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访谈 | 邓一光 & 刘洪霞：一个两千两百万座孤岛组成的群岛

邓一光刘洪霞：邓老师，自2009年，你移居深圳以来，写了许多城市文学作品，出版了《深圳在北纬22°27′～22°52′》《你可以让百合生长》《深圳蓝》《坐着坐着天就黑了》等中短篇小说集，这与你以前以战争题材为主要书写对象不同，究竟是什么力量促成您对城市的思考，使您华丽转身？邓一光：我没有转身，早期的写作比如《蓝猫》《八岁》《流浪者》《猜猜我的手指》《一只狗离开了城市》，这些小说集里收录的都是城市故事，我管它们叫当代故事。那会儿人们的注意力在我写的现代故事上，也就是你说的战争题材。写完《我是我的神》后，大约六年时间，我只写过一个短篇，实际上停止了小说写作，直到移居深圳的第三年恢复写作，陆续写了一些当代故事，它们比较集中地发表出来，人们看不到我的现代故事，能看到的只有当代故事，所以，是人们的关注“华丽转身”了。刘洪霞：你的划分有意思，战争题材叫做现代故事，城市题材叫做当代故事。我们换个角度，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深层的原因激励着你去书写我们生活的城市，你对城市的思考是怎样的？邓一光：城市是人类智慧和想像力的最高体现，无所不能，理论上，任何个体都拥有在城市中得以完成进化、快速改变命运的可能，对写作者，它构成最显现的时代样板观察、经验处理和叙事表达的价值。不过，在我看来，这不是城市的全部，它同时也是孤岛效应最集中的地方。听起来很矛盾，有一种荒诞的逻辑，但这恰恰是城市的真相之一。人们很容易注意到小说家对城市戏剧性变化的嗜好，有心的作家会在故事中织入不安分的叙事轨迹，揭开人类孤岛现实的秘密，在连续性的叙事表达中拒绝作为个体的人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掉的意志和愿望，进而分享人的内心解放经验，这契合个体书写和时代书写的双重动力，进入现代之后，小说的世俗功能和终极目的都在这儿。刘洪霞：确实，你之前的写作——没来深圳之前，也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经在关注现代都市的各个层面，你创作了《城市的冬天没有雪》《老板》《红色贝雷帽》《独自上路》《我们走在一座桥上》等作品。那个时期是中国城市化的开端，而现在的中国仍然在大规模城市化的进程之中。因此，你那个时期的城市文学写作与现在的深圳城市文学写作应该有所不同，可以具体谈谈有哪些层面上的不同吗？或者说，从这两个时期城市文学的写作上，是否可以看到中国城市化的诸多问题以及演变？邓一光：我早期的城市题材依赖于生活体验和感受，那会儿我是新闻记者，题材大多直接取自社会观察，对某些题材感兴趣，新闻无法满足表达，就把它们写成故事。我个人的经验，城市的性质决定了它们浓厚的政治构成、商业功利和大众文化诉求，之于写作者，在创作主体感受和投射上都有着强大的规定和约束力，它们诱惑写作者在社会意义上作出努力，即建立政治立场、市民要求和生活愿望上的现实主义写作，比如你一定不陌生的市民经验与城市诉求的同构。这样的写作，表达视域相对比较窄。刘洪霞：你是说，这是你早期写作建立的基础。邓一光：嗯。这些年，因为时代剧烈变迁和个人生活的动荡，作为写作主体的我和观察客体都在变化，书写对应地发生了变化。你提到的城市文学写作，以及中国城市化问题和演变，我理解指的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典型经验在文学上的反映。这是学者课题，文学相反会警惕它的外部彰显内容，比如说那些很容易用数据或概括性手段进行表述的城市建设成就，以及城市与个体之间的利益性冲突，这些内容对小说会形成表达视域的制约。我的兴趣在于，深圳产生于一次虚拟，在建立之初没有得到前经验的加冕，甚至没有得到多数居住者的授权。相当长时间里，它在意识形态领域一直受到质疑，内部博弈也很激烈，是建立在对历史的前经验和前现实的背叛上的。实际上，和其他写作者不同，我不认为它是一个令人惊喜的市场经济奇迹，而是把它看成一座“叛逆者之城”。刘洪霞：哦？这是一个有趣的视角。邓一光：这么说当然有些简单，事实上事情比这个要复杂得多。四十年来，数以千万移民来到这里和离开这里，他们割裂和背叛了自己的前生活，在一座完全建立在虚拟之上却得以快速发展的城市中，没有什么文化基因可以帮助他们连接现实生存和抵达理想，直到现在，人们仍然在不断抛弃阻碍自己前行的那些既定的东西，创造全新经验。你在内地任何城市都能看到一些数十年没有太大变化的人，他们甚至作为一个阶层存在着，但深圳没有，几乎每一个人都不可能维持衡常状态，历史在这儿迭代得非常快，包括原住民也在经历这种变化。经过四十年的城市化发展和改造，这座城市几乎没有剩下多少显在的原住民文化了。我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十年，只结识了三位原住民朋友，谈不上对他们的历史有多少了解，这显然让我难以对城市有整体性观察。我曾把我的一位原住民朋友称为“活化石”，他比我大几岁，我叫他“小梁”，他很高兴，也乐于做我的老师，我想你可能也没有多少原住民朋友吧？刘洪霞：是的，我在深圳的确没有原住民朋友，我的朋友和我一样，也都是外乡人。邓一光：这正是多数城市移民的现实生存境况，也是写作面对的问题，我们不再有一个熟悉过去、文化遗传清晰、在任何时候都能找到经验援助的舒适区，甚至找不到一个整体性存在的观察对象，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写作要进入无人区。所以，我更愿意把深圳看作由两千两百万个体组成的共同体，一座两千两百万个孤岛组成的群岛，写作不是面对一个整体，而是面对无数割裂状态下的个体。刘洪霞：我理解你所说的孤岛，其实我们生活在这座崭新的城市里，都是一座孤岛，我想正是因为这座城市带给我的这种感受，才有了你到深圳以后创作的改变，这种改变也正是印证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邓一光：可以这么理解。刘洪霞：作家是极其敏锐的，每一个时代细微的改变都会被捕捉，更何况这种轰轰烈烈的城市化道路及其带来的人的心灵和观念上的改变。你所说的“叛逆者之城”某种意义上准确而形象地概括了这座城市的内心。邓一光：您提到了文学的关键所在。孟子说，心之官则思，不思则不得。不从情感、思想和精神这些角度去考量，城市是没有意义的，文学也就不在场了。刘洪霞：那么，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写作会有重大的差别吗？难道这些城市不是统一的城市化进程中的结果吗？网络上就有“千城一面”的说法。邓一光：我不同意城市是统一进程的结果这个判断。我们习惯于把城市当成一个复制品——事实上，的确存在大量这样的复制品，中国内地的三四线城市复制比例非常高，从现代化进程看，深圳也在大量复制外部世界，甚至一度有“山寨”城市的批评。但真正的复制不在现代性必然导致的规范性观念、模式和路径的效仿上，而在于城市化进程中，深圳传统的海疆文化、耕读文化等基因被快速稀释掉，几乎无从辨识；在于现代精神对前历史毫不犹豫的贬低和断裂上，这是作家应该关注的。但也应该看到，外部世界是复杂的，城市发展的内部动因也是复杂的，重要的是，统一进程这样的观察忽略了“人”这个重要因素，包括城市的设计者和施建者，以及具体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制式化不是唯一的构成要素，城市仍然有不同的魅力和致命性，即使看上去似乎相同的城市，住上一段时间，你仍然能区别出城市的独特性，而且是本质上的不同，这需要观察者具备耐心和热情。刘洪霞：你是否认为，深圳这座城市有自己独特的气质，比如王安忆的上海、金宇澄的上海、小白的上海都是不一样的，邓一光的深圳与其他深圳作家的深圳也是不一样的，如何去理解这个问题?邓一光：如你所说，上海和深圳都有非常强烈的、不同于其他城市的气质和城格。从发展史看，上海开埠后受殖民文化影响，既得益于欧美近现代工业文明文化，又保留了江南传统的吴越文化，属性非常明显。深圳早期是边远海疆，鸦片战争后加了个陆疆，两次鸦片战争中，直接冲击地是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造成了广州一口通商的结束和上海的开埠，这两次战争，英国人的舰队都是从深圳边上过去的。那个时候深圳只有几个不起眼的兵营，就这么被历史忽略掉了。和内地城市比，深圳除了地处南洋边，毗邻香港和澳门这个地缘条件外，没有任何先天优势，完全凭着早期建设者的强烈进取、不走循规路、情绪饱满和不安分闯出了一条路，这种气质与它的“年轻”和缺少积累如出一辄，这种情况在内地城市几乎看不到。上海的开埠可以说是顺天应人，半殖民地文化快速落地，几乎整个中国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快速聚合。深圳的崛起却没有这些条件，中央不给钱，内地体制质疑，理论界批判，完全是一个不情不轨的逆子形象，你想想那句深圳文化基因中的口号，“杀出一条血路”，颇有些决绝。这样的两座城市，可以说基因和发展模式完全不同。还有一种情况要看到，上海早期移民主要由江浙人构成，当代以后才开始多元，深圳移民以广东和两湖地区的人为主，地域文化对城市的形成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以城市发展史考量，几千万上亿新老移民在这两座城市里生活过，对城市塑造留下或多或少的痕迹，这是城市基因，构成城市的隐结构。提到城市文学，上海是内地城市文学的集大成者，尤其“五四”之后那批作家和出版人的书写，应该是最早的城市文学文本的提供者，当代作家中最优秀的一些，也有不少生活在上海，他们的城市书写方兴未艾时，深圳的文学还没有起步。刘洪霞：虽然当前各个城市的建设被严重地同质化，然而作家却能发现其中的不同，这是文学的魅力，作家看到的那个城市是“看不见的城市”。关于你的“深圳文学地图”是许多研究者都很感兴趣的话题，您的城市文学写作使用了大量深圳真实的地名，例如，“香蜜湖漏了”、“宝安民谣”、“光明定律”、“出梅林关”、“杨梅坑”、“欢乐谷”等等，这都是深圳人耳熟能详的地名，把它们连缀起来可以组成一幅“深圳文学地图”，但这种书写只是表层的意义。邓一光：嗯，即使在地理、历史、民俗和语言这些文化学领域下足功夫，仅仅对城市的标志性符号作表征上的描摹，也远离了小说创作的要义。小说家是生活的观察者，也是命名者，他编织故事地图的兴趣不是他想做一个故事的旅游者，只满足于历史地理和自然地理的常识内容，而是他靠故事的写作，拥有文化价值和精神意义命名的权利和能力，进而在人类精神与情感领域建立个人叙事。刘洪霞：这正是我要说的。我想你把深圳地名写进作品的时候，肯定有更深层的想法，例如《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情》《万象城不知道钱的命运》《一直走到莲花山》这三部作品，涉及到了深圳的三个很著名的地名——“红树林”、“万象城”、“莲花山”，它们在这里不简简单单是一个地理标识，而是某种意义上的指代。邓一光：城市与人物、与文化是一种镜像关系，投射的是人与城市、与文化的内在肌理，以及更为真实的精神气质，如是，小说家就不会让故事停留在实际的地名上，而是把空间位置的自然或人文地理的实体名称作为一种特殊的含义给予重新命名，比如作为一种矛盾因素植入人物的生存环境和精神纠缠，使单纯的冲突情节因异质物的刺激，分泌出复杂和尖锐的新的故事成分，戏剧创作中叫延宕。比如你提到的，“红树林”写的是个体命运与关联生命、历史创伤与现实困境这个主题，“红树林”对应的是主人公所处的整体背景，所以在故事中，主人公念念不忘的是生活在红树林中的、脚下的那些人类史前生命砗螺、三角藻、水狸和刺水蚤，你不知道和主人公彻夜对话的是“看不见的男子”、黑脸琵鹭还是主人公自己。“万象城”写一个身处城市主流生活场域中的卑微人物的希望、纠结、羞涩和忍耐的故事，“万象城”对应的是华丽事物和现象与价值的悖论。“莲花山”在城市中心地带，具有城市象征的公共空间，本是最该出现共情和同理心、获得个体生命赋权的地方，人们却怪异地产生身心分裂，深陷归宿匮乏的黑洞，“莲花山”对应的是失衡的价值取向和关系。其实对故事作如是解释并不高明，好故事有一种弥漫能力。刘洪霞：好故事会留给研究者更多的阐释空间，也就是你所说的弥漫能力，它肯定不是单一的故事主题，而是有多重的理解角度，故事是立体的，而不是扁平的，它所勾连起的事物仿佛是错综复杂的3D空间地图，会令人迷失，也会令人清醒。另外，我在你的城市文学作品中发现，你似乎非常喜欢动物与植物这两个意象，你几乎是被作家事业耽误的动植物专家。邓一光：很遗憾，我没有动植物学专业背景，但的确喜欢，而且有时候会习惯和它们——主要是动物——没来由地说几句话。说起来我的生活很乏味，不是林区居民、海洋中人、野外生存者或者任何动植物保护组织成员，和动植物既没有共居生活条件，也没有固化的他者观念。刘洪霞：《深圳在北纬22°27′～22°52′》中出现了马和蝴蝶，还有《勒杜鹃气味的猫》中的猫，《深圳河里有没有鱼》中的鱼，《家乡菜，或者王子厨房的老鼠》中的老鼠，还有红树林、百合、勒杜鹃等植物，这些意象包含了怎样的隐喻？您是否是在建立一种城市生态文学的主张，还是另有更深层的原因？邓一光：写作时我不带传统意识形态的城市生态文学考量，唯一例外的是《就像一块即将消失的陨石》，那是去年疫情期间，在得知深圳湾航道疏浚工程环评事件丑闻后，因为愤怒写下的。新界那边把环深圳湾当作城市垃圾场，蛇口这边把环深圳湾当作人造观光带，我觉得人们毫无收敛，太欺负原住生命了，我就想，别给我谈抽象的城市发展，那是谎言。那个故事我完全不考虑技法，就是呐喊，那就是它，它就得这样。刘洪霞：作家直抒胸臆的呐喊，摒弃了各种技术层面的考究，这样也许力量来得更强大，这是知识分子的写作和担当。邓一光：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生态文化突破了人与自然的传统整体主义，自然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殖民话语中人类的他者，而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甚至内化为自我。但我不尝试这样的写作。大概念上我是动物，和其他动植物区别不同的是思维及文明方式，如果这是进化论意义上的优势，反过来，我的生存能力远远不如它们，缺乏它们所具有的自然活动范围、种群尊严和神秘感，比如我不能像黑白秃鹫和大天鹅一样在万米高空飞翔，像葡萄牙鲨鱼和狮子鱼一样在万米海底游动，这是一种遗憾，我做梦都希望拥有那样的能力，但能力的匮乏也许是幸事，这样我就不得不放尊重一点，不会为所欲为，同时在一种未能满足的共生情节中关照个人的孤独情结。我觉得我还能找到，至少在视野、命运观照和情感中找到现实关联依据，这个你可以在《如何走进欢乐谷》和《北环路空无一人》中看到，那两个故事里写了两只狗。刘洪霞：有印象，一只有着北极狼基因的雪橇犬，一只苏俄猎狼犬。邓一光：对，它们和主人公没有同化和顺应机制，并非内化关系，人只是视角和投射，那就是我的立场。刘洪霞：在《离市民中心两百米》中，你写到了高知的夫妻住到了市民中心附近，而在市民中心附近工作的保洁阿伯多少年来却从未走进市民中心。市民中心是这座城市的CBD，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以，您是不是从城市空间的角度来谈阶级的差别。邓一光：私有制出现以后阶级就出现了，可以说阶级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和秩序，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这个层级不但没有打破，反而更为细致和固化。不过，我在故事里写到动物时并不影射阶级差别，阶级差别是现实，不具有象征意义，我不打算从人类历史基础症结开始故事，至少短故事做不到。我只是在某个话语境域中展开命运，由此不断梳理人的真相和社会真相，如果人物恰好具备这样的条件，我会怂恿他去做不甘的抗争。刘洪霞：所以说，你的城市文学所反映的事物是非常复杂的，绝不是表面意义上的讨论，这需要批评家给予更深层次的关注。邓一光：阐释的过程是阐释者与文本的共谋关系，别忘了，批评家也是故事的创作者，他们观察和分析故事的目的，是为了安放他们自己焦虑不安的话语，那也是故事。刘洪霞：你的《家乡菜，或者王子厨房的老鼠》在如何讲故事上做足了功课，因此对研究者或者读者提供了多重的阐释空间，而不是直接的单一主题的东西，作品有丰富的层次而对研究者又提出了智力与经验上的挑战。邓一光：传统小说不是没有好故事，现代小说也没有过时，我读蒲松龄、读卡夫卡和格里耶，只能在白天读，夜里读会脑子异常活跃，睡不着觉。作为人类系统性的高级表达，他们的经验恐怕难以穷尽，甚至将是智能人学习的内容。传统小说和现代小说也在进行各种新形式的探索，现实主义不可逆地发展到新现实主义，寓言写作发展成新寓言，在人的生存状态的困境和人际隔阂、极端物质主义的批判方面有不少佳构，而且这种发展没有停止，还会不断进化。但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所处时代之于前文明是颠覆性的，人类文明几千年来建立的价值和伦理体系已经不能解释当下时代的现状。当代社会的复杂性不但强行建构起人的多维生存空间，也促使人类不得不建立起多维认知、精神和思想空间领域，小说家要回答这些问题，让传统故事的“1”构成现代故事“N”的可能，就不得不蜕变，提供多维故事结构，否则之于人类生存现实描述和未来想像是无效的。刘洪霞：你说的有效故事指什么？邓一光：视创作冲动和素材定，不尽相同。有时候是故事自身特质欲望的单纯满足，有趣或典型意义人物、激励想像力的情节、巧妙而增值的结构，有时候是营造一个精神或思想的裂变装置，故事能释放出强大的裂变反应，由此激发阅读者的精神或思想能量，形成阐释冲击波。刘洪霞：形势所迫，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小说的历史也过于漫长，作家也被“逼迫着”不断创新，生产出更新的艺术形式，小说是一个生命体，它也在不断生长。不同的作家会有各自不同的方法。邓一光：是的。刘洪霞：我发现有些作家的创作是无意识的，而我感觉你的创作是有意识的，其实你故意在作品中埋了许多个“宝”，令研究者去欣喜地发现，构成了作家与研究者之间一种潜在的对话关系，或者说实现了作家与研究者之间的心领神会，这是非常愉悦，同时又具有挑战性的阅读体验。邓一光：除了少数天才作家和诗人，并不存在能透视历史真相，同时具备整体性把握的写作者，我属于后者，好奇心使然，不满足单纯的故事写作，对感兴趣的素材会条件反射式地思考，拆分、质疑或者干脆放弃。不过对短篇来说，这个思考的过程非常快，甚至很难说是在思考，一个人每天要做多少个动作？恐怕细算起来在数十万之间，那个思考更像条件反射，受制于思想经验的习得。刘洪霞：你是否觉得自己的创作非常理性？邓一光：理性对写作是重要的，尤其长篇写作，需要对题材和素材作出清晰的判断和分析，拥有明确的思维方向和思想依据，这个过程通常发生在动笔之前，那会儿尽可以做逻辑推导工作，反复否定与怀疑，一旦动笔，更依赖持续的情感动力。我没有一部长篇写过提纲，我不能说服自己妥协于已有规律和内容的强化约束，守住确定结果，那是一种很枯燥的工作。我希望人物和故事打破先在经验，完成他们和它们的奇妙旅程，理性往往是旅途中的限制性陷阱，我会警惕，尽可能看护住他们和它们，小心别掉进去，否则就废掉了，我的长篇半数是这么废掉的。刘洪霞：你是否认为写作完成后，此时作家已经被“杀死”，阐释权完全掌握在研究者手中？邓一光：小说家在故事形成时拥有至关重要的言说权力，故事结束后最好远远走开，不再去谈论它。这么说的原因不是对阐释学的尊重，而是故事自有生命。没有哪位小说家能如实地把微妙的文本生成过程复原出来，清晰解释体系和方法这些内容，在文本形成时，亚里士多德说的那种“神之消息”是带着超越意志出现的，往往超越了小说家动笔之前确定的历史、哲学、宗教、语言和结构这些前置设想，也就是文本最终的意义部分，和文本设想并不是一一对应关系。刘洪霞：你这个表述是一种被动的主体态度，这么说不是被“杀死”，更像是“自杀”。邓一光：你这么理解？那我换一个说法，小说家通过人物寓意、情节迷宫、结构路径和精神视域的创造性工作，使故事形成了增值的价值和意义，这样的故事具备开放的阐释现象，而故事作为文本，创作者其实是三类人，小说家、故事和阐释者，只有当他们全部完成对故事的创作和阐释，这个故事才活过来。所以，好故事就像九命猫，通常会有无数解读版本，相当于无数生命，前提是它的确是好故事，而且遇到了同样具有创造性能力的阐释者。刘洪霞：是的，我们再把话题拉回来。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早的城市文学是1920年代到1940年代的海派文学，代表作家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张爱玲等，之后，就来到了城市文学的枯水期，几乎是乡土文学一统天下。当城市文学再度兴起时，已经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直到现在。乡土文学永远也代替不了城市文学，两者是现代性的一体两面。那么，深圳的城市文学总是含有乡土文学的影子，因为不仅深圳的前身是一个处于岭南尽头的戍卫边镇，现在城市的人口来自于乡村的也占较高的比例，你如何看待深圳这座城市与乡村这种同构的关系？邓一光：你分析了深圳的人口来源地情况，应该看到，深圳移民数量超过原住民七十倍，这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原住民，很多是上世纪中叶才来到深圳的国家工作人员、驻军和移民，对多数人，文化基因在深圳书写中不是顺理成章的传承，而是剜肉剔骨的断裂。深圳移民作家和诗人中，有一部分下意识的前经验写作者，一部分在融入城市化过程中感到艰涩的写作者，他们在写作中保留家园情结不光是惯性使然，更是生命经验的守护和精神抚慰的获得策略。新的书写者还在源源不断到来，这种情况比其他内地城市要明显得多，书写中的城市与乡村经验同状况构会一直延续下去，这种情况在整个城市化进程中会处于一个挣扎和博弈的过程，但在深圳不同，它是绝望的。刘洪霞：为什么这么说？邓一光：深圳2004年就没有农村和农民了，渔业、林业、养蚝这些传统的乡村生活场景的维系者现在基本是移民，你完全找不到乡村生活的历史和现场，持续的乡村书写，要求写作者在精神性和经验上首先完成在地化的接续和超越，写作史上有这样的例子，深圳目前还没有看到。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写作者的悲哀，现实的城市和回忆的乡村根本就是一种虚假关系，建立在这个虚假关系之上的理想生活完全不存在，这使书写成为一种全面的回忆和想像行为。这种现实书写的最大悖论在于，人们在城市里生活，精神的剧烈冲突在当下经验中发生，却习惯于乡村文化和价值观回忆，这种路径依赖的写作恐怕会一直存在。刘洪霞：据我观察，你说的这种情况不是唯一的写作类型，而且不是最有价值的写作类型。邓一光：你指的是那些有所准备，希望拥抱城市生活经验，让个体写作与城市发展形成同构讲述的作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逃离了经验茧房，却没有逃离观念茧房，即使书写着城市故事，却满腔乡村思绪和精神，对现实言说无力，对未来无从想像，这种现象的确具有研究价值。我指的不是题材，而是文学意象和价值观，所以你会看到在深圳的加工业时代和制造业时代，那么多写作者写出了大量对生存环境和阶层结构的诅咒，同时写下牧歌式的对家乡的思念。那些故事相当鲜活，汗涔涔，血淋淋，充满了对冰冷的金属秩序的批判，有些篇什才气逼人。但这不是城市与乡村的规律性同构关系，加工业和制造业与乡村经验的冲突不唯血汗冲突和身份认同撕裂，写作的扁平和同质化正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刘洪霞：你觉得问题在哪儿？邓一光：我们在城市化之前从来没有遇到如此复杂和深刻的处境，城市将人们分配在现代性专业化网格中，乡村经验中相对完整的时空世界和价值体系完全消失了，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在未来的想像中也不存在，人们一方面要扮演自然人、家庭人、职场人、社会人、经济人和公民的复合角色，建立新的生活秩序和价值体系，一方面又面对着个人角色的严重分化，在信息爆炸时代里个人经验的极度碎片化，以及变革时代中个人前经验的快速老去，每一组关系都是纠结甚至冲突的，这才是人们面对的全新经验，而过去那一套文学观念和方法论根本无法描述这一切，甚至我们从传统文化那儿习得的世界本质性真理都不存在了，模糊和诞妄才是人们的常态生活。刘洪霞：听起来有点悲观。邓一光：不，这正是文学的入口。工业化之后，文学对人类世界本质的探究远不如科学对自然世界本质的探究走得远，但它的确在人性的复杂和深度的描述上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这条路并没有走到头，人们在当下时代不但面对着前经验和处境的坍塌，也面对着新经验和处境的重组，这些都会在时代精神和情感上表现出来。终极意义上的写作不是对现状的入骨描述，而是对经验中尚不存在的希望世界的描述和叩问。我个人会等待另一种城市与乡村同构关系的书写，那是对这座城市历史和文化脉络的探源，故事中有大量我们不熟悉的、我们生活之地鲜活生动的前史细节，同时它会提供那个时代人们的经典情感与精神，它会让我们触摸到这座城市神秘而狂野的本土基因。我知道这样的故事会出现，因为我知道有人正在书写中。刘洪霞：你在书写了五十多部中短篇城市文学作品后，又推出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这部作品书写了1941年的香港保卫战，这场战役的发生地也在深圳附近的区域里。为完成这部作品的书写，据说你查阅了许多历史资料，因此，你是否对深圳这座城市的历史给予过特别的关注？邓一光：深圳是我和我的家人目前的生活地，对我来说有亲切处，有好奇，也有纠结。我来深圳后关注过两位写作者，一位是南兆旭先生，他写了很多有关深圳自然资源的书籍，至今我仍在关注他新的出版物。另一位是廖虹雷先生，他是原住民作家，写了很多民俗著作，他的书我都读过。我几年前弄到一套《深圳旧志三种》，包括明代天顺年间修纂的《东莞县志》、清代康熙年间修纂的《新安县志》和清代嘉庆年间修纂的《新安县志》，还有一些深圳考古书籍，没事就翻翻，阅读时间应该说早于对香港文献的阅读。刘洪霞：对进入深圳历史有障碍吗？邓一光：对文献上的历史了解不存在障碍，但历史这种东西，证实和证伪都不那么容易，不过倒也算一项有趣的工作。真正的障碍来自精神认同和批判支点的确立。“魂乎归来！居室定只。”是这个。刘洪霞：批评家与研究者把深圳文学命名为“打工文学”、“底层文学”、“城市文学”、“非虚构文学”，你同意这样的命名吗？邓一光：从线性规律上讲，研究者找到了一种有效途径，便于当下对深圳文学进行言说，可以说是“深圳式”的文学研究途径。刘洪霞：能展开谈谈吗？邓一光：中国的现代城市史不过百年，城市文学研究没有太多积累，研究者大多借鉴的是赵家璧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思路。深圳文学史研究对应的是中国当代城市发展这一时期，实践上有吊诡之处。中国当代城市化进程不是自然发生，甚至不是完全自由市场的产物，大家都没有经验，深圳因历史和地域条件充当了前行者角色，第一个冲出起跑线。目前深圳是中国唯一百分之百城市化的大都市——上海的城镇化率不到百分之九十，北京和广州的城镇化率排在上海之后，这种情况对个体研究对象有两个存在和辨识向度。一个是新深圳人——暂且借用这个说法——无论来自哪儿，内地乡村、城镇或城市，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如今的生活环境完全没有了乡村内容，根本不可能靠那点乡村经验的脐带血活下去；其次是他们的经验在内地没有借鉴甚至无法参照，不像传统文化可以追溯到五六千年前，他们连传统文化都没得借鉴，所以你看深圳办了无数个讲堂，内地学者如过江之鲫来深圳讲传统文化，但讲的基本是新儒学。刘洪霞：你的意思是，深圳文学是建立在全新言说基础上的？邓一光：对，从整体言说上，深圳文学是断裂的、全新的、创世纪的经验书写，即便你前面提到的乡村经验书写，在深圳也不纯粹，那种乡村经验不是整体性的，研究者想在文学史的既成谱系中找到研究逻辑，即使做到了，不是驴头对马嘴，也是隔靴搔痒。刘洪霞：这就是“打工文学”、“底层文学”、“城市文学”出现的历史和文化背景？邓一光：是的。“打工文学”、“底层文学”、“城市文学”这几种样式，最早都出现在深圳，或者与深圳有关。比如深圳曾是“打工文学”重镇，有非常大的写作者体量，出了一批作家和诗人，这几年有些变化，把旗帜换成了“劳动者文学”；“底层文学”的命名源自深圳作家曹征路的《那儿》和《问苍茫》；《特区文学》和《新城市文学》较早提出了“城市文学”概念，早在1980年代，《特区文学》就有意识地推出城市文学作品。深圳是建立在想像基础上、由数千万移民共同创造出的产物，历史和个人从断裂到创造的接续努力，正合辙这座城市的发展类型和精神命运，这使研究者的命名具有了现实依据，也符合深圳的整体气质。（转自上海文学，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21年6月号）（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两创纵横谈 | 陈佩斯：用好的作品推广喜剧艺术

　　当我们深入中国喜剧传统，领悟到喜剧表演技巧，以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作支撑，创作喜剧的信心就会显著增强　　喜剧艺术当随时代不断创新，时代越是发展、科技越是进步、表现方法和手段越是丰富，我们越要回溯源头，回归艺术本体，遵从艺术规律　　喜剧创作者一定谨记：作为一种大众文艺形式，喜剧是为观众服务的；真正好的演技需要通过一场场现场表演，与观众频繁互动才能磨炼出来话剧《戏台》剧照　　喜剧是创造笑的艺术和学问，研究喜剧的传统、了解喜剧的本质，喜剧创作就会事半功倍。研习喜剧传统，增强创作信心　　喜剧在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古代“谐谑”的概念就是通过语言创造笑声的艺术形式。在出土的汉代陶俑中，也有谐谑艺人。“善言为笑”，俳优是我国最早对职业化喜剧人的称谓，早在春秋时期，以乐舞谐戏为业的俳优就出现了。《史记·滑稽列传》记载了春秋时期楚国艺人优孟等人滑稽多智的故事，这些故事充满了喜剧的元素和张力。今天我们的很多喜剧，其实不知不觉运用了传统的形式和方法。比如传统戏曲《风筝误》《花田错》以“误”“错”为戏核：有误会就会出现令人发笑的情景，进而生发故事，形成喜剧。当下的误会喜剧也化用了“误”“错”这一传统方法，两个演员各说各的话，相互还能对上茬。可见，经典的创作方法在今天依然焕发勃勃生机。　　喜剧，从剧本、排练，到演出，一组组行动、一句句台词，就是为了赢得观众的笑声。观眼观心，如同踩着石头过河，那一个个石头都是创作者前期预设、精心准备、用心安排的桥段。演员和观众之间是交流、互为的关系，演员预设包袱、抖包袱，观众笑起来，演员再根据笑声接着抖包袱，把情节不断推进。所以，喜剧是创作者和接收者双方互动融合达成的艺术。　　当我们深入中国喜剧传统，领悟到喜剧表演技巧，以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作支撑，创作喜剧的信心就会显著增强。 表现手段越丰富，越要遵循艺术规律　　喜剧这种艺术形式，永远在求新、求异、求变。喜剧艺术当随时代不断创新，时代越是发展、科技越是进步、表现方法和手段越是丰富，我们越要回溯源头，回归艺术本体，遵从艺术规律。在谈创新之前，我们需要弄清喜剧的基本原理、逻辑和方法。　　什么情况下观众会笑？喜剧在什么条件下才能生成？这些年，我一直在创作实践中摸索，也经历了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小品《吃面条》有时代的影子，但作品技术还略显稚嫩；《主角与配角》探索了误会喜剧和错位喜剧的方法应用；《羊肉串》加入了更多喜剧技巧，独特的讲故事方法让观众眼前一亮；《警察与小偷》将四五个喜剧方法叠加，表现手段上远比前三个作品丰富，也给观众带来更多惊喜。这些年，我还创作了舞台喜剧《戏台》《阳台》等，追求更全面的喜剧表现，也尝试在悲喜剧之间掌握平衡的技巧。参与《金牌喜剧班》综艺，又让我了解到综艺喜剧这种新形式。小品《主角与配角》剧照　　好的喜剧不仅仅靠表演，它一定建立在扎实的文本基础上。所以喜剧创作者要表演精进，更要关注文本。演过那么多喜剧，我最大的感受是，虽然喜剧是引人发笑的艺术，但其内核是摆脱困境。就像“滑稽”一词，“滑”是光滑、润滑，“稽”指困境，这个词就有摆脱困境之意。“摆脱困境”是角色行动的内驱力，有内驱力才会形成行动线。所以在创作之前，首先要把这个内核想清楚，想透彻。　　合格的喜剧剧本通过不同角色组成相悖的行动线而生发故事。对经典喜剧来说，一个主体故事往往穿插了更多角色、更多行动线，它们叠加一起，互为因果。拿建筑做比喻，只有不同材料互相支撑，才能不断延展、加高，搭建出摩天大楼。如果只关注一幕一幕的表演，而不讲究结构搭建，即便拥有再多的建筑材料，也只能搭成一个个单独的架子，不能凝结成一个有机整体。　　喜剧创作有不同的层次。最粗浅的是模仿差异，因为笑的行为，与“势差”有很大关系。这包括角色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势差，也包括表演者和观众之间的势差。而有了势差之后，演员们在编织出的关系网中精心地绕、躲、走、闪，观众就会产生自己的思索和价值判断，进而触发“笑点”，这样充满智慧的喜剧才是高级的喜剧。喜剧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度”的把握。幽默的产生需要打破固有秩序，但这种打破是有条件的，不能违反社会公序良俗。一些粗俗、鄙陋的喜剧往往会引起观众的反感。　　在长期的喜剧表演中，我还有一个体会，观众的笑是需要练习的。比如在看小品时，观众知道这是一种幽默的艺术形式，自然而然会放下顾忌、放声大笑。但如果在剧场看喜剧，会感到严肃而笑不出来。当一个喜剧包袱出现，观众首先左看右看，观察别人笑没笑，整个剧场好像被一根绳子紧紧绷住。这时突然一个观众忍不住，发出“哈哈哈”的笑声，众人才放心地笑起来。由此可见，喜剧人要设计好包袱，把握好尺度和节奏，带着观众养成笑的习惯。综艺《金牌喜剧班》剧照与观众频繁互动，打磨喜剧艺术精品　　喜剧创作者需要通过技巧方法、故事讲述和人物行动等实现思想性，达到喜剧作品的高度。　　表现和思想是有机统一的，千万不要把目的当成方法。有些喜剧创作，不注重结构和讲故事，仅仅用无厘头来解决故事中的矛盾冲突，想着怎样抓包袱“挠人痒痒”惹人笑，这就会成为问题。创造笑声是创作者的出发点，但不是创作的手段。眼里只有“包袱”，不去好好地结构故事，我觉得是本末倒置，也导致演员表演上的急功近利。　　很多演员眼睛里没有人，也不感受对手，在各自的场景里表演，观众很难自然而然地发笑。喜剧创作者一定谨记：作为一种大众文艺形式，喜剧是为观众服务的。喜剧创作者要拥有好心态，摆不正喜剧创作者与观众的位置，只会让观众和自己都尴尬。　　当前舞台喜剧、影视喜剧、综艺喜剧新作品不断涌现，这反映了社会对喜剧的强烈需求。这三类是不同的。舞台喜剧中，创作者直接面对观众。而在综艺喜剧、影视喜剧中，创作者和观众不处于同一个观演空间。有的演员认为，自己在综艺中表演得好，就能把喜剧演好。其实综艺喜剧、影视喜剧很多是通过蒙太奇剪接、后期制作才呈现出喜剧效果。而真正好的演技需要通过一场场现场表演，与观众频繁互动才能磨炼出来。之前我在电视屏幕上的一些小品，也都是经过上百场和观众真实的切磋打磨后，才去镜头前表演的。　　在走南闯北的演出过程中，我很高兴看到当前喜剧品类越来越多，前来观看喜剧的观众也越来越多。每次看到观众或粲然一笑或捧腹大笑时，极有获得感。普及喜剧，把笑声带给观众，这是一位喜剧人幸福的来源，我大半辈子都致力于此。经过这几十年的打拼和磨砺，我的使命感越发坚定：用好的作品推广喜剧艺术、培养新的喜剧人才。光大喜剧艺术，中国喜剧人任重道远。（转自人民日报文艺，作者为喜剧演员）（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寻路中国现当代舞蹈的现实题材创作

2021年5月28日下午，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办，中国舞蹈家协会理论评论委员会、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深圳市舞蹈家协会共同承办的2021中国舞蹈“荷花奖”现当代舞蹈研讨会于深圳市召开。

用影像讲述人文故事，“对话影像”第一季在深圳图书馆启动

2021年5月23日，“对话影像”第一季——影视作品中的人文世界启动暨李亚威影视作品海报展开幕式在深圳图书馆顺利举行。当天，李亚威影视作品海报展在二楼展厅开幕。该展览由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深圳图书馆、深圳市电影电视家协会主办，深圳市影视产业联合会、深圳广电集团移动电视频道承办。展览通过展示本土影视行业的杰出代表李亚威导演的作品海报、工作照、获奖及生平照片，让观众共同感受改革开放和深圳经济特区发展的精彩故事，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和侧面了解深圳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深圳市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张晋文在李亚威影视作品海报展开幕仪式上致辞。他表示：李亚威影视作品海报展用56部影视作品，73个精彩的工作瞬间，集中呈现了李亚威几十年来的创作成果，诉说着一个影视人数十年如一日艰辛的创作坚守，展示一个深圳文化名家和全国道德模范的浓浓情怀，一部部精彩的作品，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我们看到了深圳的历史变迁和文化脉络，看到了深圳人的精神家园和一座城市的文明高度。
由深圳图书馆、深圳市电影电视家协会和深圳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共同主办的“对话影像”第一季——影视作品中的人文世界启动暨首场讲座在五楼报告厅举行。“对话影像”第一季——影视作品中的人文世界是深圳图书馆依托丰富的影视资源，联合本市影视专业艺术团体和高等院校打造的一个集影视学术研究、多媒体视听体验、经典影视作品赏析、公众艺术素养培育于一体的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新品牌。深圳图书馆副馆长肖容梅在介绍“对话影像”第一季活动情况时表示：“影视艺术具有综合性、视像性、似真性等独有的艺术特性，通过画面、声音等形象化手段，逼真地再现生活，容易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引发共鸣、共情，极大地充实、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期望通过本项活动进一步提升市民艺术审美力、感受力与接受力。”近年来，深圳图书馆致力于收集、整理、推广深圳本土影视艺术作品，打造了新型文化空间——影音馆，配置了专业影院、HIFI设备，向读者提供高品质的音乐光碟、蓝光电影及纪录片等影视资源观赏，定期举办主题影视、音乐展播、学术沙龙、专题讲座、分享会、发布会等多种形式的艺术阅读推广活动。目前，在影视音乐资源方面，拥有精选的中外影音文献3000余种、音乐光碟870余种、蓝光电影340余种、纪录片140余种，并可通过互联网访问库客音乐数据库超过3500张的音乐专辑资源等。“对话影像”第一季首期讲座活动邀请了深圳市电影电视家协会主席李亚威、深圳大学戏剧影视学院院长王婷做客深圳图书馆五楼报告厅。李亚威在讲座中围绕“影像里的多彩民族”这一主题，讲述了在拍摄《毕摩祭》《中国有个暑立里》《担杆岛上的“猴子王”》等影视作品时的故事，并以己为例就如何在海量素材中选择具有感召力、真实性和代表性的主题、在商业利益和自身艺术追求之间的抉择、电影人应有的坚守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剖析和讲解。在讲座临近结束时，王婷院长引用了袁隆平院士的寄语作为结语——“人就像种子，要做一颗好种子”，她说：“每一名电影制作人、创作者，每一部作品都是社会的一粒种子，这些种子都应孕育良好的基因，要去向社会传播真善美。”本年度，“对话影像”第一季将继续邀请知名影视导演、编剧、专家学者等，举办“影像里的深圳海底世界”、“观电影谈教育”等8期影视艺术讲座，通过影片赏析和创作故事分享等方式，用影像讲述人文故事，和大家一起走进影视作品中的人文世界。（转自晶报APP，记者：余梓宏）（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深河情深 决战决胜”深河两地摄影作品巡展（深圳）开幕 百幅影像记录精准扶贫感人点滴

同饮东江水，共筑深河情。5月20日，“深河情深 决战决胜”深河两地摄影作品巡展（深圳）在深圳画院开幕。该活动由中共河源市委宣传部、深圳对口帮扶河源指挥部、深圳市文联、河源市文联、河源日报社等单位联合策划举办，旨在艺术性展示河源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取得的辉煌成就，展现深河两地精准扶贫的伟大工程和生动实践。原深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应力，深圳市文联党组成员、二级巡视员梁宇，中共河源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德鹏，以及来自深圳、河源两地的摄影家代表，本次摄影展主创人员代表参加了开幕式。
100幅精选摄影作品，100个精彩瞬间，深河两地的摄影家们以艺术的方式向建党百年献礼。本次展览作品以特写、航拍、组图等方式呈现，涵盖《精准扶贫，齐心攻坚》《产业扶贫，勤劳致富》《党建扶贫、坚定初心》《消费扶贫，打造优品》《民生帮扶，安居乐业》《美丽乡村、幸福生活》6个篇章内容。这些摄影作品用长短镜头集中反映了深圳对口扶贫河源系列工作与成就及广大干部群众和社会各界不畏艰难、齐心协力脱贫攻坚的精神风貌，记录脱贫攻坚中鲜活画面和生动场景。梁宇在开幕仪式上致辞，他认为这次摄影巡展活动为深河两地人民架起了友谊的桥梁。他指出，深圳对口帮扶河源，携手发展多年，而许多来自河源的精英们也成为深圳这座创新型城市发展的建设者。本次摄影展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以艺术的形式呈现两地的情谊交融。他强调，河源的绿水青山是艺术家们创作的宝地，两地未来应该继续加强联谊，组织更多艺术家到河源采风、创作。他希望深河两地人民要坚定信念，一路同心，继续努力，共筑辉煌。陈德鹏在致辞中感谢了深河两地艺术家积极响应参加本次活动，并不辞辛劳深入河源各地，记录了河源脱贫攻坚的历史时刻和精彩瞬间。他认为，这次展览很好地表达了人民群众共享美好生活的真实感受，给观展者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他说，河源市作为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在深圳对口帮扶下，经过两地政府、人民的多年努力，在脱贫攻坚战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最终如期取得胜利。他希望在民族大复兴的征程中，深河两地的交流能越来越紧密，河源也将继续向深圳学习，努力寻求更大的发展。
《乡村振兴中的神笔马良》 袁晖（河源）摄
《感恩共产党》 邱燊（河源）摄
《阿娣家的蘑菇厂》 黄雪花（河源）摄
《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方婉梅（深圳）摄
《烈士故里的漂亮答卷》 施平（深圳）摄
《希望的田野上》 陈玉（深圳）摄

书写时代华章 弘扬中国精神 凝聚中国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5月9日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中指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曾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文艺工作者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就是要彰显中华美学特质，创作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艺术精品，书写时代华章，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一传承中华美学精神，是文艺工作者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美学精神”，强化了中国优秀文艺传统和文化遗产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中的作用，再一次描绘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的底色、根基与取向，指引当下的文艺创作要充满中国的文化元素，杜绝唯西方标准马首是瞻，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方针切实落到实处，提升当前的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中华美学精神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的理论创新。与以往“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的思想家不同，立足于“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历史定义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把促成“人的感觉的丰富性”和“具有感觉丰富性的人”，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理想，视为自己最崇高的使命，也使作为其有机组成部分的美学成为科学研究“一切属人的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的学说。人的问题作为超越时空的贯穿线索，为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国化打通了道路，也展现了美学回归自身的深广领域和光明前途。中华美学精神体现出中华民族最根本的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融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为一体，以生命为核心的大美学，体现了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同时，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与审美观念，重视文艺审美的重要而独特的价值作用，以及追求崇高的美学境界，崇尚道德美、人格美、信仰美、崇高美、境界美与自由超越的精神，坚守文质兼美品格，张扬艺术精品意识与真善美相统一的精神等等。中华美学精神植基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传统文化双创的理论成果，在审美感知、审美情感、审美趣味、审美价值、审美理想、审美人格、审美精神等方面体现出鲜明而强烈的中国精神。二传承中华美学精神，文艺创作才能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才能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示新时代的中国。传承中华美学精神，文艺才能有魂可依。没有精神灵魂，一个民族只能是浑浑噩噩、萎靡不振的一盘散沙。文学艺术创作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主体，养育着一个民族的审美眼光与审美精神。中国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培养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为当下文艺“补钙”，才能有理想的筋骨、伦常的道德、文化的温度。传承中华美学精神，文艺创作才能强基固本，才能出现文艺高峰。新世纪以来，文艺作品的数量与日俱增，近几年每年长篇小说的出版产量已达几千部之多，尚不包括海量的网络文艺作品。从数量上讲，中国可称为世界第一文艺大国。但庞大的作品数量并不必然催生优秀文艺作品，粗制滥造、模仿抄袭的“注水”之作充斥其间。历史上那些享誉世界的伟大作家艺术家能够赢得人们的尊重和喜爱，无不在于他们的作品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思想深度、文化厚度和精神高度，他们也因此成为一个民族创造力的重要象征。文艺高峰的出现，是以创作者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为根基的，厚积薄发，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无尽的力量，才能创作出体现民族精神、民族特色、民族气派的优秀作品。经历了100多年欧风美雨的洗礼，经历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二元悖论的各种变革与曲折，中国文学艺术需要有一个清醒的判断和科学合理的选择，不能在全球化时代被西方强势文化所殖民，乃至成为“被看”的他者。三《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离不开文艺事业繁荣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要在马克思主义观念指导下，传承中华美学精神，提升文化自信，为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做出贡献。书写伟大时代，凝聚中国力量。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的源泉。当今中国的巨变为世界瞩目，国力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世界地位的提升，深刻地改变着当代中国人的生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艺术对象——任何其他产物也一样——创造着具有艺术感觉和审美能力的群众。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产生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创作者只有真正深入生活，与时代同频共振，在体验生活、认识生活、感悟生活的同时茁壮成长，才能不沉湎于个人内心的“杯水风波”，才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于创作的笔端，坚持发现美、创造美，赞美奋斗人生，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和信心，凝聚起磅礴的中国力量。在创作中坚守文化自信，努力以优秀的文艺作品弘扬中国精神。“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艺发展史上的精品力作无不洋溢着丰厚的文化自信，又无不对提升文化自信产生巨大的力量。犹如古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不能离开大地一样，文艺创作离不开文化的滋养，民族文化是文艺创作最博大、深厚的土壤，民族精神是文艺创作潜在的、持续的精神力量。要尊重历史，尊重传承，警惕历史虚无主义，培养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正确认知，承担起中华文化传承创新责任，理性扬弃，去粗取精，将传统文化与当代生活对接，并在此基础上涵养丰富的灵感和深刻的思想。要勇于书写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和丰富的社会实践，彰显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突显支撑民族、国家发展最深沉、最根本、最持久的精神力量。要强化责任意识，自觉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将其有效融入在立意选择、形象塑造、叙事安排、语言表达之中，助力文化自信提升。要传承“文质兼美”的精品意识，讲好中国故事。孔子曾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一观点逐渐成为颇具中国传统特色的文艺批评标准。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的信中提出未来戏剧的理想，即“德国戏剧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文艺精品能够具有强大的动人力量，源于其深刻思想内涵与优秀艺术表现的完美结合。创作者要坚持高标准的艺术追求，提升文艺原创力，创作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文艺精品。在过度消费主义有抬头趋势的今天，文艺工作者要有更强的定力，严肃认真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把审美理想放在核心位置，以富有生命力的、体现中国精神的价值观念来感召读者，并要认真探究、真正掌握文艺传播的市场规律，最广泛地传递这种感召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谋划中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广大人民对精神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对文艺发展充满了期待。立足于伟大时代，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敏锐地发现最生动、最新鲜、最丰富的中国经验，发掘当代中国实践为中华文化注入的新的生机和活力，讲好中国故事，彰显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正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所在。（转自《文艺报》2021年5月19日2版）（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新时代主旋律电视剧地域文化要素的新拓展

电视剧《觉醒年代》《山海情》《装台》《都挺好》海报由于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历史变迁等要素的差异，不同地域长期以来形成不同的文化样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们的生存状态、性格特征由于地理条件、历史积淀、文化氛围的迥异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影视作为视听艺术，可以生动还原现实生活时空。地域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为影视艺术创作提供了无尽的素材与灵感来源。在新时代主旋律电视剧创作中，以方言、地方戏曲音乐、城市形象等为主要代表性元素，赋予独特地域标志的文化视听景观，大大丰富了当下电视剧表现重大主题、蕴含丰富文化含量的表意功能，增强了电视剧艺术的生活现实感与历史厚重感，也成为近年来诸多电视剧在地域文化空间生产的新拓展和新亮点。作为地域文化重要载体的方言要素亮点突出长期以来，方言以其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积累成为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既是地区文化特色的重要形态，又是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充分展现了地域文化的丰富多元性。在新时代主旋律电视剧创作中，方言已经成为众多作品重要的声音表意符号。一方面，方言带来极大的亲切感与真实性，另一方面，方言也承载着强烈的情感认同与文化价值。电视剧《装台》海报《装台》是一部反映陕西西安城中村生活的现实题材电视剧，展现了刁顺子、大雀儿等装台人酸甜苦辣的现实生活。剧中演员台词多处以方言的形态呈现，真实展现了西安人生活的烟火气，具有强烈的真实感与感染力。方言台词元素的加入使得刁顺子等装台人的生活显得立体可观，同时贴近了电视剧与生活之间的距离。作为一部展现底层小人物生活的电视剧，是否得到观众共情、展现生活质感是衡量作品优劣的重要尺度，方言元素的使用从声音样态层面还原了生活本身，具有城中村生活的粗粝与温情，从而得到观众普遍认可。电视剧《山海情》海报电视剧《山海情》以西海固吊庄移民的真实历史事件为原型，讲述了西海固人马喊水和马得福、马得宝两代人完成易地搬迁，在福建干部、专家的帮助下，斗风沙、治沙丘，实现脱贫致富的故事。昔日飞沙走石的干石滩被改造成绿水青山、物产丰盈的金沙滩，凝聚了福建人民与宁夏人民的淳朴情谊。该剧生动展现了闽宁村从贫困走向富有的全过程，剧中使用的西北地区方言以及福建口音普通话是真实生活的流露，没有人为修饰的痕迹，给观众带来强烈感受。那些颇具地方特色的方言透露着西海固人民的淳朴与真诚，观众在原汁原味的方言中生发出情感的共鸣。方言是某一地域文化的重要标志，对于个人来讲，方言也是身份认同的重要符号与个人情感的特别象征。在《装台》中，刁大军的爱人玛蒂跟随刁大军从澳门来到西安，她使用普通话与刁顺子对话，西安方言与普通话的冲突一定意义上展现出亲人之间的隔阂。《山海情》在展示闽宁村人民实现脱贫致富的过程中，福建扶贫干部吴月娟、陈金山，农业专家凌教授功不可没。在帮扶工作中，宁夏与福建的地方语言成为交流障碍。麦苗等女工在福建电子厂打工时，福建方言也成为困扰宁夏女工的大难题。但是，凌教授夜以继日忙碌在养菇、卖菇工作一线，教授大家种植蘑菇的方法，在相互磨合中，地方语言不再成为交流障碍。凌教授离开闽宁村前夕，村民带上自家礼物为教授送行的场景生动诠释了闽宁一家亲的图景与愿望。该剧结尾，得福、得宝、水旺等人实现脱贫致富，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但是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老家，没有忘记方言，乡音、乡情并没有随时代的变化而褪色。凝聚地域文化特质的地方戏曲音乐要素作用鲜明戏曲音乐艺术历史悠久、传播广泛，地域差异使传统戏曲艺术形成了各自独有的丰富多彩的特色。黄土高原上的信天游，响彻八百里秦川的秦腔，嘹亮奔放的苗歌，委婉舒缓的苏州评弹等无不浸润着传统文化的地域风情，戏曲音乐艺术在新时代主旋律电视剧创作中也被主创者们合理运用、巧妙嫁接，从另一种声音艺术的空间展现出地域文化创作的丰富性与多元性。《装台》故事与戏曲艺术关系紧密，电视剧没有停留于对精彩绝伦的戏曲舞台艺术再现这一层面，而是将叙事焦点聚焦于舞台背后的工作者，展现小人物的平凡生活与苦乐人生。在剧中，秦腔不仅仅出现在剧场空间中，刁顺子的家庭空间、窦老师的家庭空间、疤叔生活的城中村街道等都传播着秦腔的旋律。秦腔元素的加入，将虚拟的舞台艺术空间与城中村生活的真实空间连接展现在观众面前，城中村生活的烟火气触动着观众的心绪。秦腔是具有浓郁地域气息与生活色彩的古老艺术，具有精神鼓励与心灵抚慰的功能，秦腔慷慨激昂的曲调又是每一个陕西人的童年记忆与精神食粮。当刁顺子遇到各种难事无法解决或者感到身心疲惫时，收音机里的秦腔总是最好的生活调味佐料和心灵抚慰剂。电视剧《都挺好》海报电视剧《都挺好》以职场女性苏明玉的个人成长历程为线索，引发社会关于原生家庭、女性成长、职场较量等与时代发展密切相关的话题热议。该剧在完成人物塑造、影像叙事的同时，在苏州这一地域空间生产方面也颇具特色。光鲜亮丽的苏州城与小桥流水、白墙黛瓦的街巷弄堂构成现代苏州城市全貌，苏州评弹这一颇具江南文化气质的戏曲艺术也融合于电视剧叙事过程。剧中，苏明玉为了争取到与洪氏集团的合作，一口气饮下一大杯白酒，却没有达成双方合作。苏明玉的境遇恰如三国老将黄忠，一心杀敌，不料马失前蹄，铩羽而归。在这一情节段落中，导演将苏州评弹《三国演义-战长沙》用以音乐配乐，借古喻今，唱词内容与情节相辅相成，展现了人物苦涩、压抑的心理，推动了剧情发展。苏州评弹与电视剧的相互结合，一方面真实还原出苏州城的风土人情，另一方面增强了电视剧的江南文化韵味与历史厚重感。作为地域文化空间显影的城市形象要素多彩丰富在中国影视艺术发展的历程中，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城市形象在影视空间表达中占据主体地位。步入新时代以来，西安、重庆、武汉、成都、贵州、拉萨等越来越多的城市空间日趋进入影视艺术创作视野，主旋律电视剧对于城市地域文化的创作空间生产也呈现出多元化的样态与风貌。电视剧《觉醒年代》海报电视剧《觉醒年代》聚焦于1915年至1921年中国历史变革历程，展现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革新派知识分子以笔为刀、启发民智、唤醒中国的历史过程。在“空间生产”方面，电视剧主要围绕北京、上海两个城市的民国形象展开。北京大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场所，成为该剧重点叙事空间，在这个生气勃勃、兼容并蓄的文化场所，新旧思想彼此交锋、碰撞，而北大学子心系天下，孜孜探求救亡图存的新道路。该剧也由点及面地展现了旧北京城的城市形象，农民、工人被饥饿和伤病所困扰，当政者并不顾及平凡百姓的生活，一个亟待改变的国家形象触动了每一位观众的灵魂。北京的工人、商人怀揣报国之心，不惜流血牺牲，并没有换来一个安居乐业的新国家。剧中几处重点展现了《新青年》编辑部门口的泥泞小路，一方面展现旧北京城的破败与落寞，另一方面暗示着新文化运动的命途多舛。上海城市形象的建构主要围绕陈独秀居住的亚东图书馆展开，古朴、幽静的江南民居坐北朝南，黛瓦白墙连接成片，天井坐落院子中央，江南民居与北京城市形象形成鲜明对比，也见证着主人公不同的命运变迁。《装台》以刁顺子的生活空间为核心，展现了西安城中村颇具另类特色的城市形象。来自四面八方的打工者生活在城中村，白天忙忙碌碌，晚上到街边小摊喝一瓶啤酒，电视剧展现了城中村打工者的生活全貌。色香味美的油泼面，具有陕西风味的肉夹馍、冰峰汽水也深深镌刻进西安人的城市记忆。但是，楼房被加高、平房搬迁、道路变窄、垃圾增多等问题展现在观众面前。电视剧塑造了正在发展中的西安城市形象，西安城市主街道的光鲜与城中村底层生活的艰辛被生动描摹，透视出无数“装台人”支撑着城市前进脚步的寓意反思。结语新时代主旋律电视剧地域文化空间生产已经初步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创作局面，但是，也还存在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例如，方言要素如何精细化展现，如何真正从历史文化与当代文化结合角度去运用和传播。另外，地域空间中的生活，各种烟火气、泥土气如何更加真实体现等等。总之，地域文化空间生产将给当代中国电视剧创作带来历史与现实的质感，无论对于人性的描述，还是对于思想高度的开掘都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地域文化积淀的深层开掘将成为中国电视剧多方位、全角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点，从而让世界看到更加多元与丰富的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的存在。（转自中国艺术报，作者：张阿利，北京电影学院未来影像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员、西北大学丝绸之路影视与戏剧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深圳魔术连续两届荣获中国杂技界最高奖项“金菊奖”

5月5日,第十一届中国杂技金菊奖全国魔术、滑稽比赛在深圳圆满落幕。经过激烈角逐，由深圳市杂技家协会选送、深圳辛宽魔幻艺术团参赛的原创作品魔术节目《秘境》以总分第一的成绩，一举夺得第十一届中国杂技“金菊奖”魔术节目奖。这是深圳继2018年魔术《扇之梦》荣获第十届金菊奖以来第二次摘得“金菊”桂冠，充分展现了近年来深圳大力支持杂技魔术事业发展取得的成果。
第十一届中国杂技“金菊奖”魔术节目奖《秘境》。中国杂技金菊奖是经中央批准设立，由中国文联和中国杂技家协会联合主办的全国性文艺专业奖项，每三年举办一次，是中国杂技界的最高奖项。本次比赛，来自全国21个省份和香港、澳门的53个杂技团（校）和新文艺群体的59个节目报名参加魔术比赛。最终，魔术《秘境》从众多节目中脱颖而出，荣获第十一届中国杂技金菊奖魔术节目奖。这次魔术《秘境》从众多节目中脱颖而出，荣获第十一届中国杂技金菊奖魔术节目奖，正是深圳市杂技家协会大力鼓励扶持杂技魔术行业发展成果的充分体现。近年来，深圳市杂技家协会团结引导广大杂技艺术工作者大力弘扬敢闯敢试、敢于拼搏的精神，不断创新，勇于探索，无论从赛事交流、社区演出到魔术讲座，从成人竞技、少儿比赛到专场展演，都取得了良好成绩。特别是，连续举办3届的“深圳国际魔术节”，已经成为中国杂技魔术的一张靓丽名片，在全球杂技魔术界享有很好的口碑和影响力，为深圳、中国乃至世界杂技魔术人才的培养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这次获奖的辛宽魔幻艺术团正是在深圳杂技魔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代表性魔术团体，已获得国家级奖项4次，国际级奖项4次，省市级奖项数十次。此次获金菊奖的魔术节目《秘境》以深圳红树林为创作背景，从视觉着手，以森林幽树、秘境鸟鸣和魔术师精湛的表演，由魔术师和鸽子、鹦鹉共同演绎人与自然环境、鸟类和谐共处的童话生活，表达保护自然环境的主题。节目情景交映，演绎其升级迭代的多项魔术技巧取得了放大原创魔术效果作用，备受行业专家好评。深圳市杂协主席茹仙古丽说，一个作品的呈现一定要凝聚团队智慧和力量，协同合作，聚焦目标，为梦想创造无限可能，在“秘境”中放飞梦想。据该作品编导杜娟介绍，《秘境》这部作品创作历时3年，经过上千次试验和实践，从节目构架到魔术技巧的处理都与传统鸽子魔术有很大不同，吸收传统魔术的精髓并加以创作升华，通过展现鸟的不同变化，最终幻化成为人的形象，从而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创作理念，并融合音乐、舞美呈现不一样的视觉冲击力，是一次重大的魔术创新。深圳辛宽魔幻艺术团创办人辛之宽是中国“文华奖”编导奖、道具奖的获得者。在赛前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辛之宽精益求精，再次推翻原有魔术道具效果，组织团队加班加点，争分夺秒地研制能飞到观众席上方，并返回演员手中，变出真鹦鹉的道具鹦鹉。为体现人与鸟类和谐共处，节目将原来用的鸟笼更迭为鸟巢，并加入攀树而生的深圳市花——勒杜鹃，增加由树瞬间变人等效果。
第十一届中国杂技“金菊奖”魔术节目奖《秘境》表演者胡玲珑、安娜。参赛演员胡玲珑感慨，“这次魔术比赛，收获最多的并不是我取得了多大的成绩，而是一千多个日夜的创作过程让我深刻体会到前辈们为中国魔术创作和发展付出的青春和心血，作为新时代的我们更要倍加努力，才能挑起我们肩膀上的重担。”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杂技家协会主席边发吉勉励获奖团队，不要停止创作的脚步，还要精益求精、继续打磨，争取将《秘境》推向世界的舞台。

《人民文学》力推深圳小说

《人民文学》最新一期力推深圳小说《晒米人家》
《人民文学》2021年第5期发表了深圳作家吴君的长篇小说《晒米人家》节选本。小说呈现了40年晒米的变迁和三代晒米当家人各自不同的命运，展示了深圳基围人的生活图景。作为深圳本土作家的重要代表，吴君创作出一系列深刻反映时代生活的长中短篇小说。吴君告诉记者，此次《晒米人家》的写作背景仍是深圳，围绕一个虚构的“晒米村”，深二代的个人成长史与晒米路发展史交汇在晒米路上。对于《晒米人家》的文本价值和文学意义，《人民文学》编者在卷首特别推介，并如此评价道：“长篇小说《晒米人家》将深圳叙事从城市腹地挪移到了海边人家，一个自然村成为城市社区的历程中，活动着复杂的老江湖陈有光和单纯的年轻人钟欣欣以及相关众多人物。作品完全用细节推动的叙事走向，一点点揭示开生计的肌理、人性的混沌，又一层层抖落出民意的诉求和人心的澄明。《晒米人家》不落痕迹又不落窠臼的艺术章法，可谓特出。”据吴君介绍，《晒米人家》完整版共计27万字，单行本计划下半年由出版社正式出版。（转自深圳商报，作者：首席记者 魏沛娜）（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她又为“深圳”写了一部小说！最新一期《人民文学》力推《晒米人家》

“深圳”又有一部新的小说了！记者获悉，《人民文学》2021年第5期发表了深圳作家吴君的长篇小说《晒米人家》节选本。小说写出在社区干部的帮助下一个浪子回归集体怀抱的曲折故事，呈现了40年晒米的变迁和三代晒米当家人各自不同的命运，展示了深圳基围人的生活图景。
作为深圳本土作家的重要代表，吴君创作出一系列深刻反映时代生活的长中短篇小说，包括《我们不是一个人类》《亲爱的深圳》《皇后大道》《万福》等长篇小说和小说集，部分作品被改编为影视作品、舞台剧，有作品被译成英、俄、蒙等文字。其作品几乎涉及到了深圳的每次重大社会变迁，对于当下的文学创作如何反映现实、如何表现时代有着样本性的意义。吴君告诉记者，此次《晒米人家》的写作背景仍是深圳，围绕一个虚构的“晒米村”，写了因为一个神秘租客阿江进入失意男人陈有光的家，引发了这个家庭的老屋扩建、儿子转学不成、休学、叛逆、抑郁、家暴、离婚、房屋非法转一系列问题。深二代的个人成长史与晒米路发展史交汇在晒米路上。
据了解，《人民文学》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份国家级文学杂志，自创办以来发表了众多可以书写在当代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品，被誉为“中国作家的摇篮”。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作品，对于作家来说有着殊为珍贵的意义。对于《晒米人家》的文本价值和文学意义，《人民文学》编者在卷首特别推介，并如此评价道：“长篇小说《晒米人家》将深圳叙事从城市腹地挪移到了海边人家，一个自然村成为城市社区的历程中，活动着复杂的老江湖陈有光和单纯的年轻人钟欣欣以及相关众多人物。作品完全用细节推动的叙事走向，一点点揭示开生计的肌理、人性的混沌，又一层层抖落出民意的诉求和人心的澄明。深圳书写似乎天然具有为改革开放的人与时代立传的功能，也正因为如此，往往从观念和符号入手就很容易得出标签式的结论。然而《晒米人家》颇有些不同以往，其不落痕迹又不落窠臼的艺术章法，可谓特出。”
据吴君透露，《晒米人家》完整版共计27万字，单行本计划下半年出版社正式出版。（转自读创，读创/深圳商报首席记者 魏沛娜）（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中国曲协召开座谈会｜坚决杜绝只有班规没有法规、只讲“笑果”不讲后果、只要眼球不要追求

中国曲协举办“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风清气正曲艺界优良行风”座谈会　　5月6日，中国曲协在京举办“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风清气正曲艺界优良行风”座谈会。本次会议旨在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和文联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研讨如何切实发挥曲协组织在行业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团结引导广大曲艺工作者自觉承担起培根铸魂的职责使命，大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守行业规范、弘扬新风正气，推动曲艺界行风建设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中国曲协主席姜昆，中国曲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杨发航，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主任、网络文艺传播中心主任谢力，曲艺家翁仁康、田连元、李金斗、刘颖、李菁，青年曲艺演员刘钊、许健、卢鑫，专家学者向云驹、张颐武、王大胜、岳运生等进行了深入交流发言。　　中华曲艺传承2000多年，相声、评书、快板、粤曲、南音、二人转、山东快书、苏州评弹、四川清音等500多个曲种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当中。经过70多年发展，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在老一辈艺术家的努力下，曲艺从被人称之为“撂地演出的玩意儿”变成登上大雅之堂演出的艺术，昔日旧社会的民间艺人成为新社会受人尊敬的文艺工作者，曲艺界旧的不良风气和旧习气得到彻底改变。但近年来，过去的江湖陈规陋习、恶俗粗劣表演、歪曲事实恶意炒作等不良风气时有出现，严重损害了曲艺界的良好社会形象。与会人士一致认为，面对新时代新要求，广大曲艺工作者要正确对待继承传统，坚决摒弃不合时宜、不符合审美、不适合提供给大众欣赏的一切规矩、内容和形式，坚决杜绝只有班规没有法规、只讲笑果不讲后果、只要眼球不要追求的一切思想、倾向和行为，大胆探索，锐意进取，推动曲艺艺术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大力弘扬同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大家表示，要坚持精益求精搞创作，心态浮躁不行，急功近利不行，沽名钓誉不行，自我炒作也不行；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聚精会神、脚踏实地，不断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不断推出讴歌新时代的标志性作品；要认真履行使命职责，不能固守藩篱、囿于一己悲欢、一味地迎合市场。要胸怀“国之大者”、践行“责之重者”，自觉将个人前途命运与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高擎爱国主义旗帜，秉承重生活、亲百姓、连民心、接地气的质朴情怀，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中真正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和人生价值；要把德艺双馨作为毕生追求，反对娱乐至上、低俗庸俗媚俗、只追求经济利益不讲究社会效益的见利忘义行为，把为人、做事、从艺统一起来，坚守法律和职业操守底线，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自觉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努力成为时代风气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　　大家认为，构建风清气正曲艺界优良行风，既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也非一人一家之力，需要全体曲艺界同仁共同参与和担当，携起手来，自觉肩负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用无愧于伟大时代、伟大人民的文艺创造，不断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努力铸就新时代曲艺事业更大辉煌。（转自 中国艺术报，作者：中国艺术报记者　赵志伟）（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文化视点 | 深圳文学启示录

深圳文学：新的生存批判叙事自从上世纪90 年代中国文学以非常不情愿的姿态走向“边缘化”以来，准个体虚构写作、女性主义写作等成为了一种文学时尚，使整个深圳文学保有了五四新文学以来所具有的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社会干预性品格。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是在为自己新的社会生存而写作，或者引用张未民先生的判断来说明：“这是一种生存中的写作”。众所周知，自从设立经济特区以来，深圳这个城市就急剧扩张和膨胀，不断重组和建构着新的社会秩序和新的文化空间。如果人们还能够认同深圳是一个现代都市，那它绝对是全然不同于北京、上海的新型都市。作家南翔作家丁力如果说职业生存和身份生存是深圳这个新型城市社会的生存真相，那么正是这种独特的城市生存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催生了深圳也是中国行业文学和打工文学的发达。大学教授写高校，南翔就写过《博士点》，曹征路写过《南方麻雀》；银行职员写银行，谢宏就写过《信贷项目经理》；职业经理写股市操盘手，丁力也写过《高位出局》《职业经理人》；导游写旅游行业，央歌写过《来的都是客》。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个城市所拥有的千奇百怪的职业，都能够在文学中找到其对应性的书写。打工仔们没有深圳户口与编制，意味着他们没有固定的职业和稳定的工资来源，也意味着他们社会身份的卑微。他们往往游走于社会底层的各个行业与角落：他们卖保险、做中介、搞物流物业、上工厂流水线，乃至身不由己地涉足色情行业。也恰恰是这些成为作家的打工仔们，成为了中国社会深度的潜望镜。他们创造的“打工文学”写出了各行业的黑幕，也写出了打工生存的梦想、苦痛与失落、血泪与颤叫，如戴斌的《深南大道》《压米》。作家曹征路这些行业文学和身份文学所呈现出的“新城市”景观，远不同于老舍、王朔、徐坤之于北京的嘲讽化市民想像，更不同于刘呐鸥、穆时英、卫慧之于上海的现代时尚书写。在曹征路笔下，深圳是一个嘈杂而血肉飞溅的工场，老工会主席因替工友们维权未果，愧疚难当，而躺倒在巨大的蒸汽锤之下（《那儿》《问苍茫》）；在吴亚丁的笔下，深圳是一个出租之城，年轻的叶蝉（研究生）们和陈旎（空姐）们工作、租住于出租屋里，同时他们也出租着自己的智慧与美貌，当这些人生资本消散殆尽时，他们便无奈地让渡着自己的人生（《出租之城》）。总之，这里来来往往的每一个人，都是这城市的过客（央歌《来的都是客》）。写字楼里的白领们，就像那玻璃缸里的金鱼貌合神离（谢宏《貌合神离》）。而楼外搵工失意的“苦瓜们”“土豆们”，或“对着太阳撒尿”；或大脚踹向垃圾箱，嘴里却在嘟囔着：“长这么丑，我容易么？”（戴斌《长这么丑，我容易么》）；亦或在心中幽幽地念叨着“我们不是一个人类”（吴君《我们不是一个人类》）。更有网络作家不无偏激地以《天堂往左，深圳向右》为题，来书写他们的深圳印象。一部分打工作家开始对这原本充满无限艳羡与诱惑的新城市生存产生了“过敏症”（谢湘南《我的过敏史》），纷纷转向对家乡温情怀念的书写（卫鸦《被记忆敲打的黄昏》《被时光遗失的影像》《被红土串起的记忆》，孙向学《二傻》《天堂凹》），像他们的前辈沈从文一样，间接地表达了对这新的城市生存的批判。显然，深圳作家面对这座城市，一直在做着一种立足于自身生存位置与感受的不无情绪化的批判性书写。如果说，北京叙事是以一种老住民的身份，嘲讽、笑看、调侃着北京城里所发生的世事风云与人间变幻；上海叙事则以一种主人的身份，享受着追逐着这座摩登城市的现代与新奇。那么，深圳叙事就是在以“过客”的身份怨恨着、批判着这座城市。“过客”，是深圳人的文学影像；批判，是深圳叙事的美学品格；怨恨，是深圳文学的主流情调。特定的社会场域，蕴酿了特定的社会情绪；独特的社会情绪，又规定了文学的美学品格追求取向。文学的现实规定性这一定律，至少在深圳这40 年的文学书写历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也能够解释一些内地评论家在解读深圳文学作品时所产生的困惑：为什么深圳这些作家在享受现代化好处的同时，却干着“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人”的勾当？深圳这座令世界惊艳的现代化城市，为什么至今仍然还没有产生与之相匹配的现代派“先锋文学”？深圳的这种“怨恨文学”，不是我们一直所熟悉的平民文学和革命文学吗？身份写作：批判美学的局限深圳文学确实具有某种批判现实主义美学品格。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并不是人们所想像的巴尔扎克式和鲁迅式的冷峻批判，而是一种对新的现实生存的不适应及其社会情绪的记录与写实。因为巴尔扎克对当时巴黎的风俗有着深入的分析；而鲁迅则对五四前后中国人的国民性有着透彻的了解。对深圳作家而言，人们根本就用不着去号召“回到现实”“回到生活”。深圳文学几乎就是匍匐在当下现实生存地面，呼吸于工厂流水线、大街小巷、出租屋和写字楼里。《人民文学》和《文艺争鸣》正在倡导创造“非虚构”文学时，其实从90 年代以来，深圳就一直在做着非虚构的文学。因为这种新的城市生存体验的沉重，根本就不容许他们去虚构一个子虚乌有的文学世界。大部分年轻作家的文学写作技术也限制了其对虚构的运用空间。对他们来说，最需要的只有表达、倾诉乃至宣泄。因此，当90 年代整个中国文坛走向政治“边缘化”，纷纷投入叙事技术探索、走向现实主义文学话语反叛、从事对人的历史意识与个体意识的唤醒时，深圳文学却自然而然同时也是悄无声息地回到了对当下生存感受的叙写上。改革开放文学创作工程“中国作家深圳行”文学的针对性，在深圳，从来就没有这么明确过，那便是完成对新的社会生存的批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当整个中国文学搏击在“存在”和“话语”的虚空中，从而导致文风乃至文体走向阴性化或软体化（当然是以“个体化写作”名义出场的）的时候，深圳文学尽管缺乏写作技术的精致，却集体性地表现出一种久违的刚健与硬朗色彩。这种不无刚健与硬朗的文学，尽管不是能够抚摸或慰藉心灵的文学，却有一种难得的对时代与社会的批判力度、以文字担当起社会道义的力量。这种“铁笔担道义”的良知文学，本来就是中国文学最宝贵的传统品质。正如任何外来客都有一根敏感而脆弱的神经一样，深圳文学所散发的出于社会道义的批判力量，恰恰就来源于这座城市集体性的“过客”意识（有文学习作者甚至就以“过客”为笔名）。这种“过客”意识也是作为这座城市移民们的集体无意识形态而存在的。他们总是不自觉地以“非主人”的身份出场，甚至总在以“客者”的身份来自说自话。一张深圳身份证、一本深圳户口簿，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这种文化身份意识，因为连一些有了一定社会地位的先来者也同样如此。正因为深圳人历来就在潜意识中认定自己生活于别人的城市里，因此，深圳作家也是在以一种“他者”身份，怯弱而警惕地打量这座城市的一切人事。他们不可能像北京作家一样，以这座城市的老住民身份，底气十足乃至油嘴滑舌地嘲弄人间的荒诞；也不可能像上海作家那样，以主人的身份，享受着现代城市生存的优雅与美好。所以，这才有了吴君的慨叹：“我们不是一个人类”；也才有吴亚丁的对住在出租屋里的岩桐孤独与寂寞的咀嚼（《谁在黑暗中敲打我的窗》）。作家吴君作家吴亚丁因此，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城市，作为一个新兴移民城市，所有的深圳人都被重新纳入了一个新的社会秩序与新的文化空间里，也被重新赋予了一个新的文化身份——“客者”。因此，我们应看到，深圳作家的这种文化身份，极大地损伤了文学的批判力度。当他们得到“赏识”时，他们就会觉得，这里的天是蓝的，水是绿的，女人是漂亮的，城市是摩登的。有时甚至还会幻觉自己已经是这里的主人，为自己成为这座现代化城市的建设者和享有者中的一员而骄傲、自豪。可当他们的青春与智慧在租赁行为中终结，他们又会大吐忧怨的口水，甚至破口大骂。这种写作心态的摇摆，从现有的写深圳街道、酒楼、咖啡馆、KTV 歌厅和出租屋、工厂、故乡这两类场景的文本中，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证明。写前者时，文本人物有时甚至会借着酒意或面向情人的爱意，径直地喊出“我爱这座城市”，吴君就有小说名为《亲爱的深圳》；写后者时，老板和当权者则成为了心怀鬼胎的恶魔、自身生存苦难的制造者，唯有回到“美好的故乡”（其实也是他们虚构出来的），才能逃出这“地狱”之城，戴斌和卫鸦就有大量关于他们湖南故乡风情风物的描写文本。因此，深圳文学对新都市生存的批判，仍然只是一种世俗的功利的道德批判，尚未达到立足于现代性的批判起点。无论人们以什么样的身份来写作，其文学书写都不可避免地出现其情绪的偏狭性和美学的局限性。过去的阶级身份和当下正时髦的性别身份，对文学书写的影响无不证明这一点。或许，这些社会文化身份所代表的书写立场本是同一个东西，只在不同时期拥有不同的变种罢了。当然，立足于身份书写的好处也是明显的：一是确实为作家们带来了新的视野与新的发现；二是人的社会文化身份带有特定历史时期的现实规定性，作家也一样。带着这种现实身份的规定性来写作，也使文学天然地具有了现实主义美学色彩。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文学的审美自觉性和情怀的超越性追求终止了，文学的批判力度也就大打折扣了。一个明显的例证——当人们反诘这些制造批判文学的深圳作家：“这座城市又没有关门，既然你觉得深圳这么不好、故乡那么好，你为什么不回去呢？”作家们便只能面临一种无言以对的尴尬。因此，新的社会生存只是为文学提供了新的书写对象，而文学自身的超越必须依赖作家这一主体的成长与强大。毕竟文学是由作家写出来的。超越身份写作：新都市文学的出路深圳文学无疑具有移民文学性质，因而也就带有一种阿喀琉斯的脚踵式的先天性缺陷——以“客者”的身份与立场来书写。只有克服这一缺陷，才有可能使这支业已成型的文学军团拥有充沛的生命力与战斗力。况且，深圳移民文学与世界发达地区的移民文学相比，还有其独特之处，那就是深圳移民作家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内地移民。即使有个别作家属于土生土长（如谢宏），他们也与这些移民作家有着几乎相同的传统文化背景和教育背景，甚至生存的社会时代背景也是同一的。从本质上来说，他们都属于“文化移民”，他们共同成为了这新的大都会社会生存的第一代文学言说者。他们不可能像昆德拉们一样，在与一个已有的现代都市文学言说进行碰撞、修正的基础上，进行所谓的超越性写作。而对深圳作家而言，要创造真正立足于新的都市生存的“新都市文学”，就不仅要超越他们原本熟悉的社会生存身份书写，还必须要在人文观念、思维方式、生活体认与文学言说途径等方面，进行一种面向自身文学传统的全方位的超越。说白了，就是要求作家们完成全面的自我超越。第六届深圳文学季启动仪式然而，细读深圳当下的文本，人们不难发现，这支由移民作家组成的文学军团，绝大部分仍然生活在他们过去的潜意识、记忆和语言里。他们与当下新的文化与观念发生了一种新的断裂，不能承受那看不见的更为现代的精神与文明。他们绝大多数感受到的是一种“异化”所带来的痛苦，于是，在他们的作品中，总是抒发着他们的乡愁与诅咒。他们热衷于关于这座城市新颖信息的提供，而不是把这个新的城市社会作为分析和思考的主题。在一定程度上，这座城市就变成一个移民们脑海中的“被说明”之物，而成为了文学中无主题性的背景。也就是说，作家们原本想要揭示的这座新兴城市的“精气神”，往往落了空。因而，当下的深圳文学呈现两种极端化倾向：一种是媚俗式地采用传统的文学言说方式，粗暴改编或剪裁着我们的现实，让文学仅仅成为各种意识形态的表达，而缺乏作家自己的感性生存经验与认知；另一种则专注于个体感性生存心理的表白，而缺乏对社会与人生的整体把握。偏执，也成为了深圳文学的一种文学风格，成为了吆喝世人的一种手段。由于这些移民作家们继承的是过去的文学和文化，而在对人的生存与欲望、历史与知识、传统与现代的认识上有着结构性的缺陷，从而导致他们的创作中，对个体与社会、现实与心理、语言与修辞之间的相互关系还缺乏整体性的解决方案。因而，他们只能遵循资本时代注重效率的文化逻辑，以量取胜，不断重复地述说着自己的故事，唱着自己的老歌。好在有些作家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存在，并决定重写或改写自己的深圳故事。这一方面说明上述观察与判断没有走偏；另一方面也说明，深圳文学在这40 年里还只是完成了一个书写经验的累积过程。所以，实事求是地说，深圳文学还没有真正为中国文学提供新颖的文学经验，甚至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学思维方式。因而作品中存在自己所感受的和自己所要表达的之间的错位现象，也就在所难免了。昆德拉在评俄罗斯人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时说：他枯燥的心灵掩盖在看起来情感汪洋肆意的风格背后。这句话很能切中深圳文学的软肋。深圳的作家应该具有足够的心灵去理解他们文学背后所游荡的情感的伤痕。只有超越这种集体性的身份写作，深圳作家才能形成自己的文学思维方式，真正的新都市文学才会出现，深圳的文学星云也才能获得永久的灿烂。（转自《文化深圳》2021.03，作者：汤奇云，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评之应有理 论之必守道

什么样的文艺评论是我们所需要的？
文艺评论的分类很多，笔者认为有两种评论是我们需要的：第一类是专业性评论。专业性要求我们的评论有一定的理论根据、知识支撑和方法论工具。在新媒体的评论场上，传统的文艺评论有时候会失去一些作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充分发挥专业性，甚至我们还达不到那些业余评论者在某些方面所呈现出来的专业性。无论是理论运用、知识运用、方法运用和对细节的分析能力，评论都不够专业，这也客观上使情绪化的评论有了用武之地。我们要有专业基础上的理性评论，才能真正去杜绝那种感情用事的、随意扣帽子的评论。专业性评论主要针对高端受众和行业人士，能够与具备专业素养的创作者和受众进行互动交流并产生共鸣。中国当下非常欠缺真正的专业性评论。第二类是大众性评论。大众性评论具备引导观众的功能，但是大众性评论最核心的原则和标准就是要忠实于自己的艺术感觉，要忠实于自己的艺术判断，而不能违背自己的良知。大众性评论通常要摆脱两种关系：一种是情感关系，一种是利益关系，也就是要摆脱我们通常所谓的“圈子”“票子”的影响。摆脱这两种关系对评论者艺术良知的影响。有专业性的、有良知的，同时又是诚实的评论，永远是我们需要的。不论是专业性的评论，还是大众性的评论都应该严守评论的职业伦理。评论要有自己的专业独立性，评论有道，道就是伦理底线，是必须用专业的标准去“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评论有道，正如医者仁心、师道尊严，都是职业底线。无论是金钱还是人情，如果好处不说好，坏处不说坏，评论就失去了伦理底线。不能说假话、不能是非颠倒、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实事求是”“实话实说”本来应该是对评论的最基本要求，但在各种利益影响下、驱动下似乎越来越成为很高的道德要求了。如果评论伦理不能坚持，评论威信就建立不起来。所以，我们说，评之要有理，论之要守道，评论一定是以专业性、真实性作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的。（转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央视剧评）（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喜剧创作应忌“唯笑点论”

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喜剧类电视节目《金牌喜剧班》热播，引起广泛讨论。节目中，喜剧演员陈佩斯提出的“创造笑声是创作的出发点，而非创作手段”，令人深思。喜剧观赏是轻松的，喜剧创作却是严肃、有艺术规律的。好笑，是检验喜剧质量的标准之一，但不应成为唯一标准。“唯笑点论”是一种创作上的短视。盲目或一味追求好笑，消解的将是喜剧创作者对现实的敏锐程度、对复杂生活的认知能力，强化的是形式单调、内容空洞的“段子手”特质。笑的前提是理解。观演间达成了某种“心照不宣”，观众才能会心一笑。这种理解的形成，需要戏剧情境和情节铺垫，靠的是演员与观众递进式的交流。当演员的戏剧动作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时，笑，便产生了。创造笑声变成一种创作手段，揭示出当下喜剧创作中的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比如，创作中过度追求密集的笑点，攒“段子”优先于写故事，喜剧作品成了单纯的包袱堆砌、才艺表演叠加、网络流行语拼接；一些创作者抱着急于求成的心态，在创作中追求处处立竿见影、句句直接使用、时时见到喜剧效果；急于追求观众的即时反馈，导致作品的人物塑造流于表面，故事缺乏逻辑，创作容易陷入套路化。究其根本，是这些创作者没有从喜剧的本质、戏剧的本质出发进行创作，忽视了结构和叙事的重要性。以相声为例，讲究“三翻四抖”，层层铺垫后的突然转折，才有喜剧效果。每句话都带个包袱，如何产生反差？怎么形成节奏？如果一句看似好笑的台词不能推动喜剧作品内容的发展，那么它放在相声中，就是不成功的“外插花”包袱，观众当时也许会笑，但很快会遗忘，还会影响表演者后面的包袱设计。喜剧创作者的首要任务，是讲好一个故事、架构好情节，而后在过程中自然地引人发笑，而不是为了逗观众笑，讲一个不合逻辑甚至脱离现实的故事。这是本末倒置。很多人感叹经典喜剧作品的深远影响力。事实上，那些被我们真正记住的，被岁月留下的，是台词背后反映生活、观照现实的思辨力量。那些值得反复品味的喜剧精品，有格调、有智慧、有情怀。它们让我们相信，真正的笑是可以穿透岁月的回声。相声《宇宙牌香烟》中，马季说着“电报挂号，一推六二五；电话，不管三七二十一”，观众笑的是虚假广告夸大其词；小品《打工奇遇》里，赵丽蓉唱着“群英荟萃，萝卜开会”，观众笑的是用假冒伪劣欺骗顾客的不法商家；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以20世纪90年代一个北京六口之家和他们的亲朋好友为横断面，展开一幅多姿多彩的时代画卷……越是写微小、局部，就越需要有在时代大背景上开疆拓土的视野和张力。喜剧创作不是从笑点到笑声，而是从生活到笑声。于精神世界有所拓展、于世道人心有所补益、于思想境界有所提升，才是喜剧创作的立身之本。保持创作的自觉与理性，才能回归真正的喜剧精神，赢得观众认可，经受住时间考验。如果将喜剧比作一道菜，笑点便是菜中的调味剂。倘若脱离了主食材，脱离了故事主体，一堆佐料堆砌而成的，依旧是佐料，成不了一盘菜。“味道”是足了，营养却没了。喜剧创作，如果“唯笑点论”，是没有远大前途的。（转自人民日报）（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第六届广东省中老年舞蹈展演在深圳圆满落幕！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精神，进一步丰富我省广大中老年群体的文化生活，增进中老年舞蹈艺术的普及与交流，提高中老年剧场舞蹈创作、表演艺术水平，发现鼓励优秀编创、表演人才，促进中老年舞蹈艺术进一步繁荣和发展，以实际行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由广东省文联、深圳市文联、广东省舞蹈家协会主办， 中共深圳市南山区委宣传部、深圳市南山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深圳市舞蹈家协会承办，深圳市南山区文化馆为执行单位的“第六届广东省中老年舞蹈展演”于2021年4月28日至30日在深圳市南山区文体中心大剧院举行。
图 | 深圳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张晋文致辞图 | 广东省舞蹈家协会主席 李永祥致辞、宣布开幕图 | 主持人李雨隆 广东省中老年舞蹈展演由广东省文联、省舞协于2014年创办。该活动已逐渐成为我省中老年舞蹈爱好者们很好的交流展示平台，并配合党和政府的中心任务送欢乐、下基层，开展文艺惠民演出活动，受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一年一届的展演活动自创建以来，成为全省中老年舞蹈爱中老年舞蹈爱好者们的优质交流展示平台。活动规模日益庞大、活动规格日益提升、节目质量日益精进、艺术品格日益凸显，积极彰显“我舞蹈我上台，我舞蹈我愉快，我舞蹈我健康”这一正能量主题。 本次展演活动也得到了全省各地市的近百个单位的积极响应与踊跃报名。最终，经过初选后的49部作品共800余名中老年舞蹈爱好者来到现场展演。本届参展作品题材新颖、形式多样、舞种丰富、内容深刻，创作较严谨，整体水平较高，具有鲜明的岭南地域文化特色和时代精神，充分展现了我省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新时代中老年人群的生活状态与精神面貌。这一数据再次刷新了历史新高，成为自创办以来，参赛人数最多，覆盖面最广的一届。同时，从我省中老年舞蹈爱好者人数逐年递增，作品质量逐届提升这一情况，也折射出我国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满足感、获得感日益提升。图 | 广东省舞蹈家协会专职副主席、秘书长 汪 洌进行作品点评图 | 深圳市文联副主席、深圳市舞协主席 林树森进行作品点评 本次展演活动沿用互联网+舞蹈这一形式。本次活动沿用网络直播的形式，近30万人次的舞蹈爱好者通过网络直播观看了本次展演活动。最大程度促进我省乃至全国舞蹈爱好者共享成果，提升我省舞蹈的影响力。图 | 大合照展演获奖名单（转自广东省舞蹈家协会）（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第一朗读者” 剧本孵化 | 舞台剧《救赎》成功上演

舞台剧《救赎》剧组提供照片
4月28日晚，禁毒警示舞台剧《救赎》在深圳龙岗区文化中心大剧院成功上演。此次舞台剧演出打破了传统的禁毒宣传模式，寓教育于表演，融宣传于戏剧，用两只貔貅贯穿全剧，以跌宕起伏的剧情向人们展开一幅被毒品残害得支离破碎的社会家庭画像。演员们在隐忍、不安中表达出对禁毒的坚定，引人深思。舞台剧《救赎》精彩剧照 2020年，深圳市戏剧家协会“第一朗读者”项目设立了全新的“剧本车间·读剧场”板块，以读剧展演的形式推介了8部优秀剧本，打造剧本打磨推介服务平台，从戏剧生产的初始环节入手，深耕戏剧发展土壤，推出一批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舞台剧剧本，并积极推动优秀剧本的落地孵化。本次上演的《救赎》正是“第一朗读者·剧本车间·读剧场”推介的8部剧本之一。舞台剧《救赎》由市剧协副主席曾若明策划，深圳曾兄靓声戏剧表演工作坊、广州首君策划联合创作制作，由深圳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龙岗区禁毒委员会指导，龙岗区龙城街道禁毒委员会承办。舞台剧《救赎》精彩剧照（转自深圳市戏剧家协会）（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深圳民营话剧团的生存与发展

过去，深圳与戏剧相关的市属文艺专业院团仅有深圳市粤剧团和深圳市歌剧舞剧院，并没有专业话剧院团。随着文化体制改革，政府文化职能转变，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建设，大量的戏剧类文化项目以购买服务的方式交给文化企业和社会团体运作，由此催生了一批民营剧团。近年来，深圳民营剧团比较活跃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根据深圳市文联调查统计，目前深圳有戏剧类新文艺组织386家。深圳民营话剧团尤其呈现出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其生存状况和发展特征也引起了关注。《庄先生》一、深圳民营话剧团的存在形态深圳的民营话剧团大概有四种存在形态，一是戏剧工作室，这种戏剧工作室一般规模较小，以某个核心人物为主进行运作，有民办非企业性质，如深圳市福田区孟京辉戏剧工作室；也有个体工商户性质的，如深圳市龙岗区邹晓勇碉楼剧场戏剧工作室。以邹晓勇碉楼剧场戏剧工作室为例，邹晓勇作为导演、编剧创作了诗/歌/舞变奏三幕剧《木心·人曲》，已公演近50场，四重奏荒诞悲喜剧《上下》公演近20场，“复调”音乐戏剧《野孩子飞》公演近20场，这些剧目参加了乌镇戏剧节、北京南锣鼓巷戏剧节、台北艺穗节等众多戏剧艺术节，演出口碑和票房皆有不俗成绩。《四根火柴人》 二是在民政局注册的话剧社团，此类话剧社团的人员构成通常比较松散，与政府文化机构联系较为密切，往往承接了不少政府的戏剧公益活动。如深圳市邸叙然小品话剧团，该团成立于2006年，成立之初主要依赖市区文化基金及政府公益文化项目采购等作为主要收入来源，以罗湖区文化馆的为依托，罗湖区文化馆为其提供排练演出场地，话剧团制作提供公益性质的演出内容。该团多次参加国家、省、市戏剧小品大赛，获得中国戏剧奖小戏小品奖、中国田汉戏剧奖、央视相声小品大赛优秀团队奖等，创作了主题戏剧晚会《军哥剧说》系列和《水墨中国》《百年茂盛》《我要恋爱》《进化论》《夜色阑珊》等多部话剧，剧目上演超过500场。又如深圳市荔枝青年剧团，在各区政府搭台出资的情况下，该团执行实施了南山戏剧节、宝安戏剧月等深圳较有影响力的戏剧活动，创作了《四根火柴人》《留下来的理由》等原创剧目。此类民办非企业性质的戏剧社团还有深圳市童话艺术团、深圳市胖鸟剧团等。《同谋》三是以话剧为主的初创型中小文化企业，这类企业数量较多，市场化程度高低不同，充满了创新和活力。如深圳市八厘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作和引进了不同主题、不同风格的小剧场戏剧演出，创办了深圳公益戏剧品牌“剧汇星期天”，其公司制作运营的话剧《庄先生》在韩国、法国、北京、上海、香港、深圳、重庆、昆明等国内外城市进行了巡演，已演出了一百八十多场，获第10届华文戏剧节最佳编剧奖等奖项。又如深圳尚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公司旗下的戏剧品牌“爪马戏剧”被深圳媒体誉为“深圳第一青年话剧品牌”，至今完成了《老友祭》《同谋》《王的名义》《万圣节游戏》《时代糖厂》《恶作剧之吻》等8部舞台剧作品，已经演出100余场。此类初创的戏剧类中小型文化企业还有深圳市甸甸巴士剧团、深圳市星剧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深圳市守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时代糖厂》四是业界领军企业下设的以话剧制作演出为主的文化公司或分部，此类公司一般影响和规模都较大。如深圳市小橙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小橙堡是聚橙网投资设立的，其重要业务是制作演出儿童舞台剧、音乐剧等各类亲子戏剧，借助聚橙网的全国城市连锁运营及网络销售平台，将儿童剧制作和演出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现已有五十多部自主版权的作品，在全国各地做规模化巡演。“道略演艺产业研究中心数据显示，自2015年以来，小橙堡已经连续多年蝉联国内亲子演出市场份额第一名。”又如成立于2017年的深圳开心麻花华南总部基地有限公司，该公司利用开心麻花在文化方面的资源，专注于原创舞台剧及音乐剧的研发，现有演出事业、艺人经纪、剧场院线、原创孵化四大板块为核心的运营矩阵，打造喜剧垂直领域和演出整合平台。在龙岗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也对原创戏剧力量进行孵化，出品了原创音乐剧《西哈游记》，孵化了原创剧目《热锅上的马义》《广陵绝》等。《广陵绝》以上四种形态民营剧团的界限并非完全分明，如邸叙然小品话剧团的不少成员也成立了个人工作室，荔枝青年剧团的创始人刘子源也成立文化公司，深圳甸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陈祈充同样注册民办非企业剧团。除此之外深圳也还有深圳煎蛋剧社、深圳地铁馨星话剧社、深圳大学旧黑匣子戏剧工作室等一些没有正式注册的话剧社团在制作和演出话剧作品。二、深圳民营话剧团的主要特征一是发展起步晚，但是发展态势良好。深圳民营话剧团起步较晚，成立于2005年的深圳市胖鸟剧团是文化体制改革后第一批成立的民办非企业剧团，成立于2008年的深圳市八厘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是较早以戏剧为主体的民营公司。这与深圳话剧市场的发展分不开，《深圳商报》曾报道“2005、2006年深圳两年的话剧演出加起来都不到20场。从2007年赖声川的《暗恋桃花源》引爆深圳人的话剧热情后，深圳话剧市场一步走进春天。”深圳民营话剧团集中出现于2015年前后，荔枝青年剧团、甸甸巴士剧团、爪马戏剧等大多成立于这一时期。随着深圳话剧发展态势越好，越多的话剧团体出现。随后戏剧市场的进一步成熟，深圳本土的民营话剧团，逐渐开始了常规化的创作与演出，《深圳商报》也指出“深圳观众谈起戏剧，也不再只是赖声川、孟京辉、北京人艺，爪马、荔枝青年、甸甸巴士等本地剧团越来越频繁地被提及。”深圳的各类有影响力的话剧活动，都可以看到民营话剧团的参与。如政府主办搭台的南山戏剧节，荔枝青年剧团、甸甸巴士剧团都进行具体执行实施过，而深圳众多民营剧团都有剧目参演。深圳话剧虽然起步晚，但据深圳市文联党组调查，“深圳戏剧正在高速发展阶段，涌现非常多的民间剧团，深圳的白领有很好的消费意识，未来戏剧在深圳会成为像电影、KTV、音乐会之后的一个新的生活方式。”2020年南山戏剧节开幕戏《环球最好》二是政府扶持和面向市场“两条腿走路”。深圳民营剧团整体实力还比较薄弱，现阶段还不能完全脱离政府的扶持，但是无论是政府还是民营剧团，都具市场意识。从政府方面来说，政府扶持的大量戏剧活动往往是公益性的，以赠票形式演出，但也愈发重视培养观众花钱看剧的习惯和培育戏剧市场，如2020年南山戏剧节【IN】板块，除开幕戏外，其他场次的演出首次采用了低票价的方式售票。深圳民营剧团市场化程度高低不一，但或多或少都有市场化的探索和尝试，如深圳市邸叙然小品话剧团，早期依托政府提供资金生存，但是从2011年9月，谛珑文化公司正式成为剧团的运营方，提供资金、宣传等支持，剧团则主要负责作品的创作排演，开始做市场化的商演。2014年，其创作的都市爱情喜剧《我要恋爱》在华夏艺术中心开始了首次商演，初次试水成本与收益基本持平，后续也多次尝试了商业化运作。爪马戏剧在成立之初就直接面向市场，其演出资金主要靠自筹及演出票房回款，能实现通过商业化的演出生存盈利，但其制作的首部原创剧目《时代糖厂》，也申请了政府资金资助。开心麻花华南总部基地也与当地政府文化部门合作，承办龙岗喜剧节等活动。深圳的民营话剧团大多通过自营和承接政府公益活动和服务“两条腿走路”的模式，积极解决生存、维持运作、寻求发展的问题。《市井之徒》三是年轻化、专业化的人员构成，轻装上阵的人员管理。深圳戏剧有一批被媒体称为“深二代”的戏剧力量。爪马戏剧的李梓诚、荔枝青年剧社的刘子源、甸甸巴士剧团的陈祈充、鬼马剧社的唐辽等这些剧团的创始人，他们都毕业于国内戏剧专业院校，最终回到或是留在深圳投身热爱的戏剧艺术。在创团时，他们往往召集同好或校友加盟。深圳大学艺术学院表演系是深圳唯一开设戏剧专业的高校，因此这批“深二代”戏剧力量里不少来自深圳大学，如刘子源、陈祈充。而李梓诚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回到深圳组建了爪马戏剧团队。《掌柜在此》爪马早期的团队成员主要由上戏导演、表演、舞台设计、戏剧文学、艺术管理等专业毕业的人员组成。在剧团最初排演《老友祭》时基本全部由上戏人员构成，但随着深圳戏剧环境的逐步改善，深圳本土的资源、演员基本已经能够满足制作需求。现在爪马团队也有了中国传媒大学、中央戏剧学院等院校毕业的青年艺术家。邸叙然小品话剧团拥有演员159人，58人来自专业院校和专业院团。“深二代”、学院派、市场化是这批年轻话剧力量的共同标签，也是年轻一代深圳话剧的生力军。当然，深圳话剧并不是只有年轻力量，但总体态势上来说，深圳民营话剧团主要人员构成呈现年轻化、专业化的趋势。民营剧团实行“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原则，在实力比较薄弱的阶段，人员管理基本轻装上阵。如爪马戏剧有完整的制作团队，但并没有自己的全职演员，与演员合作实施“一戏一聘”制度，演员根据项目进行签约。深圳民营剧团之间的联系也比较密切，往往会资源共享，一些主要演员也会彼此共用。“一戏一聘”制度在深圳民营剧团是比较普遍的现象。甸甸巴士剧团虽有着部分全职演员，但这些全职演员除了参与话剧演出，也在戏剧教育、新媒体产业充分发挥作用，人力资源利用率较高。《马桶大爆炸》四是以小剧场话剧制作运营为主，呈现出多样化风格特征。小剧场戏剧有高度变通能力、兼容并蓄，前期投入成本较低、市场容错率较高，小剧场戏剧往往成为深圳民营话剧团最佳的选择。近年来，深圳具有本土气质特征的剧目往往是小剧场剧目。小剧场剧目在打造成熟后，也会尝试在大剧场进行演出，2020年爪马戏剧的《同谋》在大湾区的保利院线大剧院进行了巡演。深圳被大家熟知的民营剧团中，每个剧团都有自己的探索，形成了自己的定位和风格。如甸甸巴士定位做纯商业市场粤语话剧，致力于原创戏剧、戏剧教育、新媒体产业三大板块全面发展。剧团创作了《马桶大爆炸》《市井之徒》《掌柜在此》等多部粤语舞台剧，由戏剧出发，衍生了甸甸巴士小剧场、粤语栏目剧公众号、打造了1983短视频赋能基地，形成了一定的品牌效应。爪马戏剧通过引进版权制作经典剧目和打造IP剧的方式打开市场，爪马戏剧的悬疑剧《同谋》是深圳本土剧团第一次尝试与美国百老汇版权合作，《情人晚餐》是合作法国SACD爱情喜剧，《万圣节游戏》是制作的美国著名剧目，《杀戮之神》是由著名导演波兰斯基电影改编，《恶作剧之吻》由日本多田薰的漫画改编，通过学院派的制作打造，得到了观众和媒体的好评。荔枝青年剧团关注本土的人和事，创作具有本土情怀的剧目，关注木偶剧发展；乐奇绘本表演馆以绘本为载体，开发绘本儿童剧，吸引了大量的家长和学生的关注；胖鸟剧社坚持创作实验话剧；邸叙然小品话剧团以小品创作蜚声国内，被央视称为“深派小品”等等。《恶作剧之吻》深圳的民营剧团起步较晚，发展时间短，也存在起点低、规模小、发展不均衡、影响力有限等多个方面的问题。但是深圳的民营剧团能够抓住机遇，在面向市场和服务观众中异军突起，形成一定规模和自己的特色，呈现出了极大的创造力和蓬勃的生机。深圳的戏剧市场仍有巨大潜力可挖，深圳民营剧团未来大有可为。（转自《广东艺术》杂志2021年第1期，文/黄娟）（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些如信念般的字句，今天我们仍在唱

红歌，是历史的回响，时代的号角，人民的心声。在中国的革命历程中，产生了大量群众喜闻乐见的革命歌曲，这些优秀的音乐作品如战斗的号角，鼓舞革命先辈冲锋陷阵，也在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民意气风发、满怀信心奋斗新征程。在党的百年诞辰即将到来之际，读特推出系列报道，聚焦“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传统革命歌曲，如红军歌曲、抗战歌曲、老革命根据地民歌，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健康向上的主旋律歌曲，用音乐串联出时代风貌，展现出一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的音乐编年画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在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可谓人尽皆知，自1943年诞生至今，它已经以各种形式被人们传唱了70多年，曾入选“最受人民喜爱的十大红歌”、“我最喜爱的十大抗战歌曲”，“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等。党的百年华诞即将到来，而这首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也始终如坚定的信念一般深入人心，经久不衰。诞生于抗战紧要关头，毛主席曾为其改词说起来，这是一首比新中国还要年长的歌曲。它的词曲作者，是时年19岁的曹火星。1943年，正是中国抗战的重要时期，当年，年纪轻轻的曹火星已经已是晋察冀边区抗日救国联合会群众剧社的音乐组组长，作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他亲身感受着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在严重形势下所坚持的华中敌后斗争。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词曲作者 曹火星）据公开资料载，1943年，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提出了“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口号。随即，中共中央出版了《评中国之命运》，延安《解放日报》及时发表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社论结尾写道：“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而这，也是曹火星的创作灵感来源。1949年5月12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被刊登在《晋察冀日报》上，随即风靡全国，响彻大江南北。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在中南海听到女儿李讷唱该曲，提出中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是先有中国，后来才有共产党，应该在“中国”前面加一个‘新’字，于是这首歌的名称才正式定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曹火星纪念馆）既有昂扬的表达，也有和缓的诉说，在这首歌曲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光明的历史事实娓娓道来，也传递出中国人民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对此，拥有35年党龄的老党员、著名作曲家姚峰表示：“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走过革命、建设、改革的峥嵘历程，抗住了重重考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已经成为了一句名言，一句真理。”混声合唱版改编大刀阔斧，诉说新时代人民心声站在新时代新起点，经典主旋律歌曲有了新的表达。姚峰在这部伟大的作品基础之上，进行了为混声大合唱和大编制交响乐团量身打造的全新改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正式推出混声合唱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姚峰告诉记者，混声合唱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改编早在2001就有了初步的模样。当时，担任深圳市群众艺术馆馆长的他在迎接建党八十周年的群众歌会的策划会上，就思考过对于这首经典之作的再创作问题。对党的深深情感催生了灵感，他思之澎湃，在五分钟之内疾书完成该曲混声合唱的开头，在作曲家董乐弦配器合作之下，创作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开头部分，作为歌会启幕的引子，并由深圳交响乐团在演出中奏响。2012年，姚峰将初稿进行了续写，并由深圳音协合唱团在舞台上正式演出，获得了很大的反响。今年，姚峰又再次将改编版歌曲进行了周密的完善，向党献礼。
（作曲家：姚峰）记者在新编之作中听到，该曲在首尾段落的改动就已见大不同：原作坚定飒爽的旋律风格在新版中变成了四声部呼唤式的激情呐喊，起承转合的大合唱重复着同一句歌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姚峰表示，这样的处理意在唱出了新时代环境下中国人民的心声，和对已走过风风雨雨百年历程的中国共产党的感恩、崇敬之情。接下来，作品第二段由女声合唱率先娓娓道来，以温暖纯净的音色唱出人民心底的诉说。在进入第三段后，姚峰转而写出战斗性的曲式，以复调卡农的手法唱出了坚定昂扬的主题。对此，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中央音乐学院博士袁利军评价称：“原曲中以‘连珠炮’式的短句所表达的歌词内容，在此改以更加立体和丰满的方式表现了出来……给听者带来一种‘不吐不快’的情绪张力，仿佛将听者置身于那一烽火连天的往昔年代，感慨我党在那风华正茂的时光所做出的伟大抉择。”一直以来，姚峰擅长将共产主义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党史及深圳发展史等有机融入音乐艺术作品。来深23年，他曾创作出《又见西柏坡》《迎风飘扬的旗》《我生在1978》《祖国，深圳对你说》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此外，从去年开始，他还在音乐党课中，用经典主旋律歌曲带领党员干部们用艺术重看党史，感受信仰的力量。在这个科技、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主旋律歌曲？姚峰表示，所有歌颂真善美的歌曲都应称为主旋律歌曲，会让人们在歌唱中自然而然迸发出势不可挡力量，增强信念，激励前行。而作为深圳音乐文化的参与者、同行者，姚峰始终在提醒自己来自人民群众，应始终秉持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姚峰表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不仅是思想性、艺术性和群众性的统一，也是党和人民共同交出的答案！（转自读特，作者：深圳特区报记者 张锐）（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

《寻找光明记忆》之黄氏大宗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急速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重要载体。正是因为城市化进程加速，广大中小城市、小镇、农村被裹挟进去，实现了成为城市一员的梦想，享受到电梯、楼房、电气化、宽敞马路、公共交通、现代教育、八小时工作制、城市公园、图书馆、抽水马桶、电视、网络等城市文化，这无疑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成果。与此相对应，农村、小村镇本身也迅速城市化，上述城市生活内容在这些传统社会区域出现，渗透到农民家庭生活之中。但是，这一双向城市化进程在增强中国人幸福感获得感的同时，也导致许多区域出现乡村出现大肆拆建导致传统建筑被破坏，乡村凝聚力下降导致名门望族离散，古老祠堂、戏台、传统节庆、婚丧嫁娶及其礼俗仪式等，逐渐失去了影响力。这一趋势引起了许多文化学者的忧虑：如何在这一进程中保留和发展农村、小镇、城市区域文化传统？使之与现代生活和现代文化相融合，即使不能够找到相融合的途径，如何留给二者各自的生存空间？深圳市是高速发展的中国现代社会典型，从改革开放之初到今天凡四十余年，就从当年的小渔村、小村镇发展成为中国最具现代性的超级大城市，在很多方面具备后工业社会的特色，它的科技创新、现代设计、集群加工生产和文化娱乐产业等，成为中国最前沿领域。也正是在这一现代化甚至后现代化的发展背景下，在相当长的时期，人们认为深圳缺乏文化传统，它只有现代、后现代文化这一层面。曾几何时，一组体裁别致的短小文章在《宝安日报》连载发表，后结集出版，记录着在深圳这一超大城市背后的小城镇、小村落的前世今生，从街区、住房、祠堂、墓地、族群、宗族、姓氏、老人口述故事、生活方式、家常小吃、民俗风习、农场、工厂等等，作者以亲历者身份访问村镇所见老者、长者、老板、村童，走访着城市化劫后余生的老屋、祠堂、墓地、碉楼，给读者打开了深圳的文化深一层土壤，特别是深圳市光明区这一后发展的城市化新区和高科技发展区，获得了后发展的文化优势，有识之士们在开发、建设的同时，拥有着对在地文化传统的高度重视和充分尊重，他们采写的这一系列文章，向建设者群体敞开了在地的传统文化胸怀，推动政府和社会多方面关怀关切现代科技社会与在地文化传统和睦共处的方式，关怀关切来自天南地北的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当代建构，这是可贵的深圳人敢于创新的又一举措！这种关注在地族群和区域文化传统、同时关注现代社会和文化的视角，这种谋求两者并存甚至相互融合并驱的情怀，值得后发展地区多方面重视，是现代化进程中带给中国文化学者和社会学学者的前沿课题。在深圳进行了一次短暂的文化调研，有幸认识了这一组文章的主创者陈瑛（深圳市光明区文联主席）和作者们，他们表现出的文化情怀值得尊重，他们提出的现代生活与文化传统共存的思考、显示出来的对文化传统的珍视，值得推荐给全国关心这一领域问题的民间文化工作者，有鉴于此，我们选取其中几篇短文，组成一个小系列，通过民协公众号转发给大家，希望对全国各地城市化进程中建设者和文化学者有所裨益。——邱运华不论深圳如何发展，到今天为止，光明新区总像一个特殊的角落。和深圳市内相比，它还缺少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缺少令人眼花缭乱的琼楼玉宇。这里布满着曲径通幽的小巷，布满着一群群悠闲自在的居民。在这里漫步会发现，光明新区还很像一块原始的大地，呼唤着远方的游子回归，呼唤着一个个没被污染的黎明与黄昏。沈从文先生曾说“惟其单纯，反而见出伟大”。我不敢说光明新区有多么伟大，它的单纯却是触目可见。譬如前面说过的几个麦氏宗祠，它们虽然蒙上了岁月的风尘，却给人一种家园仍在的亲切，似乎只要回头，就能看见一个逝去时代的背影。和麦氏大宗祠相比，这里的黄氏大宗祠又给人一种生活仍在静静流连的感受。黄氏大宗祠位于新区的最东边的大顶岭山脚下的迳口社区。我们前往时，沿路只见古树、农田、老宅、池塘等组成一幅多姿多彩的田园风光美景图。我们来前便已知道，迳口是深圳历史文化遗产和绿化生态保留及保护得最好的社区之一。沿着乡野小径逐步深入，目力所及，无不充满质朴之美，在青山绿水间，野趣天成。我忍不住再次怀疑，这真的是全国闻名的经济发展的特区深圳吗？它实在太像一个被人遗忘的乡村了。似乎也只有在这样的地方，从它泥土中生长的记忆才不会褪色。榕树头（赖远美提供）在迳口社区入口，迎面可见两株百年老榕树，当地人将它叫做“榕树头”。凝望这棵树，我不由就想起我童年之时，那时居住的地方就和这里差不了多少，我那时居住的巷子口也同样有这么一株高树。每到夏夜，宿舍的老人便在树下摇着扇子乘凉，或者拉家常，或者围着下棋、谈古论今，我们这些孩子就在巷头巷尾四处游戏。事实上，“榕树头”这三个字也时时在勾起这里老一辈的许多回忆，迳口的高老伯说：“以前的农村，一般都会在村口种大榕树，‘榕树头’就是村口的象征了。”在迳口旧村的村口位置，两棵茁壮的大榕树稳稳地矗立着，枝繁叶茂，干径粗壮，给人以饱经风霜、苍劲古拙之感，一看就是百年老树的“气场”。这的确正是我最渴望感受的。“气场”究竟是什么？我觉得不能按辞典的解释来给它下出匆忙的结论。就我此刻的感觉来说，气场就是一种记忆的弥漫。它在我们周围的空间波动。有气场，就会有吸引人停留的东西。大树底下好乘凉。说的也就是大树带来的气场。迳口旧村村口的两棵大榕树，也便是居民们聚会的场所，更是老村民找回乡情最好的落脚点。树底下一位八十岁的老人对我们说，在他小时候，这棵榕树就已经很大了，两棵树的树龄至少一百多年。我留意观看，两棵高大的细叶榕树枝叶扶疏，虽然已年过百岁，依然生机勃勃，榕树细长蔓延的根部清晰可见。榕树下乘凉的居民谈起榕树都特别动情，一位归侨女士笑着说：“这棵榕树可以说是一种象征，当时外来人都不知道村口在哪里，但是只要一提‘榕树头’，就知道了。”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虽然大家都不清楚两棵大树是什么时候种的，居民都很自然地将它看作是自己精神的一种寄托，“我们没事就来这里乘凉、聊天、下棋，以前村里有事就会聚在‘榕树头’商量、开会，甚至过节也会在树下烧香祭拜。”老人深有感触，两棵古树见证着径口的发展，它们是旧村的根。老人都希望政府能为这两棵美丽的古树“上牌”，好好地养护起来，继续为大家撑起“保护伞”，造福后人。被“榕树头”吸引，不代表我们就忘记了此行目的。我们终于到达黄氏大宗祠门口时，我的确有种心惊之感。它历时八百年，应该是如麦氏大祠堂一般古老和凋敝了。事实却恰好相反。这座始建于元代末年、迳口的标志性建筑、深圳地区最古老的宗祠之一，几经毁坏，又经多次修葺，至今仍保存完好，它是黄氏家族在光明开山种地、繁衍生息的历史见证，八百多年的岁月刻进了宗祠的一砖一瓦。维侧堂（赖远美提供）我仔细观看它，占地面积该有两百平方米吧，五米多高的木质大门威严庄重，给人一种肃然起敬的感受。门前黄氏大宗祠几个阳体大字虽历经沧桑，仍光彩夺目。门口楹联“祖德永垂千秋盛，宗枝长衍万代昌”则写出了当年修建宗祠者对家族兴旺的美好愿望。迈步进去，内分大堂、祭室和休息室。宗祠按广府宗祠风格建造，红墙黛瓦，挑檐画壁，庄严肃穆。雕梁木柱做工精美，屋顶、门前雕刻的飞禽走兽与人物栩栩如生。据说，当年黄氏族人用最好的材料建造宗祠，用最美的图画装点宗祠，都是为了光宗耀祖。在进去后的“维侧堂”的大梁上，高悬着三块牌匾，一块是“钦点御前侍卫府”，另两块是“旨赏戴蓝翎”。红底黄字，气势不凡。显示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偏远村庄，在清朝年间曾出过两名文官和一名武官——光绪二年，黄保全任御前侍卫；光绪二十二年，黄镜光和黄鹏骞任常戴蓝翎。我的确有点恍惚。多年以来，总觉得深圳是一座没有历史、只有经济的新型城市。在国人眼里，它的发展不过短短三十年。但人的以为往往是种错误。不熟悉深圳的人会忽略，深圳作为特区的确只有三十年，但它在成为特区之前呢？它不是凭空而来的一座城市，更不是从天而降的一块土壤。有土壤就有人的栖居，有人的栖居就必然有属于它的历史。深圳的历史的确漫长，光明的历史尤其如此。我们在采访中得知，黄氏族人祖籍福建，自元代后期从福建迁入光明迳口，在当地开荒种田。宗祠用以供奉黄氏祖上先人灵位，记载黄氏历代名人和贤人，让后人祭祀参拜。直至今日，每年重阳节的前一周，村里的黄氏族人都会举行祭祀活动。而家族中谁家新添了男丁，来年的春节就在祠堂祭祀厅点一盏油灯，添灯仪式后，男丁可记入族谱。村民在黄氏大宗祠参加选举活动（光明办事处宣传文化办提供）和其他地方一样，黄氏大宗祠同样见证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在革命战争年代，黄氏大宗祠曾是东江纵队麦敬堂的团部驻地，部队在宗祠前休整练兵。迳口、圳美、楼村、黄江等地都有青年参加东江纵队，革命队伍不断壮大，后与国民党的部队在迳口平火垄和马石迳打了两仗，成功地阻击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据说，东江纵队北撤前，麦敬堂团曾与国民党徐东来部王文光团在迳口进行过几次激烈的战斗。迳口平火垄一战，从下午四点打到晚上八点；而马石迳一战的时间更长，从早上八点一直打到晚上九点，战斗十分激烈，双方都有伤亡。历经八百年风雨，黄氏大宗祠挺过战火纷飞。然而，因尚无有效书面材料证实大宗祠的历史，这里无法评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点不能不令人感慨。不过，我最惊讶的还是，这座宗祠和麦氏大宗祠最不一样的地方是，经过修葺后，它已经焕然一新。其实记忆的东西很难翻新，一座建筑翻新后是不是还是原来的建筑呢？表面上看，当然是。但所谓翻新，也就是覆盖了记忆和岁月。岁月永远不会重来，往日的辉煌也好，没落也好，都只可能在发黄的书卷和经历者的记忆中仍栩栩如生。我其实也注意到，不管祠堂修葺得多么新，却还是除了陪我们进来参观的之外便无他人。我不由想，这是不是也意味着今天的黄氏后人渴望给先人一个干净的环境，让他们回家、让他们找到曾经的归宿，找到一种继续生活的渴望？ ——摘自《寻找光明记忆·新城旧事》第一章 姓氏与宗祠（转自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声明：本网站转载其他媒体内容，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妥善处理。）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网：https://www.sz-art.cn邮箱：swlcyb@shenzhe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