李利芳 李朝全何向阳 汪 政 张定浩 陈 晖 纳 杨 范 稳岳 雯 胡友笋 姚海军 谈凤霞 崔昕平 舒 伟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纪律监察组名单组 长：陈德龙成 员：赵 宁 高 会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奖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名单主 任：何向阳副主任：李朝全 纳 杨（转自中国作家网）（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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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77月25日，“在生活的碎片里拾掇稀薄的星光——《无尽的远方》新书发布会”在深圳书城中心城成功举办。青年作家时潇含表示，我尽我所能沉入到别人的文化中去，毫无芥蒂地来看他们的文化、生活、社会。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写出来的不仅是我去了很多国家和城市，不仅是我游览了什么地方，看了多数人去过的名胜古迹，这虽然也会对我有所启发，但是并不能帮助我写作不一样的文字，真正不一样的感受还要去生活中寻找。希望每个人都能从这本书里收获到一些什么，就算收获不到什么，希望你们读这本书的时候起码能会心一笑，觉得是有趣的，对于我来说也足够了。
如何融入当地的文化 读懂那些短暂而真实的快乐据悉，《无尽的远方》是一部散文集，记录了作者时潇含在法国一年的求学生活，包括她如何在欧洲游历，如何融入当地的文化，如何发现和享受美食等。在记述的过程中她以异乡人的角度去理解、适应、融入法国小城的生活，也学会了如何与自我相处。从这本书里我们能跟随作者去到远方，也跟随作者思念背后坚实的故乡。本书还记录了很多细节，如朋友间有趣的聚会和调侃，旅途中美妙的遇见和猝不及防的狼狈时刻，一群人节日的狂欢和一个人独处的孤独，这一切的一切，在每一个读者翻开书的时刻，彼此之间都将产生无尽的联系。这本书的书名由“人民艺术家”王蒙题写，汪朗则为本书写了一篇极为有趣的序言，他在文中把时潇含归于乐天派，读懂了她那些短暂而真实的快乐，他写道：“时潇含写吃喝，写游记，读起来都很有趣。但是在轻松灵动的文字下面，也能体味到她对一些复杂问题的感触，比如人性的善恶，比如中外文化心理的差异，她将这类感触融入自己的经历之中，不加评论，不做褒贬，只是引发人们的思考。”《无尽的远方》是青年作家时潇含第三部作品，也是她在深圳书城中心城的第三场新书发布会，她的前两本书《云在青天水在瓶》《我有所念食，隔在远远乡》也是在这里首发，从深圳走向全国。可以说，深圳书城见证了这个与深圳读书月同龄的青年作家的成长，深圳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尹昌龙出席发布会并致辞道：“我在时潇含身上看到了深圳，看到了深二代，看到了一个城市和一个国家可能抵达的地方。人生有很多大道理，人生有很大的天空，人生有很大的志向，但是落实下来是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每一顿普普通通的饭菜。生活不需要太大，只要让我们安心，让我们有片刻的从容。每个人对远方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我们永远希望有这个远方，有了远方以后，眼前的一切才不会变得太畏缩。我希望有更多像时潇含一样的同学，热爱远方，热爱生活，并且把他们变成我们喜爱的文字。”
三个“一”构成了“无尽的远方”时潇含是深圳市作家协会会员，在创作的道路上一直得到深圳市文联、深圳市作协的支持，作为新一代深圳青年作家的代表之一，时潇含的作品也体现了深圳市文联在青少年阅读和写作方面的培育成果。深圳市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张忠亮在发布会上表示：“时潇含是一个在深圳成长起来的年轻作家，这本书从她个人的角度去看待国外的生活，国外的文化，看待很多城市的风物人情等。独特的视角在读者心里面更容易引起共情和共感。深圳正在崛起和发展的写作现象，类似于时潇含这样的写作还有很多，例如类型文学，比如科幻文学、环境保护文学、动物文学等，这种现象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我想，接下来深圳的文学环境会更多地给予正在成长的作者以空间和土壤，用来创作符合今天和未来青年读者所喜闻乐见的文学样式。我祝愿时潇含继续写出更好的作品，也期待我们这个城市诞生更多像潇含一样的，符合我们这个时代潮流的年轻作者，写出更丰富的作品来回报这个城市，回报这个时代。”此次发布会也邀请了著名作家、评论家王干，著名作家南翔，特级名师胡立根与时潇含进行对谈。三位专家时隔一年再次参加时潇含的发布会，对她创作上的进步、作品中重要的“吃食”元素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同时也跟读者分享了自己的“远与近”、故乡和远方。王干表示：“时潇含有一双锐利的眼睛，能看到生活中被我们经常忽略的一些细节；她也有一个好的舌头，在她的上一本书《我有所念食，隔在远远乡》中已经体会到她的美食、美文，她的舌头是那么年轻，但是她舌头的感受力却异常丰富；她还有一支好笔，能写出超越年龄的成熟的文字。这三个‘一’就构成了‘无尽的远方’。所谓诗与远方，都是对于家园的认同和寻找。所以时潇含的三本书的写作，无论关于美食，还是关于城市，都是她对精神家园的一种寻找，她通过她的文字，建立起一个美食的家乡来。这本书给了我对家乡，对远方，对诗歌，对岁月，对生命，对未来特别的思考。”南翔认为《无尽的远方》是一本有趣、有文化、有文采的书。一篇好的散文随笔，行走与观察之际，需要信息，需要铺陈，需要纪实，也需要适当的自嘲，这样才显露出作者的自信、自洽与宽厚，时潇含可以说是做到了这一点。他在对谈中提到：“潇含是一位具有写作经验、写作思想以及写作美学的作者。她明白，机智而灵动的语言，既是作品的衣裳，又是作品的血肉。她文中提到的‘加莱的海大概是法国北部最干净的。最先看到的是一片蓝色的天空，就是丹麦舍友望向我的蓝色瞳孔里的那种天空。连云都是薄纱状的，薄而均匀地涂在天空中，海的颜色深邃，就如同一双带着酒气的眸子’，这既是加莱的海与云，也是潇含眼里的海与云，不与人同。”
平凡的视角 从平凡中发现美，从平凡中挖掘美胡立根表示：“这本书是从平常的生活中进行发现，获得一种非平常的感悟，用平凡的视角向大家展现法国平凡的生活，以启发读者不平凡的共鸣。这本书已经有一点非虚构小说的味道了，与她的前两本书相比更生活化了。上一次我评价她的书用了‘味’‘静’‘野’三个字，这次我想修正一下，把‘野’改为‘真’。‘野’是表象，实际上核心还是‘真’，从她率性、自由、潇洒的文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她是一个直率的女孩，甚至有一点小任性。把平凡的生活之美写出来非常不容易，写出生活之美也就写出了文学之味。从平凡中发现美，从平凡中挖掘美，从平凡中创造美，这是文学最美之所在。这可能也是时潇含这本书和前面两本书最大的区别。”作为《无尽的远方》的作者，时潇含与读者分享道：“大家可以看到我上一本书《我有所念食，隔在远远乡》是关于远方的，这一本书又是关于远方的，而且它们又都和食物有很多的关系。但是在《无尽的远方》里，这些食物成为了具有更多深意的寄托。我书中写的东西会让人觉得和法国的浪漫、高级、文艺并不是那么挂钩，而是最真实的，和我们生活相关的东西。我特别喜欢汪朗先生帮我写的序，他是一个很有趣的老爷子，他说时潇含到了法国，去了一个挺好的政治学院，但是在这一年里她学了什么，收获了什么知识，一概没有提，提到的都是吃吃玩玩不务正业的东西。”就像汪朗在序言中写到的那样，“这本书的内容未必很励志，但是足够有趣。时潇含是带着快乐的心情诉说这些经历的，相信读者也会感受到这种快乐。”（转自中国科技网）（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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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7近日，深圳本土作家王国猛《经略天下——另眼看<三国>》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书中诸篇基本是从谋略切入，以谋略为统揽，每篇文章即是一大谋略，将三国的政治交锋、军事战争融会贯通。通过对每一谋略的条分缕析，揭示雄主之觊觎天下，谋士之运筹帷幄，将军之决胜疆场的历史大势和战略抉择。
该书作者认为，纵观《三国演义》通篇就是一个“谋”字，谋存，谋战，谋城，谋国，谋天下。无时不谋，无处不谋。不仅人主谋，谋士谋，将军亦谋。而诸侯争霸的局面，正好给了有志之士运筹帷幄合纵连横的绝好纵深。所以相较于其他时代，三国时代是个更重智谋的时代。据介绍，该书妙处有三：一是妙在形式。以四字成语或短句结构全书，演说三国历史百年风云。作者以44个成语或短句对历史事件高度概括，把百年的历史演进、60万字的《三国演义》故事用16万字讲述的清楚明白。作者多以四字短句概括历史事件，虽是讲述厚重沧桑的历史大事，但行文生动活泼，常令人有拍案叫绝之妙。二是妙在慧眼。慧眼，表现的是作者与众不同的独特视角，一种别具一格的颖异见解，常会给人以茅塞顿开之感。三国故事，既有刀光剑影的军国大事，也有令人拍案叫绝的谋略智慧，还有耐人寻味的世故人情。慧眼看三国，正因为作者具有洞察历史的眼光、放眼天下的胸怀，既能扪毛辨骨，把握天下大势，也能望微知著，以小见大。三是妙在热心。这种热心不是表现为对某一历史人物的关心或对某一事件的热心，而是表现在对整部三国历史故事、人物的古道热肠。《另眼看三国》博观约取，取精用宏，把三国的智慧提取出来，奉献读者，堪称为一部人生处世指南。有学者认为，《另眼看三国》一书凝结了国猛先生多年来感悟历史、洞察时世、思考人生的心血，是一部有情怀、有故事、有智慧的匠心之作。（转自光明日报，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严圣禾）（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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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6由深圳大学艺术学部、深圳市南山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深圳大学艺术学部、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深圳大学团委承办，深圳大学艺术学部戏剧影视学院、音乐舞蹈学院 、美术与设计学院演出，深圳市南山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深圳市戏剧家协会 、深圳市杂技家协会、深圳大学传播学院 、深圳市南山区戏剧家协会协办的沉浸式诗剧《逐日百年》已于2021年6月26日-28日进行了线上演播。该作品历经一年时间的创作排演，是庆祝建党100周年推出的一部精心大作。据悉，6月29日-30日晚7:30，该剧将继续在深圳大学师范学院B座黑匣子剧场以直播+录播的方式上演。
演出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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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6第27届上海电视节电视剧“白玉兰奖”近日揭晓，“现实题材”成为关键词，不仅入围作品几乎全部为现实题材力作，分获各大奖项的几部作品更是赢得观众口碑、市场肯定和业界赞扬的代表，再次凸显出现实题材文艺作品的巨大魅力和艺术价值。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繁荣文艺创作，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秉持现实主义精神，进一步观照现实、反映现实，是新时代文艺创作的重要原则，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期待的必然要求，也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职责所系、使命所在。现实主义精神在中国文艺发展史上有着优良的传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还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优秀的现实题材文艺作品总是能凭借其对于历史发展的深刻洞察、时代精神的深情描绘，迸发出直抵人心、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尤其是近年来，《觉醒年代》《山海情》《大江大河》《我不是药神》《人世间》《主角》等一大批现实题材文艺佳作，社会和市场的双重效益俱佳，尤其是在温暖人、鼓舞人、感染人、启迪人方面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新时代的中国文艺，在继承和弘扬现实主义精神优良传统的道路上继续砥砺前行。加强现实题材文艺创作，须植根于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为文艺工作者提供了展现才华的广阔舞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崭新征程，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艰辛历程，是文艺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力和源泉。广大文艺工作者应当积极运用创新的艺术语言，生动展现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和累累硕果，动情演绎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不懈奋斗和昂扬风貌，深刻把握个体、民族、国家命运，善于抓住其中最鲜活最本质的精神内涵，从平凡中发现伟大，从质朴中发现崇高，在现实题材文艺创作中铸就中华民族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加强现实题材文艺创作，须牢固树立“扎根生活、扎根人民”的坚定信念。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前不久，电影《柳青》在全国上映，人民作家柳青放弃城市生活、扎根农村14年，完成经典著作的心路历程，为我们上了践行“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精神的生动一课。事实证明，只有脚踩大地、心系人民，俯下身、沉下心，才能获取灵感、积累素材、汲取营养、提升境界，从而实现艺术升华、成就事业人生，最终再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加强现实题材文艺创作，还需注重艺术表现力的锤炼。当前，文艺创作生产格局、人民群众审美要求和欣赏习惯，以及文艺产品传播方式都发生了深度转型，简单化、表象化、同质化的作品不会也不应当获得认可和成功。这就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在符合艺术规律和尊重大众审美的基础上，突破刻板被动的惯性思维，与时俱进、大胆探索，既摒除“绷着、端着”那种高高在上式的说教，又避免“无脑、呻吟”那种脱离实际式的空想。创作者通过完善创作理念，创新形式技巧，提高艺术水准和创作质量，让现实题材文艺作品更加精彩纷呈、引人入胜，激发受众的共识共情共鸣，抓住更多年轻人的心。各级文联组织应当团结带领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创作导向，通过广泛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采风实践活动，加大现实题材主题创作、项目扶持工作力度，力求推出一批标杆性、现象级作品。同时，在文艺评奖、文艺评论、文艺维权等方面，更多聚焦现实题材文艺作品，为宣传推介相关创作成果搭建多元平台、提供畅通渠道，充分调动广大文艺工作者特别是基层一线人员和新文艺群体的积极性、创造性，鼓励他们创作出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现实题材文艺作品。（转自中国艺术报 ，作者：文新达）（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2021-06-2524
2021-06幽蓝深水中，身穿橙黄舞衣的舞者旋转跳跃，循着水中的红绸追光直上，舞姿婀娜。6月21日，曾在端午爆红的水下洛神祈福舞《祈》的姊妹篇《红》在全网上线，成为新的爆款水下舞蹈。水下舞蹈《红》为献礼建党一百周年而作，是深圳原创舞蹈作品，由《祈》主创团队拍摄制作，水下舞者正是深圳歌剧舞剧院首席演员、青年舞蹈家、国家一级演员张娅姝。23日，晶报记者专访了张娅姝，她表示，3年前她和《红》的导演郭吉勇就有合作拍摄水下舞蹈的想法，为此她专门练习自由潜水，等了3年之后，终于有了如今的完整作品《红》。
《红》剧照，受访者供图不管多困难都要坚持下去《红》上线后，不少网友在观看后感慨：“水下的舞姿竟然也这么美！”，也有人表示感受到了舞者的力量。作为《红》的舞者兼编舞，3年前的张娅姝还不会潜水，那时她和导演郭吉勇约定，等自己练好潜水要合作一次水下舞蹈，“这么一等就是3年”。这3年里，她通过不断练习考取了潜水员资格证，也经常尝试在水里跳舞，期间也有拍摄一些水下舞蹈的片段，但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作品，直到《红》的完成。在张娅姝看来，《红》是一个认真制作的、完整的舞蹈作品。
今年年初，主创团队就和张娅姝讨论制作一个红色题材的舞蹈作品，来献礼建党100周年。6月中旬，在创作团队精心筹备2个月之后，《红》迎来了正式拍摄制作。舞者张娅姝被绑上了超过15斤的配重，下潜了400多次，在水下和5条宽6米、长1.5米，重量超20多斤的红绸合作，经过三天两夜拍摄后，27人的团队终于完成了如今观众看到的“水下红绸舞”。
《红》制作团队在拍摄现场谈及400多次的下潜，张娅姝表示，因为每次水下情况都不一样，为了尽量保持舞蹈的一致性，有任何差错，团队只能一遍遍重来。而水下舞蹈的困难首先在于要随机调整事先在地面上设计好的动作，因为水下阻力很大，地面上设计的动作在水下不一定能完成。再加上自从疫情以来久未潜水，在达4米的深水区不戴面镜和脚蹼“裸潜”，这让张娅姝起初还是有一点心理负担。她笑言，“第一天感觉好想回家，觉得强度和难度都很大”，但好在她很快适应了这一切，克服了所有不适。“看到团队20多个人一起为我一个舞者服务，我觉得不管多困难都要坚持下去。尽管当时有点感冒，鼻炎也犯了，但第二天感觉就好多了，对水下跳舞适应了。进入状态后，还是很享受的。”她说，这是将“有趣的事实现成为有意义的事”。
每个人都是红色记忆的参与者《红》是献礼建党百年的电影《革命者》推广曲《青春》的水下舞蹈版MV，导演郭吉勇在接受采访时这样阐释舞蹈的含义：“橙黄舞衣象征寓意传递革命精神的火炬，幽蓝深水暗示革命道路的艰难迷惘，而红绸象征革命者们的热血情怀和不朽信念。在这面旗帜的引领下，一代代革命者凭借艰苦卓绝的奋斗，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实现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百年夙愿，向着更高的共同理想奋发前进。这束光由百年前而来，照亮了百年后今天中国的奋斗之路。”而作为《红》的创作者之一，张娅姝表示，“很骄傲作为其中一分子，不管是作为祖国人民还是为庆祝建党百年贡献一份力量，都很荣幸”。她认为，对于红色记忆和红色精神而言，每个人都是参与者，而非旁观者，希望大家都能尽己所能，贡献自己的力量。（转自晶报APP，记者：段凤英）（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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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舞台剧《救赎》剧组提供照片
4月28日晚，禁毒警示舞台剧《救赎》在深圳龙岗区文化中心大剧院成功上演。此次舞台剧演出打破了传统的禁毒宣传模式，寓教育于表演，融宣传于戏剧，用两只貔貅贯穿全剧，以跌宕起伏的剧情向人们展开一幅被毒品残害得支离破碎的社会家庭画像。演员们在隐忍、不安中表达出对禁毒的坚定，引人深思。舞台剧《救赎》精彩剧照 2020年，深圳市戏剧家协会“第一朗读者”项目设立了全新的“剧本车间·读剧场”板块，以读剧展演的形式推介了8部优秀剧本，打造剧本打磨推介服务平台，从戏剧生产的初始环节入手，深耕戏剧发展土壤，推出一批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舞台剧剧本，并积极推动优秀剧本的落地孵化。本次上演的《救赎》正是“第一朗读者·剧本车间·读剧场”推介的8部剧本之一。舞台剧《救赎》由市剧协副主席曾若明策划，深圳曾兄靓声戏剧表演工作坊、广州首君策划联合创作制作，由深圳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龙岗区禁毒委员会指导，龙岗区龙城街道禁毒委员会承办。舞台剧《救赎》精彩剧照（转自深圳市戏剧家协会）（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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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6青春热血浇筑革命红绸情怀不朽。舞者在深水下，穿梭于红绸间翩跹起舞，澄澈幽蓝的水中光影，起伏连绵的赤色红布，配合舞者张弛有力的舞姿，动静之间，革命的热血情怀及青春的蓬勃力量，跃然波涛之中。张娅姝水下舞蹈作品《红》，献礼建党100周年。选送单位：深圳市舞蹈家协会编导/水下摄影/后期剪辑：郭吉勇编舞/水下演员：张娅姝出品方：深圳市三人行网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21-06-2218
2021-06王蒙
重视文学，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特色，不仅仅是中国，而中国尤其鲜明。第一，1921年，也就是100年前，当时推动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有一批文化人，陈独秀是文学家，我们讲文学史永远不可能不讲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写着各种各样的文章，他的豪言壮语是：给我十年时间编《新青年》，我要唤醒所有的中国人。李大钊的散文，那种感情、那种理论、那种信念，那种动人肝肠、感人肺腑的痛陈疾呼，在文学史上也是无与伦比的。烈士方志敏的文章一样的强烈真挚。当然更重要的是瞿秋白，瞿秋白是一个大作家，在我的少年时代已经非常感动地阅读他的《饿乡纪程》与《赤都心史》。他担任过党的主要负责人。共产党某种意义上是容易接受左翼文人、进步文人的，他们是较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群体。毛泽东的诗词与书法独树一帜，永垂不朽。我们也不会忘记陈毅的《赣南游击词》与《梅岭三章》，还有那么多感天动地的革命烈士诗作。第二，共产党建党的时候，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以及各个军阀相比，共产党太弱小了，什么都没有，军事实力、国家机器、政法系统、财富、金融以及一切的资源、一切的硬实力都在反对派手里。但是共产党建立起来了，而且最后取得了胜利。在建党的时候，靠的是文化优势，靠的是软实力，靠的是理论优势、信念优势，靠的是马克思主义，靠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那么一些很容易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接轨的东西，比如说“世界大同”“天下为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得民心者得天下”“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以及老子提出的天道与人道的差别，“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而所有的革命和起义都有“替天行道”这样一个口号，也就是要开仓放粮，削富济贫。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当中，毛泽东提出国民党对共产党进行了两个“围剿”：一个是军事“围剿”，“围剿”的结果是红军进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另一个是文化“围剿”，毛泽东说，在白区的文化机构里头，我们共产党一个人也没有，我们没有抵抗的力量，但是文化“围剿”对于国民党而言是完全的失败，根本就进行不下去，这个是值得人深思的。也就是说，鲁迅代表的中国的有良心的作家，从内心里就是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的。这让我想到一个文化方面的大人物曾经跟我说过的话，他说在文化上、文艺上、思想理论上，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革命比苏俄的革命更成熟。苏联十月革命的时候，最同情革命、拥护革命的高尔基也被吓跑了，最著名的指挥家、音乐家，还有一大批作家，其中包括后来对斯大林非常崇敬的阿·托尔斯泰与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蒲宁都吓跑了。但是，中国在1949年10月1日到来时是这样的：中国的作家、艺术家，从美国、英国、法国、日本，从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冒着各种的危险，冒着被国民党特务刺杀的生命危险回到祖国，大家云集北京，几乎全部都来了。老舍先生有一个说法，这是他的统计，他说跟着国民党到台湾去或国外去的大致占10%， 10个作家里面只有1个跟着走，离开的人屈指可数。第三，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在客观上起了一个同情革命、推动革命、要求革命的作用，不仅左翼作家如此，许多非左翼作家也是这样。鲁迅就不必说了，他有非常明确的对待国民党反动派的批判态度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接受的说法。郭沫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从政治经历来说，他曾经当面拍着桌子痛骂蒋介石，他写的《屈原》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上演，那样震动人心，当然他的新诗是划时代的，他的戏剧《虎符》《蔡文姬》等，影响很大，还可以讲一大堆他的甲骨文研究、文学翻译方面的贡献，不仅是文学的巨大贡献，更是对革命、对社会、对历史的巨大贡献。为什么我专门要说一下这个呢，因为现在所谓的民间，有一种无知的糊涂的低层次的思维，就是逮机会就骂郭沫若，这是非常令人反感的，而且几乎都是无端的攻击。茅盾1921年入党，大革命失败以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81年，中共中央做出决定，恢复茅盾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巴金早期的确很难说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算不算无政府主义者，我也说不太清楚，但是巴金的作品是鼓励人们革命的，你看《灭亡》和《新生》，这是他幻想的革命，可是你看看他的幻想革命的小说，你就要想革命，而要革命，你只可能走一条路，就是跟着共产党走。老舍在1949年以前也不是共产主义者，但是读完《骆驼祥子》，也让相信人革命。新中国成立前，我和一位师友发生过一个小的争论。他问我最近看什么书，我说看《骆驼祥子》，他就表示好像看老舍的东西不理想，我说看完《骆驼祥子》会激起你的革命热情。曹禺的《日出》《雷雨》《原野》《北京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鼓励你批判的。有人说曹禺的《蜕变》寄托了对国民党政权的某些幻想，这个说法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曹禺不可能在抗日战争期间歌颂平型关战役或者百团大战，也不可能写歌颂彭德怀等人的文章，这是脱离实际的。我还喜欢举谢冰心的例子。谢冰心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是一个很高尚很高贵的人物，她当然没有参加共产主义革命，也没有打游击或者参加地下党，但是谢冰心新中国成立前有一个小说《去国》，写一个叫英士的留学生回到中国以后，屡屡碰壁，一切爱国报国之心全部都化为乌有，最后只能再一次离开中国，这个也是具有很强批判性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文学在中国从来是革命的元素，是革命的一个契机，是人民革命思潮的一种表现。当然，还有一批作家，后来直接加入了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队伍，比如丁玲、艾青、萧军、欧阳山、周扬等。艾青同志曾保留着一封毛主席给他写的信的原件，甚至能背诵下来。内容就是毛主席约他去杨家岭住地聊天，而且信里边还提到说这两天下雨，你过来渡河不好过，我派一匹马去接你一下。另外，毛主席还给萧军写过信，因为萧军脾气比较暴躁，毛主席就像大哥哥一样批评他，说不要这么暴躁，对别人对你自己都没有什么好处。在革命根据地，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推动了文学艺术工作者的革命化、工农兵人民化、与对人民生活的深入与理解，党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方针，简明准确，深入浅出。解放区的文艺运动与作品也给人非常大的影响，例如《兄妹开荒》《白毛女》《李有才板话》和《小二黑结婚》。我读赵树理的时候，激动得简直就没法活，我不能想象世界上有这样的文学，能这么好地跟人民结合起来，和人民的语言结合起来，不带翻译腔，不带知识分子腔。另外，我还想提一下在白区的，就是没有到根据地去、但是也起着很不一般的作用的大作家、文学家，一个是阳翰笙，一个是夏衍，他们实际上是白区的一个工作点，许多人要到解放区去，都是通过他们。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绝密使命》写十年内战时期的各种交通站，阳翰笙和夏衍也是“交通站”。阳翰笙同志曾经照顾过李鹏同志，李鹏同志的父亲李硕勋同志牺牲了，阳翰笙同志照顾作为烈士子弟的李鹏同志的行程和安全。阳翰笙同志去世后有一个追思会，李鹏同志也参加了，这种关系之密切令人难忘。第四，我们谈论中国文学的时候，一定不能不谈在中国翻译和引进的外国文学，因为它在中国起的作用非常大。首先是俄苏文学，很多人走向革命离不开俄苏文学，到现在我还记得怎么和地下党建立的关系：我当时在北京平民中学就是现在的四十一中，我参加学校讲演比赛，变成了一个小明星，我们学校还有一个棒球大明星叫何平，他见着我，他说小王蒙最近看什么书呢，我说我看的都是一些批判性的书，我说我思想左倾，一下子他眼睛就放光了，因为他是地下党。他当天就把我约到他家里去，给我看了两本书，一本是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再一个就是苏联瓦西列夫斯卡娅的《虹》。我学的第一首革命歌曲是《喀秋莎》。法捷耶夫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作家，他的《青年近卫军》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当然，法捷耶夫的人生也引起我极大的感慨，因为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法捷耶夫自杀了，这个事让我心里非常难过，但是即使这样，法捷耶夫的文章中那种从内心最深处发出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追求，他的那种境界、那种思想、那种纯粹、那种“初心”，至今让我为之泪下，我愿意向法捷耶夫行礼，我仍然要表达我对他的崇拜。谈到世界文学，我还有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体会，就是一批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虽然不是共产主义者，实际上就跟我说的鲁郭茅巴老曹一样，也起了推动俄罗斯革命的作用。契诃夫是和革命最没有关系的，但是契诃夫的最后一篇小说《新娘》，写一个中产阶级的新娘，在她快要结婚的时候，忽然感觉一切是那样无聊，她逃婚了，参加革命去了。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由后来担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著名作家邵荃麟翻译，“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我认为这是共产党搞革命的一个关键语言，就是要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谋幸福、谋翻身，这是一个旗帜，把革命鼓动起来、宣传起来，将正义性表现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坚决反对暴力革命，所以高尔基找机会就骂他，但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这个标题太厉害了，读来让我热血沸腾，人怎么能够被侮辱？人怎么能够被损害？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怎么能够不反抗呢？还有，托尔斯泰被列宁称为俄罗斯革命的一面镜子，说他是最天才、最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再扩大一点，英国、法国的那些现实主义作家，他也都有一种鼓动社会革命，鼓动追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力量。比如狄更斯的《双城记》《雾都孤儿》，比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雨果的《悲惨世界》。所以，一些现实主义文学很具有亲革命性、亲左翼思想性，有一种亲共产主义性。更不要说法共作家阿拉贡，他的名著就叫《共产党人》，他逝世时法国为他举行了国葬。匈牙利文学理论家卢卡契，其历史地位也是非常崇高伟大的。第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革命、建设、发展、改革开放，推动了全新的文学语境文学受众与文学氛围的形成。对于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封建迷信、丑恶势力，对于文化上的空虚、懒惰、停滞、苟且、低级、无病呻吟与病态悲观等进行了反复扫荡，然后是扫盲、卫生、体育、文化、出版等各项事业的发达，形成了我们充实、健康、建设性的文化主调，带来了文化发展文学发展教育发展的前所未有的可能性。1949年以后，我们的革命文学也发生了一些曲折，有些文学战线上的政治运动后来证明不一定妥当，由于革命的惯性，由于某些简单化急性病，在人民夺取政权以后有些事还习惯用阶级斗争化的方式来解决，也有处理的不妥当的地方，这方面我们积累了丰富的与厚重的经验，须要牢记。但是我们也还要看到，在文学上我们有很多想法实现了。比如希望更多的劳动人民拿起笔来，这是毛主席的思想，这个实现了。我们有农民作家乔典运，工人作家胡万春、蒋子龙，曾经还有高玉宝、崔八娃。还有一个理想，就是让更多的人接受文学。同时，党中央重要的文艺思想是希望作家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大众中去，尤其是到农村去，这个也是前所未有的，有些人虽然本身并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我们知道在解放区的时候，丁玲写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写了《暴风骤雨》，康濯写了《我的两家房东》，柯蓝写了《洋铁桶的故事》，还有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所以，“深入生活”对作家的创作来说的确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使我们的文学呈现出一些不一样的情况。就我个人来说，虽然我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去的新疆，但客观上我也等于践行了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号召，而且我是和边疆少数民族的农民在一起，这种生活，给我的文艺创作带来了一些新的气象。第六，从文学中的党史来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有许多作品和党史有关，比如说写大革命的《三家巷》《大浪淘沙》，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闪闪的红星》，写抗日战争、十年内战、大革命晚期的《小城春秋》，还有根据陶承《我的一家》拍摄成的影片《革命家庭》、李六如的《六十年的变迁》等等，都有助于我们从某一个角度了解党史。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作品就更多了，例如《红日》《风云初记》《林海雪原》《苦菜花》《保卫延安》《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铁道游击队》，对我们的革命文学、党史学习教育起到很大作用。谈到抗日，不能不谈到《黄河大合唱》，以往大家都把它作为一个音乐作品，但是它也是文学作品，它是光未然的诗。我想起歌唱家王昆同志曾经跟我说过，有一次老解放区几位歌唱家回忆起来，当年人民解放军的军力没法和国民党比，但是共产党有革命歌曲鼓舞士气，国民党没歌可唱。这一点，台湾的一位诗人，一次聊天时他认为这个分析太对了。他说他在台湾上中学的时候，春游时大家无歌可唱，刚一唱贺绿汀的《清流》：“门前一道清流，夹岸两行垂柳，风景年年依旧，只有那流水总是一去不回头，流水哟！请你莫把光阴带走。”这本来与政治无关，但贺老师是中共党员，是共产党的文化领导干部，这就让他无歌可唱。中国有一个传统，就是军事的胜负容易和唱歌连起来，胜利者唱的是凯歌，失败者是怎样的呢？他们叫作 “四面楚歌”！反映1949年以后生活的文学作品有《创业史》《山乡巨变》《谁是最可爱的人》《团圆》⋯⋯琳琅满目。这里头又出现了许多新的课题，比如说娱乐性，这也是正常的，作为一个执政党，让老百姓健康娱乐是很重要的文化使命。所以，对于1949年以后，我觉得我们可以更宽泛地理解，因为和夺取政权的那个时代又不完全一样，我们的文学起的作用既有政治教育作用，也有娱乐休闲作用，甚至也有所谓精神消费性作用。就拿我们引进的一些不是中国内地的作品来说，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文学生活是越来越丰富，我们的路子越来越宽，比如说，金庸的一大批作品在中国大陆大量出版大量翻印。我们的翻译作品，它的广泛性也是前所未有，包括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也有现代主义，我们的文学生活应该是强国大国发展状况的呈现。但是再广泛，我们仍然有一个主调，仍然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一个中国梦的主调。我们看2035年远景规划，那里边提到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等，都是对于整个国家的全局性的愿景和规划。所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立100周年，回顾党的100年的历程和中国文学100年的历程时，里边有许多让我们受到鼓舞，也得到经验的事情。最后，我再讲几点结论：一、出自对于理想的追求、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痛心疾首，出自对于民族精神的解放与振奋的期待、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执著，文学的激情与理想必然发展深化成为革命的激情与理想，必然深化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建设发展的激情与理想。中国现当代文学汇入党领导的革命洪流，是历史的必然。二、对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的民胞物与之心，对于正义、幸福、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希望，使中国作家必然认同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论述，必然拥护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思想与方向。三、我们的文学写作者要珍惜百年来文学与党的事业的紧密联系，珍惜我们的经验与智慧，学大局、识大体、知大势，明党心、国心、民心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心，勇于创新，乐于发展，解放思想，为人民、为子孙万代，为世界、为一个一百年与又一个一百年，呕心沥血，让作品说话，留下我们这一代写作人的文学丰碑。四、为了实现2035年建设文化强国的远景规划，我们在发展文化教育、提高阅读与出版事业水平、培育砥砺青年作家、展示文学人才阵容与当代经典作品阵容方面，任重道远。这一切，都要在党的切实与全面的领导下扎实进行。（转自《文艺报》2021年6月18日2版，本文是王蒙2021年5月27日在中国海洋大学的讲话，常鹏飞根据录音整理，经王蒙本人修改。）（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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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6邓一光刘洪霞：邓老师，自2009年，你移居深圳以来，写了许多城市文学作品，出版了《深圳在北纬22°27′～22°52′》《你可以让百合生长》《深圳蓝》《坐着坐着天就黑了》等中短篇小说集，这与你以前以战争题材为主要书写对象不同，究竟是什么力量促成您对城市的思考，使您华丽转身？邓一光：我没有转身，早期的写作比如《蓝猫》《八岁》《流浪者》《猜猜我的手指》《一只狗离开了城市》，这些小说集里收录的都是城市故事，我管它们叫当代故事。那会儿人们的注意力在我写的现代故事上，也就是你说的战争题材。写完《我是我的神》后，大约六年时间，我只写过一个短篇，实际上停止了小说写作，直到移居深圳的第三年恢复写作，陆续写了一些当代故事，它们比较集中地发表出来，人们看不到我的现代故事，能看到的只有当代故事，所以，是人们的关注“华丽转身”了。刘洪霞：你的划分有意思，战争题材叫做现代故事，城市题材叫做当代故事。我们换个角度，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深层的原因激励着你去书写我们生活的城市，你对城市的思考是怎样的？邓一光：城市是人类智慧和想像力的最高体现，无所不能，理论上，任何个体都拥有在城市中得以完成进化、快速改变命运的可能，对写作者，它构成最显现的时代样板观察、经验处理和叙事表达的价值。不过，在我看来，这不是城市的全部，它同时也是孤岛效应最集中的地方。听起来很矛盾，有一种荒诞的逻辑，但这恰恰是城市的真相之一。人们很容易注意到小说家对城市戏剧性变化的嗜好，有心的作家会在故事中织入不安分的叙事轨迹，揭开人类孤岛现实的秘密，在连续性的叙事表达中拒绝作为个体的人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掉的意志和愿望，进而分享人的内心解放经验，这契合个体书写和时代书写的双重动力，进入现代之后，小说的世俗功能和终极目的都在这儿。刘洪霞：确实，你之前的写作——没来深圳之前，也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经在关注现代都市的各个层面，你创作了《城市的冬天没有雪》《老板》《红色贝雷帽》《独自上路》《我们走在一座桥上》等作品。那个时期是中国城市化的开端，而现在的中国仍然在大规模城市化的进程之中。因此，你那个时期的城市文学写作与现在的深圳城市文学写作应该有所不同，可以具体谈谈有哪些层面上的不同吗？或者说，从这两个时期城市文学的写作上，是否可以看到中国城市化的诸多问题以及演变？邓一光：我早期的城市题材依赖于生活体验和感受，那会儿我是新闻记者，题材大多直接取自社会观察，对某些题材感兴趣，新闻无法满足表达，就把它们写成故事。我个人的经验，城市的性质决定了它们浓厚的政治构成、商业功利和大众文化诉求，之于写作者，在创作主体感受和投射上都有着强大的规定和约束力，它们诱惑写作者在社会意义上作出努力，即建立政治立场、市民要求和生活愿望上的现实主义写作，比如你一定不陌生的市民经验与城市诉求的同构。这样的写作，表达视域相对比较窄。刘洪霞：你是说，这是你早期写作建立的基础。邓一光：嗯。这些年，因为时代剧烈变迁和个人生活的动荡，作为写作主体的我和观察客体都在变化，书写对应地发生了变化。你提到的城市文学写作，以及中国城市化问题和演变，我理解指的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典型经验在文学上的反映。这是学者课题，文学相反会警惕它的外部彰显内容，比如说那些很容易用数据或概括性手段进行表述的城市建设成就，以及城市与个体之间的利益性冲突，这些内容对小说会形成表达视域的制约。我的兴趣在于，深圳产生于一次虚拟，在建立之初没有得到前经验的加冕，甚至没有得到多数居住者的授权。相当长时间里，它在意识形态领域一直受到质疑，内部博弈也很激烈，是建立在对历史的前经验和前现实的背叛上的。实际上，和其他写作者不同，我不认为它是一个令人惊喜的市场经济奇迹，而是把它看成一座“叛逆者之城”。刘洪霞：哦？这是一个有趣的视角。邓一光：这么说当然有些简单，事实上事情比这个要复杂得多。四十年来，数以千万移民来到这里和离开这里，他们割裂和背叛了自己的前生活，在一座完全建立在虚拟之上却得以快速发展的城市中，没有什么文化基因可以帮助他们连接现实生存和抵达理想，直到现在，人们仍然在不断抛弃阻碍自己前行的那些既定的东西，创造全新经验。你在内地任何城市都能看到一些数十年没有太大变化的人，他们甚至作为一个阶层存在着，但深圳没有，几乎每一个人都不可能维持衡常状态，历史在这儿迭代得非常快，包括原住民也在经历这种变化。经过四十年的城市化发展和改造，这座城市几乎没有剩下多少显在的原住民文化了。我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十年，只结识了三位原住民朋友，谈不上对他们的历史有多少了解，这显然让我难以对城市有整体性观察。我曾把我的一位原住民朋友称为“活化石”，他比我大几岁，我叫他“小梁”，他很高兴，也乐于做我的老师，我想你可能也没有多少原住民朋友吧？刘洪霞：是的，我在深圳的确没有原住民朋友，我的朋友和我一样，也都是外乡人。邓一光：这正是多数城市移民的现实生存境况，也是写作面对的问题，我们不再有一个熟悉过去、文化遗传清晰、在任何时候都能找到经验援助的舒适区，甚至找不到一个整体性存在的观察对象，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写作要进入无人区。所以，我更愿意把深圳看作由两千两百万个体组成的共同体，一座两千两百万个孤岛组成的群岛，写作不是面对一个整体，而是面对无数割裂状态下的个体。刘洪霞：我理解你所说的孤岛，其实我们生活在这座崭新的城市里，都是一座孤岛，我想正是因为这座城市带给我的这种感受，才有了你到深圳以后创作的改变，这种改变也正是印证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邓一光：可以这么理解。刘洪霞：作家是极其敏锐的，每一个时代细微的改变都会被捕捉，更何况这种轰轰烈烈的城市化道路及其带来的人的心灵和观念上的改变。你所说的“叛逆者之城”某种意义上准确而形象地概括了这座城市的内心。邓一光：您提到了文学的关键所在。孟子说，心之官则思，不思则不得。不从情感、思想和精神这些角度去考量，城市是没有意义的，文学也就不在场了。刘洪霞：那么，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写作会有重大的差别吗？难道这些城市不是统一的城市化进程中的结果吗？网络上就有“千城一面”的说法。邓一光：我不同意城市是统一进程的结果这个判断。我们习惯于把城市当成一个复制品——事实上，的确存在大量这样的复制品，中国内地的三四线城市复制比例非常高，从现代化进程看，深圳也在大量复制外部世界，甚至一度有“山寨”城市的批评。但真正的复制不在现代性必然导致的规范性观念、模式和路径的效仿上，而在于城市化进程中，深圳传统的海疆文化、耕读文化等基因被快速稀释掉，几乎无从辨识；在于现代精神对前历史毫不犹豫的贬低和断裂上，这是作家应该关注的。但也应该看到，外部世界是复杂的，城市发展的内部动因也是复杂的，重要的是，统一进程这样的观察忽略了“人”这个重要因素，包括城市的设计者和施建者，以及具体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制式化不是唯一的构成要素，城市仍然有不同的魅力和致命性，即使看上去似乎相同的城市，住上一段时间，你仍然能区别出城市的独特性，而且是本质上的不同，这需要观察者具备耐心和热情。刘洪霞：你是否认为，深圳这座城市有自己独特的气质，比如王安忆的上海、金宇澄的上海、小白的上海都是不一样的，邓一光的深圳与其他深圳作家的深圳也是不一样的，如何去理解这个问题?邓一光：如你所说，上海和深圳都有非常强烈的、不同于其他城市的气质和城格。从发展史看，上海开埠后受殖民文化影响，既得益于欧美近现代工业文明文化，又保留了江南传统的吴越文化，属性非常明显。深圳早期是边远海疆，鸦片战争后加了个陆疆，两次鸦片战争中，直接冲击地是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造成了广州一口通商的结束和上海的开埠，这两次战争，英国人的舰队都是从深圳边上过去的。那个时候深圳只有几个不起眼的兵营，就这么被历史忽略掉了。和内地城市比，深圳除了地处南洋边，毗邻香港和澳门这个地缘条件外，没有任何先天优势，完全凭着早期建设者的强烈进取、不走循规路、情绪饱满和不安分闯出了一条路，这种气质与它的“年轻”和缺少积累如出一辄，这种情况在内地城市几乎看不到。上海的开埠可以说是顺天应人，半殖民地文化快速落地，几乎整个中国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快速聚合。深圳的崛起却没有这些条件，中央不给钱，内地体制质疑，理论界批判，完全是一个不情不轨的逆子形象，你想想那句深圳文化基因中的口号，“杀出一条血路”，颇有些决绝。这样的两座城市，可以说基因和发展模式完全不同。还有一种情况要看到，上海早期移民主要由江浙人构成，当代以后才开始多元，深圳移民以广东和两湖地区的人为主，地域文化对城市的形成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以城市发展史考量，几千万上亿新老移民在这两座城市里生活过，对城市塑造留下或多或少的痕迹，这是城市基因，构成城市的隐结构。提到城市文学，上海是内地城市文学的集大成者，尤其“五四”之后那批作家和出版人的书写，应该是最早的城市文学文本的提供者，当代作家中最优秀的一些，也有不少生活在上海，他们的城市书写方兴未艾时，深圳的文学还没有起步。刘洪霞：虽然当前各个城市的建设被严重地同质化，然而作家却能发现其中的不同，这是文学的魅力，作家看到的那个城市是“看不见的城市”。关于你的“深圳文学地图”是许多研究者都很感兴趣的话题，您的城市文学写作使用了大量深圳真实的地名，例如，“香蜜湖漏了”、“宝安民谣”、“光明定律”、“出梅林关”、“杨梅坑”、“欢乐谷”等等，这都是深圳人耳熟能详的地名，把它们连缀起来可以组成一幅“深圳文学地图”，但这种书写只是表层的意义。邓一光：嗯，即使在地理、历史、民俗和语言这些文化学领域下足功夫，仅仅对城市的标志性符号作表征上的描摹，也远离了小说创作的要义。小说家是生活的观察者，也是命名者，他编织故事地图的兴趣不是他想做一个故事的旅游者，只满足于历史地理和自然地理的常识内容，而是他靠故事的写作，拥有文化价值和精神意义命名的权利和能力，进而在人类精神与情感领域建立个人叙事。刘洪霞：这正是我要说的。我想你把深圳地名写进作品的时候，肯定有更深层的想法，例如《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情》《万象城不知道钱的命运》《一直走到莲花山》这三部作品，涉及到了深圳的三个很著名的地名——“红树林”、“万象城”、“莲花山”，它们在这里不简简单单是一个地理标识，而是某种意义上的指代。邓一光：城市与人物、与文化是一种镜像关系，投射的是人与城市、与文化的内在肌理，以及更为真实的精神气质，如是，小说家就不会让故事停留在实际的地名上，而是把空间位置的自然或人文地理的实体名称作为一种特殊的含义给予重新命名，比如作为一种矛盾因素植入人物的生存环境和精神纠缠，使单纯的冲突情节因异质物的刺激，分泌出复杂和尖锐的新的故事成分，戏剧创作中叫延宕。比如你提到的，“红树林”写的是个体命运与关联生命、历史创伤与现实困境这个主题，“红树林”对应的是主人公所处的整体背景，所以在故事中，主人公念念不忘的是生活在红树林中的、脚下的那些人类史前生命砗螺、三角藻、水狸和刺水蚤，你不知道和主人公彻夜对话的是“看不见的男子”、黑脸琵鹭还是主人公自己。“万象城”写一个身处城市主流生活场域中的卑微人物的希望、纠结、羞涩和忍耐的故事，“万象城”对应的是华丽事物和现象与价值的悖论。“莲花山”在城市中心地带，具有城市象征的公共空间，本是最该出现共情和同理心、获得个体生命赋权的地方，人们却怪异地产生身心分裂，深陷归宿匮乏的黑洞，“莲花山”对应的是失衡的价值取向和关系。其实对故事作如是解释并不高明，好故事有一种弥漫能力。刘洪霞：好故事会留给研究者更多的阐释空间，也就是你所说的弥漫能力，它肯定不是单一的故事主题，而是有多重的理解角度，故事是立体的，而不是扁平的，它所勾连起的事物仿佛是错综复杂的3D空间地图，会令人迷失，也会令人清醒。另外，我在你的城市文学作品中发现，你似乎非常喜欢动物与植物这两个意象，你几乎是被作家事业耽误的动植物专家。邓一光：很遗憾，我没有动植物学专业背景，但的确喜欢，而且有时候会习惯和它们——主要是动物——没来由地说几句话。说起来我的生活很乏味，不是林区居民、海洋中人、野外生存者或者任何动植物保护组织成员，和动植物既没有共居生活条件，也没有固化的他者观念。刘洪霞：《深圳在北纬22°27′～22°52′》中出现了马和蝴蝶，还有《勒杜鹃气味的猫》中的猫，《深圳河里有没有鱼》中的鱼，《家乡菜，或者王子厨房的老鼠》中的老鼠，还有红树林、百合、勒杜鹃等植物，这些意象包含了怎样的隐喻？您是否是在建立一种城市生态文学的主张，还是另有更深层的原因？邓一光：写作时我不带传统意识形态的城市生态文学考量，唯一例外的是《就像一块即将消失的陨石》，那是去年疫情期间，在得知深圳湾航道疏浚工程环评事件丑闻后，因为愤怒写下的。新界那边把环深圳湾当作城市垃圾场，蛇口这边把环深圳湾当作人造观光带，我觉得人们毫无收敛，太欺负原住生命了，我就想，别给我谈抽象的城市发展，那是谎言。那个故事我完全不考虑技法，就是呐喊，那就是它，它就得这样。刘洪霞：作家直抒胸臆的呐喊，摒弃了各种技术层面的考究，这样也许力量来得更强大，这是知识分子的写作和担当。邓一光：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生态文化突破了人与自然的传统整体主义，自然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殖民话语中人类的他者，而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甚至内化为自我。但我不尝试这样的写作。大概念上我是动物，和其他动植物区别不同的是思维及文明方式，如果这是进化论意义上的优势，反过来，我的生存能力远远不如它们，缺乏它们所具有的自然活动范围、种群尊严和神秘感，比如我不能像黑白秃鹫和大天鹅一样在万米高空飞翔，像葡萄牙鲨鱼和狮子鱼一样在万米海底游动，这是一种遗憾，我做梦都希望拥有那样的能力，但能力的匮乏也许是幸事，这样我就不得不放尊重一点，不会为所欲为，同时在一种未能满足的共生情节中关照个人的孤独情结。我觉得我还能找到，至少在视野、命运观照和情感中找到现实关联依据，这个你可以在《如何走进欢乐谷》和《北环路空无一人》中看到，那两个故事里写了两只狗。刘洪霞：有印象，一只有着北极狼基因的雪橇犬，一只苏俄猎狼犬。邓一光：对，它们和主人公没有同化和顺应机制，并非内化关系，人只是视角和投射，那就是我的立场。刘洪霞：在《离市民中心两百米》中，你写到了高知的夫妻住到了市民中心附近，而在市民中心附近工作的保洁阿伯多少年来却从未走进市民中心。市民中心是这座城市的CBD，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以，您是不是从城市空间的角度来谈阶级的差别。邓一光：私有制出现以后阶级就出现了，可以说阶级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和秩序，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这个层级不但没有打破，反而更为细致和固化。不过，我在故事里写到动物时并不影射阶级差别，阶级差别是现实，不具有象征意义，我不打算从人类历史基础症结开始故事，至少短故事做不到。我只是在某个话语境域中展开命运，由此不断梳理人的真相和社会真相，如果人物恰好具备这样的条件，我会怂恿他去做不甘的抗争。刘洪霞：所以说，你的城市文学所反映的事物是非常复杂的，绝不是表面意义上的讨论，这需要批评家给予更深层次的关注。邓一光：阐释的过程是阐释者与文本的共谋关系，别忘了，批评家也是故事的创作者，他们观察和分析故事的目的，是为了安放他们自己焦虑不安的话语，那也是故事。刘洪霞：你的《家乡菜，或者王子厨房的老鼠》在如何讲故事上做足了功课，因此对研究者或者读者提供了多重的阐释空间，而不是直接的单一主题的东西，作品有丰富的层次而对研究者又提出了智力与经验上的挑战。邓一光：传统小说不是没有好故事，现代小说也没有过时，我读蒲松龄、读卡夫卡和格里耶，只能在白天读，夜里读会脑子异常活跃，睡不着觉。作为人类系统性的高级表达，他们的经验恐怕难以穷尽，甚至将是智能人学习的内容。传统小说和现代小说也在进行各种新形式的探索，现实主义不可逆地发展到新现实主义，寓言写作发展成新寓言，在人的生存状态的困境和人际隔阂、极端物质主义的批判方面有不少佳构，而且这种发展没有停止，还会不断进化。但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所处时代之于前文明是颠覆性的，人类文明几千年来建立的价值和伦理体系已经不能解释当下时代的现状。当代社会的复杂性不但强行建构起人的多维生存空间，也促使人类不得不建立起多维认知、精神和思想空间领域，小说家要回答这些问题，让传统故事的“1”构成现代故事“N”的可能，就不得不蜕变，提供多维故事结构，否则之于人类生存现实描述和未来想像是无效的。刘洪霞：你说的有效故事指什么？邓一光：视创作冲动和素材定，不尽相同。有时候是故事自身特质欲望的单纯满足，有趣或典型意义人物、激励想像力的情节、巧妙而增值的结构，有时候是营造一个精神或思想的裂变装置，故事能释放出强大的裂变反应，由此激发阅读者的精神或思想能量，形成阐释冲击波。刘洪霞：形势所迫，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小说的历史也过于漫长，作家也被“逼迫着”不断创新，生产出更新的艺术形式，小说是一个生命体，它也在不断生长。不同的作家会有各自不同的方法。邓一光：是的。刘洪霞：我发现有些作家的创作是无意识的，而我感觉你的创作是有意识的，其实你故意在作品中埋了许多个“宝”，令研究者去欣喜地发现，构成了作家与研究者之间一种潜在的对话关系，或者说实现了作家与研究者之间的心领神会，这是非常愉悦，同时又具有挑战性的阅读体验。邓一光：除了少数天才作家和诗人，并不存在能透视历史真相，同时具备整体性把握的写作者，我属于后者，好奇心使然，不满足单纯的故事写作，对感兴趣的素材会条件反射式地思考，拆分、质疑或者干脆放弃。不过对短篇来说，这个思考的过程非常快，甚至很难说是在思考，一个人每天要做多少个动作？恐怕细算起来在数十万之间，那个思考更像条件反射，受制于思想经验的习得。刘洪霞：你是否觉得自己的创作非常理性？邓一光：理性对写作是重要的，尤其长篇写作，需要对题材和素材作出清晰的判断和分析，拥有明确的思维方向和思想依据，这个过程通常发生在动笔之前，那会儿尽可以做逻辑推导工作，反复否定与怀疑，一旦动笔，更依赖持续的情感动力。我没有一部长篇写过提纲，我不能说服自己妥协于已有规律和内容的强化约束，守住确定结果，那是一种很枯燥的工作。我希望人物和故事打破先在经验，完成他们和它们的奇妙旅程，理性往往是旅途中的限制性陷阱，我会警惕，尽可能看护住他们和它们，小心别掉进去，否则就废掉了，我的长篇半数是这么废掉的。刘洪霞：你是否认为写作完成后，此时作家已经被“杀死”，阐释权完全掌握在研究者手中？邓一光：小说家在故事形成时拥有至关重要的言说权力，故事结束后最好远远走开，不再去谈论它。这么说的原因不是对阐释学的尊重，而是故事自有生命。没有哪位小说家能如实地把微妙的文本生成过程复原出来，清晰解释体系和方法这些内容，在文本形成时，亚里士多德说的那种“神之消息”是带着超越意志出现的，往往超越了小说家动笔之前确定的历史、哲学、宗教、语言和结构这些前置设想，也就是文本最终的意义部分，和文本设想并不是一一对应关系。刘洪霞：你这个表述是一种被动的主体态度，这么说不是被“杀死”，更像是“自杀”。邓一光：你这么理解？那我换一个说法，小说家通过人物寓意、情节迷宫、结构路径和精神视域的创造性工作，使故事形成了增值的价值和意义，这样的故事具备开放的阐释现象，而故事作为文本，创作者其实是三类人，小说家、故事和阐释者，只有当他们全部完成对故事的创作和阐释，这个故事才活过来。所以，好故事就像九命猫，通常会有无数解读版本，相当于无数生命，前提是它的确是好故事，而且遇到了同样具有创造性能力的阐释者。刘洪霞：是的，我们再把话题拉回来。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早的城市文学是1920年代到1940年代的海派文学，代表作家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张爱玲等，之后，就来到了城市文学的枯水期，几乎是乡土文学一统天下。当城市文学再度兴起时，已经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直到现在。乡土文学永远也代替不了城市文学，两者是现代性的一体两面。那么，深圳的城市文学总是含有乡土文学的影子，因为不仅深圳的前身是一个处于岭南尽头的戍卫边镇，现在城市的人口来自于乡村的也占较高的比例，你如何看待深圳这座城市与乡村这种同构的关系？邓一光：你分析了深圳的人口来源地情况，应该看到，深圳移民数量超过原住民七十倍，这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原住民，很多是上世纪中叶才来到深圳的国家工作人员、驻军和移民，对多数人，文化基因在深圳书写中不是顺理成章的传承，而是剜肉剔骨的断裂。深圳移民作家和诗人中，有一部分下意识的前经验写作者，一部分在融入城市化过程中感到艰涩的写作者，他们在写作中保留家园情结不光是惯性使然，更是生命经验的守护和精神抚慰的获得策略。新的书写者还在源源不断到来，这种情况比其他内地城市要明显得多，书写中的城市与乡村经验同状况构会一直延续下去，这种情况在整个城市化进程中会处于一个挣扎和博弈的过程，但在深圳不同，它是绝望的。刘洪霞：为什么这么说？邓一光：深圳2004年就没有农村和农民了，渔业、林业、养蚝这些传统的乡村生活场景的维系者现在基本是移民，你完全找不到乡村生活的历史和现场，持续的乡村书写，要求写作者在精神性和经验上首先完成在地化的接续和超越，写作史上有这样的例子，深圳目前还没有看到。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写作者的悲哀，现实的城市和回忆的乡村根本就是一种虚假关系，建立在这个虚假关系之上的理想生活完全不存在，这使书写成为一种全面的回忆和想像行为。这种现实书写的最大悖论在于，人们在城市里生活，精神的剧烈冲突在当下经验中发生，却习惯于乡村文化和价值观回忆，这种路径依赖的写作恐怕会一直存在。刘洪霞：据我观察，你说的这种情况不是唯一的写作类型，而且不是最有价值的写作类型。邓一光：你指的是那些有所准备，希望拥抱城市生活经验，让个体写作与城市发展形成同构讲述的作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逃离了经验茧房，却没有逃离观念茧房，即使书写着城市故事，却满腔乡村思绪和精神，对现实言说无力，对未来无从想像，这种现象的确具有研究价值。我指的不是题材，而是文学意象和价值观，所以你会看到在深圳的加工业时代和制造业时代，那么多写作者写出了大量对生存环境和阶层结构的诅咒，同时写下牧歌式的对家乡的思念。那些故事相当鲜活，汗涔涔，血淋淋，充满了对冰冷的金属秩序的批判，有些篇什才气逼人。但这不是城市与乡村的规律性同构关系，加工业和制造业与乡村经验的冲突不唯血汗冲突和身份认同撕裂，写作的扁平和同质化正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刘洪霞：你觉得问题在哪儿？邓一光：我们在城市化之前从来没有遇到如此复杂和深刻的处境，城市将人们分配在现代性专业化网格中，乡村经验中相对完整的时空世界和价值体系完全消失了，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在未来的想像中也不存在，人们一方面要扮演自然人、家庭人、职场人、社会人、经济人和公民的复合角色，建立新的生活秩序和价值体系，一方面又面对着个人角色的严重分化，在信息爆炸时代里个人经验的极度碎片化，以及变革时代中个人前经验的快速老去，每一组关系都是纠结甚至冲突的，这才是人们面对的全新经验，而过去那一套文学观念和方法论根本无法描述这一切，甚至我们从传统文化那儿习得的世界本质性真理都不存在了，模糊和诞妄才是人们的常态生活。刘洪霞：听起来有点悲观。邓一光：不，这正是文学的入口。工业化之后，文学对人类世界本质的探究远不如科学对自然世界本质的探究走得远，但它的确在人性的复杂和深度的描述上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这条路并没有走到头，人们在当下时代不但面对着前经验和处境的坍塌，也面对着新经验和处境的重组，这些都会在时代精神和情感上表现出来。终极意义上的写作不是对现状的入骨描述，而是对经验中尚不存在的希望世界的描述和叩问。我个人会等待另一种城市与乡村同构关系的书写，那是对这座城市历史和文化脉络的探源，故事中有大量我们不熟悉的、我们生活之地鲜活生动的前史细节，同时它会提供那个时代人们的经典情感与精神，它会让我们触摸到这座城市神秘而狂野的本土基因。我知道这样的故事会出现，因为我知道有人正在书写中。刘洪霞：你在书写了五十多部中短篇城市文学作品后，又推出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这部作品书写了1941年的香港保卫战，这场战役的发生地也在深圳附近的区域里。为完成这部作品的书写，据说你查阅了许多历史资料，因此，你是否对深圳这座城市的历史给予过特别的关注？邓一光：深圳是我和我的家人目前的生活地，对我来说有亲切处，有好奇，也有纠结。我来深圳后关注过两位写作者，一位是南兆旭先生，他写了很多有关深圳自然资源的书籍，至今我仍在关注他新的出版物。另一位是廖虹雷先生，他是原住民作家，写了很多民俗著作，他的书我都读过。我几年前弄到一套《深圳旧志三种》，包括明代天顺年间修纂的《东莞县志》、清代康熙年间修纂的《新安县志》和清代嘉庆年间修纂的《新安县志》，还有一些深圳考古书籍，没事就翻翻，阅读时间应该说早于对香港文献的阅读。刘洪霞：对进入深圳历史有障碍吗？邓一光：对文献上的历史了解不存在障碍，但历史这种东西，证实和证伪都不那么容易，不过倒也算一项有趣的工作。真正的障碍来自精神认同和批判支点的确立。“魂乎归来！居室定只。”是这个。刘洪霞：批评家与研究者把深圳文学命名为“打工文学”、“底层文学”、“城市文学”、“非虚构文学”，你同意这样的命名吗？邓一光：从线性规律上讲，研究者找到了一种有效途径，便于当下对深圳文学进行言说，可以说是“深圳式”的文学研究途径。刘洪霞：能展开谈谈吗？邓一光：中国的现代城市史不过百年，城市文学研究没有太多积累，研究者大多借鉴的是赵家璧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思路。深圳文学史研究对应的是中国当代城市发展这一时期，实践上有吊诡之处。中国当代城市化进程不是自然发生，甚至不是完全自由市场的产物，大家都没有经验，深圳因历史和地域条件充当了前行者角色，第一个冲出起跑线。目前深圳是中国唯一百分之百城市化的大都市——上海的城镇化率不到百分之九十，北京和广州的城镇化率排在上海之后，这种情况对个体研究对象有两个存在和辨识向度。一个是新深圳人——暂且借用这个说法——无论来自哪儿，内地乡村、城镇或城市，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如今的生活环境完全没有了乡村内容，根本不可能靠那点乡村经验的脐带血活下去；其次是他们的经验在内地没有借鉴甚至无法参照，不像传统文化可以追溯到五六千年前，他们连传统文化都没得借鉴，所以你看深圳办了无数个讲堂，内地学者如过江之鲫来深圳讲传统文化，但讲的基本是新儒学。刘洪霞：你的意思是，深圳文学是建立在全新言说基础上的？邓一光：对，从整体言说上，深圳文学是断裂的、全新的、创世纪的经验书写，即便你前面提到的乡村经验书写，在深圳也不纯粹，那种乡村经验不是整体性的，研究者想在文学史的既成谱系中找到研究逻辑，即使做到了，不是驴头对马嘴，也是隔靴搔痒。刘洪霞：这就是“打工文学”、“底层文学”、“城市文学”出现的历史和文化背景？邓一光：是的。“打工文学”、“底层文学”、“城市文学”这几种样式，最早都出现在深圳，或者与深圳有关。比如深圳曾是“打工文学”重镇，有非常大的写作者体量，出了一批作家和诗人，这几年有些变化，把旗帜换成了“劳动者文学”；“底层文学”的命名源自深圳作家曹征路的《那儿》和《问苍茫》；《特区文学》和《新城市文学》较早提出了“城市文学”概念，早在1980年代，《特区文学》就有意识地推出城市文学作品。深圳是建立在想像基础上、由数千万移民共同创造出的产物，历史和个人从断裂到创造的接续努力，正合辙这座城市的发展类型和精神命运，这使研究者的命名具有了现实依据，也符合深圳的整体气质。（转自上海文学，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21年6月号）（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2021-06-1507
2021-06当我们深入中国喜剧传统，领悟到喜剧表演技巧，以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作支撑，创作喜剧的信心就会显著增强 喜剧艺术当随时代不断创新，时代越是发展、科技越是进步、表现方法和手段越是丰富，我们越要回溯源头，回归艺术本体，遵从艺术规律 喜剧创作者一定谨记：作为一种大众文艺形式，喜剧是为观众服务的；真正好的演技需要通过一场场现场表演，与观众频繁互动才能磨炼出来话剧《戏台》剧照 喜剧是创造笑的艺术和学问，研究喜剧的传统、了解喜剧的本质，喜剧创作就会事半功倍。研习喜剧传统，增强创作信心 喜剧在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古代“谐谑”的概念就是通过语言创造笑声的艺术形式。在出土的汉代陶俑中，也有谐谑艺人。“善言为笑”，俳优是我国最早对职业化喜剧人的称谓，早在春秋时期，以乐舞谐戏为业的俳优就出现了。《史记·滑稽列传》记载了春秋时期楚国艺人优孟等人滑稽多智的故事，这些故事充满了喜剧的元素和张力。今天我们的很多喜剧，其实不知不觉运用了传统的形式和方法。比如传统戏曲《风筝误》《花田错》以“误”“错”为戏核：有误会就会出现令人发笑的情景，进而生发故事，形成喜剧。当下的误会喜剧也化用了“误”“错”这一传统方法，两个演员各说各的话，相互还能对上茬。可见，经典的创作方法在今天依然焕发勃勃生机。 喜剧，从剧本、排练，到演出，一组组行动、一句句台词，就是为了赢得观众的笑声。观眼观心，如同踩着石头过河，那一个个石头都是创作者前期预设、精心准备、用心安排的桥段。演员和观众之间是交流、互为的关系，演员预设包袱、抖包袱，观众笑起来，演员再根据笑声接着抖包袱，把情节不断推进。所以，喜剧是创作者和接收者双方互动融合达成的艺术。 当我们深入中国喜剧传统，领悟到喜剧表演技巧，以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作支撑，创作喜剧的信心就会显著增强。 表现手段越丰富，越要遵循艺术规律 喜剧这种艺术形式，永远在求新、求异、求变。喜剧艺术当随时代不断创新，时代越是发展、科技越是进步、表现方法和手段越是丰富，我们越要回溯源头，回归艺术本体，遵从艺术规律。在谈创新之前，我们需要弄清喜剧的基本原理、逻辑和方法。 什么情况下观众会笑？喜剧在什么条件下才能生成？这些年，我一直在创作实践中摸索，也经历了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小品《吃面条》有时代的影子，但作品技术还略显稚嫩；《主角与配角》探索了误会喜剧和错位喜剧的方法应用；《羊肉串》加入了更多喜剧技巧，独特的讲故事方法让观众眼前一亮；《警察与小偷》将四五个喜剧方法叠加，表现手段上远比前三个作品丰富，也给观众带来更多惊喜。这些年，我还创作了舞台喜剧《戏台》《阳台》等，追求更全面的喜剧表现，也尝试在悲喜剧之间掌握平衡的技巧。参与《金牌喜剧班》综艺，又让我了解到综艺喜剧这种新形式。小品《主角与配角》剧照 好的喜剧不仅仅靠表演，它一定建立在扎实的文本基础上。所以喜剧创作者要表演精进，更要关注文本。演过那么多喜剧，我最大的感受是，虽然喜剧是引人发笑的艺术，但其内核是摆脱困境。就像“滑稽”一词，“滑”是光滑、润滑，“稽”指困境，这个词就有摆脱困境之意。“摆脱困境”是角色行动的内驱力，有内驱力才会形成行动线。所以在创作之前，首先要把这个内核想清楚，想透彻。 合格的喜剧剧本通过不同角色组成相悖的行动线而生发故事。对经典喜剧来说，一个主体故事往往穿插了更多角色、更多行动线，它们叠加一起，互为因果。拿建筑做比喻，只有不同材料互相支撑，才能不断延展、加高，搭建出摩天大楼。如果只关注一幕一幕的表演，而不讲究结构搭建，即便拥有再多的建筑材料，也只能搭成一个个单独的架子，不能凝结成一个有机整体。 喜剧创作有不同的层次。最粗浅的是模仿差异，因为笑的行为，与“势差”有很大关系。这包括角色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势差，也包括表演者和观众之间的势差。而有了势差之后，演员们在编织出的关系网中精心地绕、躲、走、闪，观众就会产生自己的思索和价值判断，进而触发“笑点”，这样充满智慧的喜剧才是高级的喜剧。喜剧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度”的把握。幽默的产生需要打破固有秩序，但这种打破是有条件的，不能违反社会公序良俗。一些粗俗、鄙陋的喜剧往往会引起观众的反感。 在长期的喜剧表演中，我还有一个体会，观众的笑是需要练习的。比如在看小品时，观众知道这是一种幽默的艺术形式，自然而然会放下顾忌、放声大笑。但如果在剧场看喜剧，会感到严肃而笑不出来。当一个喜剧包袱出现，观众首先左看右看，观察别人笑没笑，整个剧场好像被一根绳子紧紧绷住。这时突然一个观众忍不住，发出“哈哈哈”的笑声，众人才放心地笑起来。由此可见，喜剧人要设计好包袱，把握好尺度和节奏，带着观众养成笑的习惯。综艺《金牌喜剧班》剧照与观众频繁互动，打磨喜剧艺术精品 喜剧创作者需要通过技巧方法、故事讲述和人物行动等实现思想性，达到喜剧作品的高度。 表现和思想是有机统一的，千万不要把目的当成方法。有些喜剧创作，不注重结构和讲故事，仅仅用无厘头来解决故事中的矛盾冲突，想着怎样抓包袱“挠人痒痒”惹人笑，这就会成为问题。创造笑声是创作者的出发点，但不是创作的手段。眼里只有“包袱”，不去好好地结构故事，我觉得是本末倒置，也导致演员表演上的急功近利。 很多演员眼睛里没有人，也不感受对手，在各自的场景里表演，观众很难自然而然地发笑。喜剧创作者一定谨记：作为一种大众文艺形式，喜剧是为观众服务的。喜剧创作者要拥有好心态，摆不正喜剧创作者与观众的位置，只会让观众和自己都尴尬。 当前舞台喜剧、影视喜剧、综艺喜剧新作品不断涌现，这反映了社会对喜剧的强烈需求。这三类是不同的。舞台喜剧中，创作者直接面对观众。而在综艺喜剧、影视喜剧中，创作者和观众不处于同一个观演空间。有的演员认为，自己在综艺中表演得好，就能把喜剧演好。其实综艺喜剧、影视喜剧很多是通过蒙太奇剪接、后期制作才呈现出喜剧效果。而真正好的演技需要通过一场场现场表演，与观众频繁互动才能磨炼出来。之前我在电视屏幕上的一些小品，也都是经过上百场和观众真实的切磋打磨后，才去镜头前表演的。 在走南闯北的演出过程中，我很高兴看到当前喜剧品类越来越多，前来观看喜剧的观众也越来越多。每次看到观众或粲然一笑或捧腹大笑时，极有获得感。普及喜剧，把笑声带给观众，这是一位喜剧人幸福的来源，我大半辈子都致力于此。经过这几十年的打拼和磨砺，我的使命感越发坚定：用好的作品推广喜剧艺术、培养新的喜剧人才。光大喜剧艺术，中国喜剧人任重道远。（转自人民日报文艺，作者为喜剧演员）（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2021-06-0701
2021-02编者按：2020年12月19日，戏剧创作与发展研讨会暨市剧协第五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在深圳市文联九楼会议室召开。深圳市戏剧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就本年度工作进行总结并向理事会述职，市剧协“创意剧场”“第一朗读者”“精品戏曲名师传承计划”等项目实施代表分享经验并发言。市剧协理事们及戏剧界部分代表就深圳戏剧创作与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市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张忠亮同志作了关于“营造良好的戏剧生态”发言，对深圳戏剧创作与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戏剧创作与发展研讨会暨市剧协第五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照片营造良好的戏剧生态张忠亮市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张忠亮发言照片 2019年9月，深圳市戏剧家协会换届。新一届主席团履职一年多了。在各位主席团成员和理事们的辛勤努力下，在全体会员和戏剧界同仁支持和参与下，全部兑现了当时换届大会上的承诺。2020年市剧协的工作是出彩的，取得了良好的口碑和各方面的认可。这是新一届戏剧家协会起步的一年，是有转折意义的一年，是了不起的一年。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上半年几乎无法开展正常的戏剧活动。我们在剩下差不多半年时间里完成了全年既定的工作任务，大家做了很多事情，有很多创新，好几项工作是过去没有做过的。我在此衷心地感谢各位主席团成员和各位理事，感谢一年多来参加了市剧协活动的所有团队和个人。 2020年初，市剧协主席团成员做了分工。我当时说，我们的主席、副主席一定要带领大家做实事，要扑下身子、有操作性地来做，而不是夸夸其谈，或者在旁边评头论足。市文联今年规定各协会主席团要向市文联党组述职。今天先请各位主席团成员向市剧协各位理事述职。因为我们的主席、副主席是各位理事推选出来的，理事会成员又是广大会员代表推选出来的。所以我们的主席团成员、理事会成员既要对上级党组织负责，也要对戏剧家协会广大会员负责。一句话，我们都要对深圳的戏剧事业负责，交好自己的答卷。 今天,我想讲一个核心主题是——要在深圳营造一种良好的戏剧生态。这也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12月15日，中国戏剧家协会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新当选的中国剧协主席濮存昕特别提到，要让戏剧生态更加向好。戏剧生态对于团队、组织、个人是多么重要的事情！一个健康、良性、有活力的生态可以让大家凝聚在一起，一心一意干事业；没有一个好的生态，就会是一盘散沙，更谈不上能多出佳作、多出人才。市剧协去年以来工作的全部出发点，也是我最在意和用心的，就是要在全市营造一个良好的戏剧生态。在此基础上激发全市戏剧资源的活力。我们要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机制，让每一个戏剧从业者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可以有所作为。只要你想干事，就有平台和空间。这是我的理想，也是剧协工作的宗旨。 为了打造良好的戏剧生态，核心问题是什么呢？有两条：一是在全市建立和形成一个完善的戏剧创作与发展的链条，二是建立和形成公开、公平、公正的工作机制。先说链条，这里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原创；二是剧本。2020年，市剧协围绕这两个关键点做了很多事情，设计了一些项目。比如“创意剧场”，无论叫什么名字，只是一个概念，核心是打造深圳本土原创戏剧精品。2020年“创意剧场”用半年时间做了三部剧。这三部剧，一部是抗疫主题剧。主题剧的地位不能动摇，永远是第一位的，特别是现在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这个定位，文艺、戏剧大有文章可做。商业剧和实验剧也要有，但是主题剧放在第一位。今年的主题剧做了抗疫题材的《行囊落下的地方》。新冠肺炎疫情刚刚暴发的时候，主席团在春节假日、第一时间组织召开了视频会议研讨创作抗疫题材作品，体现出了在非凡之年有所担当。后来盯着出几个本子，反复打磨，反复研讨，与福田区合作共同打造了这个作品。在人类面对如此大灾难的疫情之下，深圳戏剧人做出了自己的作品。这就叫主题、叫担当。另外两部，一部是关于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的《时代糖厂》，反映深圳创业者的现实题材主题剧，通过一个百年企业、三代人历史演进的过程，展现了实业报国的故事和情怀。还有一部是《消失在房子的罗曼蒂克》，也是一个现实题材的剧，它真实反映了当下深圳年轻人买房的困难和纠葛。我去看戏的时候，现场观众中一个女孩子嚎啕大哭，剧情戳在了她的痛处。戏剧就要反映当下真实的生活、心理和情感。通过这三部原创话剧，我们看到了深圳戏剧人的风采，说明大家可以做事情，可以做成事情，可以做出精品好戏！这三部剧也会成为市剧协原创剧目库里的重要作品。照这种做法，一年至少3部，三年就是9部，假以时日，深圳原创戏剧会是一种什么景象，不得了，很值得期待！在这里我还补充一点，政府现在给予的扶持资金只是做孵化，不可能大包大揽，孵化出来以后，鼓励大家去走市场赚钱。再说剧本，舞台艺术特别是戏剧艺术的繁荣，关键核心环节离不开剧本。深圳在剧本方面一直比较薄弱，过去基本是自己团队自己找人写，关起门来搞 ，没有一个开放的系统，没有资源整合，弄出好的剧本很不容易。今年，我们“第一朗读者”在诗剧场之外，创造性设立了“剧本车间·读剧场”。这是一个重要的项目，它历史性破解了剧本荒这个难题，这是一个重要的抓手和重要的环节。我们第一次面向全国征集剧本，优中选优，最后选了8部，还是与深圳市场相适合的8部剧本，并以读剧展演的形式呈现。我去看了其中一部，是在深业上城剧场演出的《游戏男孩》，很新颖、很深刻、很精彩。读剧的剧目不要限于某种题材，有主题的，也要有实验的、有商业的，要百花齐放。读剧展演的另一个目的是让更多的戏剧投资人、制作人参与进来，甚至将来条件成熟时可以搞一次剧本拍卖会，将剧本进行竞价。我们来打造一种有吸引力的剧本创作和展呈体系，在这里，剧本是值钱的，好的剧本是能卖高价的。我们的目的就是打通从剧本到搬上舞台的“肠梗阻”。这个中间关键环节通畅了，就会大大提高舞台呈现的效率，好剧目也会层出不穷。 所以，我们在打造戏剧产业链条的时候，从抓原创和剧本这两个环节入手，进行横向资源链条整合，从而为整个深圳的原创戏剧服务。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进行纵向资源的互通和整合，包括与整个戏剧链条相关的元素，编剧、导演、演员、舞美、制作，包括演出场地、市场培养、观众互动等，所有的资源做进一步的整合。2021年，纵向资源整合上要做进一步努力。 营造良好戏剧生态的另一个关键，是建立和形成公开、公平、公正的机制。在深圳，政府主导的体制内戏剧院团奇缺，除了一个歌剧舞剧院、一个粤剧团，其他的全是民营戏剧机构，特别是话剧这块，没有一个是政府主导的。高手在民间，深圳的民营话剧机构反而获得蓬勃发展，这几年深圳几个比较有影响的原创话剧，全部是民营剧团承制的。有点规模和影响的民营剧团、剧社，我差不多都去实地调研过。如果不能把包括民营机构在内的各方资源调动起来，深圳的文艺繁荣、戏剧繁荣是不可能的。营造一种良好的戏剧生态，目的就是要让深圳所有的戏剧人、戏剧机构、戏剧主体活力迸发。活力怎么样才能调动起来？不外乎两条：一是搭建平台，完善平台，这个上面说到了；二是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机制。去年市剧协在这一点做了重要尝试，我们的所有项目向社会公开，让所有市场主体都有资格参与，而且在遴选、评价环节真正做到了公开、公平、公正。比如“创意剧场”剧目评审，我们把编剧、团队信息统统隐去进行盲评，连评委自己都不知道还有谁是评委，每位评委都书面写出评审意见；现场陈述环节请省里和市里专家进行评审，在评审投票的时候我让大家放下个人交情，真正要出于公心。这种机制带来的直接好处就是参与者一下子非常踊跃，光“创意剧场”就有26个项目报名，另外一个新设立的“戏曲名家传承计划和折子戏汇演”有33个剧目报名。我相信明年报项目的会更多，据我所知好几个团队早早就在精心准备新一年项目了。什么是活力？这就是！ 希望大家早点谋划新的一年工作。有的我们前几月就布置了，有了明确的计划，比如建党100周年主题的“诗剧场”。“创意剧场”有的剧目也在准备中。关于2021年工作，大家还有哪些好的想法，2020年工作有哪些不足和可以改进的地方，多想想，提出来，加以改进。2021年，中国校园戏剧节将正式在深圳落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遇。衷心希望市戏剧家协会各位同事在新的一年取得更多让人刮目相看的新成绩！戏剧创作与发展研讨会暨市剧协第五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合影照片（转自深圳市戏剧家协会）（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2021-02-0119
2017-012017年1月10日，伴着地中海岸的柔风细雨和意犹未尽的元旦气息，从意大利首都罗马传来让人振奋的消息：在刚刚落幕的第三十四届届意大利“金马戏圈”国际杂技艺术节上，来自中国深圳市福永杂技艺术团的节目《蜜语——双拐》凭借高超的技艺、富于诗意的主题构思和勇于创意的编排，再度蟾宫折桂，勇夺“金马戏圈”金奖。或许是里约奥运赛场上的女排精神再次深深感染了国人，感染着我们的导演、教练和选手，或许是源自一条河流或一个梦想，经初赛、复赛和决赛，凭借东方文明古国所赋予的文化艺术底蕴与自信，凭借一种为国家和民族荣誉而战的拼搏精神，我们的选手以全新的高空姿态——杂技的语言，如此写意地诠释了蜜蜂采蜜以及人类劳动的含义……东方文化的凝重与神奇，高空芭蕾的诗境美（杂技空中顶技巧），表演震惊了比赛现场，征服所有评委、观众以至罗马教皇，博得经久不息的掌声。意大利“金马戏圈”国际杂技艺术节是著名国际杂技赛场之一，在国际杂技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赛事每年一届，每届比赛均吸引来自世界各国的高水平杂技艺术者参加。本届比赛有来自世界各地的24支队伍，技艺绝活都相当了得，按照赛事惯例，比赛期间还专门为罗马教皇举行了盛大的专场演出，中国杂技得到最高规格的文化与宗教礼遇。“中国人民不仅将为人类贡献新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而且将把自己在文化创新创造中取得的成果奉献给世界”，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届文代会、第九次作代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内容，我们的文艺要发展，在多“走出去”开阔视野，加强交流的同时，主要还是要靠“练内功”， 要“不断推进文艺创新、提高文艺创作质量，努力为人民创造文化杰作、为人类贡献不朽作品”。这是习近平同志给予全体中国文艺工作者的新的更高的要求和希冀，也是我们广大文艺工作者们勇往直前的强大动力。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以福永杂技艺术团为代表的深圳杂技艺术民营团体在历经历史沉淀和时代洗礼后，取得长足进步与发展，艺术创作不断推陈出新，国际大赛硕果累累。福永杂技艺术团在创作经典大型杂技剧《梦幻西游》，创造民营团体的艺术神话的同时，多年默默坚守基层文艺战线，服务于广大城市劳务工，荣获文化部颁发的“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称号”。所有这些，得益于杂技艺术能够植根深圳这块经济的特区、文化的热土，得益于一代杂技事业人孜孜不倦的探索与追求，更得益于党和政府持之以恒的关心与指引。作为国内资深民营艺术团体，福永杂技艺术团将再接再厉，在国家“一带一路”策略下，在精品创作、演出市场和产业化的广阔天地里，迎接新的挑战，续写新的传奇。（市杂协）
2017-01-1924
2021-052021年5月23日，“对话影像”第一季——影视作品中的人文世界启动暨李亚威影视作品海报展开幕式在深圳图书馆顺利举行。当天，李亚威影视作品海报展在二楼展厅开幕。该展览由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深圳图书馆、深圳市电影电视家协会主办，深圳市影视产业联合会、深圳广电集团移动电视频道承办。展览通过展示本土影视行业的杰出代表李亚威导演的作品海报、工作照、获奖及生平照片，让观众共同感受改革开放和深圳经济特区发展的精彩故事，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和侧面了解深圳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深圳市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张晋文在李亚威影视作品海报展开幕仪式上致辞。他表示：李亚威影视作品海报展用56部影视作品，73个精彩的工作瞬间，集中呈现了李亚威几十年来的创作成果，诉说着一个影视人数十年如一日艰辛的创作坚守，展示一个深圳文化名家和全国道德模范的浓浓情怀，一部部精彩的作品，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我们看到了深圳的历史变迁和文化脉络，看到了深圳人的精神家园和一座城市的文明高度。
由深圳图书馆、深圳市电影电视家协会和深圳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共同主办的“对话影像”第一季——影视作品中的人文世界启动暨首场讲座在五楼报告厅举行。“对话影像”第一季——影视作品中的人文世界是深圳图书馆依托丰富的影视资源，联合本市影视专业艺术团体和高等院校打造的一个集影视学术研究、多媒体视听体验、经典影视作品赏析、公众艺术素养培育于一体的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新品牌。深圳图书馆副馆长肖容梅在介绍“对话影像”第一季活动情况时表示：“影视艺术具有综合性、视像性、似真性等独有的艺术特性，通过画面、声音等形象化手段，逼真地再现生活，容易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引发共鸣、共情，极大地充实、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期望通过本项活动进一步提升市民艺术审美力、感受力与接受力。”近年来，深圳图书馆致力于收集、整理、推广深圳本土影视艺术作品，打造了新型文化空间——影音馆，配置了专业影院、HIFI设备，向读者提供高品质的音乐光碟、蓝光电影及纪录片等影视资源观赏，定期举办主题影视、音乐展播、学术沙龙、专题讲座、分享会、发布会等多种形式的艺术阅读推广活动。目前，在影视音乐资源方面，拥有精选的中外影音文献3000余种、音乐光碟870余种、蓝光电影340余种、纪录片140余种，并可通过互联网访问库客音乐数据库超过3500张的音乐专辑资源等。“对话影像”第一季首期讲座活动邀请了深圳市电影电视家协会主席李亚威、深圳大学戏剧影视学院院长王婷做客深圳图书馆五楼报告厅。李亚威在讲座中围绕“影像里的多彩民族”这一主题，讲述了在拍摄《毕摩祭》《中国有个暑立里》《担杆岛上的“猴子王”》等影视作品时的故事，并以己为例就如何在海量素材中选择具有感召力、真实性和代表性的主题、在商业利益和自身艺术追求之间的抉择、电影人应有的坚守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剖析和讲解。在讲座临近结束时，王婷院长引用了袁隆平院士的寄语作为结语——“人就像种子，要做一颗好种子”，她说：“每一名电影制作人、创作者，每一部作品都是社会的一粒种子，这些种子都应孕育良好的基因，要去向社会传播真善美。”本年度，“对话影像”第一季将继续邀请知名影视导演、编剧、专家学者等，举办“影像里的深圳海底世界”、“观电影谈教育”等8期影视艺术讲座，通过影片赏析和创作故事分享等方式，用影像讲述人文故事，和大家一起走进影视作品中的人文世界。（转自晶报APP，记者：余梓宏）（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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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过去，深圳与戏剧相关的市属文艺专业院团仅有深圳市粤剧团和深圳市歌剧舞剧院，并没有专业话剧院团。随着文化体制改革，政府文化职能转变，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建设，大量的戏剧类文化项目以购买服务的方式交给文化企业和社会团体运作，由此催生了一批民营剧团。近年来，深圳民营剧团比较活跃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根据深圳市文联调查统计，目前深圳有戏剧类新文艺组织386家。深圳民营话剧团尤其呈现出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其生存状况和发展特征也引起了关注。《庄先生》一、深圳民营话剧团的存在形态深圳的民营话剧团大概有四种存在形态，一是戏剧工作室，这种戏剧工作室一般规模较小，以某个核心人物为主进行运作，有民办非企业性质，如深圳市福田区孟京辉戏剧工作室；也有个体工商户性质的，如深圳市龙岗区邹晓勇碉楼剧场戏剧工作室。以邹晓勇碉楼剧场戏剧工作室为例，邹晓勇作为导演、编剧创作了诗/歌/舞变奏三幕剧《木心·人曲》，已公演近50场，四重奏荒诞悲喜剧《上下》公演近20场，“复调”音乐戏剧《野孩子飞》公演近20场，这些剧目参加了乌镇戏剧节、北京南锣鼓巷戏剧节、台北艺穗节等众多戏剧艺术节，演出口碑和票房皆有不俗成绩。《四根火柴人》 二是在民政局注册的话剧社团，此类话剧社团的人员构成通常比较松散，与政府文化机构联系较为密切，往往承接了不少政府的戏剧公益活动。如深圳市邸叙然小品话剧团，该团成立于2006年，成立之初主要依赖市区文化基金及政府公益文化项目采购等作为主要收入来源，以罗湖区文化馆的为依托，罗湖区文化馆为其提供排练演出场地，话剧团制作提供公益性质的演出内容。该团多次参加国家、省、市戏剧小品大赛，获得中国戏剧奖小戏小品奖、中国田汉戏剧奖、央视相声小品大赛优秀团队奖等，创作了主题戏剧晚会《军哥剧说》系列和《水墨中国》《百年茂盛》《我要恋爱》《进化论》《夜色阑珊》等多部话剧，剧目上演超过500场。又如深圳市荔枝青年剧团，在各区政府搭台出资的情况下，该团执行实施了南山戏剧节、宝安戏剧月等深圳较有影响力的戏剧活动，创作了《四根火柴人》《留下来的理由》等原创剧目。此类民办非企业性质的戏剧社团还有深圳市童话艺术团、深圳市胖鸟剧团等。《同谋》三是以话剧为主的初创型中小文化企业，这类企业数量较多，市场化程度高低不同，充满了创新和活力。如深圳市八厘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作和引进了不同主题、不同风格的小剧场戏剧演出，创办了深圳公益戏剧品牌“剧汇星期天”，其公司制作运营的话剧《庄先生》在韩国、法国、北京、上海、香港、深圳、重庆、昆明等国内外城市进行了巡演，已演出了一百八十多场，获第10届华文戏剧节最佳编剧奖等奖项。又如深圳尚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公司旗下的戏剧品牌“爪马戏剧”被深圳媒体誉为“深圳第一青年话剧品牌”，至今完成了《老友祭》《同谋》《王的名义》《万圣节游戏》《时代糖厂》《恶作剧之吻》等8部舞台剧作品，已经演出100余场。此类初创的戏剧类中小型文化企业还有深圳市甸甸巴士剧团、深圳市星剧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深圳市守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时代糖厂》四是业界领军企业下设的以话剧制作演出为主的文化公司或分部，此类公司一般影响和规模都较大。如深圳市小橙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小橙堡是聚橙网投资设立的，其重要业务是制作演出儿童舞台剧、音乐剧等各类亲子戏剧，借助聚橙网的全国城市连锁运营及网络销售平台，将儿童剧制作和演出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现已有五十多部自主版权的作品，在全国各地做规模化巡演。“道略演艺产业研究中心数据显示，自2015年以来，小橙堡已经连续多年蝉联国内亲子演出市场份额第一名。”又如成立于2017年的深圳开心麻花华南总部基地有限公司，该公司利用开心麻花在文化方面的资源，专注于原创舞台剧及音乐剧的研发，现有演出事业、艺人经纪、剧场院线、原创孵化四大板块为核心的运营矩阵，打造喜剧垂直领域和演出整合平台。在龙岗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也对原创戏剧力量进行孵化，出品了原创音乐剧《西哈游记》，孵化了原创剧目《热锅上的马义》《广陵绝》等。《广陵绝》以上四种形态民营剧团的界限并非完全分明，如邸叙然小品话剧团的不少成员也成立了个人工作室，荔枝青年剧团的创始人刘子源也成立文化公司，深圳甸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陈祈充同样注册民办非企业剧团。除此之外深圳也还有深圳煎蛋剧社、深圳地铁馨星话剧社、深圳大学旧黑匣子戏剧工作室等一些没有正式注册的话剧社团在制作和演出话剧作品。二、深圳民营话剧团的主要特征一是发展起步晚，但是发展态势良好。深圳民营话剧团起步较晚，成立于2005年的深圳市胖鸟剧团是文化体制改革后第一批成立的民办非企业剧团，成立于2008年的深圳市八厘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是较早以戏剧为主体的民营公司。这与深圳话剧市场的发展分不开，《深圳商报》曾报道“2005、2006年深圳两年的话剧演出加起来都不到20场。从2007年赖声川的《暗恋桃花源》引爆深圳人的话剧热情后，深圳话剧市场一步走进春天。”深圳民营话剧团集中出现于2015年前后，荔枝青年剧团、甸甸巴士剧团、爪马戏剧等大多成立于这一时期。随着深圳话剧发展态势越好，越多的话剧团体出现。随后戏剧市场的进一步成熟，深圳本土的民营话剧团，逐渐开始了常规化的创作与演出，《深圳商报》也指出“深圳观众谈起戏剧，也不再只是赖声川、孟京辉、北京人艺，爪马、荔枝青年、甸甸巴士等本地剧团越来越频繁地被提及。”深圳的各类有影响力的话剧活动，都可以看到民营话剧团的参与。如政府主办搭台的南山戏剧节，荔枝青年剧团、甸甸巴士剧团都进行具体执行实施过，而深圳众多民营剧团都有剧目参演。深圳话剧虽然起步晚，但据深圳市文联党组调查，“深圳戏剧正在高速发展阶段，涌现非常多的民间剧团，深圳的白领有很好的消费意识，未来戏剧在深圳会成为像电影、KTV、音乐会之后的一个新的生活方式。”2020年南山戏剧节开幕戏《环球最好》二是政府扶持和面向市场“两条腿走路”。深圳民营剧团整体实力还比较薄弱，现阶段还不能完全脱离政府的扶持，但是无论是政府还是民营剧团，都具市场意识。从政府方面来说，政府扶持的大量戏剧活动往往是公益性的，以赠票形式演出，但也愈发重视培养观众花钱看剧的习惯和培育戏剧市场，如2020年南山戏剧节【IN】板块，除开幕戏外，其他场次的演出首次采用了低票价的方式售票。深圳民营剧团市场化程度高低不一，但或多或少都有市场化的探索和尝试，如深圳市邸叙然小品话剧团，早期依托政府提供资金生存，但是从2011年9月，谛珑文化公司正式成为剧团的运营方，提供资金、宣传等支持，剧团则主要负责作品的创作排演，开始做市场化的商演。2014年，其创作的都市爱情喜剧《我要恋爱》在华夏艺术中心开始了首次商演，初次试水成本与收益基本持平，后续也多次尝试了商业化运作。爪马戏剧在成立之初就直接面向市场，其演出资金主要靠自筹及演出票房回款，能实现通过商业化的演出生存盈利，但其制作的首部原创剧目《时代糖厂》，也申请了政府资金资助。开心麻花华南总部基地也与当地政府文化部门合作，承办龙岗喜剧节等活动。深圳的民营话剧团大多通过自营和承接政府公益活动和服务“两条腿走路”的模式，积极解决生存、维持运作、寻求发展的问题。《市井之徒》三是年轻化、专业化的人员构成，轻装上阵的人员管理。深圳戏剧有一批被媒体称为“深二代”的戏剧力量。爪马戏剧的李梓诚、荔枝青年剧社的刘子源、甸甸巴士剧团的陈祈充、鬼马剧社的唐辽等这些剧团的创始人，他们都毕业于国内戏剧专业院校，最终回到或是留在深圳投身热爱的戏剧艺术。在创团时，他们往往召集同好或校友加盟。深圳大学艺术学院表演系是深圳唯一开设戏剧专业的高校，因此这批“深二代”戏剧力量里不少来自深圳大学，如刘子源、陈祈充。而李梓诚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回到深圳组建了爪马戏剧团队。《掌柜在此》爪马早期的团队成员主要由上戏导演、表演、舞台设计、戏剧文学、艺术管理等专业毕业的人员组成。在剧团最初排演《老友祭》时基本全部由上戏人员构成，但随着深圳戏剧环境的逐步改善，深圳本土的资源、演员基本已经能够满足制作需求。现在爪马团队也有了中国传媒大学、中央戏剧学院等院校毕业的青年艺术家。邸叙然小品话剧团拥有演员159人，58人来自专业院校和专业院团。“深二代”、学院派、市场化是这批年轻话剧力量的共同标签，也是年轻一代深圳话剧的生力军。当然，深圳话剧并不是只有年轻力量，但总体态势上来说，深圳民营话剧团主要人员构成呈现年轻化、专业化的趋势。民营剧团实行“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原则，在实力比较薄弱的阶段，人员管理基本轻装上阵。如爪马戏剧有完整的制作团队，但并没有自己的全职演员，与演员合作实施“一戏一聘”制度，演员根据项目进行签约。深圳民营剧团之间的联系也比较密切，往往会资源共享，一些主要演员也会彼此共用。“一戏一聘”制度在深圳民营剧团是比较普遍的现象。甸甸巴士剧团虽有着部分全职演员，但这些全职演员除了参与话剧演出，也在戏剧教育、新媒体产业充分发挥作用，人力资源利用率较高。《马桶大爆炸》四是以小剧场话剧制作运营为主，呈现出多样化风格特征。小剧场戏剧有高度变通能力、兼容并蓄，前期投入成本较低、市场容错率较高，小剧场戏剧往往成为深圳民营话剧团最佳的选择。近年来，深圳具有本土气质特征的剧目往往是小剧场剧目。小剧场剧目在打造成熟后，也会尝试在大剧场进行演出，2020年爪马戏剧的《同谋》在大湾区的保利院线大剧院进行了巡演。深圳被大家熟知的民营剧团中，每个剧团都有自己的探索，形成了自己的定位和风格。如甸甸巴士定位做纯商业市场粤语话剧，致力于原创戏剧、戏剧教育、新媒体产业三大板块全面发展。剧团创作了《马桶大爆炸》《市井之徒》《掌柜在此》等多部粤语舞台剧，由戏剧出发，衍生了甸甸巴士小剧场、粤语栏目剧公众号、打造了1983短视频赋能基地，形成了一定的品牌效应。爪马戏剧通过引进版权制作经典剧目和打造IP剧的方式打开市场，爪马戏剧的悬疑剧《同谋》是深圳本土剧团第一次尝试与美国百老汇版权合作，《情人晚餐》是合作法国SACD爱情喜剧，《万圣节游戏》是制作的美国著名剧目，《杀戮之神》是由著名导演波兰斯基电影改编，《恶作剧之吻》由日本多田薰的漫画改编，通过学院派的制作打造，得到了观众和媒体的好评。荔枝青年剧团关注本土的人和事，创作具有本土情怀的剧目，关注木偶剧发展；乐奇绘本表演馆以绘本为载体，开发绘本儿童剧，吸引了大量的家长和学生的关注；胖鸟剧社坚持创作实验话剧；邸叙然小品话剧团以小品创作蜚声国内，被央视称为“深派小品”等等。《恶作剧之吻》深圳的民营剧团起步较晚，发展时间短，也存在起点低、规模小、发展不均衡、影响力有限等多个方面的问题。但是深圳的民营剧团能够抓住机遇，在面向市场和服务观众中异军突起，形成一定规模和自己的特色，呈现出了极大的创造力和蓬勃的生机。深圳的戏剧市场仍有巨大潜力可挖，深圳民营剧团未来大有可为。（转自《广东艺术》杂志2021年第1期，文/黄娟）（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2021-04-0924
2021-0524
2021-05（转自中国艺术报）（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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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2为中国喝彩。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中国vs日本女足比赛，图为中国队获得冠军时球迷喝彩瞬间，2011年。王文舵摄优秀的作品是有灵魂的，作品的灵魂是作者灵感与现实生活瞬间碰撞的火花。阳丽君（以下简称阳）：你曾从事过九年的美术教育，那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摄影的呢？王文舵（以下简称王）：我1985年随父母来到深圳，1989年7月深圳教育学院师范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深圳宝安宝城小学任美术教师，其间，还曾就读并毕业于深圳大学设计艺术专业（大专）、华南师范大学美术教育专业（本科）。在做美术老师的第一年，为方便收集美术素材，我萌生了买一部照相机的想法。我的想法很快就得到了父亲的大力支持，1989年12月，他给我买了我的第一部相机，自此，我开始了学习摄影艺术的历程。次年，我参加了深圳摄影学会举办的“深圳摄影新星大赛”、第三届中国特区摄影艺术展览和“富士胶卷杯”全国摄影十杰年赛等活动，其中15幅作品入选、获奖，并获得了1991年“深圳摄影新星”称号，这极大地激发了我对摄影的热爱和创作热情。在美术教学中，我创办了摄影兴趣班，吸引了很多小朋友前来学习摄影艺术，时年，摄影兴趣班成为我美术摄影教学的亮点课堂，很多小同学在全国、省、市青少年摄影比赛中获奖。1993年，我当选“深圳市首届十佳青年教师”，这对我也是个极大的鼓励，就这样，我对摄影的兴趣在不知不觉中变得越来越浓。阳：你当时获“深圳摄影新星”的作品是什么内容？王：那时候我主要关注的是深圳的城市建设。20世纪90年代初，深圳经济特区正处于城市基础建设快速发展的时期。那时候，我经常骑单车往返于家和学校，在我的必经之路上，深圳宝安机场建设得如火如荼，我被那种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吸引住了，于是多次走进建设工地，用相机记录了当时机场建设以及工人吃饭、生活的场景，《拓荒牛》就是当时拍摄的。自从喜欢上摄影以后，我便一直在用相机作画。早期，我的作品以风景、城市建设为主，审美的基础也源于美术，因此，在拍摄中总是会不自觉地以美术的眼光、绘画的语言去摄影，这一特点也体现在我现在的人文题材中。车水马龙，福田竹子林，1991年。王文舵摄拓荒牛，建设中的深圳宝安机场，1990年。王文舵摄刘伟（以下简称刘）：你的许多作品形式感很强，这是否与你学习美术有关？王：确实是。因为学习美术，所以，我崇尚绘画主义摄影，摄影理念也遵循简单的法则、注重美术视觉、注重删繁就简，认为越简练的素材越有视觉冲击力，越是简单的色彩越有艺术感染力。比如，一个元素重复、叠加就会产生形式感，因此，在我的画面中有成百上千的人出现时，我会用美术的语言将画面统一起来，构成独特的美感。此外，我也会不断地吸取和借鉴诗词、书法、音乐等艺术门类的营养和内涵。深圳是一个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生活在深圳，我用绘画的语言、文化的观念表现现代的深圳，目的是要寻找心中的视觉音符，在传承中探索，在继承中创新。刘：你认为摄影艺术创作离不开哪些因素？王：首先，艺术创作离不开灵感。优秀的作品是有灵魂的，作品的灵魂是作者的灵感与现实生活瞬间碰撞的火花。李树峰老师经常讲，看与见其实是辩证关系，看不看得到，看到了是否有触动，在影像的“场”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其次，艺术创作离不开观看的方法。我们的观看、创作经常会经历“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的不同阶段。我的创作始终坚持从原点出发，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回望原点，因此，我的许多摄影观念不乏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理念的靠拢。比如，《庄子》寓言第二十七篇讲了一个关于“得道的阶段”的故事。颜成子游对南郭子綦说：自从我追随老师学道以来，第一年心如野马，第二年才开始收敛，第三年心无挂碍，第四年混同物我，第五年大众来归，第六年通鬼神，第七年顺乎自然，第八年忘去生死，第九年大彻大悟。只有顺应自然的本性循序渐进，才有可能提高认识自然的感悟能力。我们学习摄影的过程也应这样，不能急躁，更不能浮躁。我在学习摄影的过程中，对摄影艺术的理解慢慢深入，但惯性思维也越来越多，只要坚持对自己的作品在不断否定中去伪存真，并积极学习新思想、新观念，才有可能与时代同行、与时代同步，因此，摄影艺术永远在路上。再者，我始终认为艺术作品要有灵魂，没有灵魂的作品就没有生命力和传播力。然而，怎么才能产生灵魂？我认为作品的灵魂就是文化内涵、闪亮的人文精神和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摄影创作需要始终坚持深入生活、融入生活，才能感悟生活，此外，还需在创作中不断提炼、创新，才能捕捉住稍纵即逝的灵感。它是感和应、看与见的辩证关系，灵感是因，灵魂是果，种什么样的因，得什么样的果。人的思想就像种子一样，收获怎样的果实乃依自己播下的种子而定。当我们遵循自然的法则来认识自然时，宝贵的视觉灵感将随之产生。就像一个有文化、有涵养的人，他就会精神抖擞，神采奕奕，一个人如果没有灵魂作为支撑，即使穿着华丽的外衣，也依旧没有神采，暗淡无光。挑砖工人，宝安西乡码头，1999年。王文舵摄台风即将来临，南澳避风港，1990年。王文舵摄刘：继拍摄深圳建设初期之后，你主要关注的是哪些方面？王：40多年来，深圳的发展可以说是十年一个时代，从建设初期到现在的粤港澳大湾区，从深南大道到深中通道，从福田保税区到前海自贸区，从三来一补到科技创新、智能制造，我一直在坚持拍摄，但同时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我更多关注的还是深圳的文化题材。深圳的文化创新发展日新月异，公共文化服务普惠民生，文化活动繁荣兴盛。在重大的历史时刻，均有精彩的文化活动，我在拍摄中也会特别注重对这一方面的表现。比如，1997年喜迎香港回归祖国，万众欢腾跨越新千年，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70周年，以及回顾与展望2020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我都用镜头记录了这些历史性的瞬间，并纳入了我的“深圳音符”系列作品。另外，在日常的节庆文化活动中，我所在的宝安区也会组织相应的主题文化活动，这时候，我也时刻不忘用镜头记录。比如，《千名少年绘蓝图》是我站到单位楼上用大画幅相机俯拍一千多位小朋友画环保题材的场景，画面中美术点、线、面的构成方式形成音符画面，当时看似很平常，现在十多年过去，变得越来越有历史意义了。开拓者，深圳龙岗布吉岗头村，1991年。王文舵摄阳：你一般通过哪些途径寻找创作灵感？再者，什么是你在创作中遵循的原则？王：其实，我还一直喜欢听音乐，尤其是古典音乐，因此，会经常沉浸在中外名曲中寻找创作灵感、发掘创作素材。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也总是能给我的创作以滋养，我经常会在看到某个场景的同时联想到某首诗词，于是借着相机这个媒介将心中的意境传递出来。另外，在具体的拍摄中，我会尽可能用简练的语言、简洁的色彩表达情感，这是其一；其二，这些年，我的主要精力在群众文化艺术工作方面，但我也不曾忘却我对摄影艺术的追求。我们观看一幅优秀的作品，视觉最终会定格在某个特定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视觉中心。视觉中心就是从你第一眼看见，并在环顾四周后最终又回到的那个原点。真正的摄影，在你看见的瞬间就已经定格下心灵的蓝图。摄影艺术就是要与时代同频共振，找到自己创作的切入点，在既定的创作方向上坚持并形成自己的风格。当然，有些艺术家的风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不论风格如何多变，题材如何多样，艺术家作品中的思想性是一脉相承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你的观念、思想会毫无保留地体现在你的创作中，直接影响创作结果。阳：香港离广东很近，20世纪90年代你开始创作的时候，是否有受到香港沙龙摄影的影响？王：深圳与香港文化同宗同源，因此，“涵养同宗同源的文化底蕴”。很庆幸，我学摄影没多久就找到了组织。20世纪八九十年代，深圳摄影学会举办了“富士胶卷杯”全国摄影十杰年赛等这样的大型摄影活动，深受全国摄影人的喜爱和支持，在国内造成了很大的反响。时年，在何煌友会长的带领下，以深圳摄影大厦为基地，两岸三地和国际的摄影艺术交流非常密切。那时候，郎静山、陈复礼、简庆福、张伯根、李公剑和吴印咸、吕厚民、朱宪民、梁惠湘等摄影名家经常会受邀出席深圳的摄影交流活动。1997年8月，第24届国际摄联大会在深圳取得空前成功。之后，在深圳摄影学会组织的展览、比赛、交流活动中，我们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沙龙摄影艺术和国内外其他摄影流派的熏陶。但因为我自身从事美术教育工作的缘故，因此，在美术与沙龙摄影艺术的相互交融中，我更倾向于选择纪实摄影的表现手法。所以，在我的潜意识里，我一直想摆脱唯美的沙龙式摄影时尚。刘：也就是说，在纪实摄影和沙龙摄影之间，你当时就已经有了明确的选择？王：比较明确。之所以说没有选择沙龙摄影的创作路径，一是因为我的作品很少在暗房中加工、修改，更多地还是忠实表达人与自然，并在各种摄影流派的不断融合中，以美术的眼光和对沙龙摄影艺术优点的借鉴探索纪实摄影。我始终坚信，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你的观念、思想会毫无保留地体现在你的创作中，直接影响创作结果。比如，日常与人交往中，我始终秉持平和、对等的态度，无论面对的拍摄群体是什么，我都会把自己当作他们其中的一份子，融入当下，按下快门的瞬间，彼此是自然而然、不互相察觉的状态。庆祝香港回归，1997年。王文舵摄阳：你在接触摄影之初，就决定把镜头对准深圳的发展，当时是基于什么原因呢？王：更多地是出于我在本地读书、工作，以及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可以说，深圳是我的第二故乡。不管是最初做美术教师时把摄影当作业余爱好，还是后来的群文摄影专业工作到现在的文化工作，我都是因源自内心的热爱对工作充满热情。我坚持把镜头对准深圳，因为这里有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2010年的时候，“深圳最有影响力十大观念”（以下简称“十大观念”）揭晓，当时我就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了梳理，并从中抽取了十幅进行对照。在我的作品中，我感受到了自己创作理念自然而然地与“十大观念”的精神相吻合，再现了作品创作年代所显现的时代特征。比如，作品《特区音符》拍摄于1991年布吉岗头村，画面中的五部推土机联合耕耘，仿佛是五线音符，奏响变革之音，有开天辟地的意味，代表着开拓与创新；《来了，就是深圳人》是我获得很多奖项的一幅作品，原名《心心相印》，2001年，深圳世界之窗广场举办深圳跨世纪婚典活动，在深圳创业、学习和生活的各界精英组成200对新人在此喜结良缘。在一对对新人交换爱情信物、接吻的时刻，我按下了快门，定格了这动人瞬间。深圳是新移民城市，深圳人包容、热情，此外，开放、多元的移民文化吸引了国内外许多人选择定居深圳，只要来到深圳工作和生活，就是深圳人。刘：纪实摄影的创作手法很多元，有的人会着重强调视觉冲击，你怎么看待这种夸张化了的作品表达？王：我认为纪实摄影的创作手法需要多元发展。视觉冲击力首先是题材吸引力，二是文化内涵的感染力。如果过度地追求效果，色彩、主体视觉夸张化表达，会造成对作品本身内涵和真实性的忽视。当然，这些作品也会在刚开始因为新鲜深受追捧，但其中不乏只是对形式的一味追随，以致于最后变成纯粹的形式主义，不宜倡导。然而，作品终究是要靠时间、靠历史去伪存真。因此，我们还是需要在经典作品中汲取营养，纪实摄影的创作也要树立“换个角度看世界”的创新理念，与时代同步。深圳记忆，深圳前海大铲湾码头，2014年。王文舵摄参加演出，深圳市首届“青工风采”文体节，宝安海滨广场，2006年。王文舵摄阳：与深圳其他纪实摄影师相比，你觉得你跟他们的异同在哪里？王：深圳的纪实摄影不乏名家、大家。深圳纪实摄影流派呈现多元化的趋势，符合深圳多元文化在聚集中相互交融、相互包容的特点。深圳成功的纪实摄影家在题材上有几个共同点，一是致力于深圳城市精神表达；二是重大历史事件的在场；三是研究课题的多样化；四是坚持不懈的奋斗精神。与深圳其他纪实摄影师相比，我认为我跟他们主要是风格和形式有所不同。我比较善于运用人文关怀的表现手法，注重画面素质和成像质量，也注重对美术手法的应用。此外，我的创作理念也深受绘画主义、纯粹主义和自然主义等摄影派别的影响。如果要问我在摄影中坚持的理念是什么，那就是感恩的情怀，感恩祖国、感恩人民、感恩时代，与时代同行。阳：现在，许多纪实摄影师都改用数码相机拍摄了，你为什么还坚持用大画幅相机呢？王：一直以来，我使用不同的相机拍摄，也在不断收藏各类型相机，从135相机到8×10大画幅等百年相机兼有。就像在小学做美术教师的那九年，我经常会在床头放着相机，身边的人都说我太珍爱相机了，或许，这就是我的摄影情结吧。数码摄影技术已经很成熟了，但我仍然对大画幅胶片摄影情有独钟。现在，一百多年前的摄影技术依然在不断探索、创新、发展，传统和数码之间也可以通过特定的技法实现转换。1990年开始，我就把家里的一间屋子改造成暗房，自己冲洗照片。近年来，照片都交给专业人士冲洗。接下来，我将把传统暗房作为一项传承，在我的摄影工作室重新搭建。营造这样的一个空间，主要是想让摄影爱好者、孩子们到文化馆、博物馆就可以了解照相原理、照片制作过程，使摄影成为他们可以实际参与、体验的项目，并体会到自己制作摄影作品的乐趣。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首先要坚持创作、接触不同类型的相机，同时，也要积极参与各项展览、展示活动，与不同群体、不同流派保持交流，尽可能拓宽自己的视角，这样才能把工作干“活”。当然，选择什么工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观念跟表达相吻合。所以，在这个特定的时空中，使用大画幅摄影的优势就是保护与传承，继承与创新。面对摄影从胶片向数码的转变，我始终认为摄影应该守正创新，传统胶片依旧有其无法替代的功用。2008年以来，使用数码相机的创作逐渐占据主导，胶片拍摄成为辅助。然而，直到今天，我还是想继续用大画幅相机来拍摄深圳。来了，就是深圳人，在深圳世界之窗举办集体婚礼，2001年。王文舵摄阳：你不仅自己创作，同时还是一名群众文化工作者。王：是的，比如“群艺杯”全国摄影艺术展览，这是由当时的文化部办公厅立项批准，中国艺术摄影学会联合深圳市艺术摄影学会（创办人苏伟明会长）于2001年在深圳创办的大型群文精品赛事。2004年落户深圳宝安，由我接任组委会秘书长工作。展览每两年举办一届，迄今为止已连续举办了十届赛事。20年来，历届“群艺杯”全国摄影艺术展览紧扣时代脉搏，顺应时代潮流，每届确定一个摄影主题，比如，“大地情怀·寻梦中国”“新时代·新征程”“绿水青山·乡土家园”“中国人的面孔”等，先后在北京、福建、山西、广东等全国各地国际摄影周活动中展览和巡展50多场次，并曾代表文化部东渡扶桑，参加中日文化交流活动。20年来，历届全国“群艺杯”摄影艺术展览参赛人数近3万人次，传统和网络线上征稿收到摄影作品达10万余件。现如今，“群艺杯”全国摄影艺术展览业已成为全国群文摄影活动的常设品牌活动，每届评选出的优秀获奖作品近200幅，获奖作品均由《中国摄影家》杂志、中国摄影家网线上线下同步发表，在全国摄影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服务群众逾200万人，目的就是让影像的力量、影像的魅力走入千家万户。我还曾连续四届担任深圳国际摄影大展名家邀请展板块、手机摄影展板块和宝安平行展策展人等。产业工人，深圳宝安沙井街道精达电子厂，2019年。文舵摄阳：在未来工作或创作中，你有什么计划吗？王：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紧接着半年后又推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这两个政策的推行对大湾区摄影艺术，乃至深圳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也给每个摄影工作者、艺术工作者、文化工作者提供了动力。深圳发展40多年，之后还需要我们进一步转变观念，去思考如何先行先试，这是摆在我们摄影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我认为，一是要不间断地记录。二是要不断地提升拍摄质量，在培养有情怀、有温度、有创新、有思想的摄影工作者的同时，组织大家系统性地深入挖掘湾区题材。三是要共建共享湾区影像。一方面，邀请全国的著名摄影艺术家、摄影团体参与到大湾区的活动中来，另一方面，组织联合采风创作活动，通过湾区城市联展的方式互联互通、互惠互利，进行摄影流派研讨、碰撞，合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摄影艺术融合发展。近期，我被认定为深圳宝安区文化名家摄影工作室领衔人，工作室的主要任务是计划在两年内完成100幅大画幅相机拍摄的大湾区黑白影像。在这个项目中，不仅会使用胶片，还将尝试使用现代工艺的黑白制作形式，以此来表达对深圳和湾区城市的情感记忆。年轻的脚步，深圳宝安中心区，2019年。王文舵摄阳：你如何看待摄影与时代的关系？王：我认为摄影就是要真实地反映当下的感觉，忠实地表现这个时代，只有与时代同频共振，摄影才能真正发挥它的职能。摄影就在当下，立足本土、关注本土是把握时代特征的最有效途径。回顾这30年的摄影经历，我觉得每一天都是崭新的历史。此外，摄影也没有过去式，只有进行时。新时代的摄影艺术需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有新作为、新担当，这样才能成为时代的风向标。如果要问我在摄影中坚持的理念是什么，那就是感恩的情怀，感恩祖国、感恩人民、感恩时代，与时代同行！阳：谢谢。作者简介： 王文舵，1970年生，广东省龙川县人。1989年7月至1997年12月，任深圳市宝城小学美术教师；1997年12月至2017年5月，先后任深圳市宝安区文化艺术馆摄影专业干部、摄影部主任、副馆长、工会主席；现为深圳市宝安区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副主任（副馆长）、党支部副书记、研究馆员，广东省艺术摄影学会副主席，深圳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深圳市艺术摄影学会副会长。作品《千年等一回》曾获第十二届全国“群星奖”金奖、20世纪华人摄影经典作品，出版著作《深圳音符：王文舵摄影作品集》。摄影／王文舵 采访／阳丽君 刘伟（转自《中国摄影家》杂志2021年2期）（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2021-02-2218
2019-12“写交响乐是我一辈子的愿望。到90岁以前，我想再写两部。我的理念是，写交响乐，让人们从交响乐中听懂中国，看到站起来的中国和中国人的美好生活。”近日，深圳市国家一级指挥、作曲家姚关荣参加深圳市文化艺术专家联谊会第三次会员大会，他在会上提到今年已完成《我和我的祖国》第一交响曲首演，并将于明年献礼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第一交响曲》创作于3年前，那时他已80岁。他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茉莉花》等中国革命歌曲和民歌巧妙融入交响乐中，演绎了一幅伟大祖国从任人宰割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音乐画卷，饱含着浓浓的赤子深情。《第一交响曲》一段开门见山的序奏后，小提琴演奏的中国民歌《凤阳花鼓》耳熟能详的旋律娓娓道来。姚关荣说：“这个曲子流传非常广，每一句曲子都是向下的，几句话就刻画出一个民族沉闷到喘气都喘不过来，反映了中国人民100多年以来所受的苦难，我认为是很有代表性的。”1936年出生的姚关荣从小在上海长大，18岁考入上海音乐学院，第二年，就被派往民主德国深造，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公派赴欧洲留学的指挥家。姚关荣回忆：“当时还是刚解放的时候，我们派出一个留学生是很不容易的。装备、穿戴，全部要给你配备，从皮帽子到中山服、西服、皮鞋，每个人两大箱。中国当时的水平，要20个农民的劳动来供养一年的生活费，我充满感恩。”在莱比锡高等音乐学院学习的六年，姚关荣主修指挥，第二专业修习作曲。在作曲专业的毕业作品中，姚关荣写了一首交响变奏曲，灵感来自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他亲眼目睹的一幕，“上海凤阳路，马路上解放军休息，和衣而睡，我当时作为一个13岁小孩，真感动，我说这么守纪律的战士，所以要取得胜利。毕业作品我就想到了这首凤阳花鼓，我自己心里编了一段词，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来了中国共产党，千年万年幸福享。”1961年，姚关荣学成归国，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乐团担任指挥，指挥了数百部经典爱国主义影片音乐，电影音乐《地道战》曾创下收听人数的吉尼斯纪录。改革开放后，姚关荣主导创建了深圳交响乐团，带领乐团成为第一个登上柏林爱乐大厅和布拉格斯美塔那音乐厅的中国乐团。时光荏苒，半个世纪前在异国他乡写下的那曲《凤阳花鼓》变奏曲始终萦绕在姚关荣的心中，半个世纪后，功成身退的他将这段曲子谱进了自己的《第一交响曲》。他说，“最后的高潮，全乐队全奏凤阳花鼓，来表达我们国家的前程非常光明，大家对中国充满了信心。”（组联部供稿）
2019-1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