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中的“故乡”是个大课题

作家格非应邀做客今年读书论坛，首场开讲。昨日下午，第十七届深圳读书月的重头活动——深圳读书论坛在深圳图书馆五楼报告厅正式拉开帷幕。今年深圳读书论坛的年度主题是“阅读，走向未来”，首场活动邀请知名作家格非做了题为“重返归乡之路”的演讲。论坛由深圳读书月组委会办公室、深圳出版发行集团共同主办，深圳市阅读联合会、深圳市全民阅读研究与推广中心承办。“归乡”的过程一直在发生归乡、还乡（或叫思乡），以及中国现代小说里面的返乡之旅，是格非在昨天讲座上主要讲解的三个概念。“归乡是现实生活中经常会发生的经验，但是这个概念为什么对我来说这么重要？”讲座伊始，格非首先分享了自己的一段个人经历。他坦言，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思考故乡这个概念。而这缘于母亲在他幼时经常“闹腾”回故乡，却用不了三四天主动又回到夫家。如此往复的归乡之路，对格非影响很大。及至16岁第一次走出家门到了上海读大学，格非终于有了很强烈的怀乡感受。“作为一个乡巴佬，带着16年的经验，突然要面对一个现代化的城市，那种恐惧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把每次回家看成非常大的节日，回老家说话烦恼都没有。”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他发现自己有了一个惊人的变化。“我突然发现我不想家了，而且我对家乡感到厌恶，我发现农村已经没法让我待下去了。到了2000年以后，我每次回家，虽然也回去看父母，但是我不愿意住在家里，我一定会住在宾馆。为什么呢？我不太愿意每天听我母亲，听我父亲，听我那些亲戚，听我的弟弟他们跟我讨论钱的问题，讨论各种忧虑，讨论各种各样的事情。我突然发现，中国的变化之大，已经使得乡村的面貌变得面目全非，不再是一块寄托我们梦想的地方。以至于乡村系统的单一状况，远远超出了城市。”格非感慨，现在回家成为他一个很沉重的负担，“今天让我重读鲁迅先生的《故乡》，我会非常有感触，这个故乡对鲁迅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格非表示，从他个人的经验以及母亲的经验来讲，“归乡”的过程一直在发生，但它并非僵持不动，而是一直在变化。“不管是我母亲也好，我也好，实际上我们俩的价值观是一样的：故乡你是回不去的。我之所以会不断地回到老家，实际上原因很简单，是因为我对现实感到不满，我在上海生活得不够舒适，我对这个生活感到非常恐惧。这种归乡的意图，实际上不表明别的，不表明故乡就比上海好，而表明的是它只不过是一种对于现实境况感到强烈不安的一种症状。所以，我母亲反复高频地不断返乡，也不表明江北风土真的比江南好。”格非强调，这种“归乡”已经涉及到了另外一个概念，即“还乡”。“我母亲实际上不是归乡，她是还乡，甚至说是思乡。”归乡和思乡是不同的概念在格非看来，归乡和思乡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归乡是一个物理行为、日常行为；思乡是一个哲学活动、文化活动，是一种我们永远失去了某个我们曾经认为非常美好的存在，我们要不断地回去。“中国的文化史很有意思，孔子及其以后都有一种哲学，西方人是不断往前看，中国人是不断往后看，越往后越好。归乡和怀乡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怀乡一定是从文化上来重新寻找东西。”格非认为，正是因为我们今天归乡不可能，而怀乡让我们很多的人往后看。“但是也有更多的人，他连往后看的能力和意愿统统都没有了。”谈及现代小说里的返乡之路，格非特别提到乡土文学 。“1949年以后，乡村文学反而成了大众。中国的城市小说就那么几部，大部分是乡土小说，一直到莫言，这个过程我觉得今天需要反思。我们今天中国乡村概念面临终结，可能要面临城市化，但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它的载体是乡村。我们到了城里以后，我们怎么来建立这种文化上的认同？我们怎么来回到文化上的故乡？”格非认为，今天重新思考乡村的文学，应该从郁达夫、沈从文、鲁迅等人的作品寻找思考和借鉴。（深圳商报记者 魏沛娜/文 韩墨/图）

《季羡林评传》新书分享会在中心书城举行

【深圳商报讯】（记者 聂灿）11月3日，《季羡林评传》新书分享会在深圳书城中心城举行。深圳大学前校长章必功，原深圳大学文科学术委员会主任、深圳大学中文学科主要奠基者胡经之，深圳大学教授、翻译家何道宽，深圳大学文学院原书记吴俊忠，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主任、《季羡林评传》作者郁龙余，深圳出版发行集团总经理尹昌龙、山东教育出版社副总编祝丽出席活动。据介绍，由郁龙余撰写的《季羡林评传》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是第一本全面、系统、深入研究和评价季羡林的人生和学术的专著。此书的出版在中国当代学术史包括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国印度学研究史、中国当代佛学研究史等领域，都有着不可或缺的参考意义和史料价值。活动现场，郁龙余向读者讲述了《季羡林评传》创作的缘起，并分享了求学期间与季羡林先生交往的宝贵经历。在近一个小时的活动中，与会的专家学者依次谈及了对《季羡林评传》的感想以及该书出版的价值与意义。章必功回忆了与季羡林先生在交往中的故事，肯定了先生对深圳大学所做的贡献。《季羡林评传》中收录的一张与季先生的合影让章老感慨颇深。与季羡林同为研究外国语言文学专家的何道宽教授，多层面论述了季先生对其学术研究的影响。吴俊忠教授认为，《季羡林评传》让季羡林大学问家和大思想家的形象更为清晰，可谓是我国季羡林研究的“问鼎之作”。记者了解到，该书一经出版，即在印度产生了反响，与此同时，《季羡林评传》印地文版入选2016年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项目。在2016年印度新德里国际书展上，山东教育出版社成功签署《季羡林评传》英文、印地文、泰米尔文三个语种版权输出合同，将由尼赫鲁大学狄伯杰教授翻译。《季羡林评传》将是中国第一部在印度出版的泰米尔文学术著作，实现了单品种多语言版权的输出。印度两届莲花奖得主夏斯特利先生认为，“此书值得印度每一所图书馆和每一个有文化的人拥有”。郁龙余表示，《季羡林评传》不仅评述了季羡林先生在印度学、文学、翻译方面取得的成就，还记录了季羡林丰富的情感世界，每位读者都能在《季羡林评传》中找到看点。《季羡林评传》收录了百余幅季羡林先生的珍贵照片，很多是第一次发表。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由书籍设计大师吕敬人先生及敬人工作室旗下两位设计师共同设计，静默、内敛，大气、凝重。封面采用烫金的吐火罗文和空白格子稿纸的设计元素，完美地展示了季羡林的品格和气象。活动尾声，郁龙余与喜爱《季羡林评传》的读者签名留念，并带来了一份珍贵的礼物——季羡林专用信笺。该信笺是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专为季先生写稿而设计制作，并印有其最珍爱的莲花图案的信笺，被先生评价为“最好用的稿纸”。

深圳群口快板书获奖

深圳特区报讯（记者 孟迷）日前，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群星奖”颁奖仪式在西安易俗大剧院举行。由唐安东创作，深圳曲艺演员刘迪、刘延璐、张云晖表演的群口快板书《羊续悬鱼》摘得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群星奖”。《羊续悬鱼》讲述了东汉南阳太守羊续将属下赠送的鲤鱼悬于门前以示清廉不受贿赂的典故，以诙谐幽默的方式将人民公仆要廉洁自律的情操品格表现出来。据悉，《羊续悬鱼》作为本届“群星奖”唯一一个入围的广东曲艺作品，由东莞和深圳共同打造并代表广东出征，最终从5000多个初选作品中脱颖而出，一路杀进决赛并夺得“群星奖”。“群星奖”是我国群众文化政府最高奖。2016年第十一届“群星奖”大幅缩减了奖项设置，音乐、舞蹈、戏剧、曲艺4个门类最终只评出20个“群星奖”，因此，本届获奖作品的含金量也有所提升。

深圳“鲲鹏有戏” 大学生戏剧节落幕

深圳特区报讯（记者 孟迷）由龙岗区文体旅游局主办，荔枝青年剧团承办，深圳市戏剧家协会指导的2016深圳“鲲鹏有戏”大学生戏剧节于近日落下帷幕。戏剧节共评选出最佳表演团队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编剧奖、最佳男/女主角等八大奖项。经过两个月的筹备与评选，本次戏剧节共吸引到深圳大学、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南京大学、广州大学、湖南农业大学等12所高校共26个戏剧作品参赛。最终，蒲公英狗剩突击小分队的《创生》、中山大学广州校区东校园话剧社的《聒噪的长椅》、穷戏剧工作坊的《南柯记》、泡泡剧团的《王先生马小姐宋先生》、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拍马屁》、星辰戏剧工作坊的《香水》获得了最佳表演团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编剧奖、最佳改编奖、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男/女配角均花落各家。获奖团队均可免费参加深圳大学副教授、戏剧导演吴熙的戏剧工作坊，以及5000元的作品扶持基金。承办方荔枝青年剧团由一群刚走出校园不想放弃戏剧梦想的年轻人组成，“荔枝”谐音“励志”，其负责人刘子源表示，希望借助鲲鹏有戏这个活动，鼓励全深圳市热爱戏剧的大学生不放弃，用属于年轻人自己的语言、思维、生活进行创作，也希望明年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更大的青年戏剧热潮。

本土书画家作品 展示“多彩福田”

【深圳商报讯】（记者 祁琦）近日，2016福田文化空间品牌项目之“多彩福田·福书福墨”书画展开幕式在深圳书城中心城北区广场正式启动。此次书画展前期面向福田区及全市征集主题鲜明、内容健康的书法作品，通过文人雅士笔下描绘的人、物、景，展现“多彩福田”，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据悉，“多彩福田·福书福墨”书画展由福田区委宣传部（文体局）主办，深圳市潇时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是2016福田文化空间活动区级品牌项目之一，以“多彩福田”为主题，邀请深圳本土的优秀书画家，融古汇今，高雅与流行并存，打造一场纯粹的书画艺术盛会。整个书画展分为征集评选和展览两部分，征集评选由专业评委对入选的画作进行评审。精品书法画作在10月29日进行装裱，于10月30日、11月1日、2日在深圳书城中心城北区广场展出。

地铁绽放城市记忆之花

深圳特区报讯（记者 尹春芳/文 刘羽洁/图）当地铁遇到艺术会碰撞出什么火花？由游江策划，深圳地铁集团、深圳市公共艺术中心主办，深圳美术馆支持的“城市·梦想——深圳地铁美术馆系列展”之“城市记忆”展日前伴随着深圳地铁轨道三期工程的开通，在深圳地铁9号线上梅林站、深圳地铁7号线华强南站、华新站、桃源村站四个站点拉开帷幕，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与观赏。据悉，“城市·梦想——深圳地铁美术馆系列展”共有三期展览活动。“城市记忆”是第一期展览项目，侧重于深圳老照片和老物件的展示。策展人游江依托深圳美术馆馆藏郑中健的20世纪50至60年代的摄影作品，将优秀藏品带入地铁公共空间，通过架上和架下、动态和静态、影像和装置、观看和互动等多种形式，向我们展现了深圳这座移民城市的历史与文化。“城市记忆”展共分为四个部分，华强南站展示20世纪50至60年代在土地改革以后，宝安县积极发展农业、修建水库、科学分类养蚝以及知青下乡学习等生产生活的历史影像；上梅林站展出了深圳水库建设、罗湖桥、火车站、沙头角中英街商店及宝安县城主要标志建筑等城市建设旧貌；桃源村站呈现了1967年深圳各界支持香港爱国工人大罢工与1958年深圳各界群众示威游行反对英美出兵约旦、黎巴嫩集会的社会活动画面；华新站作为一个互动艺术墙，则展出了1965年马思聪在深圳戏院小提琴独奏音乐会的现场、1960年红线女在深圳水库施工工地慰问民工等相关照片。不同于在美术馆举行的展览，此次展览对“生产生活”“城市建设”“社会活动”与“文化演出”四个部分的老照片进行了丰富的展示设计。不仅将四个主题分成了红、黄、蓝、军绿四种主题颜色，还根据每一部分照片的主题配上了四种主题音乐。在呈现上除了有精心设计与组合的喷绘摄影图片外，还有装置、影像、互动二维码等形式，如利用显示屏将静态的黑白老照片与动态的航拍摄影对比呈现，给人以最为直观的视觉冲击与感受。值得一提的是，在进行固定墙面艺术橱窗展示的同时，此次“城市记忆”展览还组织和策划了两个互动项目，即“晒宝大会——深圳家庭老物件征集与展示活动”与“我们的故事——深圳家庭老照片征集与展示活动”。在“晒宝大会”活动中，组委会向全市市民征集记录峥嵘岁月的“传家宝”，通过各种老物件的挖掘与展示，回忆过往，追忆我们自己与这座城市一起成长的足迹；“我们的故事”则主要征集20世纪60年代以来深圳家庭相册里的老照片，通过市民们各种视角的老照片，一同见证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分享成长的喜悦与感悟。据悉，“城市·梦想——深圳地铁美术馆系列展”还将在明年推出“城市·经典”与“城市·创客”两个展览与相关活动。

杨争光：拥有诗性 比拥有诗更重要

◎ 深圳特区报记者 尹春芳著名作家杨争光因小说和影视编剧蜚声文坛。他代表着深圳在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度。作为中国文坛早被肯定的优秀作家，杨争光不仅有着高超的写作技巧，同时也一直在用作品思索着民族性与人性。除了作家与编剧等等身份之外，杨争光还是一名诗人。他认为，当诗人并不难，难的是让生命充满诗性与诗意。“保持一个充满了诗性、诗意的内心，让种种不如意在诗歌中得到慰藉。”借助他应邀前来参加本报本月即将举行的“诗歌人间”十周年活动，记者专访了杨争光，他就新诗百年与自己的创作，分享了内心的想法。实验是一切艺术的天性记者：中国新诗自“五四”前夕的1914年1月胡适开始创作第一首白话诗《大雪放歌和叔永》以来，至今已有100个年头。有人认为，在这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新诗从“五四”白话诗的草创、上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末现代诗先后三次的普及，到90年代个人化写作，以及两个世纪之交以来新叙事主义时期的形成，已经完成了由“草创—实验—建设”的三次历史转型。你认同这一说法吗？能谈一下你对各个时期诗歌创作的看法吗？杨争光：以我有限的阅读印象，中国新诗从草创到成熟到上世纪40年代初，已成格局，并有引人瞩目的标志性诗人和诗作。其时，旧体诗已经退到了中国诗的边缘。中国新诗从草创到形成格局，其基础支持并非中国的古典诗歌传统，而是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与借鉴，和当时的政治、思想、文化以及文学艺术对西方的吸收与借鉴是一致的。在此之后，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国诗的生态和其他文学艺术的生态是一样的，因为各种现实的理由，几乎失去了应有的自主性。然后就是诗歌理论界所说的“朦胧诗”时代。这一个时期并不算长，但却创造了中国诗歌的实绩和高度。其标志性的诗人诗作，至今依然参与着中国新诗的创造。有人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国诗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情结，而意识形态情结与诗本身相悖。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在我看来，诗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不管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官方的还是民间的。意识形态的核心是价值观。即使纯粹的审美，其趣向也与价值观脱不了干系。如果去掉意识形态，诗剩下的还能有什么呢？语言吗？语言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它的表达和呈现，无所表达和无所呈现，语言就无法证明自己，很可能就成了啊啊啊呃呃呃。难道这就是语言本身么？文学艺术——也包括诗的延续和发展本就是一个实验的过程，在实验中创造自己，塑造自己。实验是一切艺术的天性，没有实验，就意味着死亡。所谓的90年代以后的“个人化写作”，也各自有他们的意识形态，也都是各自的一种实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心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艺术。旧的实验是新实验的参照，但就自我塑造来说，新实验的自我塑造未必比旧实验的自我塑造更有高度。事实上，现在的我们在很多时候是远离了诗的。这种远离，不是指诗歌的写作，而是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生活。缺乏诗意和诗性的生命，写出的诗也应该是没有诗意和诗性的。对于一个诗歌写作者来说，惧怕的不是没有诗行，而是没有诗意和诗性。有诗意和诗性，即使没有诗行，也会和诗一起过活的。记者：新诗百年中，中国的诗人们对新诗也在不断探索中。回顾过去，你觉得这种探索集中在哪些方面？杨争光：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我早已不写诗了，虽然常常有写诗的欲望和冲动。在我看来，所谓的探索和实验是一个意思。我们曾经的探索是怎么样把颂诗写得更像颂诗，把悲愤写得更像悲愤。现在的诗人在探索什么呢？是把自我写得更像自我，还是语言写得更像语言？这得去问那些正在探索中的诗人。记者：有人认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适应诗歌传播的新媒体不断涌现。新的生活形态和文学传播手段给诗歌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但另一方面，也涌现了很多××体的诗歌，整体格调不高，有的甚至没有诗歌韵律美感，简单粗暴型的诗歌。它们往往通过互联网的推手，迅速成为话题，博人眼球，你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杨争光：我们所处的时代是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吗？我怎么感觉不到呢？是因为我不写诗了吗？我虽然不写了但我还在关注啊！写诗的人一直很多，只是在网络时代之前我们不容易看到罢了。网络只是给诗插上了传播的翅膀，让我们看到了本来不易看到的许多诗在振翅在扇乎，能不能扇起风来，则另当别论。能扇起风的诗，是需要精神和灵魂的。是的，有许多诗恨不得把读者的眼珠子剜出来注视它，也不仅是诗，文学艺术家族中的各个门类都有这样的作者和作品。网络给他们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但这不要紧，也不应该一味地鄙薄，振翅扇乎的作家作品多了，也许就真能扇起风了。我们有过不让乱振翅乱扇乎的时代，那个时代里的诗，读一千个人的一万首诗和读一首诗差不多的。记者：你觉得新诗百年给我们最大的文化遗产是什么，我们如何去更好地继承诗意的传统，又能在此基础上去创作与时代精神相映照的诗歌？杨争光：百年来，我们重要的文化遗产并不是新诗留下来的，而是以“五四”为标志的“新文化”，是“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如果说百年来的中国新诗还能够有所成就，也得益于这一遗产。“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本身就是诗性的，诗意的。能够拥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哪怕不写诗，我们也会活得有诗意，我们的生命也会是诗性的生命。“我不觉得洋人的抒情诗比我们的唐诗宋词更好”记者：1970年代末，也就是在你的大学时代，你已经开始写作并发表诗歌了。上世纪80年代诗坛及其与诗歌浪潮有关的精神场域，对于你的诗歌创作有什么影响？杨争光：那时候的我就在诗歌浪潮的场域之中，北岛他们那一批诗人及其作品，对我有无法忽视的影响。但我很庆幸，我有过向他们学习的诗作，但更多的则是保持距离。我的大多数诗作是写给我自己，我的朋友，我的亲人的。我诗作中的许多元素，比如叙事性元素，就很难入时尚，很难进浪潮。我绝大多数的诗作都没有发表，我很少往外寄诗，发表的诗作中，绝大多数都是朋友寄出去的。记者：整个1980年代的时代气息其实与当时的阅读氛围也有很大关系，对你的诗歌创作而言，它的精神养料来自哪里？杨争光：我倾慕北岛他们那一批诗人中优秀的诗作，却也不鄙薄“五四”以后中国新诗中的诗人及其作品，比如那个时候的艾青。我也大量阅读过后来的中国诗人诗作，比如郭小川、闻捷、李季、贺敬之的诗作。还有很多，我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直到上世纪70年代的张永枚，我还阅读过郭沫若的《百花齐放》呢！我记得好像不是一百朵吧，是一百零一朵。我更为倾慕的，是翻译过来的洋人的诗。从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到惠特曼，到印象派，也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来。我不但读，而且抄，还会写几句小随感。我不觉得洋人的抒情诗比我们的唐诗宋词更好。我不知道“意象”这一个词是洋人的发明还是我们的，中国古诗的意象组合和中国思想从意象到意象的形象化思辨同源同脉。当我们讲到意象组合的时候，常常会以马致远的《秋思》为例，在我看来，这还是一种稍嫌机械的排列和组合。把庞德的诗和杜甫的“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放在一起，庞德就会显出一种幼稚来的。就我的印象，我不觉得白居易的《琵琶行》和《长恨歌》比华兹华斯和泰戈尔的叙事诗差，甚至要胜他们一筹。但我们不可能有《荷马史诗》《浮士德》。其原因应该不在诗，而在诗的土壤。记者：在新诗百年的时光中，哪一位诗人对你的创作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杨争光：我上边提到的那些诗人诗作，还有更多没有提到的诗人诗作，都应该对我产生过影响，具体到哪一位诗人，我自己也不知道。在我的心目中，惠特曼是最伟大的抒情诗人，但我写不了他那样的诗，曾尝试过，幼稚到连我自己也觉得有些可爱。

深港艺术家聚深 上演“水墨双城记”

杨晓洋《东方巨港——盐田港》系列。 【深圳商报讯】（记者 梁瑛）作为深港两地艺术交流的常设性品牌项目，“水墨·双城——第六届深港水墨艺术交流展”正在深圳画院美术馆举行。此次展览以双方提名方式邀请了50余位深港优秀艺术家创作的100余幅作品参加展览及交流活动，这批以反映“都市景观、都市观念、都市情怀”为主题的水墨作品以当代水墨的艺术形式表现了两地所特有的多元文化荟萃、混搭而又兼容共存的现象。以反映深圳、香港两地水墨画创作为主旨的“水墨·双城——深港水墨艺术交流展”从2009年起已连续举办六届，在深港两地美术界引起强烈反响。本次展览经广东省文化厅批准，由深圳市宣传文化基金资助、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深圳市文体旅游局主办；深圳市美协、深圳画院、香港美术家联合会、香港文化艺术交流协会共同承办。 与往届不同的是此展吸引了许多新人加入到都市水墨创作中来，呈现出更加多元的创作状态，力求在艺术本体上体现出开放的多样形态，把“都市水墨”艺术创作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赋予水墨画以不断刷新的国际视野，增强其在当代艺术发展中的影响力。近年来深港两地的文化艺术交流日渐增多和频密，香港画家踊跃参选内地举办的各类美术展览，如“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深圳水墨论坛”、“香港画家画深圳”、“全国美展”等大型艺术活动。深圳画家也经常赴港进行创作采风、举办个展及参加各种艺术研讨活动。持续多年的“深港水墨艺术交流展”在其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桥梁作用。上世纪90年代初，深圳画家率先提出和实践了“城市山水画”这一中国画革新的课题，催生了一批具实验性、前卫性的优秀作品，促进了当代水墨画的发展。之后，历届“深圳水墨双年展”持续以“水墨与都市”、“都市水墨”为题，深入和拓展了这项艺术实践。这一课题亦在香港画界乃至众多海外艺术家中产生了反响，拥有众多的艺术实践群体。20多年来，“城市山水画”和“都市水墨”冲击着传统山水画中长期远离现实的消极状态，为水墨画发展开辟了全新的创作母题，创造着表现现代都市的新的水墨语言，也成就了一批锐意创新的深港画家和开画坛风气之先的精品力作。

知名作家杨争光 市民文化大讲堂讲鲁迅

【深圳商报讯】（记者 魏沛娜）“鲁迅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一位经典意义的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他在开始文学创作的同时，也呈现了他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立场和作为。”今年是鲁迅逝世80周年，知名作家、深圳市文联兼职副主席杨争光日前受邀做客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以“说说鲁迅”为主题，表达了他个人对于现当代鲁迅现象的一些所思所想。杨争光认为，作为小说家的鲁迅，不仅是第一位白话文小说作家，而且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高度至今无人超越。鲁迅在小说世界里不仅展现了现代性的叙事伦理，更为中国和世界文学塑造了不朽的艺术形象，比如“狂人”和“阿Q”。同时，杨争光对于鲁迅的散文也给予高度评价。杨争光把鲁迅的杂文写作统称为“文学批判”，也是他眼中的知识分子的写作。“所谓的现代知识分子，不管身在何处，社会批判就是他的天职，鲁迅用自己的作品表达尽了自己的职责。”

2016华语电影 深圳盛典新片展映

深圳特区报讯 （记者 孟迷）10月26日，2016华语电影深圳盛典暨第四届“十大华语电影”新片展映在深圳大学拉开帷幕。两天内，《外公芳龄38》《奇幻同学会》等华语新片将在深大放映并举行主创见面会。表彰盛典则将于10月27日晚在深圳湾体育馆“春茧”举行。此次活动由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华语万映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聚影汇（北京）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和深圳嘉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同承办。作为第四届十大华语电影表彰盛典新增单元，“新片展映暨发布单元”经过两个多月的征集，最终从40余部报名新片中，《外公芳龄38》《你好，疯子！》《借眼》《奇幻同学会》《活宝》《一个导演的最后五天》等十部新片成功入围。在26日下午首场放映会上亮相的是《奇幻同学会》，映后该片导演林清介及主演李兴文、王彩桦等主创来到现场与观众交流。随后，27日，影片《借眼》的导演张洋及主演陈浩民、《你好，疯子！》的导演饶晓志及主演莫小棋等亦将来到深大与大学生们交流，《外公芳龄38》则将公开放映。值得一提的是，在《外公芳龄38》的展映现场，一款电影测评“神器”将首次亮相——观影过程中，由大学生组成的样本观众团将全程佩戴脑电测试仪等高科技设备，通过实时脑电反应，捕捉观众的真实观影感受。电影测评数据将经过专业测评团队的分析，在观影结束时直观地呈现在大屏幕上。这将是国内电影展首次采用高科技手段收集观众的真实观影体验及反馈。

深圳客家文化渐成“学”

原标题：“第七届客家文化高级论坛暨首届客家文化创新论坛”学者云集 深圳客家文化渐成“学” 由深圳市客家文化研究会和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客家研究所等主办的“第七届客家文化高级论坛暨首届客家文化创新论坛”日前在深圆满落幕。本次论坛专家云集，规格之高，规模之大，研究成果之丰硕，堪称为客家文化研究新的里程碑，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和称赞。作为本次论坛的主要统筹者，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客家研究所所长周建新是新生代客家研究的领军人物、国家社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对于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周建新感触尤深。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之所以要在深圳举办此次论坛，原因有二：第一，深圳客家人数多，文化有特色，有着与内陆客家或者说山地客家诸多不同的特点，他将其总结和定位为“滨海客家”，故深圳客家文化非常值得研究。第二，深圳曾经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开展客家文化研究的地区之一。然而近年来随着海内外客家研究和客家运动的蓬勃发展，深圳客家的影响力越来越小，与其地位很不相称，故需要重整旗鼓，奋发有为。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和文化创新战略为深圳客家文化发展提供了发展的最佳契机。周建新曾先后在国内几个主要客家集聚区工作过，对客家文化有很深的认识和情感。自2015年调入深圳大学工作以来，在他的带领下，不少年轻学者、硕士、博士等也投入了客家研究领域。“自去年调入深圳大学后，我就把深圳客家文化及其创新发展作为工作重心，以传承和创新深圳客家文化为己任。所以，利用客家文化高级论坛创办人和主要负责人的身份，提出并积极主办了第七届客家文化高级论坛暨首届客家文化创新论坛。”周建新说。深圳市客家文化研究会秘书长叶桂兴也告诉记者，在首届客家文化创新论坛上，本届论坛组委会独具匠心地设立了客家文化与企业创新发展分论坛，在强调客家文化传承的基础上，更加突出客家文化创新与发展。“因此，我谨代表主办方之一的深圳市客家文化研究会，殷切希望更多客籍企业家主动参与，奋发有为，持续举办客家文化创新论坛，为弘扬客家精神、助推客家文化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魏沛娜)

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深交音乐会气势恢宏

【深圳商报讯】（记者 祁琦）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和市文体旅游局主办、深圳交响乐团承办的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音乐会在深圳音乐厅举行，深圳交响乐团、深圳交响乐团合唱团以及多位歌唱家，共计180人的强大阵容为观众奉献了一台气势恢宏、激荡心灵的精彩演出。当晚，随着著名指挥家张国勇的激情挥棒，一曲《红旗颂》拉开了音乐会序幕。随后的交响组曲《山丹丹花开红艳艳》既有陕北民歌的豪迈悠扬，又充满着革命生活的诗情画意，让观众沉浸其中。红色经典史诗《长征组歌》则再现了长征艰难而辉煌的历程。深圳交响乐团、合唱团和崔峥嵘、李思音、杨乐、杨阳、邱莹、智楠等多位歌唱家联袂演出，以交响乐、合唱、独唱、朗诵等多种形式，生动描绘了《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放光辉》等红军长征途中的10个经典历史场景，再现了长征波澜壮阔的艰难历程。当许多家喻户晓的唱段响起，台下观众情不自禁地跟着合唱起来，全场多次爆发热烈的掌声。

深圳将有自己的 高规格国际音乐季

◎ 深圳特区报记者 杨媚通讯员 左驰让古典乐迷翘首企盼的舞台盛事即将上演。10月29、31日，享誉国际古典乐界的莫斯科爱乐乐团将在深圳音乐厅举行“向经典大师致敬”交响音乐会，两晚献上六部在俄国古典音乐史乃至整个西方古典音乐史上的传世巨作。一般来说，岁末年初的新年音乐会才是世界名团登台的黄金期，这个“传奇天团”缘何能在金秋时节到访深圳？记者从主办方了解到，莫斯科爱乐乐团首次“牵手”深圳，“红娘”正是即将举行的深圳“一带一路”国际音乐季。让深圳观众更为振奋的好消息是，依托这一高标准、高起点的音乐季，旧金山歌剧院歌剧《红楼梦》、维也纳交响乐团音乐会、台湾优人神鼓《听海之心》等一系列国际顶尖音乐演出也将陆续来深，让观众乐享“视听生活”。“一带一路”国际音乐季，深圳文化创新将放“大招”细心的观众会在海报上留意到，莫斯科爱乐乐团这两场音乐会还有一个前缀：“深圳‘一带一路’国际音乐季季前演出”，这可是深圳从未出现过的艺术节庆概念。原来，深圳“一带一路”国际音乐季，正是深圳文化创新发展放出的“大招”。它由深圳市政府联合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即将于2017年3月下旬盛大揭幕。除了莫斯科爱乐乐团的“季前演出”外，近30场国际一流演出精品将让深圳明年初春舞台声色俱全。记者从主办方了解到，这个“一带一路”国际音乐季的横空出世有一个大背景，是深圳市委市政府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发展倡议、在国内文化艺术领域的率先垂范之举，也契合了深圳市委、市政府《深圳文化创新发展2020（实施方案）》中关于加快推进策划实施高水准的国际多边艺术活动的具体要求。音乐季以展示和挖掘“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在音乐领域的特色和亮点，同时欢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优秀音乐艺术团组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积极参与。无论是立足于国家“一带一路”发展倡议的主题音乐季概念本身、还是该音乐季所具有的形式和规模，都堪称“史无前例”。填补深圳文化空白，近30场精品演出相继登台北京国际音乐节（BMF）、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SSIMF）、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CSIAF）、香港艺术节（HKAF）、澳门国际音乐节（MIMF）……这几年，中国各大城市的国际艺术节庆一个个风起云涌，让深圳艺术爱好者频频跨城追剧。相比之下，深圳长久以来一直欠缺一个国际音乐盛会，这和国际化大都市的形象并不匹配，不少国际舞台顶尖演出的擦肩而过让深圳人扼腕不已。深圳“一带一路”国际音乐季，正好弥补了这一空白，目标是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亚洲音乐艺术盛会”。该音乐季预计持续三周左右时间，将邀请包括维也纳交响乐团、香港中乐团、澳门乐团、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台湾优人神鼓、中国女高音和慧、乌拉圭男中低音埃尔文·施罗特、英国跨界女高音凯瑟琳·詹金斯在内的一流演出团体及知名艺术家参与。音乐季还将邀请刚刚在美国旧金山歌剧院首演引起轰动的英文版歌剧《红楼梦》来深进行中国内地首演。为了突出“一带一路”发展倡议，音乐季还集中了沿线国家各具特色的民族风情艺术演出，如印度宝莱坞歌舞、印尼民间合唱团、泰国长鼓舞、卡塔尔拉巴卜民族乐器演奏、西班牙弗拉明戈吉他、中东欧“16+1”音乐团体等歌舞类表演项目，整个音乐季演出近30场。有这么一个高标准的国际文化交流平台，俄罗斯爱乐乐团能“牵手”深圳也就“不足为奇”了。此次的“向经典大师致敬”交响音乐会，俄罗斯爱乐乐团就将把这三位古典音乐巨匠的六部经典曲目悉数奉上。音乐会由音乐总监兼首席指挥尤里·西蒙诺夫执棒，从深圳起飞的中国钢琴家陈萨担任钢琴独奏。作为享誉世界的“传奇天团”，莫斯科爱乐来华演出的机会屈指可数。2007年乐团首度访华，为当年的香港艺术节揭幕；2010年12月31日，乐团在人民大会堂上演了北京新年音乐会引起轰动。此次访华巡演，深圳是内地唯一一站，随后乐团将前往香港演出。与此同时，10月30日捷克爱乐乐团在深圳音乐厅的音乐会也同样被纳入到了该音乐季的季前演出中。两支著名乐团的深圳首演，将为月底举行的深圳“一带一路”国际音乐季新闻发布会提前预热。

杨洪基助阵 深圳市中老年歌手大赛总决赛

深圳特区报讯 （记者 尹春芳）伴随着“滚滚长江东逝水”这一观众熟悉的曲调，第十三届深圳市中老年歌手大赛总决赛日前在深圳戏院举行。著名歌唱家杨洪基亲自来到现场为观众献唱了《滚滚长江东逝水》与《我和我的祖国》，现场气氛热烈。最后，这场音乐盛会在激烈的角逐和经典的回味中完美落幕。在“我们的中国梦·2016第十三届深圳市中老年歌手大赛”决赛现场，从几百名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的16名优秀选手凭借歌喉一展才华。决赛当天，经过专家评审团的公正评判，中年组石葵，老年组安永恒等共十位选手荣获年度“十佳歌手”荣誉称号。赵晓龙、蓝欣等六位选手获得“优秀歌手”称号。杨洪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赛场上选手们整体表现都非常出色，在台风、唱法等方面，都感觉不像是业余的歌唱爱好者。据悉，本届大赛是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体旅游局、深圳市音乐家协会主办，深圳戏院承办，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中老年大型公益歌唱赛事。今年正式进入赛事的两百余名参赛选手中，年龄跨度从35到79周岁，参赛歌曲既有主旋律经典曲目，也有时下最流行的热曲，还有独具特色由里约奥运会引发创作的原创歌曲。

“第一朗读者”第五季陆续举行

深圳特区报讯 （记者 尹春芳） “第一朗读者”第五季第三场第四场活动上周末陆续举行。第三场活动中，主题诗人徐贞敏、陈黎、凌越与现场观众以捉迷藏的形式互动，探讨诗歌语言的魔力；第四场诗剧场主打“语言的魔术—爱与无”。第三场活动由徐敬亚与冷霜担任学术主持。主题诗人徐贞敏、陈黎、凌越分享了自己的诗歌。主题诗人徐贞敏著有诗集《轻轻的闪光》、《蜂鸟点燃了一颗星星》等。另一位主题诗人陈黎，是一年一度在台湾花莲举行的“太平洋诗歌节”的策划人，译有《万物静默如谜：辛波斯卡诗选》及聂鲁达、普拉斯等逾二十种译诗集。第三位主题诗人凌越，1972年生于安徽铜陵，现居广州。著有诗集《尘世之歌》，评论集《寂寞者的观察》。第四场诗剧场“语言的魔术——爱与无”由孙晓娅和龙扬志担任学术主持，来自美国、中国台湾和深圳本地的诗人与深圳艺术家合作，展现了“爱与无”的诗歌主题。据悉，“第一朗读者”到今年已进入第五个年头。今年“第一朗读者”于2016年7月30日至12月10日期间推出七场专场活动。

听讲座学习信息安全知识

为提高市文联信息安全管理工作水平，强化信息安全保障能力，提升机关工作人员的信息安全意识，10月13日下午，我会邀请市信息安全评测中心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武刚博士做了题为《电子政务与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的讲座。武刚博士通过徐玉玉事件等典型案例，阐述了党政机关信息安全工作的重要性，同时，将电子政务安全与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相结合，深入浅出地阐述了个人信息保护的技巧。通过此次讲座，我会干部职工充分认识到了信息安全的重要性，增强了信息安全防范意识，提升了信息安全知识素养和个人信息保护能力。（杨秋明）

“给老乡留一条回家的路”

“给老乡留一条回家的路”——从吕延涛先生新著《老乡》透视当代中国农民的生存与困境 谈及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产生的重大影响，在“都市化、工业无产阶级的兴起、父权社会的解体”等变化之外，以色列历史学家赫拉利在其著作《人类简史》中如是说：“然而这一切都比不上有史以来人类最大的社会革命：家庭和地方社群崩溃，改由国家和市场取代。”数字垄断、网络当道、楼市凶猛、股市险恶、城市地标风起云涌……当代中国，巨变空前，城市化来势汹汹，而赫拉利描述中的“家庭和地方社群崩溃”，正在深刻体现于曾经的乡村中国“解体”中。上亿农民涌入城市，身后留下一个个尴尬的故乡。当下的社会情境中，当人们一同汇入城市为主流的宏大叙事之中，又有多少人能够以“反熵”之行，来审视已然边缘化的农村命运呢？吕延涛先生新著《老乡》，避开城市的浮华喧嚣，以沉潜的姿态，将目光聚焦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彭阳县新集乡上马洼村顾山村。如同作者所说，这里是“一个黄土高原深处的山村”，“一个地图上没有标记的地方”，“一个不清楚自己从哪里来，将要到哪里去的族群”，“一个一百多年来持续游浪的家族”，“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地方”，“一群正处在移民倒计时的农民”……《老乡》没有宏阔的铺陈，没有悲悯的俯视，只是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走访，如同显微镜般冷静观察着中国社会的一个微末“切片”，而构成这一“切片”的细胞，就是顾山村的一个个普通的村民：房东张志选、阿訇马西平、赤脚医生勉成福、包工头张治忠、民办教师张万钧、养鸡专业户张建福、11岁的学生张树丽、辛劳的母亲哈如梅、开“超市”的张君兰、开饭馆的姬秀花、当了13年村干部的张万山、一个人种了30亩地的张万武、72岁还在放羊的马明兰、在银川打工的张平……他们似乎生存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空间里：“顾山村坐落在一片土塬上，村子三面环沟，只有西面一条小路通往刘红公路。”他们曾饱经迁徙的沧桑：“村里有文化的人说，顾山张姓的祖辈，是清朝同治年间从陕西迁过来的，距今已有150多年。”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顾山的庄稼成不成，主要靠天，干旱缺水、天气寒冷等，往往严重影响庄稼收成。”他们虔诚地坚守着信仰：“在顾山所有的房子中，清真寺是最漂亮的。”他们知足常乐：“‘现在种着20多亩地，还有一点贷款，还上贷款以后就不干咧，好好享福呀。’张君兰很满足。”他们也有着“卑微”的理想：“现在张志选还是很想到西安等地游浪，可是因为不识字，又没怎么去过大城市，所以一个人不敢去。”他们面临着诸多新旧之交的伦理困境：“说起农村的基层治理，张万山反复强调这一点：‘现在农村的事情很不好管理。’”他们离开顾山但很快又回来了：“移民点一停工，张万贵和老婆的生活来源马上成了问题。”他们希望用知识改变命运：“张树丽的哥哥张明明在固原回族中学读高一，姐姐张树红在古城中学读初一，学习都挺好。将来他们会到固原去，到银川去，到西安去，离顾山越来越远。”他们也必须面对窘迫的现实：“顾山村惟一的老师张万钧说，娃娃们劝都劝不回来，最少的时候，学校只剩下四个学生了。”吕延涛先生的调查，涵盖了顾山村几乎各个阶层、各种身份、以及各个年龄层次的目标个案，他用克制的态度，真实的复现，铺展开了城市化浪潮中、顾山村这一乡村中国“切片”的生存现实。我们所有意无意忽略的，并不意味着它们的不存在。事实上，地图上都未有标记的顾山村，也正是当下社会情境中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时代的大潮中，曾经孕育了我们的历史传统、曾经作为我们精神母体的农村，处境微妙。“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娃娃们长大后去闯荡游荡一番应该没有问题，可要融进城市生活就不那么容易了。”“一家人不能在一起生活，跑这里跑那里，哪里像个家嘛。”当如今的乡村里，老人娃娃和妇女成为主要人口， “家庭和地方社群崩溃”似乎无法避免，留给我们的课题就在于，城市化，首要面对的其实应该是农村问题。对此，《老乡》给出的基本立场在于：“城镇化要给农村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而不是放弃农村，甚至掠夺农村。”“进城的路有多长？对顾山村大多数人来说，似乎远得看不到头。”“150多年前和90多年前是被迫出发，这一次，似有彷徨、有冲动，又似不得已地被裹挟。出走还是留下？好像很难解答。”农村该往何处去？农民该往何处去？站在十字路口的顾山人，茫然四顾。在《老乡》中，吕延涛先生描摹了这样一种理想图景：“当下最要紧的是把他们的地留着，把他们的院子留着，别匆匆忙忙收了回去。再就是要双向着力：一方面让进城的顾山农民能够长期过上好日子；一方面让留在顾山的人逐渐享受到现代文明的成果，真正安居乐业。这些做好了，进城的、留下的，都好，都高兴，就是顾山人所需要、所盼望的。”这样的图景是让人充满期待的，然而实现的过程却是注定充满艰辛的。只不过无论这样的过程多么艰辛，我们都须臾无法回避。因为这关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责任、使命、对待历史的态度、和对待故乡的情感。对话是平和的，态度是克制的，分析是理性的，视角是客观的——然而这些，都不会妨碍我们很深切地感知，《老乡》中所浸透着的作者浓得化不开的一种情感：那是对于农民的深情，对于故乡的眷恋，对于信仰的尊重，也是对于老乡未来命运的担忧。通过顾山村这样的“切片”，《老乡》具体而微地呈现出一个微缩的乡村中国，冷静透视着当代中国农民的生存与困境。其中，最打动我的一个段落在于：“对于长时间在外面城市奔波的顾山人来说，这片沟壑纵横的黄土地，这些窑洞，老人、娃娃、媳妇子，给他们带来外面没有的踏实、温暖、亲情。有一条可以回家的路，对于那些好多难以回家的顾山人来说，是一件让人安心的事情。”给顾山人留条回家的路，给所有老乡留条回家的路，对于我们这个国家、民族来说，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都需要有一条回家的路。

深圳舞蹈大赛 再掀创意风潮

深圳商报记者 魏沛娜近日，由深圳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市舞蹈家协会承办的“第九届深圳舞蹈大赛——创意舞决赛”在深圳大剧院举行。经评审，有2部作品获得表演金奖，2部获得创作金奖；3部获得表演银奖，3部获得创作银奖；6部获得表演铜奖，3部获得创作铜奖。随后还举办了比赛优秀作品展演，让市民大众体验舞蹈带来的活力和乐趣。展示深圳舞蹈原创性及多元面貌深圳舞蹈大赛始创于1998年，至今已经坚持了18个春秋。今年，第九届深圳舞蹈大赛——创意舞比赛让人们再次领略到创意舞蹈的魅力。据了解，本届大赛从年初酝酿发动，6月正式开始报名，继续以创意为核心，突破专业与非专业舞团的界限，突出展示了深圳舞蹈的原创性及多元面貌。参赛舞蹈涵盖各种舞蹈类型，包括现当代舞、国际标准舞、民族民间舞、古典舞、芭蕾舞、街舞、爵士舞等激情炫舞，也有把多种舞蹈元素融合在一起的创意节目，发掘舞蹈在动作之外的无穷可能，强调作品的创意性和强烈的时代气息，鼓励反映现实题材，倡导创作和表演的艺术性，要求作品在多样化的前提下，具有先进文化的特质、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和美好的艺术形象。经过初赛，共选出40个作品进入复赛。10月11日至12日进行了复赛，共有19个作品进入决赛。最终，由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舞蹈系主任肖向荣，广东省舞蹈家协会专职副主席兼秘书长汪洌，广东省舞蹈家协会副主席高成明、文祯亚，星海音乐学院舞蹈学院副院长李晓燕，深圳市舞蹈家协会主席林树森，深圳市文化馆馆长刘兴范组成的决赛评委，从参赛节目的鲜活性、张力和可塑性等方面进行评审，最终评选出金、银、铜和创意奖。其中《河·流》和《行走》夺得表演金奖；《女·行》和《大漠孤鸿》夺得创作金奖。《林中灵》《红颜》《思念》获得表演银奖；《彩虹依然》《桃李同门》《弋·海》获得创作银奖。此外，《父亲》《宫》等节目获得表演铜奖，《英武少年》《我的父亲》等节目获得创作铜奖。深圳需要一个标志性舞团引领潮流深圳舞蹈一直不乏激情、创意和精品。大赛期间，评委专家们邀参加深圳市文联主办，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深圳市舞蹈家协会和38度评论承办的“深圳舞蹈发展现状与展望沙龙”，结合第九届深圳舞蹈大赛的具体表演情况，探讨深圳舞蹈界如何舞出风采、舞出风格、舞出深圳力量。会上，星海音乐学院舞蹈学院副院长李晓燕表示，此次第九届深圳舞蹈大赛决赛，让她看到深圳的舞蹈表演人才实力很强。可惜没有一个很好的专业平台，让他们得以施展。“一个舞蹈演员的培养很不容易，通常从中专本科毕业出来。如果深圳有一个比较专业的平台，能够让他们把一身本事发挥出来，那么深圳的舞蹈前景真是不可估量。希望我们能够珍惜他们，让他们走得更好。”此外，参与过三届深圳舞蹈大赛的广东省舞蹈家协会专职副主席兼秘书长汪洌坦言，深圳舞蹈现在创作上进入一个很平稳的状态。而且在深圳总能看到一些好的现代舞作品，以及好的现代舞演员。他希望深圳创意舞蹈大赛可以在这个方向上再走得大胆一点，多鼓励此类作品的出现，以期形成一种自我的风格。此外，广东省舞蹈家协会副主席高成明呼吁，深圳发展到今天亟须一个带标志性的舞团来引领整个深圳的舞蹈。“一个舞团在一个城市里存在的意义就如同‘云门舞集’在台北存在的意义一样。它可能不是放诸四海，但一定是引领着整个潮流朝着更专业、更有水准、更有质地的方向发展。”（本文配图为第九届深圳舞蹈大赛——创意舞决赛现场，主办方供图）

打造深圳音乐新品牌

近日，320多名国内外流行歌手齐聚深圳，参加“西乡乐谷杯”流行歌手大赛。作为“深圳十月音乐汇”的首个活动，“西乡乐谷杯”流行歌手大赛不仅吸引了深圳、香港、澳门、长沙、杭州等地的歌手，还吸引了韩国歌手远道而来，其中包括不少在国内各种比赛中荣获冠军、金奖的实力歌手，最终有30位选手晋级。深圳音乐新品牌诞生“深圳十月音乐汇”活动是经市委宣传部批准，由市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项基金扶持的音乐新品牌项目。今年的“深圳十月音乐汇”活动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市音乐家协会承办，举办“西乡乐谷杯”流行歌手大赛、音乐培训、制作机构邀请展、音乐人“谈词说曲”系列讲座、深圳原创作品音乐会等活动，前三项均在宝安区西乡乐谷进行，深圳原创作品音乐会在深圳大剧院上演。“深圳十月音乐汇”拟搭建一个覆盖全市、吸纳周边、辐射全国、接轨国际的声乐与器乐创作制作、演唱演奏、交流研讨、教育培训、发布推广的主流平台，起到拉动深圳音乐事业发展的龙头作用。该项目已列入2016~2020深圳音乐发展规划建议，逐年递进施行，将巩固我市在全国的音乐重镇地位。320余位歌手在深角逐“西乡乐谷杯”流行歌手大赛是针对我市多年未举办过此类赛事而特别策划设计的，大赛不设年龄、地域、职业等方面的限制，不收报名费，充分体现“来了就是深圳人”的深圳观念和开放特色。今年9月中旬开始报名，吸引了除深圳之外来自国内外的320多位专业歌手、歌唱爱好者报名，其中包括不少在国内各种比赛中荣获冠军、金奖的实力歌手。初赛共进行了两日，个人演唱在10月15日、16日，团体演唱集中在10月16日下午。经典流行曲目《丑八怪》《乌兰巴托的夜》等被众多歌手演唱，还有歌手带来自己原创曲目。深圳大学金钟音乐学院流行演唱副教授赵久峰是初赛评审，他告诉记者，选手质量远超他的预期。最终30名选手在320多人中脱颖而出，他们将在本月30日进行前10名的角逐，赢取共10万元的奖金。特色活动纷至沓来被称为“首届集体秀，惠民头啖汤”的音乐培训、制作机构邀请展是今年“深圳十月音乐汇”的一个创意亮点，该展览第一次为音乐培训和制作机构群体亮相搭建展览展示平台，分为展览和展演两个部分同场呈现。展出时间为本月28日、29日、30日，机构不收展位费，市民免费观展。音乐人“谈词说曲”系列讲座将于本月28日、29日举办，邀请了我市5位知名词曲作家——姚峰、唐跃生、赖房千、尹良、熊红分别做讲座。深圳原创作品音乐会是“深圳十月音乐汇”的重头戏，将于11月16日晚8时在深圳大剧院上演。深圳诞生过《春天的故事》《走向复兴》《迎风飘扬的旗》等唱响全国的经典作品，近年来，我市音乐人继续在原创歌曲领域深耕细作，涌现出不少优秀新作，本场原创作品音乐会从众多作品中精选了18首歌曲作为演唱曲目，演奏和演唱也全部为本土阵容。 （深圳商报记者 祁琦）

刘延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推进文艺繁荣发展

10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组委会主席刘延东在陕西延安出席艺术节开幕式。 新华社记者邵瑞摄新华社西安10月16日电 10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组委会主席刘延东出席艺术节开幕式并与文艺工作者座谈，在延安调研文化工作、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及教育卫生等领域改革发展情况。她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正确文艺方向，牢固树立为民情怀，大力推动艺术创新，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文艺精品，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作出新的贡献。刘延东指出，在红军长征胜利抵达延安80周年之际，在延安举办我国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艺术节，具有重要意义。文化部、陕西省要精心组织，努力办成一届人民满意的艺术节。她强调，老区为革命作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要加大投入，精准帮扶，让老区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刘延东在考察桥儿沟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西北局旧址时强调，革命文物是弘扬革命传统、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要统筹考虑革命文物本体保护、管理运营、展示利用、环境整治等工作，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展陈水平，充分发挥其社会教育作用。刘延东在延安大学调研时强调，作为毛泽东同志亲自命名、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要发扬光荣革命传统，围绕国家和地方发展战略需求，立足红色文化资源，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服务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在考察延安市人民医院时，她强调，要贯彻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统筹推进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构建分级诊疗制度，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建设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多措并举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更好保障老区人民健康。刘延东在与艺术家座谈时强调，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文艺工作，不断完善推进文艺繁荣发展的政策措施，为文艺工作者施展才华创造了有利条件。近年来，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潜心创作、精益求精，文艺创作生产日趋活跃，文艺气象焕然一新。希望文艺工作者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崇高艺术理想，遵循艺术发展规律，努力推出更好更多的优秀作品。

听深圳最美人声 享本土文学作品

深圳特区报讯 “半壁山房待明月，一盏清茗酬知音”……日前，由福田区宣传文体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的“声音书房”音乐下午茶诵读会，在福田文化馆·音乐主题馆再度发声，邀约邓康延、老墨家族等10位深圳知名文学大腕集结，以音乐、朗诵等形式，诠释和推广“老课本新阅读”、“儿童文学”、“诗歌”、“戏剧”等各方面文学作品。据悉，该活动是福田区宣传文体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之一，由福田区委宣传部（文体局）、福田区文联、福田区文体中心、深圳电台飞扬971、区音乐家协会、福田文化馆·音乐主题馆、区作家协会等单位联合举办。自8月7日的首场活动举办至今，已圆满完成5场“声乐书房”音乐下午茶诵读会活动。近两个月以来，“声音书房”音乐下午茶诵读会成为了福田辖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音乐下午茶”忠实听众、粉丝们，均已习惯约上三两好友，一起去福田文化馆·音乐主题馆与具有“深圳最美人声”之称的著名电台主持人苏洋、刘畅近距离接触，感受音乐与文学结合的韵味和力量。该活动以现场诵读的形式，将福田乃至深圳市的本土优秀文学作品进行再次解读，使音乐家和作家在艺术创作道路上有了完美的碰撞、结合。该活动还将分别于10月23日、30日；11月6日、13日，邀请汤奇云、南兆旭、南翔、从容、田地等深圳“文豪”大家，举办5场活动，与广大听众朋友、音乐、文学爱好者们近距离、面对面的共同享受声音、文学的魅力。（宜娣）

习近平自述：我的文学情缘

　　【编者按】　　2016年10月15日，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两周年。在那次座谈会上，总书记鲜明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吹响了推动文艺创作繁荣发展的集结号。两年来，总书记当时与文艺工作者亲切互动的感人场景历历在目；两年来，文艺战线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契机，乘势前进、变化喜人，涌现出一批优秀文艺作品。在这一刻，重温总书记讲述过的他熟读文学经典、心系文艺工作的动人往事，愈加感受到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思想力量，体会到总书记那份深深的文学情缘。　　1、 “精忠报国”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　　我看文学作品大都是在青少年时期，后来看得更多的是政治类书籍。记得我很小的时候，估计也就是五六岁，母亲带我去买书。当时，我母亲在中央党校工作。从中央党校到西苑的路上，有一家新华书店。我偷懒不想走路，母亲就背着我，到那儿买岳飞的小人书。当时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岳飞传》，一套有很多本，里面有一本是《岳母刺字》；还有一个版本是专门讲精忠报国这个故事的，母亲都给我买了。买回来之后，她就给我讲精忠报国、岳母刺字的故事。我说，把字刺上去，多疼啊！我母亲说，是疼，但心里铭记住了。“精忠报国”四个字，我从那个时候一直记到现在，它也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当年图文并茂的小人书，是很多人的启蒙书　　2 、当时能找到的文学经典我都看了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这代人自小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上山下乡的时候，我15岁。我当时想，齐家、治国、平天下还轮不到我们去做，我们现在只能做一件事，就是读书、修身。“一物不知，深以为耻”，我给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那个时候，除了劳动之外，一个是融入群众，再一个就是到处找书、看书。我们插队那时候，也是书籍的大交流。我是北京八一学校的，同去的还有清华附中、五十七中等学校的，这些学校的有些学生有点家学渊源。我们都是背着书下乡，相互之间交换着看。那个环境下，就是有这样一个爱读书的小气候。那时，我居然在乡村教师那儿也发现很多好书，像《红与黑》《战争与和平》，还有一些古时候的课本，比如清代课本、明代课本等。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文学经典，能找到的我都看了，到现在脱口而出的都是那时读到的东西。　　3、 “三言”里的很多警句我都能背下来　　“文革”时，我们家搬到中央党校住。按当时的要求，中央党校需要把书全集中在科学会堂里，负责装车的师傅都认识我，他们请我一起搬书。搬书的过程中，我就挑一部分留下来看。那段时间，我天天在那儿翻看“三言”（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编纂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其中很多警句我都能背下来。　　冯梦龙当过福建宁德的寿宁县知县。那里是福建最犄角旮旯的地方，寿宁的县委书记也被戏称为“省尾书记”。记得我在宁德工作时，早上出发，傍晚才能到寿宁。那个地方都是山路，我上山时想起了戚继光的诗，“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到了寿宁以后，我要下车但下不来了，被颠得腰肌劳损了，后来让人把我抬下来，第二天才好。冯梦龙去了那么艰苦的地方，一路翻山越岭，据说他当时走了好几个月。到寿宁以后，他写了个《寿宁待志》，当时那儿还没有县志。所以，我对冯梦龙有很深的印象，后来常常引用他的东西。　　4、 读完《怎么办？》睡光板炕炼毅力　　我年轻时看过很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上次在索契，俄罗斯电视台主持人采访我，问我读过哪些俄罗斯作品。看到我说俄罗斯作品如数家珍，他很惊讶。他说，我们俄罗斯好多人都没看过这么多。　　我们那一代人受俄罗斯经典的影响很深。看了普希金的爱情诗《叶甫盖尼·奥涅金》，后来我还去过敖德萨，看那里留下的一些诗人痕迹。我很喜欢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说英雄，谁是英雄啊？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英雄。当时，在梁家河的山沟里看这本书，那种感受很强烈。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有深度的俄国作家，托尔斯泰是最有广度的俄国作家，两相比较，我更喜欢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的三部代表作，我更喜欢的是《战争与和平》，当然《复活》给人很多心灵上的反省。我也很喜欢肖洛霍夫，他的《静静的顿河》对大时代的变革和人性的反映，确实非常深刻。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民主主义革命者，他的作品给我们不少启迪。他的《怎么办？》我是在梁家河窑洞里读的，当时在心中引起了很大震动。书的主人公拉赫美托夫，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为了磨炼意志，甚至睡在钉板床上，扎得浑身是血。那时候，我们觉得锻炼毅力就得这么炼，干脆也把褥子撤了，就睡在光板炕上。一到下雨下雪天，我们就出去摸爬滚打，下雨的时候去淋雨，下雪的时候去搓雪，在井台边洗冷水澡，都是受这本书的影响。　　俄罗斯还有一批艺术大师，像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画家列宾等。我为什么对列宾印象很深刻呢？当时，在农村还能够发现一批美术杂志，那是非常宝贵的资料，我就一本一本地看。其中，有一篇专门介绍列宾的油画《意外归来》，讲一个流放的革命志士突然回家的场景，那幅画给我深刻印象，那篇文章也写得不错。列宾《意外归来》　　5、 插队时走30里路去借《浮士德》　　德国的文艺作品比较大气恢弘，像歌德、席勒的作品。我14岁看《少年维特之烦恼》，后来看的《浮士德》。当时，《浮士德》的汉译本有三种。访问德国的时候，我跟他们讲，我演讲中提到的一些东西不是谁给我预备的材料，确实都是我自己看过的。比如，歌德的《浮士德》这本书，我是在上山下乡时，从30里外的一个知青那儿借来的。他是北京五十七中的学生，老是在我面前吹牛，说他有《浮士德》。我就去找他，说借我看看吧，我肯定还你。当时，我看了也是爱不释手。后来他等急了，一到赶集的时候，就通过别人传话，要我把书给捎回去。过了一段时间，他还是不放心，又专门走了30里路来取这本书。我说，你还真是到家门口来讨书了，那我还给你吧。《浮士德》确实不太好读，想象力很丰富。我跟默克尔总理说，也跟德国汉学家说，我当时看《浮士德》看不太明白。他们说，不要说你们了，我们德国人也不是都能看明白。我说，那看来不是因为我太笨。　　6、两次踏访海明威的写作之地　　美国的作品，我看得不多。像惠特曼的自由诗《草叶集》，再有就是马克·吐温的作品，《竞选州长》里的那个小片段给人印象深刻，还有《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我喜欢的是杰克·伦敦，像他的《海狼》《荒野的呼唤》《热爱生命》。《热爱生命》是列宁的枕边书，列宁在生命弥留之际仍请人给他朗读这本书。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对狂风和暴雨、巨浪和小船、老人和鲨鱼的描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我就想体验一下当年海明威写下那些故事时的精神世界和实地氛围。　　我去过古巴两次，第一次是在福建工作时去的。我说，我们找找海明威当年写作的那个遗址吧。后来，到了他写《老人与海》的那个栈桥边，场景和小说中的一模一样，几个黑人孩子在那儿戏水，旁边有一个酒店，这个酒店是他写作的地方。我们专门在那儿吃了一顿饭。第二次去古巴的时候，我已经是国家副主席，他们听说我想了解海明威，就带我到了城里面一个海明威经常去的酒吧。他曾经在那个酒吧里写作。海明威最爱喝的一种饮料叫“莫希托”，是用朗姆酒配薄荷叶，再加冰块和白糖制成的。《老人与海》描述的那种精神，确实是一种永恒的精神。2011年，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问古巴，特意去了海明威常去的酒吧　　7、 雨果的作品最让我感到震撼　　我青年时代就对法国文化抱有浓厚兴趣，法国的历史、哲学、文学、艺术深深吸引着我。我们年轻的时候，法国的很多书籍都翻译过来了。司汤达的《红与黑》很有影响，但对人世间的描写，还是要算巴尔扎克、莫泊桑的作品，像《人间喜剧》的影响就很大。最让我震撼的是雨果的作品，《悲惨世界》《九三年》都是以大革命为背景的。我看《悲惨世界》，读到卞福汝主教感化冉阿让那一刻，确实感到震撼。伟大的作品，就是有这样一种爆发性的震撼力量，这就是文以载道。再有，就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法国的画家有一大批，像莫奈、塞尚、德加、马奈等，音乐家有比才、德彪西等，都让我印象深刻。　　8、冯老给了我一个在正定建荣国府的理由　　冯老（冯其庸）是红学家，我跟冯老结识于正定，当时我在正定当县委书记。那个时候，《红楼梦》剧组正好要搞荣国府。当时要找依据，就是为什么在正定搞？他们没有实际的荣国府、宁国府的图，但是我找到了。在哪儿找到的呢？在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有个专家叫王璞子，是正定人，我托人从他那里找到了图。再就是请冯老给了我一个为什么在正定建荣国府的理由。见《红楼梦》剧组的时候，我说我们这儿完全有资格搞，因为曹雪芹是正定人。他们都笑了，说莫名其妙，曹雪芹怎么是正定人？我说，曹雪芹的老家是正定的，这是冯老提供的。冯老研究红学，查明了曹雪芹的身世。曹雪芹的祖先是北宋的开国大将曹彬，曹彬是真定灵寿人，真定就是现在的正定，正定府当时的范围包括河北的灵寿县，就在正定的隔壁。我就拿这个理由跟他们讲，当然也是开玩笑。我记得，我们请冯老是1983、1984年的事情，冯老那时候还英姿勃发。荣国府在习近平任正定县委书记期间修建，已经成为当地一大文化景点，吸引了众多游客　　9 、王愿坚讲的故事对我很有帮助　　1982年，我到河北正定县去工作前夕，一些熟人来为我送行，其中就有八一厂的作家、编剧王愿坚。他对我很有帮助，为什么呢？他给我讲了很多长征的故事，讲了很多老将军的故事，第一批授衔的老将军，他大部分都采访过。他当时给我讲的一个故事，让我非常有感触。王愿坚说，有一次，我去采访一位吃过草根树皮、经历过九死一生的老领导。正说着话，警卫员进来对老领导说，首长，参汤拿来了。老领导喝了一口，说凉了。小警卫员把参汤接过去，顺手就泼在了外面。王愿坚说，看到这一幕，心里很不是滋味，突然想到我们现在条件好了，“补”的东西多了，按中医的说法，人不能只补不泻，现在是该“泻一泻”了。他的意思是说，不能忘了初心啊，不能忘了打天下时的艰苦岁月，现在条件好了，要警惕脱离群众。我听了这个故事，也很有感触。联系到我们现在的反腐倡廉，为什么要这么做？王愿坚当时就说，习近平同志，我没有别的说的，就是希望你真正能够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深入到他们的生活和心灵中去，那可能对你从政很有帮助。　　文艺与从政虽然“隔行如隔山”，但是也有一些通行的规律。比如，王愿坚跟我讲到柳青。他说，柳青是一个陕西作家，1952年曾经任陕西长安县委副书记，后来辞去了县委副书记职务、保留常委职务，并定居在那儿的皇甫村，蹲点14年，他的《创业史》很多素材就是从那儿得来的。王愿坚说，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一条呢？你们这些人都是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人，柳青可以做到中央或者陕西省的一个文件发下来，他会知道他的房东老大娘是哭还是笑。如果你们对人民的心声能了解到这个程度，那对施政是不是很有帮助呢？我说，你说得太好了，我一定谨记这句话。　　10、贾大山被我“赶鸭子上架”当文化局长　　我在河北正定工作时，结识了作家贾大山。当时，河北文联的副主席林漫（又名李满天）挂职正定县委常委，是他带我去贾大山那个文化馆的。贾大山是一位热爱人民的作家，他对人民的热爱，使我很受感动。他本身就来自于群众，他不愿意做官，是我生拉硬拽让他去当县文化局局长。他说，你这真是“赶鸭子上架”啊。我说，你这个“鸭子”就变一变吧，学着上架。在我选他之前，石家庄地区文联让他去当主席。他对我说，他们让我去，我一直在犹豫，直到中午回家吃了一碗菠菜面条之后，我心中有了答案——我到了石家庄，谁给我做这碗菠菜面条呢？于是我就决定不去了。我说，好，留下来干吧。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忧国忧民情怀，“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要是说起来，贾大山有的时候显得很“天真”，如果听到一些他觉得亵渎真理的事情，他就坐不住、睡不着，就要问我为什么会这样。你给他解释清楚了，他就很高兴。贾大山和贾平凹是同时出名的，但是贾大山后来不是那么多产，也没有写长篇的东西。我曾经把他们两个人的作品放在一起看，有人把这称为“二贾研究”。　　讲到贾大山，我们俩的交往是，晚上我工作完了一般是11点以后，他到我的办公室来，或者我去他家蹭顿饭。他们家吃饭就是菠菜面条，有的时候他到街上买一只当地的“马家”卤煮鸡，还有一种叫“跑肉”，也就是野兔子肉，野兔子不是跑的嘛，做得黑乎乎的。再开一瓶正定常山香酒，大概是一两块钱一瓶。吃完之后，再来一碗菠菜面。他到我那儿来，我们开一个午餐肉罐头，也是喝一瓶常山香酒。　　　　11、文艺创作要反映真实的生活　　我和叶辛同志（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都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一辈。他讲到的一些体会和心态，像开始见到农村、农民的那种感受，我是很能理解的。他是在贵州插队，我是在陕北黄土高原。当时，我从延安坐卡车到延川县城，然后从延川坐卡车到文安驿公社，下车以后再徒步走15华里才到我那个村。这一路过去，走一步那个土就往上扬，比现在的PM2.5可难受多了。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我开玩笑说，那叫PM250。晚上出来到村里的沟边上，看到的最大平面不足100平米，看着窑洞里星星点点的煤油灯火，我当时说了一句非常不恭敬的话——这不是“山顶洞人”的生活嘛。当时对那里很不适应，有种距离感。但是，后来我就同老百姓打成一片了。我住的那个屋子有一排炕，因为就剩我一个知青了，睡的全是当地的农村孩子，虱子、跳蚤也都不分人了，咬谁都可以。晚上，我那个屋子就成了一个说古今的地方，由我主讲。最后，我发现他们有很多让我敬佩之处。我说，你别小看这一村的人，也是人才济济，给他们场合，给他们环境，都是“人物”。当时我们有这样的经历，也看到有这样的现象，这是活生生的，我觉得写这些东西才是真实的生活。梁家河的窑洞和土炕，在这里，习近平度过了知青岁月　　12、 军旅文艺工作者要有军味、战味　　我赞同阎肃同志（空政文工团一级编剧，已故）讲的“风花雪月”（阎肃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发言中说，军队文艺工作者也有“风花雪月”，但那风是“铁马秋风”、花是“战地黄花”、雪是“楼船夜雪”、月是“边关冷月”），这是强军的“风花雪月”。一提到这个词，我就想起古代的军旅诗人，有那么多荡气回肠的诗文啊。如果我们的解放军文艺工作者没有军味、没有战味，那干嘛要穿这身军装啊？我们的军旅文艺工作者要围绕强军目标，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这也是今后军队文艺工作体制机制改革的一个方向。　　王昌龄诗云：“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这就是阎肃发言中提到的“边关冷月”的苍凉和肃穆　　13 、形象塑造要全面把握人物性格　　李雪健同志（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讲得充满深情（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李雪健作了题为《用角色和观众交流》的发言，谈了塑造杨善洲、焦裕禄等典型人物电影形象的体会）。他演了很多电影、电视剧，当时演《渴望》的时候，我没怎么太在意，但看他演的宋江，我觉得把握住了这个人物；他演的《焦裕禄》《杨善洲》，两个人物都刻画得特别好，按行话讲，就是入戏了。有句话叫“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这两部戏不是那种戏说，体现出来的是真正的杨善洲、焦裕禄，他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的艺术形象塑造全面把握住了人物性格。通过雪健同志所讲的，我感受到他与塑造的人物是真正的共鸣、真正的理解。雪健同志那句话说得好，“共产党员的职业病——自找苦吃”啊。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以解放全人类为自己的崇高目标，没有个人的私利。　　李雪健塑造了众多脍炙人口的人物形象，他因“焦裕禄”获得金鸡奖、百花奖，因“杨善洲”获得中国电影华表奖　　14、 文艺作品要有质量、有特色　　文艺创作要在多样化、有质量上下功夫。当前存在一种“羊群效应”，这边搞个征婚节目，所有的地方都在搞谈恋爱、找对象的节目。看着有几十个台，但换来换去都是大同小异，感觉有点江郎才尽了。还是要搞点有质量、有特色的东西。我们有很多历史题材可以拍，不要都是凄凄惨惨的，老是说甲午战争我们被打得一塌糊涂，冯子材镇南关大捷、戚继光抗倭，这些都可以拍一拍。要开拓思路，除了戚继光、冯子材，还有其他人物和故事。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讲好故事？故事本来都是很好的，有的变成文艺作品以后，却失去了生命力。《智取威虎山》拍得还有点意思，手法变换了，年轻人爱看，特别是把现实的青年人和当时的青年人对比，讲“我奶奶的故事”，这种联系的方法是好的。实际上，我们有很多好的故事，可以演得非常鲜活，也会有票房。像《奇袭白虎团》《红灯记》《沙家浜》等，不要用“三突出”的方法拍，而是用贴近现实的、更加戏剧性的方法拍，把元素搞得活泼一点，都能拍得很精彩。　　15 、重要建筑特别是标志性建筑应当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发言：浙江美术馆已经与西湖融为一体，与环境合而为一，让西湖不仅具有了自然美，而且有了人文美，成为杭州的地标、浙江的地标，在浙江美术事业建设乃至全国的美术事业建设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意义非常重大。）　　建筑也是富有生命的东西，是凝固的诗、立体的画、贴地的音符，是一座城市的生动面孔，也是人们的共同记忆和身份凭据。我们对待建筑的新风格、新样式要包容，但是绝不能搞那些奇奇怪怪的建筑。现在，一些地方不重视城市特色风貌塑造，很多建设行为表现出对历史文化的无知和轻蔑，做了不少割断历史文脉的蠢事。我们应该注意吸收传统建筑的语言，让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建筑个性，让中国建筑长一张“中国脸”。　　浙江美术馆就建在西湖边上。2003年除夕，当时我还在浙江，美术馆建设有两个备选方案，一个是建在钱江新城，一个是建在西湖边上。有些同志认为应该建在钱江新城，我认为还是建在西湖边上好。要把西湖的自然景致与美术馆的人文韵味和谐地融为一体，这才是具有时代气息、中国气质的美。记得当时，我还跟许江同志说，浙江美术馆的建筑风格，就要跟你许江同志现在穿的这件中式衣服一样，要有中国风格。来源：中国文艺网浙江美术馆和中国美术学院的建筑充满了浓浓的“中国风”

奖给灵魂 而非修辞与观念

◎ 深圳特区报记者 孟迷鲍勃·迪伦获得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公布时，整个世界震惊了，空气中仿佛自带背景音乐，播放着他最著名的那首歌《答案在风中飘》。这是诺贝尔文学奖有史以来第一次颁给一位音乐家，但细想并不意外。鲍勃·迪伦是一位桀骜不驯、永远都在反叛的音乐诗人，他的个人创作和经历更是一个复杂难解的文化方程式。诺贝尔奖评委会给出的颁奖理由是：“鲍勃·迪伦在伟大的美国民谣传统中创造出新的诗歌表达。”与诺贝尔文学奖20年瓜葛“民谣教父”、“摇滚巨人”、“诗人歌手”、“民权代言人”、“抗议领袖”、“游吟诗人”、“反战歌者”、“叛逆者”，甚至“时代旗手”、“政治气象预报员”、“一代人的良心和代言人”……这些都是时代留给鲍勃·迪伦的称号，他所创作的很多音乐作品，都以隐晦且充满暗示性的歌词，关系政治和社会问题，因此也常常被民众拿来推崇为民权和反战运动的“圣歌”，而他本人也和诗人艾伦·金斯伯格、黑色幽默小说家约瑟夫·海勒一起被作为上世纪60年代美国文化的象征。虽有些意外，但其实鲍勃·迪伦在过去20年间曾多被坊间传闻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1996年，采访迪伦多次的英国记者约翰·鲍尔迪和美国“垮掉的一代”著名诗人艾伦·金斯伯格就要求筹建“提名迪伦小组”，他们的观点是：“丘吉尔因‘精通历史与传统的叙述艺术，同时由于他捍卫崇高的人的价值的光辉演说’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迪伦为什么不行？”金斯伯格曾公开表示：“作为美国20世纪最重要的诗人、歌手，迪伦用他的创作影响了几代人，这种强大的普世的文字力量足以让他跻身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行列。”后来，一个专门关注鲍勃·迪伦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网站被创作，名为“expecting rain”，源自他早期的一首歌《暴雨将至》。不过，由于常年陪跑未得，再加上其并不那么文学的身份，诺奖博彩网上挂着的鲍勃·迪伦页面，似乎成为了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一个善意的玩笑。跨越文学与音乐的大满贯但鲍勃·迪伦岂是能小看的。在诺奖之前，鲍勃·迪伦不仅得过格莱美终身成就奖、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还获得过普利策特别荣誉奖等。除音乐创作外，他还出写过两本书：一本是出版于1971年的超现实主义小说《塔兰图拉》，一本是2004年出版的自传《Chronicles, Vol. 1》，由他本人历时三年在打字机上亲手敲出，记录了自己生命中种种非凡的时刻——这本中文译名为《像一块滚石》的作品，还被比作是美国作家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获奖消息公布后，美国作家Sara Danils在网上表示，当我们回溯5000年前荷马和萨芙曾经写的那些美妙的诗歌文本，其实最早是为表演而作的，这和鲍勃·迪伦写的歌词其实异曲同工；我们至今仍然读荷马和萨芙，因为我们喜爱。中国著名诗人于坚感慨，本次诺奖“奖给了灵魂，没有奖给修辞或观念，将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世界厌倦了，它只是要生活，要爱，要唱歌，要忧伤。于是，鲍勃·迪伦来了。这是向垮掉的一代、向六十年代、向浪漫主义、向波西米亚、向嬉皮士、向口语一一致敬。世界醒了。”在全球，鲍勃·迪伦的音乐影响了无数音乐人，汪峰就是他的其中一个粉丝，他曾坦言，自己对着词典翻译过鲍勃·迪伦的30首歌词，他还曾用《信仰在空中飘扬》来致敬鲍勃·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就在鲍勃·迪伦获奖后，汪峰发布微博表示：“我的神，对于你来说诺贝尔奖只是时间问题。你的文字能将所有执迷的灵魂唤醒。再过几百年，你那些不朽的诗句依然会在空中飘扬……”

深港设计师用“创意”对话

展出作品“吻”系列。 （受访者供图）深圳商报记者 杜翔翔“第二届深港设计双年展”正在火热进行中，多达80项展览或工作坊，让设计师、学生尽享设计盛宴。近年来，深圳与香港的创意设计产业合作也日益密切，为了解现在两地合作的趋势和变化，记者采访了深圳室内设计师协会轮值会长王黑龙、深圳平面设计协会副会长朱德才。本届双年展较往届更成熟首届深港设计双年展曾于2014年9月至11月在深圳举行，是香港和深圳47个协会之间合作的巨大成功，成为两地设计界的盛事，超过230名香港设计师、设计学生、学术界人士和企业家参与了16个展会活动。“第二届深港设计双年展”正在进行中，本届主题为“互动双城”，有超过300名设计师参与多达80项展览或工作坊，10项交流活动遍布香港。本届双年展得到了深港设计师积极参与，其中一项活动为香港“十师+俬”和深圳“十人拾坐”，深圳室内设计师协会轮值会长、黑龙室内设计有限公司创始人王黑龙作为本项活动的深圳召集人，负责选择深圳的设计师参与，他告诉记者，本届双年展比第一届更加成熟，“在这项活动中，我有意识选择了不同专业背景的设计师参与，其中有建筑师、室内设计师、平面设计师等，他们的视野、专业背景和思考问题方式会很广泛。而我自己设计了‘吻’系列作品，是一个坐具，它可以是一个凳子，组合一起又变成了茶几，变一个地方摆放又变成床头柜，空腔可以收纳杂物，材料使用的是可以再生材料。”“双城品未”项目也是本届双年展的主推项目，王黑龙也参与其中。他说，目前已成功促成了37组深港品牌商和设计师的组合，其中，一组超现实主义的仿生小沙发“睇世界”和“猫腻”家具，是自己公司设计，香港厂家生产，谈到与香港厂家的合作，王黑龙认为是不错的体验，“我们的设计面向香港市场，所以产品要有国际化视角、有趣、便宜、体量不能大，根据厂家反馈，产品很受欢迎，有不少订货。”朱德才作为本届双年展“深港设计师明信片设计展”的深圳策展人，他告诉记者，明信片设计展邀请了深港两地的平面设计师各30名，“明信片很有趣，它通常是游客了解这个城市最早的东西，深港本土设计师通过明信片把本土景色、特色传递出去。我们还会把深港设计师做配对，把明信片寄到对方家里去，设计师之间也有互动。”深港设计合作日益密切对于深港两地在设计方面的频繁合作，朱德才认为，深港民间的合作一直都有，近几年，政府主办深港设计双年展，让它成规模地成为两年一届的常态展览，对两地设计师来说都很有利。深港两地在设计上，找到了一个对话交流点，王黑龙认为，香港国际化程度更高，设计师成长背景受到西方、现代、商业文化熏陶比较充分，他们的产品更多从商业、视角去思考；深圳是移民城市，设计师背景广泛，语言系统丰富，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更充分，两地设计相互交流，能碰撞出火花。朱德才说，从市场层面来看，设计服务市场，深港两地都面临着同样的市场问题，合作可以找到更多空间，真正解决产业对接，设计升级问题；从创作层面来看，香港商业化程度高、工作严谨的态度值得深圳学习，深圳设计师对文化传统理解更加深透，则值得香港学习。对于深港两地的设计环境，朱德才认为，深圳的市场相对大，这两年香港设计压力比深圳大，他们偏于本地市场，他们也需要走出去，包括观念、做事风格要离开香港，深圳就好像桥梁，可以连通香港与内地市场。王黑龙则认为，深圳是“设计之都”，后劲很大，自己很看好深圳设计的前景。深港设计的合作一直都有，谈到这些合作近年来的变化，王黑龙说，设计是商业化的产物，香港过去是殖民地，开放得早，上世纪90年代，香港像师傅一样，走在前面，但他们的原创性、高端创意不强。而内地的资源、教育背景、人才来源都很广泛性，深港已经处在对话和交流平台了。朱德才说，现在越来越多香港设计师在深圳开公司，做业务，深圳有好客户、设计师和良好氛围，“深港设计有很多合作机遇，如深圳的科技企业磅礴，深圳文化消费也越来越多，餐饮空间、娱乐空间等都有设计需求，能够提供消费价值的设计师，肯定会有市场，香港设计师的全球视野和务实的工作态度也适合深圳学习。”

以艺术的视角呈现沧桑巨变

【深圳商报讯】（记者 魏沛娜）记者昨日获悉，由深圳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梁宇策展的“诗意的流动——中国铁路美术作品展”将于10月13日在中国美术馆拉开帷幕。本次展览以绘画作品为主体，并结合摄影、视频和装置作品，实物和文献实时穿插其中。据了解，此次展览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铁路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广东省美术家协会、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东美术馆主办，将持续至10月23日结束。据梁宇介绍，本次铁路美术作品展，以绘画作品为主体，并结合摄影、视频和装置作品，实物和文献实时穿插其中。展览布局以时间为线索，分为“远方的记忆——蒸汽时代”、“变速的节奏——内燃时代”、“追梦的岁月——高铁时代”三个板块。展品中不乏在国际和国内已获得广泛认可的精品力作，也有为此次展览量身定做的新作。展品陈列方式在场地允许的前提下做了精心的布局，以求最大程度地展现主题。梁宇表示，这是一个与铁路有关的展览，这里的每一件展品都凝聚着创作者们深沉持久的铁路情怀；这里无论是具体的或抽象的表现风格都直接或间接地与铁路发展的昨天、今天或明天发生着关联。而这个展览又不仅仅是一个呈现铁路史实和表象的展览，展览中的图景和物像大多有着象征性的寓意，诸如信号灯寓意着方向和秩序，火车头颜色和名字的变化代表着时代的篇章……创作者对时间流逝、时代更替、价值变迁的感悟和昭示通过或真或幻的作品一一展现。“这个展览得到了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因此在筹备之初就定下了立意深远、表达时代精神的基调。日常生活中个体间的情感经历和生活体验千差万别，但过尽千帆大浪淘沙后，总有那么一些被称为时代精神、人类普遍情感的东西积淀下来，被代代传承。这样的情感因脱离了个体情绪的局限、弥补了个体记忆的偏差，因而最能触动普罗大众的情怀。”梁宇说。梁宇表示，此次展览旨在通过表现中国铁路发展所促发的社会物像、集体心像的变化，唤起人们感怀和奋进的情绪，通过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场景图像及视觉记忆，以艺术的视角呈现沧桑巨变和光辉历程。

比较文学“奥运会” 承办权花落深大

深圳特区报讯（记者 马璇）2019年国际比较文学学会（ICLA）第22届年会组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日前在深圳大学举行，会议宣布，ICLA第22届年会将由深圳大学承办，这将是在中国大陆召开的首届年会，年会举办时间为2019年7月21日至25日，共持续5天。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张隆溪介绍，国际比较文学学会（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简称ICLA）1955年成立于意大利，旨在促进国际比较文学领域的研究、交流与合作，搭建世界各国语言、文学与文化方面学术沟通的桥梁，成为推动世界比较文学事业发展的重要平台。ICLA年会为三年一度的国际型“学术沙龙式”研讨会，是一场比较文学领域的“奥运会”，至今已在亚洲、欧洲、美洲举办过21届年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曹顺庆指出，申请国际比较文学学会是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多年的一个梦想。办会选址深圳，是考虑到深圳与中国比较协会之间有着悠久而深刻的联系：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就在创办不久的深大成立；200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八届年会于深大召开；2011年，中国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会选择在深大宣告成立；201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30周年之际，深大又主办了高层次的“中国比较文学三十年与国际比较文学新格局”学术研讨会。此外，深圳城市五年内将增设40多条国际航线，交通便利。他指出，主办ICLA年会是中国比较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新阶段，更是中国比较文学能够在世界发声的重要阶段。

挖掘更多深圳本土文化资源

为进一步推进深圳的全民阅读活动，激发深圳本土作家学者的创作热情，为创建“深圳学派”奠定更为广泛的阅读基础与学习氛围，由本报《读书周刊》参与承办的第三届深圳年度十大佳著评选活动今日正式启动。据了解，“深圳十大佳著”分为虚构与诗歌类、非虚构类两种，单双年交替进行，迄今已成功举办两届，今年将评选10本由深圳作者创作的虚构类“非学术”好书，包括小说与诗歌等著作（作品仅限为成书，不收单篇文章）。从今日起开始征集，截止日期为2016年11月30日。小说诗集均可参赛作为备受深圳文坛、学界关注的年度盛事，第三届“深圳十大佳著”（虚构与诗歌类）评选活动由深圳市作家协会、福田区公共文化体育发展中心、福田区文联主办，福田区图书馆、福田区群众文化学会、深圳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深圳商报《读书周刊》承办。活动旨在着眼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培育更多文化新人，给文化福田、书香福田乃至深圳阅读与写作，注入更大的活力、生气与影响。据本次活动组委会办公室新闻发言人介绍，参加此次评选的人只要是在深圳居住、工作、生活满2年以上（含2年）的深圳作家，出版的著作是符合评选范围（2014年11月1日至2016年10月31日，从本届开始，均以一个完整的两年内出版物为评选对象）的正规出版物，即虚构类作品集（小说、诗歌）都可以参赛。但不接受单篇作品。从今日起即进入收集阶段，收集作品的单位分别是深圳市作家协会以及福田区图书馆。其中深圳相关读书组织、文学社团等有资格推选5到10部作品，直接进入初评。在收集作品的过程中，工作人员会严格按照征集信息，筛掉不符合申报条件的作品，并在正式评选前夜公布符合条件的作品数量。记者了解到，与往年相比，本届评选活动在前两届成功举办的基础上，赛事的规则制定、解读更详细，作者的作品准备更充分。组委会明确规定：参赛作品必须是2014年11月1日起至2016年10月31日止，时间的界限更清晰。作者们受到第一届“深圳十大佳著”评选活动的引导、激励，皆提前做好了报送准备工作。此外，前两届虚构、非虚构评选活动最终评选出了一批在省内外皆有影响力的小说、散文与诗歌，提升了深圳文学在全国的知名度，让更多更好的深圳作家作品走进普通读者的书斋与心灵。评委阵容更加强大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评委阵容亦有亮点。为呈现一个更为公正合理的构成，本届评委在减少三名本市评委的基础上，增加了香港及广东省评委的名额，由深圳、香港和来自广东省内的权威作家、评论家、资深编辑和读者评委四部分专家共同评审。根据该活动发展的需要和继续做大做强、走向全国的要求，本届评委还增加了全国著名专家的比例。从本届开始，除了读者评委，其他评委都是专业水平高、社会影响大的业界领袖和精英。通过这样的评委构成，以期评选结果将更权威、专业、公正、科学。本次活动组委会办公室新闻发言人表示，“深圳十大佳著”的最大特色在于它是定位于深圳本土、着眼于深圳文学好书评选的品牌，推选的是本土的年度（双年）文学好书，更接地气、更体现地方性、更具号召力，对于宣传深圳的文化形象，提升深圳的文化品位，推动深圳文化强市建设，为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建设提供文化保障和智力支持，又增添了一个强有力的文化平台。据悉，第三届“深圳十大佳著”（虚构与诗歌类）评选结果将于12月17日正式揭晓。入选作品将被授予年度“深圳十大佳著”称号，并举行颁奖典礼，进行奖励。届时还将根据具体情况颁发“年度特别推荐”或荣誉奖。 （深圳商报记者 魏沛娜）

黄永玉“人生之书” 《八年》首发

“我的文学行当——黄永玉作品汇展”在泉州开展。 ◎ 深圳特区报记者 杨媚尽管冠着“艺术大师”的头衔，黄永玉最爱的“行当”还是文学。日前，黄永玉《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第二部《八年》中卷本在福建泉州首发。在这部作品中，黄永玉以一贯的率性与幽默，将自己背井离乡到福建求学的经历细细道来。风趣讲述背井离乡的“八年”被誉为“一代鬼才”的黄永玉如今已经92岁高龄，他用手中的画笔和刻刀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他是1980年和2016年两枚生肖猴票的设计者。此外，黄永玉对文学也十分热爱，将文学视为自己最倾心的“行当”：“文学在我的生活里面是排在第一位的。”2009年，黄永玉以其一生经历为题材，开始创作长篇自传体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该书以他的故乡和他小时候经历的人和事为原型创作，体量巨大，计划由三部分组成，总字数将接近三百万字。第一部《朱雀城》主要描写了他的童年生活，第二部《八年》（分上、中、下三卷，目前出版至中卷），主要描写了1939年到1946年，主人公张序子独自离开凤凰到闽的经历，黄永玉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泉州风物人情栩栩如生地记录下来。《八年》，既是一个少年懵懂蜕变的成长史，也是一部国破家亡的痛史。黄永玉的这八年漂泊，正好与抗日战争的八年差不多重叠。即便苦难深重，黄永玉的文字仍旧率性、明朗、幽默，主人公执着不屈地在幽微中寻找光明，在苦涩中辨析温暖。在书里，你看不到悲苦、听不到怨恨，却能在风趣之中得到许多回味。在“快时代”留下“慢记忆”在首发式上，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应红说，《八年》这部小说的活力、生机和魅力，来自于黄永玉始终保持的少年心性、保有打量世界既好奇又挑剔的眼光，同时也细致展开了东南沿海和泉州一带人们的生活样貌、人情与风俗。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表示，《八年》是一部自序传和成长史，是非常罕见的、非常特殊的一个写作，好像没有整体的结构，没有非常精巧的构思，是黄老先生兴之所至、情之所属的产物。黄永玉打破了很多东西，带有特别鲜活的个人经验，将个人对历史的判断认知、传统文化和新文化的契合点都杂糅进小说中，全书随心所欲、漫不经心却又形成了精妙的布局，为我们提供了完全不一样写作手法。作家李辉说：“这是一本鲜活的书，因为它正在被书写，它还是一本及时的书，就在一个这么快的时代，有一本这么慢的回忆的书，是非常及时的。看黄永玉的书会发现一个人一直活在大时代的阴影下，还能晒自己的阳光，一个人活在当下却在写现代文学的小说，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既是“人生之书”，也是“传奇之书”《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是一部传奇之书，因为黄永玉的人生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他在战乱年代自学成才，以木刻起家，拓展至漫画、油画、国画、雕塑等，他在艺术方面勤奋、严谨、善于思索、成就非凡。虽然平生多舛，但他处世态度上却充满童稚、旷达、洒脱和奔放，他如是说：“悲伤很误时间，有人因此送掉半辈子光阴；把悲伤当成诗，那会好过点”。人生的传奇，性情的随性旷达，无不深刻影响着这部书的内容和风格。李辉认为，《八年》这个作品凝聚了作者七十年的人生经历、体验，饱含作者对这个人情世故的品味，是一部“人生之书”。除了首发式外，“我的文学行当——黄永玉作品汇展”也在泉州同时开展。该展览由“太阳下的风景”、“比我老的老头”、“罐斋二重唱”三部分组成，共展出黄永玉的文学创作手稿、文学作品插图和与文学有关的绘画书法等不同样式的作品200多件，所有作品都是围绕着文学展开，足见“文学行当”在黄永玉心中的地位。

让“创意”成为写作的一种习惯

几乎每一个写作者都有一个雄心：让自己的作品留下来，成为经典。如何做到这一点？文学理论家、耶鲁大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是这样给作家们指路的：“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赢得经典地位的原创性标志是某种陌生性，这种特性要么不可能完全被我们同化，要么有可能成为一种既定的习性而使我们熟视无睹。 ”他认为，但丁是第一种可能性的最好例子，莎士比亚则是第二种可能性的最佳榜样，充满矛盾的惠特曼则常在这一悖论的两边徘徊。事实上，当我们今天面对创意写作的时候，我们会非常自然地想到这个词：陌生性。众所周知，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所有艺术，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创造。而创意写作，正是为鼓励创造而生的。然而，当1936年爱荷华大学率先建立创意写作研究生教育时，在学界和媒体界却有很多人批评其为工业化的流水线复制作家模式。对此，爱荷华大学的回应是：“尽管我们部分同意一个普遍流行的观点，即创作是不能被教出来的，我们仍坚持相信并且在实践中也发现，天赋是可以被助长的，我们在教学过程中看到了这点。如果有人可以‘学会’拉小提琴或是弹钢琴，那么也可以‘学会’创作，尽管没有一个训练的模式可以保证他一定能做得成功。从工作坊里出来的那些校友里，有杰出的诗人、小说家和短篇小说作家，我们相信，他们带给我们的远多于他们所学到的。我们将继续寻找这个国家最有才能的学生，并且传达我们的理念，即创作不能被教出来但可以被鼓励出来。 ”在这里，我们注意到一个问题：创意写作的作用问题。“创作不能被教出来但可以被鼓励出来” ，也就是说，创意写作的目的仍然是致力于开发人的天赋。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在多个地区的高校教授创意写作，他也认为对于写作有四个关键的要素，即天赋、智力、直觉和判断力，“创意写作项目可能无法使你的天赋、智力和直觉有显著的提高，但对于一个作家判断力，比如作品优劣的问题，是可以有帮助的” 。在托宾看来，参与创意写作是具有一定的门槛的，它只能针对部分问题给出部分解决方案，也就是说先天条件要好，然后可以得到提高，但是它不能无中生有地创造作家。摆脱传统僵化的语文教学模式一直以来，在中国有一个观念：作家不是教出来的。作家都是天才，是自然生长的。古往今来，关于文学天才的记述不胜枚举。元代的辛文房就这样来描述李白：“十岁通五经，自梦笔头生花，后天才赡逸。 ”在西方，作家和诗人被称作“天才” ，他们也是天生的，靠的是天赋，或者至少天赋是成为作家的前提。莎士比亚是从剧院里成长起来的；巴尔扎克是学法律的，德莱塞中学都没毕业，他干脆被称作一个“除了天才一无所有的作家” 。但丁、莎士比亚、歌德被艾略特称为西欧文学史上的三个世界级天才。在西方，“天才”这个词汇一直与作家们联系在一起。在近现代中国开始现代式的学校教育后，传统的中文系教育不是以培养作家为目标的。中文系出身的作家也是靠天赋成长起来的。而创意写作的目的，只是为了激发天才们自身的天赋而已。那么，对于那些没有天赋成为作家的人，创意写作又能做些什么呢？中国中小学的传统写作教育，从根本上说是新闻写作教育。“记叙文”是要学会讲一个故事，这种故事一般有关真实发生的事件， 《记生活中的几件小事》《记某某某的一天》等等，事实上就是通讯写作；“议论文”则类似于新闻评论，如《老太太摔倒了无人扶之我见》等。高考作文基本上也是考这两种文体。即便是新闻写作教育，也被弄成了一种教条式的教学。高考指挥棒的“威力”是显而易见的，因而老师们向中小学生推荐的大都是《写作指南》 《作文秘笈》之类的书籍。这种书籍的最终结果只能是：把写作搞成了一种模式化的工作，这事实上仍然是科举时代的八股文的延续。著名作家陈应松跟我讲过一件事：一位中学生通过微博向他求救，说老师布置了一篇作业，要他概括一篇散文的“中心思想” ，这篇散文正是陈应松的作品。陈应松看后回答说：没有什么“中心思想” 。中学生不信，苦苦相求。他无奈地说：我也不知道“中心思想”是什么，你自己试试吧，也许你比我概括得更好。的确如此，对于所谓的“中心思想” ，中学生们也许比作家本人概括得更好。在中小学，语文课堂上干得最多的事，就是归纳“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 ，以这种方式来指导学生理解一篇文章。我们几代人都是从这样的语文课上成长起来的。因而当自己写作的时候，自然也有明确的“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 。由此可见，中国中小学的语文教育，更多的是逻辑思维教育，而缺少形象思维教育。即便是逻辑思维教育，也缺少批判性的思维，对课本上的所有作品，都只是顶礼膜拜，尽力寻找它的好处，而不是批判它的缺陷。似乎所有的课本作品都是尽善尽美的，学生只需要背诵，只需要模仿。创造性就是这样被扼杀掉的。对写作稍有经验的人都知道，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没有什么所谓的“中心思想” 。对于优秀的文学作品，读者都可以结合自身的经历来完成阅读体验。作家完成创作后也只是完成了作品的一半，而另一半则是由读者来完成，这就是所谓的“读者的再创作” ，故而莎士比亚说“一千个人的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文学的魅力正在于此，所以千百年来，无数的“红学家”从不同角度去研究《红楼梦》 ，仍然没有得出什么“中心思想” ，他们仍在各执一词，争论不休。很显然，有明确指向的创作不是真正的文学创作，只是论文、新闻或者其他实用性作品。正是因为这种原因，学生到了大学之后，仍然只会那些八股式的写作。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创意写作如何帮助普通人在传统的僵化的语文教学模式下摆脱出来，这才是一个新的课题。唤醒普通人沉睡的写作能力就创意写作教学活动而言，归纳起来，目前中国各大学有三种目标：一是培养传统的作家，尤其是严肃文学作家；二是培养市场化写作人才，这种写作包括类型文学写作、广告方案写作等商业性写作；三是培养普通人的一般性写作能力。以培养传统作家为己任的大学致力于内容的创意、思想的创意；以培养市场化写作人才为目标的大学则致力于形式的创意；而对于以培养普通人的写作能力为目标的大学而言，则显得有些尴尬，因为现在的大学生都不会写作了。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我们不得不一再降低我们的教学标准。我们不光要还中小学教育对学生们欠下的债，甚至还要花很大一部分力气先去纠偏。于是尴尬就在于：我们需要在内容与形式上同时着力，又面临着学生在这两方面基础的欠缺。在教学过程中，我们的教学对象有三个最突出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阅读量的匮乏。功利化的社会背景下，大家要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要的是那些“有用”的东西，学生们天天忙着拿学分、拿各种各样的证书。他们居然绝大部分连中国的古典“四大名著”都没有读过，更遑论那些林林总总的外国名著了。第二个问题是认知的偏差。这种偏差通常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写作是作家的事情，他们不需要学会写作；二是把写作当作应用写作，认为只需要掌握各种文体的格式就可以了。所以很多人写演讲稿时，充满全篇的就是成语、名人名言以及说教。第三个问题是不热爱写作。写作最基本的功能之一就是交流，这样一个时代，交流的方式太多太便捷了。我们可以用声音、图像甚至视频来取代文字。文字似乎成了一个多余的东西，谈恋爱也不需要写情书了。难道写作真的只是作家们才能具备的能力吗？我们回到写作的主体——作者的身上来思考这个问题，才发现普通人并非没有这些能力，而是他们的能力都沉睡了。我们需要的，只是唤醒。第一，唤醒感官。写作者的第一个能力，就是感知世界的能力。事实上，人类天然具备这种能力。我们能看到各种事物，能够听到各种声音，闻到各种味道，甚至还能感受那些五官不能及的世界。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这些东西都被抹杀掉了。在教学实践活动中，我们发现，学生大多只会用眼睛和耳朵这两个感官，其他的感官被忽略被忘记了。当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写下“我听见花儿在唱歌” ，却被老师批评的时候，他们的其他感官就在逐渐被封闭。而当我们在课堂上，重新唤起他们的这些感官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的面前顿时豁然开朗。第二，唤醒经验。经常有“70后”的作家对我说，我非常羡慕你，有那么丰富的人生经历，吃过那么多的苦头。我会这样回应他们：你以为我愿意啊。事实上，对于文学来说，没有哪种经历更有厚度或更有价值，关键是你从那些经历中得到了什么。所以古往今来的文学大家们职业不同，生活经历不同，却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文学殿堂中的重要一员。普通的写作者常常不知道怎样来处理自己的生活经验。他们的经验都在沉睡。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所有的创作都最终来自经验，虚构、想象也不例外。第三，唤醒内心。创意写作的关键是陌生性。对于陌生性而言，没有什么比人类更有优势了。自从有人类以来，在这个星球上生活过的人多得无法统计，但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在哲学家莱布尼茨看来，“每一个生命体都是一个单子，每一个单子都以自己的方式思考着生命” 。从这种意义上说，陌生性就在创作的主体身上。我们除了面对这个纷繁芜杂的外在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无比深邃无比独特的内心世界。因而，唤醒内心是普通写作者需要面对的另一样工作。当然，关于普通人的创意写作，可说的还很多，在此不一一论述了。近些年来，中国的大学越来越关注创意写作，开始引入创意写作的越来越多。但是大部分人的目光都盯在那些有天赋、有可能成为作家的人身上。事实上，大众的创意写作，才是创意写作的基础。在美国，创意写作已经进入中小学。对于大众而言，创意写作的真正目标，是要消灭“创意”两个字。因为“创意” ，本来就是写作的应有之意。让“创意”成为写作的一种习惯，这才是我们最终想要的结果。相关链接全国创意写作大会关注文学教育新话题本报讯（记者 金涛） 9月24日，全国创意写作大会在京召开，来自高校的专家与活跃在创作一线的作家汇聚一堂，探讨“创意写作”的现状与未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校设立“写作中心”“创意写作专业”以及“驻校作家”等文学教育新体系，带来高校文学教育从“文学史认知”“文学理论教授”到“创作实践”“服务社会”的渐变。从2009年国内第一家创意写作研究中心在上海大学成立到现在，短短的几年内，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同济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以及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安徽、陕西、四川、重庆、黑龙江、吉林、广西、湖北等地逾百所高校均已开设创意写作课程。随着中国创意写作学科的稳步发展，“中文系的教学目标是不是培养作家”“作家能不能教”等最初饱受争议的话题已经不是问题，如何打通创意写作上下游的联系从而使创意写作服务于文化产业和公共文化，如何建设有中国气派的创意写作体系，如何进行创意成果的转化，如何与国际创意写作文化接轨等实践性问题成为当前热点。本次活动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文艺报社、上海大学中国创意写作中心共同主办。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何建明出席大会并讲话， 《文艺报》总编梁鸿鹰主持会议。大会期间，中国创意写作领军人物、上海大学创意写作中心执行主任葛红兵和50多位高校教师、评论家、青年作家一起，围绕“传统写作与创意写作的融合”“影像时代的中国创意写作”“创意写作与中国文学国际影响力”等议题展开研讨，提出了很多有益的见解和学术研究方向。来源：中国艺术报

七名深圳诗人 获全国鲁藜诗歌奖

【深圳商报讯】（记者 苏兵 通讯员 李智杰）第九届全国群众文学诗歌创作论坛暨天津市第二十五届“东丽杯”全国鲁藜诗歌评选颁奖会近日在天津举行。郭金牛、吴再、虞晓翔（阿翔）、蒋桂华（柴画）、姜二嫚、姜馨贺及张伟彬等7名深圳诗人分别荣获“东丽杯”全国鲁藜诗歌奖一等奖、三等奖、新人新作奖及优秀奖。“东丽杯”群众文学评选活动是全国首批公共文化示范项目和全国群众文学第一品牌。第二十五届“东丽杯”全国鲁藜诗歌评选活动自今年3月启动以来，共收到千余件参赛作品。诗人郭金牛以诗集《纸上还乡》获得一等奖，其诗作曾被翻译成德、英、荷兰、捷克等多种语言。诗作《纸上还乡》曾参加捷克国际书展、上海书展等，2015年参加第46届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并曾多次获国内外诗歌奖。